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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三节 川黔两省军阀割据势力" class="reference-link">第三节 川黔两省军阀割据势力
一 川系势力" class="reference-link">一 川系势力
川系军阀是辛亥革命以后逐渐形成的，但其来源却可追溯到清末编练的四川新军。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废除绿营制度，建立新军，规定全国各省共编练三十六镇（师）。四川因省区较大，兼控康藏地区，决定成立第十六、十七、十八三镇。四川不仅负担三镇的全部经费，每年还要定额接济邻省：西藏一百万两，云南五十万两，贵州四十万两，甘肃、青海各三十万两(88)。为了培养聚集军事人材，需要设立军事学堂，派遣青年出国学习军事。四川首先派遣周道刚、徐孝刚、胡景伊、张毅、刘鸿逵、徐海清六人，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随后，四川相继设立了武备学堂、陆军小学堂、官弁学堂、陆军速成学堂、陆军讲武堂等，培养中下级军官。这些学堂毕业的学生，后来成为四川军队的骨干力量，大多成为军阀部队的各级军官。
辛亥革命前夕，四川已建成的新军，仅第十七镇。辛亥革命后，四川军队已编为五个师，即宋学皋（后为周骏）的第一师，彭光烈的第二师，孙兆鸾的第三师，刘存厚的第四师，熊克武的第五师，而以胡景伊为全川陆军军团长，控制五个师。袁世凯死后，川军仍保留五个师的兵力，分别以周道刚、刘存厚、钟体道、陈泽霈、熊克武为一至五师师长。由于这时中国出现了分裂割据的局面，无论是附袁川军，还是倾向护国军或倾向孙中山的川军，其首脑人物无不利用“南北角逐”的形势，乘机窃取和扩大军权，招募私人军队，发展个人势力。一些中下级军官，也逐渐坐大，占据一定的地盘。这些割据势力，无论南、北政府都鞭长莫及，只好采取居间操纵，使其互相牵制的策略。这样，护国战争结束以后，四川的军阀势力就基本形成了。
四川大规模的军阀战争开始于1917年“刘罗”、“刘戴”之战，已如前述。战后，北京政府任命周道刚为四川督军，但是段祺瑞又派吴光新入川查办，企图控制川、滇、黔地区。于是川、滇、黔联合起来赶走了吴光新。北京政府又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以张澜为省长。
1918年1月9日，熊克武在重庆就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响应护法，联合滇黔军，共同讨伐依附北洋军阀的刘存厚，进占成都，刘存厚退至陕西宁羌。4月，孙中山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督军，杨庶堪为省长。熊克武在当时的国民党人中不愧为革命志士，然而他当上督军后，处在封建割据和军人专政的环境中，也走入了军阀的行列。
1920年5月至10月又发生了新的川、滇、黔军阀大混战，熊克武联合川军各部，对抗滇黔军，结果滇黔军全线崩溃，退回云贵。从此辛亥以后客军驻川的局面结束。但是，四川本省各派系军阀混战的局面，却又延续了下去。川军此时扩大至十个师以上。
二 黔系势力" class="reference-link">二 黔系势力
黔系军阀势力的形成是与刘显世分不开的。刘显世的父亲刘官礼（字统之），以办团练镇压回民起义受到清廷赏识，先后授游击、同知，“以功擢升知府，赏戴花翎”，控制了一支武装力量，成为盘据兴义的一霸。“旧日部下，均为各属大绅。兴义知县遇事非咨请不敢行。地方大小事项，一言而决，居然盘江小朝廷气概。”(89)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广西会党起义军进入贵州，攻陷兴义府城。刘官礼与子刘显世、侄刘显潜乘机扯起团防局大旗，协同清军收复府城，得到清政府嘉奖，刘显世被委为靖边团营管带，从此他发迹。后刘官礼年老多病，刘显世继承了其父的衣钵。刘显世比其父更加阴险，有“笑面虎”之称。他们不仅血腥镇压各族人民起义，还肆意兼并土地。时人写了一副对联，贴在刘氏团防局的大门上，上联是：“缙绅诸公，狼公、虎公、饕餮公，公然办公，公心何在，公理何存，无非借公图私利。”下联是：“团防总局，饭局、酒局、洋烟局，局中设局，局内人甘，局外人苦，何日了局庆升平。”(90)这副对联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刘氏父子残害地方的无比义愤。
武昌起义后，贵州巡抚沈瑜庆曾调刘显世尽快进省，协同镇压革命。但刘显世招募的徒手五百人尚在途中，贵阳已于1911年11月4日发动起义，宣布共和。刘显世遂混入贵州军政府，担任枢密院枢密员兼军事股主任。其徒手五百人均发给枪支，编为新军第四标。不久，刘显世于1912年2月2日发动政变，掌握了贵州军政府的实权。3月3日，刘显世等人又与入黔的唐继尧所率滇军相勾结，里应外合，突袭贵州军政府，杀害革命志士。3月4日，成立了以唐继尧为临时都督，刘显世为军政部长的贵州政府，这样就建立了唐继尧、刘显世对贵州的联合军事统治。
1913年11月，唐继尧调任云南都督，刘显世则被任命为贵州护军使（因贵州省小，袁世凯撤都督而设护军使），接替唐继尧统治贵州。1914年9月，袁世凯晋升刘显世为中将。袁世凯称帝时，刘曾签名劝进。但云南宣布反袁独立时，从云南发出的讨袁通电中也列有刘显世的名字。他虽通电否认反袁，但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不得不于1916年1月27日宣布贵州独立，并自任贵州都督。
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府任命刘显世为贵州督军，戴戡为贵州省长。不久，戴戡去四川任省长兼军务会办，所遗省长一职由刘兼任。自此，刘显世集贵州军政大权于一身，对内实行军事统治，对外追随唐继尧向四川扩张，形成了以刘为首的黔系军阀集团。
孙中山掀起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运动时，滇、桂系军阀阳为赞助，阴则破坏。其时，唐继尧打出了靖国的旗号，组织靖国联军，唐自任总司令，而以刘显世为副总司令，黔军协同滇军进军四川。然而，黔军的“靖国”，目的不过两点，一是“出师四川，为戴戡复仇”(91)，二是掠夺川省的财富。黔军取川东为立脚之地，仅1917年8月30日一次，就由重庆提取现款20万元回黔(92)。稍后，黔军又与熊克武达成协议，每月取饷款18万元(93)。黔军主力分驻川、湘，寄食于人，由不足建制的六个团扩充到五旅十个团，近二万人。
以刘显世为首的黔系军阀，在贵州称为兴义系，以区别于后来以周西成为代表的黔系军阀桐梓系。兴义系是以刘显世为首，在刘氏兄弟周围，形成了以熊范舆、何麟书、张协陆和郭重光“四大台柱”为核心的集团。这个封建宗法集团的主要成员，非刘氏血族姻亲，即门生故旧，刘显世在贵州建立的军阀政权，是清末地方团练、立宪派与旧官僚“三合一”的政权，代表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个政权，除了依附滇系向外扩张外，对内则实行封建军阀的统治。
贵州本来就是一个贫瘠“为各省冠”的省区(94)，清末全省年支出约需银120万两，其中本省仅能收入40万两，还有约80万两要靠外省协饷。辛亥革命以后，协饷停止，然而军队日益扩大，军事活动频繁，财政支出逐年增长，例如贵州1912年支出为250万元，1913年为300万元，到1928年竟增至900万元之巨，入不敷出达一半以上。刘显世为解决财政困难，除向外扩张外，在省内则加紧盘剥和压榨，如纸币抽签兑换、食盐加税（每包加抽二两入口省税）、增加田赋和厘税较清末达一倍，开放烟禁等，使“物价骤涨，百物因而昂贵，社会之害遂不止”(95)。刘显世集团还从一般官员和士兵的薪饷中进行克扣，“黔省官俸微薄，久为中外所闻。弁兵薪饷与陆军定章相差几倍。以一师团全年之费，不过80万两，为各省所无”(96)。因此社会矛盾和刘显世集团内部的矛盾普遍激化。在这种情况下，兴义系也分化为“旧派”和“新派”两大派别(97)。旧派以刘显世为首，新派则以王文华为首。
王文华，贵州兴义人，早年曾参加民主革命。刘显世是王文华的亲舅父、叔岳父。1911年王任刘显世徒手兵的前队官，贵阳光复后任营长、刘显世的副官长、团长等职，护国战争时任护国第一军右翼军东路支队司令。袁世凯死后，王文华组建贵州陆军第一师，自任师长；1917年9月，又任黔军总司令。以王文华为首的贵州陆军第一师的组成，标志着兴义系“新派”的正式形成。这时，王文华罗致了自己的妹夫何应钦及朱绍良、谷正伦、张春圃、李毓华、王纯祖等一批日本士官生，委以重任，加上附己的卢焘、窦居仁、李雁宾、袁祖铭等人，形成了新的集团。王文华之兄王伯群，与在京的牟琳、符经甫“二参议”和在省内的李仲公、张步先“两秀才”以及黔军驻沪代表双清等人，成了新派的智囊。新派的主要骨干大多是辛亥革命前后从戎或从政的青年知识分子，较年轻，容易接受新思想，处于兴义系集团的中下层。他们不满于现状，权力欲望很强，因而新旧两派“权位争夺，夹杂着从南从北、联段（祺瑞）联孙（中山）的各种纠纷，就掀起了你死我活的一场政治风波”(98)。
新派利用人民群众对刘显世统治的不满情绪，以“刷新政治”为口号，争取民心，颇具吸引力和迷惑性。王文华、王伯群兄弟发起并操纵贵州政治委员会，以“刷新政治”为“宗旨”，成为“全省政治之枢纽”(99)，并召开“贵州政治会议”，“审议贵州政治上一切应兴应革事宜”(100)。他们利用“军民分治”的口号，逼迫刘显世先让出省长一席。新派操纵省议会，推王伯群为省长，并要求广州军政府简任。何应钦与王文华兄弟相配合，除控制讲武学校和少年贵州会外，还控制了八十一县同乡联合会，并任第五旅长兼省会警察厅厅长等要职。
1920年初，唐继尧发动了进攻熊克武部川军的滇黔川联军行动，王文华乘机赶赴四川。他一面抓黔军军权，向外发展，一面清除黔军内部不附己的分子，对内待机观变。10月，入川黔军被迫回黔，王文华遂采取紧急行动。他在策划反刘显世活动的同时，为避“以甥逐舅”、“以下犯上”之嫌，借口养病，留居上海，而以第一旅旅长卢焘为代理黔军总司令。11月，在何应钦、谷正伦的直接指挥下，谷正伦旅的孙剑峰营开入贵阳，将刘显世调进省城的游击军三千多人缴械，并杀死了郭重光、熊范舆、何麟书及其子侄三人，迫使刘显世通电解除贵州督军、省长职务，流亡云南。这就是贵州军阀统治时期的“民九事变”。卢焘以黔军代总司令、代省长名义统治了贵州。
但是王文华的代理人卢焘无力控制贵州，从而形成了“五旅争夺”（王文华部五个旅互相争夺对贵州的统治权）的局面，结果为袁祖铭所取代(101)。
黔系军阀除具有一般军阀的特征外，还有两个突出的特点，即依附性和掠夺性。所谓依附性，是指黔系军阀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般要依附于邻省或国内某些较强的势力，以求得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援助，然后在这些势力的扶持和卵翼下，夺取贵州的统治权，形成地方军阀的割据。黔系军阀的鼻祖刘显世是依附于滇系唐继尧而成为独霸一省的军阀的。后来的袁祖铭、周西成都有类似的特征，只是依靠的对象不完全相同罢了。所谓掠夺性，主要是指黔系军阀在对外发展过程中，矛头指向四川、湖南等比较富庶的地区，据地取财，攫取大量税款和枪械，扩充军队，饱填私囊。这两个特点，则是与贵州的贫瘠、弱小、经济基础薄弱的条件联系在一起的。
西南军阀中，除有滇系、桂系、川系、黔系等势力外，还有湘系和粤系势力的存在。关于这两个派系的情况，已在本书各有关章节中分别讲到，此处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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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罗佩金（1878—1922），字榕轩，云南澄江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入同盟会，曾参加云南辛亥和护国起义。1922年为唐继尧所害。
(2) 戴戡（1879—1917），字循若，贵州贵定人。立宪派。辛亥后任贵州都督府参赞，省长、巡按使，后参加护国起义。1917年战死。
(3) 刘存厚（1885—1960），字积之，四川简阳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曾参加云南辛亥起义，响应护国起义。大陆解放时逃往台湾，1960年病逝。
(4) 顾品珍（1883—1922），字筱斋，云南昆明人。早年留学日本，曾参加云南辛亥、护国起义，后任滇军军长，滇军总司令等职。
(5) 赵又新（1881—1920），宇凤喈，原名复祥，云南顺宁人。清末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曾参加云南辛亥、护国起义，后任军长。
(6) 金汉鼎：《唐继尧图川和顾品珍倒唐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7) 《国民公报》，1916年9月3日。
(8) 《四川财政厅厅长黄大暹呈四川省长文》，《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第259页。
(9) 杨兆蓉所著《辛亥后之四川战记》。该文还说，北京政府陆军部长靳云鹏有意将罗佩金的报告泄露给刘存厚，因为刘是共和党，与靳早有勾结。见《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6期。
(10) 《罗佩金将川军第四师裁为步兵一旅给卢师谛旅长令》，《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第266页。原件所注日期为1917年2月27日，误。
(11) 吴光骏：《刘存厚的早期活动与“刘罗”“刘戴”之战》，《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第125页。
(12) 《刘存厚叛乱始末记》，《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6期，第95页。
(13) 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上册，台北版，第172页。
(14) 《刘存厚布告罗佩金向所部进攻的经过》，《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笫277—278页。
(15) 金汉鼎：《唐继尧图川和顾品珍倒唐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
(16) 《东城碧血录》，黄绶：《罗戴祸川纪实》副册。
(17) 《四川省议会报告滇、川军冲突情况电》，《云南省议会请彻查刘存厚称兵犯上电》，《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第279—280页。
(18) 《黎元洪发布刘存厚免职查办令》，《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第279页。
(19) 《四川各界代表吁请消弭川乱根源电》，《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第285页。
(20) 杨兆蓉：《辛亥后之四川战记》，《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6期，第52页。
(21) 《戴戡拟痛剿刘存厚电》（1917年7月2日），未刊资料。
(22) 《刘存厚致西南各省电》（1917年7月4日），《云南档案史料》第2期第27页。唐继尧在电报上批“不理”。
(23) 吴光骏：《刘存厚的早期活动与“刘罗”、“刘戴”之战》，《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第128页。
(24) 《唐继尧》，台湾文海出版社1967年影印版，第89页。
(25) 戴戡之死有不同说法，一说被杀，一说自杀。
(26) 钟和光：《“刘罗”“刘戴”之战在川南的继续和发展》，《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
(27) 唐继尧在李烈钧电报（1917年12月16日）上的批语。未刊资料。
(28) 唐继尧在徐之琛密电（1917年9月12日）上的批语。未刊资料。
(29) 周钟岳：《惺庵回顾续录》，《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206页。
(30) 四川《古宋县志》卷9，第22页。
(31) 李根源：《书丁巳川事》（1917年），《曲石文录》卷2，1932年版，第22页。
(32) 关于唐继尧参加护法的情况，将由另章叙述。这里只从滇系军阀扩张的角度略加叙及。
(33) 《唐督军布告全国克日出兵诛讨复辟电》，云南《护国报》，1917年7月11日。
(34) 唐继尧：《致天津段总司令共同征讨电》，《会泽靖国文牍》卷1，昆明1923年版，第28页。
(35) 《唐继尧复徐之琛电》（1917年7月5日），未刊资料。
(36) 张开儒（1869—1935），字藻林，云南巧家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后历任滇军旅长、师长、军长、广州军政府陆军总长等职。
(37) 《唐继尧复张开儒密电》（1917年8月2日），未刊资料。
(38) 徐之琛在1917年7月12日致唐继尧密电中说：“太炎有举公为总统之电。”未刊资料。
(39) 《决心自主复上海张镕西等电》，《再以反对非法内阁通告京内外电》，《会泽靖国文牍》卷1，第36、39页。
(40) 《阐明四义拥护约法通告京内外电》，《会泽靖国文牍》卷1，第37页。又见《云南档案史料》第3期，第15—16页。
(41)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2编，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第389页。
(42) 唐继尧1917年10月8日致梁启超电，未刊资料。
(43) 唐继尧1917年9月16日复徐之琛电，未刊资料。
(44) 唐继尧1917年7月15日致李曰垓、李烈钧电，未刊资料。
(45) 《唐继尧致孙中山支持戡定川局函》，《云南档案史料》第1期，第43页。
(46) 黎天才（1886—1927），字辅臣，彝族，云南丘北人。曾参加辛亥起义，后任师长、镇守使、湖北靖国军总司令、鄂豫联军总司令等职。
(47) 王天纵（1879—1920），字旭九，号光复，河南嵩县人。曾参加辛亥起义，后任北京地区稽查长、河南靖国军总司令等职。
上述两人皆宣称“靖国”，所部又驻扎川边，故参加了重庆会议。
(48) 四川省文史馆资料室：《重庆联军会议前后》，《四川军阀史料》第2辑，四川入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39页。
(49) 熊克武：《四川护法期间内部分裂与滇军入侵》，《四川军阀史料》第2辑，第17页。
(50) 参见《重庆联军会议前后》，《四川军阀史料》第2辑，第40页；又据周钟岳说：“滇军每月要求补助军费28万，黔军要求18万，熊克武未允。故此次会议，效果殊少也。”（《惺庵回顾续录》，《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213页。）
(51) 关于唐继尧以七省、八省或十省联军总司令自命，说法不一，此系根据《唐继尧》一书第22章记载归纳。该章说：“唐氏所指挥之靖国军，其区域则达八九省，人数则有二十余万。”
(52) 龚师曾：《孙中山先生与唐继尧的关系》，《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
(53) 刘光烈：《我代表熊克武赴北京活动经过》，《四川军阀史料》第2辑，第61、87页。
(54) 但懋辛：《川军驱逐滇黔军概况》，《四川军阀史料》第2辑，第110页。
(55) 张廷勋：《赵又新将军传》，《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58页。
(56) 但懋辛：《川军驱逐滇黔军概况》，《四川军阀史料》第2辑，第114页。
(57) 《惺庵回顾续录》，《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234—243页。
(58) 李培生编：《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广州艺苑印刷所1921年印行，第2页。
(59)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第2编，第337页。
(60) 园田一龟著，黄惠泉、刁英华译：《新中国人物志》，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0年版，第424页。
(61) 邵元冲：《总理护法实录》，《建国月刊》第1卷第3期。
(62) 《通告海外革命党人书》，《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99页。
(63) 《马凤池密报》，《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1期。
(64) 《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537页。
(65) 郭翘然、李洁之：《粤军史实纪要》，《广东文史资料》第31辑，第8页。
(66) 《军政府成立详记》，《民国日报》1917年9月20日。
(67) 何香凝：《我的回忆》，《回忆辛亥革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28页。
(68) 邵元冲：《总理护法实录》，《革命文献》第7辑，第18—19页。
(69) 叶声夏：《国父民初革命纪略》，第122—123页。
(70) 《民国日报》，1918年1月17日。
(71) 《广东讨贼笫二军总司令李绮庵等致孙中山电》，1920年9月22日。
(72) 《在梧州对国民党员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629页。
(73) 《在梧州对国民党员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629页。
(74) 《中央日报》（桂林版），1947年5月28日。
(75) 李培生编：《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第52页。
(76) 李培生编：《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第8页。
(77) 《民国日报》，1920年6月4日。
(78) 《申报》，1920年6月10日；《民国日报》，1920年7月22日。
(79) 李培生编：《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第23、47页。
(80) 据李培生编：《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参见夏琢琼、钟珍维：《旧桂系军阀在广东》，《西南军阀史料研究丛刊》第2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6页。
(81) 李培生编：《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第7页。
(82) 《民国日报》，1920年11月22日。
(83) 《民国日报》，1920年6月4日。
(84) 《申报》，1920年1月15日。
(85) 《民国日报》，1920年5月13日。
(86) 黄绍竑：《旧桂系的兴灭》，《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第196页。
(87) 黄绍竑：《旧桂系的兴灭》，《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第196页。
(88) 刘石渠：《清末民初川军沿革》，《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第3页。
(89) 吴雪俦、胡刚：《贵州辛亥革命散记》，《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97页。
(90) 冯祖贻、顾大全：《贵州辛亥革命》，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70页。
(91)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汤志钧编：《章太炎先生年谱长编》（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80页。
(92) 《渝埠要闻》，《国民公报》，1917年9月9日。
(93) 《紧要新闻》及《令分酌调款办法》，《国民公报》，1918年6月5、6日。
(94) 《论理财当从实业入手》，《贵州公报》，1912年4月13日。
(95) 《贵州民国以来政治大略》，未刊资料。
(96) 《龙巡按使呈大总统文》，《贵州公报》，1915年2月26日。
(97) 兴义军阀两派，历来有新派、旧派，少壮派、元老派，王派、刘派，武派、文派几种不同的提法。这里使用新派、旧派的提法。
(98) 桂百铸：《刘显世集团内部斗争散记》，《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20页。
(99) 《戴议员等上刘兼座书》，《刘兼座复函》，见《贵州公报》，1920年1月23日。
(100) 《贵州政治委员会组织大纲》，《贵州公报》，1920年1月21日。
(101) 袁祖铭，字鼎卿，贵州安龙人，辛亥革命前与王文华同为刘显世部的队官。辛亥以后升至贵州陆军第二师师长，与王文华争夺权利而发生矛盾。1921年，袁祖铭与贵州参议会议长张彭年合谋，将王文华刺死于上海。此后贵州陷入混乱之中，袁祖铭于1922年返回贵州逐走卢焘，自任黔军总司令、贵州省长。然而1923年滇军又护送刘显世回黔，重任贵州省长。第二年刘又垮台。到1926午，桐梓系周西成掌握了贵州大权，开始了桐梓系军阀对贵州的统治。次年1月，袁祖铭被刺身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