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牵动南北的援鄂战争" class="reference-link">第三节　牵动南北的援鄂战争

一　“鄂人治鄂”与援鄂战争的发端" class="reference-link">一　“鄂人治鄂”与援鄂战争的发端

1921年下半年在湖北境内爆发的援鄂战争，是北京政府统治时期规模较大的地方战争之一。卷入战争的除了湖北地方势力及临近省份湖南和四川的武装力量之外，直系吴佩孚的介入，更使战争的范围扩大化，时间延长化，成为牵动南北各方政治力量敏感神经的重要事件之一，并影响到其后南北政治格局的发展。“从整体看，援鄂战争的政治形态表现为，以吴佩孚为代表的主张‘武力统一’的北洋中央军阀为一方，以赵恒惕、刘湘为代表的主张‘联省自治’的西南军阀为另一方，这两大政治力量之间的一次军事上的较量”⁽¹⁰¹⁾。

援鄂战争的发端，主因在于湖北内部外来军队与本地绅商关系的恶化与矛盾的发展。出身直系的湖北督军王占元自1915年12月上任，督鄂有年，基础雄厚，又因在直皖战争期间的“表现”而升任两湖巡阅使，成为与曹锟、张作霖鼎足而立的北洋军系“三巨头”之一。王占元在任期间，为政贪渎，重用同乡，压制党人，与商争利，搜刮谋财，敛财数千万，甚而利用兵变向商民勒索。如时人论，“综揽军民全权，苛政繁兴，秽恶山积。除吞蚀军饷，及北洋督军唯一财源之‘截旷’尽入私囊不计外，如法外剥削，非法侵占，以及伪造湖北官钱局钱票数千万，皆为社会共见共闻之事实”⁽¹⁰²⁾。王之所为引起湖北绅商及鄂人的强烈不满。在当时各省涌动的“地方自治”浪潮的背景下，被不少鄂人认为是“亡省”，提出“鄂人治鄂”的主张。1920年8月，大总统徐世昌在直皖战争结束后下令免除安福系湖北省长何佩瑢的职务，任命王占元推荐的儿女亲家、山东人孙振家署理湖北省长。湖北绅商为抗拒此项任命，发起“拒孙”运动，“誓非请政府收回成命不可”，“力持鄂人治鄂主义”⁽¹⁰³⁾。在湖北绅商的抵制和舆论的压力下，徐世昌在9月又改任湖北人夏寿康为省长，暂时缓解了矛盾⁽¹⁰⁴⁾。不过，湖北绅商并未就此罢休，随着他们与王占元矛盾的发展，他们逐渐酝酿发动“驱王”运动，力图推倒王占元的统治，实行“鄂人治鄂”。1921年年中，湖北的“驱王”运动渐趋高潮。以在北京的湖北同乡会为中心，多次集会，发动请愿，要求罢免王占元的职务，查封其财产，实行“鄂人治鄂”，疾呼“政府如果还不痛快答应，我湖北人死里求生，终究要想几个自治的方法，伸我民气，戮彼凶人”⁽¹⁰⁵⁾。与此同时，在湖北的国民党人亦开始运动民众，组织民军，将“驱王”从舆论层面推向实际层面。

湖北“驱王”运动兴起后，虽有民间和舆论的强烈支持，但是，督军拥有武装，仅凭民意实难撼动其地位，何况撤换一省督军涉及错综复杂的军阀派系地盘之争，北京政府也不敢轻易做主。所以，尽管王占元在湖北非常不得人心，而当湖北绅商提出“驱王”的要求后，北京政府的对策只能是拖延，大总统徐世昌以“责任内阁制”为由将其推给国务总理靳云鹏，而靳云鹏则对湖北请愿代表称：“就法律论，王占元应当罢免；就事实论，尚未到罢免时机。”⁽¹⁰⁶⁾从而又将此事搁置起来。“鄂人以全力逐王，而政府反以全力保王”，和平请愿活动没有结果，使湖北绅商颇为失望。不过，“驱王”运动得到湖北省内社会各界普遍支持，他们在无法依靠北京政府撤换王占元，自身又无实力驱逐王占元的情况下，开始图谋借助邻省力量，实现武力“驱王”。他们首先向毗邻湖北的湖南求援，反复说明湘鄂一家，湖北为湖南之门户，湖南主张自治最力，而自治断非一省所能成功，只有联省自治，自治之基方可牢固，因而鄂人不能不求助湘人，而湘人不可不援助鄂人⁽¹⁰⁷⁾。游说湘督赵恒惕，称湘军出省援鄂，急人之难，一举占领武汉，四方风起云从，联省自治可望成功；汉阳兵工厂可源源供应湘军军火，湘军两师驻防鄂南，军饷亦可由湖北供给大部，财政困难可以减轻⁽¹⁰⁸⁾。当时赵恒惕正谋向外扩张，成立“联省自治”政府，以缓解省内财源枯竭、军饷无着的困窘，鄂人的请求正可给赵以对外扩张的口实，湖北的地盘对赵亦有很大的诱惑力，而且赵还可借出兵缓和省内的派系斗争（谭延闿虽下野离湘，但谭系人马仍在，对赵时有异心）。故“赵之援鄂，非为鄂也，为湘耳”，并且“颇有吞并湖北之野心”⁽¹⁰⁹⁾。赵恒惕本来担心吴佩孚的态度，事先曾派人赴洛阳试探，吴佩孚表示不支持王占元，对其他事项则未置可否，而赵却以为得到吴的默认，因此在1921年6月20日的军事会议上，赵恒惕决策出兵援鄂⁽¹¹⁰⁾。

为了壮大己方出兵的力量和声势，赵恒惕又说动正在长沙的前川军总司令兼川督熊克武在四川运动武装出兵援鄂，并谓“川湘与鄂地域相接，援助鄂人自治，固为义不容辞。……务望同时并举，以期双面夹攻，俾联省自治早日实现”。他建议“湘川各出三师，湘以主力包武汉，川以主力出襄樊宜荆，会师武汉”。熊克武下野后奔波于西南各省，图谋另有发展，对此当即首肯。7月7日，熊密电川军第一军军长但懋辛，言称“大局将发生重大变化，吾川须从速准备，应此潮流。本军尤宜避去内争，向外发展。现鄂王为众毁所归，已呈不稳之现象，如出兵助成鄂人自治，实为不朽之伟业。昨与炎午（赵恒惕）密商，决定川湘各出五混成旅。请探察甫澄（刘湘），渠如对此意旨赞同出兵，则举办较易，倘尚迟疑，则本军单独亦须进行，武装准备停妥，克期发动，即回川与兄等共办此事。”7月中旬，熊克武回到重庆，部署川军援鄂事宜。四川实力派领袖、川军总司令刘湘考虑到直系的态度，对援鄂本有犹豫，但湖南出兵在前，川军出兵正可顺水推舟，占领鄂西宜昌、沙市地盘后可得实利，故亦“完全同意”，并认为“大局如斯，更难坐视，失此不图，湘军独下武汉，吾川他日对南对北，均无发言之资格”⁽¹¹¹⁾。所以最终也同意出兵。

对于湖北的“驱王”自治运动，直系大将吴佩孚一直予以密切关注，因为湖北处在毂南北、沟通东西的重要战略地位，又是直系已占多年之地盘，直系既不能容忍他人染指，亦不能听任其“自治”，因此，当鄂人向吴佩孚请愿撤换王占元时，为吴所拒，并称：“如果各省都像你们这样，全要求自治，那还要政府干什么？要是各省军政都归各省自己办，那么中国不成了五胡十六国了吗？”⁽¹¹²⁾但王占元虽同为直系大将，却对吴佩孚存有戒心，担心其取代自己的位置，有与张作霖接近的趋势，故吴亦无保王之意。

可是当湖北“驱王”运动由“文斗”发展为“武斗”，且湘、川外省军队准备介入时，吴佩孚则不能不干涉，因为这不仅关系到维持直系的地盘，而且关系到吴心目中打破西南分离局面、实现由直系主导的“统一”大业。7月中旬，曹锟在保定召集直系将领军事会议，讨论湖北问题，吴佩孚认为：“这不是湖南与湖北问题，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否则，助长南人反对北人的气焰，非把他们赶回去不可。”⁽¹¹³⁾因此，此次会议决策出兵，直系由此成为援鄂战争的第三方。

湘、川、直三方在“援鄂”的名义下，各有各的考虑，各有各的利益，然而当他们摩拳擦掌准备出兵作战之际，颇有反客为主之意，而本来高唱“鄂人治鄂”的湖北各界，当战争来临时，似乎倒成了不能决定自己命运的局外人，这也是此次战争在“援鄂”名义下的吊诡之处。

湘、川方面的“援鄂”表示鼓舞了鄂人通过“驱王”而争取自治的决心。旅湘鄂人绅商首先行动起来，在长沙组织了“湖北自治政府”和“湖北自治军”，推蒋作宾为临时省总监，“管理全省军民政务，统率全省军队”，孔庚为政务院长，驻长沙的鄂军团长夏斗寅为前敌司令，打出了“声讨祸国殃民之王占元，以铲除自治之障碍”的旗帜。7月24日，湖北各界万余人联名发表通电，痛责王占元“盗鄂七载，痛毒四方”，宣言“今以群策群力，创立湖北自治军。复以集思广益，制定湖北省自治临时约法，昭示自治之轨道。”⁽¹¹⁴⁾26日，湘军举行“援鄂自治军”誓师大会，赵恒惕发表誓词称：“我湘之于各省自治，实富有督促进行之责，义至正任至重也。”⁽¹¹⁵⁾为将要爆发的对外扩张、获取地盘的战争涂上了一抹“正义”的色彩。二天后，“援鄂”战争在湖北打响了第一枪。

二　吴佩孚强势介入与援鄂战争的结局" class="reference-link">二　吴佩孚强势介入与援鄂战争的结局

援鄂战争的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战争爆发到王占元下台，主要是湘军与王军的战争。

7月26日，赵恒惕举行援鄂誓师式，誓词声称：“我湘之于各省自治，实负有督促进行之责，义至正任至重也。”⁽¹¹⁶⁾28日，赵恒惕发出总攻令，湘军正面以夏斗寅率队为前锋，由岳阳、临湘攻击蒲圻，第二师师长鲁涤平率第一、第二师随后跟进，此路为湘军主力；右路以第一混成旅旅长叶开鑫率部由平江攻击通城，左路以第八混成旅旅长唐生智率部从澧县攻击公安、松滋。第一师师长宋鹤庚统一指挥各部的行动，赵恒惕自任援鄂军总司令，坐镇长沙。对湘军的进攻，王占元亦兵分三路抵挡，其中孙传芳为前敌总司令兼中路司令，刘佐龙为左路司令，王都庆为右路司令，分别阻击湘军的进攻。同时，王占元急电北京国务院、陆军部及曹锟、吴佩孚，声称“前方紧急，亟待增援”，要求曹、吴“电催各援军，迅速南下”⁽¹¹⁷⁾。但王占元又担心吴佩孚借机向湖北扩张势力，所以又要求“政府派遣援军，请从奉、豫两省指拨，不必令吴佩孚派兵赴援”⁽¹¹⁸⁾，寄希望于“诸公义重袍泽，必挽狂澜”，因“此次湘军北犯，实非局部问题，而为大局安危之关键”⁽¹¹⁹⁾。王占元对吴佩孚的戒心也是吴不愿立即伸手救王的原因之一。

湘军与王军交战的主战场在中路，自7月29日至8月5日，两军在羊楼司一线交锋，作战激烈程度为北洋时期内战中所少有，双方屡屡发生肉搏战。结果湘军获胜，连克鄂南重镇，孙传芳部防线被突破。8月5日，王占元发出通电称：“前敌苦战历八昼夜，将士疲劳已极。本省军队无可抽调，萧（耀南）总司令全师来汉已逾五日，经占元渡江两次敦请，萧总司令亦慨允赴援。奈以原定行军计划，非各军到齐，不便前进。……力尽援绝，何能持久？占元识虑弱，纵使勉强支持于一时，而外顾环境，将来必有穷于应付之势。”发了一通牢骚之后，王占元表示“现已电呈中央，坚请辞职”⁽¹²⁰⁾。7日，湘军夏斗寅部占蒲圻，10日占咸宁汀泗桥，距武汉不过百余里，震动武汉三镇。赵恒惕遂于此时致电王占元，劝其下野，电称：“湘鄂唇齿相依，年来联防互保，赖以宁息。……近顷鄂省之议会及各界人士前后来湘历诉，其不慊于我公督鄂之苦衷，抱定自治为救省之方策。……敢请当机立断，顺应民心，敝屐高位，使邻省顺序革新，完成自治。”王占元回复赵电称：“已再电中央，力伸前请，一俟有人接替，当即释戈解甲，归老田园。”⁽¹²¹⁾此时王占元也顾不得此前他不愿吴佩孚出兵的表示，连电向吴佩孚求援，但吴却没有积极反应，“萧师观望不进，闻与鄂自治军暗行接洽，意在共谋逐王，窃据武汉”⁽¹²²⁾。在外有湘军压境，内无救兵相援的情况下，王占元发表通电，声称“默察大势，非实行自治，无以应潮流而救危局。况军阀揽权，久已为世诟病，占元素性淡泊，更何苦以衰病乞退之身，冒拥兵自卫之名”⁽¹²³⁾。8月9日，北京政府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孙传芳为长江上游总司令，王占元在北京政府已失奥援。11日，王占元遵令解职并离开武汉，湖北的“驱王”运动得到了初步成果。

援鄂战争的第二阶段开始于王占元下台至直湘议和，主要是直军与湘军的战争。吴佩孚对“援鄂”早有准备，但在战争开始后，王占元迭电求援时，吴却一副事不关己之态度。其原因在于，王督鄂多年，民怨沸腾，众叛亲离，已经是扶不起的“阿斗”，而且王占元因其个人利害关系而有接近奉系的动向，更不为吴佩孚所喜，故吴佩孚有意借机逼王占元下台。但吴佩孚从来也没有考虑任由鄂人“自治”，他认为“鄂踞长江上游，为国家中枢，系中原屏障，一旦有失，则中原动摇，京师危险”⁽¹²⁴⁾，因此为了在军事上占据主动地位，吴佩孚在战争爆发前即派萧耀南的第二十五师和靳云鹗的第八混成旅赴鄂，部署在武汉以北，随时可以出动应战，并令赣、豫等省援军准备出动，表面为助王，实际是等待形势变化，占据湖北地盘。8月4日，因王军不支，萧耀南令第八混成旅接防王军防线，吴却电责萧耀南，“现鄂防迭次告急，皆由王督自相惊怯，藉以催援军之急进，代彼负责效力耳”；“支配布置，权衡应由我操，何得听王督随时调动，错误军机”⁽¹²⁵⁾。其借机逼王下台之势呼之欲出。待王占元自请辞职，吴佩孚、萧耀南被任命后，有了名正言顺的地位，吴佩孚立即不避嫌疑，着手控制湖北局势，遏止湘军的攻击势头。他以实力为后盾，主张“和平解决”，提出由湖北“省议会实行宪法，与西南各省为联省之自治，并以种种有利于湘军之条件，予以确切之保证”⁽¹²⁶⁾。实际上，吴佩孚在已获得湖北地盘的情况下，是以允诺湖北“自治”的“大度”之举，谋求舆论的支持并分化湘军的反对，以争取时间，稳固直系对湖北的控制。赵恒惕对吴佩孚的“和平解决”提议本有意考虑，表示将“饬各军停止前进，静候和平解决”⁽¹²⁷⁾。但湘军上下自认“驱王”有功，不甘心胜利果实落入吴佩孚手中，提出和平条件为，裁撤王占元所部军队，撤退部分直军，保证湖北自治，偿付湘军援鄂军费等。吴佩孚已经视湖北为其地盘，当然不能同意这样的条件⁽¹²⁸⁾。8月12日，吴佩孚以两湖巡阅使身份抵达汉口，他提出湘军应完全撤出湖北，为湘军所拒，而湘军提出的条件亦不能为吴所接受，双方和谈破裂，17日直军与湘军在前线开战。

直军与湘军的战争主要沿湘鄂边境一线展开。吴佩孚自任援鄂前敌联军总司令，由第二十四师师长张福来为前敌总指挥，指挥所部及萧耀南的第二十五师在左路攻击粤汉路汀泗桥、贺胜桥、咸宁一线的湘军，这是直军主力所在；第八师师长王汝勤指挥所部为右路，在石首、公安、监利一线取守势，监视湘军行动；吴佩孚指挥两个旅为中路，在金口、嘉鱼、罗山一线出击，居间策应左、右两路⁽¹²⁹⁾。吴佩孚利用海军第二舰队的炮火优势为陆路作战的掩护，同时密令在金口上游掘堤引水，“南军死者数百人，辎重损失尤巨”。17日，直军占嘉鱼。19日，吴“急令直军将蒲、咸间之拦江堤挖断，溃口至四百余丈。湘军防线被水冲动，遂向后退”，沿江北岸为直军所据。此后直奉矛盾激化时，张作霖曾通电揭露吴佩孚在战争中决堤放水，淹毙湘民数十万，损失财产数千万，但吴发表通电认为是“莫须有之谈”，予以否认。而深知内情的吴氏贴身幕僚白坚武在日记中写道：“吴子玉战湘军，决湘堤以灌之，淹没四县。此四县之人民何辜？非万不得已，则决不可用兹毒举。”⁽¹³⁰⁾可见掘堤事并非子虚乌有，不过是军阀战争中为争胜而不择手段之一例而已。此后，直军与湘军在汀泗桥一线激战，湘军一度攻下汀泗桥，吴佩孚乃亲率卫队督导反攻，与湘军展开肉搏战，“肉搏甚久，湘军疲顿难支，渐形后退，直军复夺汀泗桥”⁽¹³¹⁾。25日，吴佩孚下总攻令，“湘军之在前敌者，人数虽达四万，而枪械则甚缺乏，又以强弩之末，与生力军敌，终非易事，以故节节失利”⁽¹³²⁾。28日，直军占湘鄂门户岳州，长沙震动，湖北自治政府和自治军亦无法支持，蒋作宾、孔庚等登轮赴上海。

直军攻下岳州后，湘军无力再战，在直奉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曾令吴佩孚继续南进，以利“统一”大业，但吴佩孚在回电中表示：“中央究竟已备若干兵费，足以进行战争，请先电示。否则兵临前敌，仍如七年佩孚在衡情状，实非能堪。赵恒惕求和是诚，苟粤不来攻，仍可乘势收拾。英美领事，先后面述速息内争。美使晤萧督，亦以息战为请。内察国情，外采舆论，暂约停战，以待和平。”⁽¹³³⁾吴佩孚之所以不主张继续南进，并非其不愿“统一”，而是顾忌湖南乃西南方面必争之地，湘军实力尤在，川军入鄂后与湘军形成对直军的两面夹击之势，再战并无必胜把握；直奉矛盾正在发展，奉系有与皖、粤联手对直之势，直系不能不有所防备；孙中山在粤桂战争中获胜后，有继续北伐之计划；故吴佩孚不主张将直军多数兵力牵制在南方，而主张见好就收，对湖南暂时维持现状，以待情势的发展。“盖吴氏心目中之大敌，在南为粤孙，在北即奉张，其余皆可结交联防协同动作”⁽¹³⁴⁾。如梁启超所论：“湘一旦败归，则湘局已不在现时当局者之手，全湘必折而入粤，而赣亦随之而去，彼时北张（作霖）南孙（中山）皆吴劲敌，……若趁今日与湘提携，则长江指挥若定，南北两政府虽极不愿而不能反对，则大局瞬息而定矣。吴若必欲迫湘军出境，是不异自翦其羽翼以资敌。”⁽¹³⁵⁾有鉴于此，9月1日吴佩孚与湘军总司令赵恒惕在岳州江面的英国军舰上举行会谈，议定休战协议，直、湘两军大体以汨罗江为界，各自撤归鄂、湘境内，不得再有作战行动⁽¹³⁶⁾。至此，直湘两军的战争结束。

援鄂战争的第三阶段为直军与川军的战争。川军前此虽同意出兵援鄂，但因内部缺乏统一步调，迟迟未能出兵，直至9月1日才开始沿长江南岸进军，攻击川鄂门户——宜昌，此时直军与湘军已经停战，吴佩孚曾致电刘湘提议罢战，但川军已推刘湘为援鄂军总司令，但懋辛为副总司令兼第二路总指挥，唐式遵为第一路总指挥，大军出动，成骑虎难下之势，直川间战事仍不可免。不过，川军与湘军本来在战前约定可以由东西两方互为声援，夹击直军，结果因为出动的时间不一，最后成了各自为战，自然对吴佩孚调配兵力、各个击破是有利的。

直军在宜昌的守军只有两个混成旅，由第十八师师长卢金山任鄂西防务总司令，兵力数量远不及当面川军的三个师四个混成旅，故面对川军的攻击步步退却，因“彼众我寡，伤亡相继，现已陆续退却”，开战不多日，宜昌已是岌岌可危⁽¹³⁷⁾。此时驻宜昌的英、日等国领事以保侨为名出面干涉，要求交战双方从9月5日起休战三日，协商和平解决方案，给了直军喘息之机。吴佩孚借此时机，亲率第三师一部与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第八师一部及第八混成旅增援宜昌，兵力总数超过了川军。9月16日吴佩孚抵宜昌，正值“川增兵数万，宜沙危急”⁽¹³⁸⁾。川军猛攻，直军“势已不支，纷纷退下，宜城岌岌，正在垂危”⁽¹³⁹⁾。吴佩孚亲率卫队督战，卒使直军转危为安，稳住了防线。此后直、川两军在宜昌周边展开为时十余天的激战，直军中以北方人居多，不习惯山岳作战，而“川军娴习山道，每遇悬崖峭壁，辙以铁钩攀而上，北军莫名其妙，皆甚骇诧，以故崇山峻岭之中，时有川军踪迹，忽隐忽现，川军之敏捷灵变，实较北军为优”。17日至18日，“两昼夜激战，统由吴子玉督率，盖士无斗志，每一临阵，即退却”⁽¹⁴⁰⁾。但由于吴佩孚的战术灵活，并不与川军在正面过多纠缠，而以两翼反击为主，同时调孙传芳部及海军增援，请陕督冯玉祥派兵南下鄂西助战，而川军远道入鄂，军饷军械接济困难，加之孤军作战缺乏友军支持，势渐不支，从9月24日起开始全线退却。此后直军转守为攻，连占秭归、巴东、兴山等地。但川军于节节后退中阵形未乱，仍有与直军对峙的本钱，四川易守难攻，吴佩孚亦暂无图川之心，战事发展至于停顿。10月27日，吴佩孚发表通电，表示谋和之意：“川湘鄂既曾联防，则无宿仇也；鄂未先越雷池一步，则无侵略川湘野心也；鄂省向未干涉川湘内乱，则川湘尤不应有此横逆之来也。自战端开始，以迄于今，鄂省始终谋和，非自逞武力也。”⁽¹⁴¹⁾其后吴佩孚将宜昌防务交孙传芳负责，于30日回到武汉。

直川战事停顿后，双方开始议和，但“川军条件甚苛，如湖北改总司令，荆沙宜汉允驻川军，偿我此次损失等项”，直方不能应允⁽¹⁴²⁾。双方经过一段时间的讨价还价，直到12月22日，刘湘的代表张梓芳（另一说为宋毅夫）与吴佩孚的代表孙传芳在宜昌拟定议和协议草案，于1922年3月7日正式签字。其主要内容为：直川两军各自退回原驻地，各守边境；川盐运销楚岸，川鄂两省平均分配盐税收入⁽¹⁴³⁾。至此，这场牵动南北多方纠结参与其中的援鄂战争最终结束。

直系及吴佩孚虽不是援鄂战争的发起者，却是这场战争的最大赢家。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吴佩孚成功地利用“鄂人自治”的呼声，假手赵恒惕，驱逐王占元，而后出兵夺得湖北，获得了胜利的果实。湖北政权依旧控制在直系手中，王占元易为萧耀南，虽然在形式上满足了“鄂人治鄂”的主张（萧耀南为湖北人），但不过一个直系督军易为另一个直系督军，还是武夫当政，所谓“鄂人治鄂”空成画饼。但是，吴佩孚也为此付出了损失声誉的代价。“吴自推倒皖系以来，其声誉为北方首屈一指之人物，而十年援鄂之役，军事虽取得胜利，名誉却大受影响。论者谓：吴不要地盘，要的是两省地盘；不做督军，做的是两省巡阅使。过去不投机不取巧，现则借湘军之力倒王，以缓兵之计败湘，而湖北地盘稳稳到手”⁽¹⁴⁴⁾。吴佩孚出任两湖巡阅使，使直系在全国巡阅使中三居其二（另二位是曹锟的直鲁豫巡阅使和张作霖的东三省巡阅使），既加强了直系的政治地位和吴佩孚个人说话的分量，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直奉间原有的脆弱平衡；直军的胜利打破了奉系向南扩张的可能，并占据了“九省通衢”武汉，控制了京汉铁路全线，向北可以呼应中原，向南可以威胁西南，获取了十分有利的战略空间。湘军死伤惨重，未获其利，战后反因直军占领岳州而面临着直系的直接威胁⁽¹⁴⁵⁾。赵恒惕为了缓解湘军内部对他决策参战的批评，倡言“此次之战，虽属失败，然为自治而战，虽败犹荣”⁽¹⁴⁶⁾，也不过是说些大话而已。川军退回川省后，虽然获得了川盐销楚的实际经济利益，但却因各派推卸作战不利的责任，导致军阀战争又起，刘湘、杨森等求援于吴佩孚，使直系触角得以伸入四川，也对直系扩张势力范围有利。总体而言，直军的胜利为其扩张势力，排挤奉系，结束对北京政府的共治局面，从而独占中央政权创造了有利条件。吴佩孚在战争结束登轮回程途中赋诗言志：彝陵风雨洞庭秋，一叶扁舟驶上游。东北烽烟犹未熄，西南鼙鼓几时休。庐山面目真难现，巫峡波涛惯倒流。独坐梢头思逝水，江声咽尽古今愁⁽¹⁴⁷⁾。如时人所论：“吴氏偏师来鄂击退湘军，遂以两湖巡阅使之名义，占有鄂省之地盘，虽王氏肆其远交政策，联奉拒吴，而其结果，吴氏势力益见扩大，奉直冲突又益接近矣。”⁽¹⁴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