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桂系军阀对两广的控制" class="reference-link">第二节　桂系军阀对两广的控制

一　桂系对广东的控制" class="reference-link">一　桂系对广东的控制

袁世凯暴死时，陆荣廷的部队已深入湖南，占领长沙。北京政府拟任命陆为湖南督军，但是陆垂涎“财富之区”的广东，要在两广站稳脚跟，因此积极向广东扩张。这样就逐渐造成了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控制两广的局面。

如前所述，袁世凯死后，在广东爆发了李烈钧滇军和龙济光济军的战争，龙济光战败后退守广州。由于龙在广东极不得人心，7月6日，段祺瑞政府迫于形势，宣布以陆荣廷为广东督军，朱庆澜为广东省长；调龙济光为两广矿务督办，驻海南岛；将李烈钧调到北京“另有任用”。但是，龙济光赖在广州不走。段政府在同一天又任命陆荣廷暂署湖南督军，陆未到广东之前，仍由龙济光暂署广东督军。这个命令的实质在于，调开李烈钧，以拔除龙济光的正面敌人；派陆荣廷署湖南督军，以阻止他到广东接任广东督军。这个命令理所当然地遭到各方面的反对。段祺瑞又借口“粤事真相不明”，加派刚由湖南逃出来的汤芗铭为广东查办使，派海军上将萨镇冰为粤闽巡阅使，但是，汤芗铭没有敢到广东来“查办”。

一心垂涎于“财富之区”的陆荣廷，坚辞湖南督军，对北京政府的命令不予理睬，于7月10日由衡阳自动班师回广西，接着由广西带兵东下，进驻肇庆，压迫龙济光。而李烈钧也没有去北京，等待“另有任用”。龙济光在滇、桂军的双重压力下，被迫提出卸职条件四条：一、济军二万人以上（虚报），应编为两师；二、请拨付军饷和移防费三百万；三、督办两广矿务，应选择两广扼要地方屯驻济军，在此区域以内，其他各军均须撤出；四、督办两广矿务公署应按照督军公署的规模，直隶中央，本省长官无权调度。不过，他在还未能实现这些要求时，即向广州索取开拔费五十万元，匆匆退出广州，进驻海南岛。李烈钧则于8月17日通电解除职务，将在粤滇军交张开儒、方声涛两师长直接统辖，然后取道香港赴上海。10月2日，陆荣廷就在肇庆宣布就任广东督军，两天以后率军进驻广州。自此，广东军政大权落入了桂系军阀陆荣廷之手，广东成为桂系的地盘和势力范围。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霸占两广的局面正式形成。

还在护国军军务院结束之时，原属军务院的李耀汉、林虎两军都表示愿归陆荣廷统率指挥，于是桂系在广东的兵力进一步增强。陆任广东督军后，将桂系军阀的要员安插到广东，控制要职：以谭浩明率军驻广东，以莫荣新兼任广惠镇守使，以林虎兼任高雷镇守使，以沈鸿英兼任钦廉镇守使，以李耀汉继续任肇罗镇守使；广西方面，以陈炳焜为督军兼省长，以韦荣昌继莫荣新为浔梧镇守使，以林俊廷继陈炳焜为桂林镇守使，以黄培桂继谭浩明为龙州镇守使。经过如此部署，桂系便完全控制了两广的实权。所以有人说：“陆荣廷既据有广东，乃令其爪牙陈炳焜继承广西地位。躯壳虽离，灵魂尚在，预为统一两广之野心，亦作为两广巡阅使之张本。”⁽⁵⁸⁾

1917年3月，陆荣廷接黎元洪电邀去北京会晤。其时，黎元洪总统府和段祺瑞国务院之间的“府院之争”已很尖锐，双方都想拉拢、利用陆荣廷。段想拉拢陆荣廷作为其在西南各省中的得力爪牙，因陆是拥有实权的人物；黎则想利用陆荣廷在护国战争中猎取到的名誉，希望他成为副总统候选人，作为他与段争夺的得力伙伴和心腹。陆于3月中旬从广州出发，经香港乘轮船直航上海改乘火车北上。沿途受到新当选的副总统、江苏督军冯国璋、安徽督军倪嗣冲、长江巡阅使张勋的欢迎。3月27日，陆抵达北京，下榻总统府怀仁堂。黎、段各设盛宴款待，礼遇甚崇。陆即利用这个机会，向黎、段双方讨价还价，以谋取得更多的权利。黎、段于4月10日升任陆为两广巡阅使，而且按照陆的意图，任命陈炳焜为广东督军，谭浩明为广西督军。至此，陆荣廷完全操纵了两广的军政大权，桂系势力“极形膨胀，一时（军队）编至七军”之多⁽⁵⁹⁾，扩充到五万人，成为西南各省中最大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陆利用黎、段之争，把两广统治权从名义到实际，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成为当时全国颇有影响的人物和势力。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日本人曾写道：“西南实力派之巨擘，有广西王之称之陆荣廷……彼等在广西人中为最大阶级之物。不仅广西人而已，即长江以南，能与彼等比肩者，亦无几人。”⁽⁶⁰⁾有人评论，陆荣廷与北方军阀奉系头子张作霖、直系头子冯国璋已经并驾齐驱了，因而有“南鹿北獐”（“南陆北张”）或“北冯南陆”之说。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的实力已超过了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的实力。桂系军阀控制地区的条件较之滇系军阀控制地区的条件更为优越富庶，更靠近国内的政治、经济中心，因而桂系军阀对当时全国政治生活的影响更为明显。

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对西南采取敌视政策，企图玩弄“武力统一”的把戏，这就引起了西南实力派的反感。西南实力派为了自身的利益和发展，不得不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因而和孙中山的护法反段找到了共同点。还在张勋复辟前夕，北京政局混乱之际，孙中山曾致电陆荣廷及西南各省督军，指出“民国与叛逆不能两存”，呼吁他们“克日誓师，救此危局”⁽⁶¹⁾。6月14日，孙中山派胡汉民为代表前往广州，与桂系广东督军陈炳焜商谈护法讨逆。6月17日，胡汉民又前往南宁会见陆荣廷，邀他去广州共商护法大计。陆荣廷托辞足疾，不肯起程。6月18日，广东各界在明经堂举行公民大会，要求省当局即日出师北伐。同时，国民党人和国会议员南下广州的日益增多，驻粤滇军亦跃跃欲试。桂系为了维持自己在两广的统治，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在6月20日由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出面发出通电，宣布两广暂行“自主”。所谓“自主”，在民国初年还是一个新名词，与独立有所区别。自主时期，两广不受北京内阁的干涉，但遇有重大问题，仍可直接请命元首。这就是说，自主是一种半独立状态，是脱离内阁而不脱离总统。这是袁世凯死去后第一个宣布自主的地区。张勋复辟时，曾多方拉拢陆荣廷，先后授以陆为“一等公”，“两广总督”，“参预议政大臣”等名义，但陆始终不参与张勋的活动。两广自主为孙中山来到广州掀起护法运动提供了条件。

9月初成立的广州护法军政府，以孙中山为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然而，宣布两广自主的桂系首领陆荣廷，不仅拒绝就任元帅职，而且反对另组政府，主张“总统复职”，甚至通电全国声明，“以后广东无论发生何种问题，概不负责”。这等于否认广州护法军政府。其实，陆荣廷等人让孙中山来到广州，不过想拉大旗作虎皮，借孙中山护法的旗帜，来对抗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并非真拥护共和。正如孙中山后来所说，陆荣廷“只欲分中央专制全国之权，俾彼得专制于二三行省”而已⁽⁶²⁾。北方密探也说，陆荣廷“只求目前得一湘粤桂巡阅使，将来并兼领副总统，于愿即足。其他西南问题、国会问题，若皆不足措意”⁽⁶³⁾。陆荣廷只是不要使自己的地盘“统一”到段祺瑞手里，也不能容忍孙中山以大元帅身份凌驾于他的头上，在两广出现一个“太上政府”。

陆荣廷等人不仅不就元帅职，还多方面干扰和破坏广州护法军政府。以孙中山为首的护法军政府实际上没有掌握任何军队，是一个“有同寄寓”⁽⁶⁴⁾似的“影子政府”。这时在广东的军队，除了属于桂系军阀的队伍外，还有驻粤滇军和警卫军两种军事力量，而龙济光的济军则已进驻海南岛。驻粤滇军是护国战争时由李烈钧率领到广东来的。最初桂军与驻粤滇军尚能和平相处，但是后来由于驻粤滇军将领李烈钧、张开儒、方声涛等人反对陆荣廷、唐继尧的扩张政策，因而发生了许多矛盾。

警卫军则是由朱庆澜建立起来的。朱庆澜在辛亥革命时曾任四川副都督，后任黑龙江巡按使、护军使，一度拥戴袁世凯称帝，护国战争时被逐出黑龙江。护国战争后，段祺瑞政府任命朱庆澜为广东省长，是想利用他作为进攻西南的内线。但是，朱到广东后，态度发生了变化，明显地倾向于联合孙中山，这就引起了段祺瑞的不满和陆荣廷的嫉妒。朱庆澜吸收了一些民军和龙济光系统的杂牌军，组成了警卫军二十营，由省长亲自统率，这就形成了这个省在督军之外还有一个“督军”的局面，更加引起了桂系的仇视。桂系军阀要求滇军回滇，警卫军的统率权应划归督军。但是，滇军既不想轻易离去，朱庆澜也不想交出兵权。这样，朱自然更倾向于联合驻粤滇军与孙中山进行合作，以对抗桂系军阀的压力。为此，朱庆澜聘请了前广东都督、著名国民党人陈炯明、胡汉民为省长公署高等顾问，并经常邀请国民党人到广州会谈。

1917年6月24日，广东督军陈炳焜借口自主时期军事指挥权应当统一于督军，令高雷镇守使林虎为接收警卫军的专员。朱庆澜得到滇军和国民党人的支持，拒绝交出警卫军。朱并与由上海回到广州的李烈钧商议，将警卫军与驻粤滇军改组为中华民国护国军第一、第二两军，准备北伐。李烈钧首先通电就任第二军总司令职务，驻粤滇军师长张开儒、方声涛也发出“枕戈待命”的电报。但是，桂系军阀却拒绝提供北伐所需饷械。朱庆澜乃将警卫军二十营改称省长亲军，交陈炯明统率，由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亲军司令。桂系军阀于是集中攻击朱庆澜，“借口北方官僚不宜在护法旗帜下任省长为名，鼓动一些省议员倡议省长民选”⁽⁶⁵⁾。同时，陈炳焜派兵包围陈炯明司令部，收缴其关防，迫使陈炯明逃往香港。朱庆澜也被迫于8月26日向省议会提出辞职。省议会乃选举胡汉民为省长。桂系要求选出李耀汉，未被接受，陈炳焜便派兵一营移驻省议会，进行恫吓，夺去了省长印信，还以督军名义接管了省长亲军。在这种情况下，胡汉民只得辞去省长职，省议会被迫另选李耀汉为省长⁽⁶⁶⁾。这件事引起轩然大波，广东各界群起反对。孙中山气愤之余，在11月15日命令海军炮击观音山的广东督军署，以驱逐陈炳焜。但程璧光拒绝执行命令，且将各舰调往黄埔，宣布戒严。炮击督署计划虽未执行，但是孙中山与桂系的矛盾表面化了。加上北军南下，湘桂边境战云密布，陆荣廷为了缓和与孙中山的矛盾，决定调陈炳焜回广西，以莫荣新代理广东督军。孙中山、胡汉民提出以陈炯明复任亲军司令，作为莫荣新督粤的交换条件。莫荣新被迫同意后，于11月22日就任代理广东督军职。

亲军二十营交还军政府以后，孙中山拟将这支军队改编为护法武装，一方面为了实行北伐，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暂时躲避桂系的压力，保留这支直属军政府的陆军武装。为此，孙中山把亲军改组为援闽粤军，以陈炯明为总司令，开赴福建。可是桂系军阀仍企图从各方面扼杀这支武装，从经济上卡这支武装的脖子。廖仲恺遵照孙中山的指示，多方筹款接济这支武装。何香凝曾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孙中山“在上海的房子因此由仲恺经手抵押过两次，一次得款二万元，一次得款二万五千元，都由仲恺亲自带到漳州交给这批驻闽粤军了。孙先生满希望这批军队将来可以成为比较进步的革命武装力量”⁽⁶⁷⁾。

莫荣新独揽广州大权以后，继续刁难和破坏护法军政府，竟然说：“孙某之政府，空头之政府也。彼无兵无饷，吾辈但取不理之态度，彼至不能支持时，自然解散而去。”⁽⁶⁸⁾莫荣新等还有计划地谋害支持孙中山的干部和身边卫士。金国治是孙中山任命的潮梅前敌司令，莫荣新把他绑架杀死。1918年1月2日，莫荣新又诬指大元帅府卫队（属粤系地方派军人李福林所部）的连、排长多人为“匪”，擅行逮捕枪杀，以恫吓孙中山。孙中山十分气愤，为惩罚莫荣新的跋扈行为，于第二天（1月3日）命豫章、同安两舰炮击观音山的广东督军署，并且表示：“吾为民除害，今即以身殉，份也。”⁽⁶⁹⁾孙中山严正指出，当陈炳焜督粤时，“谓听军政府自生自灭”，“今则愈逼愈紧，只许自灭，不许自生”；炮击莫荣新督署，“实所以表公道，伸不平，而使军政府自辟其生路者也”⁽⁷⁰⁾。炮击督署是孙中山对桂系军阀反动气焰的一次回击。莫荣新莫可奈何，一时不敢还击。这以后，援闽粤军才得以在1月12日于广州东郊誓师出发。

然而，桂系军阀的倒行逆施只是略加收敛，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嚣张了起来。是年5月4日，莫荣新竟然假唐继尧之命，强行剥夺了支持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陆军总长、滇军军长张开儒的兵权。5月12日，莫荣新又派兵拘禁了张开儒，枪杀了张的秘书长崔文藻。接着，在桂系的操纵下，又于5月20日改组了广州护法军政府，变大元帅制为多头的总裁制，使孙中山处于完全无权的地位而被迫辞职。孙中山于5月21日离开广州，前往上海，表示与桂系断绝关系。桂系军阀之上的“太上政府”事实上没有了，他们可以更加为所欲为了。

二　桂系军阀的残暴统治" class="reference-link">二　桂系军阀的残暴统治

桂系对两广的统治，“凡百施为，无不本其强盗天性”⁽⁷¹⁾，致使两广人民深受其害。

陆荣廷对广西的统治确是无恶不作。“其种种敛钱之法，如开赌、加赋、发行纸币等，屈指难数。单就发行纸币而言，其数达二千余万，既无抵押，又无担保”⁽⁷²⁾。加之其他各种残酷剥削和掠夺，以及水旱灾害频年，弄得工农业生产一蹶不振，民不聊生。陆荣廷在广西厉行专制统治，“将广西人所有之权利，完全收归于自己之一身。……广西一切幸福权利，只陆荣廷一人享之，一家享之，一派享之。……其余数百万人民，皆陆荣廷之奴隶也”⁽⁷³⁾。陆荣廷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在武鸣霸占了四千多亩土地，建筑了豪华的“上将台”、“陆公馆”、“宁武庄”，还有纪念其父亲、叔父的“业秀公园”、“明秀公园”；在南宁、龙州等地建筑有“耀武上将军府第”和“陆公馆”；在上海、苏州等地购置豪华的别墅。陆荣廷有妻妾八人、婢女几十人；家里养有桂林戏班，逢年过节或逢吉庆之日，日夜演戏，供其娱乐享受。陆荣廷为光宗耀祖，还联络陆姓人氏在南宁南门外兴建“陆氏总宗祠”。为了几个门额大字，竟挥金如土，悬赏“入选的每字一百元酬金”⁽⁷⁴⁾。

桂系军阀拥兵据粤，实行封建军事专政，需要大量的军费和行政费，必然要对广东人民实行经济掠夺。就以军费支出的增加来看，比“南海龙王”龙济光统治广东时期还要厉害。龙济光统治广东时，1915年度的预算中，陆军费按月应支出毫银459，520元，警卫军费每月支出429，480元，共计每月889，000元，另每月兵工厂支出30，000元，总计年支出11，028，000元。桂系军阀进驻广东以后，军费逐年增加，1916、1917年度，陆军费每月支出645，000元，警卫军费每月支出448，284元，兵工厂费每月支出50，000元，共计每月支出1，143，284元，总计年支出13，719，408元；1918年、1919年度，各项军费每月支出2，271，551元，总计年支出27，258，612元。1920年度，各项军费支出每月约2，144，464元，全年支出约25，735，968元⁽⁷⁵⁾。如此庞大而又不断增加的军费，主要依靠掠夺和榨取而来。

首先，加紧掠夺人民。设置名目繁多的捐税，致使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虽前清豁免之粮，亦勒令缴纳，否则拿人酷诈”⁽⁷⁶⁾。为了增加税捐，开放烟赌，结果使广东“烟苗遍地，赌馆满街”⁽⁷⁷⁾。仅赌捐一项，每年收入达数百万元之多⁽⁷⁸⁾。桂系军阀的敲诈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例如，当莫荣新要撤出广州时，还提出要所谓“开拔费”5，000，000元。广州各团体代表商量后同意筹款500，000元，作为对桂系的“送行费”。莫一再讨价还价，硬要广州地方筹集2，000，000元，并进行各种威吓和诡骗，最后还是增加“让城费”到1，500，000元。这笔巨款的筹措办法是由省城商店、居民各抽租捐一月；赌馆捐三月，约400，000元，其余由银行垫支，以后再筹还。

其次，大借内债、外债。桂系统治广东四年多，所借内外债总额达1，600多万元⁽⁷⁹⁾。其中日金4，740，000元，港纸1，024，259元，大圆纸1，520，000元，毫银4，956，681元，省行券143，000元，毫票4，272，679元。桂系所借外债的情况，参见下表：

桂系据粤时期借入债款表⁽⁸⁰⁾

从上表可以看出以下几点：第一，多数借款没有偿还；第二，借款多以税权作为担保；第三，还债负担最后又转嫁到人民群众的身上。

再次，抢占广东公私钱财。例如：“广东中国银行被桂系提取现款”，由于现款提取过多，致使兑现停止，纸币价格一落千丈；“造币厂所出毫洋，概运回桂”；“兵工厂所出枪械子弹，悉数发给桂军，或运回广西”；甚至广雅图书亦“劫掠殆尽”⁽⁸¹⁾。至于专私牟利，更是家常便饭。桂系控制广东之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尚在进行。由于战争的影响，粮食的国际市场价格猛涨。桂系军人见有利可图，即加紧在广东搜刮粮食，用官轮或军舰派兵护运至香港出售。每出口大米一担，可获利2元以上，每轮可装六百至七百担，因此每运输一次，即可得利7000至8000元。桂系兵舰出口，都可以免于检查。有时上半夜运米出口，下半夜又运盐出口。这样，兵轮大搞非法买卖，每月可获巨利。桂系还与滇、黔军阀勾结，贩运鸦片至广东销售，亦获利甚厚。至于贪污舞弊案件，更是数不胜数。一个小小的排长有的发财至数十万元。1920年据梧州粤商调查，仅陆荣廷“寄贮于外国银行之黄白现金，约一千二百万元之多”⁽⁸²⁾。这笔不义之财，很大一部分就是从广东掠夺而来的。

第四，非法出卖矿权及资源。1918年10月25日，广东督军莫荣新、财政厅长杨永泰与英商烈察臣订立合约，出卖陆丰、海丰、惠阳、香山四处矿产，取得借款十万元。1919年6月，莫荣新、省长张锦芳与英商事业公司委托人路易加士、岑伯铭签订合约，广东政府允许该公司钻穴探查及测量南海、番禺等几十个县的煤炭等矿藏。签订合同后，其他人不得参与。成交后，莫荣新、张锦芳的广东政府可以得到一百万元的收入。

第五，纵兵作恶，残害人民。桂系军阀的部队，军纪荡然，士气低落。军阀们为了“鼓励”士气，纵兵寻欢作乐，胡作非为，因而桂军军行所至，淫掠焚杀，无恶不作⁽⁸³⁾。1920年1月，“广东桂军在三水芦包某乡强奸全村妇女，四十岁以下莫能免”⁽⁸⁴⁾。同年5月，桂军在广东新兴县天堂、河头等处，“任意抢掠财物，焚杀居民，该灾区百余村乡之财物，被抢掠一空”⁽⁸⁵⁾。黄绍竑对此曾回忆说：“初到肇庆的时候，去林虎军中看俞作柏、伍廷飏，他们由新兴打完李耀汉回来，邀黄绍竑去参观战利品。那些战利品不是武器弹药，而是耕牛和家私什物，用条子标明是某连某排某人的，有些还标出价钱出卖。他们还问黄要不要。肇庆城满街都是这些东西。伍廷飏曾说，以前作战有护法护国的政治口号作为号召，骗士兵去卖死，现在只有用‘发洋财’来引诱士兵卖命了。”⁽⁸⁶⁾后来桂军兵败回桂，沿途仍大肆骚扰，“西江沿岸的圩镇，都被溃退的桂军骚扰抢劫，凄凉满目”⁽⁸⁷⁾。

桂系军阀的残暴行为，终于导致了1920年孙中山领导的驱桂战争，使陆荣廷的统治宣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