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西南军阀的归附与分化" class="reference-link">第六节　西南军阀的归附与分化

一　泸州、顺庆起义" class="reference-link">一　泸州、顺庆起义

国民党四川临时省党部原为西山会议派掌握。1926年2月，国民党中常会批准吴玉章提议，决定进行改组⁽³²³⁾。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批准在重庆成立地方委员会，以杨闇公为书记。3月，吴玉章回到重庆，临时省党部改组工作完成，以杨闇公、李筱亭、邓劼刚为常务委员。在全部执行委员中，除两名左派外，其余均为共产党员。由于该党部在重庆莲花池办公，因此被称为莲花池省党部；西山会议派分子石青阳等另行树帜，成立四川特别临时党部，在中营街总土地办公，被称为总土地省党部。

1926年4月，中共重庆地委开始在川军中进行工作。同年7月12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军事运动决议案》提出，在民主革命中，中共“应该参加武装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的武装势力”⁽³²⁴⁾。会后，吴玉章、刘伯承来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提出发动部分川军起义，建立左派武装的初步设想。8月3日，中共重庆地委致函中共中央，报告四川军阀动态和军事工作情况。同月23日，中共中央复信重庆地委，同意发动四川军阀倒戈，借以“分裂军阀的势力”，“加速军阀政治之崩坏”，但又指出，不可希望过高，过于信赖，应借此机会扩大民众运动，插入军队中从事政治宣传，在旧军队势力中培养新的力量。中共中央同时提出：“我们自然很希望川中发生一个左派队伍。”⁽³²⁵⁾此际，重庆地委对川军的策动已有成效。9月10日，地委委员童庸生专程赴沪，报告中共党员秦汉三、黄慕颜所掌握的武装和袁品文等左倾队伍的情况，提出争取广东政府的政治力量，集中左倾军队，在顺庆（今南充）起义的初步计划。中共中央同意这一计划，认为“有造成自己的一种局面的可能”⁽³²⁶⁾。其后，重庆地委即派出三十余人，深入川军工作。　

吴玉章、刘伯承在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后，即前往广州。8月21日，吴玉章在国民党中常会上提出，应仿照湖北之例，组织四川特务委员会，从事支援北伐及策动川军等工作⁽³²⁷⁾。吴玉章当时的想法是：在四川建立自己的军队，或策动一部分川军起义，推动四川军阀易帜，必要时带领起义军会师武汉，或拉到川、陕、鄂边境，北出西安，接应冯玉祥的军队，配合北伐⁽³²⁸⁾。同日，政治委员会根据吴玉章函请，任命李筱亭、刘伯承、吴玉章为特务委员会委员⁽³²⁹⁾。10月，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又根据吴玉章建议，任命刘伯承为国民党中央特派员，全面负责四川的军事运动。

在深入川军进行工作的基础上，杨闇公于9月28日以莲花池省党部名义召开军事会议，确定在顺庆和泸州发动起义。会议推举刘伯承为国民革命军各路总指挥，以黄慕颜为副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11月中旬，重庆地委成立了以杨闇公为书记，朱德，刘伯承为委员的军事委员会。军委经多次研究，确定由驻防顺庆、合川的三个旅首先发动，驻防泸州的两个旅响应，到川北汇合，组建成军，策应武汉或西北国民军。其后，刘伯承即前往合川，对黄慕颜部作具体部署，确定于12月5日起义。11月25日，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重庆开幕，至12月4日闭幕。杨闇公、刘伯承分别在会上作了政治、军事报告。会议选举杨闇公、朱玉阶（朱德）等九人为执行委员，共产党员仍占多数。

就在代表大会进行期间，起义被迫提前爆发。

泸州、顺庆都是军阀赖心辉的地盘，当地驻军有第二混成旅李章甫、第四混成旅袁品文、第十混成旅陈兰亭等部。其中，李章甫是赖心辉的心腹，袁品文积极准备起义，陈兰亭则左倾。赖心辉对袁、陈的情况已经察觉，计划将袁品文旅调防江津，使之与陈兰亭旅隔离，然后分而治之。袁品文了解到这一情况，决心提前发动起义。12月1日，袁品文与陈兰亭合作，借军士训练学校毕业典礼之机，捕杀李章甫，派兵进攻驻泸各部。2日，起义军占领泸州，陈兰亭、袁品文通电就任国民革命军川军第四、第五路司令。

顺庆驻军为第五师何光烈部，下辖秦汉三、杜伯乾等三个旅。秦、杜原拟12月5日趁何光烈举行例行检阅时将其生擒，但何事前得悉，取消检阅，通知各军官于12月3日午后到师部紧急会议，企图将秦、杜等一网打尽。当日午后4时，秦汉三、杜伯乾率部进攻何光烈的师部，击溃其卫队，于4日占领顺庆。何光烈纵火烧城，乘机潜逃。8日，秦、杜二人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川军第二、第三路司令，宣言赞扬孙中山“确定‘联俄'、‘容共'、‘拥护农工'三大政策”等功绩，表示服从国民政府、中央党部和四川省党部⁽³³⁰⁾。

顺庆起义的第二天，秦汉三、杜伯乾即急电莲花池临时省党部报告，同时催促合川黄慕颜部来顺庆汇合。12月5日，黄部起义。其间，刘伯承兼程赶到合川，率领黄部于9日到达顺庆，与当地起义部队汇合。10日，召开誓师大会暨军民联欢会，宣布成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刘伯承就任总指挥，黄慕颜为副指挥。

四川军阀这时虽然正竭力向广州国民政府“输诚”，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不能容忍川军发生内变。12月8日，邓锡侯命驻广安的川军第一师师长罗泽洲、驻遂宁的边防军总司令李家钰“刻日戡定”。起义军和罗泽洲等部相比，兵力和装备都处于劣势。13日，刘伯承决定撤出顺庆，东进攻击军阀刘存厚部，按预定计划向川陕边境发展。但是，杨闇公送来密信，声称已严令泸州起义部队火速到顺庆汇合；秦、杜两部又恋乡恋家，力主坚守。15日，双方激战。李家钰借秦部某连倒戈之机，冲入顺庆。16日，起义军决定东移。22日，到达杨森防区的开江，原来八千余人的部队仅剩2000人。同月26日，莲花池省党部致电杨森，希望杨协助解决粮秣、驻地⁽³³¹⁾。杨森则于次日复电，表示“当益尽力”，自此，顺庆、合川起义军即驻防开江。

在顺庆起义军东移的过程中，莲花池省党部曾于12月19日急电刘文辉、邓锡侯、杨森等，说明秦、杜等部“现为本党系统下之部队”，希望倾向革命的部队加以援助，并望各方停止军事行动⁽³³²⁾。同时，杨闇公急派李嘉仲前往武汉，争取武汉国民政府支持，并向中共中央汇报。当时，武汉国民政府尚未正式迁来，由先期到达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成临时联席会议办公。临时联席会议认为四川各军将领都已归附，彼此同属革命旗帜之下，于29日致电刘湘等，要求双方相互尊重和平，立即停止军事行动⁽³³³⁾。同时派吴玉章入川调解。1927年1月3日，刘湘回电称，军事行动已经停止，川军“一轨同趋”，问题不难解决⁽³³⁴⁾。因此，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命吴玉章停止入川。

杨森当时正积极表现其进步。12月24日，邀请刘伯承到万县面商，同时邀杨闇公等到万县主持党务，又派人赴武汉请朱德回来工作。1927年1月中旬，中共重庆地委军委会议决定刘伯承去泸州，全权指挥泸州起义军。

泸州起义军始终不肯到顺庆集中。为此，重庆军委派陈毅专程到泸州工作。但是，绿林出身的陈兰亭迷恋当地的盐税收入，不愿离开。袁品文及莲花池省党部多方设法，均无济于事。其间，赖心辉以师长的位置为饵，企图诱使陈兰亭叛变，消灭袁品文部。刘伯承到泸州后，首先撤消原来的第四、第五路联合办事处，成立总指挥部。接着，整编部队，增调政工人员来军工作。同时，刘伯承又大力整顿财政、税收、治安，地方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3月18日，在泸州文庙举行纪念巴黎公社大会，刘伯承发表演说，鼓励大家发扬公社精神，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

顺庆、泸州两支起义军虽然都暂时保存下来了，但是，四川军阀仍然虎视眈眈，时刻准备消灭这两支革命力量。

二　四川军阀的归附" class="reference-link">二　四川军阀的归附

四川军阀派系复杂，人数之多，甲于全国。北伐战争初期，川军有7个首领、44个师、30个混成旅、19个独立旅、16个司令、1个汉军统领，号称50万人以上⁽³³⁵⁾。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杨森、刘湘、赖心辉、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刘成勋、刘存厚等。他们内则互相排挤，钩心斗角；外则趋南附北，有奶便是娘。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后，除老牌的武备系军阀刘存厚抱残守缺，始终挂着督军行署的招牌，以五色旗偏安于川东绥定（今属达州市）一隅外，其余军阀目睹革命形势的发展，纷纷看风使舵，陆续“左”转，换汤留药地投靠革命。

杨森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与刘湘同学，故称速成系。但他与刘湘互争雄长，各不相容。他以万县为中心，据有上至长寿下至巫山的沿江二十多个县，拥有十师兵力，顺流而下可直趋武汉三镇。约在1926年5月间，杨森派秘书到北京，会见李大钊，表示愿参加国民革命⁽³³⁶⁾。李大钊决定派彭泽湘赴万县谈判。彭到万县后，与杨森签订协议：国民革命军到达湖南时，杨即出兵进攻鄂西⁽³³⁷⁾。同时，杨森又派陈抱一为代表，到广州向国民政府表示，允许国民党在他的军队和辖区工作，并表示愿加入国民革命军⁽³³⁸⁾。7月中旬，陈独秀建议朱德到杨森处工作。朱德和杨森是护国军时期的同事，他欣然接受任务。8月11日，朱德抵达万县，但杨森不听朱德劝告，反于同月15日通电接受吴佩孚委任，就四川省长职。其间，陈毅也受李大钊委派，到万县工作⁽³³⁹⁾。

自1926年6月起，英轮在万县等地多次荡沉中国木船。8月29日，英国万流号轮船在四川云阳江面荡沉中国木船3只，杨森部押运饷款的官兵58人及民夫十余人被淹死，银元8．5万元及枪弹等失落江中。事后，万流号逃之夭夭。8月30日，在朱德、陈毅鼓励下，杨森扣留英轮万通号及万县号，要求英商赔偿损失。同时，致电英国驻重庆领事抗议。9月4日，陈毅与中共万县地下组织一起，组织万县英轮惨毙同胞雪耻会，提出不供给英人油盐米炭，不与英人贸易往来等“六不主义”，同时又提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六大要求”⁽³⁴⁰⁾。5日，英军实行武力劫轮，遭到杨森部士兵还击，英舰即炮轰万县南津街、李家花园杨森总部及万县中学等处，并发射燃烧弹。朱德指挥杨森部炮兵开炮，英舰被击中起火后逃跑。事后调查，军民死亡604人，伤398人，被毁房屋上千间，财产损失约计2000万元。全国人民纷起抗议，形成强大的反英浪潮。

万县事件为杨森赢得很大荣誉，连中共中央都认为杨“有一点中古时代爱国英雄的感情”⁽³⁴¹⁾。但是，杨森和国民党方面的联系却不很顺利。彭泽湘在万县和杨森谈妥后，即携带协议书赶赴广东，通过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办理。张静江等怀疑是共产党的“把戏”，也怀疑杨森的诚意，准备联合刘湘打击杨森，因此，不予置理⁽³⁴²⁾。8月，杨森再派傅振烈（子东）为全权代表前往广州谈判⁽³⁴³⁾，也未达成协议。9月中旬，朱德自万县赴鄂，对邓演达称：杨森“说干就干，颇与革命军相近”。邓演达遂向蒋介石建议，任命杨森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军司令，以朱德为党代表⁽³⁴⁴⁾。同月24日，邓演达派出20人的宣传队，随朱德回川，企图对杨森部进行政治改造。

但是，杨森为人投机善变，反复无常，谁给钱和枪弹便投靠谁。8月15日吴佩孚攻下南口之后，杨森认为“粤蒋甚危”，同时又得到孙传芳给的百万发子弹，即准备联孙⁽³⁴⁵⁾。8月下旬，汀泗桥战役打响之后，吴佩孚急电杨森，火速“援鄂”。9月7日，北伐军攻克汉口。14日，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贺龙所部占领公安，直逼荆州、沙市。吴系长江上游总司令卢金山一再败北，致电杨森乞援。杨森既历受吴佩孚扶植，又企图攫取鄂西。当时，部分川军将领正倡议组织川康联军，参加北伐，推刘湘、杨森为首。杨森即借此机会，以参加北伐为名，组成援鄂川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自9月下旬起，陆续派兵沿江东下⁽³⁴⁶⁾。10月中旬，进抵湖北荆州、沙市，随后又进至监利；与此同时，吴系卢金山、于学忠、关得胜、张福臣等部也由沙洋进至潜江。双方配合，组织川鄂联军，企图偷袭武汉⁽³⁴⁷⁾。

在一段时期内，人们摸不清杨森的真实意图。9月底10月初，中共中央分别指示鄂区区委和重庆地委：“对杨森政策须十分谨慎”，“杨东下究竟和哪一方面合作，须有切实消息。”⁽³⁴⁸⁾同月上旬，中共中央致函在蒋介石身边的加伦，要他劝蒋，不可对杨“峻拒不纳，逼他无可通融”，只要杨表明态度，即可给予自新之路⁽³⁴⁹⁾。同月15日，杨森在万县致电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司令，朱德就任党代表⁽³⁵⁰⁾。但是，一直拖到孙传芳江西兵败，杨森才于11月21日在宜昌通电就职，宣称自此以后，要“以党义为依归，以打倒帝国主义为职志”⁽³⁵¹⁾。24日，在当地设立川鄂边防司令部。

邓演达向蒋介石推荐杨森，本为牵制鄂西的卢金山、于学忠等吴佩孚余部，杨森在东下前也向北伐军方面表示，要解决卢、于等部，但不久邓演达即发现杨、卢等人之间的暧昧关系。10月19日，邓演达致电卢师谛、朱德，要他们就近催促杨森：“扑灭卢、于，否则无以塞人之口。”⁽³⁵²⁾但杨森始终与卢、于等部和平共处。11月18日，蒋介石电令唐生智酌留第八军一部防守武胜关，以其余各师，并从第十五军中抽调一师进取鄂西，同时电令袁祖铭率兵协助唐生智。杨森坚决反对北伐军进兵鄂西。11月下旬，杨森先后派曾述孔、朱德去武汉，为卢金山等要求“名义”，企图保存卢金山等部⁽³⁵³⁾。卢金山也派员向蒋介石“输诚”，表示愿与国民革命军合作，夹击在湖北的刘玉春等残部。武汉方面一面要求杨森等退出荆州、沙市，鄂西行政、财政完全由湖北省政府支配，一面决计向鄂西用兵。

12月6日。唐生智指挥各部队分由长江两岸进攻。7日，卢金山通电，声称愿解甲归农⁽³⁵⁴⁾。9日，蒋介石致电唐生智称：“只要击破其一点，其余皆不难解决。对杨、卢、袁仍须运用政治方法，以扶助军事之进行。”⁽³⁵⁵⁾在北伐军的锐利攻势下，杨森害怕归路被截断，于14日率部逃回万县。15日，刘佐龙部克复荆、沙。17日，第十军王天培部与第九军第一师贺龙部克复宜昌。张福臣、何金鳌、魏楷等部相继溃逃万县。21、22日，王天培部占领秭归、巴东，鄂西肃清⁽³⁵⁶⁾。

杨森于12月19日返回万县后，即忙于改头换面，命各军更换党军旗帜及符号，并命所辖各县知事，赶制青天白日旗和革命口号标语，张贴大街小巷。21日，致电莲花池省党部，声称“奉政府令返万，努力革命工作”⁽³⁵⁷⁾。接着，又派人到重庆迎请省党部执行委员杨闇公、邓劼刚赴万县主持党务。24日，邀刘伯承到万县会面。1927年1月初，多次致电武汉方面，请党代表朱德回万，并增派政工人员，同时撤回驻北京代表刘英⁽³⁵⁸⁾。此后即整编军队，筹设特别党部，规划政治训练，似乎真要弃旧图新了。

杨森的这些做法，蒙住了不少人。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命正在万县的刘伯承调查，刘于1927年1月9日回电报告说：“子惠近来认识较明”，“各事均节节进行”云⁽³⁵⁹⁾。

刘湘在四川军阀中，资格最老，所部驻扎重庆，防区狭小，所辖地盘一度仅巴县、璧山县，被讥为“巴璧虎”。他亲近皖系的段祺瑞，对吴佩孚常存不满。1926年5月，吴佩孚任命邓锡侯为四川军务督办、杨森为四川省长、刘存厚为川康督办、袁祖铭为川黔陆军检阅使，对刘湘、刘文辉、赖心辉则未加任命。同年6月，准备调刘湘到北京临时执政府任参谋总长，削弱他在四川的势力。在四川内部，邓锡侯与杨森联合，企图迫使刘湘下野。因此，刘湘一度企图反吴，其叔父刘文辉曾加入过国民党，刘湘即指使其接近广东国民政府⁽³⁶⁰⁾。

8月初，刘湘与刘文辉及历史上和国民党有过关系的赖心辉一起，派代表张伯常⁽³⁶¹⁾到长沙，与唐生智商谈合作，同时致函蒋介石，表示愿共同反对吴佩孚，出兵参加北伐⁽³⁶²⁾。13日，刘湘、赖心辉、刘文辉、刘成勋联名通电，声讨吴佩孚祸国乱川，坏法乱纪，表示今后北京政府一切措施，均认为无效⁽³⁶³⁾。9月6日，刘文辉等又派傅岩为代表到广州，与四川特务委员会驻粤特派员廖划平（共产党员）等会谈，签订六条协定，规定川军将领加入国民党，出兵参加北伐；国民政府则给予川军将领以相当名义，并予以充分的援助与接济⁽³⁶⁴⁾。

其后，部分川军将领推刘湘为北伐川军总司令，呼吁出川参战，但并无实际动作⁽³⁶⁵⁾。10月21日，蒋介石致电张静江、谭延闿，告以杨森与刘湘等不睦，关于刘湘等人的任命，暂缓发表，看杨森以后态度再定⁽³⁶⁶⁾。11月26日，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分别通电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军军长职。27日，蒋介石任命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为川康绥抚委员会委员，以刘湘为主席⁽³⁶⁷⁾。刘湘嫌国民政府给的职务小，没有达到总管四川军民两政的目的，继续沿用北洋政府加委的“川康督办兼四川军务督办”的名义。直到杨森进犯武汉失败，国民政府责成刘湘的驻武汉代表返川查询，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又以大义及利害相责时，刘湘才于12月17日宣誓就职。

刘湘一度表现得很革命，就职后即召集政治讨论会，讨论军队政治工作，电邀郭沫若为政治部主任。在莲花池省党部和总土地省党部的对立中，刘湘支持左派省党部，用武力解散右派组织，逮捕了该党部执行委员王岳生等人⁽³⁶⁸⁾。同时解散的还有军人青年团、武士会、国家主义研究会等。不仅如此，刘湘还查封了《长江》、《江洲》、《中山》等右派刊物。莲花池国民党省党部的工作和组织日益发展，而总土地国民党省党部则日形冷落。

刘文辉部驻扎成都、叙府、荣县、乐山等地。他与邓锡侯、田颂尧同为保定军官学校学生，故称保定系。他一面联合邓、田威慑刘湘，一面利用和刘湘的叔侄关系牵制邓、田。邓时任四川清乡督办，所部驻成都及川西、川北各县。他善观风向火色，被称为“水晶猴”。田时任四川西北屯殖军总司令，所部驻绵阳等地，被称为“田冬瓜”，两面滚。1927年12月，刘文辉电邀驻潼川的田颂尧到成都，同邓锡侯一起商量，决定成立三部联合办事处，以刘文辉为处长，邓、田二人为副处长。同月27日，联合办事处宣告成立⁽³⁶⁹⁾。

邓锡侯、田颂尧一面酝酿三部联合，一面派原保定军官学堂教员刘鸿逵（介藩）向蒋介石乞求军长职务，因四川特务委员会不同意，拖延未成。12月9日，邓、田再次派人到蒋介石处请求委任⁽³⁷⁰⁾。24日，刘文辉也致电蒋介石称：“我公包举宇内，何所不容？”⁽³⁷¹⁾

次年1月1日，刘文辉在成都就任第二十四军军长职。邓锡侯、田颂尧也得到了国民政府的委任，于3月1日联名通电，分别就任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军军长。自此，保定系联合到一起，刘文辉实力大为增强，其防区以成都为中心，遍及川南、川北、川西，与以重庆为中心，盘踞上、下川东地区的速成系军阀刘湘一起，并立而为左右四川的两大军事集团。

三　黔系军阀的分化" class="reference-link">三　黔系军阀的分化

黔系军阀分兴义系和桐梓系两大势力。1926年以后，以周西成为首的桐梓系取代以袁祖铭为首的兴义系，统治贵州。

1926年5月，川军杨森部赶走占据重庆的黔军。6月，袁祖铭率部退至贵阳。贵州省长周西成唯恐出现一山二虎的局面，一面对袁优礼有加，一面解囊相助，送袁20万元旅费，送袁部20万元军饷⁽³⁷²⁾，怂恿袁“问鼎中原”。袁祖铭以投靠吴佩孚起家。他采纳周西成的意见，遂以“吴玉帅有援湘之命，湘人亦自动表示欢迎”为由，于7月派主力部队进入湘西⁽³⁷³⁾。实际上，袁祖铭离川时，即曾拟定“援湘”办法，派人呈递给吴佩孚，要求吴给予装备补充。但吴对袁已失却信任，批示道：“大江南北，兵至百万，足供讨冯，所请率兵援湘之处，暂勿庸议。”⁽³⁷⁴⁾当时，直军在湖南一败涂地，惯于见风使舵的袁祖铭转而投向国民政府，派代表张其煦到广州“输纳款诚，恳予收容”⁽³⁷⁵⁾。

当袁祖铭还在四川的时候，吴玉章即对袁进行工作。袁派代表到广州谈判⁽³⁷⁶⁾，国民政府随即派人联络⁽³⁷⁷⁾。北伐开始时，蒋介石对西南军阀的战略主要是：与四川、贵州的军阀合作，以防止唐继尧扰乱后方。袁部有彭汉章、王天培、何壁辉三个军、李燊师和第六七、第六八等直属旅，号称十万之众⁽³⁷⁸⁾。7月20日，国民政府任命彭汉章、王天培为第九、第十军军长。8月初，彭、王分别在湘西就职，通电讨吴，王自任由荆州、沙市进攻⁽³⁷⁹⁾。同时，国民政府委袁祖铭为左翼军总指挥，率领第九、十两军赴前线作战。然而，黔军始终停留湘西，“中立观望”⁽³⁸⁰⁾。

8月中下旬，吴佩孚南下武汉，布置反攻湖南。袁祖铭即恢复黔军番号，将所部重编为20个师，设五路总指挥，分驻湘西及湖北荆州、沙市地区。同时，派代表与吴佩孚勾结，企图配合吴部直取长沙、岳阳，截断北伐军后路⁽³⁸¹⁾。10月，又串联杨森、唐继尧，组织川、滇、黔联盟，准备分途进攻湘、粤等地⁽³⁸²⁾。直至吴佩孚败局已定，袁祖铭才于12月3日在湘西辰州（今沅陵县）就左翼军总指挥职，表示要“驰赴前方，努力工作”⁽³⁸³⁾。

不仅如此，袁祖铭还在驻地常德开设烟土公司，独霸鸦片特税，拉兵派款，私委官员，引起湖南党政当局不满。12月16日，唐生智电告袁祖铭，要求袁部从速退出湖南，进取湖北荆州、宜昌⁽³⁸⁴⁾。袁祖铭非但不听劝告，反而将贵州的部队调入湖南，要求将湘西税收的五分之三划为黔军军费⁽³⁸⁵⁾。

袁祖铭的作为迫使唐生智以武力解决。1927年1月30日，第八军教导师师长周斓在常德商业研究社设宴，邀袁祖铭等黔军高级将领联谊，暗中布置武装，将袁祖铭及其参谋长等人诱杀。教导师各团按预定计划突袭市内袁军各部，部分黔军被歼或缴械，部分退向桃源、澧县等地⁽³⁸⁶⁾。

吴佩孚南下武汉时，彭汉章公开“声明附吴”。武汉被北伐军攻克后，彭徘徊于荆州、沙市地区，同吴佩孚、孙传芳“往来不绝，且有异图”⁽³⁸⁷⁾。北伐军攻克武昌后，曾与王天培相偕在鄂西与吴佩孚残部卢金山等作战。2月6日，彭汉章在汉口被捕，押解至长沙受审。8月，唐生智通电申斥黔军祸害湘西的罪行。不久，彭汉章被处死，所部由师长李燊率领，移驻鄂西宜都。

在兴义系中，王天培比较“左倾”。1926年春，吴玉章在袁祖铭军中活动，王天培即接受影响，自此积极主张归附国民党⁽³⁸⁸⁾。9月21日，王天培由湘西进抵鄂西津市，同时派周仲良、阎崇阶为代表驻粤⁽³⁸⁹⁾。此后，曾在国民革命军中打过一些仗。

周西成在礼送袁祖铭部队出境后，即着手解决省内问题。当年，贵州大旱，经济凋敝。周西成一面收编、剿灭各地土匪，稳定社会秩序，一面整理财政。8月7日，下令成立财政厅查案委员会，彻查该厅历年积弊。其后，周西成采取裁并各地局卡，加重鸦片税的征收，加强货币管理等多种措施，财政状况有所好转⁽³⁹⁰⁾。同时，注意兴办实业。1926年10月，兴建全省第一座发电厂⁽³⁹¹⁾。1926年以前，贵州交通依靠古驿道和人行小路，周西成主政后成立路政局，兴修公路。此外，并设立矿务局，发展采矿业，兴办造纸厂、造币厂、印刷厂、玻璃厂；架设电话，开办无线电通讯等。至1926年底，全省财政收入达到990万银元，其中田赋仅56万元。

周西成虽注意整顿和发展经济，但政治方面却异常保守。7月12日，蒋介石派李仲公赴贵州招抚周西成⁽³⁹²⁾。同年12月18日，周西成在贵阳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通电称：“敬当整饬师徒，听候驱策。”⁽³⁹³⁾但是，周西成尽量不让国民党染指贵州，既不许设省党部，也不设党代表⁽³⁹⁴⁾。同月，国民党中央派遣张道藩、商文立、李益之等到贵州筹办党务。次年春，周西成借口张、李不肯交出密电码，将二人拘捕，严刑逼供，最后将李益之暗杀⁽³⁹⁵⁾。后来，国民党中央续派王度、黄乾坤为贵州省党部筹备委员，再到贵阳，周西成仍然加以阻止，声称：“贵州一切未上轨道，地方秩序尚待整顿，若即时筹组党部，麻烦更多。”他表示每人可赠大洋200元作旅费，“如无异议，即此结束”⁽³⁹⁶⁾。

周西成对军队和官吏的控制也极其严格。各营部队直属军部管辖，各师、旅长除一个护卫连外，平时无一定所属部队，有事临时调拨；凡任命局长以上官员，须周西成目测审定。至于高级文武官员，则非桐梓人不用，“有官皆桐梓”的嘲讽流传一时。

四　“二六”政变与唐继尧统治云南的结束" class="reference-link">四　“二六”政变与唐继尧统治云南的结束

滇系唐继尧在西南军阀中势力最大，自称“东大陆主人”，他对国民革命军的迅速推进深感不安，适逢吴佩孚派刘震寰携函来滇，推举其为西南的最高元帅，要求他派兵直下两广，夹击国民革命军。当时，唐继尧也正有此意，便派王九龄、张淮翰等为代表，分别与吴佩孚、孙传芳联络，企图再次颠覆广州国民政府⁽³⁹⁷⁾。8月12日，唐继尧复电吴佩孚，表示对其“讨赤”计划的赞佩，声称愿与吴“相与戮力神州”⁽³⁹⁸⁾。其后，唐即迅速召集会议，讨论行动计划，但当时控制滇军实力的是昆明镇守使龙云、蒙自镇守使胡若愚、昭通镇守使张汝骥和大理镇守使李选廷，他们对1925年进攻广西失败一事记忆犹新，不愿再为唐继尧卖命。唐大失所望。10月，蒋介石通过何应钦与唐继尧的代表王绳祖联系，国民党中央并准备任命唐为国民政府委员，但唐要求给以“总制”的头衔，没有结果⁽³⁹⁹⁾。

多年来，唐继尧一直标榜国家主义和民治主义，特意重金聘请国家主义分子到滇，组织人员编写《国家主义十讲》，创办、出版宣传国家主义的刊物《滇事旬刊》。1926年12月25日，唐继尧借护国运动十周年纪念会之机，成立民治党，声称以国家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内谋统一，外谋独立”相号召，签名入党者有两千多人。他攻击国民党和共产党为“卖国政蠹”，企图仿效德国的独裁者俾斯麦（Bismarck）和土耳其的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ürk）⁽⁴⁰⁰⁾。

为了保证庞大的军费并满足穷奢极欲的挥霍，唐继尧军阀集团以苛捐杂税、摊派公债、滥发纸币、统运大烟等手段搜括百姓，使得云南民穷财尽，经济萧条。1926年，唐继尧命云南富滇银行增发纸币3860万元，省府借用2940万元，造成币值跌落，金融混乱。为摆脱金融危机，唐继尧又强制发行地方公债。其范围包括盐税、锡税、铜税、茶税、厘金、田赋等，一律以原征数为准，加一倍征收。初定加征两年，以后逐年发还一成，20年还清。这种并非志愿认购的公债，省府文件中也承认实际是预征借款。当预征钱粮课税案提交省议会讨论时，部分议员反对，但唐继尧强令照办，引起省内各界人士不满。

此时，滇军内部在职位升迁、财源分配方面的矛盾日愈激烈。滇系实力派龙云、胡若愚、张汝骥等人的兵权都被削弱。各级军官的例行收入和空领兵饷等生财门路被唐继尧以明定缺额、点名发饷等方式堵塞，但唐继尧本人则通过亲信，控制金融、税收，随意收支，大烟税、烟酒税均有一部分交进唐继尧的私库。只要是亲戚、同乡，唐继尧不论资历、功绩，大加提拔。这就使非嫡系的军内外官员对唐继尧的不满日趋严重⁽⁴⁰¹⁾。

早在1926年春，胡若愚、张汝骥就密谋反唐。二人于夏、秋两季同龙云反复磋商，龙云表示同意。10月3日，云南迤西各界要求联县自治，推举龙云、胡若愚主持军、民两政⁽⁴⁰²⁾。在广西的原滇军将领范石生见形势可为，便一面和龙云、胡若愚的代表秘密接洽，一面发表讨唐宣言，招募兵员，组织定滇军，准备回乡⁽⁴⁰³⁾。当时，蒋介石正专注北伐，劝范“暂时忍耐”⁽⁴⁰⁴⁾。

1927年初，云南民众反对唐继尧统治的斗争日渐高涨，广州国民政府决定由云南内部力量自行倒唐。以李鑫为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特别委员会和以李伯东、张若谷等五人为委员的中国国民党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相互合作，加紧策动胡若愚、龙云、张汝骥等人。2月6日，士兵索饷，龙云趁机派兵堵截昆明各城门要道，密电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及驻省各军围逼，一面派出代表，到省公署面见唐继尧，提出与国民政府联合等十二项条件。同日，胡若愚、龙云、张汝骥、李选廷四人联名通电，指责唐继尧“全出独裁，势同专利”，表示愿“外应潮流，内顺舆情”，拥护国民政府。通电邀各界代表至宜良协商善后，改组省政府，改良政治⁽⁴⁰⁵⁾。唐继尧自知大势已去，被迫答应交出政权，改组省政府，查办宵小，解散民治党。史称“二六”政变。

2月28日，四镇守使提出：改省长制为委员制，要有一个民意机构产生委员会；唐继尧不进委员会，但要予以安排。3月5日，有各界团体和有关人士参加的各界联合会，推举唐继尧为省务委员会总裁，胡若愚、龙云、张汝骥、李选廷、王人文、王九龄、周钟岳、马聪、张耀曾为省务委员会委员；顾视高、吴锡钟、尹守善、彭加猷、杨西敏为监察委员会委员。8日，云南省务委员会集体宣誓就职，推举胡若愚为省务委员会主席兼军政厅厅长。唐继尧处于有名无实的地位。他在云南的个人军事独裁统治自此结束⁽⁴⁰⁶⁾。不久，唐继尧“忧懑吐血”，“偃卧月余”，于5月23日不治身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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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2，1937年版，第74—75页。

(2)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6月26日—30日。

(3)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2，第79页。

(4) 《鲍顾问演词》，《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6月17日。

(5) 《对于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宣言》，《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1—1926），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4页。

(6)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142页。

(7) 《向导》周报第157期。

(8) 《革命的兴起——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冲突》，《彭述之选集》第1卷，香港十月书店1983年版，第73页。

(9)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175—176页。

(10) 《关于1924至1926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4页。

(11)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2，第53—54页。

(12) 列兹尼柯夫：《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9—340页；邵力子：《出使苏联的回忆》，《文史资料选集》，第60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84—185页。

(13)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77页。

(14) 《李宗仁回忆录》（上），广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0年版，第276—284页。

(15) 《长沙最近之市民游街大会》，《申报》，1926年3月8日。

(16) 长沙《大公报》，1926年3月9日。

(17) 《蒋百里述调停湘省赵唐之经过》，《申报》，1926年3月12日。

(18) 唐生智：《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文史资料选辑》第10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73页。

(19) 长沙《大公报》，1926年3月15日。

(20) 长沙《大公报》，1926年3月11日。

(21) 长沙《大公报》，1926年3月19日。

(22) 《申报》，1926年3月26日。

(23) 《申报》，1926年4月1日。

(24) 《湘省输诚国民政府》，《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4月14日。

(25) 《申报》，1926年4月2日。

(26) 《申报》，1926年3月31日。

(27) 《申报》，1926年4月8日、9日。

(28) 《申报》，1926年4月26日；参见唐生智：《关于北伐前后几件事的回忆》，《湖南文史资料》第6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06页。

(29) 长沙《大公报》，1926年4月22日。

(30) 长沙《大公报》，1926年4月24日。

(31)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5月13日。

(32) 《叶挺同志参战报告》（1926年9月9日），中央档案馆编：《北伐战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33) 《周士第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2页。

(34)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未刊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下同。

(35)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月7日。

(36)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日刊》第18号，1926年1月9日。

(37)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2，第4—6页。

(38) C．M．Wilbur and J．L．How，Report on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Army and the Kuomintang，Early 1926，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613-614．

(39) Problems of Our Policy with Respect to China and Japan，Leon Trotsky on China，Monad Press，New York，1976，pp．107-108．

(40) 马伯援：《我所知道的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史》，第71页。

(41)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4月9日。

(42) 《赴湘代表陈铭枢、白崇禧回粤》，《申报》，1926年4月28日。

(43)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

(44) 斯切潘诺夫报告，张国忱编：《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广东事项类》，线装本，第36—38页。

(45) 《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

(46) 《战时工作会议之第三日》，《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6月26日。

(47) 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7月4日。

(48)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

(49) 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6—417页；关于军事委员会的开会日期则据《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2，第88页。

(50)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3，第1页。

(51) 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7月16日。

(52)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3，第17—18页。

(53) 《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

(54) 《国民党工作问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0页。

(55) 《论国民政府之北伐》，《向导》第161期。

(56)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向导》第163期；《中央政治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165页。

(57) 《向导》第171期。

(58)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

(59)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3，第121页。

(60) 《向导》第171期。

(61) 唐生智：《关于北伐前后几件事的回忆》，《湖南文史资料》第6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07页。

(62)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7月30日。

(63)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268页。

(64) 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卷2，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从刊》第79辑，第77页。

(65)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北伐阵中日记》（1926年8月2日），《近代稗海》第14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5页。

(66)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8月3日。

(67)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8月5日。

(68) 《北伐阵中日记》（1926年8月6日），《近代稗海》第14辑，第64页。

(69)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8月10日。

(70) 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卷2，第81—83页。

(71)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3，第102、109页。

(72) 蒋介石日记云：“到湘初次阅兵，有此玩失，未免愧惶也。”见《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8月14日。

(73) 蒋介石8月10日日记云：“本军精神堕落已甚，恐难救药。”

(74) 唐生智：《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文史资料选集》总10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75页。

(75) 《黄浦潮》周刊第3期，1926年10月17日。

(76) 《中央局报告》（1926年9月2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第71—72页。

(77) 黄琪翔：《大革命洪流中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文史资料选辑》第94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78) 《申报》，1926年8月26日。

(79) 《湖南民报》，1926年9月6日。

(80) 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8月21日。

(81) 《叶挺同志参战报告》（1926年9月9日），中央档案馆编：《北伐战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邓演存等：《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加北伐战争的回忆》，《广东文史资料》第22辑。

(82) 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9月3日。

(83) 唐生智：《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文史资料选辑》总103辑，第177页。

(84)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9月4日。

(85)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4，第14页。

(86)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4，第15页。

(87) 《周士第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0页。

(88)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9月5日。

(89) 《贺师长进攻荆沙之又讯》，长沙《大公报》，1926年9月29日。

(90) 《革命春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05页。

(91) 《第四军叶、黄团长晋升》，《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0月12日。

(92) 《孙传芳抵沪后之通电》，《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5月13日。

(93) 《孙传芳又开军事会议》，《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6月26日。

(94) 《孙传芳在南京发表之谈话》，《晨报》，1926年8月1日。

(95) 《杨文恺将出京赴宁》，《申报》，1926年8月1日。

(96) 《孙传芳仍持保境安民态度》，《申报》，1926年8月6日。

(97) 《孙传芳致吴电之真相》，《申报》，1926年8月4日。

(98) 《孙传芳提倡之投壶新仪》，《申报》，1926年8月2日。

(99) 《江苏修订礼制会成立纪详》，《申报》，1926年8月12日。

(100) 张曙时、侯绍裘：《江苏最近政治、党务简单报告》，油印本；韩觉民：《上海特别市党部报告》，油印本。

(101) 《各商会关于时局通电》，《申报》，1926年8月9日。

(102) 《各团体运动和平》，《申报》，1926年8月12日。

(103) 《各公团呼吁和平》，《申报》，1926年9月5日。

(104) 《孙传芳复各商会电》，《申报》，1926年8月13日。

(105) 《全浙公会奔走和平之趋势》，《申报》，1926年9月12日。

(106) 《南京和平会议消息》，《申报》，1926年9月22日。

(107) 《何成濬致谭延闿等密函》（1926年8月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参见《芜湖快信》，《申报》，1926年8月12日。

(108) 《苏省援赣之先声》，《申报》，1926年8月21日。

(109) 《孙传芳世电》，《申报》，1926年9月19日；参见《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4，第19页。

(110) 《孙军第一目标在浏阳》，《晨报》，1926年9月7日。

(111)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2月3日。

(112) 《苏粤代表会晤》，《晨报》，1926年8月1日。

(113)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3，第77页。

(114)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8月17日。

(115) 《蒋介石致何雪竹电》（1926年8月18日），台湾《近代中国》第23期，1987年6月30日版。

(116) 《何成濬致谭延闿密函》（1926年9月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粤蒋代表何成濬之谈话》，《申报》，1926年9月4日；何成濬：《八十回忆》，《近代中国》第23期。

(117) 《何成濬致谭延闿密函》（1926年9月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粤蒋代表何成濬之谈话》，《申报》，1926年9月4日；何成濬：《八十回忆》，《近代中国》第23期。

(118) 《粤蒋代表何成濬之谈话》，《申报》，1926年9月4日。

(119) 《何成濬致谭延闿密函》（1926年9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20) 《东南局面将有大发展》，《晨报》1926年9月9日。

(121) 《南京孙传芳通电》，《申报》，1926年9月9日。

(122) 《蒋介石复张群书》，《申报》，1926年9月12日。

(123) 《孙传芳联张讨蒋电》，《申报》，1926年9月12日。

(124) 《奉张电孙表示合作》，《申报》，1926年9月13日。

(125) 《奉张电孙表示合作》，《申报》，1926年9月17日。

(126) 《奉鲁苏联合对粤之形势》，《申报》，1926年9月15日。

(127) 《孙传芳出发有待》，《申报》，1926年9月18日。

(128) 《苏鲁合作问题》，《申报》，1926年9月20日。

(129) 《杨文恺、张学良先后抵济》，《申报》，1926年9月22日。

(130) Foreign Office Archives，Public Records Office，London，405 Series，Further Correspondence，China，以下简称FO，405，Vol．252A，p．218．

(131) FO，405，Vol．252A，pp．218-223．

(132) 《孙传芳三爱主义》，《晨报》，1926年9月27日。

(133)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3，第89页。

(134)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3，第8编3，第130页。

(135)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3，第133页。

(136) 《中央局报告》，《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第68页。

(137)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8月31日。

(138)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8月29日。

(139)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8月20日。

(140)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8月23日。

(141) 参见《孙传芳鱼电》，《申报》，1926年9月9日；《浙中所得卢香亭捷电》，《申报》，1926年9月28日。

(142)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4，第29页。

(143) 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78页。

(144) 蒋介石1926年9月5日日记云：“少顷，程潜又来辞职，以不愿受益之指挥，且入他人萋菲【斐】耳。”

(145) 吴宗泰：《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参加北伐及其解体经过》，《广东文史资料》第31辑，第184页。

(146) 方之中：《回忆北伐——南昌之役》，《天津文史资料》，第14辑，第46页；李世璋：《关于北伐前后的第六军》，《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41页；《中央局报告》（10、11月），《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第108页。

(147) 程潜对蒋介石的报告，见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卷2，第198页。

(148) 马葆珩：《孙传芳五省联军的形成和消灭》，《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9页。

(149) 《李宗仁回忆录》，第28章，第408页；韩梅村：《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片断回忆》，《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35页；吴宗泰：《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参加北伐及其被解体的经过》，《广东文史资料》第31辑，第186页。

(150) 《李宗仁回忆录》第28章，第408页。

(151) 《平赣右翼军总指挥部政治部行军通讯》，《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1月9日。

(152) 《蒋介石日记类钞·军务》。

(153) 《李宗仁回忆录》第26、27章，第392—396页。

(154) 雄鸷：《平赣右翼军总指挥部行军通讯》，《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1月6日。

(155) 《本馆要电》，《申报》，1926年10月5日。

(156) 《第二师刘师长报告》，《北伐阵中日记》，1926年10月8日。

(157) 萧劲光：《北伐纪实》，《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第179页。

(158) 《李宗仁回忆录》第28章，第409页。

(159)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10月11日。

(160)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10月13日。

(161) 《孙军总部捷报》，《晨报》，1926年10月19日。

(162) Document 44，Wilbur and How：Documents on Communism、Nationalism、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6，p．145．

(163) 《张国焘回忆录》，第12篇第1章，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53页。

(164) 《中央局报告》（10月、11月），《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09页。

(165)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5，第92页。

(166) 《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下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版，第820页。

(167) 《特立同志由汉口来信》，《中央政治通讯》第10期，1926年11月3日。

(168)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10月23日；参见《蒋介石致张静江、谭延闿电》，《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5，第109、117页。

(169)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10月29日。

(170)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11月1日。

(171)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11月5日。

(172) 《呈报攻克芦坑、李庄、乐化作战经过状况文》，欧振华：《北伐行军日记》，1931年版，第69—70页；《蒋介石致李宗仁、白崇禧电》，《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6，第7页。

(173) 杨文恺：《孙传芳的一生》，《天津文史资料》第2辑，第91页。

(174) 《朱培德电》，《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9日。

(175) 《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上册，第43—44页；下册，第828—829页。

(176) 《朱培德电》，《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9日。

(177) 《飞同志报告》，中央档案馆编：《北伐战争》，第34页。

(178) 《闽粤军日内开始大战》，《晨报》，1926年9月18日。

(179) 《闽周水陆进攻计划》，《晨报》，1926年9月22日。

(180) 《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战史记略》，汉口武汉印书馆1930年版，第19页。

(181)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4，第32页。

(182) 《国民革命军东路战史纪略》，第21—22页。

(183) 温长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在上杭》，《闽西党史资料通讯》第4期。按：李清泉（1884—1959），原名振坤，北伐时改名清泉，三十年代改名木庵，湖南省桂阳县人。1925加入中国共产党，其经历详见《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8卷。

(184)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版，第101—102页。

(185) 《张毅致九江联军总司令部电》，《申报》，1926年10月16日；参见阮镇秋：《北洋军阀张毅》，《福建文史资料》第4辑，第71页。

(186)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5，第92页。

(187)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5，第98页。

(188) 杨廷英等：《周荫人事略》，《福建文史资料》第9辑，第48页。

(189) 《申报》，1926年11月11日。

(190) 阮镇秋：《北洋军阀张毅》，《福建文史资料》第4辑，第72页。

(191) 《申报》，1926年10月29日。

(192) 《张毅亦有与何默契说》，《申报》，1926年11月26日；参见《我军克复福州之经过详情》，《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22日。

(193) 李世甲：《我在旧海军亲历记》，《福建文史资料》第1辑，第59页。

(194) 《福州昨晨有党军入城》，《申报》，1926年12月4日。

(195) 萧劲光：《北伐纪实》，《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第80页。

(196) 《本馆要电》，《申报》，1926年12月11日。

(197) 马宝珩：《孙传芳五省联军的形成与消灭》，《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3页。

(198)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7，第35页。

(199) 《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五十四次会议记录》（1926年9月4日），《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58页。

(200) 杨一民：《北伐期间浙军第一、三师起义和战斗始末》，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201) 宣中华、丁济美：《浙江政治党务报告》，油印件，1926年10月16日。

(202) 刘劲持：《夏超独立失败记》，浙江文史资料未刊稿。

(203) 《谭延闿报告》，《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记录》（4），油印件；参见《易培基出京抵汉》，《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6日；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

(204) 《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许玉芳、卞杏英编著：《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152页。

(205)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8页。

(206) 杜伟：《回忆夏超的独立》，《浙江文史资料》第1辑，第45页。

(207) 章培：《我所知道的夏超》，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208) 《陈调元、周凤歧将继夏超而起》，《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1月11日。

(209) 樊崧甫：《二十六军成立前的周凤歧》，《浙江文史资料》第7辑，第83页。

(210) 《南京快信》，《申报》，1926年10月24日。

(211) 《浙省各团体致孙传芳电》，《申报》，1926年10月18日。

(212) 江天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活动和斗争》，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213) 《夏超卒附粤》，《晨报》，1926年10月23日。

(214) 虞元伯：《夏超出兵时的浙军第三师第十团》，《浙江文史资料》第1辑，第91—93辑。

(215) 《丁夏往来要电》，《申报》，1926年10月22日。

(216) 《九江来电》，《申报》，1926年10月24日。

(217) 关于夏超之死，诸说歧异，此据章培：《我所知道的夏超》，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参见《九江来电》，《申报》，1926年10月20日。

(218) 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原件，上海市档案馆藏。

(219)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7页。

(220) 韩觉民：《上海特别市党部报告》，油印件。

(221) 《中央政治通讯》第3期，1926年9月15日。

(222) 以上引文，均见《上海自治市的运动计划》（10月17日），《教育杂志》第2期，油印本，1926年10月25日。

(223)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0、22页。

(224)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1、12页。

(225) 《上海区委临时主席团会议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175页。

(226) 《申报》，1926年10月18日。

(227)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2、33页。

(228) 克服九江是11月5日，叶归顺国民政府是1927年3月的事。

(229)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2、33、47页。

(230) 周国强：《回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页。

(231)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4页。

(232)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6页。

(233)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53页。

(234)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6页。

(235)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65页。

(236)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61页。

(237)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89页。

(238) 《中共上海区委通告》（第86号），《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84页。

(239) 《市党部告上海民众宣言》，《申报》，1926年11月10日。

(240) 《各路商联会昨晚开紧急会议》，《申报》，1926年11月11日。

(241) 《苏浙皖三省联合会正式成立》，《申报》，1926年11月15日。

(242) 《皖苏浙三省将组联合会》，《申报》，1926年11月12日。

(243) 《各团体致三省联合会函》，《申报》，1926年11月18日。

(244) 《各团体发表时局意见之昨闻》，《申报》，1926年11月16日；《各团体致三省联合会函》，《申报》，1926年11月18日。

(245) 《三省联合会二次委员会》，《申报》，1926年11月24日。

(246) 《昨日公共体育场之市民大会》，《申报》，1926年11月29日。

(247) 《浙皖同乡已推出三省联合会委员》，《申报》，1926年11月22日。

(248) 《上海总工会公开启事》，《申报》，1926年11月30日。

(249) 《各团体讨论恢复工商学会》，《申报》，1926年12月4日。

(250) 《昨日各团体代表大会纪》，《申报》，1926年12月13日。

(251) 《市民代表大会决定上海自治》，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12月13日。

(252) 《市民公会昨晚之紧急会议》，《申报》，1926年12月17日。

(253) 《防止孙传芳购军火入口》，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12月26日。

(254) 《三省联合会阻止助军阀款项》，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12月23日。

(255) 《反对孙传芳破坏浙自治》，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12月25日。

(256) 《孙传芳启事》，《申报》，1926年12月26日。

(257) 《皖苏浙三省联合会启事》，《申报》，1926年12月28日。

(258) 《孙传芳密令拿办团体领袖》，《申报》，1926年12月25日；《孙传芳密令逮捕之人员》，《申报》，1926年12月30日；《孙传芳通缉令原文》，《申报》，1926年12月31日。

(259) 《陈仪接浙省长篆》，《申报》，1926年11月2日。

(260)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10月26日；参见葛敬恩：《大革命时期的陈仪》，《陈仪生平及被害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261)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6，第98页。

(262)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7，第46、52—53页。

(263) 《党军入境后之浙人表示》，《申报》，1926年12月11日。

(264) 《浙局紧张中实行自治运动》，《申报》，1926年12月14日。

(265) 《孙蒋军队迅速集中》，《晨报》，1926年12月20日。

(266) 《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1926年11月30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177页。

(267) 《杭州各界联合会成立》，《申报》，1926年12月11日。

(268) 《杭州各界联合会成立》，《申报》，1926年12月11日。

(269) 《浙江各界联合会三次筹备会》，《申报》，1926年12月15日。

(270) 《孙蒋军队迅速集中》，《晨报》，1926年12月20日。

(271) 《浙江正式宣布自治》，《申报》，1926年2月21日。

(272) 《浙江各界联合会通电》，《申报》，1926年12月23日。

(273) 《孙传芳铣电》，《孙蒋军队迅速集中》，《晨报》，1926年10月20日。

(274) 《孙传芳军实入杭州》，《晨报》，1926年12月24日。

(275) 《孙传芳军实入杭州》，《晨报》，1926年12月24日。

(276) 《联军大兵开杭记详》，《申报》，1926年12月25日。

(277) 《学联会电》，《申报》，1926年12月22日。

(278) 《冯玉祥日记》（2），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62页。

(279) 李泰棻：《国民军史稿》，1930年版，第355页。

(280) 《冯玉祥自传》，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9页。

(281) 《冯玉祥回国后之国民军》，《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1926年11月。

(282) 《冯玉祥回国后之国民军》，《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1926年11月。

(283) 《自莫斯科给守常同志信》，《中央政治通讯》第10期，1926年11月3日。

(284) 《冯玉祥致谭延闿、蒋介石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8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86) 《谭延闿致蒋介石函》（1926年8月20日），台湾《近代中国》第23期；刘骥：《南行使命》，《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64页。

(287) 《守常政治报告》，《中央政治通讯》第3期，1926年9月15日。

(288) 陈天秩：《共产党对冯玉祥的影响》，《河北文史资料》第12辑。

(289) 毛以亨：《俄蒙回忆录》，香港亚洲出版社1954年版，第200—201页。

(290) 《中央政治通讯》第10期，1926年11月3日。

(291) 《各军将领推冯公电》，《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0月26日。

(292) 蒋鸿遇：《国民军二十年奋斗史初稿》第33章附录。

(293) 《中央政治通讯》第14期，1926年12月15日。

(294) 冯玉祥：《我的生活》（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00页。

(295) 《中央政治通讯》第10期，1926年11月3日。

(296) 《中央政治通讯》第11期，1926年11月14日。

(297) 《守常政治报告》，《中央政治通讯》第3期。

(298) 《中央局报告》（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330页。

(299) 《我的生活》，第495页。

(300) 《刘郁芬之两捷电》，《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1月11日。

(301) 《国民军入甘战史》，第23—24页。

(302) 《阎伯川锡山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696页。

(303) 《于右任通电》，《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17日。

(304) 《冯玉祥军事要电汇编》卷13，上海军学社版。

(305) 《冯玉祥军事要电汇编》卷1。

(306) 《冯玉祥自传》，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7—98页。

(307) 《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1月15日。

(308) 《宋嘉禾关于西北军事财政给中央的报告》，中央档案馆、陕西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9），1990年版，第2页。

(309) 《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的政治报告》，《陕西党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7页。

(310)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9日。

(311)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14日。

(312) 《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1月22日。

(313) 《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1月25日。

(314) 《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1月29日。

(315) 《国民二军中工作应注意之事》，《中央政治通讯》第13期。

(316) 《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1月30日。

(317) 《国民军政报》第1号。

(318) 《宋嘉禾关于西北军事财政给中央的报告》，《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3、10页。

(319) 《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3月5日。

(320) 《西安地方目前工作计划》（3月至5月），《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9），第16页；《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政治报告》，《陕西党史资料》第1辑，第8页。

(321) 《中共陕西省委扩大会议党务报告》，《陕西党史资料》第1辑，第39页。

(322) 《国联总部各级政治代表大会之开幕式》，《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4月19日。

(323)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次会议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64页。

(32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227页。

(325) 《中央政治通讯》第2期，1926年9月8日。

(326) 《中央政治通讯》第3期，1926年9月15日。

(327) 《国民党中常会第五十次会议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647页。

(328) 吴玉章：《顺泸起义和杨闇公同志》，《泸顺起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63页。

(329) 《第十次政治会议议事录》，油印件。

(330) 《新蜀报》，1926年12月2日。

(331) 《新蜀报》，1926年12月29日。

(332) 《国民革命公报夕刊》，1926年12月27日。

(333) 《国民公报》，1927年1月13日。

(334) 《新蜀报》，1927年1月7日。

(335) 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7月8日；《四川军阀纷争之原因及其现状》，《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8月13日。

(336) 据《国民党四川临时省党部工作报告》称：杨森“妙想天开”，竟“请求加入共产党”，见中共四川党史资料丛书：《泸顺起义》，第32页。

(337) 彭泽湘：《自述》，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1期。

(338) C．M．WiLbur and J．L．How，Summary Report by“Seifulin”on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Canton in May1926，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p．720．

(339) 陈毅：《早年回忆》，聂元素等编：《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页。

(340) 《万县各界抗英之激昂》，《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0月1日。

(341) 《中共中央听童同志报告后的结论》，《中央政治通讯》第3期，1926年9月15日。

(342) 《中共中央听童同志报告后的结论》，《中央政治通讯》第3期，1926年9月15日。

(343) 《第十一次政治会议议事录》，油印件。

(344) 《粤区军事报告》，《中央政治通讯》第9期，1926年10月25日；参见邓演达：《致杨森函》，《历史档案》1984年第1期；《国民公报》，1926年12月10日。

(345) 《童庸生同志报告川中情形》，《中央政治通讯》第3期，1926年9月15日。

(346) 《万方出川部队已开拔》，《新蜀报》，1926年9月26日。

(347) 《唐总指挥肃清鄂西总报告》，《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29日。

(348) 《中共中央致鄂区信》（1926年9月27日）；《四川工作》，《中央政治通讯》第6期，1926年10月7日。

(349) 《中央给加同志信》，《中央政治通讯》第7期，1926年10月13日。

(350)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1月18日；《中央军事特派员一飞的报告》，《中央政治通讯》第10期。

(351) 《新蜀报》，1926年11月25日。

(352) 《新蜀报》，1926年10月24日。

(353) 《新蜀报》，1926年12月16日。

(354)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24日。

(355)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7，第21页。

(356) 《王天培克复巴东捷电》，《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31日。

(357) 《新蜀报》，1926年12月23日。

(358)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1月6日；《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2日。

(359) 《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2月8日。

(360) 《国民党四川临时省党部工作报告》，《泸顺起义》，第32页。

(361) 唐生智的保定陆军军官学堂同学，且有私谊。

(362)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8月7日、30日

(363) 《四川军阀史料》第4辑，第292页。

(364) 《粤区关于四川军事运动的报告》，《中央政治通讯》第7期，1926年10月13日；参见《川省代表傅岩同志抵粤》，《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9月8日。

(365) 《本周国内军事政治概况》，《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0月6日。

(366)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5，第104页。

(367) 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12月4日。

(368)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21日。

(369) 《新蜀报》，1927年1月1日。

(370)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

(371) 《新蜀报》，1927年1月6日。

(372) 《王文华、袁祖铭、周西成以及李燊的兴起和覆亡》，《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第117页。

(373) 《袁军五路入湘》，《晨报》，1926年7月24日；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8月4日。

(374) 《国民公报》，1926年6月25日。

(375) 《时事新报》，1927年2月15日。

(376) C．M．WiLbur and J．L．How，Summary Report by“Seifulin”on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Canton in May1926，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p．720．

(377) 《袁祖铭来电》，《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9日。

(378) 《吴佩孚经营黔省方略》，《晨报》，1926年8月1日。

(379) 《王天培大告奋勇》，《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8月11日。

(380) 《最近全国政治形势》，《中央政治通讯》第2期，1926年9月8日。

(381)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0页。

(382) 《川、滇、黔新联盟》，《晨报》，1926年11月5日。

(383) 《出师讨贼宣言》，《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30日。

(384) 《唐生智压迫袁祖铭》，《晨报》，1926年12月29日。

(385) 长沙《大公报》，1926年12月17日、26日。

(386) 长沙《大公报》，1927年2月12日。

(387)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2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第412页。

(388) 《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36页。

(389)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0月15日。

(390) 《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159页。

(391) 张肖梅：《贵州经济》，第12章11节，上海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年铅印本。

(392)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3，第78页。

(393)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18日。

(394) 周素园：《贵军陆军史述要》，《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395) 王家烈：《桐梓系军阀统治贵州的回忆》，《贵州文史资料》第2辑。

(396) 黄乾坤：《贵州军阀桐梓系》，未刊稿。

(397) 张若谷、李表东：《1926年“倒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3期。

(398) 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9月21日。

(399)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6，第12页。

(400) 《民治党成立日省长演说词》，《云南公报》，第1275册，1927年1月20日。

(401) 谢崇文：《云南“二六政变”的前因后果》，《云南文史资料选集》第2辑。

(402) 长沙《大公报》，1927年1月19日。

(403) 《范石生将率川桂黔军攻滇》，《申报》，1927年1月1日；长沙《大公报》，1927年1月7日。

(404)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7，第46页。

(405) 《云南省政府省务委员会布告》，《云南公报》第52册。

(406) 张若谷、李表东：《1926年倒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