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肥原贤二

汪仁泽

土肥原贤二，日本冈山人。1883年（日本明治十六年）8月8日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亲土肥原良永系陆军少佐，兄土肥原鉴曾任陆军少将。土肥原贤二自幼受到家庭中武士道精神的熏陶。

土肥原贤二十四岁时入日本仙台地方陆军幼年学校，后以成绩优异转至东京中央陆军幼年学校，毕业后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为第十六期生。1904年秋毕业，任步兵少尉，供职于高崎步兵第十五联队。期间曾一度被派至中国张家口一带从事谍报活动，工作出色，1907年升为中尉。次年被选送进日本陆军大学深造。1912年夏毕业后，任职于日本军部参谋本部。11月奉派至中国，任驻华公使馆武官坂西利八郎⁽¹⁾的辅佐官，开始间谍生涯。他经常随坂西与我国北京政府军政要人交往，曾受张作霖聘任为齐齐哈尔驻军的军事指导官两年。此后一度回国任冈山步兵第五十四联队队附，后又被参谋本部任为少佐部附，派至欧洲短期工作。1920年，奉派至黑龙江尼港地区调查该地日本领事馆受不明国籍舰艇炮击事件。起初漫无线索，后来他从中国一炮舰的用煤记录中发现事发当天的耗煤量激增，据此迫使中国方面道歉，索赔巨款，他也因此受到参谋本部的嘉奖和重视，不久晋升为中佐。1928年初，土肥原受聘为张作霖的私人军事顾问。5月张在与北伐军作战中失败，指挥奉军退回东北。此时张在全国革命形势的影响下，不愿再对日本俯首听命，拒绝中日合修吉会铁路，因此与日方矛盾激化。在土肥原等人的合谋策划下，6月3日张作霖从北京退回沈阳途中，在皇姑屯车站被炸毙⁽²⁾。不久土肥原升为大佐，并任关东军特务机关长。

土肥原精通汉语，谙熟我国习俗，交游广阔，平时寓所宾客满座，皆系军阀显宦等辈，他从宾客高谈阔论中刺探我国机密情报，成为日本军部有名的“中国通”。他待人接物貌似温厚，实则城府深沉，惯施阴谋诡计，用心险恶，手段毒辣。1931年初，日本加紧谋划侵占我国东北，土肥原先转任天津特务机关长，8月改调奉天特务机关长。在到任视事前，为制造“九一八”事变，土肥原特赴上海、汉口、北平、天津等地，搜集我国军政情报，进行综合分析，以作最后的估量⁽³⁾。在事变前数天亲去日本东京，向当局汇报，成为事变的主要组织和策动者之一。事变发生的当天，他绕道朝鲜重返沈阳。事变得逞后，他出任奉天（即沈阳）市长，兼日本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的发言人与占领区“自治指导部”的负责人。他在沈阳及占领区内组织成立日伪地方机构，并实行鸦片专卖，公开发售毒品⁽⁴⁾，广设妓院、烟馆，毒害我国人民。9月22日，日本关东军军部召集土肥原、坂垣、石原等人商议事变后的对华政策，土肥原建议制造一个“以宣统皇帝（溥仪）为首”的“满洲国”傀儡政权，作为永久霸占我国东北的第一步。他的建议经军部批准，并指定由他负责执行。11月8日，土肥原在天津策动武装暴乱，当晚乘混乱之际，将溥仪用汽车接至塘沽港，搭轮劫持至东北。1932年3月，溥仪的傀儡政权正式在长春（伪称新京）登台。翌年2月，在土肥原秘密策划下，国民党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弃地附逆，日军顺利占领了热河全境。4月土肥原因功晋升少将，旋被任命为广岛第九旅团长。一年半后来华，复任奉天特务机关长。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图谋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策动“华北自治运动”。土肥原于6月初以关东军代表和华北日本驻军代表的双重身份，借口日本特务人员大月等四人在河北张北受阻的所谓“张北事件”，要挟中国政府当局指派察哈尔代省长秦德纯与之谈判，签订了城下之盟《秦土协定》，从而使日方控制了冀、察两省。此时土肥原又频繁往来于张家口和承德之间，与内蒙德王多次会晤，筹划炮制伪内蒙古自治政府。11月，土肥原又唆使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国民党通州专员殷汝耕打出反蒋亲日的旗号，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2月，土肥原进一步迫使宋哲元成立半独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后又当上该会的最高顾问进行“指导”，使华北政局“特殊化”。此后天津一带汉奸、特务公然横行，嚣张一时，抗日力量受到严重遏制。

1936年初，日本军部图谋扩大侵略鲸吞我国，着手扩编和充实侵华军事力量。3月将土肥原调回日本东京，任留守第一师团长。翌年3月，又以“钦命”调任宇都宫第十四师团长。“七七”事变爆发后，土肥原率领该师团，更新装备，从大阪出发，于8月20日在我国塘沽登陆后，立即投入华北侵略战场，气焰十分嚣张。他纵容侵略军沿路烧杀，疯狂残害无辜，惨绝人寰，直抵黄河渡口。1938年5月，土肥原师团为配合进攻武汉，准备向郑州发动攻势。6月11日，国民党军队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堤岸，水淹数十县，使土肥原所率侵略军在一片汪洋中陷入绝境，被困经月；但18日土肥原本人忽奉调回国，任日本参谋本部部附，此时他的军阶已升至中将。

是年7月8日，日本五大臣会议决定策划在我国的日军占领区内成立一个“统一的中央”伪政权，为此特设由土肥原、津田、坂西等人组成“对华特别委员会”，并指定土肥原为主要负责人。土肥原立即在上海虹口设立“土肥原机关”。为了物色傀儡工具，9月土肥原在上海与唐绍仪进行了两次秘密会谈，但不久唐被暗杀而无果。接着他又以吴佩孚为对象，经过多次接触，吴未能答应日方要求，拒绝日本拉其下水，还要日军撤出中国，结果以1939年底吴的突然死去而告失败⁽⁵⁾。此时土肥原转而参加原已在进行中的对汪精卫一伙汉奸的招降工作，经过日方以土肥原、影佐祯昭等为代表与汪伪陈群等为代表的多次谈判，后来汪精卫直接参加，双方于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汪伪国民政府⁽⁶⁾。土肥原因功于4月被授予二等金鸢勋章。

1941年4月，土肥原擢升陆军大将，并被召回日本，先后任航空总监、最高军事参议官兼陆军士官学校校长等职。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土肥原调至中国东北任日军第五军司令官，于中苏边境制造事端，指挥所部在诺门坎地区对苏作战，破坏苏日中立条约，牵制苏联兵力。希特勒1942年11月特颁给土肥原鹰徽卐字勋章，并赞扬他“在联合作战方面颇多贡献”。1943年5月，土肥原调任日本东部军司令官。

1944年初，由于英美盟军的反攻，日本在太平洋和东南亚的处境日趋险恶。是年3月，土肥原奉调赴新加坡就任第七方面军总司令⁽⁷⁾，防守马来亚、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等地区。任职期间纵容侵略军在辖区内肆意拷打、屠杀、虐待集中营的平民和战俘，种种暴行令人发指。10月，日本海军在菲律宾莱特海面与美决战中大败，丧失制海权，新加坡已成为盟军进击的目标，土肥原向日本大本营表示决与阵地共存亡，同时加紧野蛮统治。1945年4月，土肥原被召回本国，任军事训练总监，为军方最高三长官（陆军大臣、参谋总长、训练总监）之一。

1945年8月，日本被迫宣布投降，铃木内阁总辞职，土肥原曾被提名为新内阁陆军大臣人选，后未果。8月24日，日本东部司令官田中静一自杀，土肥原降格接任遗缺，以稳定局面。9月12日，拱卫东京的第一军总司令杉山元帅又自杀身亡，土肥原再被派去递补。但未及上任，次日即作为甲级战犯被盟军逮捕。在审讯中他态度顽劣，始终未发一语，拒不认罪⁽⁸⁾。1948年11月12日，被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12月23日在东京鸭巢监狱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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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坂西利八郎（1870年—1950年），清末民初的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同时受聘为清政府兵部顾问，后又任冯国璋总统府的顾问，冯下台后转而支持段祺瑞，成为日本政府与北京政府间的重要人物。见杜春和等辑《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7页。

(2) 张作霖被炸时，另一日本顾问仪我诚也在车上陪同，竟得免一死，爬下车后即去责问土肥原，为何事前不告知他，险些“我也给干了”。见杜春和等辑《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册，第230页。

(3)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第2190号B。

(4) 日本为了筹措侵略军费，早在1929年起即在台湾、朝鲜储存及设厂制造鸦片毒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第377号）。法庭审讯土肥原时。田中隆吉作证称：“满洲每年税收仅鸦片一项就达二千万日元。”“所有东北的鸦片和毒品买卖都是由沈阳特务机关负责。”（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第3470号）

(5) 吴佩孚当时在北平，对吴的计划在土肥原机关内部称为“吴工作”，所需经费在中国日占区的海关关余项下支付，动用时日人姓名是保密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第3608号A、3743、3744、2190号A）。

(6) 据影佐桢昭等人在法庭上陈述：汪精卫逃出重庆经河内于1939年5月到达上海，6月初即与土肥原等人直接谈判，直到汪伪政权的建立，土肥原一直是直接“指导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庭证据第3302号，法庭记录第30115页、30441页）。

(7) 土肥原在上任时曾对下属训话，自称“我以‘主一无适’作为精神信条”。“主一无适”一语出自我国宋儒程朱学说，意谓至诚则专一而不移，“心中无欲，天理自纯”。这既说明他标榜以“至诚”来笼络部下，又可见他对我国儒家学说颇为熟悉。

(8) 土肥原在法庭上对其宣读起诉书后，他竟声明不认罪。在受审时他自知铁证如山，罪责难逃，始终未发一言。中国政府国防部次长秦德纯1946年5月在法庭上作证时称日本侵略我国，“土肥原是执行侵略政策最重要的主持人”。法庭根据大量证据，并在审讯同犯坂垣等人时，其罪行又得到相互印证，最终他同坂垣等同被判处极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