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资本主义列强的侵入" class="reference-link">第二节　资本主义列强的侵入

一　中国开始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 class="reference-link">一　中国开始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

在清朝以前，中国就已遭到西方国家的侵略。1516年（明朝正德十一年），葡萄牙人到达广东，占据东莞县的屯门、南头等处，五年以后被中国政府用武力赶走。后来，葡萄牙人又和“倭寇”（日本海盗）相勾结，骚扰中国的浙、闽沿海一带达二十年之久，直到1549年（嘉靖二十八年），才被赶跑。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人又用欺诈和贿赂的方法，窃取了澳门。1575年（万历三年），西班牙人也来到中国，先派传教士，后进行“商品贸易”。

十七世纪荷兰人排挤了葡萄牙人在东方海上的势力，于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来到中国，1622年（天启二年）以武力谋夺澳门，并一度侵占澎湖列岛。不久，澎湖列岛被中国用武力收回，它又于1624年（天启四年）占据中国的台湾，统治达三十八年之久，直到1661年，才被郑成功驱逐出去。

十九世纪上半期，西方资本主义处于迅速上升阶段，英国成为世界第一个资本主义强国。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必然要加强对外掠夺和扩大海外贸易以寻找殖民地市场。当时处于封建主义统治下的落后的中国，正是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最好对象。

清朝统治者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

外交是内政的继续。清政府最初确定这种政策，是和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满斗争，消除“内乱”相联系的。如马克思所说：“推动这个新的王朝实行这种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所怀抱的不满情绪。”⁽³³⁾

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支持了这种闭关政策成为可能。1789年乾隆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上谕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³⁴⁾

清政府的闭关自守政策，阻碍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窒息了生机，并助长了清朝统治者的狂妄自大和愚昧无知。这种政策，虽然抵制了正常的商品贸易，却抗不住外国的鸦片和大炮。马克思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³⁵⁾

1840年开始的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清政府在这次战争中被英国侵略军打败之后，被迫于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签订了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1843年7月10日，英国侵略者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作为《江宁条约》的补充。接着，美、法侵略者也趁火打劫，于1844年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

除英、美、法外，许多资本主义小国，如葡萄牙、比利时、瑞典、荷兰、西班牙等也纷纷要求和清政府订立不平等的条约，清政府一概应允。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同外国侵略者之间的矛盾逐渐成为主要矛盾，而且，它还加剧了中国社会固有的各种矛盾。随着阶级斗争的日益激化，终于在1851年—1864年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军曾席卷大半个中国，并以南京为中心建立了太平天国政权。起义极大地打击了清朝统治者。清政府依靠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组织的湘、淮军和外国侵略者的武力相勾结，共同镇压了这次起义。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清政府变得更加虚弱了。继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又在五十年代败于英法联军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被迫和英法侵略者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在此前后，俄国和美国也胁迫清政府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俄国还和清政府签订了《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

通过上述这些条约，外国侵略者不仅迫使清政府割地、赔款，更重要的是取得了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各种特权。这些特权的范围极其广泛。从这些特权可以看出，中国不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了。现将各种特权分述如下：

（一）协定关税和海关行政权。

《江宁条约》中规定：英国商人“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这一规定使中国的海关丧失了自主权，成为一种“协定关税”。第一次“协定关税”是1843年3月签订的。在1843年7月签订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将中国关税税率极力压低，规定进口货物率，大体上在百分之六上下，比鸦片战争前大大降低了⁽³⁶⁾。这自然有利于外国侵略者。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订立后，明文规定了值百抽五原则，主要进口货物税率又比1843年降低了13％到65％不等。

外国侵略者为了逃避中国的内地税，还用一次交纳“子口税”的办法，以代替交纳厘金。1858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中，对中国内地税作了严格的限制：洋货进入内地，或洋商从内地收购土货出口，只需交纳一次百分之二点五的子口税，就可“遍运天下”，不必像中国商品一样，必须“逢关纳税，遇卡抽厘”了。从此以后，外商可以“免各子口征收纷繁”，而中国商人则仍须受各关卡的层层苛敛。

外国侵略者还进一步攫取了中国海关的行政权和中国关税收入的支配权。1853年上海“小刀会”，响应太平天国起义占领上海县城时，也占领了上海海关。上海英领事阿礼国（R．Alcock）于小刀会起义被镇压后，乘机提出外国人参与管理海关的主张，美、法领事表示赞同。三国领事遂与上海道台吴健彰议定，于同年7月成立了有英、美、法各派一人组成的税务司。上海海关的管理权就这样落到了外人手里。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根据中英、中美、中法通商章程规定，“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美、法）人帮办税务，并严查漏税……等事”。由于英国势力较大，英人李泰国（H．N．Lay）于1859年被委任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当年他就按照上海海关的一套办法，在广州组织关税务司。1860年至1863年，又设潮州、宁波、福州、镇江，天津、九江、厦门、汉口、烟台（东海）等关。1863年英人赫德（Robert Hart）继任总税务司。从1863年到1907年的期间里，赫德又设海关三十余处。

至此，中国的海关行政权完全落到外国侵略者的手里。

（二）沿海贸易权。

任何独立的国家，外国商船只能在限定的口岸进行贸易，而不能在沿海口岸之间转口贸易。

《江宁条约》订立后，我国沿海贸易权开始丧失。《江宁条约》中规定，英人可在五口“贸易通商无碍”。这含有应允英国商船可自由航行于五口之间的意思。后在中法、中美《天津条约》中正式承认了外国商船可以自由在各通商口岸转口，而不重复课税。1861年上海税务司制定的《沿海贸易法》中，更明文规定，外商在一口纳税后，即可进行沿海贸易，自由出入。而中国商船，反不能享受此种权利。

（三）内河航行权和内地通商权。

内河航行权与内地通商权，也是一切独立国家不容侵犯的主权。这种主权的丧失，由《中英天津条约》开其端。《天津条约》中规定，“长江一带各口，英商船只俱可通商。……自汉口溯流至海口各地，选择不逾三口，准为英船出进货物通商之区”。这种规定，名义上自汉口以下只开三口，实际上沿江各处城镇均可上下客货，并且可以从议定口岸前往各地各处游历通商。这些条款订立后，根据“利益均沾”原则，未订条约国家，也可享受此种权利。

（四）开放商埠和领事裁判权。

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对外国开辟了许多商埠。沿海沿江有：广州、汕头、琼州、福州、厦门、台湾、宁波、上海、烟台、天津、营口、镇江、九江、汉口等十四个商埠，陆路上新为俄国开辟的有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库伦、张家口等五埠。根据《中英天津条约》，外人可以在开辟的商埠内，租地盖房，设立栈房，修建礼拜堂，开设医院，购买坟基等。这些外人居留区，后来发展成为“租界”，这不但严重地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而且成为外国侵略者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的根据地。

领事裁判权开始于《虎门条约》。在这个条约中规定，凡中国人与英国侨民交涉诉讼，英国领事有权“听诉”，“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这是破坏中国司法主权的领事裁判权的开端。后来《中法黄埔条约》、《中英天津条约》中又都作了具体的规定。《中法黄埔条约》中规定：“佛兰西人在五口地方，如有不协争执事件，均归佛兰西官办理。”《中英天津条约》中规定：“英国民人有犯事者，皆由英国惩办。”

领事裁判权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主权，是一种政治性的侵略。

（五）最惠国待遇。

最惠国条款，完全是对外国侵略者的一种片面的优惠，首先开其端的是《虎门条约》，其中规定，中国将来如“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后来《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都有类似的规定。

“最惠国待遇”的范围非常广泛，而且只要一个国家取得这种特权，其他国家皆可沿用。六十年代后，这项条款适用范围又扩大了，竟荒谬地规定，中国政府如对本国商民有何优待时，外国人也一体均沾。这种情况实在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怪现象。

总之，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外国侵略者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外国侵略者在中国获得了种种政治、经济特权，将其侵略势力伸进中国，使中国逐渐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

二　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初期的特点" class="reference-link">二　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初期的特点

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过程，是和它本身的发展过程相适应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4年中日战争以前的一段时期内，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是以商品输出为主要形式，侵略中国的目的是把中国市场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范围，以便大量地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因此，这一时期，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鸦片输入继续增加。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由非法的秘密活动变为公开活动。因此，鸦片输入数量大大增加。英、美来中国的商人，几乎毫无例外地利用机会进行贩运活动，从事贩运和销售鸦片的外国洋行，有名可查的就有五十几家。鸦片输入量，四十年代末，每年达四万余箱；五十年代，增至六万多箱；七十年代，增至七万四千多箱；九十年代初，又增至八万六七千箱。

（二）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洋货输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数量不大。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即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洋货输入大增。如以棉纱为例：1871年—1873年，进口棉纱三万七千七百九十一公担，1881年—1883年增加为十一万八千另二十公担；到1891年—1893年，更增长为七十万另四千八百七十七公担⁽³⁷⁾。在进口洋货中，除大宗的鸦片、棉制品、棉花外，还有煤油、糖类、粮食、铁和钢等。

在出口贸易方面，中国主要的出口物资，一直是农产品，其中以丝、茶为大宗。在整个十九世纪下半期，丝、茶两项占出口总值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九十⁽³⁸⁾。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需要，丝、茶出口不断增加。茶叶出口，在鸦片战争前每年出口五千多万磅，1845年超过了八千万磅，1853年增至一亿磅以上。丝的出口，鸦片战争前每年出口几千包，最多不超过一万包；1847年达二万二千多包，1853年增至五六万包⁽³⁹⁾。从七十年代以后，到甲午战争前，中国茶的出口，由于在国际市场上受到印度茶和锡兰茶的竞争，出口数量没有增长，还有所下降。1871年—1873年，茶出口一百零二万公担，1881年—1883年为一百二十三万公担，1891年—1893年为一百零五万公担。丝出口增加：1871年—1873年为三万七千多公担，1881年—1883年为三万九千多公担，1891年—1893年增至五万九千九百多公担⁽⁴⁰⁾。

丝、茶出口的增加，刺激了国内养蚕缫丝业及植茶业的发展。广州、上海等地缫丝厂不断增加。

这时中国的丝、茶等商品的出口贸易，都操纵在外国商人，特别是英国商人手中。无论在贸易数量方面或价格方面，皆受其左右。一部分中国商人也开始为外国洋行服务，帮助外国洋行收购丝、茶等商品。中国丝、茶贸易开始走上依赖外国资本的道路，被迫服从外国资本的需要。

（三）建立租界和初期的资本输出。鸦片战争后，中国沿海沿江的一些城市变为外国侵略者的侵略基地。根据不平等条约，中国的许多地方开设商埠后，外国人就在这些商埠中建立起租界或居留地。他们在那里开设商行、银行，经营商业，贩运鸦片，以及从事其他罪恶活动。这些租界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基地。外国侵略者在租界占有大量土地，如上海的英、法、美所划租界，占地面积在一千亩以上，租界中外国商行的数目不断增加，如上海的外国商行数，在四十年代初，只有十一家，到五十年代初，即增加为一百二十多家。

外国人在中国开设的第一家银行，是1845年进入中国的“丽如银行”。丽如银行又叫英国东方银行。1854年，英国的有利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以后，英国的麦加利银行（1857年），汇丰银行（1867年），德国的德华银行（1890年）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1893年），都先后在上海设立分行。此外，1896年沙俄在中国设华俄道胜银行。1899年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进入中国。这些外国银行，控制着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操纵中国的财政金融，同时也是外国侵略者向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枢纽。在1897年以前，中国还没有本国的银行，外国在中国的银行操纵了中国的金融。

以英国的银行来说，它在中国的支行数目，1870年有十七个，1880年有十九个，1890年有三十个。其中汇丰银行的势力最为雄厚。它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处于支配地位，也是外国贸易商行的庇护人。在甲午战争以前，从1875年—1886年间，英国对华投资绝大部分由汇丰银行经手。而这些投资主要是对中国政府的贷款，其中最重要的是1877年五百万两贷款。这笔贷款指定由广州、上海、汉口三地的海关税收作为担保。从此开了把中国关税作为外债担保品的先例。

此外，外国银行还利用中国旧式金融业为其服务。特别是利用钱庄来为他们推销洋货、收购土特产品的进出口贸易服务。

为了便于进行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先后开设了一些轮船公司，比较大的有：美国的旗昌轮船公司（1861年）、英国的太古洋行（1867年）和怡和洋行（1877年）等。这些轮船公司垄断了中国的远洋和内河的航运。如1877年，外国轮船占各通商口岸进出中外轮船总吨位的63.3％，1892年则占到77.8％⁽⁴¹⁾。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不久，外国侵略者不顾中国的主权，擅自在中国投资设厂。这些工厂，绝大部分是为了发展他们在中国的航运业而办的船舶修造厂和为了掠夺中国的原料，土特产品而经营的各种加工工业，如砖茶厂、缫丝厂、制糖厂、制蛋粉厂、轧花厂、打包厂等。此外，还有为了利用中国的廉价原料和劳动力以便就地制造、就近销售而经营的一些轻工业，如火柴、肥皂、制药、玻璃、造纸、纸烟、铁器等工厂。在1895年外国侵略者正式取得在中国设厂权以前，外国资本在中国非法设立的工厂已有一百多家。不过，这一时期外国资本主义尚以商品输出与掠夺原料为主要侵略方式，因此，这时的资本输出（投资设厂），也主要是为商品输出服务的。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进行了大量的商品输入和一些资本输入，结果促使中国旧有的封建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使中国经济日益带有殖民地性质，使中国的农工商业日益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附庸。另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也对中国原来的封建自然经济结构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促使中国逐渐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

（四）中国买办阶级的出现。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当外国商人来到中国进行贸易时，在一些通商口岸就已经出现了买办。这时的买办，主要任务是代理外国商人推销商品，买进货物。当时的买办是由中国的公行（如广州十三行）所雇用的人形成的。这些人是官厅特许的，他们在公行中做管事。这些管事，除代理外国商人居间买卖货物之外，还管理外人商馆内部的经济和其他事务，包括贸易账目、现银存款、文件与信件保管等等。广州的中国公行也雇用一些人看视进口货样，议定价格，开舱起货，并代洋商购办土货。所有这些为洋商服务的人，因为主要是替洋商购办物品，所以通称为买办。

鸦片战争后，垄断进出口贸易的公行制度废除了，外国侵略者可以自由地选择代理人，因而买办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鸦片战争前，买办是受公行商人控制的，战后则为外国侵略者所控制。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深，在外国侵略者的豢养下，中国买办阶级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

中国各地经济情况十分复杂，货币和度量衡制度也很不统一，外国侵略者要在中国推销商品、购买货物，创办企业，特别是要深入到中国内地，都不能不借助于中国的“买办”。于是他们就在中国培养了这样一批人，作为他们的附庸，为他们在中国进行经济侵略活动服务。

买办的势力很大，如当时的吴健彰、唐廷枢、徐宝亭、徐润等都是大买办商人。唐廷枢是怡和洋行总买办。他帮助英国侵略者推销鸦片、棉毛织品，收购茶、丝等产品。此外，如宁波籍的穆炳元、杨坊，钱塘人吴煦等，都是当时上海有名的买办商人。

中国的买办和买办商人，是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剥削和掠夺的过程中产生的，由于外国侵略者在中国获得了巨额利润，因此中国的买办阶级也从中得到不少好处。有人曾说过，在上海的买办商人，“顷刻间千金赤手可致”⁽⁴²⁾。徐宝亭就是一个“致富巨万”的买办。

中国的买办阶级不仅在经济上帮助外国侵略者剥削和掠夺中国人民，他们在政治上也是与外国侵略者和清政府合作的。如大买办、上海道台吴健彰，1853年就拱手把上海海关的行政管理权送给了外国侵略者。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他帮助清政府设法购买军火，雇用外国舰船运兵，镇压太平军。他还联合买办商人粤董李少卿、闽董李仙云等筹饷组织团练，对抗太平军。买办商人徐宝亭，由于“毁家助饷”，“积功擢游击赏花翎”⁽⁴³⁾。1860年苏松太道买办商人吴煦与苏松粮道买办商人杨坊和美国侵略分子华尔合作，招募外人组织洋枪队（1862年改名“常胜军”），由吴煦任督军，华尔、杨坊任管带，其军费大部分由吴煦、杨坊筹给⁽⁴⁴⁾。1860年太平军围攻上海时，吴煦邀请士绅开会向曾国藩乞援。李鸿章到上海时，淮军的军饷大部分也是吴煦筹给的。徐润还因为助饷有功，特“保加四品衔”⁽⁴⁵⁾。

三　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斗争" class="reference-link">三　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斗争

从十九世纪末叶起，世界资本主义开始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这时垄断已经代替了自由竞争，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取得了统治地位。原来作为中介人的银行资本已经变成了万能的垄断者。垄断的银行资本与垄断的工业资本融合为一，形成了金融资本。国内市场和投资场所也已经被垄断完了，社会上出现了大量“过剩”的资本。资本输出有了特殊意义。殖民地有了新作用（作为商品市场、投资场所和原料来源地）。正如列宁所说的：“在殖民政策的无数‘旧的’动机以外，金融资本又增加了争夺原料来源，争夺资本输出，争夺‘势力范围’（即进行有利的交易、取得租让、取得垄断利润等等的范围）以及争夺一般经济领土等等的动机。”⁽⁴⁶⁾但是，世界殖民地早已被瓜分完了，因此帝国主义之间为争夺殖民地的斗争更加剧烈。

十九世纪末叶，世界上只有中国、波斯、土耳其等少数国家，还没有被帝国主义独占或瓜分。特别是中国，幅员广阔，物产丰富，而在政治、经济上又极其落后，因此，就特别为帝国主义所垂涎。鸦片战争后，各资本主义国家除了在中国沿海攫得种种特权外，还逐渐把它们的势力伸到中国的内地和边疆。如1871年俄国占领伊犁（1881年由清政府出价九百万卢布赎回）；英国把长江流域各省作为它的势力范围，1876年又强迫中国签订《烟台条约》，取得了派员驻云南、甘肃、青海、四川、西藏等地的权利。但各帝国主义国家并不以此为满足，它们还准备进一步侵略中国，以便获得更多的权益。

在当时的帝国主义国家中，除英、德、法、俄以外，日本和美国是两个后起的国家。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开始发展起来。在日本资本主义开始发展的时候，正值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日本资本主义是与残余的封建经济以及天皇制这样的国家机构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它一开始走上近代国际舞台，就带有强烈的军事侵略性，而其侵略的主要对象就是中国。在明治时代，日本就规定了征服中国和全世界的“大陆政策”。其基本内容是：首先征服台湾，然后征服朝鲜，征服满蒙，征服全中国，征服世界。按照这个计划，1874年，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出兵进犯我国的台湾，虽然没有达到侵占的目的，但不久却吞并了琉球。接着，它又在美国的支持下，入侵朝鲜，以便夺取这个通向“满洲的桥梁”，然后侵入我国的东北。

美国资本主义发展较晚，但十九世纪后期发展很快，工业产值在八十年代已经超过了英国。美国并且先英国而走上垄断阶段。但是美国对殖民地的掠夺，特别是对远东殖民地的掠夺，却落后了一步。所以它急起直追，向远东和中国伸展势力，也想获得一个新的市场。

沙俄企图把满洲放在自己势力控制之下，并且也想插足朝鲜，在朝鲜占领一个港湾，作为向太平洋的出口。英国要阻止沙俄南下。这样，远东的国际矛盾，就集中到朝鲜半岛上了。为了共同对付沙俄，英美的利益是一致的。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还相当落后，一时还不足以威胁英美的势力。于是，英美决定利用日本来排除俄国的势力，而日本也乐得利用英美的支持来实现它的侵略政策。在这样一种国际形势下，日本帝国主义终于发动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从1894年7月开始，8月1日正式宣战，到1895年3月结束，中国以失败而告终。清政府被迫于同年4月17日在日本马关（今下关）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

一、清政府承认“朝鲜国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朝鲜原为中国藩属，这一条实际上是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

二、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以及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

三、赔偿日本军费二亿两。

四、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船得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搭客载货。（根据《马关条约》，第二年又订立《通商行船条约》，承认日本在华享有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

五、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日本在中国制造货物，与进口货物一样，免征一切杂捐，并享受在内地设栈寄存的优待。

《马关条约》是继《江宁条约》以来又一个最严重的卖国条约，它标志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中国殖民地化的程度从此更加深了。

《马关条约》中规定，中国割让台湾等大片领土给日本，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独立和主权。《马关条约》规定清政府必须偿付大量赔款，加剧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过去战败赔款最多不超过二千万两，这次赔款数竟高达二亿两之多。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超过七八千万两，这次赔款数目大大超过了财政收入的数字。这样就迫使清政府因财政困难而不得不举借外债，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则通过贷款进一步对清政府实行控制。《马关条约》允许外国资本在中国设厂制造，并给予种种特权，这样，帝国主义就可以把大量“过剩”资本输出到中国来，使中国不仅成为帝国主义的商品销售市场，而且也成为它们的投资场所，严重地阻碍中国民族生产力的发展。另外，《马关条约》的订立，也加剧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争夺。各帝国主义国家争相对中国进行投资和划分“势力范围”，于是，《马关条约》订立后，投资竞争和割地狂潮接踵而来。沙俄对中国东北素有野心，《马关条约》签字的当天，沙俄得知割辽东半岛给日本后，立即正式邀请法、德两国，共同对日进行干涉。法国是俄国的盟国。德国也想在远东伸展势力，攫得一个军港。因此三国在干涉日本占据辽东半岛的立场上一致。

日本对三国的干涉，不甘接受，极力开展外交活动，企图争取英、美支持，以牵制三国。但英、美支持不力，日本被迫妥协。

4月30日，日本通知三国，表示愿意“放弃永远占有辽东半岛”，惟须“作偿金之担保”。三国议定，清政府交付“偿金”三千万两后，三个月内日军全部撤出辽东半岛。11月8日，中日两国签订《交还奉天省南边地方条约》，规定：清政府在11月16日前交付日本三千万两白银，作为退还辽东半岛的“报酬”；款项交清后三个月，日军全部撤出辽东半岛。“还辽”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中日甲午战争和三国干涉还辽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展开了划分势力范围的斗争，妄图瓜分中国。

沙俄首先以干涉还辽有功，向中国索取报酬。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为偿付巨额赔款，急需举借外债。而各帝国主义国家争向中国贷款。经过相互斗争，沙俄联合法国，合借银一亿两，年息四厘，以海关收入作担保。1896年，沙俄和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密约》，规定在必要时俄国军队可以开往中国任何港口；并允许它在东北修筑东清铁路。沙俄取得修筑东清铁路特权后，又把势力伸进辽东半岛，企图夺取旅顺和大连。1897年11月，沙俄乘德国强占胶州湾之机，占领旅顺和大连。沙俄对清政府进行欺骗说：“俄国并无夺取中国领土之意，占领旅大，系为保护中国免受德国之侵略。德国军队撤退后，俄国亦立即撤退。”⁽⁴⁷⁾1898年初，清政府被迫接受德国租借胶州湾等要求后，沙俄则提出租借旅顺、大连湾以及自东清铁路筑一支线“通至黄海”⁽⁴⁸⁾等无理要求。沙俄为了达到以上目的，除采取威胁恫吓手段外，还使用巨款贿赂李鸿章等。结果李鸿章、张荫桓代表清政府与俄国驻华代办巴甫洛夫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接着，莫拉维诺夫和许景澄又续订《旅大租地续约》。条约规定，清政府将旅顺租给俄国为军港，大连为商港，租借期二十五年。允许东清铁路修一支线通到大连。此外，沙俄还向清政府提出，俄国在满洲和蒙古有铁路和工业的独占权。这样，整个满洲和蒙古就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

法国也以干涉还辽有功，向清政府索取报酬。1895年法国逼迫清政府订立《中法续议商务条款》和《中法续议界务条款》，要求划云南、广东、广西为势力范围。并规定这三省开矿时必须先向法国商人或矿师商办。云南、广西开放通商、减税。法国还不满足，又提出要求：一、中国政府声明海南岛不割与别国；二、延长龙州铁路，开采两广和云南的矿山，修筑滇越间通商铁路；三、租借广州湾九十九年，等等。清政府完全应允。

德国也于1895年要求设立天津、汉口两处租界，作为“还辽”的报酬，当时未得结果。1897年，便借口山东曹州两个德国传教士被杀事件，派海军强占胶州湾。在德国的武力压迫下，清政府和德国签订了《中德胶澳租界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德国强占胶州湾为租借地，租期九十九年；并取得在山东修筑铁路的权利，沿铁路三十里内的矿藏允许任便开采。这样，整个山东省便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

与俄、法、德掠夺中国同时，英、日等帝国主义也纷纷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如：1897年英国强占山东的威海卫为租界地。日本从1896年到1898年，陆续在杭州、苏州、重庆、沙市、天津、上海、汉口等地设立了租界。1898年4月，日本政府又以福建省接近台湾，要求清政府总理衙门应允不将福建省割让或租借给其他国家，总理衙门表示接受。于是，福建省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

为了划分势力范围，各国除胁迫清政府外，它们之间的争夺，经妥协后达成各种协定。1896年订立英法协定，规定云南、四川两省一切权利由英，法两国共同享受；1898年订立英德协定，规定天津到山东省南部的铁路由德国修建，而山东省南部到镇江的铁路，由英国修建；1899年又订立英俄协定，规定长江流域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而长城以北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帝国主义这种分割势力范围的行动，实际上是在瓜分中国。正如列宁所说：“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不过它在开始时不是公开瓜分的，而是像贼那样偷偷摸摸进行的。它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⁴⁹⁾

1900年，在华北广大土地上，中国人民自发地掀起了一次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义和团运动。这次运动，虽然被清政府所利用和出卖，最后被帝国主义联军（所谓“八国联军”）镇压下去了。但是，它给予帝国主义阴谋瓜分中国的打击是沉重的，以致使八国联军头子瓦德西也不得不承认：“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⁵⁰⁾。

帝国主义既然无法直接瓜分中国，只好继续扶植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作为奴役中国和扩大侵略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