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农业经济发展的停滞" class="reference-link">第二节　农业经济发展的停滞

一　农村商品化经济的发展" class="reference-link">一　农村商品化经济的发展

自列强侵入中国后，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即开始逐渐解体，商品化进程逐渐加速。这一方面表现在农作物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表现在农家经营的商品化。民国年间，这一过程仍在继续，而且由于中国工业在欧战前后的较快发展，带来了对农产品原料的更大需求，促使这一商品化进程的发展势头更为迅速，但外国列强的优越政治经济地位，使中国农村商品化经济在更大程度上受着世界市场的支配。

据调查，20年代全国主要农产品的平均商品率已达到一半左右，其中华北、西北偏低，华东、华南沿海则偏高⁽⁷⁹⁾。商品化程度最高的江浙部分地区，农家生活资料一半以上购自市场，农产品的四分之三通过市场出售⁽⁸⁰⁾。由此可见，农村商品经济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欧战前后中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经济作物的发展与粮食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其中尤其突出的是经济作物的发展。

棉花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欧战前后，受国内棉纺织业发展及国外需求增加的影响，棉花生产有了较大发展。“植棉之地，年有扩张”，棉田面积迅速扩大，产棉区域几乎遍及全国，以至“从前素不产棉之地，亦以产棉闻矣”⁽⁸¹⁾。其中直隶、江苏、湖北、山东等为产棉大省，美棉种植发展也很快，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直隶五省的美棉产量，已占1921年全国棉花总产量的11％⁽⁸²⁾。为了鼓励棉花生产，北京政府农商部公布了《植棉奖励条例》，设立棉业试验场与棉业督办。棉花生产除自用外，还可出口一部分。1918年—1922年，棉花平均年产800万担，最高的1918年，产量达到1096万担，其中出口132万担，价值3811万关两，成为主要出口物品之一⁽⁸³⁾。

大豆生产异军突起，发展十分迅速。20年代中期，大豆年产超过1200万吨，比十年前增长两倍以上，中国因而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大豆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⁸⁴⁾。1924年，大豆、豆油、豆饼出口合计价值13,671万关两，比1916年增长164％，占出口总值的17.7％，在国际市场上居于垄断地位，并已取代生丝，成为中国第一位的出口物品⁽⁸⁵⁾。大豆及其制成品生产的发展，使其主产地东北成为中国唯一的外贸出超地区，1920年—1927年，东北外贸出超高达54,600万关两，大连也因此成为中国第二大外贸港口⁽⁸⁶⁾。东北大豆播种面积已占农田面积的30％左右，商品率高达80％，成为中国商品化比率最高的农作物。

花生从19世纪末开始种植，民国年间发展较快，产品大多供出口。20年代花生平均年产850万担，1924年花生及其制品出口价值3024万关两，已成为主要出口商品之一⁽⁸⁷⁾。烟草生产的发展与外商英美烟草公司的活动有直接关系。英美烟草公司为推广美烟，1915年开始在山东、安徽、河南等地试种美烟，因产量高，公司又采取优惠条件诱使农民种植，发展颇快，不久即占领了烟草市场。1915年美烟收购仅49万磅，1924年达到5780万磅，十年增加了117倍⁽⁸⁸⁾。

与上述新兴经济作物生产迅猛发展的势头相比，一些传统经济作物的生产受国际市场的影响，反而呈现衰落之势。茶叶本为中国传统出口产品，19世纪末起，受后起的印度、锡兰（今译斯里兰卡）茶的竞争，茶叶产量及出口量均趋于下降，民国年间这一过程仍在继续。1920年茶叶出口30万担，价值885万关两，只有1916年的五分之一左右。茶叶在中国出口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最高峰时的50％跌落到2％左右，已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⁸⁹⁾。生丝及其制品长期居于中国出口物品价值的首位，民国以来，由于日本生丝生产的迅速发展（产量已超出中国一倍以上），以及人造丝的兴起，中国的生丝生产处于停滞状态，年产量徘徊在1万吨上下，出口值虽有提高，但发展速度显然不及上述几种新兴经济作物。1924年，生丝及其制品（包括绸缎）出口价值12,921万关两，已从向来的第一位退居于大豆及其制品之后，在世界生丝及其制品市场上的占有比率也在不断下降⁽⁹⁰⁾。

经济作物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导致一些专业化生产区域的形成，这也有利于技术的发展与产量的增加。如棉花生产集中在长江与黄河中下游地区，尤其是江苏、湖北、河北三省，江苏南通地区的棉花产量占到全国总产的七分之一。大豆种植基本上在东三省，山东一省占了花生产量的五分之四，烟草生产主要在山东、安徽、河南，茶在安徽、江西、浙江，蚕桑在浙江、广东、江苏。

粮食生产的商品化程度也有增长，大致达到了20％左右，但受经济作物发展的影响，粮食播种面积在下降，即便是“昔多稻作”的苏南常熟地区，也“已大都改植棉作”⁽⁹¹⁾。1920年代中期，粮食作物产值大约仍占农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三左右，全国稻麦杂粮的总产量约为二十五亿余担⁽⁹²⁾。但中国人口众多，1920年代已超过四亿人，人均耕地只有三亩多些，加上城市化的发展和经济作物产区的扩大，使得粮食生产不能满足国内消费需要，正常年景也需进口部分粮食，以补国内生产之不足。遇有天灾人祸，“粮荒”更频频发生。如上海的米价，欧战前只不过5元一石，1921年上涨了两倍还多。大米已成为中国第一位的进口物品，1923年进口数量2244万担，价值9822万关两。如再加上小麦和面粉的进口，数量高达3087万担，价值13457万关两⁽⁹³⁾。此后，大米、小麦、面粉、杂粮等粮食及其制品的进口，每年总数都在数千万担以上，成为影响国计民生至关重要的问题。

民国年间中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本质上仍受列强操纵的国际市场支配，既未解决国内民众的温饱问题，也未满足近代工业发展对于原材料的需要。相反，广大的中国农村仍是列强控制下的商品市场与原料基地。列强通过种种手段推销剩余产品，获取廉价原料。欧战前后发展迅速的几种经济作物，大豆和花生五分之四以上供出口，棉花的相当一部分也是供出口和外国在华企业所用。英美烟草公司直接插手烟草生产，更是列强操纵国内农业生产的典型例证。中国农业商品化生产对国际市场的过分依赖，使其极易受国际市场需求的影响，旋起旋落。茶生产的兴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广大农民的命运实际操纵在国际资本财团手中。

由于“剪刀差”的存在，中国出口物品价格上涨的幅度低于同期进口物品价格的上涨。出口物品的购买力指数，20年代平均比十年前下降了十个百分点左右⁽⁹⁴⁾，列强因此以相同的代价，获取了更多的产品。与此同时，国内工业发展所需原料得不到保证，不得不从国外大量进口，即使是国内生产较多的棉花、小麦等也不例外。国产棉花本可大体满足国内棉纺业的需要，但每年出口在百万担以上，其中绝大多数运往日本，加上在华日资纱厂用棉，“几占全额的二分之一而弱”⁽⁹⁵⁾。华商纱厂联合会曾于1922年底上书北京政府，说明国产棉花外运“源源不绝，原料乃愈见缺乏”，“循至棉花求过于供，其价日昂”，要求政府禁止棉花出口⁽⁹⁶⁾。1923年初，北京政府决定，自3月1日起禁止棉花出口，但立即遭驻京公使团“抗议”，随后又被迫宣布放弃禁令。华商纱厂联合会数次要求恢复禁令，终不见下文。国内棉纺业不得不大量使用进口棉花，从1921年起，棉花进口每年都超过百万担，1925年达到181万担，价值6997万关两⁽⁹⁷⁾，位居中国进口物品的前三名。这是中国农业经济受列强摆布的例证之一。号称以农立国的中国，国内工业所需农产原料，除“榨油之大豆，国内差堪自给外，余则几无一能完全脱离舶来品而独立者”⁽⁹⁸⁾。事实对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就是如此不利。

二　农业经济的凋敝" class="reference-link">二　农业经济的凋敝

如果说，一战前后中国工业生产的发展得益于有利的外部环境的话，农业则连这一点都得不到。中国农民面对的外部环境，除了生产力水平低下，频繁的天灾与列强的经济扩张外，更有军阀统治的横征暴敛，军阀混战的破坏摧残，与一战前后的工业相对高速发展相比，农业的发展速度仍然较慢，农业的凋敝成为无可逃避的现实。

农民以土地为本，土地的占有权始终是中国农村经济关系的重要问题。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不少军阀官僚出于置产的传统，都置有大量田产，大凡大军阀大官僚多是大地主，从段祺瑞、曹锟到张作霖、徐世昌等几乎无一例外。他们占有的土地少则几千亩，多达几万、十几万亩，张作霖及其亲属在东北占有不下160万亩土地，他的亲信杨宇霆、吴俊陞也都占有一百多万亩土地⁽⁹⁹⁾。军阀官僚占有土地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以权势低价购进，如王占元在山东只花二元钱就可买进一亩好地；更多的是强占，有枪便是王，谁也奈何不得。除了军阀官僚外，许多工商业者以及一般社会游资也都加入到土地买卖之中。因为土地被视为稳定的产业，可以获得稳定的收入，越是动乱年代，有钱人越不愿意进行工业投资，而是“争买田产”，以求资金安全。这既加剧了农村土地占有的不平衡，也妨碍了迫切需要资金的工业发展。当时的大资本家张謇、聂云台等人都有大量土地。农民缺地少地的不合理的土地所有制，阻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也不利于技术的进步与生产率的提高。

与传统的土地所有制相适应，实物地租仍是主要的地租形态，租率一般要占到收获物的近一半，变相加租、押租、预租以及种种额外勒索更是司空见惯。除此而外，农民还要忍受高利贷业者的重利盘剥。在这样的环境下，农民的温饱尚成问题，购买力甚低。据估计，拥有20亩以上的农户可以略有剩余，其他农户只能靠家庭副业或手工业维持生计。许多农户没有耕畜，无力进行扩大再生产。中国的农业生产始终只能维持低水平的循环往复，生产技术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生产力水平低下。到20年代中期，稻麦杂粮的平均亩产量只有二百三十余斤，不仅低于清代的水平，甚而低于两千年前汉代平均亩产264斤的水平，实在是令人感叹不已。

军阀的横征暴敛与混战不已，是造成农村经济凋敝的主要原因之一。北京政府时期，各地大小军阀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军费支出，无不把搜刮的重点放在千百万农民身上。田赋易于估计，征收方便，纳税人无处逃避，向来是财政收入的大宗来源，从而也成为军阀的重要财源。北京政府时期，“田赋名称括以地丁、漕粮、租课三种。其征收机关，则县知事公署设总柜为总机关，四乡分设分柜，以科员或左理员董之，为分机关。从前胥役把持之弊渐次剔除，并通令各省区完纳丁课，概以银元计算，漕粮、兵米亦次第改征折色”⁽¹⁰⁰⁾。田赋正税年约八九千万元，数量较为稳定，但田赋附加税则层出不穷，多数省份在十种以上，税额也年年增加，大多超过正税几倍。最坑害农民的是所谓田赋“预征”，少者几年，多者十几年，四川梓桐县1926年已在“预征”1957年的田赋，整整“预征”了三十年⁽¹⁰¹⁾。农民名义上要负担的税为七种，实际各种税负则名目繁多，数不胜数，从人头税一直收到牛捐、狗捐。以河南为例，1926年田赋、厘金、契税等正杂税收入为1100万元，而田赋预征达1400万元，占总收入的41％，超过田赋正税收入的至少一倍以上⁽¹⁰²⁾。由此可知，农民的实际负担远远超过名义上的田赋数，他们哪里还有余力去进行扩大再生产。军阀的横征暴敛主要落在自耕农身上，也促使自耕农向半佃农以至佃农的转化，从而又促成了农村经济的凋敝。

军阀混战给农民带来的灾难更是难以尽述。民国年间，大小军阀的混战经年不断，他们以军用票、军需券支付战争需要，已经可以称得上是“文明”之举了，更经常、更直接的是毫无一定之规的摊派与强占，无偿的征用民伕、拉走牲畜。“大军过境，米面柴草，均由各区供应，遂至谷物一空”⁽¹⁰³⁾。而且一遇战争，胜方以抢掠为刺激士兵的手段，败方的逃兵溃将更是无法无天，“兵车所至，亦鸡犬一空”，“村舍荡然，流离载道”，所有灾难都是农民承受⁽¹⁰⁴⁾。直皖战争时，皖系马良部在山东德县获胜，即“鸣枪入街，肆行抢掠三昼夜之久”。战后，据京兆所属各县初步统计，损失高达345万多元⁽¹⁰⁵⁾。再如1924年的江浙战争，“战区内耕牛、农具损失极多，有至十分之六者，少者亦十分之二三”；“棉田受损最巨，收获多者仅及六成，余则二三成左右”⁽¹⁰⁶⁾。兵祸之外，伴以匪祸，许多地方土匪“横行乡曲”，搞得“赭垣斗立，鸡犬不闻”。说到底，兵与匪互为表里，都是军阀统治的产物。

天灾伴随着人祸，人祸又加剧了天灾。这一时期水旱连年，1920年至1921年间，北方的旱灾和南方的水灾都很严重，灾民数以千万。据估计，1920年—1921年的华北旱灾，波及317个县，死亡人数高达一千余万人⁽¹⁰⁷⁾。大小军阀终日忙于争权夺利，根本无心顾及防灾救灾，各地水利废弛，围堤失修，以至小灾成了大灾，无灾也能成灾。更有甚者，敌对双方在军事行动中决堤放水，给无辜人民造成重大损失。如吴佩孚南下与湘军作战时，“决湘堤以灌之，淹没四县”，实乃人祸胜于天灾⁽¹⁰⁸⁾。民国年间，为逃避战乱，大量农民或闯关东，或漂洋过海去外国，或流入城市，从事种种低贱职业。据当时日本人在苏、浙、皖、冀、鲁五省调查的结果，农村的平均流亡率为4.8％⁽¹⁰⁹⁾。况且流亡者以青壮年劳力为主，他们背井离乡，造成大量土地抛荒，导致农村经济的恶化，而这种经济恶化又迫使更多的人流亡，形成恶性循环。

北京政府时期，中国农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突破性进展，资本主义式的农牧垦殖公司和富农经济，只不过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农村传统经济的点缀。农牧垦殖公司一度有所发展，据八个省份的不完全统计，20年代初已有一百余家，尤以江、浙两省居多，但这些垦殖公司多为“招佃代种”，“坐收田租”，经营收入比重不大，甚而有的公司完全靠出租维持。张謇办的通海垦殖公司，占地10万亩，大部分仍分租给佃农，收取地租。富农经营占农业经济的比重一般都未超过10％，而且规模也都不大，大致也就几十亩地，为了少担风险，还有不少人出租部分土地，坐收地租，少数人更进一步转化为地主。在当时的国内外环境下，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都是艰难的，何况在农产品价格低、税负重、经营农业风险大，而出租土地倒可以坐收高额地租的情况下，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理所当然的。

总体而言，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农业，虽然经济作物有所发展，但农业中的现代经济成长十分有限。广大的农村既不能成为中国工业发展最广大、最稳定的销售市场与原料来源，中国工业化的进步自然也将是十分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