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class="reference-link">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一　中共组党的酝酿及其创建" class="reference-link">一　中共组党的酝酿及其创建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其最初的影响可能并不大，但随着历史的演进，其重要性却日渐凸显，并且真正成为影响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大事件。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主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压迫的工人阶级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争取自身权益，进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理论，不过，中国在19世纪中叶刚刚被列强以武力打开大门，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很有限，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也很有限。目前所知，1899年由李提摩太据英国人企德著《社会进化》编译而成的《大同学》，初浅提到了马克思及其学说，并将马克思称为“百工领袖”。因此《大同学》在《万国公报》的连载，可以认为是马克思最早被介绍到中国的开端⁽¹⁴⁹⁾。20世纪初，国人有感于国家危机而纷求救国之道，各种西方学说均成为国人关注介绍的对象，其中经由留日学生通过日文译本和日文著作而引介的马克思学说，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重要渠道。1902年，戊戌维新失败后避难日本的梁启超发表了《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其中称麦喀士（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之泰斗，开中国人介绍马克思之先河。后来他又发表过不止一篇文章，介绍马克思的学说，反映出他对新知的敏感。此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及其基本观点——唯物论、辩证法、阶级斗争、共产主义等等，均陆续被介绍到国内，为国人所知。但此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尚不发达，工人阶级仍在成长，马克思的学说被介绍到中国后，主要是作为学理探讨的对象而非斗争实践的指南。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派，在从事民族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曾经对马克思主义有兴趣，也介绍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朱执信、戴季陶等），尤其是在如何改善民生方面，他们因为有欧美各国的生活经历，目睹了资本主义之弊端，因而亦较易受到马克思学说的影响。但他们了解与接受的马克思学说，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有相当的距离，尤其是他们始终主张实行西式民主，反对阶级斗争，从而基本上仍可归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理论走向实践的过程，得益于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及其影响，中国民众因巴黎和会外交失败而对西方列强的普遍失望与拒斥心理，服膺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宣传鼓动等等，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创造了契机。

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得其助力仍在发展，各种宣传新文化的报刊数量增加不少，但其主导趋向却有了明显的变化，对马克思学说的介绍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蔚为潮流。除了《新青年》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之外，其他一些杂志（如《每周评论》、《国民》、《建设》等）和报纸（如《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时事新报》副刊等）都有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专文以至专栏。以1920年出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为标志，马克思主义著作纷纷被译介出版，更扩大了其影响。当然，在百家争鸣的环境下，也有不少其他各派的学说被介绍进中国，由于各派学说纷呈，其间还引发了数次激烈的论战，马克思主义学说通过这样的论战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¹⁵⁰⁾。

中共成立的阶级基础被定义为工人阶级。经过民国创立的推动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发展，中国的现代经济到20世纪20年代已经较前有了一定的进步，与此相对应的是工人阶级的成长。五四运动标志着工人阶级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其后各地的工人罢工运动时有发生，其中也包括一些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干政的政治性罢工，以及一些知识分子在工人中的政治性鼓动与组织。但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毕竟还比较弱小，政治诉求的表达与组织程度仍然远远不够成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在工人中的影响仍然不大，作为中共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此时多半还是理论上的基础而非实际中的基础。中共的建党活动主要还是由一部分知识分子经由马克思主义熏陶后，在苏俄革命影响下的组织实践。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俄国爆发革命，推翻沙皇政府，成立了由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实即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在国家政权层面进入实践过程。俄国革命的消息传至中国，在部分知识分子中引起热烈反响。李大钊撰文，鼓吹“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不独是俄罗斯人心变动的显兆，实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枫叶罢了。Bolshevism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所以，Bolshevism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为此，李大钊充满激情地欢呼：“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¹⁵¹⁾1919年，李大钊连续在《新青年》第6卷第5、第6号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认为“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马克思主义’既然随着这世界的大变动，惹动了世人的注意，自然也招了很多的误解”。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作了系统的阐释，并强调了阶级斗争的意义。李大钊的言论，反映了当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也是他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历程中所走过的共同道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也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代表性人物陈独秀，曾经专门阐释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为什么能讲社会主义？应讲何种社会主义？他的回答是：“在生产方面废除了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在分配方面废除了剩余价值，才可以救济现代经济的危机及社会不安的状况。这就是我们所以要讲社会主义之动机”；“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底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底必要”；“只有俄国底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是马格斯主义。”他的结论是：“我以为中国底改造与存在，大部分都要靠国际社会主义的运动帮忙，这是不容讳饰的了；国内的资本阶级虽尚幼稚，而外国资本主义底压迫是人人都知道的，因此阶级战争的观念是中国人应该发达的了；再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有产阶级的政治家政客底腐败而且无能和代议制度底信用，民主政治及议会政策在中国比在欧美更格外破产了；所以中国若是采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家社会主义，不过多多加给腐败贪污的官僚政客以作恶的机会罢了。”⁽¹⁵²⁾

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以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的名义，发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北方与南方政府宣言》（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中俄间所订之一切密约与协约，放弃帝俄在华所有特权及租界、庚子赔款，将中东铁路及其附属产业无偿归还中国，并希望与中国就此进行谈判。次年9月27日，苏俄政府又由加拉罕署名发出《致北京政府外交总长函》（中译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政府宣言》，即第二次对华宣言），重申上年声明的主要内容，并向中国政府提议磋商废除旧约事宜，在双方完全平等与互相尊重主权完整的基础上缔结新约，建立外交关系⁽¹⁵³⁾。苏俄二次对华宣言，虽然实际上对旧俄在华利益（如中东路）仍有坚持，但毕竟公开表示放弃旧俄在华特权，显示出与列强在巴黎和会的对华压迫态度非常不同的姿态⁽¹⁵⁴⁾，得到了当时中国社会舆论的广泛好评，为苏俄扩大在华影响添了分，也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在华的传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对十月革命、苏俄影响及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共产党成立之间关系的形象表达。

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分子的组织活动，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理论传播进入具体实践有了现实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实践过程的发端及其组织保证——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则为水到渠成之事。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前，各地已有不少以共产党或共产主义小组名义出现的、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组成的共产主义团体。在这些团体联合组建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革命成功之后正在广泛寻求盟友的苏俄给予了大力支持。1920年春，俄共（布）中央远东局外事处派维经斯基（中文名吴廷康）来华⁽¹⁵⁵⁾，寻求与中国革命者建立联系，并探讨建党的可能性。维经斯基来华后，在北京和上海“同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袖都建立了联系”，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同年8月，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设立东方民族处，下属机构设置包括了中国科。1921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成立，负责指导中国革命运动，并在出版与宣传方面做了许多实际工作，在中国进一步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¹⁵⁶⁾。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受命抵达上海，帮助中共的建党工作⁽¹⁵⁷⁾。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写道：建党“将大大有利于我们的工作。同志们那些为数不多而分散的小组将会联合起来。此后就可以开始集中统一的工作了”；“也许过上一年就能形成一个真正组织完善的政党”⁽¹⁵⁸⁾。

1921年7月23日，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三号（现兴业路七十六号）秘密举行。出席此次大会的有各地共产党或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日本的周佛海，陈独秀的代表包惠僧，以及马林和尼科尔斯基。陈独秀时在广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李大钊在北大任图书馆主任，两人均因公务繁忙无法脱身而没有出席。7月30日晚，开会地点突遭租界巡捕的搜查。31日，会议转移到距上海不远的沪杭铁路线上的江南小城——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进行并在此结束⁽¹⁵⁹⁾。

中共“一大”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组织上完成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并为新生的中共规划长远纲领和近期工作。大会听取了各地代表对组党活动情况的报告，并讨论了国内形势和中共成立后的任务及组织等问题。有代表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发展还不够，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范围也不广，因此，中共成立后应该着重宣传与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再以此动员工人群众，为此，中共更适合成为公开的、合法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更多的代表则认为，共产党应该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斗争目标，为此就要积极领导和参加工人运动，不能以合法和公开作为建党后的目标。在此讨论的基础上，有代表认为，共产党员可以参加选举，当议员做官，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也有代表反对这样的意见，认为是放弃革命原则，对资产阶级有幻想。与此相对应，有代表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坚定立场，与其他党派斗争，南北政府皆为一丘之貉，另有代表认为，孙中山的南方政府比北京政府进步，应该支持孙中山，并在行动上与其他党派合作，以反对共同的敌人。马林在会上介绍了列宁关于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应与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相结合的理论，但并没有为多数代表所接受，“清楚地反映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左倾思潮对中国的强烈影响”⁽¹⁶⁰⁾。经过激烈的讨论和争论，中共“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宣示中共将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私有制；《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提出中共当时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灌输阶级斗争精神，不使工会成为其他党派的傀儡及执行其他的政治路线；一切宣传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的监督，不得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党中央应每月向第三（共产）国际报告工作⁽¹⁶¹⁾。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为中共中央局成员，陈独秀为书记，组成中共领导机关。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是完全新式的、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理论走向实践的发端，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共服膺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张通过阶级斗争的方法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具有和当时中国其他党派所不同的阶级基础、理论指导与行动指南。中共的成立，也是学习苏俄革命经验并得到苏俄帮助指导的结果。中共既与苏俄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密切的思想、组织联系，则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也不能不受到苏俄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影响，其间既有成功的经验，亦有失败的教训，诚足为后人总结。中共成立之时，人数不多，实力弱小，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中尚不引人注意，但以后的历史发展表明，中共的成立对近代中国所走的历史道路发生了关键性的影响，因此，毛泽东其后有论：“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¹⁶²⁾

二　中共成立初期的革命活动" class="reference-link">二　中共成立初期的革命活动

中共成立之初，就与当时国内的其他党派有了明显的区别，表现为具有坚定的革命性和工作的实干性。但是，在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及国内局势的认识和判断方面，中共成立之初也有脱离国情实际的方面，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深不透，忽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引起的民族矛盾和革命的阶段性，强调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阶级矛盾，并以此为根据大力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提出的革命纲领和革命任务都有不能切合实际之处，也不能更好地争取同盟军。作为初生的革命党，中共建党之初在理论和实际方面的幼稚不足之处是难以避免的，他们只能在今后的实践中，“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¹⁶³⁾。

中共成立初期革命活动的重要方面，就是领导工人运动，争取工人利益，表现出自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中共提出，成立第一年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各区必须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其余的工会也须有切实的联络”；同时“以全力组织全国铁道工会”。1922年6月，中共组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共产党合法的公开的劳动运动”⁽¹⁶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设在上海（1922年7月，劳动组合书记部被租界工部局查封，8月迁至北京），是有严密领导的工人组织，与当时许多有名无实的工会大为不同。张特立（国焘）、邓中夏先后任主任，下设北方分部（北京），负责人罗章龙；武汉分部（汉口），负责人包惠僧；湖南分部（长沙），负责人毛泽东；广东分部（广州），负责人谭平山；山东支部（济南，后合并于北方分部），负责人王瑞俊（尽美）。总部迁北京后，另设上海分部，负责人袁大时。后来为全国铁路总工会所管辖的全国各铁路工会，亦包括在内⁽¹⁶⁵⁾。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一些工人较多的城市陆续成立了工会组织。除此之外，中共还领导在各地创办了许多工人学校，对工人进行教育和宣传活动⁽¹⁶⁶⁾。

从1922年初至1923年2月“二七”大罢工被镇压，主要是在中共的领导下，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最初的高潮，其间有三十余万工人参加了一百多次罢工，主要集中在上海、武汉、广州等大都市的工厂和湖南、湖北等省的铁路和矿山。其中规模和影响较大者，如1922年1月到3月的香港海员罢工，8月北京长辛店京汉路罢工，9月湖南安源煤矿罢工，10月京奉路山海关铁工厂和唐山制造厂罢工等工人罢工斗争，要求提高经济待遇并获得一定的政治待遇，均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¹⁶⁷⁾。通过组织与领导罢工，中共不仅在工人中开始建立自己的队伍与影响力，而且锻炼了从事实际斗争的能力，表现出中共的组织力、动员力、奋斗精神、勤于实干等等，也为其后中共在国共合作发起的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中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加强和统一对工人运动的领导，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于1922年5月1日至6日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162人，代表十二个城市一百多个工会的二十余万会员。出席会议的代表成分非常复杂，既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又有其他党派及各色人等。不过，中共基本主导了此次会议，中共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和“八小时工作制”、“罢工援助案”、“工会组织原则案”等都被通过。会议通过的“在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承认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案”，实际为中共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掌握工运领导权创造了条件。

第一次劳动大会闭幕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还发起了劳动立法运动。根据劳动组合书记部自拟的《劳动法大纲》，其主要内容为：政府承认工人集会结社、同盟罢工、缔结团体契约、八小时工作制、接受教育等权利，增加工人工资，改良工人待遇等⁽¹⁶⁸⁾。虽然这个《劳动法大纲》未能提上北京国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但其公开提出和在工人中的宣传运用，成了工人据以要求保护及提高自身权益的参照与目标，为工人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

1922年8月，劳动组合书记部迁到北京，正值吴佩孚为了凸显个人地位而高唱“保护劳工”，为北方工人运动的发展提供了特殊的契机。1922年6月，吴佩孚通过其政务处长、李大钊早年的同学白坚武，约请李大钊在保定晤谈。其后吴佩孚在公开通电中提出四大主张，包括了“保护劳工”。为了控制铁路带来的经济利益，吴佩孚企图排挤一直把持铁路的旧交通系势力，而李大钊则通过白坚武，向北京政府交通总长高恩洪建议，在每条铁路设立密查员。得到同意后，李大钊推荐共产党员担任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太、津浦等主要铁路干线的密查员，在密查交通系职员劣迹的名义下，大大推动了北方地区尤其是铁路系统的工人运动⁽¹⁶⁹⁾。

中共成立初期革命活动的又一重要方面，是寻求革命同盟军，以更好地发展壮大自身力量。而寻求同盟军，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对革命性质、革命基础和革命对象等问题的认识，也就是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有如毛泽东的名言：“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¹⁷⁰⁾

中共成立后，在革命实践中认识到中国国情与他国相比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所在，尤其是在对中国国情特殊性方面的认识，有了迅速的提高。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共中央对于时局的主张》，具体分析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状况，明确提出中国还没有“脱离国际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压迫的痛苦”，中国是“半独立的封建国家”。由此出发，中国首先需要完成的是民族民主革命，而非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现实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而非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阶级和阶层都是革命依靠的基础和联络的力量，统一战线的战略和策略开始提上革命的日程。“在无产阶级未能获得政权以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¹⁷¹⁾。

正是因为对中国国情特殊性认识的提高，中共据此开始有了革命阶段论的构想。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提出了中共当时应当采取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决议案认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之下，在中国的无产阶级现状之下，我们认定民主的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于无产阶级也是有利益的。因此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决议案强调：“无产阶级一方面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因为民主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一方面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决议案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实施计划和步骤：先邀请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在适当的地点开会商讨建立联合战线问题；使倾向共产主义的激进民主派组成“左派联盟”；再与工、农、商、学、妇女、法律、新闻各界群众团体建立联系，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¹⁷²⁾。由此可知，中共成立不过一年的时间，已经通过对中国国情特殊性认识的提高，构想了统一战线的革命战略与策略，从而为寻求革命同盟军，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尽管有了对中国国情特殊性及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必要性的认识，但是，如何在实践中建立统一战线，仍然是中共面临的难题。谁是我们的敌人已然基本明确，但谁是我们的朋友，却因为政治形势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远非认定敌人那般清晰。中共成立初期，在选择统战对象也就是自己的朋友方面，孙中山、吴佩孚、陈炯明都曾被考虑，而吴佩孚和陈炯明更因其所处的地位和一时的表现，曾经一度成为中共统战的重要对象。

陈炯明曾经在五四运动后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者”，提倡新文化和新思想。在他驻留闽南期间，会见过苏俄政府的使节。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马林1921年都曾在广州会见过陈炯明，并对他抱有好感。据少共国际代表达林的回忆，当时到过广州的一些苏俄人士，对孙中山反有恶感，“好感完全在陈炯明方面”⁽¹⁷³⁾。陈炯明在广东当政后，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和统治基础，曾经允许共产党人公开活动，从事工农运动，使得部分中共党人也对陈抱有好感。1920年12月，陈炯明以广东省长的身份邀请陈独秀到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1921年8月，他又聘共产党人彭湃为海丰县劝学所所长（后改为教育局局长），并允许他在海丰试办农会，试行减租运动。与此同时，陈炯明还资助中共党员谭平山等编辑出版广东党组织机关报《广东群报》。但是，随着中共与孙中山接触的增多，孙中山和国民党成为中共统战的主要目标，而孙中山与陈炯明的矛盾则不断发展，中共与陈炯明的关系随之转趋冷淡。1922年6月陈炯明与孙中山决裂后，中共与陈的关系也告终结。

中共与吴佩孚的关系，更多来自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推动。为了争取盟友、拓展外交、改变自身在远东国际关系中的孤立地位，苏俄一度颇为看好吴佩孚，认为“开展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而可以合作的人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他们认为孙中山是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家。他们同意支持吴佩孚”⁽¹⁷⁴⁾。维经斯基于1920年4月首次来华后，“决定联合吴佩孚，发动民主运动”⁽¹⁷⁵⁾。10月间，他还专程到洛阳访问了吴佩孚的亲信幕僚白坚武，讨论中国的政治形势，白认为，“俄之组织统系可为鉴也”⁽¹⁷⁶⁾。维经斯基则认为，吴佩孚是中国政治的主要人物，掌握着军队和财政，“俄国在远东问题上与吴的一致性是中国和苏俄之间签订军事政治协议的出发点”⁽¹⁷⁷⁾。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直系完全控制了北京政府，苏俄对吴佩孚更为看重，高度评价吴的作用，“多次讨论联合吴佩孚的方针”⁽¹⁷⁸⁾，希望通过和吴佩孚的合作，恢复并稳定中苏关系，实现苏俄的国家利益。“最初苏俄外交是面向吴佩孚的，把他看作是最强大的和比较‘进步的’军事领导人。与这个指导思想相适应，也向中共提出了同吴佩孚合作的方针。同时努力争取实现孙逸仙同吴佩孚的合作，这种合作应该导致在北京建立一个新的对苏俄友好的联合政府”⁽¹⁷⁹⁾。苏俄与共产国际的联吴政策当然会影响到中共。中共“二大”宣言认为吴佩孚“是一个较进步的军阀”，“因为吴佩孚所主张废督裁兵如果实现的统一，是与中国资产阶级以极大的利益而易于发展，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是极不利的”⁽¹⁸⁰⁾。中共也因此一度采取联吴政策，具体表现为中共北方党组织通过与吴佩孚的合作而推动了北方的工人运动。但是，随着苏俄与吴佩孚关系的起伏，苏俄逐渐开始倾向于和孙中山而非吴佩孚合作，如越飞在1923年1月所言：“如果我们不得不在吴佩孚与孙逸仙之间作出抉择的话，那么无疑我们要选择后者。”⁽¹⁸¹⁾中共也随之改变了对吴佩孚的策略。1923年2月，吴佩孚以武力镇压京汉铁路工人罢工，表现出其军阀本质和倡言“保护劳工”口号的虚伪，成为中共大力主张的反帝反军阀革命的对象，中共与吴佩孚的接触也由此而基本告终。

经由对陈炯明和吴佩孚统战工作的无果而终，中共寻求革命同盟军的统战对象日渐向孙中山和国民党倾斜，并最终形成为国共两党联手的革命统一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