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东南沿海各省独立" class="reference-link">第六节　东南沿海各省独立

一　上海" class="reference-link">一　上海

武昌起义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应变中心都在上海，因而，上海光复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它在行政区划上的地位。

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的机关或联络点都设在官方无法直接控制的租界之内。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是同盟会在国内活动面最大的分支。武昌胜利的消息传来，它所掌握的《民立报》立刻成为发布革命起义消息的权威，而望平街的民立报馆则成了公开的革命机关，各方人士往来不绝。中部总会将主要精力放在支援武汉、督促各地党人响应上，光复上海的领导责任则委托给了陈其美。陈其美（1878—1916），字英士，浙江归安（今湖州）人，他是商人的儿子，当过学徒，后弃商就学，1906年赴日，先后肄业于警监学校、东斌学校，并加入同盟会。陈于1908年春归国从事革命活动，在这过程中，与江浙一带会党、知识界和资产阶级结下了较深的关系。中部同盟会成立，他是主要发起人之一。为在上海组织武装起义，陈其美把他主持的民声报馆和马霍路德福里住宅变成了联络机关。

在同盟会中部总会建立的同时，光复会陶成章、李燮和等人也在上海平济利路设立了锐进学社，由尹锐志、尹维峻姊妹主持。陶、李迅即他去，锐进学社因无人统筹全局，只能起到联络作用。武昌起义前夕，李燮和自湘返沪，光复会才活跃起来。李燮和（1874—1927），字柱中，湖南安化人，原是华兴会会员，1906年离湘东渡，在上海加入光复会，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次年去南洋爪哇。光复会重建，他任南部执行员，地位仅次于章炳麟、陶成章。李燮和在沪得到泗水华侨的捐款后，也积极策划举行武装起义。

陈其美、李燮和在起义准备过程中进行了合作。

立宪派的活动也很紧张，沈恩孚、杨廷栋、雷奋、黄炎培、史量才、狄楚青等经常在息楼（时报馆专室）、惜阴堂（赵凤昌住宅）聚议，张謇也几次到沪决策。他们的主张通过《时报》得到表现，《时报》对革命表示欢迎，丢弃了君主立宪的口号，开始宣传民主共和。但是，投入反清行列的立宪派并没有放弃自己在政治上的独立性，他们决定在国内拥袁，在江苏拥程（德全），也就是说，在这政权递嬗之际，他们企图通过支持与自己有渊源关系的旧官僚来独占权力。不过，张謇等人这时的野心很大，远瞻全国，近视江苏，对上海一地的得失还不十分措意。再说，他们离开革命党人，也无法组织群众性的起义。

然而，拥护立宪的人在武昌起义前就发生了分化，一些人因看穿清廷的骗局而投身革命党。1910年，上海信成银行协理沈缦云（懋昭）被上海总商会推为赴京请愿代表，向奕劻面请速开国会，奕劻却说此事“非人民所得而请求”。他愤而返沪，即出钱帮助于右任创办《民立报》，次年又加入同盟会，与宋教仁、陈其美等组织中国国民总会，同盟会通过这个公开团体和东南地区的资产阶级发生了较多的联系。像沈缦云这样加入同盟会的，还有叶惠钧（增铭）、王一亭（震）等。

经沈缦云介绍，陈其美与上海城（南市）自治公所绅董李平书、莫锡纶、吴馨、朱葆三、穆湘瑶等拉上了关系。这批地方实业界的头面人物自1905年以来，就在“地方自治”的旗号下争得了部分管理民政、治安和公用事业的权力，为保护和扩大这些权力，他们愿意同革命派合作。自治公所掌握着一批有武装的商团，这些商团大多按行业、按地区组成，成员是工人、店员、学生、教师以及部分业主，总人数达五千余人。由于自治公所与革命党携手，商团就成了陈其美的基本力量。

上海学生中有一个革命团体叫中国敢死团，其成员数百人决心参加起义，愿接受同盟会机关的指挥。为陈其美、李燮和等所联络的，还有刘福彪、李征五等帮会头子和吴淞、闸北的巡警，县城的巡警则掌握在穆湘瑶手中。

起义的最大障碍是上海周围的大量清军。高昌庙江南制造局驻有卫队、巡防、炮兵等营，江面上还有军舰保护。吴淞一隅驻军最多，除炮台守军外，有巡防、盐捕、水师等营。为分化瓦解这些敌军，李燮和、陈其美、李平书等都派人联络士兵、疏通将领，并亲自出面周旋。吴淞炮台总台官姜国梁、巡防统领梁敦焯、济军统带黎天才、海军舰长林建章等都相继表示不反对起义，只有制造局总办张士珩顽固不化。

11月1日，鉴于武汉战场形势的恶化和起义准备工作的顺利，陈其美与李燮和、李平书等商定，将原定在浙江、江苏光复后发动的起义，提前到11月3日晚进行。陈以军政府名义委任李平书为上海民政总长，并请伍廷芳出任外交总长。

11月3日午后，闸北巡警与长官冲突，警官陈汉钦率众占领巡警总局，闸北遂于下午二时首先光复。下午三时，商团、学生、敢死队在沪西九亩地誓师，陈其美率大队前往夺取制造局。县城内外也为商团、巡警所控制，上海道刘燕翼逃往租界。五时，陈其美率众抵制造局后，只身入内劝说张士珩及兵士投降，被张扣押。起义群众奋起进攻，二百余人冲进局门，抛掷炸弹。守敌凶猛反扑，敢死队被迫退出，一面包围制造局，隔墙对峙，一面呼集援军。各处商团、巡警、反正军队乃至市民，闻讯争先往援。4日凌晨二时，起义军再次大举进攻，在局内工人响应下，攻入局内，张士珩仍负隅顽抗。黎明前，驻局炮兵反正，架炮射击，李燮和调来的军警也投入战斗，终将制造局全部占领。张士珩逃走，陈其美遇救，李燮和被推为临时总司令，驻局办事。

3日下午，吴淞各军反正，推同盟会员黄汉湘为总司令。

占领制造局后，李平书即以民政总长身份布告安民。街头还贴出了上海军政分府宣言书，阐发推翻清朝统治的理由，宣布豁免境内一切恶税。宣言书对商界的背向极为关注，它强调指出：“凡我江、浙、皖、闽人民商贾，均宜竭力助饷，以裕军实。盖本军政府之成败利钝，系我四省人民之生死存亡。汉口满兵屠杀商民之事，可以前知。今日共助义师，则我人民商贾，即可同享安宁，不然则思日后之浩祸，亦当寒心。凡我商界同胞，俱属深明大义，谅能慷慨运输，将来共奠中华民国共和，则自由幸福实无涯既。”⁽¹⁵⁵⁾由于革命军的切实保护，上海市面秩序安定，“全体通建白旗，行人照常往来，店铺照常开市，与平时毫无殊致，若未知有兵事者”⁽¹⁵⁶⁾。

11月6日，沪军都督府（或称上海军政府）成立。陈其美被推为沪军都督。都督府司令部长由陈兼任，黄郛任参谋部长，钮永建任军务部长，伍廷芳为外交总长，李平书为民政部长，沈缦云为财政部长，王一亭为交通部长，毛仲芳为海军部长。以上部长中，除伍、李二人外，都是同盟会会员。还有许多同盟会员担任着副部长、科长、科员职务。上海（南市）和闸北的市政厅则由该处自治公所改成，吴馨任上海县民政长，黄庆澜为司法长，穆湘瑶为警务长，姚文柟为劝学长，莫锡纶为上海市长，顾馨一为副市长，钱允利为闸北市市长，沈联芳为副市长。可以说，上海的权力几乎全部为革命党人和地方资产阶级所掌握，旧官僚、旧军人和会党的势力都很小。

李燮和没有当上都督，非常不满，去吴淞就任军政分府总司令，黄汉湘改任副司令。李发布宣言，声称吴淞只承认苏州军政府为江苏全省的军政府，吴淞只管征伐，“所有上海地方民政、外交等事，均归苏州军政府办理”⁽¹⁵⁷⁾，以此否认沪军都督府的地位。

沪军都督府成立后，即以主要精力配合同盟会驻沪机关，积极推动东南地区的光复。在促成浙、苏光复后，他们支援了新军在镇江、南京的起义和苏浙联军攻克南京的战役。底定东南以后，他们又推动北伐，外省各军纷纷经沪援鄂、攻徐、援皖、攻鲁。在这些军事行动中，沪军除抽调洪承点部沪军先锋队、刘基炎部沪军北伐队分赴南京、烟台参战外，还承担了总兵站的责任，供应大批军火和相当数量的军费。“饷糈告匮，则问沪军，军械不敷，则问沪军。大至一师一旅之经营，小至一宿一餐之供给，莫不于沪军是责”⁽¹⁵⁸⁾。总之，沪军都督府为稳定和发展革命军的胜利，作了很大的努力。

在军政府和革命党人倡导下，上海的群众运动极为活跃。上海民众为支援革命军事，掀起了规模较大的参军和募饷的热潮，显示了拥护革命政权、拥护民主共和的巨大政治热情。

起义之前，许多革命党人和青年便自动由上海奔赴武汉或他处投身革命军，起义时，不少手无寸铁的百姓也主动奔往制造局助战，到起义成功，便大张旗鼓地掀起了参军热潮。沪军都督府成立第二天，出告示募兵，三天后即告满员，布告停募，但群众参军热并未减退，他们自行组织队伍，请缨杀敌。青年学生张雪耻等发起组织学生军，全队四百余人，随沪军赴烟台，攻克黄县。志愿决死团五百人奔赴武昌，被编为近卫宪兵。北伐先锋队一百二十人则开往徐州防备清军南下。值得赞颂的是许多女青年也纷纷编成女子国民军、女子北伐光复军、女子军事团等竞赴前敌。她们宣言：“一国兴亡，匹妇亦肩责任”⁽¹⁵⁹⁾，“光复之功，今宁独让须眉！”⁽¹⁶⁰⁾外地的同盟会员也在上海组织军队，回乡驱逐清兵，这些队伍中著名的有熊克武等组织的蜀汉军、杨曾蔚等组织的河南北伐军，河南北伐军曾在皖豫鄂边地的战斗中立下功绩。

募捐运动调动的社会阶层更加广泛。为了接济军饷，军政府曾多次召集大会号召各界助饷，黄兴、陈其美、程德全、伍廷芳等都亲自登台动员。他们的号召得到了热烈的响应。资本家周承弼、李云书、孙梅堂、方椒伯等纷纷认捐，并组织募捐团体，推动各行业助饷。旅沪广帮还在广肇公所开会，号召十余万旅沪粤商捐款。经营钱庄的洪念祖、胡稑芗等在沪北钱业保安团解散之际，决定将余款三千二百两银子捐给军政府。文化界的行动比富有的商人更加积极，他们组织了宣讲社、募饷团四出活动。京剧演员潘月樵、夏月珊等发起义演助饷。圣约翰学堂、南洋中学等校的师生踊跃捐款。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成员邹铨、冯平、陈布雷、胡寄尘等发起书画助饷会，以墨润助饷。民立报馆的全体职工决定每月捐助薪金的五分之一。收入微薄的上海工人也投入了助饷热潮，担负着繁重的军火生产任务的江南制造局工人表现最为突出，船坞、炮厂工匠一次就捐出五百四十元钱。1912年2月，陈其美始通告停募军饷。

上海各阶层民众的热情支援，充分地说明了这场推翻清朝反动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是深得人心的。

从光复时起，中国社会党、中华民国联合会、共和国民会、共和建设会、商界共和团、共和统一会、国民协会、女子参政会等政党、政团先后在上海出现，它们都宣言翊赞共和，但实际主张各不相同。这些党派的涌现是国内各阶级、阶层和政治派别因革命的冲激而重新组合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民众民主热情的高涨。中国同盟会在上海的机关在起义后实际上就公开了，并因领导骨干的聚结而成为国内的中枢，12月下旬，它开始以同盟会本部名义活动。以上这些情况以及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南北议和会议先后在沪开幕，都表明上海的政治地位日显重要。

上海还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乐园”，他们占据了大面积的租界。为了维护攫获的权益，帝国主义者曾想循清吏之请，将租界周围三十至五十里地方划为“中立”区，还想增派军队，以阻止革命党人夺取上海。于是，起义者不得不一开始就同这帮险恶而狡诈的人物打交道。革命党人在夺取上海时便向外人发出通告，说明革命的目的是“改良政治，使中国列入强国之内，而致世界和平”，要求外人“严守中立，以符万国公法，不得协助满政府”，他们强调指出，正因为帝国主义分子有为虎作伥的行为，革命军“不得不刻日起义，以杜接济”⁽¹⁶¹⁾。起义后，沪军都督府又针对帝国主义者侵占车站、控制铁路、庇护清吏、攫夺会审公廨、劫夺关税等一系列反对革命、继续掠夺中国权益的举动，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斗争。为了避免在反清起义过程中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军事冲突，这些斗争是在不在重大问题上让步，暂时维持旧有习惯，以待后来再行采取措施的方针下进行的。为“遏阻外国的侵略与掠夺，并以保证使未来的改革获致结果”⁽¹⁶²⁾，伍廷芳还在1911年年底以中华民国外交总长身份颁行了《中华民国对于租界应守之规则》，表示要争回目下被帝国主义侵占的租界司法权，并在革命后收回租界的行政、警察等主权。上海革命政权在对外交涉中的所有积极表现都反映了革命党人和广大民众维护国家主权、争取民族独立的意愿。

沪军都督陈其美是一个自称“以冒险为天职”⁽¹⁶³⁾的人，集豪放与逼狭于一身，敢作敢为，但又爱玩弄权术，当都督后既立有为人们所称道的功绩，也做了些亲痛仇快的事。总的说来，陈其美领导的沪军都督府是同盟会和各种政治势力斗争中的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正因为如此，沪军都督府和陈其美都受到政敌们特别是立宪派势力的忌恨。苏州光复后，立宪派名流唐文治、刘树森、雷奋、赵凤昌、庄蕴宽、黄炎培、姚文柟、沈恩孚、杨廷栋等便联名上书沪军都督府，名为划策，实际要陈其美将地方行政权交给程德全，理由是“上海亦苏省之一部分，若行政亦经分立，殊与全省统一有碍”。失去了对地方行政的管辖，沪军都督府也就站不住脚了，精明的陈其美当然不会为冠冕堂皇的理由所诱惑。随后，程德全又采取欲将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任命上海民政长李平书为江苏民政总长，但李不到苏州视事，反在上海通令各属，程只好赶紧宣布上海以外地方民政归自己受理，上海仍保持独立地位。软的一手不行，硬的一手就来了。陈其美被“正绅”们咒为“无赖”，沪军都督府办事，经常受到掣肘。为对付这种压力，陈其美以退为进，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三次呈请辞去都督，取消沪军都督府。1912年2月，陈又向孙中山呈请“取消”沪军都督府，呈文一出，沪军将领吴绍璘、黄郛、华振基、田应诏、姜国梁、李征五等，地方人士陈作霖、王一亭、朱葆三、沈缦云、叶惠钧、莫锡纶等，分别电请孙中山任命陈为江苏都督，回击当时的江苏都督庄蕴宽和幕后的张謇、程德全。陈的呈文更揭露说：“上海地处交通，人人得而求备，而地居下邑，事事为人阻挠。即如参议员，每省各举三人，而陈陶怡关系在沪，致欲去位；司法界借口动争地点，而姚荣泽抗不解申，几欲漏网。甚至沪上商团之驻扎，沪已批行，苏复咨驳；硝磺专卖公司沪已纳饷，苏令取消。对于沪上各机关人员，委任非专，号令不便。管辖上既无统一之权，事实上乃有冲突之势，牵制如此，无事可为。且凡百收入，均被各方面争之而去；凡百支出，均由各方面诿之而来。纵系巧妇，无米难炊，虽极肝脑涂地之诚，岂能收戮力同心之效？”⁽¹⁶⁴⁾只因为上海方面的强硬态度和孙中山的慰留，搞垮沪军都督府的暗潮才稍为缓和。1912年9月，沪军都督府正式取消。此前，北京政府曾任命陈其美为工商总长，调虎离山，张謇闻讯大快，说：“陈有所归，苏之大幸！”⁽¹⁶⁵⁾

李燮和则早于1912年1月离吴淞去宁，由杨承溥代总司令。1912年3月底，吴淞军政分府宣布撤销，由江苏接管。

二　浙江" class="reference-link">二　浙江

浙江是清朝军事力量较弱而革命党、立宪派很活跃的一个省份。省内清军主力是新建陆军第二十一镇，其第四十一协近两千人驻省会杭州城郊，官兵中有大批同盟会、光复会成员。革命党人还和会党、学界、商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上海同盟会机关在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首先考虑到的是在浙江组织响应。10月12日，陈其美到杭州；数日后，姚勇忱又来；下旬，陈再来；不断与褚辅成、顾乃斌、俞炜、朱瑞、童保暄等会议，商讨起义的办法。他们计划先占领杭州，再夺取上海，攻占制造局，然后进取苏州，直捣南京。为此，在杭革命党人紧张地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10月末，陈其美派黄郛等到杭，召集军警学界党人代表开会，推定起义指挥官：临时总司令童保暄、参谋官葛敬恩等，一标司令官朱瑞、参谋官俞炜，二标司令官顾乃斌、参谋官吴思豫，褚辅成则担负起义后组织政府的任务。他们把起义日期定在11月3日至7日之间，到时，上海方面将给以人力、物力的支援。

浙江的立宪派人士在国会请愿和争回路权运动中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还曾经同反清革命运动有过密切的关系。武昌起义后，他们也跃跃欲试，想将政权拿到自己手中。因为同军人、会党关系很少，他们便用办民团的法子搞武装。10月间，谘议局议长陈黻宸等联合地方绅商，以“加强防卫”的名义发起组织省城民团，推汤寿潜为民团局总理，陈为副，汤尔和、楼守光、马叙伦分管上、中、下城巡守。民团局呈请巡抚发给武器，巡抚增韫感到他们居心叵测，没有批准。这样，他们只有加紧同革命党拉关系，利用革命党的起义来谋取政权。恰好，褚辅成也是谘议局议员，他想拉一批有社会影响的人一同组织政府，双方一拍即合。

起义前夕，杭州城内人心惶惶，谣言四起。11月3日上海先期起义后，形势益加动荡。增韫手中没有足以镇压或反抗革命的亲信军队，只好另谋出路。4日，他轻装简从，步行闹市，佯作镇静，下午即召集官绅会议，商量应变之策。至夜，增韫等决定宣布独立，以避杀身之祸，然而，没等独立告示贴出，起义的枪声就响了。

上海光复的讯息一到，顾乃斌、童保暄等即决定于4日夜间起义，设立了临时司令部，以“独立”二字为口号。晚十时，一标司令官、原八十一标代理统带朱瑞集合在笕桥的队伍，宣布起义。十二点，各队出发。俞炜率前护队五队，沿铁道进艮山门，进攻报国寺军装局。朱瑞、韩绍基率本队六队，入城后占领闹市口至武林门一线，包围旗营。驻南星桥的第八十二标即第二标于十二点发动，统带周承菼经顾乃斌劝导参加起义，任司令官。顾率第一路沿铁道入望江门的铁路门，然后分两支夹攻巡抚衙门。徐卓率第二路防守抚署后卫。徐则恂率第三路占领藩署等衙门及各银行。由于城内军警的响应，各路进展神速。进攻抚署的队伍活捉卫队管带赵春霖，增韫由后院墙洞逃走，很快就被起义士兵擒获。布政使、提法使及新军镇统萧星垣、协统蔡成勋等均潜逃。

上海来的敢死队百余人，由张伯岐、蒋介石、王金发、王文庆、董梦蛟等率领，2日抵杭，分队参加了战斗。光复会女会员尹维峻，手提炸弹，助攻抚署，极为英勇。

5日黎明，杭州城大街小巷，白旗招展，除旗营外均已光复。一、二标各营及巡防队将旗营团团围住，工程营在官巷口埋设地雷，断绝了内外交通，炮队则以城隍山为阵地，用不开花炮弹轰击将军署。署杭州将军德济，虽经革命军及增韫劝降，仍负隅顽抗，枪炮声隆隆不绝。下午，旗营自知不敌，参领贵林等逼德济投降。革命军答应保护旗民生命财产，派军入营收缴枪械，全城光复。贵林父子投降时隐瞒了一批枪械，不久即为德济告发，父子均被处死。

起义军一入城，童保暄即以浙江临时都督名义出示安民。童起义前是宪兵督队官，资望难以号召，5日晨，各军又推周承菼为浙军总司令。至于都督人选，各方均属意汤寿潜。起义前，朱瑞等推褚辅成任都督，褚说：“吾省宜推一员有重望者担任，方足以资号召，革命较易成功。汤寿潜先生为沪杭甬铁路争回自办，众望所归，堪膺此选。”⁽¹⁶⁶⁾得到大家的同意。11月2日，褚即偕谘议局副议长陈时夏赴沪迎汤。5日起义成功，谘议局副议长沈钧儒又急忙打电报催汤归杭掌权。当天下午，汤寿潜抵杭，即在谘议局以都督身份理事。他独自下了一张条子，任命陈黻宸、沈钧儒等为军政府各部部长，其中只有褚辅成一人是革命党。少数革命党人反对汤任都督，6日，起义军领导人会议，王金发提出汤曾参与杀害秋瑾，要求改选，否则就用炸弹对付汤，被褚辅成等竭力劝止，王愤而率部去绍兴。7日，召开各界代表大会，汤寿潜被正式推为都督。大会决定在军政府都督之下设立总司令部和政事部。政事部总管民政、财政、交通、外交、教育、实业各部，众推褚辅成担任。后，财政部划出与政事部平行，由同盟会员庄崧甫为部长。在都督府内还设立了参议会，革命党人张恭、吴思豫、顾乃斌、黄凤之、陶成章、庄之盘、周淡游都等被举为参议，凡全省的重要政务及一切规章，参议会均有议决权。经过几次改革，革命党人将军政大权大都集中到了自己手中。

浙江各府县在杭州光复之后也纷纷独立。

11月5日，宁波独立。在10月下旬，同盟会员陈训正等就策动成立民团，聚集力量。11月1日，他们又联合各界人士成立保安会。5日，保安会召集紧急会议，决定设立宁波军政分府，推新军第四十二协统领刘询为都督，巡防营统领常荣清为副都督，同盟会员陈训正、范贤方、赵家艺等均任要职。次日，刘询等布告安民。这时，他们还不知道杭州已光复，在小校场誓师进取杭州，留民团、商团守城，陆军出发，旋得讯而止。

绍兴也于5日宣布光复，原任知府程赞清被推为民政长，土豪劣绅咸与维新，把持了军政分府。革命党人和群众不满意这种假光复，到杭州请王金发赴绍。王任都督后，起用了革命党人和开明士绅，打击豪富，颇有一番新气象。但这位绿林豪杰不懂怎样治理，兼以私德不修，很快同旧势力混到了一起，排斥异己，横征暴敛，军纪败坏，弄得城乡不安，受到舆论的谴责。

嘉兴的同盟会员在杭州光复的同时也行动起来，但巡防营统领沈棋山顽固阻挠，无法宣布独立。杭州光复，军政府即派顾乃斌率新军一营前去支援，沈棋山逃走。7日，嘉兴军政分府成立，同盟会员方于笥任民政长。

革命党人张恭、吕东升（逢樵）等在杭州光复后纷纷回乡组织起义。张恭回到金华，发动龙华会旧部，宣布独立，以朱郁荃为军政分府都督，张恭为民团团长。吕东升发动壶镇农民、会党组织光复军，11月15日入丽水，成立处州军政分府，被推为都督。

湖州、衢州、严州、台州、温州等处也先后光复。汤寿潜通告各属，宣布首先归顺的清朝官吏可以连任，但由于革命党人和地方士绅在光复前有所布置，各府政权全都握在这些人手中，在一些偏远的县份里，少数旧官吏则照旧供职。省军政府也利用自己的权力对各地主要长官作了有利的选择，除王金发在绍兴取代程赞清外，陈黻宸因不满处决贵林，辞去民政部长回乡，活动出任温州军政分府民政长，省中不予承认，另派人担任。

杭州新军除派一支队支援嘉兴独立外，又派俞炜率一支队往上海守卫江南制造局。当时南京尚未光复，上海都督陈其美倡议组织联军进攻南京，浙江新军立即组成一混成支队，以朱端为支队长，吕公望为参谋长。浙军攻宁，支队于11月12日自杭州出发，加入苏浙联军序列。

汤寿潜任都督后不久，认为大权旁落，不安于位。他上任时下了一道免除漕粮的命令，这项慷慨的“仁政”弄得全省财政困难，而他掌握的雄厚的沪杭甬路股份却不肯借贷救急，更受到舆论的责难。12月底，南京临时政府阁员商定，汤任交通部总长，即辞去都督职。1912年1月11日，各界推蒋尊簋继任都督。

当汤寿潜辞职时，曾有人提议在章炳麟、陶成章、陈其美三人中推一人为都督。陶成章在江浙光复后才由南洋回到上海，没有能施展抱负。他与章炳麟在沪设光复会总部，与同盟会仍然保持着分歧。金、衢、处一带的革命党人、会党很希望他出任都督，但他遇到一个强劲的对手陈其美。陈不愿放弃地位重要的上海，其下属便积极推举蒋尊簋。蒋尊簋（1882—1931）字伯器，浙江诸暨人。他是同盟会员，又是立宪派名流蒋观云的儿子，在浙江当过新军标统，在广东当过协统，颇负盛名，很容易地就为各界接受了。

三　江苏" class="reference-link">三　江苏

清代，江苏省宁、苏分治，两江总督驻江宁（南京），江苏巡抚驻苏州。武昌起义时，巡抚是程德全。程德全（1860—1930），字雪楼，四川云阳人，早年是个穷秀才，投身东北边地做幕僚，惨淡经营，升至黑龙江将军、巡抚、奉天巡抚。1910年调江苏，下车伊始，就与地方士绅张謇、沈恩孚等相结纳，博得开明之称。武昌起义后，10月16日，程邀请张謇到苏筹商对策，张代他起草了《奏请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疏》，会同热河都统溥颋、山东巡抚孙宝琦入奏。他们要求清廷“先将亲贵内阁解职，特简贤能，另行组织，代君上确负责任”，“然后定期告庙誓民，提前宣布宪法，与民更始”，也就是说让立宪派参预政权。随后，程一面加强戒备，防止境内发生变乱，一面通过其僚属也与革命党人搭上关系。上海一光复，江苏失去最大的商埠、海口和军火供应地，全境震动，苏州岌岌可危。这样，程才在本地绅商和在沪立宪派、革命党代表的劝说下决定反正。

11月4日晚，上海民军五十人抵苏，入枫泾新军第二十三混成协营内，号召官兵响应。5日清晨，新军、民军入城，占领各机关，沿街布岗。民军径赴抚署，要求程宣布独立，程表示：“值此无可如何之际，此举未始不赞成。”⁽¹⁶⁷⁾于是，民军呈上江苏都督印，悬挂白旗，鸣炮庆祝。程德全还命令用竹竿将大堂上的檐瓦挑去几片，以示除旧布新。同日，江苏都督（或称苏军都督）府成立，推张謇为民政部部长、应德闳为财政部部长、伍廷芳为交涉部部长、郑言为执法部部长。稍后，又任命顾忠琛为参谋厅厅长、刘之洁为苏军统领。至11月21日，成立江苏省临时议会，召集原谘议局议员到苏州开会，仍以张謇为议长。张謇的主张深刻地影响着程德全和江苏都督府的活动。

苏州光复后，松江于11月6日成立军政分府，同盟会员钮永建任军政长。同日，同盟会员秦毓鎏联合当地商会组织光复军，占领无锡、金匮县衙，成立锡金军政分府，秦任总司令。常州也于是日光复，同盟会员何键任军政分府司令。吴淞光复军这时也分兵占领了崇明、江阴，并应张謇之请，11月8日渡江入南通，以謇胞兄张詧为军政分府总司令。

在苏常光复的同时，新军第九镇分别在镇江和江宁举行了起义。

第九镇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赵声、林之夏、柏文蔚等革命党人曾在该军中积极活动，留有深刻的影响。此时，镇司令部和第十七协驻江宁，第十八协驻镇江。统制徐绍桢（1861—1936），字固卿，广东番禺人，以幕僚起家，由文改武，1905年任统制后，还曾任苏淞镇总兵、江北提督，在军中颇有威信。武昌起义后，徐赴各营演说“忠君爱国”，但以顽固著称的两江总督张人骏丝毫不体谅他的苦心。张调江防会办张勋、缉私营统领王有宏等部旧军麕集江宁，却不发给新军弹药。旧军不断向新军挑衅，新军群情激愤，徐则委曲求全，于10月30日率军出防秣陵关。

这时，驻镇江的五营新军正在同盟会员林述庆领导下酝酿起义。林述庆（1881—1913）字颂亭，福建闽县人，出身农民家庭，当过兵勇，到江宁后曾随赵声从事革命活动，这时正任第三十六标一营管带。林去上海与同盟会机关接头后，又去南京，见高级军官们无心起义，便决定单独发难。同盟会员李竟成也奉上海机关之命回乡组织起义，二人便联合进行。他们很快得到了巡防营、沿江炮台和士绅们的同情。11月7日上午，新军各营集中于京岘山巡防队营房，下午四时，宣布起义，成立军政府，推林为镇江都督。新军编为镇军第一协，准备攻击城内旗营。当晚，士绅联名吁请京口驻防副都统载穆放弃抵抗，载穆同意在保全旗民生命的条件下缴械。于是镇江光复。镇军都督府以李竟成为军政部长，绅士杨邦彦为民政长，后又以陶骏保为镇军参谋总长。11月10日，从武汉退下的清军军舰十五艘在镇江江面起义，加入镇军序列。

7日晚，扬州发生孙天生领导的游民暴动，抢劫衙库、商铺，绅商派代表赴镇江请援，林述庆派徐宝山、李竟成率军前往。徐宝山（怀礼）是个盐枭，投诚清朝任新水师营管带，亦官亦匪。镇江起义前，徐向李竟成主动输诚，但要求让他事后开往扬州，并以盐款为军饷。9日，徐军抵扬，很快捕杀了孙天生，成立军政分府，徐为军政长。

7日、8日，江宁也连续发生起义。原来，第九镇出防，张人骏也没有发给弹药，士兵平均每人仅子弹三粒，而城外旧军对新军取包围态势，炮口都对准秣陵关方向。11月4日，满族军官两人怀枪求见徐绍桢，企图行刺，徐忍无可忍，才考虑起义，开会商定起义方略。6日，徐示意江宁布政使樊增祥、江宁商会会长仇继恒等面请张人骏宣布独立，被张拒绝。这时，沪苏光复的消息传来，官兵纷纷请战，负起义指挥责任的协统沈同午怕部下自行起义，便不顾上海方面的弹药还没运到，催徐提前于8日起义。

城内的革命党人联络了学生、士绅、旧军，准备响应。7日，湖北军政府侦察员苏良斌误闻新军当晚攻城，便发动了起义，率队进攻督署，卫队、巡防营响应，因无外援，很快失败，张勋在城内大肆搜捕。

8日黎明，第九镇在秣陵关誓师，分三路攻城。沈同午自率一支攻雨花台，傍晚，大队抵达，与清军对峙。至夜，各路均无进展，沈又命令各路集中攻雨花台，由第三十四标主攻。该标三营管带、同盟会员杨言昌率敢死队直薄敌垒，终因地势不利，未能得手。队官汉铭率部袒衣攀登东台，徒手夺取机关枪，也因后援不继，全部战死。拂晓前，士兵疲惫，弹药将尽，只好乘雾撤退。徐绍桢命令全军撤往镇江，但队伍已经溃乱，残存的官兵抵镇，被镇军收编。

苏北清江浦（清河县，今淮阴市）还有一支新军，番号为第十三混成协，属北洋系统。武昌起义后，坐镇清江的江北提督段祺瑞被调走，地面混乱。11月4日，原标掌旗官、同盟会员龚振鹏与队官赵云亭起义，率数十人入城攻道台衙门，不克。6日，新军大队攻城，士绅开城欢迎，不料新军入城后即大肆劫掠，龚、赵无法控制，起义变成了兵变。变兵很快被未附义的军队驱逐，士绅们推江北督练公所总参议蒋雁行出来主事。蒋雁行（1875—1941）字宾臣，直隶河间人，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1月12日，清江召开光复大会，宣布成立江北都督府，蒋任都督，署江北提督杨慕时为民政总长，第十三协统领魏宗瀚为军政长。

北洋军人掌权的江北地区，反革命事件迭出。11月17日，清朝山阳（今属淮安）知县姚荣泽杀害了回乡发动独立的学生周实、阮式。不久，学生陈兴之收容溃兵到清江请求收编，竟被蒋雁行杀害。由于当年大水歉收，江北民变蠭起，蒋等还将手下官兵都派往各属镇压。上海报纸还揭露：“江北都督有取消独立之议”，“已派人赴鲁与孙宝琦接商军事。”⁽¹⁶⁸⁾

11月14日成立的徐州军政分府，情况也与江北相仿，在籍道员段书云被推为民政长，原十三协统领徐占凤任军政长。后来张勋率军逃到徐州，他们便自动取消了“独立”。

苏、常、淮、扬等处光复后，江苏重镇，只有江宁还在清军盘踞下。城内外江防军、巡防营以及旗兵还有将近两万人，对江浙已光复的地区是严重的威胁。11月11日，上海都督陈其美分电程德全、汤寿潜，提议组织江浙各处联军，会攻南京，并推举徐绍桢为联军总司令，程、汤两督迅即复电赞同。13日，徐绍桢在镇江设立司令部，以陶骏保为参谋部长（后增顾忠琛，部长二人），史久光、于右任、范光启、伍崇仁等为顾问，孙毓筠为军事参议，陈懋修、吴忠信、马良（相伯）、郑赞丞等分任经理、执法、交通等部部长，并在上海设立总兵站。参战各军先集中镇江，先后加入联军战斗序列的有：镇军（支队司令官林述庆）三千人，浙军（支队长朱瑞）三千人，苏军（支队长刘之洁）三千人，淞军（司令黎天才）六百人，沪军先锋队（司令洪承典）六百人，此外还有松江、江阴等地的巡防营，总兵力万余人。徐绍桢在镇江召集军事会议，决定兵分四路：中路浙军，由紫金山南攻朝阳门；南路苏军，攻雨花台、聚宝门；北路淞军，攻沿江各小炮台；镇军由紫金山北攻天堡城、太平门。镇军还另派柏文蔚率镇军二支队和扬军从江北攻浦口，准备邀击逃窜的清军。19日起，各军陆续越过高资前哨。

11月24日，黎天才指挥淞军及浙军一营攻占乌龙山，乘胜前进，又于次日晨攻克幕府山，以重炮威胁城内敌军据点。25日，朱瑞率浙军主力及镇军一标、苏军巡防队越麒麟门西向，在马群与敌遭遇，歼敌千余，击毙清军悍将王有宏，进抵孝陵卫。26日，张勋率大队数千人反扑，浙、镇、苏军与敌来回争夺阵地，苦战自晨至夕，终迫张勋缩回城中，朝阳门外敌人全部肃清。同日，刘之洁指挥苏军扫清自淳化镇至上方门之敌，与浙军成犄角。27日，林述庆率镇军后续部队抵迈皋桥、尧化门、麒麟门一线，投入战斗。28日，联军决定对江宁城发动总攻。29日凌晨，浙军埋炸药爆破朝阳门不成，仰攻失败，苏军进攻雨花台也失利，于是决定先取城外制高点天堡城，然后俯攻南京。30日晚，镇军从紫金山北坡，浙军敢死队从南坡攻击天堡城，新到的沪军先锋队也投入战斗，经过一夜苦战，终于在12月1日黎明攻克了天堡城。是役，击毙清军统领成文均，全歼七百守敌，联军也伤亡惨重，镇军管带、同盟会员杨韵珂、浙军敢死队长、光复会员叶仰高阵亡。天堡城一失，南京城全部暴露在革命军炮口之下，无法据守。张勋等派入分别向联军总司令徐绍桢、镇江都督林述庆求和，徐、林允许清军投降，但拒绝了让张勋率所部转移他处的条件。当晚，张勋率部渡江北窜，张人骏、铁良逃走。12月2日，镇军与联军司令部由太平门，苏军由聚宝门，淞军由仪凤门进城，次日，浙军也由太平门入城。城内残余清军胡令宣、赵会鹏等部全部投降，张勋则在浦口受到镇军、扬军的截击，狼狈逃窜徐州。

南京光复是革命军的一次重大军事胜利，它使长江以南全部为革命军所有，稳定了汉口、汉阳失守以后的战局。不仅如此，这次胜利还因这座古都的历史而带上了一层神圣的色彩。南京曾经是朱元璋、洪秀全的都城，这就使主张“革命排满”的人们特别兴奋。联军入城后，将士们络绎不绝地到紫金山阳的明孝陵去祭奠，文人墨客们也竞相鼓吹。当时，各省都督代表正在汉口开会筹组中央政府，他们迅即将南京定为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

联军攻克南京形势图

联军入城后，林述庆自称江宁临时都督，遭到浙军和徐绍桢的反对，几乎发生火并。经宋教仁、范光启等调解，林取消了临时都督称号，并同时取消了镇江都督府，就任北伐军临淮总司令。程德全受各方面特别是张謇等的支持，从苏州移驻南京，并任命了新的江苏都督府官员，程自兼参谋总长，顾忠琛、钮永建、陶骏保为次长，政务厅长宋教仁，外务司长马相伯，内务司长张一麐，财政司长熊希龄，通埠司长沈缦云，军务司长陈懋修，参事会长范光启。不久，程辞职，庄蕴宽被推为都督。

四　广东" class="reference-link">四　广东

两广总督张鸣岐在镇压了“三二九”起义后，7月间又命水师提督李准、陆路提督秦炳直、广州清乡总办江孔殷等大举清乡，企图消灭屡次响应革命的绿林。清兵“四出骚扰，良民受累甚多，人心日形解体”⁽¹⁶⁹⁾，革命党人则“分赴各属，动以演说招人入党，谓之播种子”⁽¹⁷⁰⁾。广州城也因张的倒行逆施，弄得“商业萧条，金融停滞，较三月间扰乱情形尤甚”⁽¹⁷¹⁾。武昌起义后，社会更加动荡不安，张鸣岐虽然强作镇静，筹谋纾策，遣将调兵，也丝毫不能挽回颓势。10月25日，新任广州将军凤山刚抵广州，就在街上被革命党人炸死，这件事使人们愈加相信清朝在广东的统治已经无法维持了。

同盟会光复广东的工作由在香港的南方支部主持。由于“三·二九”的损失，他们没有力量在广州直接发动起义，便将注意力放在发动各地绿林、会党上。胡汉民、朱执信、胡毅生等负责广州府方面，其他地方分为四军，东江为第一军，北江为第二军，西江为第三军，韩江为第四军，指定陈炯明、徐维扬、苏慎初、姚雨平分别负责。事实上，由于形势的急速发展，各地革命党人、绿林、学生、士兵没等建立指挥系统，便纷纷自行发动。

广州、惠州两府民军发动最为迅速。

广州方面：10月中，陆领等受朱执信之命，首先在顺德乐从墟起义，因势力孤单，被江孔殷战败。自10月下旬到11月中旬，先后又有陆兰清等起义于南海、三水间，李福林等起义于番禺，周康等起义于顺德，谭义等起义于新会，何克夫等起义于花县，任鹤年等起义于香山，陆领也卷土重来，其他小股数不胜计。

惠州方面：10月下旬，陈炯明、邓铿等返惠起义，11月3日，各军齐集德水墟，5日，分四路进军府城，连败清军秦炳直部于马鞍墟、大石桥，8日入归善县城，9日，清军洪兆麟部起义，10日，秦炳直放下武器，民军入惠州府城（惠州、归善，府县两城相连，今为惠阳市）。与陈、邓起义同时，王和顺、石锦泉、谭瀛等也在归善、博罗、东莞、新安等地起义。

广、惠民军蠭起，对广州形成包围态势。11月初，民军前锋已达广州城郊，隐伏民间。

广州城里，少数同盟会和地方绅商则一直在运动张鸣岐实行和平独立。广州《平民报》主笔、同盟会员潘达微，邓慕韩希望能以“和平策略”光复广州，便说动江孔殷去劝张放弃武力镇压，改行怀柔政策，保境安民，张没有反对。10月25日，在江的策划下，邓华熙、梁鼎芬等绅士在文澜书院开会讨论独立问题。同时，张也奏请清廷罢免亲贵，改组内阁，并特赦党人汪精卫、陈景华。商界、学界不满绅士们摘的“独立”，29日在爱育堂集会，决议承认共和政体。下午，当各团体在文澜书院再次开会时，有人就在门口竖起了白旗，旗上大书“广东独立”，各商店则悬旗挂灯，鸣鞭炮庆祝。傍晚，又有两万多民众拥向督署，请张鸣岐宣布独立。独立，共和，人心所向！可是，张鸣岐晚间得到清军在武汉获胜的消息后就变了脸，命令龙济光派兵将旗灯扯去，巡街捕人，声言如敢反抗，格杀勿论。

当时，城内外驻有李准、龙济光等部四十余营巡防队，张鸣岐满以为可以凭此负隅顽抗。谁知，他请李准入城会商军务，李却因兵权被张削减，赖在虎门不来。不但如此，李还设法很快同香港同盟会机关挂上了钩，答应献出虎门反正，必要时用兵力制服张鸣岐。张派江孔殷抵御顺德方向的民军，江回来报告，说民军声势浩大，无法战胜，劝张早定大计，免蹈凤山覆辙。龙济光部亦告不稳，龙本人因李准的串通，向张表示没有可以反对民军的理由。军心一变，张鸣岐在广州就站不住脚了，他通过江孔殷向邓慕韩等表示愿意交出政权，邓等坚持“欲免广东糜烂，非将大权交与革命党人不可”⁽¹⁷²⁾，他也同意了。

11月8日，张鸣岐召集各界代表在谘议局讨论独立问题，胡铭盘代表张参加，决定次日独立。9日上午，各界代表再在谘议局开会，到会者数千人，推同盟会员陈景华为主席。决议：欢迎民党组织共和政府临时机关；宣布共和独立，电告各省及各国；所有向日官吏，愿留为新政府服务者听，惟必须宣誓忠于中华民国；所有旗满人一律看待，等等。同时决定张鸣岐为都督，龙济光为副都督，蒋尊簋为军事部长。陈景华等当即将印信送与张等，这时才发现张已于黎明前逃往沙面，龙亦不允就任。于是，又重新推举胡汉民为都督，胡到任前，以蒋尊簋为临时都督。

广州，这座中国资产阶级开始革命活动之日就想夺取的城市，终于摆脱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消息传出，万众欢庆。十二点钟，长堤水师公所首先高悬国旗、军旗，鸣炮志贺。各兵船、衙署、局所，一律同时升旗鸣炮。城内外各商店都挂起三色旗，有书“中华民国万岁”者，有书“民国军万岁”者。爆竹如雷，欢声雷动，人们纷纷剪去辫发。入夜，四城大开，一些兵船、商店还用电灯结成欢庆字样表示庆祝。“三二九”以后那种沉闷、紧张、萧条、破败的景象，顿时一扫而空。

10日，胡汉民自香港抵达广州，就任广东都督。胡任命蒋尊簋为军政部长，魏邦平副之；李煜堂为财政部长，廖仲恺副之；黎国廉为民政部长，伍藉槃副之；王宠惠为司法部长，汪祖泽副之；伍廷芳为外交部长，陈少白副之；梁如浩为交通部长；王宠祐为实业部长，利寅副之；丘仓海为教育部长。随后又以何启、韦玉为总顾问官，并由朱执信、李文范、李纪堂、廖仲恺、黄世仲、陈少白、陈融、刘古香、胡毅生、姚雨平、谢良牧等组成枢密处。17日，各界代表会又增选陈炯明为副都督、黄士龙为参都督。

军政府首先面临的困难是财政问题和军队问题，它们直接威胁着革命政权的生存。

张鸣岐等逃跑时席卷而去，官库极度匮乏，军队给养、政府开支均无来源。为此，军政府只好向商人借款，广州、香港商人均踊跃垫支。李煜堂即通过杨西岩、陈赓虞等借得港商款四十万。军政府还将库存官钱银局纸币一千二百万，加盖军政府财政部印发行，使商会同意通用。这样，初步度过了财政危机。

军队问题更为复杂。广州和平光复，城内外留下大批反正军队：新军、防营、绿营、旗营，这些军队，特别是龙济光、李准所部，军心并不稳，而民军也纷纷入城，号称十万，与反正各军矛盾很大。针对这种情况，胡汉民决定采取“先巩固新军，使其居中不动，作诸军之监视，而张民军之势，以压迫降军与防营”⁽¹⁷³⁾的策略。不久，李准即因怕民军寻衅报仇出走香港，胡即命胡毅生、李文范等成立全省军务处，管理旧军；随后，又将龙济光部调往钦廉剿匪，这样，军政府的心腹大患才消除了。

随后，民军也成了军政府棘手的问题。多数民军纪律松懈，将领桀骜不驯，社会上甚为不满，但他们有功革命，一些将领更是革命“元老”，不能简单处置。胡汉民先后任命刘永福、黄世仲为民团总长，进行整顿和编练，以维持军风纪，统一军令，都收效甚微。为了严肃军令，胡撤了兰字营镇统陆兰清的职，枪决了石字营统领石锦泉，才使不法分子稍为收敛。后来陈炯明当都督，采用强制办法，整编、遣散、消灭，才将民军问题解决了。

军政府还赶走了政府内的反动分子黄士龙。黄原任新军标统，在高州听说省城光复，便赶回来谋取高位。他不满足于当参都督，竭力挑拨胡、陈关系，企图去陈制胡，没有生效，接着又提出都督分治、统一军队，阴谋掌握军权，又被胡、陈挫败。最后，黄利用防营和民军的矛盾，劝龙济光率军叛乱，被龙拒绝了。黄见自己真面目已经暴露，而军政府又日趋稳定，只好逃走，不久，就投靠了袁世凯。

解决内部困难稍有眉目，军政府就组织了广东北伐军，北上扫荡清军。北伐军全军八千人，以姚雨平为总司令，马锦春为副司令，自12月8日起，分批开往上海，转赴前敌。随军前去的有华侨炸弹队、学生地雷队和女子北伐队。这支军队后来在津浦路前线与清军张勋部进行过英勇的战斗。

广东其他地方则在广州独立后不久全部光复。潮汕地区，张醁村、梁金鳌、孙丹崖等率民军于11月10日光复汕头，12日光复潮州，诛清知府陈兆棠。嘉应（梅州）地区，同盟会员温翀远等率民军于12日入城光复。肇庆地区，同盟会员曾传范运动驻肇清军管带隆世储宣布独立。高雷地区，同盟会员林云陔等率民军起义，苏慎初率新军反正。钦廉地区，黄明堂率民军起义。韶关地区，当地学堂师生和绅士出面运动独立。海南地方，清琼崖道范云梯随大势宣布独立。

12月21日，孙中山归国过香港，胡汉民率陈炯明、廖仲恺等大批同盟会骨干赴港请示方略。孙中山要胡随同去沪组织民国政府，胡当即辞去都督职务，命令陈炯明代理都督，陈遂回省就职。12月24日，广东临时议会在广州成立。议会推举汪精卫为广东都督，汪坚辞，所以仍由陈担任。

出席广东临时议会的，有同盟会员庄汉翘等十名女代议士。妇女出任议员是民主共和政体带来的福音，这在中国和远东都是创举。

五　福建" class="reference-link">五　福建

广州“三二九”起义失败后，福建革命党人立志复仇。1911年6月，同盟会福建分会在福州开会，决定加紧活动。为加强同内地党人的联系，林斯琛奉派前往上海和长江各埠联络。史家麟、潘祖彝等在上海参加了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发起。在福州，分会会长郑祖荫则以省谘议局常驻议员的身份出现，通过公开团体桥南公益社在社会上联络各界，暗中扩展同盟会组织。武昌起义后，官府十分惊慌，社会秩序混乱，同盟会分会便趁机全力以赴地筹备起义。他们在学界、商界都有良好的基础，掌握有民团、体育会，但与军界关系有限。这时，分会成员彭寿松从武汉归来，立即发起组织福建军警同盟会，吸收新旧军官兵和警察参加革命。福建因过去由湘军驻守的关系，湖南人在军警界势力很大，彭是湘军将领之后，曾任省城保甲局总办，便利用这种身份广为招徕，使军警同盟会迅即发展到近万人。新建陆军第十镇是驻闽清军的精锐，闽浙总督松寿却不信任新军，将新军弹药收存于旗界，革命党人便设法争取新军将领。10月30日，第二十协统领许崇智至桥南公益社宣誓加入同盟会。11月5日，该镇统制孙道仁也由彭寿松主持加盟。争取到新军官兵之后，起义的条件成熟了。

11月4日，上海等地光复的消息传到福州，城里商店停业，居民走避。福州将军朴寿一面派旗兵分防，一面也偷运家财，预备逃跑。5日，同盟会在城外白泉庵召集军事会议，成立由郑祖荫等组成的总机关部，以桥南社为发号施令的总机关。同日，郑祖荫、林斯琛代表同盟会与新军将领许崇智、林肇民等在台江舟上会晤，秘商起义军事方略，议定在花巷设立国民军司令部，以许为前敌指挥官，节制所有新军，起义时，先占领于山，放火为号，先烧都统、将军二署，后烧旗下街，留东门不攻，给旗兵一条生路。起义日期，定在11月12日。6日，彭寿松又往台江会见孙道仁，孙决心全军反正。

7日下午，谘议局开会，经副议长刘崇佑提议，一致决议：所有福建之政务，此后由新政府施行。8日，谘议局照会松寿，要他交出权力，并缴出旗兵的枪械弹药。由于敌人的实力并未全部瓦解，这种和平接管的愿望当然只能是一厢情愿。松寿顽固地反对交权，命令所部整顿备战，预定次日直扑桥南社，消灭革命力量的首脑，并组织杀汉队，妄图施行种族屠杀。面对这种情况，同盟会总机关和起义军司令部紧急决定于当晚起义，以武力消灭顽抗的敌人。

当天，武备学堂和福州各校学生齐集桥南社，分编为炸弹队、洋枪队，炸弹队入城随军攻守，洋枪队占领和守卫城内外重要单位。9日零时，新军出动，迅即占领于山，在其北面山腹布防，装置大炮。彭寿松率炸弹队攀登而上，与新军会合。旗兵以法政学堂为中心点，据民房作战，并派人四处放火，以阻止革命军的进攻。新军和炸弹队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前进，旗兵不支退却，死伤数百人。革命军树大旗招降，旗兵纷纷逃亡。松寿闻败，吞金自杀。晚，朴寿写降书请求停战。10日黎明，旗营挂起白旗，革命军正准备受降，不意突出数百旗兵，直扑于山，劫夺大炮，双方短兵相接，拼死搏斗，许崇智等将领也亲上火线，终将敌人杀退。朴寿头天晚上求降后即行逃跑，被炸弹队活捉，拘押在司令部，这时，他乘清军反扑逃出，被抓回即行正法。松寿、朴寿死后，旗兵零散的反抗迅速被消灭；大批旗兵投降，受到革命军的优待。

11月11日，同盟总机关由桥南移入城内。郑祖荫等率新军、学生军和同盟会员列队前往旧督署，沿途受到居民的夹道欢迎，各商店悬旗庆祝，爆竹争鸣。改督署为福建都督府，由同盟会分会推举职员，孙道仁为都督，同盟会员彭寿松、郑祖荫、林斯琛、黄光弼、李恢、刘通等十人为参事员，协同都督掌握政权。同日，选定彭寿松为参事会会长，并决定各部正副部长十人人选。至12月8日，又决定将参事会改为政务院，任命彭寿松为政务院总长，林斯琛、郑祖荫为副长，高登鲤（原谘议局议长）、陈能光、陈之麟（华侨）、林之夏、郑烈、黄展云、黄乃裳、翁浩分任各部部长，林森、萧奇斌、林长民、蔡良垣、潘祖彝等分任次长。此外，还保留了省谘议局，作为都督府的咨询机关。福建都督府虽吸收了立宪派人物参加，但实权牢牢掌握在同盟会手中。

福建都督府宣布自身只是一个过渡性政权，“施政方针，一切均以蕲至共和为旨”⁽¹⁷⁴⁾。它强调“共和政体之精神，首在三权之分立”⁽¹⁷⁵⁾，为不使“政府骄横渐成无对之尊”⁽¹⁷⁶⁾，它积极筹设省议会，并决定改正清朝的审判制度。孙道仁还下令豁免厘金及1910年以前旧欠钱粮，改良租税，以利民生。外交部长陈能光致书本省和外洋各商会，要求他们支持新政权，他谴责了清朝政府同帝国主义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表示“他日‘国际条约’终有修改之一日”⁽¹⁷⁷⁾，鼓励商人、侨胞为此努力。新军整顿以后，以许崇智为闽军北伐总司令，于12月率杜持一协北上。这支军队后由杜持率领赴山东烟台，在那里和清军作战。

福州起义前后，福建各地革命党人和民众也在积极准备夺取当地政权。都督府成立后，命令各地原有地方官和民众团体、自治所一同维护地方治安，等待省方派官员接管。这样，福建大部分地区，如兴化（治莆田）、福宁（治霞浦）、延平（治南平）、建宁（治建瓯）、邵武、泉州（治晋江）、漳州（治龙溪）各府，都是在革命党人、民众或官吏宣布、承认光复后兵不血刃地接管的，只有厦门、汀州（治长汀）两府由革命党人起来夺取了政权，而经过比较激烈战斗的仅仅汀州一府。

厦门地方革命党人力量较强，同盟会员张海珊、光复会员王振邦在此积极准备光复。11月8日，清厦门道庆蕃逃走，10日，福州光复，王振邦等见形势已成，去找厦门自治会会长陈子挺商量光复问题，陈不赞成武装起义，同盟会骨干乃自行决定于15日起事。到15日，他们召集了群众大会，宣讲革命宗旨，然后率领数千群众列队向道台衙门进发，吏胥奔逃一空。次日，厦门军政分府成立，张海珊被推为统制。厦门革命党人因籍贯不同而分成福州、厦门两派，张属于人数较少的福州派，不久即遭到王振邦为首的厦门派的攻击，发生内讧。省方派参事员宋渊源安抚闽南，出面调解，由省中派出道尹、司令驻厦，另设参事会，聘请当地革命党人和绅士参与政务。

汀州府与省会相隔虽远，但在广东影响下，早有革命党人在活动。11月19日夜，上杭在同盟会员涂演凡（广东大埔人）等的促进下宣布独立。次日，游勇樊彪部侵扰上杭，为保卫治安，涂等向大埔革命军请援。大埔已于13日由革命党人光复，组成军队向汀州发展，18日光复永定。24日，大埔民军司令李宗尧派童国珍率部抵上杭，成立军政府，以童国珍为军政长，收缴了清军枪械。同日，会党温开元也率所部民军入城，与童部冲突，26日，李宗尧到杭，当晚消灭了温部。但是，知县龚开富以孙道仁有令保守地方，拒不交印，绅士们也与军政府离心离德，加以军政府禁烟禁赌，地痞流氓也蠢蠢欲动，革命政权并不稳固。27日，府城长汀的同盟会员约集当地清军宣布独立，被守旧派阻挠，也请李宗尧派军前往。30日，民军到达，成立军政府，以教员刘家驹为民政长。军政府要清军移交军政权并缴出枪械，清军拒绝，恰好樊彪率部窜汀，二者便勾结谋叛。12月4日，民军仓促应战，激战四昼夜，不支突围，李宗尧出走，刘家驹等三十余人被害。长汀失败后，上杭反动势力愈加嚣张，12月18日，龚时富勾结民团、地痞流氓袭击民军，杀害了童国珍等四十余人，上杭革命势力失败。1912年1月，孙道仁始派军赴汀州接管政权，但是汀州的反动势力并未受到应有惩处。

福建都督府成立后，军警同盟会与同盟会福建分会于11月21日合并，郑祖荫将分会会长职让于彭寿松。彭一手掌握党政大权，日渐骄横跋扈。他只依靠原军警同盟会的一帮人，对清朝官僚马绛生尤其言听计从。很快，就因权力问题与孙道仁、许崇智发生矛盾，彭没有军队，便组织卫队两营，由其子统领。其侄彭荫祥要挟都督府授予延建邵道尹职务，下属三府均由亲信担任，割据一方。同盟会元老郑祖荫、林斯琛、刘通等也被彭疏远，虚居其位。原来军警同盟会的人，成分复杂，不守法令，在社会上为非作歹，弄得民怨沸腾。为了制止舆论的反对，彭指使其部下刺杀了同盟会员蒋筠、黄家宸，封闭报馆，逮捕主笔苏眇公。这样，社会上的反对更加强烈，守旧分子在背后推波助澜，一些力图维护革命政权和同盟会威信的人，也为之束手。

彭寿松在福建起义中立有大功，后来牺牲在反袁斗争中，但是他个人权势欲很大，更不懂得怎样职掌政权。他的胡作非为，损害了同盟会的威信，动摇了革命政权的基础，使得袁世凯的北洋势力有借口插入福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