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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四节 各地民众抗日救亡运动" class="reference-link">第四节 各地民众抗日救亡运动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中国领土大面积沦丧，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危机边缘。为了拯救民族的危亡，也为了配合政府的抗战，全国社会各界民众，世界各地中华儿女，无论工农学商，还是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等，迅速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谱写了中华民族救亡史上最为雄伟悲壮的篇章。
工人在抗战中一直充当着先锋作用。如上海地区，在中共的领导、影响和推动下，按地区、产业系统或以工厂企业为单位，先后组织起来的工人抗日救亡团体有40多个。其中在按地区组织的救亡团体中，比较活跃的有沪南青年救亡团、沪西国民战时服务团、沪西青年救亡团、上海纺织工人救亡协会等(90)。又如1937年9月，在中共党员薄一波等人的推动下，以太原毛织厂、晋生纺织厂、太原兵工厂、炼钢厂、育才机器厂、印刷厂、晋华卷烟厂、火柴厂、窑厂、皮革厂、造纸厂以及被服厂等工人为主，成立了山西工人武装自卫队，后又发展成5000余人的工卫旅，辖3个团，在汾阳、文水、交城、清徐一带活动，积极配合八路军打击日军。又如石家庄失守后，正太铁路工人冒险将一批火车头、车厢、部分器材等，从正太路运往同蒲铁路。工人们的英勇事迹受到交通部表扬，国民政府也发给10万元奖金(91)。此外，在战时工厂内迁过程中，工人们更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抗战爆发后，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国工人阶级立即投入到拯救民族的神圣抗战中去，表现出工人阶级坚定不移的抗日决心和强大力量。“七七”事变发生后，上海、武汉、广州等地的中国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连续不断地举行反日游行和罢工。1937年7月中下旬，上海日商中山钢厂的工人举行反日罢工，日商亚细亚丝业厂工人全体离厂。7月31日，日洋行及住家的华人雇员实行告退，“日人大起恐慌，多允增加工资，而各职员及雇工，毅然不受金钱诱惑，断然告退”(92)。香港日船华工自动离职，使40多艘日船不能开航。武汉铁路流亡员工抗敌服务团发表《告全国铁路流亡同志书》，表示坚决拒绝替敌人做工，尽自己的力量参加抗日工作。日舰向“太古”、“怡和”两轮船公司借调长江中段领江员各五名，尽管当时失业海员很多，但武汉海员深明大义，拒绝为日舰引水。广州沦陷后，广九铁路千余员工中，除十人为敌工作外，其余都宁可失业不为敌用，表现出高尚的爱国情操。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许多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同军队并肩作战，挖战壕、救伤员、运送军用物资。为支撑起战时的经济，广大工人群众自觉加班加点，增加工时，努力生产(93)。
抗战爆发后，各地工人纷纷成立工会组织和救亡团体。1937年9月，山西总工会成立，太原27个工厂的7万多工人加入了工会。1938年2月，同蒲铁路工人召开同蒲铁路总工会第一届代表大会，号召成立全国铁总。4月17日，延安召开陕北边区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邀请各地工会及工人救亡团体派代表参加，目的在于加强联络。各地工人救亡团体风起云涌。为了统一工人组织，团结全国工人积极参加抗战，1938年2月，上海市总工会负责人朱学范等人先后到广州、长沙、武汉等地，同当地劳工界人士举行谈话，召开座谈会，交换关于劳工界当前救亡问题的意见，一致主张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工界抗敌组织。在中共长江局工委与朱学范等“劳协”领导层的努力下，经过反复工作，决定共同酝酿发起组织全国工人抗敌总会。3月5日，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在武汉宣告成立，推举朱学范为筹备会总负责人。
3月24日，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通过了欢迎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参加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的决议。4月17日，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召开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邀请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派人参加，并推选朱学范为大会名誉主席团成员，标志着抗战时期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和国共两党工会的统一战线的形成(94)。
农民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更是抗日救亡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如在平津、淞沪抗战中，战地附近的农民踊跃出粮、出力，参加构筑工事、修筑道路，为部队送水、送饭、送弹药物资、送情报，抬担架，救护伤员等。如1938年2月，皖北地区农民数千人组织起来，以游击战击退日军千余人向蚌埠南山地区的进犯。据统计，至1939年，山西省有121个县建立了县区等各级农民救国会，会员人数达到120万人(95)。
在“七七”抗战、“八一三”淞沪抗战、山西抗战、徐州会战等多次战斗中，广大农民积极配合中国军队，供应粮米柴草，抢运军用物资，铺路架桥，修筑工事。日军进攻山西时，农民坚壁清野。平型关战役中，农民封锁消息，保证了八路军伏击成功。台儿庄战役中，民众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为了迅速把农民组织起来，在中共的领导下，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多种抗日团体。在山西，广大乡村普遍建立了农民救国会，农民积极投身抗日，保家卫国。在冀中、冀南、冀东、山东、陕甘宁边区也普遍建立了农会等群众组织。在农会的组织下，边区农民积极开展生产建设，踊跃交爱国公粮，破坏日军运输线，开展锄奸工作，积极购买救国公债，募捐慰劳八路军将士，参加边区民主政权建设。大批青年农民踊跃报名参加人民武装，很多地方出现了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甚至父子争相参军的动人景象，给抗日武装以源源不断的新兵补充。1938年到1939年，晋察冀农会组织共动员了2万多农民参加八路军。广大农民群众还组织游击队、义勇军、自卫军等抗日武装，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中。中国农民在抗战初期就已显示出其主力军的伟大作用(96)。
学生作为民族解放运动的号手，起着先声的作用。如上海地区，自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各校学生积极组织各类救亡团体，如抗敌后援会等，人数多则一二百人，少则二三十人。“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后，学生们有的参加游击队、别动队、战地服务团、救护队，有的组织各种青年救亡团体。1937年10月28日，上海学生界举行上海市学生界救亡协会成立大会。大会发表成立宣言，并通过提案20余条(97)。又如沦陷区和大后方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纷纷奔赴延安，参加敌后抗日斗争。从延安迁至泾阳地区的由胡乔木、冯文彬等负责的安吴青年训练班，就团结了海内外大批青年学生(98)。
1936年5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中国学联”），成立后立即联络各地学生组织，进行抗日救亡工作。上海沦陷后，部分学联领导人来到武汉，商议恢复学联工作，决定在武汉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38年3月24日，全国学联筹委会在汉口举行预备会议，讨论通过了大会议程、会章，审查了代表条例和本届代表大会选举法，决定聘请蒋介石等国民党要人为大会名誉主席，推举香港学生代表团、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等九个单位的代表组成大会主席团，推举蒋南翔等人为大会秘书，负责大会的宣传与组织工作。25日，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在汉口商会大礼堂召开，陕西、河南、四川等十六省主要学生团体共73个单位123人出席了会议。国共两党负责人陈诚、周恩来、邵力子等及各界领袖也到会表示祝贺。
全国学联恢复活动，使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团结了一批抗日青年，引导他们走上了抗日救亡的正确道路，并使“学联”争得了合法地位。《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中国学生是中国救亡运动一支极有力量的队伍”，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定下全国学生大团结的基础”，结成“全国学生精诚团结的统一战线”，克服“摩擦”，使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成为动员组织全国学生参加救亡工作的一个强有力的组织(99)。
在“一二九”运动中建立起来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在抗战中迅速发展。到1938年4月，其成员已有3万余人，其中西北地区有一万多人，在大西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高潮。在华北，一批批“民先”队员走向敌后战场，当时华北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哪里有游击队，哪里就有‘民先’”。“民先”还在武汉成立办事处，由共产党员于光远任主任，有力地推动着华南各省“民先”组织的发展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为了尽快把沦陷区流亡到武汉的青年及武汉地区的青年组织统一起来，根据中共中央和长江局的有关指示精神，中共湖北工委在“华北流亡同学会”、“武汉秘密学联”、“武汉民先队”的基础上，于1937年12月28日，在武昌成立了一个公开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青年抗日团体，即青年救国团（简称“青救团”）。截至1938年7月，“青救团”成员达4万多人，仅武汉就有一万多人。“青救团”的建立，加强了中共与在汉各青年进步团体的联系，为开展湖北地区及全国青年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贡献。与此同时，各地的青年也迅速动员起来，纷纷组建青年抗日团体。在武汉还有中国青年救亡协会、汉口蚁社，广东有青年抗日先锋队，江西有青年抗战服务团，河南有青年救亡协会，甘肃有青年抗战团。在陕甘宁边区，从乡、区、县到边区均建立了青年救国会；在晋察冀边区，青年救国联合会成员达8万余人；鲁西北有青年救国团，晋东南有青年救国团，至1939年3月，会员达25万人(100)。
商人、资本家作为有产者，也以高度的爱国热情投入到民族救亡运动中。如1937年8月12日晚，上海市商会主席王晓籁发表播音演讲，号召全沪市民奋起抗争，以全力保卫上海。他说：“诸位同胞，现在真到了最后关头了。每个人只该埋头工作，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我觉得为了国家，流血、流汗、捐钱、捐物，都是最光荣、最有价值的行动。”他又满怀信心地说：“现在各银行，各钱庄，各报馆，都在代收救国捐，我预料明天清晨，一定有许多爱国同胞，一早就等候在银行、钱庄、报馆门口，踊跃输捐。”1937年9月2日，上海市商会通电各省、市商会，就国民政府发行的5亿元救国公债的劝募事宜进行宣传鼓动，通电认为：“此次对日抗战关系全国存亡，政府发行救国公债伍万万元，实为厚集财力，持久制胜之准备，意义重大。”“何况三十年还本，年息四厘……，但使敌人驱出国外，则投资仍旧收回，与完全捐助者不同。”通电还宣称：救国公债上海市商界劝募总队业已成立，其募集办法是商店以其资本额承购5％，公积款项承购10％为标准，店员月薪满50元者承购10％，不及50元者，自由认购。并建议其他各省、市商界参酌仿行沪市办法。同时，上海商会及银钱业宣布对日经济绝交(101)。商业界还广泛开展了抗日义卖捐献活动，“从成都、重庆等大城市到中小城镇，从卖日用百货到蔬菜水果，从大商行到小商贩，普遍掀起义卖日和义卖竞赛的热潮”(102)。
各中间党派、文化、宗教、妇女各界，各少数民族、海外华侨等也纷纷投入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来。如“七七”事变发生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为保卫北方紧急宣言》，呼吁全国同胞保卫北方，要求推行抗战国策，并进行抗日宣传活动。1937年8月，邹韬奋在上海创办《抗战》三日刊。12月，沈钧儒、李公朴等人在武汉创办《全民周刊》。1938年7月，两刊合并为《全民抗战》(103)。1937年7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到会者有诸青来、胡愈之、潘公展等500余人(104)。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建立后，上海戏剧工作者也于8月17日成立了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的统一组织，并将所有的人加以战时的编配，而成为后来支持抗战戏剧的主流的13队救亡演剧队(105)。上海文艺界同人还于8月16日组成了战时服务团。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宣告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106)。“文协”以联合全国文艺作家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完成中国民族自由解放，建设中国民族革命的文艺，并保障作家权益为宗旨(107)。“文协”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它聚集了全国一大批知名作家，使得文艺界达到空前的团结。“文协”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对“抗战文艺”的组织与指导，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八一三”沪战爆发后，上海宗教界组织僧侣救护队，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其他地区的宗教团体也纷纷以召开反侵略大会或从事募捐等进行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7月，何香凝等人便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为了动员广大妇女参加抗战，1937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妇女工作大纲》，规定以动员妇女力量参加抗战，争取抗战胜利为基本任务；确定将经过统一战线的活动与组织，团结各阶层广大妇女群众在党的周围，并特别注意发动与组织劳动妇女，作为党的妇女工作的路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妇女抗日救亡运动在各地相继兴起。动员起来的中国妇女首先建立起自己的团体组织。广东建立了广东省妇女抗敌后援会、广州市妇女抗战同志会、女界联合会等30多个妇女团体，香港有妇女慰劳会，江西有妇声社、妇改会，上海有妇女界救国会，河南有妇女抗敌协会，武汉有湖北省妇女工作团。各地还建立了各种妇女战地服务团，如西北妇女战地服务团，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等(108)。
1938年5月，宋美龄在庐山召开妇女界谈话会，邀请各党派、无党派和社会知名妇女参加。宋美龄提出以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作为动员领导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的全国性总机构。经过讨论，到会人士表示同意，但建议对“新运妇指会”加以改组扩大，以适应战时妇女工作的需要。会议决定以“妇指会”为基础，加以扩充，使之成为全国性的包括各党各派各界的统一的妇女团体总机构，组织动员广大妇女从事抗战建国工作。会议通过了《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这是一个动员全国妇女团结抗战建国的共同纲领。《大纲》指出，占国民半数的妇女，应该有计划地组织起来，参加神圣的抗战建国工作。《大纲》提出了妇女在抗战建国中的任务，即是宣传、救护、征募、慰劳、救济、儿童保育、战地服务、侦察除奸，以及从事工、农业生产与合作事业等。这个《大纲》基本符合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方针政策，奠定了妇女界联合抗日的思想政治基础。座谈会于5月25日结束，发表了《告全国妇女同胞书》，号召全国妇女各界领袖，不分党派信仰，在抗日救国的总目标下，团结起来，奋起抗日(109)。
各少数民族也踊跃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潮流中来，如1937年10月，在中共领导下，蒙汉抗日游击队成立，活动于大青山一带，在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建立方面发挥了特殊作用。又如回民马本斋带领的冀中回民支队，发展迅速，在先后六年中，一共作战870余次，歼灭日伪军3.6万余人(110)。
1937年7月29日，居住在抗战前线的北平回民同胞组成北平回民守土后援会，通电全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誓本牺牲到底的精神为我政府及二十九军后盾。”日军侵占华北后，利用回族汉奸马良建立所谓中华回教总联合会、中国回教青年团等伪组织，各地回胞闻讯后无不义愤填膺，纷纷通电反对，将马良开除教籍，并组织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号召广大回民“团结奋进，保持爱国荣誉”，同马良之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冀中回民组织了抗战建国会及各级分会，将该地区30万回胞团结在自己周围。包头地区组织西北回民救国会，西安、四川、云南、广西等地回民也纷纷组织抗日团体，开展救亡运动。
在归绥，1937年10月，中共成立三边工委，次年4月又成立绥蒙工委，积极开展伊盟、河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先后在乌审、郡王、扎萨克、杭锦、鄂托克等旗建立党的组织，成立了抗敌委员会、战地动委会、牺盟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影响下，蒙古族一些上层人士参加并领导了对日作战。
地处祖国西部边陲的西藏同胞积极拥护抗战。班禅九世和热振活佛多次向僧俗大众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1938年5月，热振命三大寺上下二密院及古刹一律设坛修法，祈祷抗战胜利，20万喇嘛参加了这次祈祷活动，这在西藏历史上是少见的。同年9月，热振致电在武汉的国民政府领导人，表示拥护祖国统一，祝愿抗战胜利。著名的喜饶嘉措大师利用一切机会宣传抗战，所到之处，或聚众演讲，宣传抗日；或诵经读典，为国祈祷，听众深受教育和鼓舞。1938年9月，他在重庆发表《告蒙藏人士书》，号召努力抗战，挽救国家厄运。
为了回击日帝挑拨中华民族的团结，1938年4月7日，在武汉隆重举行了“蒙回藏联合慰劳抗敌将士代表团”的献旗大会，周恩来、陈诚等国共两党负责人派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主席、藏族代表格桑泽仁说，我们组织少数民族代表团进行慰劳活动的目的是为了粉碎敌人挑拨民族关系的阴谋，团结各民族共同抗日，改进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与会各族代表一致表示要加强民族团结，把抗战进行到底。
在新疆，由于中国共产党同盛世才建立了统战关系，大批党员进入新疆，新疆地区各族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波澜壮阔地开展起来，相继粉碎了日帝的走狗马木提、马虎发动的叛乱，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并迅速组织了后援会、反帝会、学生会等群众组织，开展各项抗日救亡活动(111)。
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得到了海外华侨的大力援助。这些身居海外的中华儿女面对祖国的遭遇，纷纷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来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怀。抗战一爆发，各地侨胞就云涌地组织起来了，他们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之心，立即行动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之中。在欧洲的，成立了欧战华侨救国联合会；在美洲的，成立美洲华侨抗日统一阵线。美国十万华侨在司徒美堂等人的影响下，组织纽约华侨救济总委员会、全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开展捐献活动。纽约市区每月参加救国捐款活动的华侨达3万人次，1937年下半年捐资已达100万美元。旧金山华侨商会主席邝炳舜，仅劳军一项就捐资10万美元(112)。
在南洋的华侨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8月14日，南洋地区统一的华侨救亡团体——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在新加坡成立，陈嘉庚被推为主席。此后，南洋地区各种华侨救亡组织先后成立。1938年10月10日，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成立，该会下设分会68个，所属团体遍布南洋各地区(113)。另据统计，自1937年7月22日至8月13日，总计收到南洋侨胞捐款18宗，数额达8万余元；“八一三”以后的捐款，亦颇多为“八一三”以前所汇寄，其中温哥华华侨捐寄35200元，西雅图侨胞捐寄71186元(114)。
抗战爆发至1940年6月，海外华侨献给祖国的捐款已达6万万元以上，单是南洋华侨已由战前的每年3万万汇款，增加到了11万万（1939年）(115)。除了募捐、侨汇外，华侨还通过购债、投资以及把大量战需物资输送回国，如飞机、战车、汽车、药品、服装、帐篷、胶鞋等。华侨对抗战物力上的供给，最重要的是医药，据陈嘉庚先生报告，单是奎宁丸一种，南洋侨胞献给祖国的，其价值达250万元。其他如救伤袋，妇慰会菲岛分会一处便捐送了10万个；寒衣募集，南侨总会负担了50万件(116)。此外，抗战爆发后，大量华侨中的技术工人和青年，放弃国外安全优裕的生活，回国参加抗战。据《华侨战线》统计，从“七七”事变到1938年2月，仅经广州回国抗战的就有30批，近2000人，他们或参加救护运输工作，或直接上前线杀敌(117)。
此外，抗战开始后，海外华侨，尤其是南洋华侨，掀起了抵制日货运动，侨商不卖日货，侨民不买日货。各地抗日救国团体制定具体办法，认真执行。1937年日本对东南亚贸易总额为7.6亿元，1938年降至4.666亿元，由历年的贸易出超变成入超。华侨的罢工和禁运禁载运动也有效地削弱了日本侵华的军事实力(118)。
海外华侨全力支持和直接参加祖国的抗战事业，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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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840-841页。
(2)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二），第22-24页。
(3) 蒋介石日记1939年1月6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4) 蒋介石日记1939年3月10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5) 天水行营主任程潜致蒋介石电（1939年4月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二），第254-255页。
(6) 《中央关于我党对国民党防共限共对策的指示》（1939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94-195页。
(7) 《中央对时局指示》（1939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341-342页。
(8)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二），第216页。
(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928页。
(10) 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三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0-371页。
(1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937-941页。
(12) 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二），第242页。
(13) 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三卷，第372页。
(1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910页。
(15)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二），第393页。
(16)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二），第424页。
(1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954-959页。
(18)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961-962页。
(19) 《中国共产党六月提案》（1940年6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964-965页。
(20) 《国民政府提示案》（1940年7月1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二），第506-507页。
(21)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二），第508-509页。
(22) 蒋介石日记1940年10月12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2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978-979页。之所以称何、白“皓电”为蒋介石所指使，可以蒋10月21日的日记为证：“本日令共党部队撤退至黄河北岸，限十一月底为期，试观其能否遵令，即可断俄国对华最近期间之政策矣。”见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24)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二），第509-512页。
(25) 蒋介石日记1940年11月19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26) 蒋介石日记1940年11月27日、28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27) 蒋介石日记1940年12月2日：“催发复朱彭电稿。”1940年12月3日：“修正复朱彭电稿。”1940年12月7日：“今日修正何白复朱彭电稿，颇费心力，卒无错误。”均见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28) 《何应钦白崇禧复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齐代电》（1940年12月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二），第511-519页。
(29)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二），第463-465页。
(3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981页。
(3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982页。
(32) 蒋介石日记1940年12月25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33)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二），第523页。
(3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86页。
(3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1041页。
(36) 《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的谈话（1941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11-15页。
(37)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522—524页。
(38)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二），第544、547页。
(3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987-988页。
(40)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二），第548、550—551页。
(4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1048页。
(42)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二），第543—544页。
(4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1056-1058页。
(4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1058页。
(45)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二），第567、569—570、572页。
(46) 《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69页。
(47) 《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467—469页。
(48) 《国民参政会纪实》（续编），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页。
(4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1159-1161页。
(50)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59-169页。
(51) 王建朗、曾景忠著：《中国近代通史》第九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469页。
(52)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二册，1939年9月12日，第149页。
(53) 《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第581-582页。
(54)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四编《战时建设》（一），第755-756页。
(55) 邹韬奋：《关于宪政提案的一场舌战》，《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第594页。
(56) 《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第618-619页。
(57) 张军民：《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07页。
(58)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四编《战时建设》（二），第1658页。
(59)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609—610页。
(6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1205-1207页。
(6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1194-1196页。
(62)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二册，1940年3月29日，第249页。
(63)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战时建设》（二），第1682页。
(64) 《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07—311页。
(65) 《国共关系70年纪实》，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570页。
(66)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1—739页。
(6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1202页。
(68) 《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13—314页。
(6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1242-1244页。
(7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1244-1245页。
(71)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二册，1940年4月6日，第253页。
(72) 蒋介石日记1939年11月9日、11月14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73)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汇编》，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编印，第567—568页。
(74)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二册，1940年9月18日，第345页。
(75)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稿》第四编《战时建设》（一），第983页。
(76) 梁漱溟：《谈统一建国会之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1254页。
(77) 张军民：《中国民主党派史》，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16-317页。
(78)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79)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2-3页。
(80) 王建朗、曾景忠著：《中国近代通史》第九卷，第479页。
(8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第1260页。
(82) 《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25—326页。
(83) 王建朗、曾景忠著：《中国近代通史》第九卷，第480页。
(8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263页。
(85)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4—6页。
(86) 《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28—334页。
(8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下），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280-1281页。
(88)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89) 朱建华、宋春主编：《中国近现代政党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0-461页。
(90)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2—283页。
(91) 罗焕章、支绍曾：《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4页。
(92) 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抗战中的中国政治》，第209页。
(93) 欧阳植梁、陈芳国主编：《武汉抗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94) 欧阳植梁、陈芳国主编：《武汉抗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280页。
(95)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5页。
(96) 欧阳植梁、陈芳国主编：《武汉抗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0-310页。
(97) 《“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4、246、258页。
(98)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第147页。
(99) 《新华日报》，1938年3月25日；欧阳植梁、陈芳国主编：《武汉抗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282页。
(100) 欧阳植梁、陈芳国主编：《武汉抗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283页。
(101) 《“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第313—316页。
(102)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第147—148页。
(103)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第152—153页。
(104) 《“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第158页。
(10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上），第210页。
(106)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第154页。
(10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上），第229页。
(108) 欧阳植梁、陈芳国主编：《武汉抗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109) 欧阳植梁、陈芳国主编：《武汉抗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
(110)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第148—150页。
(111) 欧阳植梁、陈芳国主编：《武汉抗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294页。
(112) 欧阳植梁、陈芳国主编：《武汉抗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0页。
(113)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第157页。
(114) 《“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19页。
(11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上），第375页。
(11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上），第375页。
(117) 欧阳植梁、陈芳国主编：《武汉抗战史》，第290页。
(118) 欧阳植梁、陈芳国主编：《武汉抗战史》，第29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