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豫湘桂战役与中国战场的局部反攻

第一节　豫湘桂战役" class="reference-link">第一节　豫湘桂战役

一　日军“一号作战”计划" class="reference-link">一　日军“一号作战”计划

1943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中转折性的重要年头。日本自中途岛海战后在太平洋上转入战略守势，至1943年2月在瓜达卡纳尔岛战役中败退在战略上进一步陷入被动局面，而美军则乘势开始战略反攻，从5月起与日军在太平洋上展开逐岛争夺战，步步向前推进。在欧洲战场上，苏军在1943年2月取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后开始战略反攻。7月，英美军队对意大利本土发起进攻，9月意大利宣布投降。日德意轴心开始崩溃。

面对美军强大的反攻和每况愈下的战局，日本统帅部不得不考虑收缩战线并着手调整战略。日军参谋本部7月初的一份文件痛苦地承认日本与对手间的实力差距，而且随着战争的进展，“我国国力将下降，战力对比恐将更加悬殊”。因此，“今后数年之国力，只能维持现在的态势，勉强实行攻势防御作战以图摧毁敌反攻，势将破坏国力基础，难以承担战争的消耗”⁽¹⁾。9月初，大本营判断战局将朝更不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盟军反攻尔后将更加激烈，世界战争将以盟军对轴心军之继续攻势为推移，自本年下半期以至明年春夏之交，将达其高潮。在东亚方面，美英将联合中国、印度、澳洲，加重对日压迫；在东南方面之反攻将继续加强，并将自西南，及东北两方面，缩小对日包围圈，自空海两方加强对我占领要域之攻击，企图尽速解决东亚战局。”⁽²⁾基于这一判断，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于9月25日制定《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该大纲确定的基本方针第一条虽强调“帝国于今明年内以决定战局大势为目标，摧毁美英之攻势，并迅速确立必胜的战略态势。同时急速加强决战力量，特别是航空战力，主动地进行对美英战争”，但其第三条指出要“迅速确立国内决战态势，加强大东亚团结”，实际上已将日军防御的战略重点大大后撤。为此，该大纲划出“在太平洋、印度洋绝对确保的要域为：千岛、小笠原、内南洋及西部新几内亚、巽他、缅甸在内的范围”，即所谓的“绝对国防圈”⁽³⁾。这一大纲的主旨是战略收缩，它是太平洋战争后期日本面对美军反攻在作战方针上作出的重大调整。

在中国战场上，日军于1942年底放弃四川作战计划后就取守势战略。但1943年春季以来在华美国空军日趋活跃，逐渐掌握了制空权，并不断袭击长江和沿海的日军运输船只，因此上述大纲对在中国的战略确定为：“对重庆继续施加强大压力，特别是遏止从中国大陆起飞对我本土的空袭与对海上交通的破坏。同时，伺机谋求迅速解决中国问题。”11月初，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提出：“压制中国大陆的美空军似有困难，船只在中国东海相继被炸沉，其基地似在中国东南部。难道不能从华中和华南打通粤汉铁路，使美空军不得使用中国东南部的基地吗？”并指示部下对此进行研究。11月中旬，杉山元又指示中国派遣军：“为了防止中国东海的海路被切断，要尽力消灭美空军。”⁽⁴⁾这样，日军在太平洋上战略收缩的同时，在中国大陆却将进攻提上了日程。

11月25日，以中国为基地的美军第十四航空队从江西遂川机场起飞对台湾的新竹发起空袭。这次空袭极大地震动了日本大本营，加快了其在中国策动进攻的计划。11月底，日本大本营研究打通中国大陆的作战，将作战目的定为“打通粤汉、湘桂以及京汉铁路南部，实现与南方地区的铁路联络，同时摧毁铁路沿线重要地点上的敌航空基地，以阻止在华美军空袭我本土”⁽⁵⁾。12月7日，中国派遣军根据大本营的命令拟订了《纵贯大陆铁路作战指导大纲》，准备在次年分几期在京汉、湘桂铁路发动攻势。随后大本营在与中国派遣军的讨论中将这次攻势作战称为“一号作战”。12月底，大本营陆军部以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为主进行了虎号兵棋演习，将一号作战的目的列为：“一、尔后美机B29为空袭日本国内起见，将利用桂林柳州基地，我须予以攻略，以完成本国防卫。二、将来敌可能自印度、缅甸及云南向华南方面采取攻势，我必须确保桂林、柳州附近，以应付之。三、鉴于海上交通逐渐不安之情况，可修补纵贯南北之此等铁路，经由法属越南，确立与南方军之陆上交通。四、藉中国军基本武力之摧毁及综合战果，以策中国政府之丧亡。”⁽⁶⁾

进入1944年后美空军的攻击更为加强，1月上旬对长江和东海航运的空袭就达到12次。日本统帅部深感在华美空军势力已不容忽视，增强了摧毁其基地的迫切性。1月上旬，服部就一号作战向陆军大臣东条英机报告，根据虎号兵棋演习列举了摧毁航空基地、打通大陆、击溃中国军队等项作战目的。东条认为，作战目的必须简单明了，最后将一号作战的目的明确为摧毁美空军基地一项⁽⁷⁾。但随后在制订作战纲要时，虽强调了摧毁美空军基地这一目标，仍然保留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内容⁽⁸⁾。

1月24日，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将一号作战计划奏请天皇批准，并说明：“消灭中国西南的敌航空基地，阻止敌机对本土及中国东海的活动为第一目的。此外，即使将来海上交通断绝，也可将南方物资经中国大陆运回。在本作战期间期望努力完成纵贯大陆铁路”，将作战目的定为摧毁美空军基地和打通大陆交通线两项。天皇批准了这一作战计划⁽⁹⁾。当日，大本营下达了一号作战命令，明确“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应攻占湘桂、粤汉及平汉铁路南部沿线要域”，以“消灭在中国西南之敌空军主要基地”，并指令先于4月前后在京汉铁路开始作战，6月间开始在湘桂方面作战⁽¹⁰⁾。

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接大本营令后，着手拟定作战计划。在研判中国战场局势时，中国派遣军认为，国民政府目前最关心的是重新打通滇缅公路，其反攻首先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因此，一号作战目的虽在于摧毁美空军基地，但对于消灭重庆军队尤其是其核心中央军，应予以极大关注。3月10日，中国派遣军制定《一号作战计划》。该计划确定一号作战的目的是：“击败敌军，占领并确保湘桂、粤汉及京汉铁路南部沿线的要冲，以摧毁敌空军之主要基地，制止敌军空袭帝国本土以及破坏海上交通等企图，同时摧毁重庆政权继续抗战的意图。”作战方针是：“派遣军于1944年春夏季节，先由华北，继由武汉地区及华南地区分别发动进攻击溃敌军，尤其是中央军，并先后将黄河以南京汉铁路南部及湘桂、粤汉铁路沿线之要地，分别予以占领并确保之”，“其次，只要情况许可，于1945年1、2月份攻占南宁附近，将桂林至谅山通道打通并确保之”，“在进行作战时，应努力将京汉南部及粤汉两条铁路修复，如情况允许，将湘桂铁路一并予以修复。”该计划还分别拟定了京汉和湘桂方面作战的具体方案，前者以华北方面军发起攻势，作战期定为一个半月，后者以第十一军、第二十三军发起攻势，第十三军策应，作战期定为五个月⁽¹¹⁾。中国派遣军制定的这一计划将一号作战的目的最终确定为：摧毁美空军基地、打通大陆交通线以及通过打击中国军队摧毁国民政府继续抗战的意志。

在决定进行一号作战前，中国派遣军遵大本营令，已在从中国战场抽调部分兵力用于太平洋战场。一号作战确定后，为确保足够兵力实施作战，日军停止原调第三、第十三师团的计划，将此两师团继续使用于中国战场，并从关东军调入第二十七师团，先后新编十四个独立步兵旅团和八个野战补充队及军直属部队，派遣军所属空军第三飞行师团也升编为第五航空军。为发动一号作战，日军共调集50万军队、10万匹马、15000辆汽车、1500门火炮和约250架飞机，战线跨南北2000公里⁽¹²⁾。这是日军发动侵华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作战。

二　豫中会战" class="reference-link">二　豫中会战

日军一号作战的首期目标是占领河南境内的平汉（日军称京汉）铁路黄河以南沿线地区，担任这一任务的是华北方面军。华北方面军根据派遣军的指示在2月拟定了作战设想，准备以全部兵力的一半投入战斗，“为此，只好在某种程度上暂时牺牲我占区的治安”。“作战分两阶段进行，首先突破正面的敌军阵地，将我主力部队集结于黄河南岸。随后部队佯作沿京汉线南下，以郾城附近为中心，使主力朝西方向迂回，围歼第一战区敌军，特别是汤恩伯军。作战目标为洛阳，根据情况也可能在许昌附近向右迂回。在此期间以部分兵力打通京汉线，与武汉地区连接起来。”华北方面军预定作战结束时的占领线是自洛阳西面经临汝、襄城直至郾城一线⁽¹³⁾。

为发动河南境内作战，日军自1月起重建黄河南岸的邙山头阵地，修复黄河铁桥，并将平汉铁路从新乡附近向黄河北岸延伸。2月下旬，日军开始频繁调兵。3月25日，黄河铁桥修复。至4月，日军调集至黄河北岸第一线的部队有第十二军的第三十七师团、第六十二师团和第一一〇师团及四个独立旅团，在第二线集结的有从东北调来的第二十七师团和从绥远调来的坦克第三师团，总计约15万人，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

3月初，日军的集结引起国民政府的关注。3月中旬，蒋介石判断日军此次军事行动的目的在于“打通平汉线而修复之”⁽¹⁴⁾。担任黄河南岸防御的中国军队是第一战区，共十八个军，约30万兵力⁽¹⁵⁾。根据蒋介石的指示，第一战区制定了在嵩山附近与日军决战的作战指导方案，准备先以河防部队阻敌渡河，在日军渡河成功后，河防部队凭借许昌、洧川、长葛、新郑、郑州、荥阳一带据点疲惫日军，同时汤恩伯部与第四集团军在登封、密县北侧构成守势阵地，在襄城、叶县、临汝、登封、密县、禹县地区构成攻势阵地，与日军在此进行决战。第一战区并按此方案着手调集部队、决战地带道路破坏及地形改造、疏散洛阳城内机关与民众等战前准备⁽¹⁶⁾。根据相持阶段以来的作战经验，国民政府判断日军即将发起的军事行动仍是战役性的，上述作战方案就是基于这一判断制定的。

4月17日入夜，日军第三十七师团先头部队利用夜色在中牟附近悄然向中国守军阵地逼近。午夜时分，担任河防任务的暂编第二十七师发现敌情，奋起阻击日军，黄河沿岸顿时枪声四起。豫中会战就此打响了。

4月18日拂晓，日军第三十七师团在飞机和大炮掩护下向暂二十七师阵地发起猛攻。中国守军以手榴弹、步枪为主要武器进行防守，日军战史记载，中国军队“进行了意外顽强的抵抗，斗志也很旺盛”⁽¹⁷⁾。但由于暂二十七师成立不久，装备简陋，并为避免背水作战之不利，乃在抵抗数小时后放弃阵地，向南转移。这样，战役打响当日，日军就在中牟一带轻易突破黄河，并随即架起轻便桥梁，其后续部队陆继渡过黄河。

由于开战第一天日军仅从中牟一处发起攻势，中国军队决定趁其孤军突入，立足未稳之际进行反击，以暂二十七师固守现有阵地，并由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刘昌义率新编第二十九师之第八十六团和军辎重之一营及特务连等部，由新郑兼程北上迎敌。4月19日凌晨，第八十六团等部向北发起反攻，冒着日军炮火与敌展开手榴弹战，作战异常勇猛，并击溃当面之敌。但日军后续部队迂回推进，从左翼直拊中国军队后背。中国军队虽奋力御敌，终因兵力相差悬殊，且暂二十七师伤亡已过半数，而不得不于当日晚上向南转移。

日军虽从中牟首先发起河南作战，但其主攻方向则定在郑州北面的邙山头方面。4月19日清晨，日军出动两个战队飞机共计200架次，对邙山头一带进行猛轰，随后第十二军主力在炮火掩护下沿黄河南岸向汉王城发起进攻。汉王城中国守军预备第十一师一个营拼死抵抗，多次退敌，战至正午，阵地全被日军飞机、大炮炸毁，“营长王鑫昌以下官兵三百余人，均与阵地共同牺牲，状至惨烈”⁽¹⁸⁾。日军占领汉王城后又向黄河南岸制高点摩旗岭进攻。其间，中国军队增援部队曾向汉王城发起反击，并逼近城麓，但最终仍未成功。而摩旗岭阵地也在19日夜失守。摩旗岭阵地失守，使中国军队失去设在该高地上的炮兵观测所，对日军所能施加之炮火威力顿时锐减⁽¹⁹⁾。

日军突破黄河防线后，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于4月20日晚下达命令，调整部署，将所辖兵力分为南北两兵团，南兵团以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为指挥官，指挥第十二、第二十九军等部，除以一部巩固许昌、新郑等地外，主力机动侧击日军；北兵团以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为指挥官，指挥第十三、第八十五军，固守密县、禹县、临汝、登封间各据点，以期对从中牟和邙山头进犯之敌，在许昌、襄城、禹县、密县间地区予以歼灭⁽²⁰⁾。

但日军在突破第一线河防阵地的同时，派出多股突击部队穿越中国守军防线，攻击战略要冲，打乱了中国军队的部署。4月18日晨，日军第三十七师团从中牟突破后，以第二十二联队三百人组成郑州挺进队，全队人员一律轻装，只携四挺机枪，以每小时6—8公里速度急行军，向西直插郑州。由于日军不走正道，中国守军毫不知晓。19日黎明，日军到达郑州东南火车站附近，用绳梯开始攀登城墙。守城的中国军队暂编第一旅这才发现敌情，仓促之间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郑州东南一角被敌占领。20日晨，由邙山头南进的日军第六十二师团也派出挺进队，在郑州西郊发起进攻。中国守军暂一旅在日军两面夹击下凭借工事进行抵抗，数度击退入城之敌。但日军后续部队陆续抵达郑州城下，并以飞机对守军阵地轰炸，战至22日，城防工事被毁殆尽，中国守军伤亡惨重，固守陇海花园的第三三〇团加强连全体殉国。当日晚，中原铁路枢纽郑州失守⁽²¹⁾。

日军第三十七师团，除派出郑州挺进队，并以大部向西南追击暂编第十五军外，还于20日派出新郑突击队，从郭店南进直逼新郑。而随第三十七师团渡河的日军独立混成第七旅团则从东向西突击新郑。21日凌晨，日军向新郑发起进攻。中国守军第一一五团与敌激战，两名营长先后负伤。后日军迂回从西南突入城内，双方展开混战，战至正午，日军占领新郑。23日，分别从中牟和邙山头进犯的日军又向密县猛攻。时值天降暴雨，中国守军在积水之战壕内艰难迎敌，终不能支，当天密县陷于敌手。此外，尉氏、荥阳等地也相继失陷。

至4月24日，日军第十二军已推进至汜水、密县、新郑一线，其所辖除第一一〇师团部署于密县外，第三十七师团、第六十二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七旅团均向新郑附近集结，第二线兵团坦克第三师团等也陆续渡过黄河，完成预期的河南作战第一期目标。

中国军队虽在一周内被敌突破多处，但官兵在作战中还是十分勇猛。日本战史记载，中国军队“斗志一般旺盛，我军发起冲锋以前，坚持抵抗，并且屡次进行反攻。在正面战斗时抵抗尤其顽强，但受到侧后方攻击时则易崩溃”，中国军队“高级指挥官的部署极为迅速，各部队的行动大致能按命令执行，部队彼此之间也能保持良好的联系。但初期受到我军突然袭击，似乎发生了混乱”⁽²²⁾。第一战区在初战失利后仍积极准备“举全力对渡犯之敌反攻”。此时中国方面对日军战役目的仍不明确，军令部判断其目的“一、因抽兵而先发攻势，以防我反攻；二、声北击南，其目的恐仍在粤汉线；三、打击有力之汤（恩伯）部，防其活动，并妨害我之抽兵。”因此对第一战区反攻请求，军令部于24日决定：“一、汤（恩伯）集结反攻部队于登封、禹县、临汝；二、敌如西进不已，则断然反攻之，如敌尚回旋周折，则以今后所得敌未渡犯之力量究竟如何，以定反攻时期。”⁽²³⁾第一战区据此令汤恩伯部攻击密县之敌，汤部主力第十三军等遂向密县进击⁽²⁴⁾。

主力集结于新郑的日军第十二军根据原定作战计划，在4月下旬着手部署对许昌的进攻，并准备在攻下许昌后迅速南下，在郾城附近向西迂回，对第一战区主力进行围歼。4月27日，第十二军下达第六十号作战命令，规定了所辖各部的作战任务。28日，又进一步明确作战目标为“尽力摧毁敌高级司令部，俘获其高级指挥官”，尤以汤恩伯直系为重点，并要求各部在攻下许昌后，“应准备以后能连续十数日发挥机动性能”⁽²⁵⁾。第十二军各部奉令后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许昌一带逼近，沿途遭到中国军队抵抗。至29日，许昌一带日军已逾三万，坦克达150多辆，日军第三十七师团及刚到第一线的第二十七师团一部推进至许昌城西北和东北郊，独立第七旅团一部抵达许昌城东南，渡过黄河不几日的骑兵第四旅团则在向许昌以南进击，与在许昌西北正向南推进的第六十二师团遥相呼应，许昌已在日军围困之中。

4月30日凌晨，日军第三十七师团向许昌城北门、西门、南门发起猛攻，第七旅团也从东门开始进攻。守卫许昌城的中国军队是新编第二十九师。面对日军四面围攻，全体官兵凭借城墙、碉堡、掩体等奋起抵抗。整个上午，攻城日军无法取得进展，只得惊叹中国守军“毫无撤退迹象”，“将死守许昌”⁽²⁶⁾。下午，日军加强攻击，并调12架轰炸机飞临许昌进行轰炸，炮兵则向西门外和城墙西南角集中猛轰，守城工事大部被毁。日军决死队凭借飞机、大炮的掩护发起冲锋，终于在黄昏从城墙西南角突破，中国军队数度反扑，均未能将日军逐出城外。稍后，日军坦克部队向南门猛攻，终将城门冲破，突入城内，并对四周狂轰达一小时之久。入夜，西、南两门守军被迫退入城内，与敌展开白刃战、肉搏战。子夜，北门也被日军突破。在日军三路夹击下，5月1日拂晓，新二十九师师长吕公良率部向东北方向突围，但在许昌城外遭日军第二十七师团伏击，吕公良及副师长黄永淮等均阵亡殉国。许昌遂被日军占领。

4月30日日军对许昌发起攻击的当日，蒋介石电令第一战区“汤（恩伯）兵团对窜犯许昌附近之敌，应予以严重打击；对密县之敌，暂行监视，佯动牵制”，将作战重点从几天前部署的密县转向许昌附近⁽²⁷⁾。但日军第六十二师团先发制人，于30日向进至许昌以西颍桥镇欲机动侧击的中国第二十师发起进攻，中国军队遭到重创，伤亡达三分之二。因此汤恩伯只得建议于禹县附近集中有力部队，予敌打击。5月1日，蒋介石复电同意汤恩伯意见，并令“汤兵团除监视密县之敌外，应集中全力（第十二军、第十三军、第二十九军、第八十五军、暂十五军、第七十八军等），使用于禹县附近，与敌决战”⁽²⁸⁾。5月2日，汤恩伯调整部署，南兵团第十二军集结于郏县、宝丰地区；第七十八军推进襄县；第八十九军集结漯河、郾城一带；北兵团第十三军主力集结白沙、告成间地区；第八十五军集结登封；第二十九军固守禹县，摆开与敌决战的态势。

按原定作战计划，日军第十二军在攻下许昌后将南下郾城，然后向西迂回包抄第一战区主力部队。但日军华北方面军在作战开始后，认为汤恩伯部队尤其是其主力第十三军正北上集结，是对其进行围歼的良机，而且中国军队集结对日军南下将是威胁，因此要求第十二军攻下许昌后主力迅速向西迂回。而刚抵达第一线的坦克第三师团则提出，如从许昌南下，汝河南岸无适当道路，从坦克师团行动考虑，以在许昌附近实行迂回为宜。第十二军遂于5月1日下达第七十五号作战令，改郾城迂回为许昌迂回，目标为围歼中国第十三军，“扼杀其南下企图”⁽²⁹⁾。

第十二军主力在许昌向西迂回后，第二十七师团和第三十七师团一个联队奉命继续南下，向郾城推进，以完成打通平汉铁路南段的任务。5月5日，日军向郾城发起进攻，当日击溃守军第八十九军新编第一师防线，占领郾城。随后，日军沿平汉线南下，于7日攻下遂平。而武汉方面的日军第十一军也根据中国派遣军部署，派出由7个步兵大队组成的宫下兵团，从信阳北上，以配合华北方面军打通平汉铁路作战。5月9日，第二十七师团先头部队与宫下兵团在确山会师，平汉铁路被日军打通。

日军在河南境内发动攻势的目标是打通平汉铁路与打击中国第一战区主力部队，在占领许昌后，日军侦知许昌以南并无重兵防守，打通平汉铁路易如反掌，因此后者成为主要任务。5月2日，日军第十二军转入迂回作战，其具体部署为：由坦克第三师团和骑兵第四旅团担任突击力量，向临汝及其以西地区突进；第六十二师团在左翼向禹县方向推进，与在密县附近的第一一〇师团配合，围歼中国军队主力第十三军；第三十七师团在右翼向西推进，确保长埠街至临汝沿线要冲，并歼灭南撤之中国军队⁽³⁰⁾。

5月3日，日军第十二军分三路发起猛烈攻势。第六十二师团以万余兵力对禹县实行钳形攻击，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依城抵抗，全城陷入炮火之中。至黄昏，守军支撑不住，弃城向西北转移，禹县及其附近地区为日军占领。第三十七师团一部与独立第七旅团猛攻襄城，于深夜突入城内，占领该城。坦克第三师团主力从中路突进，对郏县展开进攻，守军官兵虽与敌激战，但无法抵挡日军坦克的锋芒。午后，郏县陷于敌手。

5月4日，日军第六十二师团向西北方向尾追中国第二十九军，日军第三十七师团沿郏县—临汝大道推进。而坦克第三师团则乘豫中平原之利，一路突进，直抵临汝城下展开强攻，很快从东门突入城内，临汝随即告失。

日军以坦克兵团快速突进，迂回作战第三天就占领临汝，冲垮了南兵团的防线，完全打乱了中国军队的原有部署，使告成、白沙间的北兵团第十三军侧后方处于日军的威胁之下。而在密县的日军第一一〇师团在迂回作战开始后，分多路向第十三军阵地进犯，并切断其与在登封的第九军之间的联系。面临被日军围歼的危险，第十三军只得转移，于5月5日向南突破日军第六十二师团防线，并在临汝以东穿越日军坦克第三师团与第三十七师团间空隙，脱离日军包围圈。

日军坦克第三师团在占领临汝后，不及补充燃料，就向西北继续突进。而沿途中国守军已悉数南移，因此从临汝向西至伊河间，日军坦克如入无人之境。至5日，其先头部队向龙门高地发起进攻，其中一部竟已渡过伊河。洛阳顿时面临日军进攻的威胁。

洛阳自古以来为中原战略重地，又扼陇海铁路线要津。第一战区除汤恩伯部以外的第四、第十四、第三十九集团军的四个军六个师均集结于以洛阳为中心的地区。日军发动河南作战后，其后续渡河部队第九独立旅团曾在4月下旬沿陇海路西犯，但在汜水以西金沟一线被中国军队阻截。5月7日，为击退龙门之敌，第一战区作出部署，以刘戡兵团（由第十四军〔欠九十四师〕、暂四军〔仅辖暂四师〕、新六师等组成）抵御龙门之敌，并相机转移攻势；以第十五军及第九十四师守备洛阳；以第四集团军及第九军坚守洛阳以东汜水至登封一线；并令汤恩伯部第十三军、第八十五军由临汝方面尾击进犯龙门之敌，以期在龙门附近对日军进行夹击。5月8日，重庆大本营也分别电令刘戡兵团向龙门前进，汤恩伯部与刘兵团配合，以夹击日军⁽³¹⁾。

但推进至临汝附近的日军第三十七师团全力追寻第十三军、第八十五军，刚转移至临汝以南山区的汤恩伯部没能组织与敌正面交锋，被迫向嵩县方向西移，致使刘戡兵团无法与之联络⁽³²⁾。5月9日夜，山西境内的日军第一军派遣其独立第三旅团及第五十九旅团，在垣曲境内强渡黄河，中国守军不及阻截，河防被敌突破。日军第一军渡过黄河后直趋渑池，12日攻陷渑池，切断潼关与洛阳间陇海铁路，并沿铁路向东推进，从西面威胁洛阳。日军南北进击，尤其是第一军突破黄河南下，使中国军队在龙门附近夹击日军的计划破产。

5月13日，根据蒋介石组织反攻的命令，第一战区重新调整部署，命令第十三军北上向宜阳以南之敌攻击，刘戡兵团在新安至宜阳一线向东进攻，第三十八军在刘戡兵团左翼扫除磁涧及以北地区之敌，以上部队都以向洛阳围逼为目标，仍期望对日军实行夹击⁽³³⁾。但实际上面对多路推进的日军，中国军队此时根本无法组织反攻，因此该计划形同具文。

5月14日，日军分几路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从伊川西进的第六十二师团猛攻宜阳，当日下午宜阳不守。从伊阳西进的第三十七师团则进占嵩县。随后，第六十二师团和第三十七师团沿洛河与伊河向西猛追败退的汤恩伯军队。而日军第一军与坦克第三师团等部围攻在新安以南的刘戡兵团，刘戡部虽奋力抵抗，终因背腹受敌，向南沿洛河左岸往洛宁撤退。这样，中国军队原本计划在洛阳一带对日军进行夹击，却因洛阳外围中国军队相继撤退，洛阳反被日军团团围住，成为一座孤城。

洛阳城防由第十五军（辖第六十四、第六十五师）及第九十四师担任，第九十四师守城厢，第六十四师守洛阳城西的西工区，第六十五师守城北的邙岭。5月8日，日军向洛阳逼近之时，蒋介石命令守城部队死守10—15日⁽³⁴⁾。5月9日，日军坦克第三师团逼近洛河南岸，并于次日渡过洛河。11日，坦克第三师团开始猛攻第六十四师防区。日军以坦克为前驱，反复冲锋，中国守军奋力抵御，阵地失而复得者九次。激战整日，敌我双方仍成对峙之局，而洛河河水染成赤色⁽³⁵⁾。12—13日，日军继续以几十辆坦克反复冲击中国阵地，并曾一度从西南角突入城内，但最终仍被中国军队驱赶出城。此时，第十二军命令坦克第三师团沿洛河河谷追歼向西退却的中国军队，因此13日后坦克第三师团脱离洛阳前线⁽³⁶⁾。

日军坦克第三师团调离后，由十个步兵大队和一个炮兵大队组成、直属于华北方面军的菊兵团接手进攻洛阳。但日军遇到中国守军顽强抵抗，进展甚慢。战至22日，中国守军除以一部继续坚守东西车站外，第十五军主力全部退入城内，与第九十四师共同固守城厢。而日军久攻不下，除增援部队外，将坦克第三师团重调至洛阳前线。洛阳守卫战到了最后关头。

5月24日清晨，日军以数十架飞机轰炸洛阳城区，并空投传单劝降，但守军置之不理。正午，日军以百余门大炮对城区狂轰滥炸两小时，随后数百辆坦克及尾随的步兵向洛阳城猛攻。洛阳西北角和西关首先被攻破，随后各处相继不守，傍晚日军坦克突入城内。但中国官兵仍拼死抵抗，日军战史记载：“各个正面均彻夜进行攻击，随时随地展开激烈的巷战，逐屋逐街相继攻克”⁽³⁷⁾，可见守军抵抗之顽强。至25日上午洛阳终告失守。

在攻打洛阳的同时，沿洛河两岸追击的日军穿插进攻，轻装突进，中国军队此时已毫无斗志，一路败退。洛河沿岸韩城、洛宁、长水等地相继弃守。5月20日，卢氏又被日军占领。5月下旬，日军在河南转入守势。

豫中会战历时一个多月，中国第一战区部队面对日军进攻，一再败退，丢失了大半个河南，使日军达到了打通平汉铁路和打击中国军队有生力量的预期目标。中国军队战败主因在于战略指导失误。中国方面从第一战区到大本营直到会战打响仍不明白日军进攻的战略意图，因此作战部署仍按以往对付日军局部战役办法，即以一部从正面阻截，主力从侧面进行出击。而日军此次作战为达到其目的，采用大规模穿插迂回战法。中国军队作战部署多次被敌打乱，却又缺少应变能力。其次，河南境内中国军队虽均属第一战区，实际上却分归蒋鼎文和汤恩伯指挥，而两人之间缺少信任，更谈不上配合。会战之初，蒋部很少介入，到了会战后期，汤部又怯于北上配合作战⁽³⁸⁾。因此在整个河南境内中国军队虽然人数占优，而在局部却并无明显优势。再者，此次日军作战，大量使用坦克，不仅机动快速，也使装备简陋的中国军队难挡其锋芒⁽³⁹⁾。当然，会战后期，第一战区不少部队斗志丧失，闻敌丧胆，望风披靡，也是溃败的重要原因。

三　长衡会战" class="reference-link">三　长衡会战

当豫中会战正在进行时，驻华中的日军第十一军也开始准备向湖南方向中国守军发起进攻。与担任豫中会战的日军相比，第十一军更具进攻作战经验，兵力也更为充足强劲。在湖南作战期间，它辖有11个师团共计100个大队，加上华北方面策应作战的30个大队和华南方面策应作战的20个大队，日军投入兵力比1938年进攻武汉时的140个大队更多⁽⁴⁰⁾。

4月上旬，第十一军开始着手制订作战计划。根据“一号作战”的总体部署和自身拥有的兵力，第十一军判断此次向南进击长沙一举可破，关键在衡阳长沙间的作战，而进入桂（林）柳（州）地区将面临严峻困难。因此，将向南作战分为攻取衡阳和攻取桂柳两个阶段。4月中旬，第一阶段作战计划制订完成。其要点为：一、将兵力分为两线。第一线五个师团并列于华容、岳州南部、崇阳一线，其中第四十师团在湘江以西，第一一六、第六十八、第三、第十三师团在湘江以东。第二线以第五十八师团部署在监利、第三十三师团部署在蒲圻西南方附近，正在集结途中的第二十七师团调至崇阳附近。二、于5月27日至28日开始发动攻势，围歼沅江、益阳附近及新墙河、汨罗江间中国军队。第二线部队负责扫荡残兵及修补道路。三、突破汨罗江防线后，应准备进攻中国军队主要防线宁乡、长沙、浏阳。四、突破浏阳一线后，应以部分兵力急袭突进占领衡阳⁽⁴¹⁾。日军此次作战部署，吸取前三次长沙会战经验，强调向纵深急进突破，同时配置第二线兵团，以防中国军队迂回侧击。

守卫湖南的中国第九战区此时辖有第一、第三十、第二十七共三个集团军，计十个军三十余师，此前已多次与日军第十一军交战，但对日军此次作战的意图和部署却反应迟缓。日军虽从三四月间就向崇阳、岳阳、华容等地抽调军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至5月14日方指示第九战区：“敌打通平汉路后，必续向粤汉路进攻，企图打通南北交通线，以增强其战略上之优势，其发动之期，当不在远，务希积极准备，勿为敌人所乘，以粉碎其企图为要。”⁽⁴²⁾及至5月27日日军全线发起攻势，军事委员会才于5月31日颁布长衡会战计划，判断日军将“会攻长沙”，“并以有力兵团钻隙奇袭衡阳”，命令“第九战区以现有兵力，于长沙附近与敌决战”。第九战区遂决定“于湘江东岸新墙、汨罗、捞刀、浏阳河、渌水间，湘江西岸资水、沩水、涟水间，节节阻击，消耗敌力，控置主力于两翼，在渌水、涟水北岸地区，与敌决战”⁽⁴³⁾。中国军队不仅在时机把握上先失一着，而且因对日军作战方针不甚明了，仍沿袭以往的侧翼迂回攻势，在战役部署上又陷于被动。

5月23日，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由汉口出发至蒲圻，设立战斗司令所。5月25日中国派遣军决定将其前进司令部推进到汉口，显示其投入此次作战之决心。5月27日，日军第一线五个师团在东起崇阳西至洞庭湖以西公安、南县一线，分三路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势，长衡会战（日军称湖南会战）由此打响。

在东路，日军第三师团、第十三师团分别从崇阳、白霓桥向通城、麦市进犯。中国守军新编第十三师势单力孤，虽经抵抗，通城、麦市一线还是于5月30日失守。随后，日军第三师团沿南江桥、团山铺南下，中国第二十军奉命抽调第一三三师至团山铺堵击，但未能阻敌向平江突进。平江守军虽与敌展开激战，也因伤亡过重未能守住，6月1日平江陷敌。同日，第十三师团南下攻占长寿街。日军控占汨罗江一线后，继续南下，直指浏阳。第九战区根据以往作战经验，除以第四十四军防守浏阳外，调第七十二、第二十、第二十六、第五十八军至浏阳外围侧击、尾击日军，企图围歼日军。日军第三师团自6月6日起向浏阳防线发起攻势，第四十四军顽强抵抗，与敌激战，致使日军一度自认“战斗进展不甚理想”⁽⁴⁴⁾。中国守军与敌对峙九昼夜，苦战至14日上午，城防被攻破，浏阳终告不守。与此同时，日军第十三师团从左翼直趋浏阳东南一带，连陷东门市、达浒、蒋埠江等地，至第三师团攻陷浏阳时已抵达浏阳以南，使第九战区侧击、尾击日军的计划完全落空。

在西路，集结于华容、石首一带的日军第四十师团亦于5月27日向第九战区防线发起攻势，并于28日、31日先后占领南县、安乡，渡过洞庭湖。随后，日军突向沅江。6月5日，日军在飞机掩护下，从三面猛攻沅江城。中国守军奋力御敌，战况激烈，第九十二师有一营官兵包括营长均壮烈殉国。6日，沅江陷敌。攻占沅江后，日军第四十师团以主力南犯益阳。此时，为增强湘江以西防守兵力，军事委员会特令第六战区之第二十四集团军归第九战区指挥，驰援益阳一线。6月10日，日军第四十师团向益阳发起围攻，守军第七十七师奋起迎敌，城防在敌我之间几度易手后被日军占领。奉令增援的第一〇〇军第十九师于13日向敌猛攻，夺回益阳⁽⁴⁵⁾。而日军第四十师团大部此时已南下进犯宁乡，与守军第五十八师发生激战。面对日军重炮、毒气，第五十八师官兵“忠勇用命，力抗顽敌，浴血抗战”，在日军突入城区后，与敌展开巷战，“毙敌遍巷”⁽⁴⁶⁾。但日军第四十师团主力按急进突破的作战部署又已南下直趋湘乡，西路战斗遂告一段落。

中路是日军发起湖南会战的重点。日军第一一六、第六十八师团在5月27日晚乘夜色强渡新墙河，守军第二十军在新墙河南岸荣家湾、新墙、杨林街一线与之展开激战。28日，日军后续部队源源渡过新墙河南犯，相继占领八仙桥、黄板桥、黄沙桥、关王桥等阵地，于30日抵达汨罗江北岸。汨罗江南岸是数米高的悬崖，中国守军利用地形构筑纵深网形阵地，并埋设地雷阻挡日军。31日，日军向汨罗江南岸发起进攻，中国军队依托工事顽强抵抗，予敌以较大伤亡，击毙日军中下级军官多名⁽⁴⁷⁾。但汨罗江防线坚持两天后仍告失守。日军第一一六、第六十八师团随即又向捞刀河突进，相继占领福临铺、金井等地。8日强渡捞刀河，与守卫长沙的第四军在南岸发生战斗。11日，这两个师团已抵达浏阳河北岸，长沙东侧外围处于其控制之下。而此时长沙西侧外围已受到进犯宁乡的日军第四十师团的威胁。

长沙是日军前几次湖南作战的主要目标，但此次日军作战部署与前几次不同。担任第一线进攻的部队在突破中国守军防线逼近长沙后，并不直接攻城，而是在两翼策应。第十一军专门指定经过攻城特殊训练的第五十八师团担任进攻长沙的任务，对步、炮、空协同作战有周密安排的第三十四师团担任进攻岳麓山的任务，另派配备有150毫米榴弹炮，150、100毫米加农炮的野战重炮部队参战⁽⁴⁸⁾。发起进攻后才赶赴第一线的第三十四师团于6月初投入战场，10日在长沙东北的白沙洲附近西渡湘江，随后推进至岳麓山东、北两面。原先集结于岳阳附近的第五十八师团跟随第一一六、第六十八师团推进，于12日渡过捞刀河，直插长沙东郊，与第三十四师团隔江相望，从东西两面对长沙形成夹攻之势。第一线进攻的五个师团则在两翼对中国军队施加压力，使进攻长沙的两个师团无后顾之忧。在此情况下，中国方面仍根据前几次长沙作战经验，准备以两翼侧击的战法与日军在长沙决战，就难以避免被动的局面了。

担任长沙守城任务的是第四军，下辖第五十九、第九十、第一〇二师及炮兵第三旅，共计一万人⁽⁴⁹⁾。6月初，当日军进抵汨罗江时，第四军以第五十九师防守长沙市东车站以南，以第一〇二师守长沙市东车站以北，以第九十师守湘江西岸的岳麓山。

6月14日，日军第五十八、第三十四师团分别从湘江东、西岸向长沙和岳麓山外围推进，与第四军守城部队展开交火。次日，日军继续向中国守军主阵地推进。16日，日军在飞机、重炮掩护下，向长沙城南和湘江西岸的岳麓山、虎形山、牛形山猛攻，中国官兵拼死苦战，数次击退日军进攻。但战至夜晚，城南、虎形山、牛形山等阵地被日军攻破。17日，日军继续向长沙城妙高峰、天心阁及岳麓山、桃花山猛攻。第五十九师凭借妙高峰等阵地死守，中国空军十多架战机也在上午对妙高峰当面之敌予以扫射，打击日军进攻气焰。但湘江西岸岳麓山、桃花山阵地在日军连续进攻，侧背又被其迂回部队威胁，并遭日军施放毒气的情况下，第九十师防守部队“损伤过半，虽经增援，似有不支”，战局危急。岳麓山为长沙城屏障，一旦岳麓山被占，长沙将无以为守。第四军军长张德能遂决定从湘江东岸第五十九、第一〇二师抽调兵力增援湘江西岸，“与敌作决死之斗，以确保岳麓山炮兵阵地，控制长沙”。当晚，湘江东岸部队遵令转移，“但当时情况紧急，渡河未及，船舶、渡口、部队时间均未十分计划，渡河后之集中地点、指挥人员，亦未指派，以致秩序混乱，无法掌握，坠江溺毙者，不下千余”⁽⁵⁰⁾。而日军又以火力对正在渡江的中国军队进行袭击，进一步加大了伤亡。18日凌晨，日军对长沙城和岳麓山发起总攻，飞机、重炮轮番轰炸，并施放大量毒气。第四军官兵坚持至午后，岳麓山和城内阵地先后失守，长沙城终被日军占领。

至6月中旬，日军在开战20天后，已占领浏阳、长沙、宁乡一线。但第十一军明白，由于第九战区主力回避决战，稍战即退，损失并不很大，如不予以打击歼灭，第二期向桂林、柳州方向作战将有后患。因此，6月18日在占领长沙的当日，第十一军就下达向衡阳挺进的命令⁽⁵¹⁾。中国方面在长沙失守后，仍采用两翼侧击的战法对付日军突进，准备与之在衡阳决战。6月20日，军事委员会电令第九战区：“国军以阻敌深入，确保衡阳为目的，以一部于渌口、衡山东西地区持久抵抗，以主力由醴陵、浏阳向西，由宁乡、益阳向东，夹击深入之敌而歼灭之。”⁽⁵²⁾

日军南犯仍分东、中、西三路。在东路，日军第十三师团在6月中旬就南渡浏阳河急速推进，20日攻占醴陵，然后转向东进，22日又占萍乡。日军第三师团也于此时南下进犯萍乡地区。第十三师团遂根据军部命令以耒阳为下一步进攻目标。24日，第十三师团折返西向，沿醴陵、攸县公路长驱南进。攸县并无中国军队守卫，日军不费吹灰之力于26日进占攸县。随后日军进逼安仁，第三十七军在安仁以北顽强阻敌，激战两昼夜终于不支，安仁陷敌。7月1日，日军第十三师团进抵耒阳附近，对衡阳南翼构成威胁。而在醴陵、萍乡一带，中国军队与日军第三师团展开拉锯战，战况惨烈，双方阵地几度易手。

在西路，日军第四十师团不待宁乡战斗结束，即于6月18日南下进犯湘乡。21日，湘乡被占。随后，日军继续南下，猛攻永丰。7月3日，永丰失守。第四十师团攻占永丰后，一部向南进犯金兰寺，一部向东南推进指向渣江，从西翼策应进攻衡阳。

在中路，日军第一线兵团第六十八、第一一六师团在长沙战斗还在进行之时，即南渡浏阳河，于6月13日攻占株洲。随后，日军分兵两路，沿湘江东、西岸一路南下。第九战区部队虽沿途阻截，但仍被日军逐次突破。6月23日，日军在衡阳城东30里的泉溪市附近与担任衡阳城防任务的第十军部队发生交火，揭开了衡阳保卫战的序幕。6月26日，第一一六师团主力推进至衡阳西北方向的杨柳桥，第六十八师团则占领衡阳以东的飞机场。次日，该两师团分抵衡阳城西、南两面，对衡阳形成合围，衡阳成为一座孤城。

衡阳地处湖南中部，湘江中游西岸，南岳衡山南麓。整个城市东西宽约500米，南北长约1600米。湘江东岸是粤汉铁路，湘桂铁路经湘江大桥与粤汉铁路相连，使衡阳不仅是湘粤两省的交通枢纽，也是进入西南四省桂、黔、川、滇的门户。粤汉铁路东面有衡阳机场，是美国在华空军在华中最重要的基地。衡阳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军事价值，使其成为中日双方攻守争夺之焦点。

担任衡阳城防的第十军曾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坚守长沙城，有丰富的防守作战经验。1943年冬参加常德会战后驻防衡山。第十军下辖第三师、第一九〇师、预十师，但因常德会战造成的损失尚未恢复，兵力并不充足，三个师的番号实际上却只有七个团。连同归其指挥的暂五十四师、新十九师和炮兵部队，总计兵力约1.8万人⁽⁵³⁾。而面对的则是日本两个主力师团。

早在5月29日日军刚发起攻势时，蒋介石就以电话命令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固守衡阳十天乃至两周，吸引消耗敌军兵力，在配合外围友军，内外夹击，以歼灭敌军主力于衡阳近郊地区”⁽⁵⁴⁾。方先觉接令后，根据衡阳城东是湘江，城北有河流，城西大部为密布鱼塘、莲池之沼泽地区，而城南是丘陵地带，因此判断日军主攻方向将在城南，并按此进行部署：第一九〇、暂五十四师守备湘江东岸，预十师防守湘江西岸衡阳城南，新十九师防守湘江西岸城阳城北，第三师则守备衡阳外围的下摄司附近，并于日军抵达前疏散完衡阳城中民众，炸毁湘江铁桥。

6月28日拂晓，日军第六十八、第一一六师团对衡阳城南面和西南的第十军阵地发起攻势，妄图一举突破守军防线，占领衡阳。早有准备的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其防御之坚固、作战之英勇出乎日军的预料，且炮火相当活跃，将至前线指挥战斗的日军第六十八师团师团长佐久间、参谋长原田贞等多名指挥官击伤⁽⁵⁵⁾。日军对衡阳的这次攻势延续5昼夜，除黄昏、拂晓和午夜，战况略为沉寂一两小时外，其余时间敌我双方连续拼杀。日军进攻先以飞机、大炮轰炸，并施放毒气，随后以步兵猛冲。中国守军则在日军轰炸时蛰伏在掩体和工事内，待日军步兵逼近时，以火力将其歼灭于阵地前。若日军突入阵地，则以手榴弹、刺刀与敌展开肉搏战，歼敌于阵地内。一些阵地在双方之间几度易手。30日一天，二二一高地四次被日军突破，守军第二营伤亡达百分之七十，伤势稍轻者虽仍在前线搏杀，但难抵日军连续进攻。入夜，预十师第三十团团长陈德坒亲率预备队增援。“时值黑夜，伸手不见五指，该二高地官兵与突入之敌混战一起，敌我莫辨，双方均静静的不敢弄出一点音响，以免暴露自己的位置，有如捉迷藏，我官兵以手摸抚，穿粗棉布衣者为自己人，穿光滑咔叽布军衣者为敌人。发现敌人，即以刺刀刺杀。因此，枪支碰撞声，与被刺者之惨叫声，时起时寂。”至天色微亮，双方后续部队赶到，又是一场激战，最终中国军队将日军赶下山去，恢复阵地⁽⁵⁶⁾。日军在其战报中承认：“衡阳城之敌，利用地面障碍及防御设施，仰仗火力配合反攻，进行顽强抵抗”，日军“前进迟缓”⁽⁵⁷⁾。战至7月2日，日军在付出重大伤亡后，仅占领停兵山、张家山南麓等前沿阵地，而衡阳城南第一线其余阵地仍牢牢控制在中国守军手中。日军因损失过大需等待补给，不得不于7月2日午夜停止对衡阳的第一次总攻。

日军在准备第二次总攻的同时，对衡阳城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以大批飞机对衡阳城进行轰炸，并投下大量燃烧弹，使城内火光冲天，昼夜均在熊熊燃烧，民房大部付之一炬，第十军囤积粮弹也多被焚毁。但第十军亦抓住时机，调整城防部署，并令在衡山的第三师第八团归还建制。该团于7月5日突破日军阵线，冲入孤城之中，增强守军力量⁽⁵⁸⁾。

7月11日，日军发起对衡阳城的第二次总攻。自拂晓起，日军飞机对衡阳展开整日轮番轰炸，其炮兵则对城西南主阵地猛轰，并施放毒气，随即步兵发起总攻。第十军各部在各自阵地进行了极为顽强的抵抗。预十师第二十八团防守城南五桂岭阵地，战至12日，第八连连长以下官兵伤亡殆尽，仅余一位班长率兵两人据守一碉堡，仍与敌作殊死战。第三十团第二营，一个上午就换了三个营长：第一个营长为国捐躯，接任的营长身负重伤，继任的营长指挥作战至下午也被敌军击伤，战况之激烈可见一斑⁽⁵⁹⁾。在张家山阵地，日军连续三昼夜以成百人为一梯队，在炮火掩护下持续发起进攻。守军阵地四度失守，四度夺回。多名营、连长在第一线率兵杀敌壮烈殉国或身负重伤。一名卧地呻吟之伤兵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驱敌之后，工事残破，“官兵累垒积尸加盖沙土为避弹之胸墙，臭气熏天，群蝇乱飞，不顾也！”只为击退日军的下一轮进攻⁽⁶⁰⁾。至7月16日，战斗更为惨烈。日军再度发起猛攻之时，天气骤变，豪雨倾盆。守军在茫茫雨幕中跃出战壕，与敌展开白刃肉搏，彼此进行拉锯战。担任衡阳城南防御重任的预十师激战至此，伤亡惨重，连炊事兵、运输兵悉数尽上一线搏杀，所属三个团番号虽在，实际上多是第二线阵地增援的第三师第八、第九团官兵。当日晚，萧家山、枫树山等处被日军突破。第十军遂放弃第一线阵地，连夜调整部署，全力固守第二线阵地。而日军虽攻占衡阳城南第一线阵地，却也付出重大代价，许多中队已无军官，不得不由士官负责指挥⁽⁶¹⁾。日军对中国守军第二线阵地的进攻一方面继续遇到顽强的抵抗，无法取得进展，一方面面临弹药不足，呈难以为继之势。7月20日，日军不得不结束对衡阳的第二次总攻，仍改为重点进攻。

此时湖南战场制空权已渐为美国驻华空军控制。美国空军对日军补给线的轰炸使日军难以向前线正常运送弹药，而且白天作战也因制空权的丧失颇受限制⁽⁶²⁾。因此自20日起，日军只能每日在拂晓和黄昏前后以重炮对第十军阵地猛轰，并空投传单，煽动、引诱守军放弃抵抗。第十军至此已在日军重围之中守城一月。军长方先觉于8月1日致电蒋介石报告：“本军固守衡阳，将近月余，幸我官兵忠勇用命，前仆后继，得以保全；但其中可歌可泣之事实，与悲惨壮烈之牺牲，令人不敢回忆！自开始构工，迄今两月有余，我官兵披星戴月，寝食俱废，终日于烈日烘炙雨侵中，与敌奋斗，均能视死如归，克尽天职；然其各个本身之痛苦，与目前一般惨状，职不忍详述，但又不能不与钧座略呈之：一、衡阳房舍，被焚被炸，物质尽毁，幸米盐均早埋藏，尚无若大损失；但现在官兵饮食，除米及盐外，别无若何副食，因之官兵营养不足，昼夜不能睡眠，日处于风吹日晒下，以致腹泻腹痛，转为痢疾者，日见增加，既无医药治疗，更无部队接换，只有激其容忍，坚守待援。二、官兵伤亡惨重，东抽西调，捉襟见肘，弹药缺乏，飞补有限，自午卅辰起，敌人猛攻不已，其惨烈之战斗，又在重演，危机隐伏，可想而知！”⁽⁶³⁾

7月底，日军陆续向衡阳前线增调第五十八、第十三师团，部署向衡阳发起第三次总攻。8月3日，日军炮兵对中国守军阵地开始作地毯式狂轰滥炸，衡阳西南半壁约4500米的正面全为硝烟弹雨所笼罩。次日，日军步兵向经过一昼夜猛轰的守军阵地发起全线总攻。第十军阵地虽在日军轰炸下毁损严重，但广大官兵仍沉着应战，奋勇杀敌，日军第一天的进攻均被击退。5日，日军再度发起进攻，中国军队抵死奋战，予敌以极大杀伤。第一一六师团黑濑联队一大队长被击毙，这是该联队在衡阳前线被击毙的第六名大队长⁽⁶⁴⁾。但中国军队也伤亡惨重。当日，第十军军、师长举行紧急会议，商讨此后作战方针。认为因无可抽调之兵，弹药也将告尽，守城至多再支撑三天，但城内有伤病员六千余人，无法突围，因此只有死守一条路⁽⁶⁵⁾。6日，日军攻势更猛，守军渐渐不支，城西北角率先被敌突破。7日，日军倾其所有兵力向衡阳城发起最后的总攻。至8日拂晓，衡阳半个市区已为日军攻占。当晚，方先觉率守城的第三师、第一九〇师、预十师、暂五十四师各师长举白旗向日军投降⁽⁶⁶⁾。历时47天的衡阳保卫战至此结束。整个衡阳一战，中国第十军1.8万余人，伤亡1.5万余人，其中阵亡约七千人。日军自称伤亡1.938万人，内含军官910人⁽⁶⁷⁾。

衡阳激战之时，集结在外线的中国军队有八个军共计10万人以上。蒋介石虽多次命令向衡阳增援，但被派往衡阳担任解围任务的仅有第六十二、第七十九两个军和第六十三师。而真正全力杀向衡阳前线进行解围的只有第六十二军。第六十二军于7月下旬向衡阳进军，与日军在衡阳西南一带展开激战，曾推进至衡阳南郊的火车西站。终因孤军深入作战，无法抵挡日军衡阳攻城部队和外围增援部队的夹击而败退。

日军第十一军攻占衡阳后，虽已筋疲力尽，但为不给中国军队喘息机会，以利下一阶段广西境内的作战，决定乘势进击。于是，第十一军倾其各主力师团由北向南宽广正面急进。8月下旬，为统一指导湘桂作战，日军新成立第六方面军，调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任司令官，统率直接担任湘桂作战的第十一、第二十三和防卫武汉附近的第三十四军及配备于长、衡地区的直辖部队，实施打通湘桂铁路计划⁽⁶⁸⁾。而衡阳一战后，湖南前线的中国军队尚未调整部署，在日军快速突进之下，无法组织有效抵抗，防线一触即溃。仅半月间日军就横扫衡阳至湘桂边境间250公里，至9月上旬，已轻易占领祁阳、零陵，将战火烧到了湘桂边境，连第十一军自己也为进展如此快速而惊叹⁽⁶⁹⁾。

四　桂柳会战" class="reference-link">四　桂柳会战

1944年夏中日双方在衡阳激战之时，日军在太平洋上的塞班岛和缅甸战场上的英帕尔两地连遭败绩，而攻占衡阳又比原计划晚了一个月。为此，新成立的日军第六方面军不得不调整原来的湘桂战役第二阶段在广西境内的作战计划，决定第二十三军于9月上旬从西江地区发起攻势，于10月下旬前作好进攻柳州的准备，第十一军从衡阳南面展开攻势并攻占全州后，于10月下旬前作好进攻桂林的准备，该两军于11月上旬开展包围攻势，围歼桂、柳附近的中国军队，并攻占桂林、柳州等地⁽⁷⁰⁾。

日军第十一军于9月上旬占领零陵后，以第十三、第四十、第五十八师团继续向湘桂边境推进，并于9月11日越过省境后至全州北面。驻扎于广东的第二十三军也于9月上旬沿西江逼近广西。日军两个军从北、东两面对桂北中国军队形成合击之势。

驻守广西的是第四战区。此时第四战区兵力单薄，仅七个师约六万人，而其中过半兵力刚参加了长衡会战，战力并不充实⁽⁷¹⁾。国民政府方面在衡阳被攻占前已判断日军必将继续攻打桂林、柳州地区。8月24日，军令部向第四战区及第七、第九战区颁发作战指导，要求在日军大举侵桂时，第四战区以“主力死守全州”，日军如深入桂林附近，则调集军队“协力守军包围歼灭之”；第七战区除留一部固守梧州并准备攻击沿西江西进之敌外，另准备以一部适时参加桂林决战；第九战区部队则积极夹击侧击进犯日军⁽⁷²⁾。

南犯的日军第十一军进入广西境内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桂北重镇——全州。全州此时是国民政府在西南地区重要的物资补给点，存有弹药粮草等各种作战物资。因此，蒋介石在8月底、9月初两次直接电令守卫全州的第九十三军军长陈牧农：“以主力固守全州”，“迅速完成作战诸准备”，“粮草及其他战斗资材之准备，虽以二个月为基准，但须以极激烈之战斗计算，并须将可能之轰炸损耗计入，务期在敌人断续攻击之下，能固守三个月以上”⁽⁷³⁾。担任全州防守任务的第九十三军，是在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后为增强桂北兵力而从四川调防的，9月上旬刚抵达全州完成部署。9月12日，日军向全州外围阵地发起进攻。次日，日军全线进攻，守军阵地被突破。14日，第九十三军根据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命令，在破坏未能运走之军需物资后放弃全州城防，转移防线至兴安附近。日军遂轻易占领全州。

日军第十一军陷全州后稍作调整，又沿湘桂线继续南犯。中国守军沿途进行抵御后逐次南移。至10月初，日军已进占兴安以南地区。此后，日军虽在大溶江正面遭遇中国军队顽强抵抗，难以推进，但桂北门户已经洞开。

广东境内的日军第二十三军于9月9日沿西江向粤桂边境发起攻势。西江两岸至广西梧州只有第七战区的三个步兵师，难以阻挡日军的进攻。日军北翼第一〇四师团沿西江北岸挺进，接连攻陷四会、高要、德庆，逼近桂东重镇——梧州。其南翼第二十二师团沿西江南岸推进，连陷高明、新兴、云浮、郁南，与第一〇四师团隔江呼应。而第一〇四师一部穿越粤桂边境山地，于9月中旬迂回至梧州北边。21日，日军向梧州发起进攻，而守军防守部署尚未完成，虽奋力迎敌，但战至次日不得不放弃防守，梧州被日军占领。24日，日军第一〇四师团又从梧州西犯，进攻丹竹。丹竹是中美空军在广西重要的前进机场，但仅有一团守兵。守军虽浴血抵抗，终因力量相差悬殊，于28日失守。

与此同时，在雷州半岛的日军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也从遂溪向北发动攻势，在占领廉江后北犯进入广西，于9月23日攻陷容县，随后继续推进，于10月初至桂平以东邕江右岸。

第四战区面对日军从北、东、南三面向桂林、柳州地区的进逼，于10月上旬决定调集可机动兵力，部署于武宣东南地区，形成局部优势，首先击退由西江西犯的日军，以利此后作战⁽⁷⁴⁾。10月19日，中国军队在中美空军支援下向日军第二十三旅团突然发起攻势。日军毫无准备，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伤亡重大。第二十三旅团通讯中心遭轰炸，使旅团与上级之间通讯中断达一周之久⁽⁷⁵⁾。血战数日，中国军队将桂平、蒙圩外围各据点收复。但日军第十一军主力此时已全部侵入湘桂路至湖南道县以南约40公里处的江华一线，而第二十二师团主力也在10月下旬投入桂平正面战线，面对不利战况，第四战区只得放弃刚刚发起的攻势，将所有兵力向桂林、柳州附近集中。

桂林此时是广西省会，湘桂铁路经此直趋柳州，为广西交通枢纽。9月初当日军沿湘桂铁路南犯时，第四战区指派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韦云淞为桂林防守司令。韦云淞于10月10日拟定作战计划，基本方针为“防守军以确保桂林之目的，以主力固守城北要点及杉湖。榕湖以北城区为核心阵地；以一部固守近郊各要点，掩护核心，采持防御，吸引胶着敌人于桂林近郊，俾与我外线兵团，协力合击敌人而歼灭之”。具体部署为第一三一师固守桂林北部地区，第一七〇师固守桂林南部地区，外围部队则对日军进行侧击尾击⁽⁷⁶⁾。

日军第六方面军于10月11日命令第十一、第二十三军准备攻占桂林、柳州。第十一军于10月14日将战斗指挥所推进至全州，20日在全州召开兵团长会议，部署各师团作战任务。26日，第六方面军向第十一军下达攻占桂林的命令。

10月28日，从全州南下的日军第五十八师团对桂林北面发起进攻。随后，抵达桂林东郊的第四十师团也向桂江东岸的中国守军阵地开始进攻。中国守军凭借桂林城郊的石山、岩洞等天然屏障进行抵抗，阵前预埋之地雷也予敌极大杀伤。11月1日，日军除继续从北、东两面进攻外，一部对桂林西北城郊的笔架山等阵地发起进攻。次日，第三十四师团一部又从西南方面向桂林城逼近。至此，日军从东、北、南三面对桂林形成合围之势。由于自10月下旬以来阴雨不断，道路泥泞，致使日军炮兵前进迟缓，一时无法对桂林发起总攻。6日，绕道东面推进的日军第三十七师团一部抵达桂林城南郊，完成对桂林的四面合围之势。此时，桂林城外四郊均已展开激战，日军逐渐向城区逼近。8日，日军炮兵进入前线阵地，城东的第四十师团一部在强大的炮兵火力掩护下强渡桂江，突入市区与守军展开巷战。桂江东岸的七星岩洞中尚有一连步兵和野战医院官兵约八百人，因洞口被日军炮火封锁，无法突围，洞内储存弹药又起火燃烧，致使全部遇难殉国⁽⁷⁷⁾。

11月9日，日军对桂林城发起总攻。凌晨，日军炮兵对桂林开始集中炮击，城区内一片火海。守军虽遭日军围攻，但仍斗志顽强，奋力御敌。在城北，日军自认“攻击不能顺利进展”，“老人山的守备非常坚固”。在城东，伏波山上的中国军队予敌以重大伤亡⁽⁷⁸⁾。激战至晚上，日军从四面突入城内。10日，城内中国官兵继续抵抗，但阵地相继被日军攻破或隔离。第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率部苦战至此，见战局已无法挽回，遂自尽殉国。其余阵亡将官有城防司令部参谋长陈继桓、第三十一军参谋长吕旃蒙、第一七〇师副师长胡厚基等。当日午后，桂林陷敌。

在进攻桂林的同时，日军第十一军认为正面之敌非常薄弱，无须以一军的主力全力对付，遂在11月3日决定调派第三、第十三师团向柳州发起攻势。第十一军的这一决定未事先报告第六方面军，并与第六方面军在柳州以西围歼中国军队主力的战役设想不合，故引起第六方面军的不满，但并没有能改变第三、第十三师团已经向柳州推进的局面⁽⁷⁹⁾。

柳州是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但防守力量并不强大，防守准备更是不足。9月中旬之后，第四战区因战事两次调防柳州守军。11月3日，第二十六军奉命接手柳州防务，至7日方才辗转赶赴守区，完成防御部署。11月9日，日军从北、东、南三面向柳州发起猛攻，守军奋力抵抗，但损失惨重，阵地相继被敌突破。10日晨，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电话指示第二十六军军长丁治磐：“桂林情况不明，该军应避免无谓牺牲，着即适应情况，开放西侧道路，配属炮兵应撤离大塘。北市区之一个团，可撤至南岸，对所有仓库，应遵前令彻底破坏。”⁽⁸⁰⁾第二十六军奉令后遂向西撤离守区。11日，柳州被日军占领。这样，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曾宣称可坚守一年的西南战略要地，日军一发起总攻即告失守。

日军占领桂林、柳州后，完成一号作战的主要目标——摧毁美国空军在西南的两大空军基地。但由于第十一军未按方面军部署行事，第二十三军推进缓慢，没能如愿歼灭中国军队主力。而中国第四战区在桂、柳失守后，调整部署，准备以宜山为中心重布防线。第六方面军遂于11月15日向第十一、第二十三军发布追击令，“决定继续迅猛追击，消灭残敌。”“第十一军可不受作战地界限制，消灭宜山附近敌军，并应与第二十三军紧密配合，消灭忻城以西地区及其附近之敌。此外，应以一部迅速向金城江以西地区挺进，占领黔桂铁路。”“第二十三军应与第十一军密切配合，消灭忻城附近之敌。此外，应以一部向前推进，争取占领南宁。”⁽⁸¹⁾

攻占柳州的第三、第十三师团在11月12日即根据第十一军的命令开始转入追击，沿黔桂铁路西犯。第四战区没能组织有效防御，日军轻易突进，未经激战就于15日占领黔桂线上重要城市宜山。随后，日军直扑黔桂线上的下一个城市怀远。此时防守怀远的只是一个工兵团、一个坦克营、一个炮兵连及一个教导营等特种部队，但守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使日军无法从正面轻易突破。战至11月20日，怀远被日军占领。继续西进的日军沿途虽遇到中国军队的零星抵抗，但由于第四战区并未作出有效的防御部署，日军沿黔桂线不断推进，于22日占领河池，28日占领南丹，逼近贵州省界。

与此同时，日军第二十三军一部从柳州南下，于11月24日轻取南宁。12月初，在越南的日军也派兵北上。12月10日，两股日军在绥渌会合，日军打通了直贯中国大陆的南北交通线。

日军第十一军所部从柳州沿黔桂线西进追击，至广西贵州交界处已逾300公里，由于后勤补给无法跟上，沿途又有美国空军袭击，实际上已难以继续推进。但第十一军仍在11月下旬向第三、第十三师团下达越过省界向贵州境内独山、八寨挺进的命令⁽⁸²⁾。11月30日，日军第十三师团由六寨圩进入贵州境内。次日中国守军在黑石关抵御日军，但当日防线就被突破。日军乘势推进，于12月2日抵达独山。中国守军未及有效抵抗，就被穿中国军服的一部日军混入城内，因此仓皇退出独山城。12月3日晨，日军完全占领独山。从黎明关进犯贵州的日军第三师团则于12月2日下午占领八寨，并在当夜继续向都匀突进。次日在都匀东南与中国军队交战。

日军迅速突入贵州境内，威胁贵州，震动了整个大西南后方。蒋介石惊呼：“战况危急，不仅西南各省人心动摇，而且美国有要求撤侨之事，益造成社会之惶惑不安。八年抗战之险恶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⁸³⁾国民政府虽在桂柳会战之初就向黔桂边界地区调兵，由黔桂湘边区总司令汤恩伯指挥，准备抵御入侵贵州之敌，但因缺少交通工具，部队调防缓慢，至日军入侵贵州，只有一个军及两个师的部队进抵都匀以南地区，与日军交锋，而其余部队仍远离战线，鞭长莫及。

日军突入贵州后，战线越拉越长，供给更加困难，兵力损失也十分严重，而美军飞机的不断袭击加剧了日军的困难。此时已入冬季，大多士兵还穿着夏服。因此在占领独山后，第十一军指挥部以作战目的已经达到，下达了反转命令⁽⁸⁴⁾。12月4日，日军在对独山城区大肆破坏后，开始沿黔桂线全线后撤。

中国军队随日军后撤尾追跟进，相继收复独山、八寨，并进入广西，于12月12日收复南丹。继续尾追的中国军队在河池遇到日军的抵抗和反击，双方展开激战，伤亡均重。中国军队攻势受挫，战况形成相持局面。桂柳会战至此告一段落。

桂柳会战是在长衡会战刚结束后展开的。日军从湘、粤两省向广西迅猛进犯，中国方面在广西兵力不足，处于劣势。但在指挥上，第四战区未能组织起有效的全盘防御部署，致使中国军队陷入更为被动的境地。而在作战中，尤其在桂林、柳州失守后，中国军队明显士气低下，“一般指挥官缺乏必胜信念、旺盛精神”，“军队一般精神不甚巩固，士气衰落”⁽⁸⁵⁾。这种种因素最终导致中国军队在广西、贵州的溃败。

整个豫湘桂战役期间，从1944年4月至12月的八个月中，中国军队在豫、湘、桂三个战场上虽在局部也有顽强的抵抗，但在全局上接连败退，河南、湖南、广西以及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和贵州的一部共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于敌手，洛阳等四个省会城市和郑州等146个中小城市以及衡阳等七个空军基地和三十六个飞机场为日军占领。这与国民政府军队在抗战后期对日作战相对消极、作战能力下降是分不开的。日军在结束一号作战后，虽基本达到其打通大陆交通线和摧毁美军在华中空军基地的战役目标，但实际上由于国共两党军队对日军的进袭和干扰，所谓的大陆交通线并未真正打通，中美空军则依托西南的机场，仍控制着中国上空的制空权，继续对日军予以打击。而日军由于战线拉长，兵力损耗，在战略上反处于被动不利的地位，在整个中国战场上陷入了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