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法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class="reference-link">第六节　法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一　实施法币政策的导因和条件" class="reference-link">一　实施法币政策的导因和条件

世界货币金融形势的变化　1929年—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大规模经济危机。帝国主义列强为了转嫁经济危机和垄断世界金融，先后放弃金本位，采取货币贬值政策，如英国于1931年8月放弃金本位之后，由于贸易逆差和资金外流等双重影响，英镑汇价急剧下跌；日本于同年12月停止金本位，日汇也迅速下落；美国于1933年3月罗斯福就任总统后，实行新政也放弃金本位。同年12月，美国决定美元的准备金由足金改为“金三银一”使美元贬值。为达到这一比例，就得高价购进13亿银元，这样，它在金银的储备量上均可居世界首位，以“实现垄断世界金融之大权，借以执世界盟主之企图”⁽¹³⁰⁾。其结果是，到1933年底和1934年初，英镑汇价已跌40％，日元汇价亦下降60％，美元汇价贬值40.9％。英、美、日三国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0％，它们的货币贬值，中国银元汇率却成反比例抬高⁽¹³¹⁾。中国以银为货币，不论银两或银元都有固定含银量，无法任意贬值，致使国货难以输出而外货倾销易，故入超日甚。国内农工商各业均因受此打击而日趋萧条，中国币制不改无法振兴经济。

美国白银政策对中国币制的冲击　美国是世界的主要产银国，加上在国外投资的银矿，每年产银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66％。银价低落使美国银矿主和白银派参议员大为不满。他们极力主张提高银价，以增强东方各用银国家人民的购买力，打开美国货物的销路，帮助美国摆脱经济困境⁽¹³²⁾。为此，美国从1933年起推出一连串提高银价的办法，其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就是1934年6月实施的《购银法案》。此法案授权财政部购买国内外白银，白银价格最高可达每盎司为美金1.29元。如此高价收购达13亿元之巨的白银，促使世界银价飞涨。从1934年7月至1935年5月，纽约银价由每盎司0.4625美元升至0.7437美元，伦敦由20.5便士上升为33.88便士⁽¹³³⁾。世界银价步步高涨，中国汇价随之激升，对中国经济造成三大不利：（1）国货因白银汇价高涨，外销价格也随之增高，更难输出；外国输华商品却因物价、汇价双重降低则加速倾销；结果中外贸易逆差日甚。（2）华侨汇款以往占中国对外收入的大宗，是弥补外汇逆差的重要来源，现因世界经济恐慌和白银汇价高涨而大为减少，使我国对外收支逆差更甚。（3）国际市场银价高涨，中外银价悬殊，为外国在华银行运银出口谋取暴利，造成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他们用轮船甚至兵舰装运白银出口，仅1934年就达25，600余万元⁽¹³⁴⁾，其中8月份最严重高达7900余万元，仅8月21日这一天，只汇丰银行一家就交英国轮船“拉浦伦”号从上海运出白银1500万元。除外国银行利用不平等条约，肆无忌惮地破坏我国金融外，国内外投机商、冒险家也趋之若鹜，纷纷到各地搜购白银，装运出口，赴伦敦、纽约出售谋利，致使国内白银大量外流。从1934年7月1日到10月15日，仅三个半月内，中国白银外流量就达2亿元以上⁽¹³⁵⁾。白银大量外流使上海的存银，由最高峰的1934年5月底的5.94亿元，降至10月底的3.84亿元，到11月15日又降至3.67亿元⁽¹³⁶⁾。

巨额白银外流严重影响中国金融和经济稳定　如：一、大量银元被熔为银块出口获利，导致白银准备锐减，通货紧缩，拆息飞腾。更有甚者是人心浮动，在京、津等大城市，相继出现白银挤兑风潮，迫使许多银行停业或倒闭。如1935年仅上海一地就有14家银行停业，资本额达210万元。二、白银大量外流造成通货奇缺，物价跌落，以上海物价为例：1932年跌11.4％，1933年跌7.7％，1934年跌6.5％，1935年跌0.7％，1935年比1932年总共下跌23.9％⁽¹³⁷⁾。由于物价下跌使商店经营赔本导致商业萧条，工厂倒闭，整个国民经济陷于崩溃边缘，仅上海一地，工厂就倒闭238家，改组839家，全国主要工业营业额大幅度下降⁽¹³⁸⁾。三、中国对外贸易入超增加和华侨汇款减少，使中国对外收支逆差增加，直接造成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和困难。财政金融是巩固国家政权的物质基础，国民政府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救治。

开征白银出口税和平衡税　为了遏制白银外流和稳定币制，财政部决定从1934年10月5日起，采取紧急处置：征收银出口税和平衡税。凡运银本位币或厂条出口，征出口税7.75％（出口税为10％，减去银币铸费2.25％），运大条宝银及其他银类出口，征出口税10％。如伦敦银价折合上海汇兑之比价，与中央银行当日照市价核定之汇价相差之数，在缴纳出口税仍有不足时，应按其不足之额，加征平衡税⁽¹³⁹⁾。即平衡税的税率应和赢利率相等，可随国际银价涨落而增减，进行灵活调节，使白银输出者无利可图而停止活动。

但事实上，自加征白银出口税和开征平衡税后，国内经海关运银者少了，而偷运者则大为增加。据中国银行精密估计，仅1935年白银偷运，曾达2.3亿元⁽¹⁴⁰⁾。严重的走私，使平衡税失去意义。银本位制的根本动摇，金融市场与整个国民经济行将崩溃，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另谋新途——提早实施法币改革。同时，30年代初开始，世界各重要国家因世界经济恐慌而相继“改定货币政策，不许流通硬币”⁽¹⁴¹⁾的潮流，对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改革也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除此以外，如国家财政困难，预算庞大，赤字无法平衡，日本侵华战争日益扩大迫切需要筹集战时财政，均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富有弹性的货币制度给予配合；而废两改元的顺利成功和金融垄断体制的形成，又为实施法币改革创造有利条件和奠定物质基础。

二　法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class="reference-link">二　法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一）英国首席经济顾问李滋·罗斯（Leith—Ross）来华考察协助

国民政府1934年10月开征白银出口税之后就考虑币制改革方案，同时又极力恳请美、英等国派财政专家帮助策划，企图在洋人支持和援助下找到解决困难的办法。英国在中国的经济权益最大，为保持在华经济利益优势，打破日本独占中国野心，在接到宋子文请求援助之后，立即开始行动。1935年3月3日，英国提议由英、美、法、日四国共同借款援助中国。英国驻华大使贾德干（A.M.G.Cadogan）立刻入京同外交财政部门接洽借款事宜，惟日本反对，美法又不热衷，事遂不成。同年6月初，英国决定派遣首席经济顾问李滋·罗斯爵士来华，考察英国在华贸易现况，并协助中国解决财政与金融问题。

李滋·罗斯是英国第一流财政专家，从1932年起担任英国首席经济顾问，8月10日李氏偕同英格兰银行专家罗杰斯（Rogers）等一行十四人来华。于9月6日先抵日本，在日停留两周，9月21日抵上海。李滋·罗斯首先与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恳谈，随后即偕英驻华大使贾德干晋京与行政院长汪精卫、财政部长孔祥熙会商。9月底回沪设办事处，对中国财政经济情况进行调查，并与中外金融商业界头面人物交换意见，其工作重点就是对中国货币制度进行“详细调查研究”⁽¹⁴²⁾。美、德、法等国亦派代表团来华，但持观望态度，没有实际行动。

（二）中国自行制定法币政策

法币改革方案在1934年10月开始谋划。不过这是绝对保密的，以防日本人破坏，只有蒋介石在汉口召集宋子文、孔祥熙进行过秘商。而后宋立即与美籍顾问杨格等人着手规划，草拟各种币制改革方案。1935年6月3日，财政部次长（原为钱币司司长）徐堪，奉命拟定法币政策具体条文。他独居南京郊区，经若干时日，废寝忘食，草拟实施法币政策办法。“其初方考虑实行金本位制与虚金本位制，均难适合现状。最后乃根据国父钱币革命之理论，实施法币政策，对内不兑现，然必须确立信用，除以现金为准备外，一切完粮纳税均用之，方可示民于信。但对外则可无限制买卖外汇，以稳定汇价。于是豁然贯通，乃拟具实施法币政策六条。”“拟定后复字斟句酌，逐条检讨，然后定稿。其后虽经财经首长宋子文、孔祥熙及最高当局之研究审阅，复征询李滋·罗斯之认可，但并无一字修改”⁽¹⁴³⁾。这就是同年9月底李滋·罗斯抵南京后，孔祥熙送给李氏征询意见的草案。李氏阅后视为周密完善之规划，极表赞许；并协助财政部解决若干实施细节问题。由于英国的同情和支援，使币制改革的障碍去除大半，中国政府断然宣布实施法币政策。实施后，李滋·罗斯又协调英国政府和英商给予支持，协调各国在华商人给予支持。

（三）法币政策的公布实施

11月3日午后4时，孔祥熙在上海财政部办事处，召集银行界领袖开会，讨论改善金融，巩固币制，实行新货币政策的办法，至晚9时结束。会后即颁布实施徐堪拟定的《紧急安定货币金融办法》，这就是《财政部改革币制令》。具体内容有以下六项：

一、自本年十一月四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违者全数没收，以防白银之偷漏。如有故存隐匿，意图偷漏者，应准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处治。

二、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以外，曾经财政部核准发行之银行钞票，现在流通者，将其照常行使，其发行数额，即以截至十一月三日止的流通之总额为限，不得增发，由财政部酌定限期，逐渐以中央钞票换回，并将流通总额之法定准备金，连同已印未发之新钞，及已发收回之旧钞，如数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保管。其核准印制中的新钞，并俟印就时，一并照交保管。

三、法币准备金之保管及其发行收换事宜，设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办理，以昭确实，而固信用，其委员会章程另案公布。

四、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等银类者，应自十一月四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银行，兑换法币。除银本位币按照面额兑换法币外，其余银类各依其实含纯银数量兑换。

五、旧有以银币单位订立之契约，应各照原定数额，于到期日，概以法币结算收付之。

六、为使法币对外汇价按照目前价格稳定起见，应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¹⁴⁴⁾。

《财政部改革币制布告》还谈到：“中央银行之组织，亦将力求改善，以尽银行之职务。其一般银行制度，更须改革健全，于稳妥条件之下，设法增加其流动性，俾其资金充裕后，得以供应正当工商企业之需要。并将增设不动产抵押放款银行，修正不动产抵押法令，以谋地产之活泼。”⁽¹⁴⁵⁾

1935年11月4日凌晨，为减少商民的疑惑，孔祥熙发表谈话，说明实施法币政策的原因和目的，并另以布告方式，宣布实施法币政策。公布币制改革布告的同时，国民政府还公布了《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章程》，规定该委员会由财政部、中、中、交三行及银钱业代表等组成；奉命保管法币准备金，并办理法币发行收换事宜；法币准备金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规定的中央、中国、交通三行之库房为准备库，予以保管等等。

国民政府还公布了《兑换法币办法》，规定各地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共团体和个人持有银币、厂条、生银、银锭、银块及其他银类者，应于民国1935年11月4日起，三个月以内，就近交各地兑换机关换取法币；兑换机关除中、中、交三行及其分支行或代理处外，还有三行委托之银行、钱庄、典当、邮政、铁路、轮船、电报各局及其他公共机关或团体，各地税收机关和各县政府；除三行及其分支行、代理处以外的兑换机关收兑的银币、厂条、生银、银锭、银块或其他银类，应立即送交附近中、中、交三行兑换法币。国民政府想通过发行法币聚敛白银，而广大群众由于长期使用银币的习惯，和对法币的不信任，兑换法币期限由1936年2月3日延至5月3日，而后又以偏远省区“持有银币银类未即兑换法币者，仍不在少数”，决定对这些地方兑换法币事项，暂维现状，继续办理，将来由财政部斟酌各地兑换情况，随时随地分别明令截止。

改革币制布告公布后，在全国各地均开始实施新的法币制度。但是，由于现存军阀割据的关系，现银封存在各地方，并未集中到中央，特别是一些偏远省份更是如此。国民政府对于这种情况无能为力，只好顺水推舟，在天津、汉口、广州、济南等地设立“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分会”，“办理分会所在地法币准备金之保管检查事宜”。此外，广东、广西还规定以本省发行的钞票为法币，有的地方仍暂准许银币流通。

关于辅币问题，上海造币厂遵照1936年1月的《货币铸造条例》，陆续铸造和发行了一种重量分别为6公分、4.5公分和3公分的两角、一角和五分的镍币；另一种是重量为6.5和3.5公分的一分和半分的铜币（因抗战爆发，改革辅币方案未彻底实行）⁽¹⁴⁶⁾。

三　实施法币改革政策的效应" class="reference-link">三　实施法币改革政策的效应

实施法币改革是中国货币金融史上的重大变革。过去人们多看重政府用不兑现的纸币代替铸币，为实行通货膨胀，掠夺人民而造成的恶果，故对法币改革持否定态度。但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和历史沉淀期的延长，人们更看到它的积极效应。

第一，实行统一发行，采取管理纸币制度，不仅符合世界各国货币发展的共同规律，而且有利于货币统一和国民经济发展。过去，中国货币主体为金属货币，既笨重又不统一，对商品交换极为不利。发行权又不集中，有三十多家金融机构有发行权。法币改革实施后，发行权集中于国家四大银行，把国家银行发行的货币定为法币，这就是统一全国货币，有利于商品交换，促成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国民经济发展。同时，由铸币换成管理纸币，也是顺应历史潮流，符合世界各国货币发展的共同规律，使中国加入世界先进行列⁽¹⁴⁷⁾。

第二，废除银本位制，实行法币改革，效法英美采取货币减值政策，有利于经济发展。1935年11月4日实施法币政策时，规定银币1元兑换法币1元。而实际兑换时却是银币6元兑换法币10元。银行可以用白银60％，票据40％，兑换100％的法币。这样，法币的流动量就比银币增加了。1935年11月2日以前，四行发行的钞票仅为4.57亿元，到1937年6月底就增发到14.07亿元，后者比前者增加了3.2倍⁽¹⁴⁸⁾。

由于货币流通量的增加，使货币紧缩，市场危机得到了缓解，全国物价不断下跌的趋势为之一变，从1935年11月开始呈现出回升的景象：如上海1936年上涨12.6％，到1937年6月底又上升到16％；如果以1937年6月的指数126.1与1935年7月的最低指数90.5相比，则高出39.3％，如果与1931年8月的最高指数130.3％相比，则低3.2。物价的普遍回升又使商品生产变得有利可图，便刺激农工商各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如：1936年，中国的农业，除川、豫、粤三省受灾外，全国均获丰收。据中国银行估计，1936年重要谷物收成的价值达法币56亿元，比自1933至1935年的平均产值高出17亿元，几乎增加45％。1936年工业品总产值为1，227，400万元，比1935年的1，104,100万元增加了11.1％，比1927年的670,100万元增加了83.2％。1936年的农业总产值为1.989千万元，比1935年的1.879千万元增加了5.9％。从1916年至1946年铁路运量的工、矿、农、林、畜牧产品历年货量指数表中，还可以看到1936年是旧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高峰⁽¹⁴⁹⁾。法币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而使刚刚露出的头角就被淹没了。

第三，实行白银国有，卖银换汇，稳定法币汇价和金融行市，有利于对外贸易发展和国际收支平衡。实行法币政策后，法币对内采取管理纸币制度，1元法币不能兑换1元银币。对外却采取金汇兑本位制，由中、中、交三行无限制买卖外汇来保证。从11月5日起，由中央银行每日挂牌公布汇价。当时规定的汇价是法币1元等于英镑1先令2便士半。其他汇价由镑汇算出，每100元法币等于29.75美元，等于103日元⁽¹⁵⁰⁾。此后法币对英镑、美元和日元的汇价，直到1938年3月很少变动。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将全国所有的白银都收归国有，而后又将白银运到纽约和伦敦国际市场去出卖，换回的外汇做法币准备金，由中央银行集中保管的结果。据美籍财政专家恩·杨格统计：“币制改革之际，政府各银行收受其他银行所持有的白银总计约共两亿盎斯，这些都加进政府各银行原已拥有的1亿3千万盎斯之内。此外，1937年中期以前的二十个月内，又从公众方面收集到1亿7千万盎斯。因此在白银国有化方案之下，总共动员了5亿盎斯白银。”⁽¹⁵¹⁾又据张公权估计：到抗战前，全国收缴白银总额约达8亿银元⁽¹⁵²⁾，占全国存银三分之一以上。收缴如此庞大的数额，有助于法币准备金及外汇基金的设立，对法币改革政策的成功起了良好作用。

收缴如此庞大数额的白银，封藏国内，如遇国际银价下落，将会大贬值；又恐中日战争爆发，外运不及，不如早运国外出售，换回外汇，充作中、中、交三行无限制买卖外汇的基金，以稳定汇价，建立法币的国际信誉。而且国人对管理纸币（法币）的信任程度不佳，而法币可随时按稳定汇率换取外汇，也可安定国内法币价值，稳定民心。世界银价均受美国购银政策影响，故国民政府寻求美国协助。在1935年11月2日法币政策公布前一天，美财长摩根索同意购银，13日签订协议，美方以每盎司美元6.625角向我购买白银5千万盎司，限定所得款数悉作稳定新币值用。1936年初，财政部又请求美国收购白银1亿盎司，美国建议派代表团磋商。中国于3月13日派陈光甫、顾翊群、郭秉文等赴美洽商，至5月14日达成协议⁽¹⁵³⁾。美向中国购银7500万盎司，每盎司售价为美元4.5角，另以5千万盎司为担保，贷给中国2千万美元。并约定中国保持币制独立，不与世界任何货币集团联系，及中国至少保持25％的白银为发行法币之准备⁽¹⁵⁴⁾。财长孔祥熙随后宣布：法币现金准备，可用外汇充之，唯白银准备最低限度，应占发行总额的25％⁽¹⁵⁵⁾。从此，中国法币既同英镑有联系，又以美元集团为后盾；还有充裕的外汇作准备。这样既能稳定法币对外汇价，又能扩大法币对内准备金的范围，法币发行量亦随之扩大，金融市场因而活跃。到抗战爆发前夕，中国在美存银尚有6200万两，卢沟桥事变后，将所有存银售予美国，所得价款又买回美国黄金3000万两，存储联邦准备银行，作为发行准备⁽¹⁵⁶⁾。

由上可见，实行白银国有，卖银买汇，稳定法币对外汇价和安定国内金融行市，既可解除金融恐慌，又可用法币买汇支付中国所欠各国的外债，以避免用白银偿债所带来的许多干扰和损失，有利于国际收支平衡。而且法币与英镑、美元、日元有固定比价，也有利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如法币改革之后的头几个月内，出口超过了进口。“国外对中国出口货物的要求，特别增加了农业生产者的购买力”，因而到“1937年上半年，进口比一年前同期增加了40％”⁽¹⁵⁷⁾。同时，中、中、交三行外汇准备金充足，又可为农工商各业提供大量贷款，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第四，缓解金融危机和解决财政困难，为准备战时财政，促进全国实质统一创造条件。法币政策实行以后，放弃银本位，银价与币值完全脱离关系，法币对内不再与定量白银有等价关系，对外汇价也可以作人为的控制。如法币改革前，每一银元所含白银的价值为英镑24便士，而法币实施时，却规定法币每1元只能购买英汇14.5便士，等于贬值40％。这就可以冲销世界各国因放弃金本位而采取货币贬值政策，向中国低价倾销汇兑的不利影响。同时，中国放弃银本位，实行白银国有，杜绝外流，使法币与白银脱钩，终止世界银价涨落对中国币制发生不利影响，使中国币值稳定，金融行市正常运行，这就缓解了金融危机。与此同时，国民政府的财政危机也得到解决。法币改革后，由国家四行独享货币发行权，原为地方及商业银行分占的发行利润，全归政府所有。而且法币发行准备金由白银十足准备，改为收回6元银币，发行10元法币，降低40％。这样，国家收回8亿元银币，就可发行12亿元的法币，政府无形中增加了4亿元的收入。同时，实行白银国有，集中准备，国家总共收回8亿盎司白银，将这些白银分批运往纽约，换回美元和黄金，稳定金融行市，政府财富顿形增加。资金因集中而雄厚，金融因调剂而活泼，国家的金融危机和政府的财政困难立时得到缓解或解决。到1936年秋天，国家的旧外债基本还清，中英、中美贸易和经济关系日趋密切，法币对外汇率稳定，无形中提高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法币改革后，地方政府的货币发行权被取消，白银被收缴为国有，在财政上不得不依附中央，受中央节制，各省之间因货币、市场的统一，商品交换经济交流更加密切；随着法币流通范围的扩大，人民对法币信用的依赖程度提高，对政府威信的认识有所加深。这就使中央政府同地方政府，同全国人民的关系密切起来，无形中加强了全国经济、政治、思想的实质上统一。这就为全民族抗战的发动创造了条件。

第五，实行法币改革，对坚持抗战起了保证作用。法币改革后，改银本位制为管理纸币制度，钞票发行富有弹性，可以根据国家财政经济发展的需要，实行有计划的增加发行。一旦国家面临生死关头，政府可以采取适当的通货膨胀政策来解决战争急需。抗战前期，法币价值尚称稳定，后期增发量大，出现通货膨胀。战时，世界各国普遍采取通货膨胀政策，德国马克贬值更厉害。全民族抗战八年之久，军用浩繁，国民政府能坚持抗战，获得最后胜利，法币政策功不可没。

此外，实行白银国有，战前即将白银运往国外，所得外汇存在海外。战争期间，得以外汇购买外国物资和军火运回国内，充实抗战力量。法币改革后，铸发新辅币，将大量的含铜量较多的铜元收回国有，铜为军需金属，用来制造军火，对抗战大为有利。

同时，法币政策实施后，资金集中，调度较易，对筹备战时财政、支援军事作战，特具功效。日本人曾说：“中国如无1935年之法币政策，则无1937年之抗战。”⁽¹⁵⁸⁾银行家陈光甫亦云：“抗战之成功在于法币，若无法币，必更艰难。”⁽¹⁵⁹⁾冯玉祥在1935年11月4日日记中记载说：“本日政府已宣布法币办法。我以为此事关系抗敌之计甚大，此事若成，将来诸事都好办了，要大家起来拥护此善政。”⁽¹⁶⁰⁾蒋介石认为：在抗战前，因“统一币制，实行法币政策，奠定了国家统一与独立的基础。我们今日抗战，使军事与经济都能立于不败之地，实赖于此”⁽¹⁶¹⁾。总而言之，币制改革，不仅挽救经济危机，有利民生产业，而且对国家存亡与抗战成败，均具重要意义。中国币制，由混乱分歧到统一健全，由传统过渡时期的毫无制度，到现代货币制度的建立，确实是货币史上重大事件，正如当时在中国的日本三菱银行上海分行负责人吉田政治所言：“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在中国经济史上可谓破天荒之事，任何外国的货币改革，其复杂与困难程度诚不能比拟，亦可谓为世界上无与伦比大改革与大成功。”⁽¹⁶²⁾

为避免日本人破坏，此次法币改革方案的筹备计划是极端保密的，对于实施办法六项内容，孔祥熙除同宋子文协商外，甚至事前未送交立法院审议，是事后送请追认的。故宣布后，日本大起恐慌，视为外交上一大失败。英国因为商务关系，早已答应给予协助。中国宣布后英皇已下诏在华侨民及汇丰、麦加利等银行，须遵行中国新币制。日本为此曾责问过英国政府，但想阻挠，已来不及了。因此，此事不仅是中国财政金融史上一项特大成功，亦是外交史上一大胜利。法币改革进行得比较顺利，除国民政府做了精心策划和认真推行外，孔祥熙将自家祥记公司交给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的保证金2.5万英镑，按当时的汇价，兑换法币40万元，人们听说孔本人肯将英镑兑换法币，疑虑顿消⁽¹⁶³⁾。

法币改革的成功，废除了中国二千多年的硬币制度，实行管理纸币制度，使中国的货币金融制度进入现代世界先进国家行列，是中国币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