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武汉国民政府的“战略退却”与中共“五大”的召开" class="reference-link">第五节　武汉国民政府的“战略退却”与中共“五大”的召开

一　列强对宁汉分裂的态度" class="reference-link">一　列强对宁汉分裂的态度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集团一面厉行反共清党，一面同列强联系，寻求支持。武汉国民党集团也开始动摇和分化，逐步滑向反对人民革命的道路。列强面对风云突变、宁汉分裂的中国政局，开始探寻新的对策。

英国驻外使臣们四处游说，希望五强一致驳回武汉政府对“宁案通牒”的答复，联合实行武力制裁。4月14日，英国公使蓝普森奉命请美、日、法、意驻京代表协商：一、是否接受陈友仁的答复？二、制裁的性质是什么？三、限制对方接受通牒条件的期限为多久？他表示，如果各国意见不一致，“英国保留采取自认为必要的行动的自由”⁽³¹²⁾。15日，五国公使再次讨论，认为武汉政府正为共产主义势力所支配，陈的答复“万难接受”。他们建议各国政府再次共同提出更强硬的通牒，宣称第一次“宁案通牒”所提各款，“不是供讨论的建议，而是各有关强国决心实现的基本要求”，“国民党当局若不迅速明确地宣布打算全部履行所提各项条件，各关系国政府将不得不考虑采取迫其屈从的必要措施。”⁽³¹³⁾

然而，英政府已经接到北军即将反攻到长江北岸及蒋介石已发动政变的消息，感到应继续向武汉施加压力，同时避免可能危害蒋介石集团的措施⁽³¹⁴⁾。4月19日，外长张伯伦电示北京英使馆：“我们的打击应指向国民党极端派，而不是蒋介石。”他命令各地使节继续同日、美磋商适当的方式，设法将他们拉入制裁行列⁽³¹⁵⁾。英国外交部希望日、美政府同意发出驻京公使们起草的第二次通牒，哪怕删掉最后一句会导致实行制裁的话也行。远东司和英国军事部门则认为制裁时机已经失去，转而考虑今后采取“即时报复”和重占汉口英租界的问题⁽³¹⁶⁾。

日本政府业已获悉：武汉政府仍想“联合日本”，决心取缔民众的“动乱”；刚到汉口的汪精卫极为赞同这一方针，当地情况将随着他的到来而逐步改善。4月13日，驻汉口总领事高尾亨向日本政府建议，利用武汉方面煞费苦心企图解决南京事件的机会，依靠“稳健分子”来实现中国统一。他强调，应把武汉政府同共产派过激分子绝对区别开来。如果列强一味嫌恶和压迫武汉政府，就会使共产党更加活跃⁽³¹⁷⁾。币原同意高尾亨的意见，随即训令芳泽公使和矢田驻沪总领事：陈友仁企图分离日本与英、美。列强利害相同，应依各国协调之办法，达成维护我国权利之目的。英国主张强硬制裁，我方正应利用参加共同交涉的机会予以缓和。币原要他们向陈友仁表示，日本政府对国民运动抱满腔同情，希望国民政府自行抑制和清除“黑暗面”，迅速承认列国要求，表现出自己有诚意、也有实力解决南京事件⁽³¹⁸⁾。

币原下台后，田中兼首相、外相于一身，上台伊始，便于4月20日宣称：日本对中国的共产党活动，不能不关心，必要时将与各国取一致行动⁽³¹⁹⁾。26日，田中新内阁拒绝英国关于共同向京津地区增兵的建议，但赞成列强联合向武汉提出第二次通牒。不过，田中认为，武汉政府的实力已大为削弱，即使以制裁相逼，也无力贯彻列强的要求。因此，田中主张各国在适当时机，抛开武汉，转而以南京为交涉对手。但田中又认为，目前不必急于要求南京政府解决宁案，而应给蒋介石以“精神上的援助”，俾其巩固政权，平定南方局势，方可满足列强要求⁽³²⁰⁾。

为了把美国拉进第二次共同通牒，田中指示将原草案中的过分强硬的措辞加以删改⁽³²¹⁾。英国也同意暂将制裁与否搁置不议，先由五强共同向陈友仁发出通牒⁽³²²⁾。

英、日再发通牒之议，遭到了美国的拒绝。“四一二”当天，美国政府便获悉蒋介石政变的情报⁽³²³⁾。美国外交官认为：武汉国民党内的反共力量正在日益增强，将试图像上海、广州那样镇压共产党⁽³²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告成立。几乎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柯立芝收到上海商业联合会某负责人的密电。电文说明：“蒋介石将承担南京事件的完全责任”，“重要的是请美国人民对蒋介石将军完全信任”，“不要让外国军队介入目前的形势”⁽³²⁵⁾。这些情况，使美国政府更为确信，目前列强的一切强硬措施都是蛇足之笔，应该小心翼翼地避免可能激化中外矛盾而不利于中国革命阵营分化的举动。4月18日，副国务卿格鲁（Joseph C．Grew）答复前来探询的法国使节称：“美国总的来说完全反对实施任何制裁”，“我们觉得这种行动只会给中国的排外情绪火上浇油，使局势更难收拾”⁽³²⁶⁾。

英、法、意政府都同意不应妨碍蒋介石“维护秩序”，但认为应对武汉政府实行制裁。它们批准各自的驻京公使与美、日一道向武汉政府提出第二次通牒⁽³²⁷⁾。美国公使马慕瑞也催促国务院尽快批准这一行动⁽³²⁸⁾。显然，这是一种打击武汉、支持南京的办法。但美国政府仍不为所动，决心贯彻分化武汉、支持南京的政策，同时避免过分地疏远、压制武汉和露骨地亲近、支持南京。

4月20日，国务卿凯洛格训令马慕瑞：美国不参加第二次通牒，因为“稳健派正作出努力，将激进派逐出国民政府中枢”。训令还透露美国准备单独同武汉政府交涉⁽³²⁹⁾。同一天，凯洛格又通知英国大使：美国内阁会议普遍赞成国务卿的意见，认为“此时若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势将驱使蒋介石和温和派投入激进派怀抱”；“今日之计，莫如对陈友仁的复照暂不作答，静观发展”。“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制裁问题”⁽³³⁰⁾。

马慕瑞强烈反对美国自行其是，认为这将使美国丧失在列强对华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凯洛格解释道：“领导地位本来既存在于温和行动之中，又存在于武力行动之中。国务院觉得你应代表温和行动施加影响。国务院不相信美国在华商业利益要靠列强的武力才能获得”。“外国凭借武力占领中国领土或保持贸易特殊势力范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³³¹⁾。

鉴于日本催请再提通牒，凯洛格于4月25日向日本大使松平指出：据美国情报，武汉政府正在动摇，形势马上会有变化，聪明的办法是稍等一时，静观发展⁽³³²⁾。松平大使承认美国的政策很“明智”⁽³³³⁾。

4月25日、26日，芳泽公使在北京连续邀集英、美、法、意同僚磋商日本的修改稿。日、英、法、意公使最后同意：如果美国执意不从，就由四强向武汉提出第二次通牒，再得不到满意答复，便对汉口实行制裁，并开始与蒋介石政权交涉⁽³³⁴⁾。凯洛格闻讯，立即询问松平，日本到底对制裁抱什么态度？松平称，日本政府没有授权芳泽赞同制裁原则并讨论制裁汉口的问题，只是主张各国共同提出第二次通牒，然后暂停交涉。凯洛格重申美国不赞成制裁，也不同意提出第二次通牒⁽³³⁵⁾。

日本驻外使节步调上的不和谐，反映了田中内阁对华政策中的矛盾和紊乱。田中终于同意了美国的方针，下令暂缓向汉口再发通牒⁽³³⁶⁾。

为使分化政策进一步生效，美国驻汉口总领事罗赫德于4月23日出面敦促陈友仁：“应立即采取各种步骤，挽救当前的混乱局面，此事刻不容缓。否则，所有美国商人实际上将在一周或十天内出港。”陈友仁急忙约见美商代表，详细阐明国民政府最近已采取各种措施，帮助恢复外资工商业，解救经济危机。罗赫德立即向白宫报告：由于蒋介石、张作霖、杨森、李济深的四面包围，以及本地工商金融的瘫痪，武汉政府已处于十分窘迫的境地，“政府官员们正以全部时间和精力争取中外人士的普遍支持”⁽³³⁷⁾。

然而，对于尚未彻底摆脱革命影响的武汉政府，美国的政策是继续分化，而不是支持。它要支持和鼓励的是彻底同共产党决裂了的南京政权。4月25日，柯立芝总统亲自出马，宣布美国在华目标就是帮助和鼓励一切谋求自由、统一和建立共和制政府的合法愿望。美国深信：“动乱终将平息，某种形式的政权终将出现，该政权无疑准备对我们所遭遇的错待予以适当解决。”⁽³³⁸⁾

为了向列强证明自己就是能够作出“适当解决”的政权，南京政府特意任命同美、英关系密切的伍朝枢担任外交部长。蒋介石集团完全明白，南京事件是他们改善同列强关系的最棘手的问题。列强将坚持满足自己的要求，而南京政府又不敢过分屈从，因为这会遭到广大人民的唾弃⁽³³⁹⁾。于是，南京政府多方伸出外交触角，谋求各国的谅解与协作。

4月16日，黄郛告诉日本领事矢田：蒋介石有意负责解决南京事件⁽³⁴⁰⁾。同月21日，郭泰祺又奉命向矢田探询田中新内阁对华强硬政策的内容等问题，矢田指出：南京政府的政策基础在于保护外国利益和取缔共产党，如能充分实行，列强自然愿同“有充分权力和实力的人”交涉⁽³⁴¹⁾。郭泰祺随后表示，南京政府欢迎列强可能施之于汉口的任何制裁⁽³⁴²⁾。蒋介石还于4月25日通知日方，已决定派与田中义一有旧交的蒋方震、刘厚生秘密赴日，向田中介绍情况，寻求谅解和援助⁽³⁴³⁾。

蒋介石集团在长江下游站稳脚跟后，立即设法处理南京事件，清除与列强建立正式关系中的障碍。4月末，武力解除留守南京的第六军第十九师的武装，下令通缉林祖涵，以图进一步嫁祸于共产党⁽³⁴⁴⁾。5至7月间，南京政府分别同美、日、英、法等国代表进行非正式会谈，基本接受五国宁案通牒的条件。南京政府要求英、美对炮轰南京表示歉意，但不必赔偿；还要求各国放弃不平等条约。其代表向美国外交官解释，这两项要求都为了应付中国舆论，并不指望得到赞成的答复⁽³⁴⁵⁾。

5月12日，田中接见了蒋方震等人。经过恳谈，对蒋介石及其计划有了“亲切了解”⁽³⁴⁶⁾。20日，田中训令驻华外交代表：“蒋介石的真面目就是逐步消灭共产党，努力维护秩序。我方宜酌情给予精神上的援助，帮他们实现政治计划。只要蒋介石一派向武汉进兵，张作霖等北方派就应避免在侧面妨碍蒋的行动。望你们共同促进南北妥协。”⁽³⁴⁷⁾

在日本的斡旋之下，蒋方震与张作霖的代表张厚畹在东京秘密谈判。双方一致同意：负责在各自势力范围内消灭共产党；由各方代表召开政治会议，然后再召集国民会议，实现统一。但是，蒋方要求以陇海铁路为线划分势力范围，奉方则要求以长江为界，而且反对将来的统一政府以三民主义为纲领及实行一党制。双方争执不下，谈判没有成功。日本撮合南北妥协的计划又一次破产⁽³⁴⁸⁾。

在日、美都不愿制裁国民政府的情况下，英国对集体制裁已不那么热心，更不愿损害蒋介石和国民党“温和派”，于是，打算单独派兵夺回汉口英租界。4月21日，英驻华海军派遣两艘巡洋舰开赴汉口，停泊在原英租界岸边⁽³⁴⁹⁾。英内阁也于27日作出决定：从“上海防卫军”中抽调两个营或更多兵力去重占汉口英租界⁽³⁵⁰⁾。但是，这一打算遭到包括蓝普森公使在内的外交官和军界人士的广泛反对。他们指出：此举在政治上将激怒中国人民，给蒋介石造成的伤害同极端派一样大，还会引起美国的反感；军事上只能坚守到11月的枯水期前，不可能在武汉常年维持足够的兵力，更不可能保护英租界外十倍以上的英国利益；经济上势必引发中国各地对英国贸易的长期抵制，得不偿失。5月2日，英国内阁决定放弃这一打算，不实行制裁，因而也没有必要向武汉发送通牒⁽³⁵¹⁾。

5月9日，张伯伦在下院发表讲话，声称“南京事件已经促成国民党阵营酝酿已久之分裂”，“真正的肇事者，即共产派煽动家们，已遭国民党人自行惩处”。“汉口国民政府已丧失统治地位，现仅徒有其名”。“一个新的国民政府正在南京组成”。他说：“列强对待南京事件的态度改趋缓和，主要为一个愿望所鼓舞，即不要使该政府或其他任何新政府在其统治区内建立秩序时感到为难”。他还宣布，出于同样考虑，英国目前放弃对宁案的制裁和第二次通牒⁽³⁵²⁾。

作为对上述决策的补充，英政府于5月11日决定不再反对英国民间给张作霖等军阀提供借款，但英政府不用武力或其他手段保护借款利益⁽³⁵³⁾。同日，英海军部授予驻华舰队更大权限，对英人生命财产所遭攻击可当即进行报复⁽³⁵⁴⁾。

随后，英国又采取了两个外交行动，一疏一亲，态度鲜明。5月17日，一个月前刚刚接替台克满的英公使驻汉口代表牛顿（B．C．Newton）照会陈友仁，声称“鄙人驻在地之政府，完全缺乏实践文明国家责任之能力”，随即离汉⁽³⁵⁵⁾。此前一天，英公使离京赴沪，名义上是同当地英国文武官员“磋商形势”，暗中则通过王宠惠，同南京政府交换解决宁案的意见⁽³⁵⁶⁾。

此后，武汉政府外交上困境愈深。

二　武汉国民政府的“战略退却”与政策调整" class="reference-link">二　武汉国民政府的“战略退却”与政策调整

自国民政府迁鄂起，财政困难的阴影就一直笼罩着它。“四一二”政变前后，财政困难更有了恶性发展。这种困难逐渐波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首先是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至4月下旬，武汉失业工人已达30万。其次是煤荒、米荒。有一段时期，汉口存米仅有8万担，只能维持11天。为了解决财政经济困难，武汉国民政府成立了战时经济委员会，颁布《集中现金条例》，禁止现金出口，但是，上海金融资产阶级和南京国民政府立即采取反措施，对武汉实行金融封锁，武汉地区的经济因而更为艰难。

困扰武汉政府的还有群众运动中的“过火”倾向问题。

南京事件后，湖南民众宣布对英罢工，同时接收青年会，封闭正大煤油厂，湖南省政府为此向武汉国民政府请示外交策略。汪精卫、谭延闿等觉得“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太自由了，适足以逼得他们形成一条联合战线”，又责怪湖南省政府“未得中央的许可，擅自任由民众处理外交的事件，不加阻止”。他们推汪精卫起草电报加以告诫，内容是：“关于外交的事，省党部同省政府应先向中央请示，不得擅自处置；民众如有对外交的运动，应先向当地的党部及政府商议，不能自由行动。”4月13日，中央政治委员会决议追认上述告诫并通告各省党部。会上，陈友仁转述了美日侨民想维持或恢复营业，但因劳工要求过高，进行抵制、恐吓，难以营业的种种抱怨。孙科大怒说：“这简直是自杀，把一些工厂都逼得关了门，政府又没有几多钱来救济，试问他们吃什么？”他要劳工部长苏兆征下令，要工人“不得故意同外国人为难”。陈还报告，现在日本人一出来就要遭打，“这种排外的方法也是不对的”。会议最后通过汪精卫的提议，由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长陈公博、国民政府劳工部长苏兆征、外交部长陈友仁组成委员会，处理劳工涉及外交的各种问题⁽³⁵⁷⁾。

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方面日趋险恶严峻的形势下，鲍罗廷不得不提议实行战略退却。

4月20日，鲍罗廷在中央政治委员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说明：“自从东南的反动气焰高涨，增加了帝国主义者向我们进攻的力量”，“为应付这种恶劣的环境，只有暂时采取战略上退却的办法”。他说：“他们凭武力而施压迫的唯一理由，就是说在国民政府之下，外国的侨民不能继续经商。而我们自己的民众也常常误解了打倒帝国主义的意思，以为打倒了一家洋行，或打倒了一家商店，就是整个的帝国主义授命之时。”他指出汉口失业工人的数目正逐日增多的事实后又说：“这一个退却的政策，一方面是要减少我们失业工人的数目，苏解失业工人的困苦；一方面要使帝国主义者无所藉口，他们的人民不至于赞成他们的政府对于我们的武装干涉。”⁽³⁵⁸⁾

汪精卫等人支持鲍罗廷的提议，认为“退却真是有利益，退也是可以的”。会议决定：一、中央指定政府及工会人员组织一委员会，其目的是在工人之中，特别是在外国商店工人中执行革命的纪律。同时由工会组织一个惩戒委员会，检查与处罚一切违犯革命纪律的工人。二、政府立即与主要外国商店及银行协商，使之能在各地公开贸易，并由政府与职工会代表组织委员会，执行协商结果。三、除得第二条所规定之委员会的同意外，外国商店与银行内之工人不得罢工。四、政府应尽快规定一切必需品之最高价格。政府与银行协商规定铜元价格。五、立即设立失业局与失业者饭堂⁽³⁵⁹⁾。同时，国民党中政治委员会还决议委托工人部去指挥外国银行的罢工者让步，以使外国银行复业。又针对军队的习惯做法和民众反教运动中的倾向，作出决议，外国学校及教堂等房产均受国民政府法令保护，租借与否，悉听外人自愿，无论何人不得强行占据⁽³⁶⁰⁾。

随后，国共两党领导人举行联席谈话会，汪精卫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和鲍罗廷、罗易，中共负责人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等出席。会议认为：现在最重要的工作，一是积极北伐，二是肃清东南的反革命派。至于外交方面，则不妨暂时退却，保护外人生命财产，恢复外人商业。会议决定由国民党中央派员去湖南、江西宣传对外方针。会议也讨论了恢复商务和交通问题，认为恢复商务最重要的是汇兑，决定由外交、财政两部会同中外财政专家讨论“完美的办法”，交通则由外交部、交通部分别与太古、怡和、招商、三北等公司接洽，并由国民政府明令保护长江航运业。此外，会议认为，武汉失业工人已达30万之多，须寻找办法解决⁽³⁶¹⁾。

鲍罗廷还在战时经济委员会中提议：由政府召集英美烟公司劳资双方协议复工办法，凡在国民政府区域内的中外各工厂应予切实保护，所出产品一律自由行销，不得抵制；同时决定组织大规模的中外合资公司，专营出口，资本500万，争取由英或日商投资五分之二。此前，湖南人民曾于4月12日没收美孚公司煤油，组织人民煤油公卖委员会。对此，鲍罗廷提议，应由中央电令湖南省党部和省政府：立即取消人民煤油公卖办法；嗣后凡关于外人商业和财产事项，绝对不得由省党部或省政府决定办理，应报告中央听候解决⁽³⁶²⁾。

在4月30日举行的“大局讨论会”上，鲍罗廷进一步提出，应利用美、英、日各国的内部矛盾，实行不同的对策。据他分析：美国、英国有财政资本派和商业资本派的不同，日本有军人派和工商业资本派的不同，前者主张武装侵略，后者主张和平经商，因此，应该联络商业资本派，允许他们的工商业在国民政府之下有合法的发展⁽³⁶³⁾。

方针既定，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即努力落实。4月23日，陈友仁特意接见美国驻汉总领事和美商代表，绝对否认外人所传摧残外商在华营业为国民政府政策之说，宣称政府现正解决长江流域的特殊经济问题，决定恢复商务和使外人可以安心营业的各种计划，并声明工人现已自己决定实行革命纪律，协助政府策略的实施⁽³⁶⁴⁾。外交部还积极同亚细亚、美孚、怡和、太古、日清等公司商讨复业、复航问题。本来在反帝运动高潮中，外交部曾拟定废除领事裁判权的五项具体办法，为了贯彻“退却”原则，决定通告司法部：“照此条款办，但不必发表”，实际并未贯彻执行⁽³⁶⁵⁾。

4月25日，陈友仁与日本驻汉总领事就“四三”惨案商定6条办法：1．日方撤退水兵、撤除防御武器；2．日商复业，发给华人工资；3．中方撤退军警和纠察队；4．工人服从政府命令，决不仇视外人；5．国民政府负责保护日人财产；6．“四三”案保留，俟适当时期再开谈判⁽³⁶⁶⁾。5月下旬，日方向国民政府提出道歉、抚恤日本受害侨民，赔偿损失，担保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等要求。陈友仁答以应由双方组织委员会调查事实之后再议⁽³⁶⁷⁾。“四三”惨案就这样搁置起来⁽³⁶⁸⁾。

4月下旬，经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出面干预，武汉外国银行的中国职工结束罢工，银行方面接受了工人部分条件，但对罢工期间的工资，只允许付给一半，另一半由国民政府津贴了事⁽³⁶⁹⁾。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事端，吴玉章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主张武汉不搞“五一”游行，最后议决限定游行路线，不入租界，并派大批军队随同纠察队弹压⁽³⁷⁰⁾。中华全国扩大对英经济绝交会拟开代表大会，呈请国民政府拨给两万元经费，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不仅未给经费，而且决议：“此会无设立之必要。”⁽³⁷¹⁾中央青年部与湖北省及武汉市青年部都主张收回武汉青年会，改成国民党青年俱乐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因顾虑对美国的外交，也决定暂不办理此事⁽³⁷²⁾。2月28日发生的汉口农民与日商三宜洋行冲突，该行被毁一案，一直未得到解决，5月初也由国民党中央决定“通融办理”，以赔偿日商5000元了结⁽³⁷³⁾。

为了将“战略退却”方针推向湖南、江西，4月2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特派林祖涵、陈其瑗分赴两省进行传达与指导。湖南省党部表示“完全接受中央的意旨”，但请示说：湘省民气素称激昂，“未便抑之过甚”，“应如何处置始能两得其平”⁽³⁷⁴⁾？武汉国民党中央的答复是：“外人商业应照常保护”；“长、岳两关由财政部派人接受”，湖南人民接受关税委员会应“速办移交，并以后不得再行收税”；准许亚细亚火油公司经理回湘复业⁽³⁷⁵⁾。5月12日，湖南代表熊亨瀚向武汉中央报告：除坚持煤油由政府管理外，其他涉外问题皆服从中央命令；省党部已与中共湖南区委召开联席会议，组织经济委员会，制定工商业保护法，添课遗产登记几种新税；以后逮捕土豪劣绅须经告发；同时决定，组织革命纪律裁判所，宣布九条戒令，违抗者以反革命罪论。熊并称，湖南现在所行的只是政治没收，绝对保护革命军人的家属同财产⁽³⁷⁶⁾。

江西方面，在陈其瑗到达南昌后，立即于5月5日召开省市党部、省政府联席会议，决定完全接受新的外交、经济政策。6日，召开各界联席会议，决定“缓和”政策七条，如提出“打倒劣绅，保护正绅”，“不妨害小地主”（自耕农）等口号⁽³⁷⁷⁾。

战略退却的实施，在争取部分外侨复业，缓和严重经济危机，减轻列强的联合干涉压力等方面收到了一定效果。陈友仁4月27日报告说：“日租界的情形现在好得多。日本水兵业已撤退了一部分”，“商店已开门，交通也恢复了。”⁽³⁷⁸⁾英亚细亚火油公司经理对陈表示，要去长沙复业。外国轮船公司恢复长江航运问题也有进展。

但是，武汉政府的战略退却并没有使列强萌生改善关系的诚意。4月下旬，日本田中内阁通知武汉政府：日本继续保持与各国一致行动的立场。随后，田中认为武汉政府“无实力”，“不负责任”，开始考虑以南京政权为交涉对手⁽³⁷⁹⁾。5月9日，英国外长张伯伦公开否认武汉国民政府的存在及其统治权力⁽³⁸⁰⁾。同月17日，英国公使代表牛顿奉命离汉。此后，列强驻汉领事官员虽继续同武汉政府保持联系，但目的是诱迫武汉国民党集团压制民众，保护各国利益。武汉政府的外交活动已难有所作为。

与外交上“战略退却”的同时，武汉国民政府也在内政上推行一系列新政策，其重点在于联络工商业者（武汉国民政府称为“小资产阶级”），纠正工农群众运动中的“过火”行动。5月9日，汪精卫说：“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农工商非联合起来不可，如果农工只顾农工的利益，国民革命一定要失败的。”⁽³⁸¹⁾从5月份起，武汉国民政府陆续发布了一系列条例和训令。

5月9日，公布徐谦草拟的《禁止民众团体及民众执行死刑条例》，规定判处死刑应报告政府核准，如审判机关不报告则执行者，解散该审判委员会，另行组织；各地民众团体拿获反革命派，或劣绅土豪等，即交政府严办，不得自由枪决。

5月14日，公布《取缔擅行逮捕令》、《禁止擅行没收人民财产令》。前令规定，逮捕须由司法机关，或武汉公安局奉上级机关命令执行，当场拿获的现行犯，须交政府之机关审讯。后令规定，凡不依《处分逆产条例》而擅行没收人民财产者，政府予以严厉制裁；其为团体行动者，解散团体，处罚负责个人。

5月19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各级党部，批评长江流域农工团体“忽视共同作战之工商业者同盟者”，如，“常向雇主提过度之要求，甚或以武装纠察封闭厂店，强迫雇主行不可能之条例”，认为其结果，“徒使农工孤立而入自杀之途”，“要使国民革命之基础，日益摇动”，因而，特令国民政府执行以下决议：一、制定劳资仲裁条例；二、制定劳动法，三、制止工人及店员过度要求；四、严禁工会或纠察队对店员或厂主恐吓罚款及擅自逮捕；五、外人在华经营工商业者应由外交当局根据上列四项原则办理。训令称：凡属党员如有违反及不执行者，各级党部应加严厉之制裁；各级党部如不能领导民众服从上项决议，中央予以相当惩戒。

同日，训令湖北省总工会，声称“工人于参加国民革命中取得其本身之利益，同时须要不忘其同盟者工商业者之利益，否则，工商业者将离国民革命之战线，而使其本身与农工两败俱伤，危及革命之前途”。训令共三条：一、工人有违反纪律者，该工会得加以制裁；二、违反纪律之工人，如情节重大时，仍应交政府机关办理；三、除对工人以外，工会不得有逮捕、罚款及其他压迫之情事⁽³⁸²⁾。

5月20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向各级党部发出关于“纠正农运”的训令，略称：“剥削农民与压迫农民必须行迹显著、证据确凿者，始得交由法定机关依法惩办，至乡里公正及丰裕之户不反对国民革命者，皆在国民政府保护之列。”训令声言：“其有藉端扰乱、破坏公共秩序以快意者，既有损于革命之利益，即无异于反革命。”

同日，颁布“制裁越轨行动”训令，声称中央已决定组织特别委员会，亲赴各地指导，切实执行中央决议。

5月24日，武汉国民政府令各省政府分饬所属各机关，一律严禁侵犯军人土地财产，凡已被分割者，务须清查发还⁽³⁸³⁾。

5月30日，武汉国民党中央训令各县党部，不得干涉地方行政，如再有自由逮捕、惩罚人民情事，定将该县党部解散。

6月2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对各级党部发出训令，要求：一、对党员之选择，务须严格，决不可使投机分子乘间而入，已经厕名者务须淘汰；二、注意对党员进行主义之认识，政策之运用，服从纪律之习惯等方面的训练；三、对民众应先注全力于宣传党义；四、注意克服各种民众运动的幼稚举动。

6月4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及湘、鄂、赣三省党部联席会议通过关于成立乡村自治机关的决议案：“在过渡时期，设置县、区、乡自治筹备会，在国民政府农政主管机关特派员指导下，筹备县、区、乡民会议及政务委员会，代行职权”，“以杜民众之幼稚及不合于中央训令之行动”。

任何革命都不能超越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同样，任何健康的群众运动也都必须接受一定的政策和策略的指引。那种以为群众运动具有天然合理性，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能加以限制的观点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当时的工农运动中确实存在着“过度”或不讲政策、策略的“左”的倾向，武汉国民政府的上述训令旨在纠正这些倾向，不能认为完全是错误的。但是，真正的力量存在于工农群众之中，因为工农运动中出现了“左”的倾向就否认发动群众的必要性，不要群众，其结果必然是孤立和削弱自己；如果因此而敌视以至镇压群众，那只能促使自己走向反面。不幸的是，武汉国民政府领导人正是逐步走上了这条道路。

自5月中旬起，武汉国民党中央陆续惩处了汉阳县党部等组织和团体。当月11日，汉阳县公署根据汉阳县党部的要求，逮捕汉阳商会会长周文轩等，没收八处工厂，罪名是破坏党部、组织机器工会与十人团，同蒋介石通电等十一条。汪精卫认为：“当现在极力联络小资产阶级的时候，汉阳县党部居然不呈请上级党部，擅行逮捕，显系违背中央的政策。”⁽³⁸⁴⁾鲍罗廷并提出，解散汉阳县党部。他说：“革命最注重的是纪律，汉阳县党部近在咫尺，竟敢违背中央保护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则离中央较远的地方，更要不服从中央的命令！”⁽³⁸⁵⁾孙科说：“今天跑一个店东，明天跑一个工厂主，都是增加失业工人数。试问不联合小资产阶级、革命如何能够成功？”⁽³⁸⁶⁾会议决议：严重警告汉阳县党部，如再违法，即行解散；令武汉公安局将查封财产发还，释放周文轩、周仲暄；由司法部重新审理此案。

同月30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决议，河南各级党部、各农民协会、各妇女协会均应停止活动，听候调查。孙科并提出，湖南农民协会也要全体停止活动⁽³⁸⁷⁾。

6月2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下令解散黄冈县党部和县农民协会。5月下旬，黄冈团风烟酒公卖分处处长罗永泽控告“黄冈农民铲挖烟苗，妨碍国家税收”。汪精卫得知此事后，愤愤地说：“他们简直要饿死靠烟酒吃饭的人，照他们这样胡闹，打到湖南，湖南完了；打到江西，江西完了；打倒河南，河南又完了。中央只好关门，还革什么命！”孙科则更进一步说：“他们就是反革命，他们比蒋介石打来还要凶！”⁽³⁸⁸⁾孙科的话，把敌视群众的感情表露得再明显不过了。

武汉的战略退却和政策调整只实行了很短一段时期，便因国民革命阵营内“左”、右两种倾向的冲击而迅速改变了性质和初衷。一方面，国民党武汉集团在严峻形势下日趋右倾动摇，将有原则的退却变成无原则的退却；另一方面，民众运动中盲目排外等“左”的倾向也加重了武汉外交的困境，使战略退却无法实行下去。中国共产党内部在如何对待群众运动的问题上也存在着尖锐的分歧，未能得出统一而正确的结论。曾以左派自居的大多数武汉国民党领导人则以民众运动失控为由，走向取缔和镇压民众运动的道路。同时，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则利用民运中的“左”倾现象造谣诬蔑，挑拨离间，分化革命。当年领导湖北工人运动的中共负责人刘少奇十年后深刻批评了这一时期的种种“左”倾错误，指出“这种左倾错误至少帮助了反革命”⁽³⁸⁹⁾。

三　中共“五大”的召开" class="reference-link">三　中共“五大”的召开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于1925年1月。蒋介石在上海清党之后，中国革命到了一个紧要关头，部分共产党人要求迅速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改变中共中央的现行政策。陈独秀和彭述之感受到了这种情绪，计划将会议推迟到1928年，但是，共产国际代表团反对拖延，主张马上召开⁽³⁹⁰⁾。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董必武等80人，代表党员57，963人。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国民党代表谭延闿、孙科、徐谦、汪精卫也出席了会议。

陈独秀在会上作了《政治、组织报告》。他回顾了中共四大以来的形势发展，认为北伐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合作的结果，“四一二”政变后，中国的资产阶级完全脱离了革命，但是，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得到了巩固。关于小资产阶级，陈独秀称：我们总是需要与小资产阶级建立联盟，因此，必须向他们做某些让步。在土地问题上，陈独秀称：过去党限制了农民运动，现在必须没收大地主和中等地主的土地，但是，他又提出，“在相当时期内，或许是在很短期间内，我们必须保持中间路线。”他说：“我们目前是加深农民革命呢，还是等待北伐继续向前推进，等待农民运动扩大以后，再来加深农民革命呢？我以为后一种做法要更可靠得多。因为旧军阀仍然存在，还有所谓新军阀，如蒋介石。”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陈独秀作了一个乐观的估计。他认为，“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左派处于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说无产阶级根本没有取得领导权，是不对的”。关于军队，陈独秀称：当时国民政府的军队是由旧军阀的部队发展起来的，军官是地主子弟，不能作为革命的依靠力量。因此，他主张“改组军队”，让大多数工农加入军队，使军队革命化。关于武汉国民政府，陈独秀认为，在汪精卫回国之后，它“开始成为无产阶级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向革命民主专政的方向前进了一步”。但是，陈独秀又说：这个政权中“没有工农群众，只有几个工人领袖”。“我们必须利用这种机构，以便今后建立起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府，并进而走上工农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的道路”。陈独秀并称：“我们不再是在野党，而是真正要领导革命了。”⁽³⁹¹⁾

陈独秀报告后，有38个代表要求发言，讨论了好几天。代表们严厉地批评了中共中央在中山舰事件期间的退让策略，认为中共中央“企图缓和城市及乡村中阶级的冲突；企图减弱，或甚至于完全拒绝中国无产阶级底阶级的独立的发动”⁽³⁹²⁾。瞿秋白、任弼时指责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瞿秋白还在会上散发了他写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中的争论问题》。

5月4日，罗易向会议解释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革命决议案。会议在短暂的讨论后，未加修改就通过了由罗易起草的相应决议：“第五次大会认为现在革命阶段的特质是需要建立一个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只有这个政权，以无产阶级做领导，才能解决现在革命中的重要问题，并引导革命向非资本主义之方面进行。”⁽³⁹³⁾

汪精卫参加了当日的会议。他非常注意地听了罗易的讲话，讨论时头一个发言，慷慨激昂地宣称：“国民党完全接受共产国际关于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的解释。没有人能够指责国民党支持资产阶级利益。相反，国民党正遵循一条革命的道路。”⁽³⁹⁴⁾同日，汪精卫在政治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上介绍了会议情况，并将决议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加以对照，他说：“第三国际的决议案，同国民党的政纲可以互相帮助，并无冲突”，“国共两党是可以携手合作的”⁽³⁹⁵⁾。

罗易是中共五大会议的明星。他在会上作了多次讲话，反对鲍罗廷的“战略退却”和工人阶级的“自我约束”，主张加强阶级斗争，加深革命基础，在此基础上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因此，他提出，当时的任务是：一、进行土地革命；二、武装农民，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三、建立农村自治政府，摧毁农村封建地主的政权；四、建立国家机构，进而实现民主专政；五、在巩固的社会基础上组成一支革命军队⁽³⁹⁶⁾。会议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土地问题》、《职工运动》、《组织问题》等一系列议决案，部分地反映了罗易的观点。

会议认为：“五卅”运动以后，党只注意了反帝和反军阀的斗争，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提出：“本党的任务是继续去争取领导权，建立一个左派的革命联盟，包含工农小资产阶级，以反对封建分子资产阶级的领导。”

会议通过的宣言提出，在封建的及资产阶级的分子退出后，国民党“日益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民权同盟”，“联合民权派的一切成分于国民党旗帜之下，以强健这个革命的同盟，是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阶段中的主要职任。革命的民权同盟，是国民革命的指导者。”⁽³⁹⁷⁾《政治形势与党的决议案》则称：“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比以前应当更加密切。”“共产党不仅与国民党共同担负责任，而且共同担负政权。”

会议还认为：在争取领导权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应该在农民中得到同盟者，当时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土地问题的急进的解决”⁽³⁹⁸⁾。会议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提出：“现在的革命趋势，是要推翻土豪劣绅的政权，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派的土地，以贫农为中坚，建立农民的政权，实行改良农民的经济地位，一直到分配土地。”该议决案中的《农民政纲》提出：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除小地主和革命军人现时已有的土地外，无代价地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取消地主绅士所有的一切政权及权利，建立农民的乡村自治政府；解除乡村中反动势力的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等。毛泽东曾向会议提出普遍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大力武装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政权等提案，但在陈独秀影响下，大会拒绝讨论。

会议还认为：共产党应当竭力执行深入革命的职任，以巩固革命的根据地。《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批评先完成北伐而后进行土地革命、建立民主政权的主张，提出当时的重要任务是在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诸省，“毫不留情的与反动势力作战”。

会议提出：当时“职工运动的新方针”是：极力从政治上、经济上向资产阶级勇猛的进攻，一直到要求没收一切银行、矿山、铁路、轮船、大企业、大工厂，收归国有⁽³⁹⁹⁾。会议还提出：工人纠察队是保障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武装之一；要使军队革命化，建立真正的革命军队，必须有多数的工人去当兵等。

领导权问题涉及党权、政权、军权等许多方面。北伐期间，中共长期以在野党自居，自外于政权、军权，“五大”在这两个问题上有进步。但是，不管是陈独秀，还是罗易，都还没有充分感到形势的严峻，也没有感到汪精卫和武汉政府正在急剧地向右摆动，因此，会议仍然没有提出解决领导权问题的具体方案。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在随后举行的五届一次中央委员会上，选举产生了中央政治局，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苏兆征为政治局委员，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为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为秘书长。由于陈独秀作了部分自我批评，会议在没有任何异议的情况下继续选举他为总书记。这样，就使得以后中共中央的路线、政策、策略未能发生任何重大变化。

当时商业凋敝等问题严重困扰着武汉当局，徐谦参加了五大后，曾在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上表示：第三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的决议固然对，但理论是理论，事实是事实；理论尽管不错，还要有方法。他要求具体解决“保护小资产阶级的问题”。5月13日，新成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作了若干规定，如：在劳工部下设立仲裁厅，解决雇主和店员间的冲突；劳工部颁布劳工法；调和店员过分要求；商民享有政治和公民的权利等⁽⁴⁰⁰⁾。5月22日，湖北全省总工会与汉口特别市商民协会共同讨论，就改良店员待遇、店员工作时间、工商界线、劳动童子团、用人、营业收歇、营业管理、工商谈判、抑平物价、工商联合等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这些方面显示，中共中央政治局仍然在实行鲍罗廷的“战略退却”。

中共五大之后，很快发生夏斗寅叛变和马日事变两项事件。5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两个共产国际代表之间爆发了又一次争论。鲍罗廷作了长篇发言，其大意是：一、现在的国民党左派还是好的，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领导湖南农民运动的是“地痞”与哥老会。二、现在必须向左派让步，继续取得与他们的合作是中心问题。三、国民党的中央现在还是好的，离开或者推翻国民党中央，不是决裂，便是政变。应该攻击党内的这种危险倾向。四、农民运动只要能做到减租减息，乡村自治等，便是胜利，便是土地革命。五、中共中央及一切工会农会应发表宣言，号召群众拥护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公布的取缔民众运动过火和错误的法令。罗易的意见与鲍罗廷针锋相对，他认为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已是土豪劣绅、地主、军阀的代表，应该号召左派群众起来推翻他们，实行工农民主独裁。同时，他提出，中共中央应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最近公布的反对工农运动、保护封建制度的反动法令。蔡和森对二人之间分歧的印象是：“老鲍是有办法而无原则，罗易是有原则而无办法。”⁽⁴⁰¹⁾在“原则”和“办法”的分歧面前，这次，中共中央选择了鲍罗廷的“办法”。

5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湖北省委草拟的《工人政治行动决议案》，规定政治停工须得总工会令，非十分重大政治示威，决不下停工令；非得政府令，商店不得停市；又规定：工会无政府令，不得拘捕、审判非工人。同日，通过《对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态度》，提出：“乡村中的农运问题，一切非本党政策所规定的幼稚行为，必须依本党的力量，切实矫正。”文件并称：中国土地问题尚须经过相当宣传时期，并在建立乡村政权之后才能解决。

同日，鲍罗廷与陈公博、谭平山赴湘处理马日事变。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认为还不能立即和敌人发生武装冲突，应该争取时间，保存自己的力量，为不可避免的战斗作准备。会议决定同左派国民党领导人，特别是汪精卫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以便结成一个联盟，反对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民党内的军阀反动势力。同时，会议也决定，在充分利用各个“左派军阀”领袖之间的矛盾的同时，创造自己的武装力量，武装工人、农民，并将士兵争取到革命方面来。政治局还具体提出了多项应变计划，如：建立党的秘密机构，隐藏工人、农民组织所拥有的武器，用派自己人参军的办法扩大叶挺和陈嘉祐的部队，掌握第二军和第六军，同时在占领郑州之后，鼓动第四军和第十一军回师南向，收复广东等⁽⁴⁰²⁾。政治局并决定，将本决议立即通知鲍罗廷和谭平山，要他们按此路线行事，未经政治局批准，不得执行在原则上不同于本决议的路线。在马日事变的血的教训面前，中共中央对形势不能不有所警觉，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应变计划执行不力。

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农民运动策略大纲》，认为当时贫农与地主之间急剧的冲突，是革命发展的当然现象，并非所谓“过火”，但是，在既无靠得住的军官和具有阶级觉悟的军队的情况下，冲突的继续发展，将危害全国的革命形势和联合战线。政治局要求：迅速执行“五大”的农民政纲——不没收军官家属的土地和财产；在秋收，即在等到本党对于中小地主的态度完全解释清楚，乡村自治政权已经开始建立，再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大纲》批评当时农民运动中的“无组织的行动”，如：自由逮捕、罚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均分财物、罚款、用强迫手段禁烟禁酒等，认为这种斗争方法，“都带着中国原始的平民暴动之性质，一概都要努力避免而与以正确的指导”⁽⁴⁰³⁾。

维护统一战线，纠正群众运动中的不符合于政策与策略的行为，将群众运动引入正确的轨道都是必要的，但是，陈独秀和鲍罗廷不懂得，一味退让并不能维护统一战线，更不能制止武汉政府已经向右转动的车轮。

在退却与进攻两种策略并存的情况下，武汉国民政府后期的群众运动出现了复杂的形势。

5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改组中央农委，以谭平山、毛泽东、陆沉、瞿秋白、陈独秀等组成。30日，毛泽东与谭延闿 、谭平山、邓演达、陆沉等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名义发出训令，要求湖南、湖北两省农协“采用新政策”。6月7日，再次发出训令，提出为“新政策”的顺利实施所必须执行的规定。两次训令都作了部分政策调整，如：要求与小地主及革命军官家属合作；注意革命同盟者的利益，与农村中的小商人建立亲切的革命同盟；注意改良乡村旧习惯之步骤，不可操切从事；注意强固组织，严肃纪律，“如有不良分子发现，必须立即执行革命纪律，予以严厉制裁”，以及尽可能使谷米流通，活跃农村金融，等等。但是，上述训令也要求：继续发展农协组织；创设区乡县的自治机关；解除土豪劣绅武装，用以武装农民；没收土豪劣绅及大地主的土地。这些方面，体现了继续进攻的方针。6月13日，第三次发表训令，要求各级农协一致请求国民政府命令保护工农组织及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惩办一切屠杀工农、扰乱后方的反动派。训令同时号召各级农协团结农民，严密组织，武装自卫。6月19日至21日，湖北省农协举行扩大会议，确定坚决反击土豪劣绅的方针。此后，农民运动逐渐“上山”，转入武装反抗。

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也存在退却与进攻两种因素。

5月20日至26日，共产国际领导下的赤色职工国际在汉口召开太平洋劳动会议。中、苏、日、美、英、法、朝鲜、爪哇八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33人出席。中国代表团由中共代表瞿秋白，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苏兆征、刘少奇、李立三，湖北全省总工会代表项英、林育南，上海总工会代表郑复他，中国国民党代表陈公博等15人组成。会议由苏兆征主持，李立三作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的报告。会议通过“联合世界各工会，对中国时局加以援助”等多项决议。6月19日至29日，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汉口举行。到会代表420人，代表290余万有组织的工人。会议以“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为中心口号。通电称：“誓与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同生死、共患难，反对帝国主义者之武装干涉，反对反动派对于农工之屠杀及农工自由之限制，并绝对赞助农民获得土地之一切争斗。”⁽⁴⁰⁴⁾汪精卫和陈独秀参加了28日的会议。当日，代表临时提议：请国民政府禁止停止工农运动；明令朱培德恢复工农运动，迎回被迫离赣的政治工作人员；全体代表向国民政府请愿，立刻出兵讨蒋⁽⁴⁰⁵⁾。会议通过的《政治报告决议案》认为工农运动“过火”的说法是大资产阶级煽动小资产阶级的口号，必须坚决予以驳斥。但是，决议也表示，要“纠正过去非组织的行动”⁽⁴⁰⁶⁾。会议选举李立三、邓中夏、林育南、刘少奇、项英、苏兆征、向忠发等35人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陈为人等20人为候补委员，以苏兆征为委员长。

两次会议增加了武汉政府后期工人运动的声势和色彩，但是，它们都无法挽救已经形成的颓势。6月28日，湖北省总工会发表声明：“自动停止纠察武装，请政府保护，以示拥戴之诚意。”⁽⁴⁰⁷⁾6月29日，国民党军占领全国总工会和湖北总工会机关。自此，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逐渐被迫转入地下。

当时，不少人认为讨伐蒋介石是国民革命的唯一出路。7月初，武汉地区各团体纷纷请愿，要求东征。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再一次出现川流不息的游行队伍。7月3日，华侨协会在武汉召开全体代表大会，推彭泽民为主席。会议决定呈请国民政府速下讨蒋令⁽⁴⁰⁸⁾。7月6日，长江流域商民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至15日闭幕。出席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四省代表57人，推经亨颐为主席。会议通过拥护三大政策、请求明令讨伐蒋介石等通电及“巩固工商联合战线”等议案⁽⁴⁰⁹⁾。

7月15日至20日，全国学联在武汉举行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51人。会议邀请汪精卫、孙科为名誉主席，但是，二人都已无到会兴趣。郭沫若在会上演说称：“在四面楚歌之中，此刻我们应当团结我们的力量，打出一条生路来。”⁽⁴¹⁰⁾会议认为中国革命仍在高涨，号召一切革命力量团结起来，讨伐蒋介石，支持农村革命。同时，号召学生“到农村中去，到军队中去”⁽⁴¹¹⁾。这是北伐时期革命群众团体的最后一次代表会议。

7月30起，武汉人力车工人连续罢工三日。向忠发企图在8月1日发动总罢工，未成。武汉国民党中央旋即派人接收湖北省总工会⁽⁴¹²⁾。8月初，汪精卫集团反共活动加剧，学总工作人员纷纷逃避。同月上旬，国民党中央青年部下令学总停止活动⁽⁴¹³⁾。至此，北伐时期轰轰烈烈、叱咤风云的群众运动遂画上了休止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