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抗日战争后期的敌后解放区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 class="reference-link">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

一　整风运动的历史背景" class="reference-link">一　整风运动的历史背景

抗日战争后期在敌后解放区普遍开展的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内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的百年大计⁽¹⁾。经过整风运动，真正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促成了中共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空前大团结，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战胜解放区面临的严重困难，夺取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

整风运动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内路线斗争的产物。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统治了中共，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受了严重的损失。1935年10月举行的遵义会议，解决了当时最为迫切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1936年12月举行的中共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了当时急需解决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问题，领导中共开展了英勇的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然而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机会从思想上清算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1937年11月，原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王明回到延安，他下车伊始，便打着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旗号，批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的政治路线。1938年10月举行的六届六中全会肯定了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但由于中共处在紧张的军事行动之中，仍然未能从思想上清算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王明不仅没有认识自己的错误，反而在他所主持的长江局的工作中，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并将自己打扮为土地革命后期的正确路线的代表者。1940年3月，他重版了他的“左”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作《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提出“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还特别加了三版序言，要求中共高级干部将此作为学习党史的教材。在他的错误思想影响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项英不执行中共中央独立自主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正确方针，缺乏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反摩擦斗争的思想准备，结果导致新四军兵败皖南，这一血的教训引起中共深刻的反思。1941年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增强党性问题，检讨皖南事变的教训，王明不作任何自我批评，引起其他领导人强烈不满。这种情况如果任其继续发展，必然会影响中国共产党的统一和稳定，成为革命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清除王明错误路线在中共党内的影响，便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一项迫切的政治任务。

整风运动也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马列主义思想教育的迫切需要。抗日战争为中国共产党的大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1938年3月，中共中央曾通过《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要求中共的各级组织在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根据地的过程中，大力做好党的发展工作⁽²⁾；另一方面，大批革命青年向往延安，积极投奔各敌后根据地，参加抗日斗争，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从敬仰到热切希望加入，由此而使中国共产党的队伍迅速壮大。1942年中共党员已达80万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新党员，由于革命形势发展迅速，不少新党员已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革命形势在横断面的迅猛发展，必然会带来提高纵向水平的要求，由于新党员90％以上来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他们虽有高涨的革命情绪和接受马列主义的良好愿望，同时也带有大量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企图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世界改造党的欲望，他们此种思想上的弱点常常成为“左”右倾机会主义得以推行的市场。因此，提高广大新党员、新干部的思想水平和理论修养，成为中国共产党获取进一步发展的必要前提。194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面临着日伪顽夹击及严重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局面，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均有所缩小，粮食、棉布、药品、弹药以及日用品严重短缺，一些解放区的抗日军民不得不以野菜、柿子充饥，这就更需要中国共产党整训自己的队伍，锤炼在抗日斗争的烽火中刚刚组织起来的党员和干部，使他们能够在复杂环境中明辨方向，坚定意志，以成熟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和高超斗争艺术，领导人民群众去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整风运动还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独立自主决定自己政治路线的分水岭。自1922年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并成为其一个支部后，共产国际就和中国共产党结下了不解之缘。它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在国际主义和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学说的指引下，它热心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积极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和国民革命运动的兴起，起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又由于它的领导机制的不健全、对于中国国情的隔膜及受苏联党内宗派斗争的影响，对于中国革命也起了消极的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后，从苏联归国的王明等人依然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在党内制造混乱，严重干扰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的伟大事业。为此，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曾指出：“整风实际上也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但是关于斯大林和第三国际我们是一字未提”，原因有二：其一，“既然中国人听了他们的话，那末中国人自己就应该负责”；其二，“我们和苏联的关系不愿引起不愉快，第三国际没有检讨这些错误，苏联也没有提到这些错误，我们提出批评就会同他们闹翻的”⁽³⁾。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于中国共产党有着指导和制约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旗帜和口号。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报告，号召中共全党“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提出了马列主义中国化和教条主义必须休息的重要论断⁽⁴⁾。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是反对一切照搬国际指示的教条主义，以是否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实际作为检验共产国际指示的标准，并决定取舍及执行的程度。实际上是既与共产国际保持原有的关系，又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有限度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为此作了多方面的努力，并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重大课题。

整风运动在客观上也具备了在中共范围内广泛开展的条件，在军事上，抗日战争已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武装力量在敌后站稳了脚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尽管日军加紧了对于各解放区的进攻，战争环境相当艰苦，但由于日军兵力更加分散，战局却比较稳定，使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发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在思想上，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已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发表了大量著作，著名的有毛泽东的《论新阶段》、《〈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深刻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为整风运动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必要准备。在组织上，中共中央已经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包括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周恩来等的坚强领导核心；由于筹备中共“七大”的缘故，各地选举的340名代表中的306名已于1941年3月抵达延安，集中在中央党校学习；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和各解放区、大后方党的主要领导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他们迫切要求澄清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大是大非问题，更加统一中共的思想和步伐，为整风运动准备了组织方面的重要条件。

二　中共全党的整风运动" class="reference-link">二　中共全党的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从1940年12月至1942年1月为整风运动的准备阶段，也可称为高级干部的小整风阶段，主要内容是研究中共历史上的路线问题⁽⁵⁾。

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论政策》的党内文件，第一次明确指出：土地革命后期产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例如所谓革命和反革命两条道路的决战、在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和富农、在肉体上消灭地主、打击知识分子、肃反中的“左”倾、在政权工作中的共产党员的完全独占、共产主义的国民教育宗旨、过左的军事政策、白区工作中的盲动政策，以及党内组织中的打击政策等等，“表现其为‘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⁶⁾。这一结论性意见修正了遵义会议关于四中全会后党的政治路线正确的决议。这一指示发出后在党内引起争论，解决好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是否为路线错误的认识问题，便成为开展整风运动的基本前提。

为了统一中共的思想，毛泽东做了大量的工作。1941年2月，正式出版毛泽东在红军大学的演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在编者按中强调：“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一场大争论的结果，是表示一个路线反对另一个路线的意见。”⁽⁷⁾3月和4月，毛泽东先后写了《农村调查》的序和跋，批评“钦差大臣”满天飞的主观主义错误，阐明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真理⁽⁸⁾。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重要报告，尖锐批评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起了留声机的作用”，指出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作风“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⁹⁾。7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决定在全党开展反对主观主义、独立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斗争。8月，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从中央到每一个党员都要着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研究，以便有效地团结全国各阶级的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等。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重点讨论土地革命后期的路线问题，揭开了中央领导层整风的序幕。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曾受王明路线影响的同志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会议明确指出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王明犯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并指出此种错误的残余，至今影响着中共的许多部门的工作。王明拒绝会议对他的批评，不仅未作任何自我批评，而且表示将与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并以生病为由不再参加整风学习。在这次会议的基础上，9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组织全党300名高级干部进行整风学习。范围包括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之委员，八路军、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某些职员，各高等学校某些教员，内延安占三分之一，外地占三分之二；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以半年为第一期，“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¹⁰⁾。为了帮助高级干部学习，毛泽东主持编纂了《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党史文件集，汇集各种有代表性的中共历史文件，供学习、比较、分析、鉴别，以利于总结经验教训。高级干部对于党史的学习和讨论为整风运动作了重要的思想和组织方面的准备。

从1942年2月至1943年9月为中共普遍整风阶段。1942年2月1日，中共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2月8日，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标志着中共整风运动的开始。

根据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主观主义有两种形式：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教条主义者可以王明一伙为典型，他们口头上也讲马列主义，甚至标榜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但是他们不是根据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历史和现状，研究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从中引出结论，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南，而是抛弃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把马列主义的若干词句和结论当作教条，硬搬到中国来，这样的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经验主义者则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不能总揽客观实际的全局，轻视马列主义的理论指导，往往成为教条主义的俘虏和助手。两者相较，教条主义在当时是最为危险的敌人。与主观主义相对立的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毛泽东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要求党员通过整风学习要“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只有把理论、历史、现状很好结合起来，才能制订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毛泽东指出克服主观主义的具体办法是“使上述两种人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¹¹⁾。

第二，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和思想上的主观主义，表现在组织上必然为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当时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宗派主义虽已不存在，但它的残余还存在，如闹独立性，特别是由于根据地的被分割而突出表现为山头主义。毛泽东指出：“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铲除这两方面的祸根，才能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和团结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毛泽东号召全党同志，要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和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并具体规定了处理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新干部与老干部，以及几部分军队、几个地方、几个部门之间关系的准则⁽¹²⁾。

第三，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东西，总是表现在党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说里面，王明的文章和演说就是党八股的典型，“在我们党内已经有了一个长久的历史，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有时竟闹得很严重”。毛泽东以此为蓝本，列举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¹³⁾。

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决定，部署和启动全党的整风运动，并规定此次整风运动的宗旨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是改正干部和党员思想，转变工作作风”；具体实施的方法是：指定十八个文件为学习考试的范围（后增加为二十二个文件），“逐件精读，逐件写笔记”，领会贯通文件的精神与实质，“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不只是揭发与纠正缺点及错误方面，而且要发扬与巩固成绩和正确方面”；然后，“运用中央文件的精神和实质，彻底改造本部门的工作，彻底改造每个同志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¹⁴⁾；处理问题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尤强调不应着重于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对于人的处理要采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等⁽¹⁵⁾。6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总结延安整风运动的经验基础上，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据此，在各解放区的各级中共党委仿照延安的经验，有计划地领导开展全面的整风运动。

从1943年9月至1945年4月为整风运动总结提高阶段，中共中央组织高级干部再次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和路线是非问题，并最终由中央全会作出结论性的决定。

1943年9月起，在中共深入进行整风学习的同时，中共中央多次举行政治局会议、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着重批评在抗日战争初期王明所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周恩来曾对王明的错误路线作了很好的概括：党外步步投降，党内处处独立；在形势估计上是速胜论、外援论；战略思想是外援论、唯武器论；在抗战工作上是投降主义，中心是放弃领导权，取消阶级教育和党的宣传；在党的关系中是把党作为私人工具，取消党的正确领导，与延安中央闹独立性，中心是想做实际的领袖等⁽¹⁶⁾。12月，中共中央在党内文件中明确指出抗战时期王明的主要错误是：1．主张速胜论，反对持久战；2．迷信国民党，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3．主张运动战，反对游击战；4．在武汉形成事实上的第二中央，并提倡党内闹独立性，破坏党纪军纪⁽¹⁷⁾。同时，中共中央组织全党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并陆续召开各地区的高级干部会议，讨论和总结各地区党的历史问题。

1944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对中共历史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作了总结，代表中共中央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许多重大问题作了结论，号召全党“放下包袱，开动机器，轻装上阵，夺取胜利”⁽¹⁸⁾。1944年5月起，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举行，1945年4月20日，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使中共全党对于党的历史有了统一的认识，为全党的团结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至此，中共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整风运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首先，它是中国现代史上继五四运动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从思想上清算了王明教条主义路线的影响，正确认识和处理了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使广大党员和干部进一步掌握了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其次，它是中共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不仅帮助中共渡过了抗日战争的困难时期，而且确定了毛泽东思想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使中共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团结，从而为中国共产党“七大”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奠定了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基础。第三，它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尝试，创造了解决党内矛盾和进行思想教育的一种有效的形式，提供了在小农经济占优势、农民占人口大多数、小资产阶级像汪洋大海一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长期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进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经验，整风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和丰富了马列主义的建党学说。

三　“审干”和“抢救失足者”运动" class="reference-link">三　“审干”和“抢救失足者”运动

中国共产党在各解放区进行的“审干”工作是与整风运动结合进行的。1942年底，延安的整风学习基本结束，1943年春，整风运动逐渐转为以审查干部和清理队伍为主要内容。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执行“溶共”、“限共”政策的国民党顽固派除发动“皖南事变”等，削弱八路军和新四军外，又对各解放区实施特务渗透政策，“皖南事变”前后已破获多起国民党特务破坏事件，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警觉；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战场大发展的过程中，大量扩军、招干、招生、发展党员，革命队伍迅速发展，难免鱼龙混杂，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在整风运动中既要整顿小资产阶级思想，也要清理混入革命队伍的反革命。4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在今后的一年中，整风运动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两项任务⁽¹⁹⁾。4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审干”工作采取“公开号召”和“秘密自首”的方法，即召开全体人员大会，公开号召特务奸细分子自首，自首者秘密向主管机关首长、党组织负责人或直接向中央、中央局、总政治部等上级机关办理手续⁽²⁰⁾。

4月9日开始，“审干”与反特务斗争首先在延安进行。任弼时两次代表中共中央向延安的两万干部报告《特务活动与中央对特务的方针》，宣布中央对于一时被逼迫误入歧途的青年实行给出路的政策，号召他们忠诚坦白，悔过自新，为着照顾到其家庭和个人安全，采取秘密办法实行自首，并担保对于自首者不治特务之罪，同时也警告不肯自首者，一旦查出将会受到加倍的处分。28日，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反内奸斗争专门委员会，由刘少奇任主任，康生、彭真、高岗为委员。由此，“审干”运动首先在延安展开。在运动的第一阶段，由于实行“秘密自首”的办法，肃清内奸特务的斗争还是谨慎稳妥的。

5月下旬，出现了共产国际自行宣布解散事件，胡宗南调动数十万部队企图闪击陕甘宁边区，大后方出现了“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等反共叫嚣，国共摩擦再次加剧，两党的对立情绪急速升级。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党内有些人对干部队伍不纯情况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7月15日，反内奸斗争专门委员会成员、中共中央社会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了“挽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将反奸斗争引上了歧路。首先，报告对于日伪和国民党破坏解放区的敌情作了过分的渲染，导致对于中共队伍的基本估计失误；其次，将反特反奸斗争与整风“审干”运动合为一体，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第三，采用苏联肃反及中共在土地革命后期肃反中使用的群众运动的过火斗争方式进行严肃的“审干”工作，导致反特斗争严重扩大化；第四，出现逼供信等错误做法，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由此，原先执行的“秘密自首”政策被改为“公开坦白”政策，“审干”运动实际成为“挽救失足者”运动。

在一段时间里，延安陷入“恐怖”的氛围之中。几乎所有的党政军学机关团体都开展了“全线进攻”，失去了正常的工作秩序，通过名目繁多的“抢救会”、“坦白会”、“控诉会”、“规劝会”，甚至刑讯逼供，酷刑折磨，挖出了大批的“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CC分子”、“复兴社分子”、“红旗党”、“汉奸”等反革命分子，出现了很多光怪陆离、闻所未闻的怪事：有的女同志因为长得漂亮，有的老同志因为学过外语，就被无端地怀疑为“特务”；有的单位80％以上的人被列为“抢救对象”；有的单位为了造成“坦白”声势，竟决定给“坦白者”戴大红花，发给点心、饼干等食品吃；甚至某师范学校在十几岁的孩子中也挖出了230个小“特务”等。经过“抢救”，延安各县共挖出2463个“特务”，军委三局电讯学校200多人挖出了170个“特务”，中央秘书处60多人中，只有20人没被“抢救”⁽²¹⁾。更为典型的事例是，康生将原中共甘肃地下党的一位同志打成了所谓的“红旗党”，诬称该同志是打进我党地下组织的“国民党暗探”，造出一个“红旗党”大冤案，把甘肃、陕西、四川、云南、贵州、河南、湖北、广西、浙江等地的中共地下党都称作“红旗党”，许多忠实的党员被打成“特务”、“叛徒”、“内奸”，导致严重的后果⁽²²⁾。

“抢救失足者”运动给中共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整风和“审干”工作的正常秩序被完全打乱，曾在大后方工作过的中共干部或从大后方来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受到冲击，不少人被打成“特务分子”，造成人人自危的严重局面，冤假错案层出不穷，使肃奸反特工作陷入真假不分的迷局之中，无法正常进行。毛泽东、任弼时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及时发现了问题，迅速采取措施，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8月15日，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指出：内战时期曾经在许多地方犯过的错误的肃反方针，简单地说来就是逼供信三字，“审讯人对待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采用肉刑、变相肉刑及其他威逼办法；然后被审讯人随意乱供，诬陷好人；然后审讯人及负责人不假思索地相信这种绝对不可靠的供词，乱捉、乱打、乱杀，这完全是主观主义的方针与方法”，一针见血地阐明了“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出现的恶性循环圈，并指出其根源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的余毒在许多干部特别是在保卫工作干部中，至今还是严重的保存着”。针对“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文件提出了领导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九条方针，全面而详尽地阐述各项政策方针，为“审干”工作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具体的办法⁽²³⁾。

对于“抢救失足者”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中共中央也认真做了善后工作。10月，毛泽东坚持在此次反特务斗争中执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指出：“一个不杀则特务敢于坦白，大部不抓（不捉），则保卫机关只处理小部，各机关学校自己处理大多数。”⁽²⁴⁾由于执行这一方针，就为复查、甄别、平反冤假错案留下了回旋的余地。1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审干”转入甄别阶段，对于延安1.5万名“坦白分子”一一进行复查、甄别，分别情况实事求是作出结论，对于搞错了的就给予平反。毛泽东还多次在公开场合主动承担责任，向受了委屈的同志赔礼道歉，比较迅速地纠正了“抢救失足者”运动所造成的错误，没有给革命造成更大的损害，并保证了“审干”工作在延安和各解放区的正常进行。然而，此种错误的做法并没有在全党范围内得到认真的清算，尤其是一搞运动就过度估计敌情、混淆“审干”与反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审干”以及逼供信错误做法等，都没有从理论上和思想上彻底弄清是非，肃清流毒，以至在以后中共所开展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不同程度地重复出现，成为中共政治肌体上需要根治的顽症之一。

四　加强中共党的一元化领导" class="reference-link">四　加强中共党的一元化领导

作为整风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整套处理党政、党军、党民关系的原则办法，确定了中共领导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政治体制，形成日后新中国的政权建设的雏形。

在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在领导全党反对“三风”的过程中，深感各解放区内部理顺党、政、军、民各领导机关相互关系的重要性。抗战以来，敌后抗日根据地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并已具相当规模。各解放区的中共党组织一般是统一的，党政军民（民众团体）各组织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团结的，因而支持了几年艰苦奋斗的局面，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由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遗毒和对某些政治观点与组织关系缺乏明确的了解与恰当的解决，党政军民关系中存在着不协调现象，集中表现在统一精神不足，步伐不齐，各自为政，军队尊重地方党和政权不够，党政不分，政权中党员干部对于党闹独立性，党员包办民众团体，地方主义，门户之见等；其次是由于各解放区孤悬敌后，绝大部分在地域上互相隔绝，游击战争又具有独立指挥、分散活动的特点，导致各解放区、各部门及上下级间沟通联系不畅，指挥系统出现某种混乱现象；第三，由于日寇“扫荡”的残酷，封锁线与据点的增强，对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分割日益严重，加大了各解放区实施中共领导及各种组织间密切配合的困难。经过整风运动，广大干部和党员的思想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使得中国共产党有可能适时地调整党与各组织间的关系，形成各解放区较为完备的新民主主义领导体制。

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在领导体制方面的经验教训，作出了在各解放区实行中共一元化领导的重要决定，并详尽规定了各项原则，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各解放区实行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决定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该委员会“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取消过去各地的党军委员会”；各级党委的性质与成分必须改变，它的成分必须包括党务、政府、军队中主要负责的党员干部等。

第二，中共对于军队的领导。决定规定：“主力军是党领导下的武装部队，是建设根据地与支持斗争的有力柱石，主力军应以巩固和坚持各所在根据地为其第一等任务，主力军固有全国性，但同时具有地方性”；“今后主力军必须执行各级党委的决议、决定与各级政府的法令”，“主力军的军事措施，如军事行动、布置及戒严令等等，地方党政民机关必须遵照执行”；“主力军应当负有保护党政民的责任，凡因军队疏忽与漠不关心因而使党政民机关受到不应有的损失时，军队负责人应当受到处分”；“今后如有争执，首先应当就地协同解决，并将争论及解决经过报告上级”等。

第三，中共对于政权的领导。决定规定：“政权系统（参议会与政府）是权力机关，他们的法令带有强制性质”，“党委包办政权系统工作、党政不分的现象与政权系统中党员不遵守党委决定、违反党纪的行为，都必须纠正”；“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只能经过自己的党员和党团”，而不是事事干涉，包办代替，“党的机关和党员应该成为执行参议会及政府法令的模范”；在实行“三三制”时，党员在政权系统中的数量减少，质量必须大大提高，“党必须派得力的干部到参议会及政府中工作”；党委在调动政权系统中的党员时要慎重，“必须经过党员实行向政权机关辞职的手续”等。

第四，中共对于民众团体的领导，决定规定：“民众团体是民众自己的自愿组织的团体，党、政府、军队不应直接干涉民众团体内部的生活”；“党对民众团体的领导，经过自己的党员及党团，但党民不分、包办、清一色的现象，必须纠正”，“民众团体的各级委员会委员须尽可能有半数以上的非党员”；“政府应尊重民众团体的独立性，给民众团体以必要的帮助，要求民众团体执行政府的法令，民众团体应依法向政府请求登记，取得合法地位”等。

第五，中共党的纪律问题。决定规定：“党的领导的一元化，一方面表现在同级党政军民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又一方面则表现在上下级关系上”，“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之严格执行，对于党的统一领导具有决定意义”；针对王明在长江局的工作中搞独立王国的做法，强调各解放区的领导机关“在决定含有全国全党全军普遍性的新问题时，必须请示中央，不得标新立异，自作主张，危害全党领导之统一”；“各级党委及政府军队民众团体中的党员负责同志，不得中央许可，不得发表带有全国意义和全党军意义的宣言、谈话及广播”等。

决定最后指出：实行中共的一元化领导是为了更顺利地进行反对日寇的战争，“一切服从战争”是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要求各级领导机关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以政府法令、军队条例、党团规则、民众团体章程等方式，规定实施中共的一元化领导的各种细则，并报告中央⁽²⁵⁾。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文件，构筑了中共领导各解放区政权以及日后领导国家政权的基本框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2月1日，中共中央再次颁发《关于加强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领导机关结合精兵简政工作，进一步加强中共的一元化领导，并着重注意培养各根据地军区、分区两级领导核心的建立。指示指出：“在军区、分区两级建立领导核心，军区建立领导一切的区党委或中央分局，只留三个主要负责人，分负党委、政府、军队责任（其中一个为书记是领导中心）”，“在分区一级建立领导一切的地委，其中一定要有一个强的领导人为书记”⁽²⁶⁾。1943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又颁发《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施的各项政策加以概括总结，形成著名的“十大政策”：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实行中共的一元化领导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²⁷⁾。各解放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迅速采取行动，如中共北方分局改组了各级党的领导机关，使各级党委成员包括党政军负责人，八路军主要负责干部参加各级地方党委；中共山东分局决定将第一一五师与山东军区合并为新的山东军区，各级党委实行统一领导，使山东党政军达到高度的集中统一，加强了战斗力等等。各解放区先后对各级领导机构进行改组和调整，加强了中共对各解放区工作的一元化领导。

1943年3月，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中共中央根据中央领导层变化的新情况，调整了中央一级领导机构的人员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推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主席在讨论问题时有最后决定之权；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博古组成，毛泽东任书记；设立中央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张闻天、邓发、杨尚昆、任弼时组成，刘少奇任书记；增加刘少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参加中央军委领导工作（其他副主席是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刘少奇兼任中央研究局局长等，并决定由刘少奇负责华中、王稼祥负责华北、任弼时负责陕甘宁和晋西、陈云负责国统区、杨尚昆负责敌占区，统一领导这些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并直接向书记处负责⁽²⁸⁾。中央领导机构的这次大调整是整风运动的重要成果，从组织体制上最终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和刘少奇在党内的第二把手位置，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七大”中央领导体制的基本格局，使得中国共产党对于各项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大大加强。这一领导体制对于夺取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