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民政府的对策" class="reference-link">第二节　国民政府的对策

一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的提出" class="reference-link">一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的提出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源于1931年10月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在上海发起的和平会议。这次会议就外交政策达成妥协：一、实行统一外交，对外交涉由南京中央负责，广州不办外交；二、如果日军来攻，应该抵抗，用武力来对付它，不要不抵抗；三、不主张对日宣战；四、不主张退出国联⁽⁴²⁾。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囿于“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政策，坚持“不抵抗主义”，结果丧师失地，国难深重，全国抗日潮流高涨，“不抵抗主义”遭到猛烈抨击，走入死胡同，国民党内部对日政策发生纷争。11月初锦州、天津事件后，国民党当局指导思想开始从“不抵抗”向“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过渡。以戴季陶为委员长的特种外交委员会11月间向国民党中政会提出《处理时局之根本方针》的报告，就对日政策提出三项建议：“第一，中国无论如何，决不先对日宣战；第二，须尽力维持各国对我之好感；第三，须尽力顾虑实际利害，但至万不得已时，虽在军事上为民意而牺牲，亦所不恤，惟必须筹划取得真实之牺牲代价。”⁽⁴³⁾蒋介石和国民党中政会完全同意这个建议。

12月初，汪精卫对外界发表谈话称：“至于应付目前外交办法，兄弟以为有八个字‘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这次日本的举动，正如强盗明火打劫一般，我们如果遇着强盗入室，唯一的方法，便是一面向他迎头痛击，一面鸣笛报警，协同捉拿。”⁽⁴⁴⁾

锦州失陷后，孙科内阁外长陈友仁主张对日宣战。这一对日外交新政策显然不符合暂时下野的蒋介石的心思。1932年1月11日，蒋介石在奉化武岭学校发表《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演讲，提出“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的对日方针。他说：“我国外交方略尚未用尽，国力自卫，毫未充实，反与日本首先绝交与宣战，而实与日本以恣行无忌口实，不仅自失其国联盟约、非战公约与九国公约之权利……而且与中国以破坏公约、破坏和平之责任，如此中国诚陷于万劫不复之地。”⁽⁴⁵⁾“不绝交、不宣战”是针对抵抗而言的，即在不绝交、不宣战的前提下进行有限度的、局部的抵抗；“不讲和、不订约”是针对交涉而言的，即在不讲和、不订约的前提下，与日本进行交涉，寻求妥协。

18日，蒋介石和汪精卫在杭州会谈，否定了孙科、陈友仁的外交政策，同意汪精卫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主张。晚上，蒋介石招待汪精卫和孙科就餐，即席表示：“余不入京，则政府必贸然与日本绝交，绝无通盘计划，妄逞一时血气，孤注一掷，国必亡灭。”⁽⁴⁶⁾他离杭赴京前对新闻记者说：“余无特殊之主张，汪先生之主张即为余主张。”⁽⁴⁷⁾

“日僧事件”后，蒋介石谈到对日方针时说：“若国际之约束无效，交涉之结果不利，日本帝国主义复怙恶不悛，非完成其侵略压迫之野心不止，则我亦惟本不屈服之决心，始终不与之妥协，而且朝野一致，作最大努力之抵抗。”⁽⁴⁸⁾

23日下午，蒋介石、汪精卫、孙科在南京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日方案。晚上，孙科、何应钦、朱培德等在励志社商谈应付目前外交问题。对日应否绝交问题，国民政府政要连日交换意见，均趋慎重，汪、蒋一致主张“先行安内，方可攘外”。24日，陈友仁因其对日绝交主张未蒙国民党中央采纳，向孙科提出辞职。同日，蒋介石、汪精卫等在励志社举行中政会特委会，讨论对日绝交问题，主张仍采妥协政策。会议认为陈友仁外交政策，基于隔阂国情，徒为孤注一掷，故决定不采用，对陈提出的辞职不予挽留。28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政会上作报告，全面申述外交问题的原则。“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正式成为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同日，中政会决定接受孙科辞去行政院长职务，以汪精卫继任。

“一二八”事变前夕，南京当局确定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为处理上海问题的指导思想。

蒋介石虽然在“九一八”事变时实行对日不抵抗政策，但若日本在中国最大的工商业都市和全国经济中心，也是国民政府财政和税收的主要来源地，并且毗邻首都南京的上海发动战争，南京当局是不会不对日抵抗的，否则，一旦日本扼死其经济命脉和占领其心脏部位，蒋介石的统治根基将会丧失。因此，日军如在淞沪滋事，中国必予抵抗。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初，南京国民政府就有此决心。“九一八”事变后，鉴于日军在中国各处挑衅，国民政府判断日本有可能“以兵力与日侨自由行动，利用各种手段，捣乱长江，破坏我之金融基础，而置首都于兵力威吓之下，希图造成从前江宁条约的形势”⁽⁴⁹⁾，决定如果日军在上海发动进攻，即予回击。1931年9月22日，熊式辉参谋长向蒋介石请求对策谓：“淞沪为通商巨埠，日舰驻泊甚多，交涉万一不能迅速解决，日方扩大行动，对我要塞、兵工厂及重要各机关实行威胁或袭击时，我陆海军究如何行动？”蒋答复说：“应正当防范，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⁵⁰⁾10月6日，日舰大举来沪，且有即日在华界登陆的报道。蒋介石指示上海市长张群：“日本军队如果至华界挑衅，我军警应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⁵¹⁾1932年1月23日记者采访接替张群的新任上海市长吴铁城，问：“如果日人不顾一切而大举骚扰，则市长之意以为如何？”吴答：“此事中央政府早有命令，如果有人侵入内地领土，决采正常防卫。”⁽⁵²⁾24日，记者在南京中央党部问汪精卫：“如暴日不顾国际公理，万一有占领上海之企图，将取若何态度？”⁽⁵³⁾汪表示当然抵抗。

但南京当局又担心抵抗弄不好会引发中日间的全面战争，破坏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政策。因此，在淞沪战争爆发前，南京当局考虑只要日本在上海的挑衅不超过武力侵占上海，不进逼首都南京的限度，在上海即使妥协退让，也要尽量避免冲突。

1月22日，蒋介石、汪精卫在南京召集孙科、何应钦等商讨内外方针，吴铁城向会议报告日人在沪暴乱情况，蒋仍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主张⁽⁵⁴⁾。23日，蒋、汪和孙科再次商讨对日政策，“蒋、汪两氏咸主先行安内，方可攘外”。会议决定命令吴铁城制止民众抗日，“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将第十九路军于五日内调离上海，派宪兵第六团接防”⁽⁵⁵⁾。同日下午，吴铁城同蔡廷锴、戴戟讨论，认为若不接受村井的第四项要求，日海军陆战队必然有所行动，决定如果陆战队侵入华界，准备予以抵抗，并致电国民政府请求对策。行政院长孙科与汪精卫、蒋介石立即详商应付上海事件的办法，结果“佥主我方应以保全上海经济中心为前提，对日方要求只有采取和缓态度，应即召集各界婉为解说，万不能发生冲突，致使沪市受暴力夺取。至不得已时，可设法使反日运动表面冷静，或使秘密化，不用任何团体名义，俾无所借口”⁽⁵⁶⁾。国民党中央先后派张静江等一批大员到沪，向上海市政府传达旨意：应以和缓手段避免冲突，让上海得以保全。

在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三令五申下，上海市当局“本中央保全上海经济中心，隐忍避免冲突之原则，筹思缓和应付之办法”。25日晚，吴铁城邀集上海各界谈话，“莫不要求保全地方，请由市政府、市党部明令将各界抗日会严加取缔，一面由民众团体响应自动解散，然后据以答复日领，则中央及地方双方均能顾及”⁽⁵⁷⁾。考虑国民党中央及上海地方各界的要求，上海市政府决定完全满足村井21日提出的要求。

27日下午，吴铁城同何应钦、司法院代院长居正、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叶楚伧、前上海市长张群等人在市政府商量对策，决定避免冲突，接受村井所提全部要求。南京当局对此表示首肯。当晚11时，上海市政府密令公安局、社会局会同各区所取消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及其分会。28日，国民政府向上海市政府传达命令：“一切抗日团体，概行取消。”⁽⁵⁸⁾上海市政府遵命取消了各抗日团体。下午1时45分吴铁城复文村井，表示全盘接受其4项要求。

南京当局为缓和事态，派非战斗部队宪兵第六团接替十九路军在闸北的防务，以缓冲其间，希望中日两军不发生冲突。该团27日晚8时在南京上车，28日正午抵达真如。

二　十九路军布防京沪" class="reference-link">二　十九路军布防京沪

中国十九路军自发起来抵御日军对上海的侵略。

十九路军是一支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军队。它源于粤军第一师第四团。1920年11月，孙中山回到广州后创建粤军三个师，任命陈铭枢为粤军第一师第四团团长（师长为邓铿），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等分任副团长、警卫团营长、营长等职。1922年北伐，该团任先锋，屡建战功。是年夏攻克江西赣州。6月陈炯明叛乱，进攻江西的北伐军全部回师攻韶关不克，转入赣南。陈铭枢痛国事之不可为，离职赴宁学佛。1923年陈炯明败退东江，孙中山回粤主政，任命陈铭枢为粤军第一旅旅长，募兵两个团，其中蒋光鼐为第二团团长，蔡廷锴和戴戟等人在该团中分任营、连长。全团下级干部多由原粤军第一师第四团调用。1925年夏，第一旅奉命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陈铭枢为师长），即以原粤军第一旅蒋光鼐团为基础，扩编为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和第三十团，蒋光鼐任副师长，蔡廷锴任第二十八团团长，戴戟任第三十团团长。1926年夏，国民革命军北伐，第十、十二师在汀泗桥、贺胜桥战役中建立奇勋，第十师并且攻下武昌，第四军被誉为“铁军”。是年冬，第十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国民政府擢升陈铭枢为第十一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下辖第十、二十四、二十六师，蒋光鼐为副军长兼第十师师长；戴戟为第二十四师师长，蔡廷锴为副师长。

1927年春，宁汉分裂，陈铭枢、蒋光鼐、戴戟等人相继离开武汉，第十一军军长由张发奎兼任，蔡廷锴为第十师师长。是年秋，蔡廷锴率第十师脱离张发奎，由江西进入福建，复由陈铭枢统率，重组第十一军，蒋光鼐仍为副军长，戴戟任参谋长，下辖第十、第二十四和第二十六师，第十师师长仍由蔡廷锴担任。1928年春第十一军由闽回粤，补充兵员，第二十六师师长改为戴戟。1929年春，国民党中央召开编遣会议，第十一军缩编为1个师和1个独立旅，蒋光鼐为广东编遣区第三师师长，戴戟为副师长兼第八旅旅长，蔡廷锴为第二独立旅旅长。是年秋，奉国民党中央统一番号令，改广东编遣区第三师为第六十一师，第二独立旅为第六十师。1930年夏，第六十、六十一师奉国民党中央之命北上参加中原大战，蒋光鼐为十九路军总指挥，负责指挥第六十师和第六十一师。此为十九路军名称之由来。后蔡廷锴任十九路军军长兼第六十师师长、戴戟任第六十一师师长。1931年4月，与南京对立的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用武力驱逐拥护蒋介石的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6月，陈铭枢离粤入赣，被南京国民政府特任为“剿匪”军右翼集团军总司令，参加对红军的第二次“围剿”。11月，将十九路军集中江西吉安，扩编第七十八师，师长为区寿年；第六十一师师长戴戟因病辞职休养，以该师旅长毛维寿升任；第六十师师长为沈光汉；蔡廷锴擢升十九路军军长。蒋光鼐因病住沪，总指挥一职由蔡廷锴代理。十九路军军部随之成立。陈铭枢由于与这支部队有着悠久的历史关系，成为十九路军的政治领袖。

“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夕，国民党第三次“围剿”被红军打破。在江西兴国的高兴圩一战，十九路军损失两千余人，军部险些被歼。十九路军非蒋介石嫡系部队，自国民党1927年叛变革命后一直被蒋利用充作内战的工具，辱没了自己光荣的历史，而且实力受损。“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十九路军政治态度发生了变化，9月19日便提出“团结一致打倒日本”的口号。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号召下，全体官兵三万余人在赣州宣誓反对内战和团结抗日。

9月下旬，蒋介石将与粤系势力有深久历史关系的陈铭枢请到南京，商议由陈赴广州调解京粤之争，为表示和解的诚意，蒋答应调十九路军卫戍京沪。9月30日，国民政府任命陈铭枢为京沪卫戍司令。10月，时值京粤政要集会于上海讨论整理内政问题，十九路军由赣调至京沪承担卫戍任务，以增进京粤相互间的信任。11月，十九路军奉令全部（总兵力3.35万人）到达京沪路沿线，部署如下：卫戍司令长官公署及总指挥部驻南京；第六十师驻苏州、无锡、常州、丹阳；第六十一师驻南京、镇江；第七十八师驻上海、吴淞、昆山、嘉定。十九路军参谋长戴戟自12月起任淞沪警备司令。

十九路军调到京沪线以后，第七十八师被指定担任原由财政部税警团承担的淞沪卫戍任务。该部到达后，其第一五五旅分驻南市、吴淞、真如；第一五六旅第四团驻南翔，第五团及旅部驻嘉定，第六团驻太仓。闸北的防地暂时仍由税警团担任，直到1932年1月6日由驻太仓的第一五六旅第六团接替，第六团第三营驻闸北，第一、第二营驻大场。1月11日，第一五六旅旅部由嘉定移至大场。13日，驻南翔的第四团接防吴淞；驻嘉定的第五团除派一个营警戒浏河外，其余向南翔及大场推进；第一五五旅，除依旧警戒南市外，其余警卫虹桥及漕河泾，旅部在真如。两旅的地境以铁道为界，线上属第一五五旅。

十九路军调防淞沪一带后，在上海民众抗日宣传的影响下，坚定了为中华民族图生存、为中国军人争人格的决心。但由于调沪不久，情况生疏，对于日军的真正侵略意图一时还看不清楚。国民政府又未向其提供任何有关的情报，该军在战争爆发前两周才从自己所得的情报中判断日军的侵略已不可避免，所以直到1月15日以后才开始进行应战部署。

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决定在原十九路军淞沪前线防地进行抵抗。他们分析认为：我军如退出上海，不论在真如、南翔或昆山取抵抗线，实际等于不抵抗；上海为各国通商大埠，我军在原地抵抗，可希望因英、美、法各国利害的冲突，减少敌人的横暴行为；我军军械比日军差，应利用街市作战，以减少敌人飞机大炮的威力。该决定得到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陈铭枢的赞同。

1月19日，蔡廷锴、蒋光鼐召集上海驻军官长座谈，商定：“（一）最近日军或有骚扰，我军须无形的戒备。（二）万一有事发生，第一线兵力之配备若干，区寿年师最低限度死守五天。（三）各防区赶紧构筑工事，后方各驻地亦须预选抵抗线。（四）六十、六十一两师增援时，须于战斗开始后五日内到达上海附近。（五）对上海租界决定态度。（六）由明（廿）日起，各部官兵除因公外，一律不准在租界住宿。”⁽⁵⁹⁾

为鼓舞士气，23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同志书》，表示：“我们不要感觉我们物资敌不过人，我们要以伟大牺牲精神来战胜一切，我们必定能操胜算，我们必定能救中国。”⁽⁶⁰⁾蔡廷锴、戴戟等还致电南京当局，表示“决在上海附近抵抗。即使牺牲全军，亦非所顾”⁽⁶¹⁾。同日，十九路军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驻上海部队营长以上干部紧急军事会议。蒋光鼐、蔡廷锴、戴戟等发言，表达与日本侵略者决一死战的决心。会议讨论了抗击日军入侵的计划。晚上7时发出密令，作出部署：“七十八师第一五六旅担任京沪铁道以北至吴淞宝山之线扼要占领阵地，第一五五旅担任京沪铁道线（含铁道）以南至虹桥、漕河泾之线（南市龙华之团即在原地）扼要占领阵地。吴淞要塞司令率原有部队固守该要塞，并切与附近要塞之友军确取联络。铁道炮队及北站之宪兵营归七十八师第六团团长张君嵩指挥。丹阳六十师之黄团限明二十四日开至南翔附近待令，余沈师、毛师为总预备队在原地候命。各区警察及保卫团受各该地军队高级指挥官指挥。”“总指挥部军部移驻真如，警备司令部仍暂驻龙华。”⁽⁶²⁾第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接上级命令后，下令：“一、第四团在吴淞、宝山一带地区，构筑强固工事而死守之。二、第五团除留一连在浏河担任警戒外，其余即集结于大场，并派驻一营进驻江湾附近，对该方面严密警戒。三、第六团在大场之两营，务推进至闸北，扼要占领阵地，严密戒备。其余遵照命令办理”⁽⁶³⁾。第四、第五团遵照命令积极部署。驻大场的第六团两个营抵达闸北后，全团从淞沪线上的北站起，沿宝山路、虬江路、中兴路、天通庵路、青云路等各路口，至八字桥止，构筑防御工事，并预定该地带为第一道防线，由会文路至宋公园路之线为第二道防线。

24日，蔡廷锴等人抵达苏州，在花园饭店召集十九路军驻苏州高级将领沈光汉、李盛宗等举行紧急会议。蔡廷锴在会上表明十九路军抗战的决心，并传达解释了23日发出的密令。参加会议的将领一致表示反对不抵抗和拥护团结抗日。23日、24日会议以后，十九路军各部基本上完成了战略战术的部署，准备随时打击来犯之敌。24日，第六十师第一一九旅第一团开抵南翔附近待命。至25日，十九路军依23日命令大体上部署完妥。25日，第七十八师司令部由南翔进驻真如。蔡廷锴和十九路军总部部分人员也抵达真如。

正当十九路军积极备战之际，蒋介石、何应钦等人却要求十九路军撤退至后方南翔一带，以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遭到蔡廷锴拒绝。24日，何应钦赶到上海，在法租界张静江公馆召见蔡廷锴，要求十九路军“于最短期间，撤防南翔以西地区，重新布防”。蔡廷锴义正词严地驳道：十九路军驻地“均是我国领土，也不接近日寇地区，要撤退，殊无理由”⁽⁶⁴⁾。为表示抗日的坚定决心，28日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发表《敬告淞沪民众书》，内称：“绝不使日兵在中国土地及淞沪万国具瞻之范围扰及我安居，损及我一草一木。”⁽⁶⁵⁾但何应钦仍于28日电令第一五六旅第六团将闸北一带防务移交宪兵第六团接收，俟防务交替完毕，即移驻真如或南翔附近。蒋光鼐、蔡廷锴、戴戟接电后，晚11时在龙华召集十九路军全体军官会议。“席间多数军官均极愤慨，誓愿一死。既而因外交形势已转缓和，双方冲突或可幸免，决计遵令办理”⁽⁶⁶⁾。晚8时，翁照垣接到第六团团长张君嵩的报告，宪兵第六团已有一个营到达真如，因为接防太晚，加上宪兵兵力不敷分配，已经用电话商定宪兵第六团29日拂晓再来接防。同时侦知已有大批日军舰及陆战队士兵抵沪，形势急迫，因此翁照垣令第六团继续严密警戒，不要因即将换防而放松警惕。晚11时10分，戴戟以电话令第七十八师：“敌人欲乘我七十八师第六团与宪兵第六团交替防务之际向我袭击，企图占领闸北”，“由区师长令翁旅长照垣驰赴闸北巡视。着第六团进入阵地，第五团固守原地，相继策应第六团。由翁旅长督饬在闸北之宪兵保卫团警择地戒备，并令黄旅长固转饬第一团监视黄浦江之敌舰，第二团严密警戒沪西”⁽⁶⁷⁾。同时令第一一九旅第一团由南翔推进真如策应。翁照垣接到命令后随即下令：“第六团应即进入阵地，严密戒备。其他各团应在原地准备。”⁽⁶⁸⁾张君嵩得令后一面准备移交，一面施行严密的戒备。第六团各营依令进入阵地：第一营附步兵炮一排安置在虬江路、广东路、西宝兴路各路口；第二营附步兵炮一排安置在横浜路、天通庵路、江湾路、青云路各路口；第三营派一个连在宝山路协同北站的宪兵一个连及铁道炮队防守北站，其余三个连集结于太阳庙路嘉郡会馆，为团预备队。第一五六旅第六团有一千余人，加上公安警察大队的两个中队和宪兵一个连，驻守闸北的我军总兵力约有一千七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