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短暂的和平

第一节　停战令的颁布与政协的召开" class="reference-link">第一节　停战令的颁布与政协的召开

一　和平民主的呼声" class="reference-link">一　和平民主的呼声

重庆谈判结束后，社会各界所期待的和平局面并未出现，相反，“一个为我们所最忧虑的、所最厌恶的、所最恐惧的大祸，终于无端的飞临在我们的头顶上盘旋着”。这个“大祸”就是“中国有史以来空前大规模的内战”⁽¹⁾。

国内愈演愈烈的内战局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不满与担心，刚刚赢得了抗战胜利的中国人民，亟须休养生息，不愿见到战争的重演，因此社会各界和舆论界一片反对内战之声。据《新华日报》11月所载，就有第三党、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等六团体、全国工业协会等三团体、中国妇女联谊会、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中国民主实践社、《中华论坛》等二十六家杂志、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以及重庆、成都大学生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的宣言、言论发表。他们一致的要求是：内战必先停止，是非再付公论。政治问题必须用政治的方法来解决，并且必须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²⁾。中间派代表民主同盟亦积极反对内战。民盟负责人黄炎培于10月30日致函国共两党和谈代表：“各报发表收复区军队双方冲突，益趋激烈，各方关心国事者，一致惊讶。”他提出：双方电令部队立即停止冲突，听候解决；组织包括各方人员参加的调查团，前往冲突地点，调查真相，或就地商决，或电报中央商谈解决。“至一切基本问题，恐须有待于政治会议，此会议必须早日召集，借以协商结果，安定人心”⁽³⁾。民盟发言人也发表谈话，表示：“在抗战八年以后，在全面胜利以后，假定大规模的内战终于无法避免，这不仅要为一切中国的友邦所齿冷，要为新遭惨败的敌人所窃笑，这简直是在对着整个国家的生命当心一枪，简直是对着四万万五千万老百姓瞄准扫射。国家绝对无负于任何党派，任何党派不应该这样毁灭国家。老百姓也绝对无负于任何政团，任何政团不应该这样的残杀老百姓。”“现在一切谈判，既已经过两个月，而得不着一个具体的结论，当然便只有把这个问题全部公诸国人之一途，舍此已无其他更好的办法了。”⁽⁴⁾所谓公诸国人，就是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因此，11月以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呼声日高。12月30日，民盟主席张澜致函国共谈判代表，提出在政协即将召开之际，“双方发令所属一切军队即日停止武力冲突，所有问题均得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际此履端伊始，咸与维新，同人等基于国人公意，敬掬至诚，为此迫切建议，希望转达当局，迅予鉴纳施行”⁽⁵⁾。

反对内战的呼声一旦转为实际的行动，便很难避免与当局的冲突。11月底，中共云南地下工委为响应中共的反内战宣传运动，组织以西南联大为首的昆明各大学学生自治会召开时事演讲会，讨论如何制止内战。政治学教授钱端升演讲称，“苟无联合政府，则内战无法停止，老百姓将增无数不必要之痛苦”⁽⁶⁾。讨论会进行过程中，遭到军警干扰，引起学生愤慨，各校相继罢课，要求当局查办有关人员，并发表《为反对内战告全国同胞书》等文件，要求制止内战，实现和平，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云南军政当局认为这是“共党煽动”的结果，遂在各校策动成立反罢课委员会，组织党团人员与学生会抗衡，军警便衣人员奉令禁止学生串联，与学生发生多次冲突，昆明形势趋于紧张⁽⁷⁾。12月1日中午，先是身穿军服、佩有“军官总队”徽号的人员闯进云南大学骚扰，接着又有百余人企图闯入西南联大各学院，与在校学生发生冲突，暴徒大打出手，并投掷手榴弹，导致西南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和在场的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南菁中学教师于再四人身亡，数十人受伤。

“一二一”事件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军警闯入学校校园内致伤人命，云南省军政当局自然难逃干系⁽⁸⁾。消息传出，引起全国各界和舆论的强烈抗议。民盟发言人发表谈话，对昆明惨案“深引为痛惜”，要求“对此次学潮，即应予以圆满的解决，以平全国之公愤，而政府之威望亦可挽回于既坠之后”⁽⁹⁾。在“陪都各界追悼昆明被难师生大会”上，民盟主席张澜和梁漱溟、张东荪三人合送的挽联上写着：为反内战而牺牲，真成痛史；试思中国之命运，能勿忧心。邓初民在会上演讲时疾呼：今天有人在争论是谁在发动内战，是谁先放的第一枪。是谁？“一二一”的惨案等于不打自招。谁反对学生反对内战的，谁就是内战的发动者⁽¹⁰⁾！这无异于将国民党置于被告席上，并在全国引发了抗战胜利后一场大规模反对内战要求民主自由的运动。中共以此作为推动反国民党的契机，宣传“谁要和平，谁在国民党当局眼中就是敌人。这种敌人，那怕手无寸铁，也要加以威吓，最后就置之死地”⁽¹¹⁾。参政员许德珩等提案，认为“自战事结束以来，内战纠纷愈演愈烈，青年本其爱国热诚，对国事有所主张，亦为事理之常，情非得已”，要求严惩肇事者，抚恤受害者，严禁以后有类似情事发生⁽¹²⁾。《新民报》发表社评《刺刀乎？民主乎？》，认为“这惨案的发生与政府对此案的处置，都可以作为民主前途的测验”；“反对内战既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仅仅是反对内战就须受到这样的迫害，试问人民如何能够顾问国事”；“昆明学潮惨案，受害的却是赤手空拳的学生。他们既无武器更非军队，而竟受到武力的攻击，这乃是证明没有武力的就得不到安全保障么？假如无武力即无发言权，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来责备共产党的拥军自卫呢”⁽¹³⁾？这些言论实际上支持了中共的主张，使刚刚在宣传中共“破坏交通”、“阻碍复员”问题上似乎得了一分的国民党又处于被告地位，很是被动。事后奉派赴昆处理的联大常委傅斯年抱怨“地方当局荒谬绝伦”，“此等惨案有政治作用者岂有不充分利用之理”？身历其事的联大党团负责人之一姚从吾感叹，“风潮的扩大，全是由于军人的盲目泄愤……指挥既不统一，见识又甚卑陋，实在没有政党的组织，也没有政治斗争的能力，就这次的学潮而说，C．P．可能完全胜利了”⁽¹⁴⁾！蒋介石于事后发表《告昆明教育界书》，称此次“乃讹言流传波及学府，演成如此不幸之事件”，“目前一切问题必以恢复课业为前提，以正常手续为解决，否则政府纵如何爱护青年，亦不能放弃其维护教育安定秩序之职责”⁽¹⁵⁾。为了缓和社会各界的压力，国民党当局不得不于12月10日下令，以“此次学潮之酝酿与扩大，虽系有人策动，惟关总司令负地方治安职责，究属防范欠周虑，以致学生竟有死伤”，将云南警备总司令关麟徵停职议处，由霍揆彰代理其职，李宗黄调离云南。云南当局还搞了一次审判，于11日将两名“失业军人”以投弹致人死亡而处以死刑⁽¹⁶⁾。

中国的局势也引起了国际尤其是美国的注意。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认为一个强盛、团结和民主的中国，对于世界和平是极端重要的；而一个紊乱、分裂的中国，在现在和将来都将是一种危及世界稳定与和平的力量。他提出，国共军队停止冲突，召开包括各主要政治力量代表的全国会议，筹商解决内争的办法。他在声明中表示，美国将继续支持国民政府，但不会发展为军事干涉，以至左右中国内争的发展。他特别提出，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如果扩大其基础，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力量，中国的和平、团结和民主的改革才能推进。在广泛的有代表性的政府成立之后，全中国的武装部队都应编入国军。当中国经由上述途径走向和平与团结后，美国准备用各种合理的办法协助国民政府复兴中国，并提供各种贷款⁽¹⁷⁾。这一声明明确要求国民党作出改革，而且只有在这种改革基础上，美国才能提供其所要求的援助，因此中共认为这表明“美国已决定不直接参加中国内战，不援助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而援助中国的和平统一。所有美国政策的这些变动，对中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当前斗争是有利的”。因此中共以中央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对杜的声明表示欢迎，并“希望杜鲁门总统的建议能为中国各方面在实际行动中所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一切民主派别有充分诚意，希望与中国国民党在杜鲁门总统建议的基础上求得妥协”⁽¹⁸⁾。

12月26日，在莫斯科结束的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发表公报：渠等同意，在国民政府下，有一统一与民主之中国，国民政府各级机构中民主党派之广泛参与以及内部冲突之停止，均属必要。渠等重申坚持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之政策。苏、美二外长对于两国军队应在合乎完成任务及责任的条件下，尽早撤离中国一事，彼此意见完全一致⁽¹⁹⁾。公报发表后，中共中央发言人再度发表谈话，表示其“与中国人民目前的迫切要求相适合”，希望国民党“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与三强对中国所一致表示的愿望的基础上，迅速以政治商谈的方法，来解决国内的一切争论，以求实现团结与民主”⁽²⁰⁾。值得注意的倒是国民党的态度。杜鲁门声明发表前，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特意约见美国总统顾问李海，希望“总统宣布对我协助之旨，必须明确切实无疑，当更有助益，否则影响匪浅”。显然，杜鲁门的声明并未如国民党所愿，魏道明称其“措辞不少含浑之处，语气亦嫌有未当者”。因此，国民党对此几乎没有公开反应，被中共称为“抗拒式的沉默”。只是由于魏道明的建议，“避免外间可能发生误解起见”，蒋介石才对外表示，杜鲁门的声明与他的初衷并不违背⁽²¹⁾。为了抵消杜鲁门声明可能的消极影响，国民党中宣部特别向各省市发出密电进行解释说明。电称杜声明表示美国对国民政府政策的不变与全面和无条件的支持，目的为马歇尔使华之后盾，并协调各大国之关系；如以为“似不免对我施以相当压力者，此实为一种不应有亦不必要之过虑”；“吾人为配合此一局势，应当继续推行用政治方法解除共产党武装的政策”；“望我各级机构在此期中，不论对于军事政治均须充分提高警觉性，以资防备，对于共党组织联合政府一项宣传攻势幸勿轻信谣言，一切镇静应付听候中央指示为要”⁽²²⁾。无论如何，对于国际上对国民党施加的公开压力，国民党公开不反驳，内心里也难免酸溜溜的⁽²³⁾。

二　马歇尔来华" class="reference-link">二　马歇尔来华

出于稳定战后远东局势以及与苏联争夺战略势力范围的需要，中国问题占据着战后美国远东政策的中心位置。对于中国局势，美国当局一直存在着担心，即中国可能爆发西班牙式的内战，从而使苏联和西方都卷进去，但范围更大，危险性也更严重⁽²⁴⁾。而在一场世界大战之后，再爆发一场这样的战争，则是美国人十分不愿意见到的，那将使美国处在一个非常为难的处境下。战后美国对华政策，按艾奇逊的说法，面临着三种选择：1．自中国完全撤出；2．大规模军事干涉，援助国民党击败共产党；3．援助国民党尽可能确立对中国的统治，同时使国共双方达成妥协以避免内战⁽²⁵⁾。第一种选择，是刚刚成为超级大国，并必然与苏联竞争未来世界领导权的美国所不甘为的；第二种选择，是刚刚经过大战的美国所不能为的；因此第三种选择便是美国政策的必然，保持中国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稳定”，这样既可以保持美国在中国的战略利益，又可避免美苏可能有的直接对抗。还在战争末期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文件中，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点便有明确表示，即：我们应该负起领导责任，援助中国，发展一个强大、稳固和统一的政府，使其成为远东稳定的主要因素；美国政府关于中国的长期政策，应该建立在这样的理念上，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有赖于中国成为远东的主要稳定因素，我们的政策是在政治上促成一个强大、稳定和统一的中国，并有一个能够代表中国人民意愿的政府⁽²⁶⁾。为了达成这样的目的，美国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积极介入中国的内部事务，前提是并不以武力直接卷入。杜鲁门曾经表示，摆在我们面前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尽力协助维护中国的和平，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有限度地在军事上，支持蒋委员长，同时避免卷入中国内部自相残杀的战争。如同美国舆论的代表《纽约时报》所言，帮助任何一方去进行内战，这不是我们的事情，正当的事情是我们必须利用我们的影响来求得协议与和平⁽²⁷⁾。

美国在考虑战后对华政策时，除了与国民党的关系之外，苏联的存在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因素。如同魏德迈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所说，“由于出现了强大的苏俄，中国成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强国，即苏联和美国的政治、经济角逐的舞台。如果中国成为苏联的傀儡国……那么苏联就会在实际上控制欧亚大陆。统治如此广阔的空间，特别是由一个极权主义的强国来统治，将会使世界和平受到危害。……如果我们要实现我们有关中国的政策，那就不能允许俄国取得对它的统治”。然而在这样做的同时，未来与苏联可能发生冲突的危险也困扰着美国当局，即如魏德迈所言，“如果美国的政策是要在国民党军队统治下使中国和满洲统一起来，那就必须卷入自相残杀的战争，以至可能卷入对苏联的战争，而为实现此项政策，肯定需要增派远远超过目前在该战区可以动用的更多的美军”。但是这样行动带来的麻烦与困扰，诸如美国军人驻在海外的代价，中国内部斗争可能引起的困难，美国公众对美国在军事上卷入外国内部事务而引起的批评，以及同俄国之间可能产生的麻烦，等等。都不是魏德迈所能决定的，而只能由华盛顿最高当局决定⁽²⁸⁾。

11月27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因其坚决扶蒋政策引起广泛争议而突然辞职，杜鲁门旋即任命原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五星上将马歇尔为总统特使，前往调处中国内部冲突。28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拟订了在华行动方针备忘录，提出美国应帮助国民政府运送军队北上，收复满洲，在国际上继续承认并支持国民政府，但不进行军事干涉，同时谋求和平解决中国的政治纷争。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虽然其大框架是确定的，但具体如何执行，在政府官员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主张，这又是与中国国内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因为当时的中国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国共之间的矛盾随着日本投降而渐趋激烈。这一矛盾的发展及其解决方式，决定着中国未来的走向，也关系到美国在中国、远东以及世界政治格局中的战略利益。如何在美国介入中国问题时处理国共矛盾，是美国当局不能不考虑的。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备忘录又提出美国鼓励和支持国民政府召开有各方代表参加的会议，以扩大政府基础，结束国民党一党训政，建立一支统一的国家军队。这样的政策包含着显而易见的内在矛盾，即以武力支持蒋介石抗拒共产党人，而同时又倡导努力在他们之间寻求一种政治上的解决办法⁽²⁹⁾。马歇尔来华调处就是在这样的矛盾基础上进行的，即一方面谋求国共妥协，在约束中共的基础上实现和平，另一方面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尤其是接收东北，同时鼓励其进行民主改革。马氏起初并未完全意识到他的使命的艰巨性，而是满怀信心地出任调处使命，并且一度取得了成功。

在马歇尔来华之前，美国高层对他赴中国的任务进行了反复讨论。在支持国民党的问题上美国决策层其实并无根本的分歧，但在运用什么方法上，则意见不一。军方主张继续运送国民党军队北上，国务院认为，这将损害马歇尔的努力，并导致内战的爆发。麦克阿瑟和魏德迈则建议，美国应支持国民党，但是否运送国民党军队的问题可由马歇尔相机行事。结果，这个建议被接受。12月11日，杜鲁门和马歇尔以及国务卿贝尔纳斯讨论马歇尔此行的目的。贝尔纳斯说明了美国应在中国采取的政策，即美国将为国民政府继续运送军队去华北和满洲，但目前不必将此通知蒋介石，以便马歇尔可以利用这种不确定性，对国共双方施加影响，以达到美国结束中国内部冲突，建立统一政府的目的。在对中国两大党的态度上，如果中共不合作，美国将全力支持国民党，然而如果国民党不合作，美国怎么办？贝尔纳斯主张，可以通知蒋美国将不再为他运兵，也不会给予进一步的援助。马歇尔不赞成贝氏的意见，他倾向于即便蒋不让步，美国也应继续支持蒋，并帮助他运兵。最后，杜鲁门明确授权给马歇尔，无论蒋让步与否，都应继续支持蒋介石⁽³⁰⁾。他们讨论的结果是，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在蒋领导下的统一的亲美的中国，为此应成立一个以蒋为首的联合政府，既使中共处于从属地位，又防止俄国在广泛程度上插手中国事务⁽³¹⁾。实际上，无论是马歇尔还是军方，对国民党政权战胜共产党和武力统一中国的前景并不乐观，而恰恰是这种担心，使他们主张支持国民党，以保证美国在中国的战略利益。在这种方针之下，马歇尔在中国可以用来压蒋让步的手段十分有限，他一方面要压国民党让步，另一方面又必须支持国民党，这种内在矛盾很难解决。一旦蒋介石摸清了美国的底牌，马氏的活动余地就相当有限了。不幸的是，以后的形势发展，恰恰是向着这个方面进行的。

12月15日，杜鲁门给马歇尔一份指示，内称：他和国务卿切望以和平民主的方法达成中国的统一，我希望你作为我的特使，以适当而可行的方式运用美国影响达成这一目的。你可以以最坦率的方式告诉蒋介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关于中国希望在经济方面得到贷款和技术援助以及军事援助方面，一个不统一的、并为内部冲突所分裂的中国，实际上不可能被认为是按既定方针接受美国援助的合适地区。就在这同时，国务卿贝尔纳斯根据和杜鲁门及马歇尔讨论的结果，致送陆军部备忘录，要求陆军部指示魏德迈，帮助国民政府运送军队前往满洲，作好运送军队去华北的部署，在不妨碍商谈或协商失败时，可由马歇尔决定付诸实施⁽³²⁾。美国对华政策这种目的与手段之间的矛盾，注定马歇尔的使命很难成功。也在15日，杜鲁门发表公开声明，阐明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原则、手段和目的（见上目），战后美国对华政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蒋介石对美国将对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是非常敏感的。当他得知报载美国有意派艾奇逊和谢伟思等人为麦克阿瑟的政治顾问，协助决定美国远东政策时，在尚未证实消息是否可靠的情况下，便交给赫尔利一份备忘录转呈杜鲁门，指艾、谢两人“均曾发表对于中国中央政府确实不利之意见，并明显表示拥护共产党之政策”，对美国表示了不满⁽³³⁾。实际艾、谢两人只驻东京，处理有关对日占领问题，并无来华之意。所以，蒋极力邀请支持国民党的赫尔利回任驻华大使，但赫尔利因为自己的主张得不到有力的支持而辞职，使蒋颇为失望。对马歇尔来华的消息，国民党喜忧参半，喜的是美国派出如此高级别的特使，表明其对中国问题的重视，而国民党作为执政党，自然获利多多；忧的是对马歇尔态度把握不定，担心其有对国民党不利之言行。得知马氏来华消息后，《中央日报》发表社论，一面对马氏来华表示欢迎，一面又对赫氏辞职表示婉惜，希望“中美合作更加密切化”，马帅“本其素具的抱负，卓绝的才能”，必能执行杜鲁门总统的政策⁽³⁴⁾，可谓反映了国民党当局的真实心态。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在与马氏会见时也表示，“此时美对远东态度，必须明朗，切实协助，当不仅使远东形势改进，可望由此打破世界僵局”⁽³⁵⁾。所谓“明朗”，“不为浮言所动”，实际即希望美国能够坚定地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

12月17日，马歇尔抵达北平。21日，马歇尔在南京与蒋介石首次正式会见，蒋首先告马：“中国所以不能统一，乃由中共拥兵割据，仰承苏联鼻息，其同意和谈乃在争取时间，政府必须迅速收复华北，方能促使中共言和。”马歇尔则表示：“中美关系友好，惟美国人民不愿干涉他国内政，此种情绪相当强烈，足以左右杜鲁门总统之行动，是以今后对中国援助，将视国共双方能否互相让步，达成协议而定。”⁽³⁶⁾于此可见，蒋企图拉马歇尔站在国民党一方，但马氏初来乍到，态度谨慎，双方立场尚有一定距离。不久，蒋便慨叹“彼对我国内情形及中共阴谋并无了解，终将误大事也”⁽³⁷⁾。

中共对马歇尔来华抱谨慎的欢迎态度。中共当时对国际问题的看法是，“目前世界的中心问题是美苏之争，反映在中国便是蒋共之争。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是尽力扶蒋、打共、反苏，而蒋之政策则在打共时企图中立苏，在反苏时又必望连上共。故苏联目前对华政策在形式上乃不得不与中共隔离，在对美斗争时有时中立蒋，在对蒋时亦常不联系美。因此，我们目前在以对蒋斗争为中心时，一方面固应表示与苏联无关，另方面有时（甚至只是形式上的）也可中立美国，以减少我们一时或某一种程度的困难”⁽³⁸⁾。这种“中立美国”的政策，即争取美国在国共斗争中保持中立，只要美国保持中立，实际则有利于缓解其对中共的压力，而于国民党不利。当时中共甚至有让英国和苏联也参加调停的考虑，在刘少奇代中共中央所拟致重庆代表团的指示中认为：“中国从来就是依靠几个国家相互牵制来保持独立的，所谓以夷制夷政策，如果中国只被一个强国把持则早已灭亡。”胡乔木认为，“这个设想虽然没有实现，但是它反映出党中央当时的一个策略思想，就是要运用国际力量的相互制衡来保持我们党的独立地位，在国际国内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回旋余地”⁽³⁹⁾。中共的对美政策，随着美国政策的变化而变化，基点是“对其错误政策必给以适当批评；对其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必给以严正抗议；对其武装进攻必给以坚决抵抗”⁽⁴⁰⁾。当马歇尔来华之初，一方面被中共认为是美国“重新考虑其政策”的某种契机（因为马氏来华是反共的赫尔利辞职后的产物），寄希望于美国可能对其对华政策作一些修正；另一方面，马歇尔来华已是既成事实，中共希望能够有利于至少不妨碍自己的既定政策。在周恩来与马歇尔的首次会见中，周态度热情地表示：“我们的政策是和罗斯福总统的政策相同的，即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国内的一切问题。杜鲁门总统的声明是很好的，而且是和罗斯福总统的政策相一致的。我们对其中的主要论点是同意的。”⁽⁴¹⁾因此，当国民党提议马歇尔参加国共谈判后，周恩来认为，“国际过问国共谈判已在开始”，“我如完全拒绝马歇尔参加国共谈判，我将处于不利地位”，只有如此，才能迅速达成停战。中共中央予以同意⁽⁴²⁾。唯其如此，在马歇尔初到中国的一段时间中，中共与他维持着还算良好的关系。

三　停战令的颁布" class="reference-link">三　停战令的颁布

马歇尔来华，社会各界和舆论的停战呼声，国民党政府军推进的受挫，这一切使得停战的条件接近成熟。周恩来对形势的分析是：“问题的解决系于美苏的关系和力量的对比”；“反内战求和平，是目前最得人心的口号”；“要蒋放弃反共思想和灭共企图而自动地做到国共亲密合作，这是不可能的；但要蒋目前下讨伐决心，宁进行长期内战而不惜，这也是不可能的。”⁽⁴³⁾作为国民党长期的和最有力的对手，中共对国民党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可以说，正是在国内外对国民党继续作战反应不利的形势下，蒋介石不得不考虑另外一种解决方法的可能性。

12月16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回到重庆，即向国民党表示，立即无条件停战，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由于马歇尔已到重庆，23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高级干部讨论全盘形势，决定“对共方针，若准其成立地方政权，不如准其参加中央政府。只要共军受编与恢复交通，则其政治上之要求，决尽量容纳也”⁽⁴⁴⁾。这样，国民党的对共方针又由战而和，国共谈判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得以恢复。

27日，国共重开中断了一个月的谈判。中共首先提出无条件停战的建议，即国共双方下令所属部队在全国范围内均暂各驻原地，停止一切军事冲突；凡与避免内战有关之一切问题，如受降、驻兵地区、恢复交通、解放区等，均应于军事冲突停止后，经和平协商方法解决；组织各界考察团分赴发生内战区域考察，报告事实真相。31日，国民党答复中共提议，提出停止一切军事冲突并恢复铁路交通，对停止军事冲突、恢复交通和受降等事项，由国共各派代表会同马歇尔商定办法⁽⁴⁵⁾。1946年1月3日，中共原则同意国民党的提议，从此马歇尔成为国共冲突之间的调解人，由马氏与国民党代表张群和中共代表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会议，负责停战和整编军队中有关事项的讨论和决定⁽⁴⁶⁾。马歇尔提议在三人会议中采取一致协议方式，每方都有否决权，一切协议须送国、共最高当局核准后始生效。在北平设立执行部，执行已取得协议的政策，监视停战，公正地作调查。执行部亦由国、共、美三方组成，一切行动根据一致协议进行⁽⁴⁷⁾。5日，国共双方在马氏调停基础上草拟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

对于停战的原则（无条件就地停战）及其实施方法（由军调部监督执行），国共双方未产生大的分歧，主要的争执之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其一是东北，国民党坚决拒绝将东北列入停战令规定的停止调动军队的范围之内，他们的理由是东北属于接收主权的问题，牵涉国际条约义务，应由其与苏美协商解决。马歇尔支持国民党的立场，他在1月3日与周恩来的谈话中提到，美国政府对国民政府调动军队进入东北接收负有义务。中共一方面对东北问题有全面和长远的考虑，而这非在停战谈判中可以解决，另一方面苏联出于种种原因不愿介入国共美三方谈判，因此中共考虑将东北问题留待下一步解决，遂同意在东北问题上作出让步。1月5日，周恩来告诉马歇尔：“我们承认东北问题的特殊性。因为这里关系于政府接收东北的主权，牵连到美国协助中国经海路运兵到东北境内，并牵连到根据中苏条约中国由苏联手中接收东北之事，因此，应由国民政府直接与美苏办理。”⁽⁴⁸⁾东北问题的解决为停战消除了一个主要障碍。但从以后停战令的执行过程看，东北条款成为国民党调派大军进入东北的借口，并最终导致东北大战，牵连关内，使停战终成昙花一现，由此也可知国民党当时之所以坚持东北例外有其更深的意图。其二是热河问题，热河对屏障东北、隔断中共华北与东北两地的联系、从而对国民党确立其在东北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国民党极力主张将热河包括在东北之内，并要求接收东北通往华北交通线上的要点赤峰（在热河）与多伦（在察哈尔靠热河边界），但遭到中共的坚决反对。周恩来指出，华北所有地区均已被政府或中共接收，赤峰与多伦也在中共管理之下，如果政府一定要求接收这两处，则冲突责任不在我方。何况如果按照国方理解，则其他地区亦可被授权接收，而这正是导致过去冲突的原因。中共主张不附加任何条件，立即停战。至于政治问题，可以留待停战以后再解决⁽⁴⁹⁾。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能接近几乎导致停战谈判功败垂成。

尽管国共双方就停战已经接近于达成协议，蒋介石仍对停战“颇犹豫”。王世杰认为，停战可以使美国协助国民党接收东北，给予借款，帮助遣返日本战俘，恢复交通，因此建议蒋“断然接受美方提议（略予修正），以加强政府之国际地位与自身力量”。但即便蒋考虑到实际情况而接受停战，在具体得失上，他仍然是寸土必争的，停战问题一度卡在赤峰和多伦问题上即是蒋坚持的结果。王世杰又建议蒋“多从政治上作远大之考虑，不可拘泥于一二城市之暂时得失”，以此作为对马歇尔的让步，“以示宽大，且以坚中共对马歇尔之信任”⁽⁵⁰⁾。蒋碍于马氏刚到中国，需要给其一点面子，何况，政协即将开幕，停战多少可以为政协创造一个良好气氛。9日晚蒋在与马氏的会谈中，在赤峰和多伦问题上作了让步，为停战谈判消除了最后的障碍。

1月10日，张群和周恩来分别代表国共双方签署了《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与声明》，主要内容为：国民党及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应即实行下列命令：1．一切战斗行动，立即停止；2．除另有规定者外，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调动一律停止；3．破坏与阻碍一切交通线之行动必须停止，所有阻碍该项交通线之障碍物，应即拆除；4．为实行停战协定，应即在北平设一军事调处执行部；双方并声明下开规定，亦经同意，载入会议记录内：1．上开停止冲突命令第二节，对国民政府在扬子江以南整军计划之继续实施，并不影响；2．上开停止冲突命令第二节，对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九省，或在东北九省境内调动，并不影响；3．上开停止冲突命令第三节内所云之交通线，包括邮政在内；4．国民政府军队在上项规定之下调动，应每日通知军事调处执行部⁽⁵¹⁾。当天，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和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均对各自所属部队下达了停战命令。

停战令颁布前后，国共双方围绕争夺实地，在热河和绥远进行了一系列激烈的战斗。

在热河，停战令下发前，国民党第十三军沿锦承路进攻承德，在占领朝阳、叶柏寿之后，已进至凌源附近，与此同时，第九十二军自北平沿平承路向古北口、九十四军自唐山向喜峰口攻击前进，蒋介石严令于停战前拿下承德。中共中央认为“我能否控制热河，对全国战略意义及我党在全国的地位均有极大关系，这是决定我党在今后整个阶段中的地位问题”，因此要求冀热辽部队“死守平泉、凌源、承德，不得退让，同时迅速集中兵力打击进攻之顽军”⁽⁵²⁾。至1月13日停战令生效，国民党政府军各部均停止了进攻，承德仍控制在中共手中。

在绥远，由于中共部队在平绥战役后后撤，傅作义部企图跟进打通平绥路。1月12日，傅部占陶林、和林，攻击卓资山，14日又占集宁。阎锡山部与之呼应，自大同派兵于13日攻入丰镇。中共部队立即发起反击，14日收回丰镇，迫使傅部停攻卓资山。就在集宁战斗激烈进行之时，16日军调部小组飞抵张家口，要求前往集宁调停，聂荣臻告诉他们，集宁不属晋察冀军区管辖，如要前往须得晋绥军区的同意，并将谈判延迟了3个小时，使他们不得不改在次日前往。就这样“赢得了收复集宁的时间”。等到次日上午，军调部小组飞抵集宁时，战斗已经结束，中共部队“已把战场打扫完了”，小组成员也就无话可说了⁽⁵³⁾。

1月13日，停战令生效，国共双方均下令所属部队停止战斗行动。在军调部派出的执行小组调处之下，到当月底，除了东北之外，内战基本上停止了，一度遍及华北华中大地的枪炮声终于停息了下来。然而停战的基础并不稳固，与其说这是真正的停战，不如说是国共双方都有这种需要⁽⁵⁴⁾。关键是在停战期内双方如何以明智的态度找到办法，以真正避免战火的重燃，政治协商会议一时间便成了避免内战的唯一选择。

四　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 class="reference-link">四　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

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与否，是重庆谈判之后国共双方政治斗争的主要内容之一。在马歇尔来华调处、停战令颁布的形势下，召开政协的条件也告成熟。国民党同意召开政协，一定程度上如重庆谈判一样，是为了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应付国内外舆论。蒋的幕僚唐纵认为：政治协商会议有两个特质，一是面临当前的现实困难问题，二是国际的要求，因此不得不开。停止冲突，开放政权，由此可获国内的安定，国际的同情。如果中共不就范，则可获得国内国际对用兵的赞同⁽⁵⁵⁾。但国民党内对政协会议的反应不一。强硬派持反对态度，陈诚电蒋称，须先军队国家化，然后始能政治民主化，否则，中央政权公开了，而共党军队仍不交出，将为国家无穷之害⁽⁵⁶⁾。温和派则主张对中共采取缓和态度，孙科主张“亲苏和共”，王世杰主张“本党此次下大决心，作一妥协之尝试”⁽⁵⁷⁾。处于两者之间的蒋介石在当时的国内外环境下，接受了温和派的意见，但他内心的真实意图是，“对共条件应着重在军队统一与统辖于中央，而对政治方面尽量开放为主”⁽⁵⁸⁾。即以中央政府的一些席位，羁縻中共，本质仍是以军事国家化换取有限的政治民主化。

经过与国民党的军事斗争和宣传战，中共也考虑恢复谈判，并开政治协商会议。由于中国的现实和国共交往的经验，中共起初更倾向于由国共两党直接谈判解决问题。毛泽东曾经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重庆代表团的电报中提到，“政治会议实际上是一对于各中间派的教育机关，使他们取得经验，问题是不会在那里解决的”。周恩来回延安后，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亦将政协视为“我方进行政治攻势的主要讲坛，辅之于国共的幕后商谈”，“不要希望这次商谈有什么大结果”⁽⁵⁹⁾。进行政治攻势是中共此时同意召开政协的主要考虑。12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参加政协，任务是配合军事自卫，开展政治攻势，同时寻求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具体方法是争取停战，在政协会议上制定和平建国纲领，改组政府，在此基础上讨论国大和宪法问题，至于解放区问题在地方自治下解决，军队国家化问题由改组后的民主政府解决⁽⁶⁰⁾。但周恩来重来重庆之后的新情况，诸如停战的实现，美苏的态度，及各党派和国内舆论的呼声，使中共敏锐地观察到形势的变化，从而修正原先的估计。1946年1月5日，中共中央致电重庆代表团，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增加了。如果国民党被迫接受用政协来解决问题，那这次政协会议亦将可能解决一些问题。我们对政协应做解决一些问题的准备。“如果政协是能够解决一些问题的话，那我们准备提出的纲领，就应更实际一些、简单一些，而不只是为了宣传”。10日的中共中央会议集中讨论停战和政协问题，认为：蒋介石在全国人民和国际的压力下，被迫接受和平，但消灭共产党的基本方针未变，美国的政策基本还是扶蒋、压共，但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任务是发展民主，巩固和平。此次会议提出了主要斗争形式是非武装斗争⁽⁶¹⁾。正是由于这种估计的变化，使中共在政协会议期间积极活动，与民盟合作，得到了一系列有利自己的结果。

由于国共两大党都同意召开政协，1946年1月6日，国民政府公布《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办法》，规定“国民政府为在宪政实施以前，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共商国是起见，特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会议代表三十八人；会议协商范围为和平建国方案及国民大会召集有关事项；“本会议商定事项，由本会议主席提请国民政府实施”。会议代表分配为，国民党八人，孙科、吴铁城、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王世杰、邵力子、张群；中共七人，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青年党五人，曾琦、陈启天、杨永浚、余家菊、常乃惪；民主同盟九人，张澜、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沈钧儒、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无党派人士九人，莫德惠、邵从恩、王云五、傅斯年、胡霖、郭沫若、钱永铭、缪云台、李烛尘⁽⁶²⁾。下分改组政府组（十人，召集人王世杰、罗隆基）、施政纲领组（十一人，召集人张厉生、董必武）、军事组（十人，召集人胡霖、张东荪）、国民大会组（十人，召集人曾琦、邓颖超）、宪法草案组（十人，召集人傅斯年、陈启天）共五个组（各组人员互有重复者），具体讨论各项方案。另设综合小组，由五方面各出二人组成，负责解决一些有关全局的问题，成员为王世杰、吴铁城、周恩来、董必武、章伯钧、张东荪、曾琦、陈启天、王云五、傅斯年，召集人孙科。

1946年1月10日，各方关注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府礼堂开幕。蒋介石以会议主席身份致开幕词，他说：“我们要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来消除一切足以妨碍意志统一、影响安宁秩序和延迟复兴建设的因素，以充实我们建国的力量，加速我们建国的进行。政府召集本会议的旨趣，就在于此。本会议的使命和任务，也就在于此。”他认为要开好这次会议，需要“真诚坦白，树立民主的楷模”；“大公无私，顾全国家的利益”；“高瞻远瞩，正视国家的前途”。他同时宣布了国民政府四项诺言：人民享有各项自由，现行法令将依此原则修订，司法、警察以外机关不得拘捕、审讯人民；各政党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并可在法律范围内公开活动；各地依法实行由下而上之普选；政治犯除汉奸及确有危害民国之行为者外，分别予以释放⁽⁶³⁾。中共代表周恩来在致词中表示，中共“愿以极大的诚意和容忍，与各党代表和社会贤达，共商国是，努力合作”。在其后回顾国共会谈经过的报告中，周恩来谈到处理党派关系的四点经验：互相承认，不要互相敌视；互相商量，不要独断；互相让步，不要独霸；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消。对于国共曾经争论的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孰先孰后的问题，周表示：执其一端，必致造成对立，应该并行前进，归于一途⁽⁶⁴⁾。政协主角国共两大党领袖的这番讲话，得到与会者的高度评价，认为使会议有了“光明的前途”。民盟代表张澜（由沈钧儒代读）、青年党代表曾琦、无党派代表邵从恩在开幕式上分别致词，均表示祝贺政协开幕，希望各方面开诚布公，和衷共济，互相谅解，使会议达到成功。全国各界、各主要报刊对政协会议的开幕也都寄予极大希望。会议当天，国共双方下达停战令，自13日起停止一切战争行动。所有这一切，为政治协商会议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氛围和开端，使中国出现了和平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