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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二节 西南军阀的混战" class="reference-link">第二节 西南军阀的混战
一 湖南的谭、赵之争" class="reference-link">一 湖南的谭、赵之争
西南各省处在北洋系军阀的控制之外，为了对付北洋军系的扩张与“统一”，西南各省多能联合对外，保存实力，坚持“自主”，互相声援，“联省自治”就是他们对外自保的“护身符”之一。自护法战争之后，西南各省还不时“团结”在“统一”政府（广东护法政府、非常政府、大元帅府）的领导下，对外自成格局，俨然国中有国。但是，西南各省内部从来都不平静，各省与“统一”政府之间，尤其是各省内部派系之间，仍然是矛盾重重，并且内争激烈。各省大小军阀拥兵割据，省中有省，以至县中有县，进则觊觎“统一”，担当霸主；退则割地自保，成“土皇帝”；为了自身派系和个人的利益，你争我夺，从无止息，以致政局动荡不已，民众深受其害；战争是家常便饭，动乱成社会常态。这种矛盾冲突夹杂在北洋系军阀南进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北伐之中，更显复杂多变，头绪纷乱，甚而使研究者企望从中理出一条简单明晰的发展脉络与线索亦非易事。
湖南夹于南北之间，从来就是南北争夺的主战场，南北交锋不断，但自吴佩孚率军北撤后，湖南省内的派系矛盾上升，激烈程度超过南北矛盾，成为湖南局势动荡的主要根源。1922年元旦《湖南省宪法》公布后，根据其规定，省长将由议会选举产生，统领军、民两政，为全省最高长官。正在掌权的赵恒惕视省长之位为其当然之座，但其他政治人物也不甘心就此放弃，其中最主要的争夺者是谭延闿。1920年11月，谭延闿因政争失利而被迫离开湖南，蛰居上海，后投身于孙中山阵营，但他在广东时有寄人篱下之感，对重返湖南政坛当家作主有浓厚的兴趣，如今省长明文规定由民选产生，谭将之视为机会，而且他在湖南还有不少支持者，自认可与赵一争，因此决定参选，从而掀起了湖南政坛谭、赵之争的波澜。
为了对付谭延闿争夺省长之位的挑战，赵恒惕采取的战略是联合林支宇，对付谭延闿。此次湖南省长选举的候选人，以地区分配，结果中路推出谭延闿，西路推出林支宇，南路推出赵恒惕，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他们各自组成社团为竞选后盾，谭派为民康社，林派为湘社，赵派为民心社。赵恒惕以助林支宇竞选省议会议长为筹码，利诱林支宇放弃参选省长而支持赵恒惕，使三足鼎立成为两强相争，而赵、林结合的实力显然强于谭延闿。1922年5月，湖南省议会选举结果最后揭晓，赵恒惕、林支宇派当选者有一百〇九人，占全部议席的三分之二，形成对谭延闿派的压倒优势(71)。
谭延闿在省议会选举中失利，对此心有不甘，遂策动拥己之第六混成旅旅长陈嘉祐（驻郴州）发表通电，揭露选举“黑幕”，否认选举有效，并鼓动当选议员到郴州举行“非常会议”以抵制省议会。同时，谭延闿还以孙中山正在筹划之北伐向赵恒惕施加压力，并策动己派军人迎合湘人收回仍在直军手中的岳州之要求，放出出兵岳州的风声，企图以此离间赵恒惕与吴佩孚的关系，挑起湘直战争，以削弱赵在湖南的实力。但赵恒惕与吴佩孚早有默契，为避免与直军冲突而使谭收渔人之利，他派人向吴佩孚交涉，称“直军驻在岳州，破坏湖南自治，如不及时撤退，他将无以约束部下”(72)。此时吴佩孚正在筹划“武力统一”，南方的赵恒惕和陈炯明为其重点拉拢对付孙中山的对象，因此对赵之要求表示优容。6月19日，吴佩孚致电赵恒惕，告其直军准备自岳州撤防，嘱其“会商陈炯明，将中山余部许（崇智）黄（大伟）等军早行消灭，以免若辈阴谋酝酿，扰乱湘粤，阻挠统一也”(73)。7月11日，吴佩孚与赵恒惕成立协定，规定岳州为不设防城市，双方不得驻军，而由警察维持地方秩序。27日，直军第二十四师张福来部由岳州回撤至河南。赵、吴妥协加强了赵恒惕的政治地位，也使谭延闿“借刀杀人”的计谋未成现实。此后，孙中山因与陈炯明分裂而离粤，北伐军事中止，陈嘉祐旅被赵恒惕改编，谭延闿失去军事支撑，省长竞选更无成功希望。9月10日，湖南各县议会进行省长决选，赵恒惕以压倒多数票当选为湖南行宪后的第一任省长。
1923年2月，孙中山重返广州，就任大元帅，任命谭延闿为军政府内政部长，准备继续北伐。湖南为北伐必经之地，谭延闿也不能忘情于湖南。他曾衔孙中山之命，派人入湘劝说赵恒惕与广东一致行动，取消自治，参加北伐，为赵婉拒。随后，谭延闿即联络陈嘉祐与沅陵镇守使蔡巨猷，策划武力倒赵行动。事为赵恒惕所知，他以蔡巨猷“在辖区增兵截税并与反赵势力通声气”，下令调蔡为湖南陆军讲武堂监督(74)，以削其兵权，同时授意部属联名通电，表示“倘有野心家不顾地方糜烂，只图一己之权利，离间内部袍泽，意图推翻省宪，……誓当禀承层峰，合力驱除”(75)。谭则请孙中山任蔡为湘西讨贼军第一军军长，公开摆出与赵武力抗衡的态势，湘西已处在半“独立”的状态。
7月25日，谭延闿奉孙中山之命离粤赴湘。8月7日，谭延闿在衡阳就孙中山所委之湖南省长兼北伐讨贼军总司令，所部湘西镇守使蔡巨猷、宝庆镇守使吴剑学、衡阳镇守使谢国光及陈嘉祐等均改称军长，预备北进讨赵；同时设立议员招待所和省宪修正事务所，准备在讨赵成功后接掌湖南政治。赵恒惕亦不甘示弱，他以维护省宪“自治”为号召，通电责难“一二失意流寓之党徒，拥首倡制宪之人，为根本破坏省宪之举。……吾湘托命于省宪旗帜之下，在国宪未成立以前，不受任何方面之干涉”(76)。湖南省议会亦于8月11日发出通电，“对外声明，谭延闿以首倡自治之人竟有称兵毁宪之举，除咨请省政府以实力制止外，请各省主持公论；对内请各界奋起护宪”(77)。旋将所部改称“湖南护宪军”，8月11日以省长兼任“护宪军”总指挥，令贺耀组、唐生智旅由益阳、常德攻沅陵，叶开鑫旅由长沙、湘潭攻衡阳，拉开了伐谭架势。
赵恒惕的举措得到了直系的支持，因为直系“以大势观之，赣西如得完全，自非援助炎午（赵恒惕）不可。盖赵存则赣西可固，赵去则湘赣绝无相安之理”。所以，当赵恒惕向直军要求接济军械时，直军同意由湖北萧耀南处“提借”部分军火，使“湘军军实充足，得以拒谭，而炎午地位，因之巩固”(78)。而当湖南战局暂时不利于赵时，吴佩孚又决定出动部署在湘鄂边境的陈嘉谟第五十混成旅和胡念先的第二混成旅入湘重占岳州，以为赵助。如曹锟的参谋长陆锦所言，“赵炎午能否恢复，虽不可知，然必须设法利用，为吾们效用”(79)。
谭延闿决定发动讨赵，“自度之结果，以为在湘熟人较多，毅然回湘，必可不战而解决，不料竟至发生战争，惊动全湘”(80)。赵恒惕亦表现强硬，声称：“恒惕个人，以为只要不失政府威信，个人进退，不成问题。现在既已破坏宪法，恒惕系由宪法产生，当然与宪法相始终，必将此事办了，再言进退，若悍然不顾而去，实为三千万人民之罪人。”(81) 就谭赵双方的军事实力及部署而言，谭方可用的兵力主要为谢国光、吴剑学、蔡巨猷所部，赵方则主要有叶开鑫、贺耀组、唐生智三旅，两军实力大体相当。宋鹤庚与鲁涤平部则宣告中立。双方攻防的重点在长沙。
8月23日，赵恒惕下总攻击令，赵军接连获胜。31日进占衡阳，谭延闿率部后撤。同日，因表示“中立”之湘军二师鲁涤平部团长朱耀华倒向谭方，引谭军自湘潭夜袭长沙，毫无防备的赵恒惕于仓促之间落荒而逃，出城奔醴陵，前线赵军亦自衡山一线后撤，准备回师长沙。9月13日，赵军贺、唐、叶旅分兵攻长，谭军寡不敌众，退向湘潭，赵恒惕重返长沙主政。14日，湘军二师师长鲁涤平发表通电，提议谭、赵两方息兵止战，在长沙召开和平会议。22日续电请双方在其驻地湘潭开会，并建议谭任湖南省长，赵任湘军总司令，修正省宪法。谭赵双方因需要争取时间、准备再战，同意鲁涤平之请，派出代表进行和议。谈判持续了二十多天，双方因对省宪存废问题相持不下，没有达成妥协。其间鲁涤平因其妹夫、南县县长李希尚被赵军所杀而投向谭方。10月中旬和谈破裂，战事又起。赵恒惕因有直军支持（直军一部进驻岳州、常德为赵后盾），没有后顾之忧，得以全力反攻谭军，11月7日再占衡阳，完全解除谭军对长沙的围困与威胁。同时，沈鸿英领吴佩孚令，率部自赣边进击郴州，威胁谭军后方与广东联络的孔道，谭延闿不能不下令回师救郴，赵军声势大震。正当此时，陈炯明部正在广东与孙中山属下之部队交战，孙中山急调谭延闿回师援粤，11月13日谭部回师广东，谭、赵之战结束，赵恒惕控制了除湘西之外的湖南全境。
谭军撤退后，吴佩孚本希望赵恒惕率军跟进追击，将己方势力伸入广东，但赵恒惕不愿直军势力太过深入，影响其“自治”地位，婉拒了吴佩孚的意思。然而，“湘省自谭赵战后，赵氏得洛吴之助，逐去强敌，实际上久已附北，所未取消者，仅自治招牌耳”(82)。赵恒惕为维持其统治的代价，就是接受直军一部驻湘（岳阳和常德）的事实，从而也使其大力“倡导”的“自治”成为“招牌”。湖南虽然表面上还归属于南方阵营，但在某种程度上却已成为直系的附庸。直军不仅重新进驻湖南岳州、常德等地，而且在岳州设立两湖警备司令部，客观上对湖南形成了强大的军事压力。1924年初，吴佩孚派人到长沙，要求赵恒惕取消省宪，实行北归。赵恒惕一直打的是“自治”旗号，如果同意吴佩孚的要求，其统治合法性自然丧失，但他慑于吴佩孚近在咫尺的武力，又不敢公然对抗，便虚与委蛇，再三拖延，只是动议修改省宪，以此应付吴佩孚的压迫，同时则利用湖南民气，由省议会出面发表声明“护宪”，并由社会各界发起“护宪运动”。在湖南各界的抗争下，吴佩孚也不希望将赵恒惕推向广东方面，遂与赵恒惕达成妥协，由赵负责修改湖南省宪与国宪抵触的部分（已见前述），湖南的“自治”大体得以继续维持。
二 川、滇、黔的权力更替" class="reference-link">二 川、滇、黔的权力更替
四川军阀派系之多，战争之频，为祸之烈，政局之乱，即使在北洋时期也是全国少见。“袁世凯死去以后，四川饱受几乎连绵不断的战争之苦，吸毒成风，经济混乱，省级政府腐败无能，形同虚设。变化无常的军事联盟、频繁不止的武装冲突和有增无已的社会混乱，使这一时期的历史事实变得扑朔迷离，令人头昏目眩”(83)。1920年，四川省内军队已有三个军（下辖十个师、九个混成旅）及川北边防军和川边军，人数不下十几万。其中有刘存厚的武备系、刘湘的速成系、邓锡侯的保定系、熊克武但懋辛的一军系、刘成勋的三军系等等，由于四川军阀独有的防区制，各军驻防区域俨然独立王国，一切政务均由军人决定，互相之间你争我多，混战不已。据统计，北洋时期四川省内的军阀战争，每半个月就有一次，大战则几乎年年都有。自袁世凯死后，四川政局一直扑朔多变，省内各派军阀明争暗斗，还有外省军阀参与其间，并在护法之役后的一段时间里，反客为主，控制了四川政局，更加剧了四川局势的混乱与动荡。用时人的说法是：“时离而时合，亦友亦仇，随和随战。要之，万变不离其宗者，为扩张私利，保有实力，诛求无厌，剥削地方。”(84)
1920年，先是3月唐继尧免去熊克武的四川靖国军总司令职务，引发川、滇、黔军之间的战争，熊克武部于6月被川黔联军击败，退出成都。其后，因唐继尧企图凌驾于川省当局之上，将川省军、民、财政大权归之于其任统帅的川滇黔“三省联军总部”，以此“存川督之虚名，割地方之大半”，又引起川籍军人的不满(85)。熊克武以驱逐滇黔客军为号召，鼓动川省各派军人联合对滇黔军作战，以刘湘为前敌各军总司令，但懋辛、刘成勋为军长，杨森、刘文辉、邓锡侯等为师长。接战后，川军于9月5日克成都，10月克川南泸州、叙州（宜宾），滇军第二军军长赵又新于10月8日战死于泸州，滇军退川南永宁（叙永），黔军退重庆。10月，川军杨森、刘文辉等部攻永宁，但懋辛等部攻渝北合川，刘湘指挥邓锡侯、田颂尧等部攻渝南江津，陈能芳、陈国志等部攻渝西永川。15日，川军余际唐师占重庆，16日杨森部占永宁，滇黔军分别退回云南和贵州，结束了外省客军主导四川政局的局面。“综计开战以来，纵横数千里，大小百余战，公私涂地，井里为墟，商缀于途，农荒于野”(86)。
滇黔客军推出四川后，刘存厚在成都就任北京政府委派的督军，熊克武在重庆就任广东政府委派的督军，形成一省两府的局面。川军将领于12月10日在重庆开会，决定成立四川各军联合办事处，“暂维政局”，并提出“自治”主张，以“顺应世界之新潮，发达民治之基础”(87)。但刘存厚仍企图掌握四川省政，他鼓动北京政府在12月30日下令任命熊克武为省长，企图以此让熊交出军权，但熊不听命，同日声明解除督军职务，随后并通电声明，不以“非法政府之任官授勋为宠荣”，“川省完全自治，是则北廷命令，在川省无有丝毫效力。……武固甘为平民，厌弃官吏生活，即凡川中有识之士，亦绝非此种滑稽手段所能诱致”。刘湘、但懋辛等川军将领亦于1921年1月8日通电称：“在中华民国合法统一政府未成立以前，川省完全自治。以省公民意制定省自治根本法，行使一切职权。共谋政治革新，普及平民教育，力图振兴实业，并对南北任何方面，不为左右袒。”刘存厚在川省任上，“既无战功之可言，而行事复大背人民之心理，其滥招匪队，更贻地方以无穷之患，故一般舆论，皆致攻讦之词，军界尤甚”(88)。1921年2月，四川各军联合发起倒刘行动，列举刘存厚的“十大罪状”。刘部势单力孤，无力抵御，刘存厚被迫在3月22日宣布解职下野。6月6日，四川各军联合办事处推刘湘任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长。
刘湘上台后，政治上标榜川省完全自治，脱离南北政府；军事上以但懋辛为第一军军长（熊克武派），杨森为第二军军长（刘湘派），刘成勋为第三军军长（中立派，力量较弱，实力不及第一、第二军），但尽量扩充己派实力，削弱他派实力；经济上，力图控制四川税收与兵工厂，掌握物质资源。因其种种利己损人之图，很快即引起其他派系的不满，尤其是与偏向于南方广东政府的熊克武（孙中山任命的四川督军）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熊克武、但懋辛联合刘成勋的第三军及省联军，发起倒刘运动。在各方压力之下，1922年5月14日，刘湘通电辞职，实则心有不甘，如其所言：“任职经年，政令不一，以致办事极感困难，虽欲稍加裁制，又恐人不我谅，枝节别生，不得已……知难而退，不能不为自处之道也。以后情形，当再斟酌应付。”(89)
四川政局的变化，使战胜奉系之后正在积极谋划“武力统一”的吴佩孚感到有机可乘，遂于6月间致电宜昌孙传芳和武昌萧耀南等，要他们对四川“相机援助，以树怀柔之德”。6月19日，吴佩孚在洛阳会见杨森，认为“将来川省内向，当赖此人”。随即致电刘湘，请其“与杨子惠（杨森）团结一致，以资应付，务使奸不得逞，功有所归，川局底定”(90)。有了直系的支持，刘湘自恃可战，声称“胜算要靠北军来援，尚须有待，只能加强准备”。但杨森急欲开战，以此树威并扩充实力，并谋代刘湘而领川政，擅发作战令，甚而派人告刘湘：“杨在为你打天下，如战胜，功归于你；战败，由杨森负责，你又何必大惊小怪哩！”刘湘只能默认，但告诫杨说：“熊、但用兵诡诈，不可轻敌。”(91)
1922年7月初，杨森所部兵分两路，由重庆向驻在川东北的第一军发动突然袭击，并在7月9日发表通电，矛头直指熊克武称：“上年援鄂之役，彼犹欲以总司令自居，及后投靠无方，又转而向孙中山悔过，仍遭唾弃，益致途穷。遂复倒行逆施，肆其挑拨手腕，东驰西突，昼伏夜行，使各军时起猜疑，以莠言售其倾轧。”(92) 第一军因准备不足，初处守势，主动放弃忠县、万县，旋即反攻，第二军不支而退。8月1日第一军克渠县，2日克达县，第二军退回重庆，又遭到省联军的围攻，杨森被迫于7日率部出渝，节节后撤至川东万县、奉节一带。杨森的失败使吴佩孚颇为焦虑，他认为“渝在虽小挫仍能恢复，渝亡纵苟延亦必终败”，遂急令陕西刘镇华出兵川北绵阳，牵制第一军，策应杨森，“俾杨无后顾之忧”；同时令宜昌孙传芳率队沿江西上，“进驻夔万，以应急援”(93)。杨森退出重庆后，第一军继续追击，12日克万县，18日克奉节，杨森防备不周，所部大败溃散，本人只身逃出奉节，搭轮到宜昌，投靠吴佩孚，收拾整理残部，出任第十六师师长，从此成为北洋军阀武力图川可用之棋子与先锋。
当第一、第二两军交战时，但懋辛等致电在成都的刘成勋、赖心辉、邓锡侯等，请他们出兵相助。7月10日，第三军军长刘成勋被推为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长，以邓锡侯、赖心辉分任正副总指挥，率部进攻第二军。第二军腹背受敌而不支，8月7日，与杨森离渝的同时，刘湘亦离渝暂避，并于月底回原籍大邑，四川政局发生重大变化。11月上旬，第一、第三军在成都召开善后会议，决定川省暂取自治态度，推刘成勋为总司令，暂兼摄民政；废除军长制，各师旅原有单位暂不变更，分期实行裁兵，破除防区，统一财政(94)。由于明令废除军制，缩编部队，引起了各军内部的矛盾，各自争防区，争粮饷，所谓裁兵反成了扩军。12月2日，刘成勋废除总司令名义，改称临时省长，并积极筹备制定省宪。此前，四川省议会在8月间通过了《宪法会议组织法》，推刘成勋为宪法会议筹备处主任。10月间，推出戴季陶、谢无量、吴玉章等十三人为省宪起草委员。在广泛征求“民意”的基础上，1923年2月，草拟完成了《四川省宪法草案》、《议员选举法》、《省长选举法》等文件，但旋因内战又起，四川省宪草案尚未交付省宪审查委员会审查和省民投票通过即告夭折。
1923年1月，第三军下属的第七师师长陈国栋与刘成勋发生内讧，引起第一军助刘攻陈，而中立派第三师师长邓锡侯则助陈攻刘，成都、重庆重又陷于混战之中。四川省军的内讧，有利于吴佩孚插手其间，挑动内战，以图其利。在吴佩孚的支持下，驻守宜昌的杨森部与刘存厚老川军系统的邓锡侯、陈国栋部联手，并得到刘湘所部的协助，向但懋辛的第一军、刘成勋的第三军及川北边防军赖心辉、川东边防军石青阳等开战。1923年2月14日，杨森、刘存厚、邓锡侯、田颂尧、陈国栋、刘文辉等，发出讨伐熊克武、但懋辛的通电，随后杨森部由鄂西奔袭川东万县，邓锡侯部在川中围成都，拉开四川军阀又一次大规模内战的序幕。与此同时，吴佩孚下令组织援川军，其中以王汝勤为鄂西总司令，卢金山为总指挥，刘镇华为陕边总司令，吴新田为总指挥，孔繁锦为甘边总司令，袁祖铭为黔边总司令，四路大军在四川周边摆开合围之势，形成对川军各部的压力。
川军内战开始后，杨森、邓锡侯部发起进攻，东西呼应，占据上风。3月8日，东线杨森部占万县，4月6日继占重庆，第一军向永川、合川方向退却；西线刘成勋在邓锡侯等部的压力下于30日通电辞去川军总司令及省长职，率部退出成都，4月5日邓锡侯、田颂尧部进占成都，6日邓锡侯被推为四川联军总司令，并发出讨伐熊克武、但懋辛通电称：“熊克武、但懋辛等现仍盘据东北西路，毫无悔祸之心。道路相传，彼等正勾结外援，意图反噬。”(95) 其后，熊克武、但懋辛、赖心辉等决定反攻计划，分兵三路，先取成都，再图重庆。5月5日，第一军发动反攻，击败川联军，13日熊克武、但懋辛、刘成勋、赖心辉等又入成都。随后但懋辛部北进占绵阳，刘存厚军及陕军、甘军北撤，邓锡侯、陈国栋部退向通江、南江、巴中方面。为了支援川联军，杨森部由重庆西进，5月底与第一、第三军在资阳、资中、内江等地开战，6月上旬杨军败退，与袁祖铭率领的援川黔军合据隆昌，再败后杨军退泸县，黔军退大足，第一、第三军分途追击，先后占领合川、铜梁、大足、璧山等县，合围重庆。
为了呼应四川的战事，牵制北洋系的力量，6月4日，孙中山任命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赖心辉为前敌总指挥，刘成勋为川军总司令兼省长。24日，刘成勋通电复任川军总司令，7月25日熊克武通电就任讨贼军总司令，以吕超为讨贼军第一军军长，石青阳为第三军军长，但懋辛仍任川军第一军军长，并发出讨贼军布告谓：“川中历年事变，推其乱源，则曹锟吴佩孚诸人，实尸其咎……总之，捍卫川省，即所以屏障西南；廓清渝夔，即可以进窥武汉。”(96) 7月30日，杨森、邓锡侯、刘文辉、陈国栋、田颂尧等亦发出通电，拥刘湘为四川善后督办。四川内争又以南北对峙的面目复现。
1923年8月以后，四川战事的攻防重点在重庆，攻守双方先在重庆外围反复较量，“鏖战兼旬，死伤近万人”(97)。杨森部渐渐不支，配合杨森作战的鄂军卢金山师亦“损失士兵枪炮，约在三分之一”，“战斗力完全失去矣”(98)。9月下旬，战事发展到重庆城下，双方反复较量，“巷战良久”，“伤亡甚巨”。此时刘湘亦自叙州乘轮赶到重庆，协助杨森的防守计划。此前，一直对四川“情有独钟”的唐继尧，于5月间派胡若愚率滇军第二军再次入川，10月中旬滇军到达前线，熊克武军得此外援，士气大振，一鼓而败杨军，杨森、袁祖铭逃奔万县，袁“仓皇出走，渡过浮桥，即弃舆徒步，履袜脱落，赤足而奔”(99)。10月16日熊军赖心辉部占重庆，但对退走的杨森部未大举追击，致其可以从容整理，图谋反攻。
11月底，杨森、袁祖铭与刘湘、邓锡侯在川东万县会商反攻计划，决定以袁祖铭为前敌总司令，率部由万县沿江西进，邓锡侯、陈国栋部则由梁山趋长寿，对熊军构成两面夹击之势。而熊军在占重庆后内部矛盾又起，赖心辉图省长之位，与熊离心；滇军与川军有过往之隔阂，貌合神离；熊军内部互相猜疑，不能同心协力，结果不战而败。12月13日，杨军与邓、陈等军会师江北，次日再占重庆，其后与刘湘等部分途进军成都。熊克武本计划“东路取守，北路取攻，赶造子弹，强募新兵”(100)，继续与刘湘、杨森等部周旋。但刘湘已派刘文辉向赖心辉接洽，“许以保存，令归附中央，不与熊合”(101)。故赖心辉“意在暂取观望，至不得已时，即归服中央，刘禹九（刘成勋）亦同此态度。熊见势将瓦解，又因省兵不愿纸币关饷，军心涣散，遂以但、张（冲）孤守成都，自率兵两团，并带行李八驮，现款十驮，铣（16）日离省，以赴中江潼川督战为名，究不知其何往”(102)。
1924年1月中旬，刘成勋与赖心辉致电刘湘，表示将劝熊下野，要求刘湘等停止前进。刘湘得知对手阵势已乱，25日令各部发起对成都的攻势。熊军各怀异志，兵无斗志，各部分向川南、川西退却。熊克武集中主力于潼川坚守，但力不能及，28日兵败于此，熊仅以身免。2月9日，刘湘等进入成都，赖心辉投吴佩孚，周西成投袁祖铭，刘成勋投刘湘，四川战事基本结束。熊克武、但懋辛等率部节节后退，由四川退入贵州，最后退到湘西，滇军则退回黔边。“此次战役历时一载有余，兴五省师，动十万众，交绥逾百次，糜烂遍全川，争地争城，动经旬月，此进彼出，迭为攻守。成都龙泉之役，重庆浮图关之役，梁垫之反攻，潼川之决战，师行所至，闾阎为墟。兵匪交侵，流离失所。其幸存者，勒筹饷款，敲骨剥肤。……强派收刮净尽，一县所出，率在数十万元，元气大伤，十年难复”(103)。
此次四川战事，杨森在吴佩孚的支持下出力最多，从而摆出了在四川当家的态势。2月18日杨森发表通电，称其奉袁祖铭与刘湘之命，后方防务与前方接济由其“完全负责”；所有后方驻在军队及军属机关，统由其“节制指挥”；成都所有行政司法事务，暂由其“主持”(104)。5月，北京政府任命杨森为四川军务督理，邓锡侯为四川省长，刘湘为川滇边防督办，刘存厚为川陕边防督办，并在此前任命袁祖铭为川黔边防督办。自认为倒熊立有大功的刘湘、袁祖铭未能当上川督，颇为不满。袁祖铭认为，杨森“为人跋扈专横，器量太小，将士不服，尚难独自称雄”，加以杨之“任性，必遭其他之攻击”；刘存厚“甚不洽人意”；“又以省长畀邓晋康（邓锡侯），完全偏一系，致令他方失望，枝节必多”；川军“各自扩张，互相排挤，毫无顾念大局之心。彼此情形，不乱何待”；因此又种下了次年川军各派联合讨杨的远因(105)。
贵州自“民九事变”新派将旧派刘显世赶走之后，王文华出任黔军总司令兼贵州省长，但王畏“以下犯上”、“以甥逐舅”之恶名，没有回黔主政，而是指派卢焘为黔军总司令，任可澄代理省长。卢焘在1921年1月28日通电各方，谓“现秩序大定，四境均安，此后施政方针，决当顺应潮流，实行自治。关于制定省宪，刷新政局，悉电民政当局主持。敝军确定军人不干政之原则，惟当整顿军纪，保境安民。”(106) 不过新派虽在贵州政坛获得胜利，然贵州政局并不因此而得安宁，因为新派内部随即分化，矛盾斗争又起。
袁祖铭为刘显世提拔的将领，刘因担心王文华坐大而提拔袁以牵制之。袁祖铭曾任黔军师长、前敌总指挥等职，骁勇善战，在黔军中的地位仅次于王文华，但王文华逐走刘显世后，没有善待袁祖铭，反因担心袁超越其地位，调其为总参军，解除其兵权，使袁对王心怀怨恨，起而与王争夺贵州的领导权，双方的矛盾激化。“王不屡夺袁之兵柄，则不能高枕无忧，回黔统兵主政；袁不图王，终是笼中之鸟，要想振翼雄飞，决不可能”(107)。1921年，黔军退出四川后，袁祖铭图谋回黔夺权，因王系谷正伦等之监视、反对而未成，随后袁离队往上海，与同在上海的王文华相遇。王对袁持有戒心，命人暗中盯梢，监视袁之活动。事为袁知后，袁先设计脱离上海，继又令其表弟何厚光布置手下，于1921年3月16日在上海“一品香”旅馆刺杀了王文华。王文华死后，卢焘于4月就黔军总司令，既表示拥护孙中山的“护法”主张，又赞成湖南的“联省自治”。但卢焘的实力有限，在贵州无力稳定政局，部下五个旅长各据一方，争权夺利，时人“比之齐桓公死后，五公子争立”，其中以谷正伦与何应钦的矛盾最为激烈(108)。何应钦是刘显世的外甥女婿，又是王文华的妹夫，刘、王既垮，他自然也待不下去，被逼离开贵州到昆明，后转广东，投靠了他在日本留学时结识的老同学蒋介石。
袁祖铭离开上海后到了北京，但无权无势，无处伸展抱负，成为流浪军人。由于偶然的机会，他经原在四川相识的友人张英华介绍，拜见了北京政府财政总长潘复，声称可以运动黔军归附政府，实际是想依靠北洋势力重回贵州。潘复将其意转报北京政府总理靳云鹏，因此前北京政府试图说服卢焘“北附”未成，今袁既主动投怀送抱，靳云鹏“以其能分化革命势力，扰乱西南后方，大悦之”(109)，当即表示可以助袁回黔，以将贵州纳入北洋势力范围，“牵制湖南、四川，不使倒向孙中山方面”。北京政府决定拨款20万元作为袁祖铭运动黔军的费用，再由两湖巡阅使王占元拨一旅军队归袁指挥，支持袁打回贵州。1921年4月，袁祖铭在武昌组建“定黔军”，自任总指挥，但假道湖南入黔之议被拒，只能又回北京活动。援鄂战争结束后，吴佩孚被任命为两湖巡阅使，靳云鹏电令吴佩孚，“就近与袁祖铭接洽，设法扶助，俾定黔局”。12月，袁祖铭与吴佩孚在汉口相见，吴“表示尽量帮助”，并拨枪六千支助其武力回黔(110)。此后，袁祖铭利用他在黔军中的老关系，对黔军进行分化瓦解，拉拢了不少黔军将领包括谷正伦的部下王天培等拥其回黔主政。1922年1月，袁祖铭自湘西洪江统军回师贵州，王天培等在贵州乘势发动政变。4月9日，袁祖铭率军进入贵阳，卢焘被迫辞去总司令与省长职，袁祖铭“定黔”告成。
因为是在北京政府和直系的支持下“定黔”，袁祖铭回黔后，政治态度偏向于北洋系。当直系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胜出，逼徐世昌下台，扶黎元洪复位，鼓吹“法统重光”时，袁祖铭亦在6月3日发出通电，称“主张恢复法统，召集旧国会解决一切纷棼，至理名言，实中切要，与西南护法本旨洽相吻合。愚以为解散旧国会为违法造乱之主要原因，恢复旧国会即为依法解决时局之唯一方法。”(111) 8月12日，袁祖铭宣布废除“定黔军”司令的名义，改任贵州省长，且有制宪之议，并大力扩充黔军，成为西南实力军人首领中的“后起之秀”。
1923年2月，四川大规模内战爆发后，袁祖铭被吴佩孚任命为黔边援川总司令，率部由贵州毕节入四川叙府。与此同时，唐继尧利用下野后流亡昆明的刘显世，助其武力回黔推翻袁祖铭，而刘显世亦不甘流亡在外，正谋出路，双方一拍即合，组织滇黔联军，由唐继尧任司令，刘显世为副司令，通电责袁祖铭“对外则阴谋祸国，违反民意，对内则烦兴苛政，暴敛横征”(112)。2月中旬，滇军两路入黔，黔军兵力薄弱，不敌滇军攻势，袁祖铭因远在四川，回援不及，只能决定放弃贵州，自任黔军总司令，率部入驻重庆，后以川黔边防督办名义，据有川东南大块地盘，并可窥视贵州。贵州则由刘显世于4月19日复任省长，唐继尧的堂弟唐继虞任贵州军务善后督办，实际掌握贵州的权力。刘显世因受滇军挟制，不安于位，9月辞职由唐继虞兼任，贵州再度沦为云南唐继尧的附庸。
1920年滇黔联军败于四川，滇军内部对唐继尧长年驱使滇军脱离家乡、南征北战颇多不满之情。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与唐继尧有矛盾，不满唐继尧之颐指气使，利用滇系军人内部的矛盾，发动驱唐之役。1921年1月27日，就在顾部自四川班师回滇之际，驻昆明的唐部军长叶荃亦表示响应，他还发表通电，责唐继尧“以土酋政策鞭策云南，我同胞呻吟痛苦于万恶专制淫威之下”。2月6日，邓泰中等滇军军官通电响应倒唐，声称“今幸潮流趋重自治，自应及时与民休息，整理内政，培养元气，暂不虚张联帅职徽，以息内外口实，乃一切悍然不顾，专戾自恣，语语拒人，致无商榷余地。此为吾滇计，不能不请公暂避。”(113) 唐继尧失去部属支持，2月8日被迫匆匆离滇，表示“为免除地方危险起见，不惜放弃个人之权利，决意解职，避让贤能，以舒民困而解内讧。”(114) 顾品珍随后以滇军总司令名义实际控制了云南。唐继尧黯然离滇时仍不甘心，曾对人说：“过一两年后，我们再回来跟他们见个高低。同时还要请滇中父老兄弟，慢慢的评断评断，看看究竟谁是谁非，谁善谁恶。”(115) 据唐继尧自称：“当离滇之初，本拟周历名邦，藉觇大势，窃不自揣，欲一探其国家盛强之原与夫政治，异日苟有一得之愚，或可以补积年之过。乃舟过香港，即为国会军府暨粤中当局诸公以及地方团体坚招入省，……故拟暂住此间，竭其智能，以为军府及西南各省之助。”(116) 但唐继尧不甘失去权力，也不愿屈居孙中山之下，1921年3月到粤后，曾“授意己派议员，组织总统选举会，欲自为总统”(117)。因得不到支持，又不愿卷入广东政潮，稍后蛰居于香港“养病”。
顾品珍在云南上台后，“议决对北方坚主护法，积极拥护军政府，坚持自治方针”；又致电广东政府，表示“尊重国法，服从民意”；其政治立场在南北之间似显模糊和游移(118)。而且顾品珍的施政也不理想，干部任用私人，部下争权夺利，各自贪图享受，使滇人大起反感，责其“兼综庶政，黜陟百僚，威福自恣”(119)。此等反顾心态，为唐继尧回滇创造了条件。1921年冬，孙中山集西南各军会师桂林，准备北伐，唐继尧则策动驻桂滇军不要“为彼辈一二人争夺地盘之工具”，应“先救云南，后维大局”(120)。他将驻桂滇军编为四个军，自任总司令，任命李友勋、田钟谷、胡若愚、杨益谦为军长，声称将回滇“戡乱”，并鼓动滇军官长，“望体察顺逆之分，准备戎伍，共襄盛举，以奠革命根基”(121)。为了打消唐继尧回滇的借口，顾品珍在1922年1月委金汉鼎代理云南总司令，刘祖武代理省长，自任北伐滇军总司令，准备率部参加北伐。当年春，唐率军自滇桂边境入云南攻蒙自，另一路则由滇黔边境入云南攻昆明，顾品珍部战败，3月20日顾品珍被土匪吴学显部打死在路南县天生关鹅毛寨。随后唐继尧复入昆明，重掌云南大权，顾品珍余部杨希闵、范石生等则由张开儒统领到广东投奔孙中山。
唐继尧在云南重新当政后，提出“民治潮流弥漫全国，知武力之实为民患，则惟有废督销兵；知集权之不适国情，则惟有联省自治；救国之策实无逾此”(122)。1922年8月1日，唐继尧在昆明宣布改组省政府，自任省长，撤销原靖国军司令的名义。《云南省政府暂行组织大纲》规定，省政府为执行全省政务之最高机关，省长为一省之最高级长官，省长任免全省文武官吏、发布命令，省长民选，对议会负责，但在省宪未公布前由现任省长继续行使职权；省政府下设内务、外交、财政、军政、交通、教育、实业、司法司，司长由省长任命；省务会议以省长为主席，多数票决为通过(123)。虽然如此，云南省宪并未公布，唐继尧在改组后的省政府中还是一言九鼎的独裁者，他人只能仰其鼻息而行事。唐继尧一方面以“联省自治”为名，巩固对云南的统治，另一方面企图重温“大云南主义”旧梦，向川黔以至他省扩张，如唐所言：“我军驻黔，原非久计，总以待机向外发展为宜”；“我军之发展，必先巩固黔局，以免顾虑。”(124) 唐继尧令滇军二次入黔获得成功，于是又有二年后袁祖铭杀回贵州的滇黔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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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20年代的“联省自治”运动，请参阅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台北正中书局1983年版。
(2) 王无为：《湖南自治运动史》，泰东书局1920年版，第21—22页。
(3) 王无为：《湖南自治运动史》，第20页。
(4) 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第239—241页。
(5) 《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12页。
(6) 王无为：《湖南自治运动史》，第21—22、58页；《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第739页。
(7) 王无为：《湖南自治运动史》，第58页。
(8) 彭一湖：《我之无识的自白与对于今后时局的真觉悟》，《东方杂志》第19卷第2号，第6页。
(9) 张东损：《宪法上的议会问题》，《东方杂志》第19卷第21号，张文第13页。
(10) 《告各省人民书》，《时报》，1920年12月7日。
(11) 《民国统一问题》，《太平洋》第3卷第7号。
(12) 《发刊词宣言》，《解放与改造》1919年创刊号。
(13) 丁燮林等：《分治与统一商榷书》，《东方杂志》第19卷第12号，第129—133页。
(14) 胡适《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东方杂志》第19卷第17号，第119—123页。
(15) 《阎相文致靳云鹏密电》（1921年1月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444页。
(16) 《总座贯彻联省自治主张》，《大公报》（长沙），1920年12月25日。
(17) 《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3册，第530—531页。
(18) 《省宪授受典礼志盛》，《大公报》1921年12月12日。据说，这些压倒多数的赞成票，主要是各县知事雇佣书记员代书而得，故时人论为：“大凡国民总投票之制，其施行仅限于地小人稀，或素有组织之社会，知识程度较高之人民。苟其聚无数无知之人民，平日已未参与，临期莫详事由，本无意见可言，近以投票，将茫然不知所为。且吾国各省户口，至今未有翔实之调查，投票尤易于作伪。贪官劣绅，从而利用此机，以实行政治买卖。把持垄断，上下其手。其尤桀者，或且从而欺民窃国焉。此吾于湘省总投票之采用，不能不嫌太早。该宪草交由省民总投票时，已弊端百出，所谓‘公民总投票决定’者，早经以其自身之经验，证明为有名无实之具文矣。”陈茹玄：《民国宪法及政治史》，引自何文辉：《历史拐点处的记忆——1920年代湖南的立宪自治运动》，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5页。
(19) 谭延闿辞职后，先由林支宇担任临时省长。1921年3月初，林支宇因军人逼饷去职，其后赵恒惕被省议会推选兼任省长。
(20) 湖南省宪的内容见《湖南省宪法》，《东方杂志》第19卷第22号，附录第1—56页。
(21) 《湖南选举运动之奇观》，《晨报》，1922年9月1日。
(22) 罗敦伟：《湖南省宪法批评》，《东方杂志》，第19卷第22号。
(23) 《湖南省志》，第434—435页。据陈独秀的报告，黄爱、庞人铨是“因反对太平洋会议鼓吹承认苏维埃俄罗斯的示威游行及参加纱厂罢工”而“被督军所杀”。《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53页。
(24) 《赵恒惕迷了钱倒行逆施》，《晨报》，1922年2月14日。
(25) 《晨报》1921年12月3日。
(26) 杨端六：《对于湖南自治之希望》，《太平洋》第3卷第9期。
(27) 何文辉：《历史拐点处的记忆——1920年代湖南的立宪自治运动》，第157、166页。
(28) 《赵省长昨日宣誓就任纪盛》，《大公报》，1922年12月19日。
(29) 《章太炎反对湘省改宪》，《申报》，1924年4月25日。
(30) 朔一：《湘宪在兵戈扰攘中修改竣事》，《东方杂志》第21卷第23号，第6—8页。
(31) 南雁：《湖南的省宪与报馆》，《东方杂志》第20卷第6号，第10页。
(32) 赵恒惕：《民宪与复国》，《湖南文献》第3卷第1期。
(33)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第754、762页。
(34) 《浙江对中央之重大表示》、《晨报》，1921年6月7日。
(35) 《卢永祥自治尚不寂寞》，《晨报》，1921年7月1日。
(36) 《卢永祥促定联省法则》，《大公报》，1921年7月5日。
(37) 《卢永祥倡自治之虚声与实际》，《晨报》，1921年6月19日；《浙督豪电之应和》，《民国日报》1921年6月19日。
(38) 《浙卢倡言自治后之徐靳》，《浙江自治之真相》，《大公报》，1921年6月16日、23日。
(39) 《卢永祥来电表示态度》，《大公报》，1921年6月29日。
(40) 《卢永祥自治尚不寂寞》，《晨报》，1921年7月1日。
(41) 陈益轩：《浙江制宪史》，引自林孝文：《浙江省宪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页。
(42) 钱实甫：《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上册，第244—248页。
(43) 《浙江当局不肯执行省宪》，《晨报》，1921年9月28日。
(44) 刘以芳：《民国政史拾遗》，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54年版，第64—66页。
(45)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315页。
(46)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315页。
(47) 周钟岳：《惺庵回顾录》，《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
(48)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第891页。
(49)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1至6月份，第1231—1232页。
(50)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7至12月份，第4页。
(51)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第912页。
(52) 《大公报》，1922年9月2日。
(53) 《大改革议》，《申报》，1922年6月25日。
(54)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下册，第1177—1178页。
(55) 《白坚武日记》第1册，1922年7月6日，第367页。
(56)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364页。
(57) 《吴佩孚反对联省会议》，《申报》，1922年7月14日。
(58) 《在沪举办茶话会上的演说》（1916年7月17日），《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27页。
(59) 《地方自治实行法》（1920年3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20—225页。
(60) 罗家伦：《国父年谱》，第816页。
(61) 《就任大总统职宣言》（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31页。
(62) 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3册，第4149页。
(63) 《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第4页。
(64)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23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16—117页。
(65) 《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四讲（1924年4月13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04—305页。
(66) 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1—233页。
(67) 《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31页。
(68) 陈独秀：《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东方杂志》，第19卷第17号，第130页。
(69) 《蔡和森文集》上册，第72页。
(70)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9—40页。
(71) 在此次选举中，有两位妇女当选为议员，一为醴陵的王昌国，一为湘乡的吴芝瑛，这是湖南省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72) 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第92页。
(73)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363页。
(74)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55页。
(75) 南雁：《湖南的湘南湘西两问题》，《东方杂志》第20卷第13号，第13页。
(76) 《湖南省志》第1卷，第523页。
(77) 南雁：《湘战的持满待发》，《东方杂志》第20卷第14号，第6页。
(78) 《陆锦致蔡成勋密电稿》（1923年8月1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632页。
(79) 《胡恩光关于蔡成勋为防备卢永祥与谭延闿攻赣拟调驻赣援粤军增防致陆锦密电》（1923年9月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644页。
(80) 《张石侯在总商会之谈话》，《大公报》，1923年9月5日。
(81) 《昨日省署对付湘局之大宴会》，《大公报》，1923年8月11日。
(82) 《湘赵召集军事会议》，《申报》，1924年3月4日。
(83) 罗伯特 A·柯白：《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
(84) 吴晋航、邓汉祥、何北衡：《四川军阀的防区制、派系和长期混战纪略》，《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34页。
(85) 《刘湘等通电》（1920年10月2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559—561、564页。
(86) 《熊克武陈述击破滇黔军经过情形电》（1920年10月21日），《四川军阀史料》第2辑，第328页。
(87) 范崇实：《1920—22年的四川军阀混战》，《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4期。
(88) 刘克俊、陈祖武：《驱逐刘存厚之战》，《四川军阀史料》第3辑，第13—15、18页。
(89) 《刘湘表示对辞职问题将再斟酌应付密电》（1922年5月17日），《四川军阀史料》第3辑，第271页。
(90)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362—363页。
(91)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1963年第5辑，第85—86页。
(92) 《杨森等发动进攻一军通电》（1922年7月9日），《四川军阀史料》第3辑，第282页。
(93)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366、368—370页。
(94)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第940页。
(95) 《四川文史资料》1963年第5辑，第102页。
(96) 《四川文史资料》1963年第5辑，第106页。
(97) 《重庆浮图关战场记》，《四川军阀史料》第3辑，第166页。
(98) 《鄂军师长卢金山报告与川黔军联合作战失败经过致陆锦密电》，1923年9月1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570页。
(99) 《赖心辉通报攻克重庆情况电》，1923年10月18日，《四川军阀史料》第3辑，第381页。
(100) 《刘存厚转报熊克武在成都造械召兵速饬各路大军进攻省会致大总统电》，1924年1月1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576页。
(101) 《刘湘致军事处等密电》（1924年1月3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582页。
(102) 《陆军第七师长帮办陕西军务吴新田报告率师援川在梓潼绵阳等地战况致军事处等电》（1924年1月2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577页。
(103) 《重庆总商会陈述四川兵祸请求善后电》，《四川军阀史料》第3辑，第160页。
(104) 《杨森攻占成都后被推为留守主持川省民政的通电》（1924年2月1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586页。
(105) 《袁祖铭关于成都下后以刘存厚邓锡侯杨森三人中选二人为正副首长主持川局电》（1924年2月26日），《袁祖铭关于四川首长问题认为吴佩孚以刘存厚为主不能保持各派平衡复陆锦密电》（1924年3月1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587—588、590页。
(106) 《卢焘通告贵州省局势通电》（1921年1月28日），汤锐祥编：《护法运动史料汇编》（三），第452页。
(107) 谌志笃：《袁祖铭“定黔”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106页。
(108) 丁宜中：《我所亲见的袁祖铭和“定黔军”》，《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109) 周素园：《贵州陆军史述要》，《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110) 谌志笃：《袁祖铭“定黔”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108页。
(111) 刘毅强：《袁祖铭与吴佩孚的关系》，《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2辑。
(112) 《刘显世声讨袁鼎卿及治理贵州方针通电》（1923年3月23日），《护法运动史料汇编》（三），第606页。
(113) 《叶荃通电》（1921年2月5日），《邓泰中等通电》（1921年2月6日），《云南档案史料》第8期，第15—16页。
(114) 《唐继尧卸职离滇后二电》（1921年2月8日），《护法运动史料汇编》（三），第457页。
(115) 《李宗黄回忆录》第2册，台北“中国地方自治学会”1972年版，第296页。
(116) 《云南档案史料》第8期，第19页。
(117) 谢本书：《唐继尧评传》第132页。
(118)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第769—771页。
(119) 《云南档案史料》第8期，第29页。
(120) 《唐继尧致桂林北伐滇军胡司令张纵队长等密电》，云南省档案馆藏档，119—1—27。
(121) 金汉鼎：《唐继尧图川和顾品珍倒唐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第104页。
(122) 《唐继尧通告改组云南省政府电》（1922年7月27日），《护法运动史料汇编》（三），第582页。
(123)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7至12月份，第212—213页。
(124) 孙代兴：《滇军第二次入黔浅析》，《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2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