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五四爱国运动" class="reference-link">第三节　五四爱国运动

一　各界对山东问题的关注" class="reference-link">一　各界对山东问题的关注

当时身居巴黎的梁启超，对于山东交涉的种种内情自然是了解的，他一面在巴黎撰文向国际舆论呼吁，同时将各种情况迅速通报国内。3月9日，梁启超在巴黎发表文章，指出：“胶州湾德国夺自中国，当然须直接交还中国，日本不能借口牺牲有所要求。试问英、美助法夺回土地，曾要求报偿耶？”⁽⁹²⁾3月11日，梁启超又致电国内的汪大燮、林长民，指出山东问题的症结所在，他说：“查自日本占据胶州铁路数年以来，中国纯取抗议方针，以不承认日本承继德国权利为根本。去年九月，德军垂败，政府究何用意乃于此时对日换文订约以自缚？”⁽⁹³⁾这就明确地将矛头指向了皖系军阀。

与此同时，国民外交协会等团体联名致电中国代表，表示：“我等已再电和会，要求青岛等一切权利直接交还，及取消一九一五年中日条约，一九一八年关于山东铁道各密约，请公等尽力主持。倘公等不能尽此职，请勿返国。”⁽⁹⁴⁾梁启超与国民外交协会之间，函电交驰，内外呼应，颇为引人注目。

随着山东交涉的步步失败，国内各群众团体纷纷发表通电或召开集会，向巴黎和会表示抗议。同时，随着外交失败原因的披露，人们立即将矛头指向签订各项中日密约的皖系政府及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诸人。章宗祥于4月间回国时，中国留日学生曾赶到东京车站，“大叫卖国贼，把上面写了‘卖国贼’、‘矿山铁道尽断送外人’、‘祸国’的白旗，雪片似地向车中掷去”⁽⁹⁵⁾。上海的几个群众团体通过一项决议，指出：“段祺瑞、曹汝霖、徐树铮、陆宗舆、靳云鹏等种种卖国行为，日益加厉，为全国所不容，应请决议惩办，以除祸根。”⁽⁹⁶⁾4月20日，山东群众十万人在济南举行大规模集会，大会在致中国代表团的通电中表示：“现闻我国军阀及二三奸人阴谋卖国，示意退让，东人闻之，异常愤激……誓死抗争，义不反顾。”⁽⁹⁷⁾上述情况表明，各界群众正在自觉地紧张地动员起来。

在朝野各界人士中，研究系显得最为活跃，最为敏感。他们充分利用其官方和民间的双重身份以及手中的舆论工具《晨报》，与巴黎的梁启超等人一道，不断报道山东交涉的种种最新动态。

4月30日，国民外交协会接到梁启超24日来电报告：“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⁹⁸⁾梁氏此电有两个意思，一是督促国民外交协会将山东问题已经失败的最新消息公之于众，二是公开呼吁拒签对德和约。林长民接电后，立即起草了一篇题为《外交警报敬告国民》的文章，由外交委员会事务员梁敬交晨报馆发表。5月2日，《晨报》在头条位置以“代论”的形式，用大号字体登载了林长民署名的这篇文章。林长民在文中大声疾呼：“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一九一五年之二十一条条约，及一九一八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⁹⁹⁾林长民此文不长，但文字具有很强的煽动性，以他特有的身份，透露山东问题确实失败的消息，进而指出失败的原因为中日各项条约，呼吁四万万同胞起而抗争。该文发表后，向各界敲响了警钟，立即引起北京朝野人士极大关注。

5月2日下午，众议院在王揖唐主持下召开会议。安福干将光云锦发言说：“青岛问题各报登载有五国共同管理之说，宜电致和平会议时，加入直接交还中国字样，方保无虞。”⁽¹⁰⁰⁾王揖唐随即将这一动议付诸表决，多数赞成通过。

5月3日下午，国民外交协会做出几条决定：5月7日国耻纪念日，在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如巴黎和会不能同意我国的主张，即请政府撤回专使。当夜，北京大学校园内一片沸腾，在法科礼堂聚集着千余名学生及外校学生代表，共同商讨行动方案。会议气氛异常激昂，有一学生当众咬破中指，血书“还我青岛”四字。会议最后决定：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每周评论》后来评论道：“三日的一天，北京市民——政界、商人、学生，还有少数的军人——集了许多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国民外交会，一个是学界大会。前一个会议，决请政府在外交上取最强硬的态度……更于国耻纪念日在中央公园开个国民大会。后一个会议，决于次日（四日）专门以上各学校全体学生游街示威，因为等不及五月七日了。”⁽¹⁰¹⁾这两个会议，一个以上层政界人士为主体，一个以青年学生为主体，这两部分力量都准备对山东问题公开采取行动，一页激动人心的历史篇章就要揭开了。

二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和各方面的评论" class="reference-link">二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和各方面的评论

5月4日，因章宗祥刚刚回国，这天中午，徐世昌在中南海总统府内设宴款待，作陪的有钱能训、曹汝霖、陆宗舆。就在他们举杯投箸之间，五四运动爆发了。

1时许，北京十余所学校的三千多爱国学生，齐集天安门，他们手执书有“还我青岛”、“保我主权”、“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等标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面大白旗上写着的一副对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¹⁰²⁾

爱国青年在天安门聚会的消息，立即报告到正在与曹、陆、章等人欢宴的徐世昌那里，徐世昌随即下令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妥速解决，不许游行。席散后，陆宗舆先行离去，大约在2时半左右，曹汝霖偕章宗祥一同乘车来到赵家楼曹汝霖住宅。这时，警察厅估计到学生将来曹宅示威，派了三四十名警察前来保护，但警察队长对曹汝霖说：上头命令，文明对待。

学生们在天安门举行集会后，决定到东交民巷向各国驻华使馆请愿。据《每周评论》记载，学生们来到东交民巷后，“先是打电话给美、英、法三国使署，他们都说很欢迎的，到西口的时节，美国兵营的军官也放行了，并且还要让我们从美兵营和美使馆的里〈面〉经过。只有巡捕房坚不让走。大家只好在美使署前连呼‘大美国万岁！’‘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世界永久和平万岁！’四声。”⁽¹⁰³⁾因当天是星期日，美国公使芮恩施到门头沟旅行，学生们推举段锡朋、罗家伦、许德珩、狄福鼎四人为代表，向美国使馆递交了一份说帖，内容是：“吾人闻和平会议传来消息，关于吾中国与日本，国际之处置有甚悖和平正义者。……吾国与贵国抱同一主义而战，故不得不望贵国之援助。……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于贵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¹⁰⁴⁾随后，学生们退出东交民巷，向曹汝霖住宅进发。

当游行队伍来到赵家楼胡同时，曹宅大门紧闭。据曹汝霖回忆：这时，“我于仓猝间避入一小房（箱子间），仲和（章宗祥字）由仆引到地下锅炉房（此房小而黑）。……我在里面，听了砰然一大声，知道大门已撞倒了，学生蜂涌而入，只听得找曹某打他，他到哪里去了。”学生们到处寻找曹汝霖，曹躲在箱子间内甚至可以听到学生与其妾苏佩秋的谈话。曹汝霖接着回忆说：“我想即将破门到小屋来，岂知他们一齐乱嚷，都从窗口跳出去了，这真是奇迹。”⁽¹⁰⁵⁾未找到曹汝霖，愤怒的人群便放起一把火，章宗祥见事不妙，立即从锅炉房中跑出，被学生发现，将他痛打一顿。随后，警察总监吴炳湘率大批人马赶到，逮捕了三十二名学生。

五四运动的爆发，是在民族危机日益加重的情况下，中国各阶层人民大众奋起发动的一场伟大爱国运动的开端。陈独秀在五四当天发表《两个和会都无用》的短文，集中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醒。他在文中指出：“上海的和会，两方都重在党派的权利，什么裁兵废督，不过说说好听做做面子，实际上他们哪里办得了。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¹⁰⁶⁾他提醒人们这两个会议实质都是“分赃”，不能指望这两个会议给人民带来幸福与和平，必须抛弃对帝国主义和南北军阀的幻想，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自己起来担负救国责任。五四运动正是人民群众自己站起来向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展开的示威行动。这是中华民族的一次历史性的觉醒。

五四运动爆发后，立即引起各方面强烈反响，纷纷撰文、通电，对内外时局发表评论，重新认识欧战后的世界与中国。

5月9日，《申报》发表主笔陈冷血所写题为《图穷而匕首见》的时评，其中说：“欧洲和会之始，所谓公理之战胜也，所谓密约之废弃也，所谓弱小国之权利也，所谓永久和平之同盟也，今和会之草约已宣示矣，其结果如何？所谓中国之主张者，今犹有丝毫存在者耶？由此可知，求助于人者，终不能有成，自作其孽者，终不能幸免。……若不能自谋、自助而欲望诸人，则终归于空想而已。呜呼，国人其自奋。”⁽¹⁰⁷⁾严峻的现实使人们意识到不能依靠帝国主义解决问题，“求助于人者，终不能成”，而必须“自谋”“自助”。这个论点，同巴黎和会召开前的舆论相比，确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国民外交协会原定5月7日在中央公园召开国耻纪念会，因五四运动刚发生，政府深恐再度引起动乱，下令禁止召开。国民外交协会当天就发表了一篇措词激烈的长篇宣言：“青岛何地也？山东何地也？此邹鲁之名邦也，此孔孟之圣迹也。以我国之耶路撒冷，为数千年民族信仰之中心，文明吐露之源泉；……无端而有德国之豪夺于前，有日本之巧取于后，侵犯我文化之发祥地，弥天大辱，九世深仇，凡有血气，谁能忍此！”同时，宣言将矛头直指签署山东换文的皖系军阀：“因此换文曾借日本金圆二千万，此则应由当局者设法清还，与我国家何与，与我国民全体又何与也？”最后，宣言责问西方列强说：“公等既日以正义人道标榜于众，今乃许野心之国犹为侵略之举动，然则巴黎之和平会议，直无正义可言耳。威尔逊之种种宣言，直当视同取消耳。……若仍以野蛮之举动，而偏悬文明之招牌，竟容受此横暴侵凌之所为，则殊有损文明国家之声价，正义和会之威严，使人觉所谓正义云者，人道云者，其实际不过尔尔，则人类对于大同之理想，将绝望于今后之世界。”⁽¹⁰⁸⁾该宣言从列强对山东问题的处置中，看出“大同”理想的破灭，看出巴黎和会“直无正义可言”，应该说，这反映出中国某些上层人士也在一定意义上有所觉醒。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发表的许多言论，是中华民族政治觉醒的集中体现。《每周评论》特辟山东问题专栏，李大钊在该栏撰文指出：“威尔逊君！你不是反对秘密外交吗？为什么他们解决山东问题，还是根据某年月日的伦敦密约，还是根据某年月日的某某军阀间的秘密协定？……你自己的主张计划如今全是大炮空声，全是昙花幻梦了。我实为你惭愧！我实为你悲伤！”⁽¹⁰⁹⁾威尔逊的十四条宣言，曾经是最动听的言论，现在，他以自己的行动揭穿了自己的谎言。《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更怒斥道：“呵！现在还是强盗世界！现在还是公理不敌强权时代！”⁽¹¹⁰⁾在他们的推动下，“五四”火种广泛而深入地燃烧起来。

综上所述，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的处置，深刻地教训了中国各阶层人士，从陆徵祥到陈独秀，都从不同的认识角度，程度不等地否定了“公理战胜强权”的神话。

五四运动首先是一个爱国运动，爱国主义在近代中国具有最广泛的政治基础，爱国运动往往能够赢得最广泛的各阶层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曾经发动并领导过著名的“公车上书”的康有为，于5月6日迅速表态支持学生。他指出：“曹汝霖、章宗祥等力行卖国，以自刈其人民，断绝其国命久矣。举国愤怒，咸欲食其肉而寝其皮。”“幸今学生发扬义愤，奉行天讨，以正曹汝霖、章宗祥之罪。举国逖闻，莫不欢呼快心，诚自宋太学生陈东、欧阳澈以来希有之盛举也。试问四万万人对于学生此举，有不称快者乎？”他接着说：“在今政府或上承从前专制之旧，或以学生擅殴大僚为应有之罪，而忘今之为民国，政府只有奉行民意，而不得专擅也。”对于学生此举，康有为高度评价道：“自有民国，八年以来，未见真民意、真民权，有之，自学生此举始耳。”最后，他呼吁：“吾全国人宜唤醒以救被捕之学生，而日请诛卖国贼。政府宜亟释放被捕学生，而诛卖国贼。”⁽¹¹¹⁾康有为把五四运动看作是北宋末年太学生伏阙上书要求抗金的爱国行动的继续，或者看作是“公车上书”的继续，这说明他对五四运动的实质是不理解的。康有为尽管在政治上已堕落为保皇党人，但仍旧执著地保持着青年时代“公车上书”时那样的救国热忱，这在他晚年的历史上，还是值得称道的一页。

与广大进步舆论相反，皖系势力则充分调动其舆论机关，对五四运动大肆攻击。5月5日，安福系机关报《公言报》发表一篇题为《昨日北京各校学生之大捣乱》的评论文章，公开为曹、章二人辩护，并哀叹道：“吾人骤闻是种消息，几疑法兰西革命史所记载恐怖时代一般乱民之暴动，及路透电所报告布尔札维克党人在俄国各地之骚扰，又发见于吾华首都，为之太息不已。”文章还指出：“当兹社会主义思想输入，民情易于激动之际，一任血气未定之青年为此无意识之纷扰，教育当局实不能不负相当之责任也。呜呼！曹、章所受之损害固为无妄之灾，而世道人心之变，已有涓涓不塞将成江河之势。吾书至此，不觉悲从中来也。”⁽¹¹²⁾

《公言报》这篇评论，反映出统治当局对于五四运动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他们所哀叹的，并不只是曹、章二人的焚屋被殴之祸，而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传入，导致“世道人心之变，已有涓涓不塞将成江河之势”。他们凭着统治者所特有的政治嗅觉，察觉到这次事件非同寻常，而是“布尔札维克党人在俄国各地之骚扰，又发见于吾华首都”。

此外，梁漱溟在《国民公报》上撰文说：“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去遵判服罪。”他的理由是：“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纵然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¹¹³⁾梁漱溟的论点，试图脱离五四运动爆发的政治背景，孤立地从法纪的角度看待这一事件，实质上站到了人民运动的对立面，说出了反动当局不便说、不敢说的话。这篇文章当时就遭到进步舆论的猛烈抨击，是理所当然的。

三　五四爱国运动引起的政治波澜" class="reference-link">三　五四爱国运动引起的政治波澜

在5月4日被捕的三十二名学生，因各方面出面保释，于5月7日上午全部释放。这时，教育界成为反动势力攻击的主要对象。在各种压力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于5月9日晨不辞而别，离京出走。蔡元培临走前留下一个启事：“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¹¹⁴⁾

同时，教育总长傅增湘也提出辞职，经徐世昌于5月15日下令批准任命教育部次长袁希涛暂行代理部务⁽¹¹⁵⁾。傅增湘辞职后，教育总长一职，政府提出由众议院副议长田应璜继任。5月16日，安福俱乐部召开全体大会，王揖唐发言说：教育总长继任人选，“大总统及钱总理亲对鄙人谈及，拟以田君应璜担任之。鄙人询及田君之意思，初不肯就，后以为既是本部党员，应听同人之公决。好在此举非本部所要求，乃大总统之意思”⁽¹¹⁶⁾。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决定听任政府处置。也就是说，田应璜准备走马上任，安福系企图染指教育大权了。

但是，田应璜将出任教育总长的消息传出后，立即遭到各界人士强烈反对。5月17、18两日，北京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连续召集会议，决定向政府提出挽留蔡元培、傅增湘等要求，如不获准，则于19日举行总罢课。19日，总罢课开始了，学联发表了罢课宣言和《上大总统书》，要求拒签对德和约，惩办曹、陆、章，同时指出：“教育总长傅公，大学校长蔡公，学问道德，中外推重，近来教育界有发皇振励之气，皆分二公之赐。而傅公则无端免职，蔡公则被迫远引，以致各校校长联翩辞职。日内复盛传政府将以品卑学陋之田应璜继傅公之后，似此摧残教育，国家之元气可伤。”⁽¹¹⁷⁾张謇也通电谴责说：“报载将有安福派继长教育之说。安福何派？派有何人？江海野人，无暇闻此。惟闻前此出钱收买议员，即此派人；则扫荡国人之廉耻者，此派人也；煽播政争之酷毒者，亦此派人也。若以此派人主持教育，岂将夷全国于牛马襟裾之列乎，抑将熏学子以犬豕盲躁之臊也。”⁽¹¹⁸⁾慑于舆论，政府只得悄悄撤销这一任命。袁希涛在5月21日致黄炎培的一道密电中称：“今日政府已声明撤回田教长之同意案。”⁽¹¹⁹⁾

蔡元培出走后，北京各校学生及校长纷纷督促政府挽留，同时，各校校长也纷纷提出辞职。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安福系大肆攻击蔡元培，但徐世昌、钱能训仍决定挽蔡。5月12日，袁希涛密电沈恩孚：“九日，大学蔡校长辞职，径行出京。直辖各校长亦遂辞职。各校员生，纷起请留。……涛昨见首揆，顷谒元首，均嘱部速留蔡。”⁽¹²⁰⁾13日，袁希涛再电沈恩孚道：“北京直辖各校长继续辞职者，因留蔡未有结果，均尚未允回校任事。各校学生代表每日开会。现状如此，深以多延时日，无法维持为虑。”⁽¹²¹⁾

显然，蔡元培的去留，在北京教育界造成极大影响。为尽快平息这一风潮，徐世昌于14日发布命令挽留蔡元培，命令说：“该校长殚心教育，任职有年，值兹整饬学风，妥筹善后，该校长职责所在，亟待认真擘理，挽济艰难，所请解职之处，着毋庸议。”⁽¹²²⁾该令发表后，袁希涛于15日致电黄炎培说：“政府留蔡指令已发表，直辖各校长亦多允仍任职。蔡公已否过沪？倘对于挽留一节遽仍表示决绝，则风潮难息。”⁽¹²³⁾可见北京教育界风潮，与蔡元培的去留有着一定的直接的关系。

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发生后，立即得到各地青年的响应，纷纷成立学生联合会、救国十人团等团体，举行罢课，抵制日货，上街演讲，组织游行。天津、上海、武汉、长沙、济南等地的爱国运动都十分活跃，强烈要求北洋政府惩办卖国贼，拒签对德和约。

这时，北京、上海学联决定筹备成立全国学联，以便统一领导全国的学生运动，并派遣代表前往各地联络。6月16日，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南京、河南等地的数十名学联代表，在上海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北京代表段锡朋当选为会长，上海代表何葆仁为副会长，学联会址设在上海。全国学联的成立，是五四运动中的一件大事，爱国学生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全国性组织，极大地增强了全国青年的团结。

在五四运动爆发的第二天，曹汝霖立即提出辞职。他在呈文中首先对学生的举动大肆诬蔑，随后对签订“二十一条”和铁路借款两问题作了辩解。关于铁路借款一事，他蓄意将责任推给徐世昌。他说：“至于济顺、高徐各路借款，汝霖比时兼长财政，适逢我大总统就职之初，政费军储，罗掘罄尽……而欧美各国战事方酣，无力接济。汝霖仰屋旁皇，点金乏术，因与日本资本家商订济顺等路借款预备合同。”接着，他又对铁路合同的性质解释如下：“此项合同内亦并无承认日本继承德国权利之文。果系承认日本继承德国权利，则此项铁路本属德国权利之内，何须另行垫款始能允此路权？”他认为，山东问题的失败，原因完全在英、法维持日本继承德国权利的密约，“汝霖决难分过”⁽¹²⁴⁾。

5月10日，曹汝霖又通电申辩：“中国铁路，除京绥一线外，均系借款修造，管理权自我操。该项合同（指顺济、高徐铁路合同），亦与现在已成借款各路合同性质相同，并无承认日本继承德国权利之文。”他进而又说：“近年财政困难，借款为国家不能免之事实，而外交借款久为众矢所归，汝霖所自信者，历来经手借款，均无丝毫回扣……不特先例所无，窃恐后来借款未必有此优点。”为此，他申辩道：“名誉为第二生命”，“惟是他人嫁祸，重诬卖国，实难忍受”。最后他表示：“至青年学生不明事实，不辨是非，血气未定，受人煽惑，轶越常轨，其行为虽触犯国法，其心迹亦自可悯。所望嗣后主持教育者，补偏救弊，尽心启牖，不至以学生为党派私人供政争之用……则汝霖今日虽因误会而牺牲身家，章公使因误会而几濒于死，对于青年诸生，尤为厚望于将来也。”⁽¹²⁵⁾曹汝霖把学生运动认作是党派“政争”所引起，他所说的党派是指研究系。曹在其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仍然坚持认为五四学潮是研究系挑动起来的。

5月9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提出辞职，在辞呈中解释了签订“二十一条”的经过，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撤销第五号条件，既保持了和平，又“俾我国权得以保全”；反之，“但若使臣只知意气而战祸顿开，抑或听其要求而国权尽丧……则今日和会有无列席之资格已属疑问”。接着，他同曹汝霖一样，将攻击矛头直指研究系。他说：“至于币制总裁任内，惟阪谷顾问一案关系日人。但阪谷系汪大燮上年赴日为专使时所面请，而又为梁启超财政总长任内所约订。……论以亲日资格，汪、梁为优，而陆、曹媚日头衔，日人方面或恐未愿容许也。”⁽¹²⁶⁾尔后，陆宗舆又在另一辞呈中辩白说：“况自通海数十年来，凡当外交之冲者，几悉为众矢之的。其间经历不得已之情形，非至时过境迁，事实渐著，则功罪无由而分。”他同样认为，五四学潮是“党争”的结果，说什么“始则由党争以引重外力，终则因外力以颠覆国家。以名爱国，实为祸国，以此救亡，实为速亡，朝鲜覆辙，痛史具在。”⁽¹²⁷⁾

章宗祥于6月初提出辞职，并在后来撰写的《东京之三年》书稿中为自己作了辩护。他同样指出，济顺、高徐铁路借款的原因在徐世昌，其借款背景是：“徐东海选任总统，南北罢兵，非巨款无以善后”，因此提出了这一铁路借款。中国当局原先考虑到，这两条铁路已于民国三年与德国订立了借款条约，日本占领青岛后，政府深恐日本有继承德国权利的意思，因此始终不与日本交涉。自中国对德宣战后，中德间一切条约均废除，这两条铁路与德国已无关系，因而才与日本商谈两铁路借款问题。他认为，“在中国方面不过昔日借自德国者，今日借自日本，从新订立合同”，“与承继德人权利无涉”⁽¹²⁸⁾。

章宗祥对山东换文的辩解是，胶济铁路原为德国控制，现在与日本订约，由中日合办，“则中德旧案尽行撇开，完全为中国允许日本合办之新事业，与承继德人权利绝对不同。”“综观换文全体，在欧战未停之时，中国当局为补救临时及预防将来起见，与日本协定实为有利国家之事。”对于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质问“欣然同意”一语，章宗祥反驳道：“在威尔逊之作此言，不过自卸其责，断章取义，初无价值。”⁽¹²⁹⁾

综上所述，曹、陆、章三人均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竭力辩解，但是，山东换文并不是孤立的协定，而是作为顺济、高徐铁路借款合同的交换条件提出来的。这一点，在中国代表团向巴黎和会提交的山东问题说帖中讲得很清楚：“一九一八年九月与日本订立草合同，借款筑路二道，此二路者，即一自胶济线至徐州连接津浦、沪宁铁路，一连接京汉铁路者也。日本政府以此合同之故，乃于同月二十四日换文中，允将胶济沿路日军除济南留一支队外，余均撤回青岛，并裁撤山东省内之日本民政各署。”⁽¹³⁰⁾陆徵祥在中国代表团第三次会议上也明确指出，这两项协定是“交换条件”。而曹、章的辩护均回避了这一点，而是孤立地解释两项协定。曹汝霖在其晚年的回忆中还申辩道：山东换文的核心是解决日本部分撤军问题，所以中国方面才有“欣然同意”一语，认为“欣然同意”这句话是普通辞令，“所谓同意，明明指日外相来文之三项（指撤军等问题）。……哪知后来巴黎和会竟引为攻击之借口，以为承认山东权益，岂非奇谈，真是风马牛不相及也”⁽¹³¹⁾。

然而问题就在于，日本是以铁路借款换取部分撤军的，既然是交换条件，中国方面就必须付出代价。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是以两条与山东主权密切相关的铁路路权，换取日本部分撤军，并借得二千万日金，其实质就是，承认日本势力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山东。中国方面的解释是，两项协定均签自中国对德宣战之后，与日本继承德国权益无关。而日本的解释则是，胶济铁路与顺济、高徐铁路借款，原均属德国权益，而现在则均由日本接替，这就是承认日本继承德国权益。巴黎和会基于帝国主义的种种考虑，支持了日本的论点，因而中国关于山东问题的交涉，遭到彻底失败。

鉴于曹、陆、章参预签订的各项中日条约，均与政府有着直接关系，特别是铁路借款更是与徐世昌上台有着直接关系，同时局势的发展还没有严重到舍车保帅的程度，5月8日，徐世昌下令慰留曹汝霖：“该总长从政有年，体国公诚，为本大总统所深识。流言诋毁，致酿事端，驯至毁屋殴人，扰害秩序。该总长因公受累，实疚于怀。……务以国家为重，照常供职，共济艰难，所请应毋庸议。”⁽¹³²⁾5月14日，徐世昌又发布命令挽留陆宗舆说：“其于二十一条案件，与前外交次长曹汝霖协力挽救，所全尤大。……该总裁等相从办事有年，勋勤夙著，未可以流言附会，致掩前劳。……所请免职之处，着毋庸议。”⁽¹³³⁾但是，徐世昌的命令，终究无法挽救曹、陆、章的下场。

五四运动爆发后，安福系与各方面的矛盾也随之激化，《每周评论》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亲日主战派因为他们的爪牙受了委屈，便迁怒到林长民、蔡元培、吴炳湘三人身上。他们的机关报说这回北京市民的公愤，全是外交协会林长民等煽动起来的。他们恨吴炳湘，是说他袒护学生，要政府把吴炳湘付惩戒……他们恨蔡元培，是把所有学界的举动，都归到北京大学。”⁽¹³⁴⁾

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是皖系骨干人物之一，但在学生问题上，他反对采取强硬手段。五四当天，他曾制止段芝贵出兵镇压，后又迅速释放被捕学生，为此他也遭到斥责。5月6日，徐世昌发布一道指责警察厅的命令说，5月4日，“方事之始，曾传令京师警察厅，调派警队，妥为防护。乃未能即时制止，以致酿纵火伤人情事。迨经警察总监吴炳湘亲往指挥，始行逮捕解散。该总监事前调度失宜，殊属疏误。所派出之警察人员，防范无方，有负职守。着即由该总监查取职名，呈候惩戒。”⁽¹³⁵⁾

对于吴炳湘及警察厅的指责，不过是表面文章，因为对其“调度失宜，殊属疏误”，不能不有所表示。然而安福系对研究系的抨击便不同了，几乎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

研究系与皖系的矛盾由来已久，1918年9月，研究系机关报《晨钟报》因透露段祺瑞向日本借款一事遭到封闭。同年12月，改名《晨报》继续发行。《晨报》在12月1日的《发刊词》中愤然表示：“军阀干政，计吏卖国，持权者专恣宰割，而不顾民生民意……此诸病者有一不除，国家亡矣。”总之，他们将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对皖系实行政治报复，而巴黎和会与五四运动，为他们提供了这一机会。

从现象上看，研究系在五四运动中的确是极为活跃的，据《每周评论》报道：五四发生后，“国民外交协会里，无日不开会，无会不激昂”⁽¹³⁶⁾。所以皖系也始终认为五四运动是研究系煽动起来的，是两系“党争”造成的。

自五四运动爆发后，安福国会准备提出一系列攻击研究系的弹劾案，对研究系的抨击达到了顶点。安福干将光云锦等人曾拟提出一个《请惩办妨害外交无责任之官僚政客建议案》，内称：“查自欧洲议和以来，大总统为慎重外交起见，于公府特设外交委员会，以为咨询机关……乃汪大燮、林长民等擅用职权，径电欧使，借破除势力范围之名，不惜将全国铁路置于各国共同管理之下。铁路为国家之命脉，汪大燮等宁不知之？乃不惜倒行逆施，倡此亡国之谬说，虽其计划未成，然彼等卖国营利之心，固已昭然若揭矣。又如梁启超者，自命名流，实同妖孽，趁欧洲和会之际，为自身活动之谋，领政府巨金，冒称以个人之资格为议和委员之后盾。梁启超自到巴黎之后，谬托政府委任，遇事干涉，并受外人贿使，不惜卖国求荣。……又煤油督办熊希龄，与汪大燮、林长民、梁启超等勾通把持，狼狈为奸，其罪尤不可逭。今国事败坏至于今日，可谓极矣。此种卖国求荣之辈，若不严加惩办，则何以彰国法而正人心？应请政府将上列诸人严行查办。”⁽¹³⁷⁾这份弹劾案，字里行间杀气腾腾，把安福系对研究系的愤恨发泄无遗。

同时，还有人准备提出《裁撤公府外交委员会建议案》，抨击该会委员滥用职权，遇事干涉，贻误外交，“今青岛失败之警报已见告矣，国民愤激同深，不可遏止。该委员会对于政府之外交方针毫无建白，惟以少数人之私利是图，坐视外交失败至于此极，其罪可胜言哉。应由本院决议，咨请大总统即日裁撤外交委员会”⁽¹³⁸⁾。实际上，不待这份弹劾案提出，汪大燮、林长民自知情况不妙，于5月3日自行解散了外交委员会⁽¹³⁹⁾。

同时，钱能训内阁和中国代表团也成为安福系攻击对象。有人企图对钱能训和陆徵祥等提出弹劾案，指责政府任命赴法全权委员未经国会通过，钱能训“违法失职，辱国丧权”，还谩骂“陆徵祥庸碌无能，依庇外国妇人以自重⁽¹⁴⁰⁾；顾维钧少年轻躁，略善英语；王正廷卑污龌龊，才可传教。政府不察，乃以此辈为专使”，斥责政府“昏庸错乱，轻举妄动，竟演成今日之失败”⁽¹⁴¹⁾。反映出安福系和钱能训内阁的尖锐对立。

但是，罗正纬等少数有正义感的议员，也准备提出《弹劾交通总长曹汝霖案》，指出：曹汝霖在辞呈中“仅言个人之私，横加学生之罪，无一词片语怜其冒难救国之情。只知有身家，不知有民，不知有国。”“该总长辞呈内，备述借款有功，以为国家筹借外款事项，非我莫属。是欲借外人之势力挟制政府，盘据要津，情词毕露。”“拟请政府立即免职，并从严查办，以张国纪，而顺舆情。”⁽¹⁴²⁾

上述种种情况表明，五四运动的爆发，促使统治阶级内部固有的矛盾也随之尖锐化、公开化，互相指斥“卖国”“失职”，均欲置政敌于死地，其谩骂和愤恨的程度，几乎超过了对青年学生的攻击。统治阶层内部的这种公开化的分裂状态，造成他们无法形成统一的力量来镇压群众运动，并且极大地制约着政府当局在内政和外交上的种种决策。

四　北京政府应付山东问题的初步方针" class="reference-link">四　北京政府应付山东问题的初步方针

五四运动是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各派系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北京政府对于山东问题的考虑与处理也颇感棘手，未敢轻作决定。

自袁世凯死后，中国政治的一大特点是，中央政府权威甚小，各地区、各派系实力人物握有很大权力，因此政府在做出一项重大决策之前，往往先征求各方意见，以取得实力派的支持，山东问题也是如此。

5月12日，政府邀请参、众两院议员在中南海怀仁堂开茶话会，商讨对德和约签字问题。众议院秘书长王印川发言说：“在印川个人之意，与其签字而断送青岛，不如不签字之断送，他日尚可设法，故绝对主张不能签字。”⁽¹⁴³⁾这次茶话会，政府仍未拿定主意。13日，政府再次邀集两院议员商讨，议员们再次主张拒签和约。当日，国务院密电各省督军、省长：青岛问题，“此事国人甚为注重，既未达最初目的，乃并无交还中国之规定，吾国断难承认。但若竟不签字，则于协商（指协约国）及国际联盟种种关系亦不无影响。故签字与否，颇难决定。本日招集两院议员开谈话会，佥以权衡利害，断难签字为词，并谓未经签字，尚可谋事后之补救，否则铸成定案，即前此由日交还之宣言，亦恐因此摇动。讨论结果，众论一致。现拟以此问题正式提交国会，一面电嘱陆使暂缓签字。事关外交重要问题，务希卓见所及，迅赐教益，不胜祷致”⁽¹⁴⁴⁾。该电反映出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矛盾状态，一方面对巴黎和会的决定表示愤慨，“断难承认”，另一方面又担心拒约将危及与列强的关系，因此政府方面“颇难决定”。但安福国会则不同，而是“众论一致”地反对签约。安福国会之所以“众论一致”地反对签约，一个明显的原因是，南北和会期间，徐世昌、钱能训企图解散安福国会以达成与南方的妥协，因此国会与政府的矛盾相当尖锐，所以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国会都采取了不与政府合作的态度。于是，国务院一面致电各省实力派继续征求意见，同时准备将山东问题“正式提交国会”，也就是将这一棘手问题推给国会去处置。

该电发出后，国务院陆续收到各方面回电。15日，察哈尔都统田中玉复电说：“阮电敬悉，极佩卢怀。窃谓青岛问题，关系国家之存亡甚重。又当此群情激昂之际，倘遽签字，国内或有沸腾之虞。若因此演出别项交涉，则办理将更棘手。故权衡轻重，似以暂不签字，徐图事后补救之说为较善。”⁽¹⁴⁵⁾湖南督军张敬尧复电说：“日本所谓继承权利，系衔接德国租约而言，殊不知租约已完全失效，继承之说根本上不能成立。……务祈钧座始终俯采民意，毅力坚持，无论外交如何变幻，不达收回目的，决不可迁就签字，自行断送。”⁽¹⁴⁶⁾

田、张二人均为皖系将领，那么直系态度又怎样呢？16日，江西督军陈光远致电国务院：“吾国为参战团一分子，并非征服降国可比，青岛为吾领土，关系国家主权，岂能不容我代表主张，和会遂自由处置？是不能施之于敌者，竟施之于我。……得失直关国家存亡，自当誓死力争，不能丝毫让步。如果抗议无效，惟有严拒签字。”⁽¹⁴⁷⁾15日，湖北督军王占元致电政府：“请速致电欧会陆、王两专使，对于日本要求单独解决青岛领土问题，誓勿签字。”⁽¹⁴⁸⁾

与此同时，安福俱乐部于16日召开全体大会，王揖唐发言说：“欧会如此主张，未免藐视公理，袒护强权，无论如何不能签字。”⁽¹⁴⁹⁾

北京政府一方面考虑到广大人民群众和各派人士均反对签约，同时又考虑到完全拒约将不能参加国际联盟，担心被排斥于国际社会之外，并且还将失去一些有利条件，因此接受了中国代表团的“保留签字”的建议。5月20日，北京政府正式向国会提出山东问题咨文，表明政府方针：“现由专使等在会提出抗议，如果无可转圜，政府熟权利害，决定对于此项草约，大体应行签字，惟山东问题应声明另行保留，以为挽救地步。已电饬陆专使遵照此旨提出声明。”⁽¹⁵⁰⁾

按例，对外条约应由政府签署之后再送国会审批，而钱能训政府这次却破例地先将山东问题咨文送交国会议决，其用意显然是要让国会来承担这一问题的责任。这时，上海的南北和会已经破裂，徐世昌、钱能训企图取消安福国会以达成与南方妥协的计划已经暴露，因此，国会与政府的矛盾更加尖锐起来，钱能训内阁已成为安福国会的眼中钉，不可能得到国会方面的合作。

5月26日，众议院在讨论政府送交的山东问题咨文时，只是表示赞成政府提出的“保留签字”方案，但以该咨文并非条约，难以开议为由，拒绝列入议案，随即将该咨文退还政府，迫使钱能训内阁去独自承担这一棘手问题的全部责任。

五　五月下旬政局恶化" class="reference-link">五　五月下旬政局恶化

五四运动发生后，其范围逐渐由北京扩向全国，由学界扩大到各界，由下层扩大到部分上层，由自发性行动发展为有组织的行动。特别是南北和会破裂后，安福系分子猖獗一时，一再公开指责政府的内外政策，不断向徐世昌、钱能训施加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政府决定调整对内政策。此外，在对外政策上，北京政府在对德和约是否签字问题上，一直犹豫不决。尽管举国舆论均反对签约，但是北京政府在帝国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作了一番权衡后，决定服从帝国主义的意志。这样，在5月下旬，北京政府做出了两项决定，一是公开主张对德和约应签字；二是严厉镇压学生运动。为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在下令停止南北议和，单方面撤回北方代表的同时，还加强了对舆论界的控制。

5月23日，北京《益世报》被封闭，原因是该报曾转载一份山东第五师官兵反对出卖山东的通电，而山东督军兼第五师师长张树元否认该师曾发此电，于是该报被封，总编辑潘智远等人并被逮捕。尽管研究系律师刘崇佑为他们作了长篇辩护，但他们仍以妨害治安罪、侮辱官吏罪等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该报总发行人李雪舫等，也被判处有期徒刑两个月。

23日晚，京师警察厅开始派专人对研究系机关报《晨报》实行新闻检查。

21日，徐世昌下令，任命王怀庆任步军统领，替换了镇压学生运动不力的李长泰。

这时，日本官方也改变了五四运动爆发以来相对沉默的态度。5月21日，日使小幡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一份抗议照会，其中指责道：“外交委员会委员，干事长林长民君，五月二日，晨报、国民公报等特揭署名之警告，文内有：今果至此，则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等语，似有故意煽动之嫌。此事与五月四日北京大学生酿成纵火伤人暴动之事，本公使之深以为遗憾者。”⁽¹⁵¹⁾

5月25日，北京日本人所办的《顺天时报》公布了小幡照会。同日，林长民向徐世昌提出辞职。辞呈中说：他撰文“激励国民，奋于图存，天经地义，不自知其非也”。“务乞大总统准予开去外交委员，暨事务主任兼差，俾得束身司败，以全邦交”⁽¹⁵²⁾。林长民的辞职书，不如说是抗议书，不少报刊予以转载，并就此发表评论，赢得了广泛的同情。

同日，徐世昌对学生运动下达一道措词强硬的命令，禁止集会、游行、演说、散布传单，否则就要实行镇压。令文说：“着责成京外该管文武长官剀切晓谕，严密稽察，如再有前项事情，务当悉力制止。其不服制止者，应即依法逮办，以遏乱萌。”⁽¹⁵³⁾

在这期间，北京政府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是，主张对德和约应当签字。政府的考虑是，签字是有害的，而不签字也是有害的，两相比较后，认为签字的危害轻一些，于是决定签字。驻法公使胡惟德等人也力主签字。

5月24日，国务院致电各省，通告政府签约的决定，同时再度征求各地意见，意思是希望支持政府的决定。电称：“经熟思审处，第一步自应力主保留，以俟后图；如果保留实难办到，只能签字。当经征询两院议长（李盛铎、王揖唐）及前段总理意见，亦属相同。因时期促迫，已于昨日电复陆专使照行。”⁽¹⁵⁴⁾同日，为配合政府这一决定，段祺瑞亲自出马，致电各省军政高级官员，力主签约。他说：“欧洲和约事，当局最后主张，业经电达。青岛问题，顾、王两使争执直接交还，国家有力，未尝不是……以英日现在之国力，我欲一笔抹煞得乎？”“欧约如不签字，国际联盟不能加入，所得有利条件一切放弃”。他还攻击爱国学生运动是“借爱国以祸国也”，要求各地维持治安，“赞襄政府”⁽¹⁵⁵⁾。这是段祺瑞自五四运动爆发以来头一次公开表态。他公开宣传失败主义论调，甘认我国无力直接收回青岛，无力与英、日对抗，因而只能俯首签约。

以上两电发出后，一时间泛起一股浊浪。5月25日，安徽督军倪嗣冲复电响应政府决定，他首先重复段祺瑞的论调，认为我国国力弱，因而无法直接收回青岛，最后表示：“今但以青岛之故拒绝签字，若将来争执无效，或反将其他有利益之条件同归消灭，则失败更甚于今日，而挽救亦绝无希望，固不如断之于先之为愈也。”⁽¹⁵⁶⁾倪嗣冲的电报，把失败主义理论发挥到了一个高峰，他们看问题的出发点，不是怎样去争取成功，而总是考虑如果失败怎么办。

但是，这段时间大多数实力人物要么不表态，继续沉默，要么含糊其词，模棱两可。河南督军赵倜就是一个典型。他于5月26日复电段祺瑞表示：“倜一介武夫，智识短浅，事关国际，唯一听政府之主持。”⁽¹⁵⁷⁾

北京政府在5月下旬对内采取的一系列强硬措施，造成全国的政治气氛更加紧张。但是，人民群众的爱国斗争仍然在向前发展，运动的广泛性达到了空前规模。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内部也矛盾重重，有时甚至达到相当尖锐的程度，例如，直系、研究系同皖系的矛盾，在相当程度上超过了他们同人民群众的矛盾，因此，统治阶级难以形成统一的力量来镇压群众运动。局势的发展究竟有利于何方，决定于下一阶段各派政治力量的消长。

六　六三运动和罢免曹、陆、章" class="reference-link">六　六三运动和罢免曹、陆、章

6月3日，北京各校学生继续上街演讲，警方根据徐世昌5月25日命令，逮捕了一百七十余人，均监禁在北大法科。但是，爱国青年没有被武装镇压吓倒，6月4日，他们仍旧上街演说。这一天，警方出动马队冲撞学生，并逮捕七百余人。因北大法科校舍已收容不下，警方便将马神庙理科校舍也用作临时监狱。同时，警方在法科校舍外东、西两侧搭起二十多个供军警驻扎的帐篷，将法科校舍紧紧围住，如临大敌。

军警连续两日的大逮捕，没有使爱国学生畏缩。5日，他们再度冲破阻挠，勇敢地走上街头，分路演讲。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向全国各界发出宣言，坚决要求罢免曹、陆、章，指出国贼不除，挽救外交则无希望。在学生们的不懈斗争下，北京政府为避免事态更加激化，于同日释放了被捕的近千名学生，并撤走了包围北大的军警。然而北洋政府的这一暴行，早已激怒了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于是上海爆发了伟大的六三运动。

五四运动发生后，上海学生随即行动起来。当6月3、4两日北京军警大规模逮捕学生的消息传到上海后，上海学生纷纷罢课，以示声援，并分头动员工界罢工，商界罢市。5日，上海的部分工厂、商店举行罢工、罢市。这样，加上学生的罢课，开创了史无前例的“三罢”斗争，声援6月3日大批被捕的北京学生。所以人们把上海的这次斗争和由它掀起的全国斗争称作六三运动。六三运动把五四运动发展到了最高峰。

5日这天，上海的许多商店门前贴着“不诛卖国贼不开市”、“要求政府夺回青岛”等标语，其中也有劝告群众“切勿暴动”的。在一家书局门前贴有一副对联：“罢课救亡，罢市救亡，我两界挺身先起；民心不死，民国不死，愿大家努力进行。”三罢斗争表明，各界群众的救亡运动正在融为一体，人民的力量得到空前的增强。

6月5日以后，上海参加罢工的，计有纺织、机器、印刷、电车、汽车、码头、轮船、烟厂等行业的工人。6月10日，沪宁铁路工人也开始罢工，从而把罢工运动推向高潮，使沪宁线处于瘫痪状态。六三运动最突出的特点表现为，中国无产阶级出于政治要求而自觉地举行政治罢工，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已经开始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这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具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工人阶级在运动中的表现引起各界人士的重视，不久，“劳工神圣”成了风行一时的口号。

对于上海的六三运动，安福系的机关报《公言报》发表评论说：“北京学生酿成风潮后，上海方面继以罢市风潮，此二风潮表现后，已将此次骚动全系借对外问题以实行对内之内幕，次第暴露。吾人对于学生、商界之真爱国者，固只有馨香膜拜，而对于黑幕中之唆动人物，与夫一切过激自扰之举动，则良心上实不能赞成，且亦不能效研究派报纸之一味火上浇油。”⁽¹⁵⁸⁾安福系总是站在派系立场上，用派系眼光看待一切，因而也把一切事件看成了派系斗争的产物。他们既把五四运动认作研究系所为，现在又把六三运动归之于研究系的“唆动”。

与《公言报》相反，研究系的《晨报》对于六三运动，特别是工人运动，给予了高度评价。该报以《破天荒之工人总同盟罢工》为题，发表特约通讯，指出：“工界罢工实为我国破天荒之事件，又为工人参与政治问题之嚆矢，足见我国工界业已觉醒，且有相当团结力，此诚最近所最可注意、最可特笔之事实也。”⁽¹⁵⁹⁾当大多数报刊，甚至包括一些进步报刊，尚未对上海的工人行动的历史意义做出评价时，研究系已经看到，中国无产阶级已经觉醒，工人阶级参与政治已经开始，并认为这是“最可注意”的事件，可见研究系的政治眼光是相当敏锐的。

在上海燃起的“三罢”斗争烈火，迅速烧遍各地，特别是天津、汉口等大城市，“三罢”斗争均形成相当规模。各地许多商会组织了不少大规模的罢市活动，如天津总商会于6月10日举行全市罢市，使得京、津当局极为恐慌。商界运动除了政治要求外，其一大特点是提倡国货，抵制日货，与学界的联系也比较密切。强大的六三运动，压倒了北洋政府与皖系的嚣张气焰，一举扭转5月下旬以来的不利局面，迫使当局不得不再度考虑调整其内政方针，以平息事态。同时，由于群众运动的声势再度高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随之更加复杂化、尖锐化。

六三运动发生后，各地局势发生了激剧变化，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势不可挡。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政府，特别是各地直接面对群众运动的军政官员，感觉继续维护曹、陆、章已经得不偿失，部分地方军阀在镇压群众运动的同时，又向当局进言，要求罢免曹、陆、章，以平息事态。

身处“三罢”斗争中心的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和沪海道尹沈宝昌，于6月8日联名致电徐世昌等人：“现在罢市业经三日，并闻内地如南京、宁波等处，亦有罢市之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图，将成大乱。……永祥等伏查上海为东南第一商埠，全国视线所集，内地商埠无不视上海为转移。现上海学界既坚以曹、陆、章三人去职为开市条件，商界亦曾有电请求，民心向背，即时局安危，亦不敢壅于上闻。可否查照上海总商会前电所呈，准将三人一并免职，明令宣示，以表示政府委曲求全，力顾大局之意。”⁽¹⁶⁰⁾

在全国一片诛讨声中，曹、陆、章也是如坐针毡，自知不能恋栈下去了。6月4日，章宗祥向徐世昌提出辞职，自称“一月以来，伤势虽渐平愈，旧恙日形增剧。伏思驻日使职殷繁，断非孱病之躯所能胜任，惟有恳乞钧座俯念下情，准予免去驻日本全权公使本职，俾得侍奉老父，退居田间。”⁽¹⁶¹⁾6月9日，陆宗舆也再次提出辞职。5月20日左右，曹汝霖曾再次辞职，北京政府仍表示“所请辞职之处，仍毋庸议”，同意给假二十日。6月9日，曹汝霖假期已满，当日《公言报》披露一条消息：“交通总长曹汝霖氏给假二十日现将届满，闻已拟就辞呈，决意引退。政府方面亦有照准消息云。”⁽¹⁶²⁾显然，这是《公言报》有意放出风声，为曹、陆、章下台作舆论准备。

鉴于局势日益严重，北京政府最终决定“舍车保帅”。6月10日，徐世昌发布如下数道命令：“交通总长曹汝霖呈请辞职，曹汝霖准免本职。”“驻日本国特命全权公使章宗祥，因病呈请辞职，章宗祥准免本职。”“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因病一再呈请辞职，陆宗舆准免本职。”⁽¹⁶³⁾罢免曹、陆、章，是五四运动取得的头一个直接的胜利。

徐世昌的三道免职令，均说曹、陆、章呈请辞职，但曹汝霖在其回忆中却否认此事。他说；徐世昌“不等我们上呈辞职，竟下辞职照准之令矣”。他认为，徐上台后，一直企图“抑制合肥势力”，上海的南北议和就是这个意图。“适发生学潮，攻击我们，即利用此机以剪除合肥羽翼……不先设法令我辞职，竟下辞职照准之令”⁽¹⁶⁴⁾。但是曹汝霖这段回忆不尽符合事实。如前所述，五四运动发生后，他们三人先后提出辞职，但政府均予挽留。情况大约是这样的：在政府挽留他们之后，由于局势激剧发展，十分紧迫，于是徐世昌不待曹汝霖再度辞职，即下令辞职照准。此外，陆宗舆于9日辞职时，已当即获准。因此，三人下台的情况并非完全相同。

曹、陆、章免职令下达后，段祺瑞即怒气冲冲到团城对曹汝霖说：“没有辞职，而捏造辞职照准之令，命令亦造谎言，天下尚有公论是非吗！”段大骂徐世昌，说曹汝霖等“为他冒大不韪，借成日债，这种举动，真所谓过河拆桥，以后还有何人肯跟他出力？他对我作难竟累及你们，良心何在，岂有此理！”⁽¹⁶⁵⁾说罢即悻悻而去。平日极少作诗的段祺瑞，后来曾写下五言长诗一首赠曹汝霖，以掩饰自己，其中有句曰：“不佞持正义，十稔朝政里。立意张四维，一往直如矢。”⁽¹⁶⁶⁾此外，他还为曹汝霖作了种种辩护。

曹汝霖从此退出政界，自号觉盦，据说是取古人年至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的意思，不过从他年近九旬写下的回忆录来看，他仍然不知自己一生之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