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英关系的波折" class="reference-link">第三节　中英关系的波折

一　中英远东战略的分歧与争论" class="reference-link">一　中英远东战略的分歧与争论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国尽管在战略上与日本对立，对日本侵犯其在华利益不满，却始终对日本的侵华行动推行绥靖政策，在中国海关问题、天津英租界问题、华北白银问题以及封锁滇缅公路问题上，损害中国利益，换取与日本的暂时和平，给中国民众留下的印象不佳。中英关系随着国民政府争取英国援华的失望而日趋冷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在远东消极抗敌，节节败退，并且不时和中国争夺美援物资，使其国际威望及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进一步下降。中英虽然结为战时盟国，在反对日本法西斯这一点上有着共同的利益，也曾在缅甸战场上并肩作战，但英国的远东战略与中国的抗日外交间差距很大，双方出现矛盾和冲突为势所必然。

英国政府的远东战略有三个要点：其一，“重欧轻亚”、“先欧后亚”论。英国认为欧洲是决定英国生死存亡的关键之地，远东虽然也有英国巨大的殖民利益，却不对其本土构成直接威胁。为此，英国牢牢拉住美国，不使其稍离“先欧后亚”的轨道，这与蒋介石奉行的“先亚后欧”论，南辕北辙，无法协调。其二，维护英帝国的远东殖民利益。在英国统治集团看来，远东的抗日战争既是反法西斯战争，又是保护英国殖民利益的战争，对于两者的位置，他们常常把后者摆在首位。蒋介石曾批评英国的远东政策，无论军事、经济与政治上，“绝不肯牺牲丝毫之利益，以济他人”，“英国之自私，诚不愧为帝国主义之楷模矣”⁽⁸⁷⁾。其三，与美国扶植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不同，英国既希望中国坚持抗战，拖住日本，使其能在战胜德国后，顺利恢复其在远东的旧有殖民地，又害怕一个独立强盛的中国会对其在亚洲事务方面的绝对发言权提出挑战，更担心新生的中国会成为亚洲被压迫民族反抗殖民主义的榜样，形成与大英帝国相抗衡的中心，并在亚洲引起民族解放的连锁反应。中国则在经历了漫长的抗战历程后，进入了“四强”的行列，支持亚洲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解放运动，提升自身的强国地位，成为其重要的外交目标，这也势必与英国的远东殖民利益发生冲突。

1941年8月，美、英首脑联合发表了《大西洋宪章》，肯定了民族自治原则，但丘吉尔很快作出自己的解释，称该原则只适用于欧洲，不适用于印、缅等地，将英国的远东殖民地排除出《大西洋宪章》适用的范围之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丘吉尔为代表的英国统治者坚持殖民统治立场，不仅明确反对印度、缅甸等旧有殖民地的独立，而且不断地贬低中国的抗日战争，丑化中国的国际形象，激起中国朝野的坚决反对和批判，也一再导致战时中英关系面临破裂的危机。

1942年8月4日，蒋介石在会见美国总统代表居里时也对英国的战时对华政策作了激烈抨击，指出：“目前英国所采取之政策，实甚短见”，“倘无中国之抗战，亚洲大陆早已为日本所独占，印度早成为缅甸第二，而日本铁路早已纵横西比利亚原野矣，英人见不及此，仍视中国为百年前之中国，伈伈伣伣，俛首于英人之压迫，甘受屈服”，表示“英国对我既不愿以平等相待，藐视我为劣等之民族，故即彼有协助之贡献，亦非吾之所可接受”等⁽⁸⁸⁾。

1944年9月28日，丘吉尔在题为“战争和国际形势”的演讲中，针对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遭受的失败，说：“我非常遗憾地注意到，尽管中国得到过量的美国援助，但这个伟大的国家由于被七年的战争弄得筋疲力尽，所以遭到严重的失败。其中损失了陈纳德的美国飞行大队所需要无价的飞机场。这些不能不十分令人失望和不安。”⁽⁸⁹⁾丘吉尔的演讲再次引起国民政府的强烈反应。国民党军方的《扫荡报》发表社论驳斥丘吉尔的讲话，首先引证美国租借物资分配给各国的比例，指出这些美国物资大部分给了英国和苏联，中国仅得到2％，说明“过量”之说的荒谬；接着历数英国自抗战以来损害中国人民的所作所为，指出丘吉尔之所以尽一切来反对中国，是因为中国进行了七年半卓有成效的抗日，形成了对英国在远东利益的威胁，尤强调三点：第一，中国的抗战会激励印度为独立而战；第二，香港的九龙问题是中英关系中的“脓包”，是英国良心上的耻辱；第三，英国担心战后中国会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成为远东举足轻重的大国。态度之严正，措辞之尖锐，为战前所未有⁽⁹⁰⁾。10月2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评述丘吉尔的讲话，“以正视听”。其要点是：中国军队靠的是抗战决心来对抗日军的优势兵力；中国军队将美援物资和其他物资主要用于缅甸战役，才导致本土军事失利；丘吉尔沾沾自喜夸耀的英军在缅甸的胜利主要是中国军队取得的；中国毫不犹豫地为英属缅甸的抗日大业奉献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等⁽⁹¹⁾。中国舆论批评远东战场不受重视，大批美援给了英国和欧洲战场，中国未能得到应有的援助，呼吁美国加强对华援助。国民党对于丘吉尔的批判，包含着为自身军事失败辩解和开脱的意义，但丘吉尔指责中国得到的美援“过量”，却为国民党提供了反英的借口和发泄的机会。在中国朝野一片反英声中，英方被迫做了让步。根据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的建议，一方面由英国政府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要求结束反英运动；另一方面，由英国政府发表声明，肯定中国军队在缅甸的贡献，并让东南亚战区总司令蒙巴顿上将于10月14日亲往缅甸北部慰问中国军队，同时由英国总参谋部发布特别嘉奖令，表扬中国军队。此次风波在双方的妥协下告一段落。

二　中英战时交涉的主要问题" class="reference-link">二　中英战时交涉的主要问题

由于中英两国在远东战略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中国朝野的反英浪潮持续不断，中英间的交涉也层出不穷，其数量之繁多，争执之激烈，在同盟国间是很突出的。主要争执除香港问题、印度独立问题外，还有下列数端：

中国的四强地位。1943年3月21日，丘吉尔发表广播讲话，有意不提中国是四强之一，只提美、英、苏三强，还谈到在击败德国之后，英国将采取某些措施让军队复员，只字不提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斗争。在广播前，英方还故意安排中国驻伦敦军事代表团的成员去听演讲。中国驻英军事代表当即提出抗议，国民政府外交部为此与英方进行严重交涉。外交部次长吴国桢约见英国驻华大使馆官员，指出中国的不满集中在三个问题上：第一，丘吉尔的意思是中国是战后需要西方援救的国家，不仅不是四强之一，而且不能参加战后的世界组织；第二，丘吉尔提出在打败希特勒后要部分撤军；第三，丘吉尔大谈战后问题，而不提如何打败日本⁽⁹²⁾。随后，中国报刊掀起了批判丘吉尔谈话的浪潮。最终迫使丘吉尔指示英外相艾登在马里兰州发表演讲时，承认中国是四强之一，中国为世界作出了贡献⁽⁹³⁾。事态虽暂告平息，但双方的分歧并未解决。5月，丘吉尔又向全世界发表广播演说，建议由美、英、苏总揽一切，再次把中国“摒之门外”。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随即在芝加哥发表学说“加以巧妙的反驳”，并事前电请罗斯福总统从无线电中收听，争取美国的支持。结果，罗斯福对宋美龄表示与她“有同一感情”。美国参议员、民主党领袖发表演说，指责丘吉尔，称“我们不能存有击败日本为次要的观念，中国必须出席和平会议，应有他合理之地位，并非为一被救之儿童。中国为四强之一，应决定将来之和平会议”，迫使英国外交大臣改口称“中国必为四强之一”⁽⁹⁴⁾。

缅甸战役。英国先是拒绝中国军队入缅作战，继而又不积极抗击日军入侵，处处掣肘中国军队的行动，最终独自仓皇撤往印度，导致中国远征军败北，英国在缅甸问题上，最主要是担心中国参与保卫或解放缅甸会导致缅甸倾向中国并走向独立。当曾经在仁安羌救援过英军的中国军队新三十八师退入印度境内时，英印当局竟以“维护治安秩序”为由，要求解除中国军队武装，遭到严拒⁽⁹⁵⁾。当盟国间讨论反攻缅甸计划时，中、美均取积极态度，1943年7月至8月，国民政府外长宋子文访问英国，曾反复强调收复缅甸、重开滇缅公路对于中国抗战的重要性⁽⁹⁶⁾。8月7日，重庆《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呼吁盟国协力收复缅甸。美国政府也希望尽早发动缅甸战役，由于美军飞越喜马拉雅山的空运尝试失败，只能改为沿喜马拉雅山边缘飞行，不断遭到日军飞机袭击，损失惨重，因而认为最好的办法是重开滇缅路，史迪威曾蒙耻缅甸，重返缅甸报仇雪恨，也是美方急于发动缅甸战役的动机之一。但英国反对在缅甸进行大战役。丘吉尔相信缅甸战后会自动落入英国之手，他指示暂把缅甸问题放下，他强调英国不应该“选择一个错误的地方与日军进行决战”。开罗会议期间，在罗斯福的坚持下，一度确定了由英国在缅南发动两栖作战，中、美军队在缅北发动攻势作战的计划，即代号“海盗”的作战计划。但会后很快因英军拒不进行缅南作战而使计划告吹。英国的消极态度反映了其自私的远东战略。美国外交官戴维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这些属地直至战争结束时还在敌人的占领下，则将来在和平会议时，英国人的主权可以分毫无损地恢复，而如果这些属地因借中、美的帮助而夺回，则英国人的主权可能会受到影响。”⁽⁹⁷⁾英国为此拖延收复缅甸作战达两年之久，直至1944年5月才在美国的压力下被迫参加缅甸战役。

西藏和东三省问题。英国政府不仅在香港问题上顽固坚持殖民立场，而且在中国的西藏主权和东三省回归问题上，阻挠中国的统一。英国虽然不能否认中国对于西藏的主权，但不断玩弄花招，企图分离西藏与中国的关系。1943年5月，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到中国外交部，就中国军队在青海集结事提出质询，称此举使西藏当局深感不安，英国政府以为中国政府在中亚细亚有所举动不甚相宜，希望中国政府能表示无此事实，以便转告西藏当局，使其安心。”外交部严正表示：“一国之内部队之调遣，实与另一国无关”，将其挡了回去。蒋介石为此批示：西藏为中国领土，我国内政决不受任何国家询问，“如其再提此事，应请其勿遭干预我国内政之嫌，以保全中英友谊。”⁽⁹⁸⁾6月，英国外交部在一份题为《西藏的地位》的备忘录中认为：西藏的战略价值极其重要，是“保卫”印度的一个重要地区，为使印度免受俄国和中国的“侵略”，必须由英国控制西藏，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建立一个“西藏国”作为印、苏、中三国之间的缓冲国。为此，英国一直反对中国在西藏行使管理权⁽⁹⁹⁾。1944年，国民政府将新疆地方军阀盛世才调任重庆农林部长，成功地实现了对于新疆的直接控制，接着，调兵进驻新疆和西藏邻近各省，大有改变西藏地方政府管理西藏现状的可能，引起英国政府的恐慌。当中国政府准备在西藏修筑一条公路，以便从印度运进战略物资时，英国立即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决心用武力去统一西藏的象征，为此英国驻华大使数次向中方提出抗议，反对中国在西藏修公路，也反对中国政府在西藏邻省驻兵⁽¹⁰⁰⁾。在英国的威胁下，国民政府放弃了在西藏修筑公路，也没有进一步采取措施统一西藏。开罗会议上，双方再次就西藏问题进行交涉和争执。中方表示：“西藏本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其与中国之关系纯属中国内政，切盼英国根本改变其过去对西藏所持之政策，俾中英能彻底了解，增进邦交”；英方则坚持视西藏问题为现实问题，“中国前既允许西藏完全自治，则英方之立场自以此为出发点”。中方要求“英方放弃其不合理之政策，否则不免影响两国邦交”；英方则坚持“如欲寻觅解决方案，当由中英双方同时重行考虑其所持之立场”等⁽¹⁰¹⁾。

战后由中国收回东北，是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的最起码最基本的要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多次声明战后要收回东北主权，并要求英国政府发表宣言支持中国的这一立场。但英国政府却不愿这样做，担心会引起连锁反应，危及它在香港等地的地位和利益。相反，英国处心积虑地意欲造成东北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印象。在英国出版的地图上，东北和西藏、蒙古都被标为独立于中国的国家，在外交场合和外交文件中，称呼东北为满洲，国民政府数次提出抗议，均不为其理睬。1943年初，中英在东北回归中国问题上的争论终因英国人赫利在华盛顿太平洋会议上大放厥词而公开化。赫利在会上提出的方案是：我们赞成恢复中国在满洲的主权，但由于满洲的工业的发展，完全靠日本人，所以是否可以考虑战后在安排满洲前途时，一方面终止日本对满洲政治上的控制；另一方面让日本继续在那儿进行工业生产。尤强调“应该有余地考虑是否允许日本人战后在满洲继续从事经济活动”⁽¹⁰²⁾。此举引起了中国朝野的强烈反应，国民政府外交部向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中国舆论也纷纷谴责英国的阴谋，坚决要求战后东北回归中国。中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钱端升教授致书英国议会领袖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和英国著名政治家西赛尔，表达了中国人民坚决要求收回东北的意志和决心，指出赫利事件使中国人民怀疑英国是否反对无条件将东北归回中国，要求英国政府发表公开宣言，支持战后将东北归还中国。虽然中国方面的抗议并未使英国官方改变立场，英国外交部坚持“东北三省及台湾的前途必须留待战后和平会议来处理”，但这一事件使中国朝野的强硬立场进一步公之于世，在国际社会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为日后开罗会议决定将东北和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打下了基础⁽¹⁰³⁾。

战争贷款问题。1942年2月，当美国宣布对华提供五亿美元贷款之时，英国政府也宣布将给予中国5千万英镑贷款。在国民政府看来，英国政府既已宣布给予贷款，就应予以兑现；但英国方面则以此举为一种姿态，“就像一幅字画拿来挂在墙上看着就行了”，其用意是进行宣传和鼓舞中国人民的士气，并没有付款的打算，英国本身财政拮据，有赖美国帮助，也没有兑现贷款的实际能力。消息传出，引起中方强烈不满，认为这是“英国又一次背信弃义的行动”⁽¹⁰⁴⁾。随后双方进行长达两年的交涉，至1944年5月2日，由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伦敦签署了《中英财政协助协定》，确定英国对华贷款总额仍为五千万英镑，用于战时偿付在中国因战争而为国家所需物资之购买、支持因按对日战事结束前中国政府所订合同所作购买而在英镑区负担之服务费用、备供发行内债所需之英镑、供给中国政府支付在印度与缅甸之中国军队之薪给及当地开支所需之卢比货币、支付两国政府随时商定在英镑区内之其他服务费用等⁽¹⁰⁵⁾。实际上直至战争结束，中国并未完全得到英国的战争贷款。

宋美龄访问英国问题。1942年11月至次年7月，宋美龄抵美访问，受到罗斯福总统和美国政府非常隆重和热烈的接待，在同盟国间传为美谈。英国政府为了与美国实行平行政策，也由皇太后出面，邀请宋美龄访问英国。然而，由于中英间存在种种问题，两国领导人之间心存芥蒂，宋美龄不仅没有接受英方的访问英国的邀请，而且也谢绝在华盛顿与英国首相丘吉尔会面。这种对于英国外交的冷遇，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战时中英关系的低落。

三　中英访问团的互访" class="reference-link">三　中英访问团的互访

尽管战时的中英关系经历了种种波折，但共同抗击法西斯侵略战争，还是其主要方面，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深切的同情和热烈的声援。1942年4月，英皇以英国最高军人荣誉大十字勋章赠予中国战时统帅蒋介石。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在致勋赠词时称：此举“除向贵委员长军事成就表示敬意外，复亦为本国人民对全体中华民族反抗英勇斗争表示崇敬敬佩之忱。”《中央日报》为此发表社评，指出英国勋章的授受是“中英两民族友好交流的象征”⁽¹⁰⁶⁾。为了消除中英间的种种误解，缓解互相间的冲突，寻求沟通与谅解，在中英双方有识之士的努力下，曾互派代表团进行访问，对于增进两国间的了解和友谊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是战时中英关系中不容忽略的又一重要方面。

1942年春，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获悉英国国会拟派遣代表团访问中国，以期改善两国关系。他立即建议蒋介石以中国政府领袖和最高统帅的身份出面邀请，为蒋介石所采纳。顾氏认为应该抓住这个契机，改善中英关系。在英国访华团抵达中国之前，顾氏奉派赶回国内协助接待工作。11月10日，英国国会议员代表团抵达重庆，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访问。代表团以艾尔文勋爵为团长。四名成员分别代表英国保守党、工党、自由党三个主要政党及国会上下两院。他们性情善良，不囿于成见，热爱中英友好事业。其使命除了实地考察中国的抗战形势外，将向中国人民说明欧洲的战局和英国面对的严重局面，解释英国必须集中力量打败德国纳粹，然后才能将注意力转移至远东来。

代表团受到中国朝野的热烈欢迎，应邀出席了一系列的宴会、茶话会和招待会。当时，正值国民党中央举行五届十中全会，在顾维钧的建议下，代表团被邀列席了11月16日的会议，这是国民党历史上第一次邀请外国人出席中央全会，既表达了国民党对于英国访华团的重视和中英人民间的团结和友谊，也有利于推动国民党与英国各政党间关系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代表团先后访问了重庆、西安、成都、昆明等大都市，并赴潼关抗日前线视察，对中国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精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陪同代表团活动的顾维钧在事后给蒋介石汇报时指出：“这次访问是成功的，访华团对战时中国的精神面貌、政府政策、人民的气质以及中国在战争中面临的问题获得了一个总的印象”，“对促进两国间的同情和了解肯定是十分有益的”⁽¹⁰⁷⁾。

1943年12月，国民政府为推动中英战时合作，沟通双方对于互相关系和重要国际问题的意见，并对上年英国国会代表团的访问进行回访，决定派遣代表团访问英国。代表团由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任团长，参政员王云五、胡霖、杭立武、立法委员温源宁为团员。其使命是：宣达中国对英国人民之友好、考察英国努力抗战状况并报道于中国政府与人民、与英国朝野交换意见等⁽¹⁰⁸⁾。蒋介石致函英皇乔治和首相丘吉尔介绍中国访英团赴英访问。

中国代表团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访问了英国二十余座城市，受到英国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英王乔治夫妇亲切接见代表团，丘吉尔也病愈后将中国代表团作为第一批外国客人接待。1944年1月25日，丘吉尔在唐宁街首相官邸与代表团全体成员及驻英大使顾维钧“接谈半小时”，态度庄严坚定，“谈至东方共同仇敌时，渠以郑重词调申述英国国策，必以军力迫使暴日无条件投降求饶，方算对得起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词语沉着，字字有声，盖对中国国民保证也”⁽¹⁰⁹⁾。使代表团成员深感满意。在一次矿工联合会举办的国际形势报告会上，一位矿工发问：“世界的重心，现代为美国，下代为苏联，再下代为中国，英国应如何及早与美、苏、中取得彻底的联系呢？”表达了英国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的信任，并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更使代表团感受到英国人民的情谊⁽¹¹⁰⁾。

中英代表团的互访，系半官方性质，双方在访问中都没有对中英关系中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讨论，也没有互相进行争执和质难，因此，不可能使有争议的问题获得解决或有所进展，但是双方的互访对于促进两国政府和人民间的了解和同情是大有裨益的。1944年1月30日，丘吉尔致函蒋介石称颂中国访英团之成功，赞扬访问团诸君所表示的“谦恭和悦与完美合宜之态度，使凡与接触者均发生敬爱与仰慕之感”，向中方表示感谢⁽¹¹¹⁾。4月7日，访英团王世杰、王云五、杭立武、胡霖相继在国民参政会报告访问英国经过及观感，亦对此行作了肯定的评价，指出：“英人不分朝野，不分党派，对我具有深厚同情，并盼两国于战后之继续合作”等⁽¹¹²⁾。在当时的情况下，此种方法既是明智的，也是成功的，中英访问团的互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