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西南各省独立" class="reference-link">第五节　西南各省独立

一　云南" class="reference-link">一　云南

云南于10月30日在省会昆明发动起义成功，是响应武昌起义较早的省份之一，对西南各省有重要影响。

1908年春，河口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李根源、罗佩金等相继回滇在新军中活动，不断发展势力，著名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就是革命党活动的一个重要中心。革命党人李根源是该堂监督，并且是亲手创办该堂的人，以后任该堂总办。云南新军军官中许多革命党人都在该堂任教。

云南新军从1902年开始编练，至1909年始成暂编陆军第十九镇，共有步、马、炮等二十一营。以后编制又略有扩充。新军中陆续集聚了一大批革命党人，充当各级军官。如第十九镇参谋官殷承，第七十四标统带罗佩金，第七十三标三营管带李鸿祥，第七十四标一营管带唐继尧、二营管带刘存厚、三营管带雷飚、炮兵管带谢汝翼、工程营管带韩凤楼、机枪营管带李凤楼等等。他们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在日本留学期间，一方面学了军事，另一方面接受了革命党的宣传，走上革命道路。1911年2月，蔡锷由广西被调入云南担任新军第三十七协统领。蔡锷（1882—1916）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戊戌变法时期，他是时务学堂的学生，政变后，追随他的老师梁启超到日本，1903年在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次年回国，曾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等省任军职，做过广西新军混成协统领。蔡锷在政治上虽然追随梁启超，但他是一位真诚的爱国者，并抱有强烈的民主主义理想。到云南后，他同李根源等革命党人相处很融洽，同情他们的革命主张。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云南，革命党人十分振奋，决心起义响应。蔡锷等人频频在唐继尧或刘存厚家里举行密谈，商量起义计划。大家公推蔡锷任总指挥，决定旧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发动。当时，反动营垒也警觉起来。总督李经羲急与十九镇统制钟麟同，总参议靳云鹏、兵备处总办王振畿等商量对策。他们打算以赴越运械为名，将罗佩金打发走，派李根源离省城到迤西镇压张文光起义，同时拟将李鸿祥调职，而将谢汝翼撤职。但这个如意算盘被“重九”起义彻底打碎了。

10月30日（旧历九月初九），革命党人一切准备就绪，打算夜间发动起义。蔡锷命李根源率七十三标起义部队从北校场出发，向省城大东门至小西门以北地区进攻，主要目标是军械局、五华山阵地。命罗佩金率七十四标由巫家坝出发，向省城大东门至小西门以南地区进攻，主要目标是总督署、藩库及巡防营地。命炮队统带韩国饶率炮队在大小东门及小西门与南门城墙附近安放炮位，准备助攻各据点。命讲武堂教官张开儒等率学生在城内接应，按时开放城门。原计划定于夜十二点进城发起攻击，但七十三标在向战士分发子弹时，为一反动军官察觉，一个新军排长当即开枪将其击毙。枪声一响，该标统带丁锦得警，即纠集未附起义的一营，向义军进攻。李根源、李鸿祥马上集合队伍，痛予歼击，放火烧了标本部，丁锦败逃，向督署告急。那时距预定入城时间还有两个多小时，城门未开，但势急万不能等待。他们靠搭人梯翻越城墙入城，开启城门。义军一拥而入，迅即袭占兵工厂等处，以主力攻击军械局及五华山清军阵地。这时钟麟同督率巡防营、辎重营、宪兵营、机枪队及卫兵占据五华山阵地抵抗。由于他们占据有利地势，加之弹药充足，给义军造成很大伤亡。蔡锷、罗佩金直到钟麟同命令进城“平叛”，才得知李根源已先期发动。十二点，他们率七十四标入城，立即投入激战。以主力攻击总督署，另以一部助攻军械局。军械局守军四五百人，里面藏有大量枪支弹药，是义军必夺之物。起初，李根源试图劝说守军起义，无效，只得集中主力进攻。因墙高且厚，守军火力甚猛，以致久攻不下。至10月31日早九、十点钟，义军用炸药将大墙炸开缺口，突入院内，把大部分守军赶跑并收降一部分。随后加强攻击督署，炮兵发炮轰断署内旗杆，并打中了李经羲的住室。不过那时李已逃至一个巡捕家中躲藏。督署终被义军占领。至中午时分，昆明全城处于义军控制下。与义军顽抗的钟麟同，负伤后被义军抓获处决，王振畿也被处死，只有靳云鹏在混战中伪装轿夫逃出城外。李经羲以下许多官员均就俘。蔡锷、李根源等念李旧谊，馈送川资护送出境。其余有的表示拥护革命，继续在新政府中任事，有的被遣归原籍。31日晚上，有部分反动军队的残余发动叛乱，至11月1日上午被平息。城外的马队、工程营等则相继反正。1日晚，城中又发生兵变。第二天，将乱兵正法十余人，城内秩序始趋安定。义军除留一部分担任卫戍任务外，均整队出城，返回营地。

11月3日，云南军政府成立，举蔡锷为都督，李根源为军政部长兼参议院长，殷承为参谋部总长，韩建铎为军务部总长；原谘议局改为省议会，张惟聪为议长。不久，李根源任滇军第二师师长，并出任迤西国民军总司令，罗佩金继任军政部长。

军政府一成立，即电各属，责以大义，命其反正。

云南西部腾越，于10月27日，先于省城三天，在革命党人张文光领导下起义，成立迤西都督府，张任都督，并设立民政机构。10月31日，临近的龙陵军哨官张定甲、李槐杀其管带起义响应，接受张文光节制。张分兵三路分别进占永康、永昌、顺宁、云州、云龙、缅州诸县及沿边各土司。由陈云龙指挥的一路，准备继续进兵大理。大理是云南迤西重镇，当时迤西各属已得省中电报，陆续反正，所以要求腾越方面义军不要再前进，免启兵端。但陈云龙为人凶悍，不识大体，治军无纪，终至发生激烈对抗。省军政府得知情况后，特派李根源前往调处。李根源本是腾冲人，在迤西各属素著声望。经他调处，张文光答应取消迤西都督府，李根源以第二师师长兼迤西国民军总司令的身份，节制迤西各属。

滇南临安府新军于11月1日起义，得地方大绅、民军统领朱朝瑛的赞助。次日，成立南军军政府，推朱朝瑛为统领，新军教练官、革命党人赵复祥为副统领。

滇南重镇蒙自关道龚心湛拒绝省军政府要求反正的电报，暗调开化镇总兵率军并力拒守。同时却佯派人与临安联络，企图诱歼起义新军，结果被义军打败，逃越南，蒙自于11月6日宣告光复。省军政府命赵复祥署蒙自关道，命朱朝瑛署临元镇，命郡绅王垂书署临安府知府。11月19日，开化镇总兵夏文炳为势所驱，举旗反正，滇南各属自此全部归服军政府。后来蒙自发生兵变，省军政府派罗佩金前往抚绥，迅速平定。

由于革命党人掌握着云南新军的大部指挥权，保证了云南起义迅速成功。

云南独立后，立即着手整编军队，改革弊政，清理财政，平定匪乱，使全省政局很快趋于稳定。在这种形势下，云南军政府派兵分别入川、入黔。

云南与四川历来关系密切，这不但因为地理上互相邻接，更重要的是，滇省财政要靠四川协济。所以四川治乱如何对云南影响甚大。当云南独立时，四川局面正在混乱中。鉴于这种形势，云南军政府决定以援助四川独立的名义，于11月中旬组成两个梯团先后开赴川境。其第一梯团长为谢汝翼，第二梯团长为李鸿祥，并以韩建铎为援川军总司令。第一梯团经昭通入川抵叙府，第二梯团经毕节出泸州，两军拟于成都会师。但滇军入川后，颇露骄悍之气，引起川人不满，以至酿成流血冲突，对以后川滇政局颇有影响。

云南军政府原来并无援黔计划，但在贵州立宪派上层分子的要求下，决定要率军北伐的唐继尧，顺路入黔解决贵州两党争斗。怀有政治野心的唐继尧，以武力推翻贵州军政府，自任贵州都督，扶植立宪派，残酷屠杀、迫害自治学社一派的起义有功人员，使贵州政局发生倒转，这是云南军政府干的一件不够光彩的事。

二　贵州" class="reference-link">二　贵州

贵州省于11月4日独立，成立军政府。

自从1906年冬张铭、简书等人响应萍浏醴起义失败后，一些革命党人与后来成立的自治学社逐渐合流。自治学社虽是标榜“赞助地方自治”的合法组织，但因社中许多骨干来自会党头目，本有反清意识，又有革命党人加入，所以自治学社成了以革命分子为核心的结合了大批中下层知识分子的反清革命团体。同盟会东京总部曾正式承认它为同盟会的贵州支部。自治学社的主要发起人和领袖张百麟（1879—1919）字石麒，祖籍湖南长沙，生在贵阳。青少年时期服膺康、梁；以后结交会党头目，并受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影响，逐渐倾向革命。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贵州后，张百麟及自治学社的革命分子，感到十分振奋，积极准备响应。张百麟把自己家里当作筹备起义的机关，频频召集会议，商量起义计划。他们很注意在军队中开展工作。当时贵州新军尚少，主要的军队是巡防营，共二十个营，分驻周围边县，只有中路四营离省城较近。常驻省城的有新军步兵一标（三营），炮兵一队，卫队不足一营，外有征兵一营。自治学社分别派定专人担任与各部联络，而把重点放在新军和陆军小学。贵州巡抚沈瑜庆为防范起义，下令收缴陆校子弹，同时加紧新军操练。云南起义消息对贵州震动极大，沈瑜庆更加惶恐。他接受宪政预备会上层分子的建议，暗中急电兴义豪绅刘显世，要他速集防军入省城镇压革命。张百麟等人见事机紧迫，在谘议局议长谭西庚等人赞助下加紧部署。他们一面作武装起义的准备，同时又希望避免流血。为此，他们主动谋求与宪政预备会和解。宪政预备会是由上层士绅和知识分子组织的立宪团体，它同以较贫寒的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倾向革命的自治学社一直存在着激烈的斗争。张百麟等人认为要实现“不流血的革命”，和镇定贵州局势，必须取得宪政预备会的合作。自治学社有一位重要的活动分子蔡岳，与宪政预备会乃至官场人物多有私交，他极力从中斡旋。结果宪政预备会的领袖任可澄等人勉强同意协力谋求贵州反正。11月2日，两方面的领袖分子张百麟、杨昌铭、周培艺与任可澄等人会同谘议局议长谭西庚一起见巡抚沈瑜庆，劝其反正。但沈不从，他企图等待刘显世率兵到省捉拿革命党。因刘显世不能很快到省，次日他又接受宪政预备会的老谋士郭重光的建议，准备于4日开会搞假独立。革命党人坚决反对这个计划。是日夜间，陆军小学首先举起义旗。沈瑜庆得报后，立即命新军标统袁义保及团防营统领胡锦棠前往弹压。袁义保命新军营长赵德全去执行。赵原是黎元洪部下，武昌起义后，黎元洪因见革命形势的发展，曾劝赵德全相机响应起义。而自治学社中也早有人与赵通声气。所以，赵得命后率队到陆校，不但不加弹压，且加以慰抚，然后骗过胡锦棠，使其退兵。这时，有新军正目杨树青只身入新军标本部，敦促袁义保起义，袁不从，杨即开枪，袁逃跑了。士兵当即拥教练官、革命党人杨荩诚指挥部队。有人打电话给沈瑜庆，告诉他新军已经起义，袁义保“被杀”。沈得报，惊恐不置，忙叫卫队。卫队管带彭尔堃这时臂缠白布，表示已经反正。沈见大势已去，不得不承认贵州独立，交出关防印信送谘议局。谭西庚、张百麟见沈交来关防印信，立即在谘议局升起汉字大旗，门前挂起大汉贵州军政府的牌子。天明（4日）即正式宣告贵州独立。经会议推举杨荩诚为都督，赵德全为副都督，改谘议局为立法院。同时决定另设枢密院，总揽全省政务，推张百麟为院长，任可澄为副院长，周培艺为秘书长，平刚等为枢密员。周培艺兼任行政总长，主持一切行政事务。下设民政、财政、实业、交通等各部，大多由自治学社骨干任部长。所以，初期的贵州军政府，基本上是自治学社掌权。

军政府成立后，即在省城十三府同乡联合会中每府选代表一人，授以委任状，饬其回属会商各界，克期反正。由于自治学社的势力遍布各地，所以大部分地方顺利反正，仅个别地方发生杀害代表的情况。

但是，在自治学社同宪政预备会勉强妥协的基础上建立的贵州革命政权是不巩固的。宪政预备会分子不甘屈居人下，觊觎全省大权。其中有些仇视革命的分子，伺机进行破坏。而自治学社许多骨干分子以卧榻之侧有他人酣睡，时不自安。两派貌合神离，从未真正合作。处于掌权地位的张百麟等人未能采取有力措施巩固和加强自己的地位。对政敌采取了过分优容的态度，甚至容纳反对革命的分子。起义前，沈瑜庆电调刘显世入省镇压革命。新政权成立后，本应将刘逮捕治罪。但张百麟未听取正确意见，竟约请刘显世加入枢密院担任军事股长的要职，使其继续掌握一部分军权。同时还把宪政预备会分子多人引进枢密院，客观上鼓励了他们夺权的欲望。当独立各省选派代表到南京参加会议时，任可澄等竟私自盗用枢密院名义，暗中致电云南军政府，以交通不便和财政困难为由，请蔡锷代派在滇的贵州绅士熊范舆、刘显治为代表，资遣赴会。事情暴露后，张百麟等人对这种明显的违法篡权活动，竟未予严厉追究。尤其失策的是，新政权迷醉于结社自由的信条，竟容忍耆老会自由行动，使宪政预备会的夺权活动愈益猖狂起来。耆老会的组织者就是在起义前劝说沈瑜庆搞假独立的那个郭重光。此人原任安徽芜湖道，以贪酷被劾，后以丁忧回籍，为人极其阴险狡猾。耆老会的成员都是退职官僚和守旧大绅。初立时以吃喝聚谈掩人耳目，继而利用张百麟等人的优容，竟擅自刻关防，发布告，办团练，俨然另立政权。其所聘团防统领即旧军官胡锦棠。他们还采取各种手段破坏新政权。郭重光在立法院公然倡立“公口”（即会党）。此论一出，短时间公口林立，使政府、军队几乎成了会党活动的机关和场所，革命秩序受到极大破坏。与此同时，郭重光等人散布谣言，极力挑拨都督之间，都督府与枢密院、巡防统部之间的矛盾，在革命党人不警觉的情况下，迫使都督杨荩诚率队离省北伐，并使枢密院长张百麟离省城到各地巡视。当时负责省城治安的巡防统部大权掌握在自治学社领袖之一黄泽霖手里，被政敌们视为夺权的一大障碍。郭重光献策，以卑鄙的阴谋手段，于1912年2月初把黄泽霖杀害。那时张百麟巡视各地回来不久，也险些被杀害，不得不逃出贵阳。作为代理都督的赵德全，竟把这次反革命事件当成“私人交涉”，袖手不管。

革命力量大大被削弱了。可是郭重光、任可澄等人自度力量仍感不足，不敢遽然发动政变，全面夺权。又是郭重光献策，决定派戴勘到云南去找蔡锷，极力诬蔑贵州军政府，丑诋自治学社，请蔡锷派兵入黔。蔡锷经过一番犹豫之后，令率师北伐的唐继尧顺路入黔，解决黔省政局。唐继尧（1882—1927）字蓂赓，云南会泽人，1904年留日学军事，毕业于士官学校。回滇后，初在督练公所任参谋处提调，兼讲武堂教官，后任新军十九镇七十四标一营管带。其人颇善谋略，官阶虽不高，但在云南起义过程中却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次带兵入黔，他想乘机谋取个人的发展。当时，自治学社一位声望素著的领袖钟昌祚由南京回省路过昆明，他得知消息后，亲往军政府向蔡锷详细介绍黔省两派政争的由来，劝蔡不要干涉黔省内政。蔡锷改令唐仍取川路赴鄂。但怀有野心的唐继尧从贵州宪政预备会、耆老会那里得到推其为都督的许诺之后，向蔡锷报称前队已经入黔，势难改道，遂挥师直进贵州。钟昌祚尾追滇军，企图说服唐继尧停止入黔。但在安顺被暗杀了。唐继尧于3月初入贵阳，武力推翻军政府，自为都督，残酷地屠杀和迫害自治学社社员。贵州政权完全落入唐继尧及其所扶植的宪政预备会和旧官僚的手中。

三　四川" class="reference-link">三　四川

四川省规模壮阔的保路风潮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然而，四川全省独立，建立统一的新政权却较各省为晚。这同四川省地域辽阔，交通不便的情况有关。该省革命党人为数甚多，但却不曾形成强有力的领导中心，革命斗争的发展表现了很大的分散性。四川遍地会党这种情况增加了革命斗争的散漫性。因而四川不像其他一些省那样，省会“中心起义”，然后迅即“全省光复”，而是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宣告独立的。统一的革命政权的形成，经过了较为曲折的过程。

首先获得独立的是重庆地区。重庆是四川境内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是长江上游的重镇，与东南各省联系较便。1906年以后，重庆同盟会分会的革命活动一直没有间断。后来重庆府中学堂成了革命党人的重要活动中心，学堂监督杨庶堪、学监张培爵，还有若干教员都是同盟会员。

自从同志军起义后，重庆党人因见同志军大多没有明确的革命宗旨，不足以图大事，遂决心另行发动推翻封建政权的斗争。他们曾密约重庆周围州县的党人到一起商量准备起义事宜。10月间，端方过重庆，为镇压保路运动，他要添练防军，任命刚刚由广东回籍的广东巡警道李湛阳为防军统领。李与某些党人有私谊，不少党人参加了防军。朱之洪等人并乘机建议举办团练，以便建立党人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张培爵则积极部署各州县发动起义。

11月5日，夏之时在成都东南简阳县的龙泉驿发动新军起义，并率队驰往重庆。夏是同盟会员，曾留学日本，在东斌学校步兵科毕业。回省后在新军中任排长，驻成都。同志军起义时，曾劝说标统周骏起事，周不从。后受命率新军一队调戍龙泉驿。夏军起义后驰抵离重庆很近的黄葛树，重庆商会不明夏的意图，想馈赠饷银，令其带兵去别处。后经党人接洽，共同策划了重庆起义的部署。这时，张培爵派党人石青阳组织敢死队，以备紧急需要；又积极联结会党和争取巡防军，最后巡防军将其手中最重要的火力——开花炮的炮栓卸下交存党人手中。至此，重庆党人已准备成熟，又有夏之时的新军支持，遂于11月22日，会集绅民，通令重庆知府兼警察总监钮传善剪发缴印，宣告重庆独立，建立蜀军政府。会议推举张培爵为蜀军政府都督。张培爵（1876—1915）字列五，隆昌人。1906年加入同盟会。1907年与熊克武等密谋成都起义，事泄失败，黄方等被捕，熊克武等逃走，张潜留成都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10年，应同盟会重庆地区负责人杨庶堪之约，到重庆任重庆府中学堂学监，从此便成为重庆地区革命活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军政府的副都督是夏之时。新军教练官林绍泉被任为蜀军总司令兼参谋部长。杨庶堪、朱之洪为军政府顾问，朱兼管由原官银行改立的大汉银行。军政府内所设各部，绝大部分都由革命党人负责。军政府重新编制了军队，设三标：近卫军、警卫军和义勇军，标统均由革命党人充任。另将巡防军改编为四标和一个炮兵营，直属蜀军总司令之下。此外设亲兵营和九门监察，负责保卫治安。

重庆蜀军政府成立后，传檄附近州县，一律建立新政府；还决定裁撤江、巴两县新厘杂捐，旧有厘金也豁免五日。同时，军政府照会各国驻重庆领事，保护外侨安全。从蜀军政府的政纲、对内对外宣言，及其同入川的鄂军、滇军、黔军的关系的处置可以看出，他们较好地反映了同盟会的基本革命精神。这主要是由于一些较有政治头脑的革命党人，在长期的准备和实行起义过程中，始终掌握了革命的领导权，并得到重庆商会和新军的有力支持。

在重庆独立前后，川南、川北、川东相继发动起义。荣县早在武昌起义前，9月25日即已宣布起义，建立革命政权。随后有文显谟与黄万里、程石溪（又作程世溪）等人于10月11日在隆昌宣布独立。11月7日，同盟会员曹笃、方潮珍及周鸿勋等集合民军近六万人，三路合攻自贡井，以战而不胜，改取政治攻势。因盐防军多是云南人，时刚好云南独立消息传来，曹笃以大义晓谕防军，双方停战谈判，盐防军表示赞助民军起义。这时附近的富顺县也宣布反正。川南重镇泸州，在重庆独立后，同盟会员杨兆蓉等看到时机成熟，一面运动南路防军起义，一面敦促永宁道刘朝望反正。11月26日，泸州宣布独立，成立川南军政府，推刘朝望为都督，以地方大绅温翰桢为副都督。革命党人没有在其中占居主要地位，蜀军政府颇为疑虑；刘朝望、温翰桢亦不自安；遂促杨兆蓉回泸召集会议，改推但懋辛为副都督，温翰桢改任枢密院院长，杨兆蓉，邓西林为副院长。但懋辛在重庆，不能马上赴任，又推举刚从成都出狱的同盟会员黄方为川南军总司令。

川北的革命党人在9月间各处同志军纷纷起义时也开始积极活动起来。10月27日，革命党人吴从周（即曾省斋）聚民军攻下垫江县城，取得枪支弹药后，率部奔大寨坪，准备与领导大竹县民军起义的李绍伊联合。后采纳张雅南（即张观风）的建议，召来广安团练传习所师生二百余人，扩大了起义军。11月中旬，义军连连攻下大竹、邻水、岳池等县以及川北重镇广安。21日，在广安召集各县代表大会，成立蜀北军政府，推吴从周、张雅南为正副都督，所设各部由革命党人和立宪派分子分别主持。但蜀北军政府是不巩固的。由于蜀北地区交通闭阻，经济、文化都较落后，到处会党林立，除了传统的哥老会外还有李绍伊组织的孝义会，两者之间存在激烈的斗争。革命党人为联结会党而成立的共进会在这里进行过长期活动，却未能统一会党，反而增加了革命党人内部的不统一性。而且由于缺少同地方绅商的联系，使革命党人在城镇中的政治基础显得非常薄弱。新政权成立不久，正副都督之间，革命党与立宪派、会党之间的矛盾就逐渐暴露。吴从周竟离职到重庆不归，其他一些革命党人也纷纷采取退避态度，这就便利了与绅商关系较密切的立宪派的夺权活动。最后，在成都军政府所派宣慰使张澜等人的活动之下，川北政权便完全落入立宪派手中。

在川东，还在重庆独立前，涪陵革命党人高亚衡便主动到重庆同盟会机关部请示起义方略。张培爵要他返涪就地组织邻近各县起义。高先组织民军协助长寿县于11月18日独立，然后回师返涪。20日涪陵独立。接着又发兵促忠州、彭水、酉阳等县相继反正。黔江则早于11月13日起义独立。革命党人卢师谛等在下东一带联络防军、会党于11月26日起事，奉节、云阳遂即反正。万县巡防营管带刘汉卿于11月25日起义，当即兵下夔府，27日宣布独立，自称下东蜀军副都督，接受重庆蜀军政府指导。

在重庆独立时，端方和他所带鄂军进至资州。这时他还不知道他已被任为四川总督，见民军遍地蠭起，鄂军也有不稳迹象，所以犹疑不前。鄂军中的革命党人在离开湖北时，就有途中伺机杀端方的打算。由于端方扣压武汉来的书信电报，军中党人，很晚才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由此党人更恨端方。他们于11月26日在资州发动兵变，将端方和他的弟弟端锦杀死。鄂军标统曾广大畏惧走避，军兵共推陈镇藩为司令，率队返回湖北。

省会成都本是保路风潮的中心，赵尔丰枪杀请愿群众，同志军从四面云集包围成都。然而一哄而起的民军，毫无训练，武器又差，缺乏统一指挥，所以不能取胜。当时奉命与民军作战的清军将领方声涛、姜登选、程潜等本是同盟会员，但他们都是外籍军人，与本省军官有矛盾，而军队内部没有开展革命工作，未能举义。

民军虽未攻下成都，但在周围各县坚持作战，给予清军以严重打击。雅安、荥经一带的民军阻止了护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华封指挥驰援赵尔丰的清军，对成都独立起了重要作用。

重庆独立后，赵尔丰陷入更加困难的地位。这时大部分立宪派对赵尔丰也不抱希望。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党人曾计划火烧总督署，发动起义。然而以偶然的意外，未能实现。结果，以立宪派领袖蒲殿俊、罗纶与官绅周善培、邵从恩等同赵尔丰妥协谈判的方式实现成都和全川的独立。谈判妥协的条件共三十条，主要内容是：四川政权转交谘议局；军队统一交第十七镇统制朱庆澜指挥；优待旧有军政人员；各地行政官照常办事，不愿留者听自便；给报馆以言论自由；满、汉、蒙、回一律平等；赵尔丰交出政权后，仍带边兵办理藏边事务，但暂不离成都，以备顾问；赵的督边兵饷、行政经费均由川人担任，并协济藏款；保护外人，禁止焚掠；安置旗民生计；等等。协定还规定以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为军政府都督，以朱庆澜为副都督。11月27日，由赵尔丰宣告四川地方自治，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

革命党人对蒲、赵协定内容甚为不满，曾在西校场召集民众大会，由同盟会四川分会会长董修武宣讲革命党的斗争经历和宗旨以及各省革命形势，以期提高群众的觉悟。革命党人还将蒲、赵协定内容驰告重庆蜀军政府，重庆党人在报章上逐条予以批驳。

重庆党人认为，赵尔丰仍盘踞成都，川省革命形势不能大定。他们商议组织西征，决定由副都督夏之时任总指挥，以但懋辛为参谋长兼中路支队长，以蜀军总司令林绍泉兼北路支队长，以向寿荫为南路支队长。林以总司令而充支队长，十分不满，竟对夏大肆咆哮，企图煽动其追随者起而夺权。革命党人窥破其野心，特召集军法会议，拟处林以死刑。经夏之时缓颊，决押送回籍（湖北），于途中把他杀死。其主要的同党均被处死。由于革命党人处理得果断、及时，这次事件，没有动摇革命政权。

成都独立后，军政府一直没有完全组织起来。在妥协基础上接管政权的蒲殿俊毫无行政经验，又无勇于任事的魄力；副都督朱庆澜是外籍人（浙江），在土客籍军官矛盾很突出的情况下，也不能指挥如意。城中新军与民军杂处，政府中新旧官吏同署办公，互不融洽，少数革命党人在其中不能发挥主导作用。因此新政权极其软弱无力。12月8日，蒲殿俊与朱庆澜正在东校场阅兵，突然军队哗变，蒲、朱潜逃⁽¹⁵²⁾，城中秩序大乱。这时军政部长尹昌衡急脱身出城，驰往凤凰山找六十三标标统周骏及营长宋学皋。周、宋即率新军入城平乱，城郊部分民军亦相率入城。乱平后，由军官和士绅共同商定推尹昌衡为都督，罗纶为副都督。尹是彭县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先在广西新军任职，1910年回川，初任新军教练处编译科长。他自以为不得志，每以本省军人不受重用而愤懑。后升为教练处会办，兼代陆军小学堂总办。由于他肯为川籍军官争地位，很得一批军人的拥戴；这次又平乱有功，更得到士绅和立宪派以及革命党人的好感。罗纶是谘议局副议长、保路同志会会长，在绅商学界颇有声望。新都督上任后，立即着手组织军政府，革命党人董修武受命主持总政处，下设秘书、法制、铨叙、统计、印刷、庶务等六处，分管各项行政。杨维被任为军事巡警总监，负责治安；周骏为军政部长。另设民政、财政、学务、司法、实业、交通、盐政、外交等部，由革命党与立宪派分任之。军队重新加以编制：以原第十七镇为第一师，宋学皋为师长；整编同志军为第二师，彭光烈为师长；整编原巡防军为第三师，以孙兆鸾为师长。

军政府成立后，秩序较快恢复。但赵尔丰仍盘踞旧督署，擅发告示，人们极为不满。军政府侦悉，赵暗召边军入省，妄图夺权。尹昌衡遂召集军事会议，决定逮捕赵尔丰。12月22日，尹派兵包围旧督署，将赵抓获，拉到明远楼下宣布其罪状，枭首示众。这是新政权做的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此前不久，赵尔丰屠杀群众的刽子手田征葵在逃跑途中为重庆军政府抓获枭首示众。这时，重庆军政府已停止西征，并开始酝酿全川统一的问题。

但成都的四川军政府不久就发生了新的问题，即会党问题。主要由会党群众组成的同志军，虽未能推翻旧政权，但却是打击旧政权的最主要的力量。它人数众多，功劳卓著，人们不能不给以足够的重视。尹昌衡等人为了笼络人心，巩固自己的地位，采取迎合会党的方法，公开挂出“大汉公”的招牌，自封为“舵把子”。都督一倡，下属百和，周骏即挂出“大陆公”的招牌。由此“公口”林立，军政秩序遭到破坏。当时重庆军政府内也有个别人主张设立“公口”，受到大多数革命党人的抵制。与四川毗连的云、贵、湘三省通电承认重庆蜀军政府而称成都军政府是哥老会政府。援川的滇军甚至致电本省军政府并通电各省，主张援助重庆蜀军政府征讨成都。这时，重庆革命党人为了顾全大局，复电力予解释劝阻。

成都方面的混乱和滇军的干预，给四川的革命统一造成新的困难。滇军最初是应蜀军政府要求入川援助独立的。初入川时，与蜀军政府订有协定，彼此尚能相安。但后来滇军未能遵守不干预地方行政的规定，在川南叙、泸一带擅委官吏，建立盐政机关。而且因仇视会党而对同志军滥肆杀伐，先后杀害民军著名将领和革命党人周鸿勋、刘礼谦等多人，特别是惨杀川南军总司令黄方一事，尤遭川人愤恨。尹昌衡任都督后，派兵南下，欲以武力驱除滇军。南京临时政府和湖北军政府都大力支持重庆蜀军政府和平调解的立场。经各方协商，决定滇军离川北伐，饷项由蜀军政府担负。1912年2月，南北议和告成，清帝退位，北伐遂作罢论，滇军在索得预定供应其北伐的饷项之后才陆续退出四川。

客军退走后，成、渝两军政府的统一问题便成当务之急了。起初，尹昌衡曾打算以武力统一，经董修武等以大义劝止。蜀军政府自始就主张协商统一。1912年1月双方各派全权代表会商，协定条件十一款，然后经两军政府各自召集特别会议讨论认可，于2月2日签字生效。双方协定以成都为政治中心，设四川军政府，以成、渝两处都督分任正副都督；重庆为重镇，设镇抚府，以成、渝两处副都督之一主领重镇之任。2月中旬，张培爵西上成都，中途通电推尹昌衡为都督，自居副都督。3月9日，张抵成都，12日就副都督职，四川遂告统一。重庆镇抚府以夏之时为镇抚总长。不久夏辞职出国留学，改以胡景伊为镇抚总长。胡曾在广西任陆军协统，为人颇狡狯。广西起义时潜回四川，过重庆，被委为代表与滇军谈判。事后未向蜀军政府报告，径往成都，受到尹昌衡的重用。全川统一后，尹任命他为全川军团长。以后，尹昌衡亲征藏边，又命胡代理都督，将重庆镇抚府取消，由熊克武的第五师驻扎。四川政权便落入胡景伊手中。

四　广西" class="reference-link">四　广西

广西省于11月7日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

辛亥革命以前，广西各地的农民起义严重地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孙中山为夺取广西作为革命根据地，曾亲自领导了著名的镇南关起义。此后，省府桂林于1910年8月成立同盟会支部，耿毅为支部长，何遂为总参议，赵正平为秘书长，刘建藩、杨明远、梁史、蒙经（民纬）分别担任学兵营、干部学堂、陆军小学堂、谘议局分部长。革命组织迅速扩大，至次年八九月间，新军混成协里的中下级军官大都入盟，学兵营有一百多人，陆军小学堂五十多人，干部学堂三十多人，就连谘议局里也有十多人入盟。商会，政法学堂、师范学堂都有了同盟会的分部。与此同时，南宁、柳州、梧州等城市也先后建立起同盟会的组织。各地革命志士，一时风起云涌，积极展开革命活动。

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刘崛等立即从香港赶回梧州，策动驻军和绿林武装于11月1日首先宣布独立，成立梧州临时军政分府，推举原道台沈林一为总长。刘崛等另设征集所，招引绿林武装，编练军队，准备出师北伐。

桂林革命党人得到武昌起义的消息，连日秘密集会，筹划响应。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于10月30日发动起义。广西新军混成协约二千人，大多数是赞成革命的。原计划30日晚由骑兵营管带刘建藩率领混成协由南门入城，陆军小学堂提调冷遹开文昌门，迎陆军小学堂学生入城，师范学堂和政法学堂分别由西门、北门入城，会攻抚台、藩台及巡警道各衙门。但是，由于当晚忽然下起大雨来，城内街道成河，城外道路也被淹没，不得不改期发动。当时，桂林的军权掌握在布政使王芝祥手里，武昌起义不久，他就把巡防营八营集中到桂林，防备新军。新军准备起义的消息传出后，他非常恐慌，就通过各种关系与革命党人谈判，希望避免新旧军发生冲突。同时，革命党人中主张争取王芝祥和巡抚沈秉堃宣布独立的人也占了上风。于是，谘议局副议长黄宏宪（同盟会员）和议员蒙经等人联合立宪派议员陈太龙等，多次找沈、王商谈，分析形势，指出利害，劝其宣布独立。加上广西财政向来入不敷出，要靠湖南、广东协饷补助，湖南既已独立，广西如不独立，财政也很难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沈秉堃、王芝祥就不得不接受独立的主张。他们派人在一夜之间做了几百面黄色三角旗标语，上面写着“大汉广西全省国民军恭请沈都督宣布独立”等字样，于11月7日遍插全城，宣布独立。第二天在谘议局召开独立大会，到会千余人，以新军为最多。会上宣布沈秉堃为都督，王芝祥和当时在南宁的提督陆荣廷为副都督。沈、王都戴着清朝的红顶花翎来参加大会，并讲了话，引起革命党人的极大不满。当天，沈秉堃通电广西各府州县说：“桂省军民要求独立，间不容发，稍一迟徊，大乱立见，现已于篠日宣布，城市极安，除改抚院为军政府，谘议局为议院外，一切机关用人行政均仍旧制。”“务望以保全治安为主，照常办事。”⁽¹⁵³⁾就这样，他宣告广西革命竣事了。11月10日晚，当人们庆祝独立之际，拒绝剪辫子的巡防营突然叛乱，围攻省议院，大肆抢劫，遇剪发者即杀害。延至第二天才被镇压下去。

广西独立前夕，汉口被北洋军占领。因此，广西一宣布独立，革命党人就要求沈秉堃、王芝祥派兵援鄂。沈、王即任命赵恒惕为协统，耿毅为参谋长，率领新军混成协取道长沙北上，直出武汉。

桂林宣布独立后的第二天，柳州也宣布独立。武昌起义后，柳州附近民军蠭起。在柳州的同盟会员王冠三、宋新洲、胡岱铭、刘震寰等一面组织民军准备攻城，一面劝说驻防的清军统领陈朝政反正。陈朝政表示拥护革命以后，同盟会就将民军集中于马厂，编为两个支队，以刘震寰、宋新洲分任第一二支队司令，同时在柳州中学堂成立右江国民军总机关，推王冠三为司令。11月9日召开各界代表会，宣布独立，改用黄帝纪年，所有军民财政都由右江国民军总机关主持。不久，成立“右江军政分府”，推举同盟会员刘古香为总长。

与此同时，南宁也酝酿独立。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南宁后，人心振奋。同盟会领导人苏无涯、李应元、雷沛鸿、雷在汉、谭昌等屡次集会，密谋响应。当时，广西提督陆荣廷统率巡防营驻扎南宁，新旧军都归他节制，权力很大。同盟会领导人都认为争取陆荣廷宣布独立，“这样做的作用很大，首先是陆荣廷是清朝大员，他宣布独立就表明他和清朝决裂，不但使清朝陷于众叛亲离的孤立境地，同时给武昌的起义军精神上很大的鼓舞，并且给南宁以至广西人民群众很大的鼓舞；其次是陆荣廷手上握有几万军队，宣布独立后，可促请他派兵北上援鄂，给武昌起义军以军事帮助”⁽¹⁵⁴⁾。于是，便决定派苏无涯、李应元等为代表，直接与陆荣廷谈判。

陆荣廷（1859—1928）字幹卿，广西武鸣人。原为绿林武装的首领，长期在中越边界一带活动。1893年被广西提督苏元春招安，所部编为一营，他当上了管带。此后在镇压广西人民起义和革命党人镇南关起义的过程中，渐渐发迹显赫，历任右江镇总兵、广西提督。他对突然到来的革命怒潮，原没有思想准备。当同盟会代表与他谈判时，他还存有戒心，使自己的心腹谭浩明手执大刀在身旁。经苏无涯等分析形势，晓以利害，特别是在桂林宣布独立，并推他为副都督之后，他才见风使舵，表示“赞成共和”，于11月9日召开大会，宣布独立，组成了以他为首的南宁副都督府。但是，他并没有如革命党人所希望的那样，立即派兵北上援鄂，而是处处排斥革命党人，扩张一己的势力。谭昌等人识破了他假独立的骗局，曾计划率领新军发难，被他发觉，于是，他就下令逮捕谭昌，调兵包围新军驻地，强迫缴械。从而巩固了他在南宁的地位。

沈秉堃、王芝祥虽然当了都督、副都督，但军事实力都不足，又都不是本省人。而陆荣廷不仅重兵在手，又是本省土著，并且千方百计地企图攫取广西政权。桂林新军北上援鄂后，沈、王都感到在广西很难混下去，就相继以率队北伐为名，离开了广西。广西省议会推举陆荣廷继任都督。1912年2月，陆荣廷率领巡防营进驻桂林就职，并下令自3月1日起裁撤各地军政分府，各府总长一律改称统领，专管军事。同时改组广西军政府，设立四司二局，任陈炳焜为军政司长，陈树勋为民政司长，严端为财政司长，唐锺元为教育司长，卢汝翼为法制局长，苏寿松为铨叙局长。是年，迁省会到南宁。这样，广西的革命果实就完全被陆荣廷这个军阀所窃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