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列强分化中国革命与蒋介石发动政变

第一节　二十年代列强的对华政策趋向" class="reference-link">第一节　二十年代列强的对华政策趋向

一　列强角逐的新格局" class="reference-link">一　列强角逐的新格局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帝国主义侵华阵容发生重大变化。沙俄已被本国人民推翻。德、奥等国丧失了从前攫取的权益，被挤出争霸中国的竞赛。法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损失惨重，在列强的侵华角逐中已力不从心。意大利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有限。只有日本实力猛增，后来居上，且占地利之便，遂与英、美在远东形成鼎足之势。它们既争夺又联合，力谋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协调行动，结成联合战线，以对付中国革命，建立侵华“新秩序”。

英国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实力地位下降。巨额的战费开支严重地削弱了它的财政力量，在远东的传统势力范围又遭到美国和日本的渗透，丧失了原有优势。但英国仍是仅次于美国的强国，在世界市场上保持着广泛而牢固的财政金融网络，掌握丰富资源，并且拥有一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中国国民革命所要实现的一切对外目标，如废除不平等条约、关税自主、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驻华海陆军、收回外国租界和租借地、恢复海关管理权、撤消会审公廨等等，几乎都与英国侵华特权有关。因此，国民革命兴起之初，英国本能地采取支持北洋军阀，敌视广州阵营，镇压人民革命的政策。可是，事与愿违，铁血镇压非但未能扑灭国民革命，反而激发中国人民的更强烈的反抗，使英国在华利益受到更沉重的打击。华南是英国利益最集中的地区，保全这些利益的唯一现实的办法是同当地政权沟通关系。而南方阵营已露端倪的裂痕，令英国当局产生新的希望。1926年1月，在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大讨论中，素持强硬方针的驻华公使麻克类认为：“我们最聪明的方针是就此住手，静观其发展，以期中国即将来临的事件导致广州的布尔什维克势力削弱，更温和的党派在那里占优势。”⁽¹⁾这种意见体现了英国对华政策的新动向。

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利最多而损失最小，从负债累累一跃而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它控制着世界百分之四十以上的黄金储备，取代英国，成为新的世界金融中心。它还拥有一支在大战中迅速成长起来的海陆军。随着实力的增长，美国开始谋求世界霸权，并力图在对华外交中发挥主导作用。

战后美、日两国在远东和中国的争夺十分激烈。美国力图在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条件下，凭藉经济优势完整地控制中国。英、美两国在中国的竞争虽然也很激烈，但它们之间互相利用的需要更多一些。英国需要美国援助以实现经济复兴，美国向世界扩张也需要英国财政金融网络的大力协助。面对日本在东亚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英、美都感到自身利益受到威胁，必须予以遏制。于是，美国纠集列强召开华盛顿会议，拆散英日同盟，以国际公约的形式确认了中国的门户开放原则，暂时抑制了日本独霸中国的野心，恢复了若干帝国主义国家协同侵华的局面。美国在华既得利益比英、日少得多，没有独占性势力范围和租界地，所以其对华政策便从长远的扩张利益出发，除在一定限度内用武力维护其重要权益外，其政策重心一般放在政治诱导、经济渗透、文化传播等方面。国民革命高潮涌现后，美国统治阶层普遍认为，不宜出面实行武力镇压，而应尽量用“温和”的方式加以消弭。1927年1月4日，即中国民众冲占汉口英租界的第二天，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波特（Stephen G．Porter）提出一项议案，力主美国应援助和鼓励中国建立一个巩固的政权，能够有效地统治全国各地。议案特别提出，为了防止四亿中国人民放弃传统的中庸之道，转而崇尚暴力，“实有必要消除中国人民方面现存的误解和不满的根源”。议案吁请美国总统采取“独立于其他列强的行动”，立即同有权代表全体人民发言的中国政府谈判，商订“平等互惠”的新条约⁽²⁾。这项议案在美国众议院以42票反对、262票赞成的压倒优势获得通过，充分显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政治动机。

日本抓住欧美列强陷入世界大战而无暇东顾的“天佑良机”，加紧侵华，妄图独占中国、称霸东亚。它不仅激起了中国人民一浪高过一浪的反日运动，也同英、美侵华利益发生抵牾。日本由于在贸易、资源和国际信贷等方面要仰仗美、英的扶持，不得不在华盛顿会议上妥协，接受了否定其在华独占地位的九国公约，退出在山东的大部分的权益。20年代，日本经济发生慢性萧条，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关东大地震又给日本造成严重灾难。为了解决经济困难和社会危机，日本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有良好的对外经济关系。在国内外形势的推动下，日本藩阀官僚政治暂趋衰落，“政党政治”繁荣一时。某些政党内阁力图用和平方式扩大国外市场，缓和同英、美的紧张关系，也缓解中国人民的反日斗争。于是，它们暂时收敛日本军国主义一贯奉行的武力征服中国的政策，实行与欧美各国协调，推行经济扩张与政治怀柔并重的对华政策。这一政策因其得力推行者而被称为“币原外交”。

1924年6月至1927年4月，币原喜重郎第一次担任日本外务大臣时，正值中国国民革命潮流高涨。他一再宣称日本对华方针是：第一，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保全，对其内争严守绝对不干涉主义；第二，期望两国共存共荣，经济提携；第三，对中国国民的合理愿望持同情与善意，协力助其实现；第四，对中国现状尽量持忍耐与宽容态度，同时尽量用合理手段维护日本正当且重要的权益⁽³⁾。“币原外交”的实质是，尽可能用较为隐蔽的“软性”手段瓦解中国革命，保障日本在华经济权益的顺利扩张。

这一时期，军部势力仍在日本对外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有时同外务省协调行动，有时则自行其是。在后一种情况下，外务省往往只能追随军方的行动。例如在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和1925年底郭松龄反奉战争中，币原不仅不能约束日本军事当局的武装干涉，而且还要出面为其进行掩饰和辩解。因此，国民革命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存在着“双重外交”。这是日本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在一定时期特有的现象。

二　列强对华政策的经济动因" class="reference-link">二　列强对华政策的经济动因

列强对华政策的原动力是其经济利益。

经过世界大战和整个20年代的角逐，各国在华投资此消彼长，变动显著。从1914至1930年，英国对华投资增长70．5％，其数额在各国对华投资总额中所占比例从31．3％，略升为33．2％，但其座次却从对华投资大国的第一位降到第二位。这一时期日本的对华投资增长388．3％，从原来的第四位跃居首位，在各国对华投资总额中所占比例，从12．8％升至38．8％，来势凶猛。美国对华投资增长183．6％，速度超过英国而逊于日本，但所占比例并不大，仅从4．6％升至8％，在对华投资大国中的座次，因俄、德出缺而从第六晋至第四。法国这时期的对华投资始终多于美国，但已呈停滞之势。德国因战败，元气大伤。（参见本书附录表一、表二）

值得注意的是，列强对华投资的比例与增长速度虽能表明它们在中国的经济地位，却不足以说明中国在它们的对外扩张中的重要性。判断中国在某一强国的海外经济利益中所处的地位，主要应依据该国的在华利益在其海外全部经济利益中所占的比重。如果从这个角度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列强间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差别：美、英、法等国在世界其他地区拥有巨大的投资利益，而日本则不然。

20年代，美国对华投资仅占其海外投资总额的1％左右。这对美国来说，当然是很小的一个份额。而且这份投资有相当一部分用于传教布道和开办医院、学校等，注重在思想文化领域播下久远的影响。1914—1930年，美国海外投资增长330％，而同期对华投资额仅增长183．6％。两相比较，中国投资场所在美国对外经济扩张中的地位相对降低了⁽⁴⁾。

英、法两国20年代的对华投资总额在其海外投资总额中约占5％—6％左右⁽⁵⁾。比重不算大，但政府借款在其对华投资中占了相当份额，企业投资也多为铁路、矿山、工厂等难以转移的不动产⁽⁶⁾。这些特点决定了英、法两国政府同中国统治集团的关系比较密切，中国作为一个投资场所，对英、法两国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只有一个国家的在华投资对该国具有至关紧要的意义，这就是日本。日本在华投资占其海外投资总额的90％左右，其中仅在中国东北的投资即占70％。它还控制了中国近一半的煤、铁矿产量，这是其现代工业迫切需要而其本土又极为缺乏的资源。这部分投资的丧失，对于日本尤如人之断血。尽管这时的日本仍是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一大债务国，但它对中国的投资、借款额却在突飞猛涨，1927年在华投资总额便已高达25亿日元。因此，人们将之喻为倾家荡产、孤注一掷的投资⁽⁷⁾。这种状况，导致日本对中国革命风暴的承受力十分脆弱。

国民革命兴起后，英国及其殖民地香港所受的打击最为沉重，对华贸易迅速下降。日本对华贸易反而乘机扩大，挤占了英国在华南和长江流域的部分市场，成为中国商品市场上最大的外国盘剥者。英国本土对华贸易额虽小，但若将其附属地印度和香港计算在内，仍能紧追日本之后，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美国对华贸易发展平稳，没有大起大落，在中国贸易市场上占居第三位，但其贸易额同英、日两国相比，尚有相当差距。这是它在列强干涉中国革命时总不愿打头阵的重要原因。法国、意大利等国在中国的贸易利益同英、日、美三强相比，差距更大，它们在对华政策上也往往追随三强行动。（参见附录表三）

这一时期，中国在英国海外商品市场上的地位具有相对的重要性。20年代，除1925年和1926年因中国民众抵制英货而情况特殊外，中国一般都能排进英货输出对象国的前十名。棉纺品是英国最大的出口货，中国在其输出对象国中占第二位；钢铁是英国第二大宗出口货，中国居第十位上下；机器为英国第三大宗出口货，中国居第六位上下。毛纺品是英国第四大宗出口货，中国居第四位上下⁽⁸⁾。这说明，中国是英国轻纺工业的重要市场之一，在其重工业品的海外市场中，也有一定地位。但是，英货在出口总额逐年增长的同时，对华出口额却呈下降趋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英国此时已失去在华经济扩张的势头。（参见附录表四）同时，英国的主要商品市场是欧洲和美洲，而在亚洲的主要市场是印度及缅甸，中国市场对英国商品输出的重要性毕竟是相对的和有限的。因此，当英国在华利益受到中国革命风暴的猛烈袭击时，劳师远征的武装干涉究竟效益如何？应控制在什么程度上才值得？能否找到比简单的“炮舰政策”更好的手段来应付这场危机？这些都是英国统治者不得不苦心谋算的问题。

1922—1926年间，美国对华出口额仅占其对外出口总额的3％左右。（参见附录表四）在美国的各项出口货中，只有香烟一项大部倾销中国。但香烟在美货出口额中所占的比重微不足道，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不大。此外比较值得留意的便是石油。这期间，美国对华出口额略有增长，但其对外出口总额增长更大，四年间增长25％，因此使对华出口额在其对外出口总额中所占比例逐年下降。这说明，美国虽然继续对华扩大商品输出，但中国市场对美国商品的相对地位却在下降。据美国官方统计，20年代美国对华进出口额仅占其同期进出口总额的2．9％，不及美国对日本进出口额的一半，在美国对亚洲的进出口额中也只占六分之一⁽⁹⁾。结合上述美国投资情况来看，这一时期，美国在中国的既得经济利益并不大，中国尚未成为美国的重要投资场所和商品市场。但是，美国将中国视为潜在的广阔扩张领域，比较注意在精神文化方面施加影响，美国已拥有世界上最雄厚的经济实力，自信只要能维持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就能最终取代英、日而在中国称霸。由于美国在华既得利益小，长远野心大，当它面对汹涌的国民革命高潮时，自然感到武装镇压弊多利少，得不偿失，而设法分化革命，诱导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走上反共道路，才是其最佳选择。

日本对华贸易情况与英、美等国大不相同。它的各项主要出口货都以50％—99％的高比例向中国倾销。对华出口约占这一时期日本出口总额的30％。国民革命兴起时，日本对华贸易正呈扶摇直上之势。（参见附录表四）据当时日本官方统计，1925年，日货对香港和东北以外的中国地区的输出额达到战后的最高水平，约为4．6亿日元，1926年仍保持在4．2亿日元的高水平上⁽¹⁰⁾。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对外贸易连年入超的情况下，对华贸易却始终出超⁽¹¹⁾。这意味着中国市场对日本财政和国际收支平衡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另一方面，20年代日本外贸对美国的依赖性很大，出口货约40％以上输往美国，进口货25％—32％来自美国，所以日美贸易关系十分密切⁽¹²⁾。“币原外交”正体现了日本资产阶级在稳定环境下既要对中国进行经济扩张，又要取得美国支持与配合的需要，是日本在侵略中国与敦睦美国之间寻求平衡的结果。然而，由于中国在日本“称霸亚洲，争雄世界”的全球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可以观望于一时，终不能坐视太久。当北伐战争迫近日本利益范围，迅速加剧其经济危机时，日本帝国主义终于抛弃以“不干涉”相标榜的“软弱外交”，再次走上以强硬手段干涉中国内政，进而武力征服中国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