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阎、冯、桂系联合反蒋战争的爆发与失败" class="reference-link">第四节　阎、冯、桂系联合反蒋战争的爆发与失败

一　蒋、阎矛盾的加剧与激化" class="reference-link">一　蒋、阎矛盾的加剧与激化

在1929年发生的蒋桂、蒋冯、蒋唐（生智）、蒋张（发奎）战争中，蒋介石纵横捭阖，采取政治分化与军事打击双管齐下的方针，给桂、冯、张、唐以不同程度的打击。桂系的第四集团军瓦解，冯玉祥西北军则发生分化，张发奎部遭严重损失，唐生智部被彻底消灭。蒋介石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这一系列的胜利使蒋介石集团的势力迅速膨胀。南京政府实际控制区域由蒋桂战争前的五省一市，增加到中原大战前的湘、鄂、豫、鲁、苏、皖、浙、赣、闽、沪十省一市。广东李济深的12万大军包括海军舰队，冯玉祥的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杨虎城部，湖南的鲁涤平、何键等部都投到蒋介石麾下，蒋介石的军事实力比蒋桂战争前增加了一倍。

蒋介石力量的空前增长，同时也使反蒋的地方实力派进一步趋向联合。遭到蒋介石打击的地方实力派，力量不断削弱。即使没受到蒋介石打击的阎锡山，与蒋介石比差距也更大了。失败的教训和客观的形势迫使他们相互妥协，联合起来抗拒蒋介石的武力统一。1930年初开始的日益激化的蒋、阎矛盾成了地方势力联合反蒋的导火线。

在1929年蒋介石打击桂系、冯玉祥、唐生智的战争中，阎锡山或作壁上观，或关键时刻落井下石站在蒋介石一边。阎锡山损人利己的政策帮助了蒋介石，暂时避免了与蒋的冲突，保全和发展了自己的力量。但是阎锡山要营建自己的独立王国，不许蒋介石染指自己的势力范围，终究要和蒋发生冲突，尤其是讨唐战争前后，双方的较量逐渐把阎推到了前台。

讨唐战争最后时刻，阎锡山大举出兵河南，加速了唐生智的溃败。不过，此时唐实际已经势穷力蹙，阎锡山趁此南下，不无欲借遵蒋讨唐之命名义，将善后主动权抓到自己手里，并借此将河南纳入自身势力范围的企图。阎部南下后，唐生智随即于1930年1月7日晨向阎请降，而阎也“复电允许，并委任刘兴为第八军军长”⁽³²⁵⁾。对于阎的意图，蒋介石自是了然于胸，6日当阎锡山委任河南省主席韩复榘为前敌总指挥时，他就致电刘峙告以：“阎之委韩，恐是驱韩，我军到郾城后，应观察局势，再定行止。”⁽³²⁶⁾对阎深具戒心。尤其是阎直接处置唐部的行为，更使蒋大为光火，在当天的日记中，他痛斥：“以封建思想与腐旧手段，以愚弄人心，阴谋党国，彼自以为能慷他人之慨以利一己，其和能成，然而险狠亦堪受矣。何党国不幸一至于此哉。”⁽³²⁷⁾8日，蒋回电阎锡山，表示：“对西北问题，请兄主持，惟对中央通缉之人，应另予处置也。”⁽³²⁸⁾实际是否定了阎处置唐部的权力。

对蒋介石的表态，阎锡山并未妥协。围绕着唐部的处置和河南的归属，蒋、阎间开始明争暗斗。9日，阎锡山致电蒋介石，以唐生智已遵命引退为由，要求蒋令“前方军队，停止攻击”⁽³²⁹⁾。10日，蒋介石复电阎锡山，表示：“弟意唐一日不远离其队伍，其行踪一日不明，则未可一日疏防。”⁽³³⁰⁾再次拒绝了阎锡山停止进攻的要求。同日，在给刘镇华的电文中，蒋要刘劝告阎锡山：“积极肃清河南匪军，而调韩（复榘）主皖省，石（友三）驻皖北，雪亚（刘镇华字雪亚）主豫政……如其尚欲利用杂色军队以牵制中央，则养痈遗患，适足自害以害人而已。”⁽³³¹⁾而阎锡山则在讨唐结束后，以郑州绅商名义“挽留孙楚军队”⁽³³²⁾。河南的微妙形势，正如时人所言：“所堪注意者，勿宁谓为仍在中原。盖对唐之战虽告结束，而河南一省驻兵四十万，虽无问题亦即问题也。”⁽³³³⁾

由于双方冲突激化，1930年1月中旬，阎锡山离开郑州。15日，蒋在日记中写道：“阎百川以号令不行，昨晚秘密离郑回晋矣。”⁽³³⁴⁾阎锡山撒手回晋，意味着蒋、阎双方此前复杂而又奇特的合作将告一段落，双方将进入激烈交锋时期。对阎锡山的态度，樊崧甫有段回忆，可资参考：“冯、唐既败，阎益孤立，国民党改组派汪精卫等乘机怂恿阎起兵反蒋。日本军阀鉴于中国的统一，将不利于他的侵略，亦支持阎发动内战。阎觉得此时争取领袖的机会到了，在唐生智败退漯河时，即跃跃欲动。因唐部解决得很快，才停顿少时，但仍信使四出，拉拢各方，准备及时行动。”⁽³³⁵⁾

在蒋、阎矛盾激化时，冯玉祥及西北军的态度对蒋、阎反目起了促进作用。冯玉祥的西北军在1929年5月和10月的两次反蒋战争中遭到损失，但元气仍在，仍控制着陕西、甘肃、青海广大地区，拥兵30万。冯玉祥的辖区陕西与阎锡山的根据地山西毗邻，这导致了冯、阎、蒋之间微妙的关系。冯玉祥担心阎锡山抄其后路，阎锡山也担心冯玉祥和蒋介石的夹击，蒋介石则更担心阎锡山、冯玉祥联合。阎锡山把冯玉祥骗到山西软禁后，周旋于冯玉祥、蒋介石之间，对蒋挟冯自重，对冯则声言共同反蒋。蒋、冯对阎锡山欲借此控制西北的意图都非常清楚，心中各有打算。蒋介石惟恐阎锡山、冯玉祥合作，也决不愿西北地区落入阎锡山的手里，壮大阎锡山的力量。冯玉祥则竭力拉拢阎锡山共同反蒋。

蒋、唐战争结束后，蒋、阎矛盾逐渐尖锐。冯玉祥意识到其一心致力的联合反蒋已到关键时刻，力劝阎锡山下决心反蒋，告诫阎锡山“毒蛇蜇手，壮士断腕，当断不断，反受其乱”⁽³³⁶⁾。为促使阎锡山下决心反蒋，冯玉祥令西北军实施逼阎的策略。鹿钟麟奉命回陕西代理总司令，12月17日打出“拥护中央，开发西北”的旗号，同时秘密派人到南京面见何应钦，表达联合南京对付阎锡山的意图。同时又派闻承烈、李忻赴河南与韩复榘、石友三联系，谋划合作倒阎。接获上述消息后，阎锡山十分紧张，担心蒋与西北军联合对付自己，不得不向冯寻求联合，冯玉祥的内劝外逼策略奏效。2月2日，冯玉祥在日记中得意地写道：“过去半载，百计千方，促阎反蒋，终以彼此利害未全一致之故，迄无所成。今则时势转变，蒋、阎冲突日形尖锐，而阎遂不能不币厚言甘，转而求援于我。”⁽³³⁷⁾

冯、阎携手之势已成时，蒋介石才发现上当，在1930年1月底的日记中写道：“畅卿（杨永泰字畅卿）来谈冯阎合作之经过：冯恨阎之失约，乃派陈某又来投蒋也。余拟发宣言，西北部队令诚心服从阎之节制，不必再思为人利用……屏蔽西北，政府决无其他之人可以信任，而其他之人应知政府主旨之所在，不可妄思挑拨之术，以乱党国。”“中央力求休养生息，安定国家，一意对外，如无破坏统一，背叛党国，称兵作乱者，则中央量力之所及，以补助各省经济政治之发展。至其军队之多寡，则中央任其自决，不强加干涉也。”⁽³³⁸⁾蒋这一设想让步不可谓不大，只是对阎锡山来说，这已经有点来得太晚了。

冯与西北军促阎反蒋同时，国民党内各地方派系和一些游离分子以及拥有实力的各方大小军头，都派出代表聚集太原，向阎锡山接头游说，表示惟阎马首是瞻。负责联系的代表包括“西山会议派”的邹鲁，“改组派”的李锡九，桂系的麦焕章、何民魂，韩复榘部刘熙众，石友三部邓崇熙，四川代表王绍文以及刘桂堂部、刘珍年部、孙殿英部、万选才部、周凤歧部、任应岐部等。各大小派系的拥戴和催促对阎形成反蒋可为的看法，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蒋、唐战争后，阎锡山于1930年1月16日由河南回到太原。紧随其后，蒋介石派吴铁城到太原，请阎锡山补行“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就职宣誓仪式。此前，1929年11月5日阎锡山曾通电宣誓就职，但没有举行宣誓仪式。蒋介石试图以阎锡山宣誓就职表明阎绝对服从中央，但阎并不就范，1月22日，阎锡山在太原补行就职宣誓仪式，在就职演说中宣称：“整个的党，统一的国，是党国的本身。非有此健全的本身，不能图党国的发展，如党分派别，国倡南北，是将整个的党变为破碎，统一的国形成分裂，陷党国于大不幸，此为锡山所最惊心者。”⁽³³⁹⁾词锋直指南京中央和蒋介石。

蒋介石密切关注着阎锡山的一举一动。2月9日致电阎锡山表示：“今日国家危状已达极点，革命成败与党国存亡应由我两人共负此责。弟与我兄如有不一心一德贯彻始终者，党国历史之所不容也。”⁽³⁴⁰⁾暗示阎锡山要慎重不要异动。2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五院院长针对阎锡山等主张和平统一，反对武力统一的宣传，联合发表《告军人书》，声明中央根本政策为和平统一，影射阎锡山挑拨离间，利用他人：“利用别人作工具，以谋一己之私利，此乃无赖之所为。”⁽³⁴¹⁾同日，阎锡山致电蒋介石，批判蒋介石的武力统一政策：“同持青天白日之旗，同为党军，而互相肉搏，伤亡者皆我武装同志；同奉三民、五权之训，同为党员而开除、逮捕、摧残者皆我总理信徒。况军心不安，武力将何所恃？党已破碎，党国将何以全？”指出：“军心不定，武力将何所恃？”“戡乱不如止乱，不止乱而一味戡乱，国内纷乱，将无已时。”提出解决国事的办法只有“礼让为国，舍此莫由，锡山窃愿追随钧座共息仔肩”⁽³⁴²⁾。

阎锡山要蒋下野的复电，明显使其难堪，蒋在日记中的反应是：“山西人囿于见闻，惯于消极方法以捣乱，故自元年至十六年止，北京政府几无一不为其所倒。去年以此术欺冯，而冯受其欺，入其彀中，乃又欲加之于中正，是诚不知其愚拙而反自作聪明也。”⁽³⁴³⁾12日，蒋介石发出复电，坚决表示：“革命救国本为义务，非为权力，权力自当牺牲，义务不容诿卸。”并对阎锡山反唇相讥曰：“凭借武力谋危党国者，舍武力制裁之外，更有何术以实现和平统一之目的。此不但全国国民所当共谅，即兄前月毅然出师，以消灭改组派为己任，固亦此意也。”⁽³⁴⁴⁾13日，阎锡山又复蒋介石12日电，批驳蒋介石革命为义务非为权力说，强调今日非革命与不革命的问题，是革命的力量互相残杀与整个团结的问题。阎进而质问蒋介石：“将多数党员划出党的圈外，国民革命能否进行无阻？多数军人置诸讨伐之列，和平统一能否真正完成？”⁽³⁴⁵⁾阎锡山的复电直戳蒋介石的痛处，令蒋十分恼怒，在日记中矢言“不再复其电”⁽³⁴⁶⁾。14日，蒋公开发表谈话，坚决表示“用舍进退，不能不以党国之命令为依归，决不能以一二人之私议以变更决议，违反法令”⁽³⁴⁷⁾。15日，双方笔战升级，行政院长谭延闿、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司法院长王宠惠及吴稚晖等人电阎指责其名曰止乱，“何异造乱”⁽³⁴⁸⁾。阎锡山立即复电谭、胡、王等人，抨击蒋介石的独裁，隐喻谭、胡、王等人为蒋帮凶。

为清除阎锡山电报对军队的影响，16日，蒋介石在南京发表告全国军人书，高举中央旗号，辨明“讨伐”与“内战”的区别，告诫军人：“称兵作乱反抗中央者，谓之叛变，亦即谓之内乱；而制裁反侧，勘定内乱，是为讨伐，而非内战。”⁽³⁴⁹⁾18日，谭、胡、王三人复电答阎16日、17日电，请阎锡山像日本萨长诸藩那样，“高拱中枢，弼成训政”⁽³⁵⁰⁾。

2月19日，阎锡山再电谭延闿、胡汉民、王宠惠，以“答复者四、请教者四、商榷者二、建议者二”为题，全面系统地阐明自己的观点。认为：一、中央是乱之源。二、有武力支配党就有武力护党。三、党治国家也有挟党专制的可能。四、假借民主之名行专制之实国必不能治。五、提出党员总投票以解决党争。六、四个集团军交于党而不能交于个人。七、建议四个集团军总司令同时摆脱军权入元老院或机枢院。20日，阎锡山第四次电蒋介石，对蒋介石操纵国民党三全大会和国军编遣予以抨击。提出“全体大会为党国最高机关，不可贻人以口实，若有贻人口实之处，必须设法消除”；至于编遣，“个人中心之武力，是党国之障碍，应一起交还于党，再实行编遣”⁽³⁵¹⁾。

阎锡山的政治攻势十分凌厉，使蒋介石不能不放弃“不再复其电”的誓言，再次上阵。22日，蒋亲电阎锡山强硬表示，阎逼其引退“无异为反动者解除本党武装，阻止本党革命，此中正所以万万不敢从命也”，声言如有反抗中央者，他本人定当“戡乱定变，铲除封建势力，制止反动行为，以实现国家和平统一”⁽³⁵²⁾。24日，阎锡山复蒋电，口气同样强硬，强调：“党国以党为主体，个人中心之武力，是党国之障碍，应一齐交还于党。”电文直指蒋介石的痛处，指出：三全大会代表四百〇六人，纯粹选出者只有七十三人，其他均为指定或圈定，“在钧座之理直气壮者，以为编遣讨伐，皆奉党之决议案而行，外间之不直钧座者，以为指定过半数以上之三全大会，非国民党之三全大会，乃钧座之三全大会，编遣讨伐无异于钧座一人之命令也”⁽³⁵³⁾。26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指责阎锡山诬蔑三全大会是别有用心，是“以此为倡乱之口实”，嘲讽其“不知有党者，而高谈党之主体”⁽³⁵⁴⁾。话已至此，双方可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二　阎、冯、桂系联合反蒋战争的爆发" class="reference-link">二　阎、冯、桂系联合反蒋战争的爆发

随着电报战的升级，蒋、阎双方都在积极采取行动。

阎锡山方面派出使者到各地活动。最重要的是与冯玉祥结成联盟。冯玉祥至山西联络阎锡山反蒋，两次被阎所算，阎很担心西北军记取前嫌，所以1930年1月底开始积极拉拢西北军。1月26日答应借10万银元给西北军，作为年关费用。2月中旬又拨50万元给西北军。2月22日，冯玉祥在太原的汽车也被允准与建安村通车，以示合作的诚意。27日下午，阎锡山偕孔庚到建安村会晤冯玉祥，冯、阎沟通了意见。28日，冯玉祥到太原协商反蒋大计。3月8日，阎锡山请冯玉祥回潼关主持西北军事。冯玉祥为坚阎氏反蒋之心，把妻、女留在太原，随即秘密离开太原，9日抵潼关。

冯玉祥力主与阎锡山合作倒蒋，其部下绝大多数人见阎锡山首鼠两端，言而无信，都不愿与阎锡山合作，主张先与蒋介石合作倒阎，再回头倒蒋。石敬亭回忆，1930年2月鹿钟麟等西北军将领于潼关开会，主张对阎用兵，“决定战略为：孙良诚由茅津渡河，攻其右；宋哲元由大庆关渡河捣其左；余跨风陵渡穿其腹；并派快速部队由军渡过河，刺其心。一面积极与南京联系”⁽³⁵⁵⁾。为消除西北军将领对阎锡山的敌对情绪，冯玉祥作了大量的解释说服工作，2月20日致电鹿钟麟、宋哲元、刘郁芬、孙良诚等高级将领，解释反蒋的意义及自己的反蒋决心，认为“此次反蒋，关系国家兴衰，人民生死，全军存亡，至重且大”。“余在此虽不自由，然使蒋能倒，即死亦快慰。否则，虽得自由，心亦不安”。以示自己与蒋介石势不两立。敦促各将领“捐弃前嫌，追随阎公，迅速动员，万不可迟，更勿为蒋方谣言所分化”⁽³⁵⁶⁾。在冯玉祥的坚持下，宋哲元、孙连仲等将领虽然不愿与阎合作反蒋，也只能勉力服从。

冯、阎结盟，鼓舞了各个反蒋派别，增加了各反蒋派的信心。与冯玉祥结盟的同时，阎锡山从各个方面进行反蒋的部署：一、下令把河北、北平、天津、山西地区的属于国民党中央的机关、党报、企业报刊一律查封、接收；控制该地与外地的邮政、铁路、公路，宣布与南京国民党中央断绝关系。二、自立税则，收取税费，接收了天津海关，截留天津海关每月代征的约70万元海关税及附税；推行山西纸币，下令各地使用晋钞；预征钱粮到1933年；发行6000万军用票充作军费。三、外交上向北平、天津外国驻华领事馆等机构发出照会，声明保护外侨，与各国保持友好关系。四、积极联系“改组派”、“西山会议派”以及其他反蒋派别，调解“改组派”与“西山会议派”的矛盾，准备在北平组织政府，造成南北对抗的局面。为此，阎、冯极力敦请汪精卫出面主持“党务问题”⁽³⁵⁷⁾，希望借重汪精卫的资历在政治上和南京方面抗衡。

阎锡山、冯玉祥等人清楚，反蒋的关键还在于军事行动。早在2月中旬，经过各方协商，就酝酿出了军事领导机构。反蒋军队统称为“中华民国军”，阎锡山被推戴为“中华民国军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司令，刘骥为总参谋长。3月15日，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将领五十七人由鹿钟麟、商震、黄绍竑领衔发表反蒋通电，拥戴冯、阎等人就职，宣布蒋介石的罪状，表示誓除此贼。

1930年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冯玉祥在潼关、李宗仁在广西桂平通电就职。阎、冯、李把反蒋军队编成了八个方面军：以张桂联军为第一方面军，李宗仁为总司令、黄绍竑副之，白崇禧为总参谋长，下辖三路军：第一路军张发奎，第二路军白崇禧，第三路军黄绍竑，共有五六万人。先以第一、二路军由桂入湘，然后第三路军跟进，与冯阎会师武汉。以冯玉祥的西北军为第二方面军，鹿钟麟为前敌总指挥，分兵六路，出潼关，入河南。孙良诚为第一路军总指挥，庞炳勋为第二路军总指挥，吉鸿昌为第三路军总指挥，宋哲元为第四路军总指挥，孙连仲为第五路军总指挥，张维玺为第六路军总指挥，共有兵力30万。阎锡山的晋军为第三方面军，徐永昌任前敌总指挥，总兵力20万人。亦分兵六路：孙楚部为第一路，傅作义部为第二路，杨效欧部为第三路，张荫梧部为第四路，孙殿英部为第五路，万选才部为第六路。石友三部为第四方面军。内定张学良的东北军为第五方面军。四川的刘文辉为第六方面军。湖南的何键部为第七方面军。河南樊钟秀部为第八方面军。（张学良、刘文辉、何键均未就职）

反蒋联军的战略部署是：以李宗仁的第一方面军由南向北，直趋武汉；西北军承担平汉路；晋军承担津浦路；陇海路由冯、阎军联合承担。战略计划是：冯、阎联军沿陇海路东进；晋军沿津浦路南下，占济南，与沿陇海路东进的冯、阎联军会师徐州，进逼南京。沿平汉路南下的西北军与沿粤汉路北上的桂张联军，南北夹击湖北的蒋军，会师武汉，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总体上是以陇海线为中心，津浦、平汉线为两翼，中心取攻势防御，两翼游动，待机而进，以武汉、徐州为目标，一旦拿下两地，则全线推进，一鼓而捣南京。南京方面作战报告对其计划的描述是：“查阎、冯、李联合为逆，实力约五十余万，加之附逆之杂军土匪，约近二十万，为苏俄张目之赤匪，更于湘、鄂、闽、赣各地乘机蠢动。当十九年四五月之交，逆军区分为四个方面军，李宗仁领第一方面军约五六万人，由广西分扰湘、粤，冯玉祥领第二方面军约二十万余人；以张维玺一部出陕南，分窥南阳、襄樊。自率孙良诚三路，由潼、陕东犯洛阳、郑州，拟从平汉、陇海两路分窥武汉、徐州。而宋哲元、刘郁芬等分率陕陇部队为第一、第二预备军，倾巢续进，势尤猖獗。阎逆自兼第三方面军约十五万人，分为四路，以徐永昌指挥一、三两路经平汉路向阳武、中牟、延津、开封一带转进至兰封、归德。傅作义指挥第二路由津浦南犯，图与石友三犄角取鲁。石友三领第四方面军，约四五万人，已经渡河，进至东明、临濮附近，图犯曹县、济宁。另有万选才、孙殿英、刘桂棠、樊钟秀、任应岐、王太等部，约十余万人，分据归德、亳州、扶沟、许昌等地，为逆前驱。卢兴邦、高桂滋两部变兵，分据福州、临沂，与逆遥相呼应。”⁽³⁵⁸⁾

面对反蒋派的凶猛势头，蒋介石冷静以对。3月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时局虽有发展，但策略难定，联冯制阎，或联阎制冯，或双方并联，使其互相牵制而听命于中央。阎阴谋，专博旧社会之同情，联旧派以反对中央；冯阳忿，迎合新潮派之趋向，联新派以反对中央。但冯之虚伪，阎之奸诈，皆已信用扫地。前以为用阎制冯为失察者，今是否其时也，详审之。”⁽³⁵⁹⁾10日，得到阎锡山放冯玉祥回陕消息后，他再在日记中表示：“阎之用心可谓险狠，而不知其利害关系，最后冯必攻阎也。今日策略，用冯攻阎，用阎攻冯，或联阎以收拾杂军皆可，但阎非绝路不能悔祸，而中央不必利用他人，先安顿韩、石，使其不为人利用则幸矣。”⁽³⁶⁰⁾总体而言，对北方反蒋联盟渐成气候的形势，他并不惊慌，这一局势事实也早在其预料之中，3月20日，他携宋美龄回溪口老家，悠游山林。按照他自己日记中的说法：“当此反动派联合捣蒋，而我乃回里，必与反动派以造谣机会。实则我心目中本无敌人也。”⁽³⁶¹⁾

在反蒋派紧锣密鼓策划联合反蒋时，蒋介石也在谋算对付反蒋联合阵线的方策。按照惯例，他继续采取软硬兼施方针，一方面针对阎锡山动摇不定的特性，派人规劝阎氏，尤其让阎的老友赵戴文到太原游说，晓以利害：“全国人都很厌战，希望过太平日子，你这样做，就不怕挨天下人的骂？再者，我在南京一年多，深知他们内部对他信仰很深，成了铁桶子，军队力量也很强大。”赵还指出阎的反蒋大联合实际是乌合之众，为利而来，趋利而往。赵戴文的劝说虽未改变阎氏的反蒋决心，但一度使阎发生动摇，在日后战争进行中对阎的心态也产生了微妙影响。

另一方面，蒋介石更做好了充分的战争准备，政治上充分利用中央权威向反蒋派发动反攻。4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通缉阎锡山；蒋介石发表《为讨伐阎冯两逆告将士书》，声称“此役为封建军阀最后之挣扎，亦即革命战争最后一幕”⁽³⁶²⁾。7日，蒋介石又发表《告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书》，宣称冯、阎不灭，国无宁日。同一天，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议决开除阎锡山的党籍；训令华北各地的党员，努力奋斗，铲除反动的阎锡山、冯玉祥。同时发表《告第三编遣区武装同志书》，劝告阎锡山的部下“服膺主义，辨别顺逆，不为利诱”⁽³⁶³⁾。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颁发了《讨伐阎锡山的宣传大纲》、《讨伐冯逆宣传大纲》。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战争，南京方面没有颁发通缉令，蒋介石在日记中对此解释为：“舍免不能自主，用人亦不能由己。今日之大乱，皆由于武人之报复手段。通缉私仇之人太多，亦由于文人意气用事，排除异己太甚所致。中正竟为人负报仇排人之责，而用舍毫无自主，此党国之所以不安也。受制异甚，诚哉，无自由不能安宁秩序之格言。今日欲求安宁秩序而必欲多加通缉，使人不能安宁，岂不自相背理乎，决意舍免通缉之令也。”⁽³⁶⁴⁾这段话，虽然不一定代表着真实的历史事实，但其所指责的对象却颇值重视，隐含了中原大战后蒋、胡冲突的潜因。

军事准备方面，早在2月上旬蒋阎双方开始电报战时，蒋介石即致电何应钦、何成濬、刘峙、陈调元等布置对西北军事，计划：“我方决先取守势，如果彼先启衅，则我平汉、陇海两路先会取汴、郑与黑石关之线为第一期，次则由津浦、平汉两路会取平、津为第二期……第三期则规取晋察绥也。”⁽³⁶⁵⁾此后，南京方面军事动作不断。3月初，蒋介石开始针对晋方行动作出具体军事部署。6日，任命韩复榘为讨逆军前敌总指挥，石友三为平汉路方面军总指挥，马鸿逵、顾祝同为津浦路方面军正副指挥。3月15日，阎、冯发出反蒋通电后，蒋介石立即命令陈调元的第一路军限3月28日以前集中济南附近；马鸿逵的第十五路军3月20日以前集中在兖州、济宁附近；刘峙的第二路军限3月22日以前将第一军集中在徐州、兖州，第三军集中在宿县、涡阳，第八军集中在阜阳、太和，第十一师驻蚌埠；何成濬的第五路军限3月25日以前在确山、信阳、武胜，漯河、西平、驻马店，枣阳、樊城三个地区集中；杨虎城的第十七师在南阳附近集中；范石生的第五十一师、第四十师在襄樊集中。

4月8日，蒋介石到徐州召集前方将领刘峙、韩复榘、顾祝同等开会，研究作战部署，随后又辗转于南京、武汉、河南等地，与当地将领商讨作战计划。蒋介石确定的作战目标是：对陇海线采取主攻，平汉线副攻，津浦线实行攻势防御，力争在陇海线一举摧垮冯阎军队主力，奠定胜局。根据这一战略计划，蒋介石将所部编成三个军团，韩复榘任第一军团总指挥，拒守山东黄河南岸，防止晋军沿津浦路南下；刘峙为第二军团总指挥，驻徐州、宿县等地，率主力部队进攻陇海线；何成濬为第三军团总指挥，拒守平汉路许昌以南地区，并对西北军侧背保持威胁；陈调元部担任总预备队。何应钦为武汉行营主任，负责武汉地区的军事。这一计划具体表述为：“本军基于先求击破敌之主力，而后乘势解决余逆之目的，决以第二军团由陇海西进，占领归德、开封一带。第三军团同时由平汉方面出击，合力攻取郑州、洛阳。而第一军团除派第二十六军扫除鲁西渡河之逆部外，余对津浦路北段及沿黄河南岸暂取佯攻姿势，相继驱逐鲁北之逆军。俟豫境逆军主力击溃后，即会同各军团分途并进，协同东北边防军肃清河北、陕、甘、晋、察、绥之逆部。另以陈济棠部第八路军朱绍良部、第六军何键部、第四路一部及刘和鼎、张贞二师，分别解决桂、闽溃军，以靖后方。何主任应钦主持武汉行营，就近处理武汉方面军事。”⁽³⁶⁶⁾为了筹措军费，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停止办理军队编遣，将筹集到的编遣费移作军费。4月17日还决定发行3000万元公债。

部署既定，1930年5月1日，蒋介石发出通电，誓师讨伐阎锡山、冯玉祥。决定5月11日总攻。反蒋派方面，3月17日冯玉祥下达动员令。20日，石友三、孙殿英叛蒋，攻陷了陇海线上的重镇归德。26日，万选才部自郑州东进，于30日占领了开封。战争已拉开序幕。5月3日，阎锡山、冯玉祥在郑州召开会议，相约阎锡山主持反蒋政治，冯玉祥主持反蒋军事。

5月11日，蒋介石按预定的计划发起全面进攻，大战正式爆发。因为战争主要在地处中原的河南省及其邻近地区进行，所以又称“中原大战”。

三　陇海、平汉、津浦各路战况" class="reference-link">三　陇海、平汉、津浦各路战况

中原大战以8月15日蒋介石军夺回济南为标志，战争形势呈现出前后两个阶段性的变化。第一阶段是5月到8月，第二阶段是8月中旬到战争结束。战争主要在陇海、平汉、津浦、粤汉四条铁路线为中心的地区展开。

大战的第一阶段，陇海线是主战场。刘峙的第二军团辖步兵十三个师，加上骑兵师、第二炮兵团、铁甲车队、航空第四队及侦察队配备在该地区。反蒋派方面，陇海线由晋军与西北军共同承担。布置在第一线的是万选才、石友三、孙殿英等游杂部队。万选才的部队驻守在陇海线的战略要地归德，孙殿英的部队驻守在位于陇海、津浦三角地带威胁着徐州侧背的亳州，石友三驻防新乡东部地区。归德、亳州均是要地。

陇海线上的战争以双方争夺归德开始。5月11日，刘峙以自己的第一师、陈继承的第三师、陈诚的第十一师猛攻归德守军万选才部。5月中旬，蒋介石亲赴前方督战，催促大军由陇海路西进，希望一举击垮反蒋联军。刘峙回忆，蒋介石“往往将最快必须三天到达之行程，限于一天到达。我的参谋长刘耀扬在目睹蒋公观看地图，初定三天，继改两天，终限一天之情形，而对我说：‘蒋公看地图是越看越近。’”⁽³⁶⁷⁾5月18日刘峙部占领归德，俘虏万选才部“五千多人”⁽³⁶⁸⁾。蒋军趁势向宁陵进攻，晋军孙楚、杨效欧部开到宁陵、万集一线增援万选才。21日，万选才部将刘茂恩与陈诚的十一师联系好后，突然劫持万选才，调转枪口反攻晋军。刘峙部乘势猛攻，又占领宁陵、睢县、民权等地，晋军杨效欧部损失惨重。24日，退到民权、西陵寺、潮庄一线，凭坚固的工事与蒋军激战。

蒋介石虽然急于奏功，反蒋联军也在此进行了顽强抵抗，阎锡山集中全军精锐，与蒋军死拼，冯玉祥也急令西北军主力庞炳勋、孙良诚、吉鸿昌、宋哲元部增援，并以一部迂回蒋军侧后，5月26日突然发起猛攻。孙部有生力量的加入，使战场形势迅速逆转，蒋军大批部队被消灭，被迫向山东方面溃退。31日，冯军孙大章骑兵突袭归德马牧集机场，正在附近督师的蒋介石，险些做了冯军的俘虏。战线推进到杞县、兰封一线，呈胶着状态。南京方面未能取得陇海战场的主动权，在对峙中伤亡惨重。仅5月29日一天，顾祝同师第四旅的第七、第八、第十团伤亡官兵“几及三分之二”⁽³⁶⁹⁾。6月11日，蒋军从兰、杞一线后撤至民权、睢县一线，意图在此与冯军决战，冯军不甘示弱，立即以主力跟进，双方在此继续形成对峙。17日，蒋军刘峙等部由杞县、太康间进攻郑州、开封，冯军采取诱敌深入战术，故意让开杞县、太康一线，诱蒋军在此进入包围圈。蒋军长驱直入，向开封方向挺进。冯按预定计划令孙良诚、庞炳勋和吉鸿昌部从正面堵击，孙连仲、张自忠部向蒋军左侧背兜抄。蒋介石发现冯军意图后，急从平汉线调上官云相部增援，“抄其侧背”⁽³⁷⁰⁾，并令平汉线积极反攻，以分冯军兵力。蒋本人亲赴柳河车站督战，振作士气。但是，西北军已将蒋军在高贤集、龙曲集等处截成数段，蒋军损失惨重，虽避免被歼命运，但在向周口、商丘方向溃退中，损失惨重。

7月6日，蒋介石下令把右自蔡洼、旧考城，左至白楼、顺河集，横亘二百余里的陇海正面战场分成六个守备区，以范熙绩的四十六师、阮肇昌的五十五师为第一守备区，张治中的教导第二师、胡祖玉的第五师为第二守备区，赵观涛的第六师、李云杰的第二十三师为第三守备区。第一、第二、第三守备区统归右翼军总指挥陈调元全权负责。阮勋的第六十五师、徐朋云的第六十六师、武庭麟的第六十七师为第四守备区，以刘茂恩为司令。毛炳文的第八师、韩德勤的第五十二师为第五守备区。上官云相的第九军为第六守备区。第四、第五、第六守备区统归左翼军总指挥朱绍良负责。胡宗南的第一师、顾祝同的第一军、金汉鼎的第十六军、蒋光鼐的第四军为总预备队，由顾祝同任总指挥。自此，陇海战场进入相持状态。

陇海正面战场激战的时候，石友三部从新乡以东渡过黄河，占领了东明、考城，向济宁方向推进。韩复榘第一军团第十五路军马鸿逵部、第二十六军范熙绩部奉命拦截石友三。石友三“以阵地持久之战”⁽³⁷¹⁾，坚守考城，牵制蒋军兵力，马鸿逵等也不愿全力进攻，双方在此形成对峙。

因蒋介石采用陇海、平汉两战场取攻势，津浦战场取守势的策略，主力集结在陇海路，这就便利了晋军南下。阎锡山亲自指挥傅作义的第二路军、张荫梧的第四路军沿津浦路南下。此时，韩复榘不积极作战，稍一接触即向鲁东撤退，晋军遂于6月25日攻占济南。之后，傅作义部向东追击韩复榘，张荫梧南下攻占了泰安。晋军控制了津浦战场的主动权。

平汉路战场，早在大战全面爆发前，西北军即与何成濬指挥的湖北、河南等省的杂牌军展开争夺战。据守许昌的樊钟秀和据守西华、扶沟的刘桂堂加入反蒋战线，使蒋军在平汉路战场陷入被动。5月11日蒋介石下令总攻后，平汉路蒋军的计划是沿平汉线分三路北进，与陇海战场的第二军团协同行动。北进的部署是：以王金钰的第九军为中路，沿平汉铁道线北进，先击溃临颍、许昌之间的庞炳勋部，向许昌进攻；以蒋鼎文的第二军为右路军，在铁道的东侧，一部经太康、杞县北向兰封，一部经扶沟、通许、陈留向开封攻击前进；以徐源泉的第十军为左路军，在铁道以西地区，经禹县、密县向郑州挺进。目标是攻占许昌、开封、郑州等重镇。5月25日南京军占领临颍，在许昌附近与西北军展开大战。守许昌的樊钟秀被飞机炸死后，冯玉祥以吉鸿昌代第八方面军总指挥，亲自指挥许昌大战。蒋介石对平汉路也寄予厚望，致电前方将领告以：“我军决胜负惟有平汉路进展之一着。”⁽³⁷²⁾经过半个多月的激战，蒋军未能抵挡住冯军的攻势，6月12日，何成濬被迫下令退却，全部退到漯河以南地区。

中原战场反蒋军颇有进展时，5月22日，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率领桂张联军，由桂平、定县北上。由于湖南的何键消极抵抗，桂张联军长驱直入湖南。6月4日占长沙，6月10日占岳阳、平江。李宗仁、白崇禧原计划是率领广西的军队倾巢而出，与阎、冯会师武汉，所以将所部分成了两个梯队，李宗仁、白崇禧率第一梯队，辖第四军、第七军、第十五军先行出动，黄绍竑率两个教导队及辎重队为第二梯队跟进。

李宗仁、白崇禧的军队进入湖南后，蒋介石急令陈济棠派兵截断其后路，与两湖的蒋军夹击桂张联军。李宗仁、白崇禧占岳阳时，陈济棠派蒋光鼐、蔡廷锴乘虚占领衡阳，把广西的军队截成前后两段。此时黄绍竑的队伍才到零陵，无力夺回衡阳，乃电李宗仁回师，拟击破粤军后，再一同北进。6月17日，李、白部放弃长沙南退，试图击破陈济棠部，与黄会师。桂张军和蒋军在衡阳展开激战，何键追述：当时张发奎部“转身回攻衡州。并且李宗仁、白崇禧等，向部下宣言，广东已有陈济棠在粤边堵截，广西又已经李明瑞占领，均不能去，目前惟一的生路，惟有反攻衡州……鼓励所部，由祈常转折，再攻衡州。此时衡州八路军与五十三师，共有四师之众，迎头痛击，四路军又从侧面抄出，三方合围，几天之内，毙敌四五千人。逆军主力已破，不能支持，乃下令退却”⁽³⁷³⁾。7月1日李、白、张由衡阳一线撤出，往广西方向退却。反蒋的第一方面军较早地结束了战事。

6月初，西北军在平汉战场取得初步胜利后，没有乘势南下，与桂张联军合击武汉，而是将主力调到陇海战场，桂张联军又被迫回师打通归路，这样就丧失了双方会师夺取武汉的战机。因西北军把主力抽调到陇海战场，平汉战场蒋军所受到的压力减轻，结果何成濬虽败退到漯河以南地区，西北军也无力再组织进攻，平汉战场与陇海战场一样呈僵持局面。津浦路的晋军虽然于6月25日占领了济南，威胁徐州，但是在占领徐州后，却兵分两路：一路东进追击不积极作战的韩复榘，另一路分兵南下。两路分兵后，力量不集中，也没能取得更大的战果。

针对陇海线久攻不下的实际状况，蒋介石决定，在陇海线改取守势，收缩阵地，集中部队，固守待机；精锐部队转用于津浦线，避实击虚，力争从反蒋联军力量相对较弱的津浦线打开缺口。蒋介石判断：“时阎逆主力集中津浦，冯逆主力集中陇海，其后方征调已空。桂逆主力已在湘境覆没，残余回桂。湘鄂赣三省，已令何主任应钦总制三省清剿事宜，后方无虑。平汉线与鄂北两方逆亦无力反攻。此后只须在津浦、陇海两路任破其一即可摧枯拉朽。”⁽³⁷⁴⁾“惟陇海以【已】经数月持久作战，逆之阵地，愈曾巩固，即以优势兵力攻击，犹虑急切难下”，津浦路“以我军实力图之，必可一举摧破”⁽³⁷⁵⁾。

蒋介石开始逐步调整战略部署。7月1日，任命贺耀组为徐州行营主任，指挥马鸿逵、夏斗寅等部扼守兖州、曲阜，施中诚、陈孝恩、梁鸿恩等旅扼守济宁、徐州，与退守胶济线的韩复榘倚为犄角，静候主力部队的到来。7月7日任命刘峙为津浦路总指挥，率领胡宗南的第一师、蒋鼎文的第九师、陈诚的第十一师、孙桐萱的第二十师、张治中的教导第二师陆续由陇海战场转至滕县、邹县、兖州、曲阜、汶上等地。同时，与桂张联军作战获胜的蒋光鼐、蔡廷锴、钱大钧、金汉鼎也悉数调至津浦路战场。至7月26日，蒋介石军队主力在津浦路战场集中完毕。这一时期，是蒋介石最困难时期，7月1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当此之时，惟有以必死之心，守定不动，以维系军心，抵抗叛逆，如至万不得已时，则惟有一死，以殉党国而已。”⁽³⁷⁶⁾30日，蒋介石亲抵兖州，召集刘峙等确定攻击计划。8月1日，蒋军“以刘峙为总指挥，以陈诚、夏斗寅、马鸿逵、胡宗南各师为中央军，由兖州前方，沿铁路进攻”⁽³⁷⁷⁾，同时以蒋光鼐、蔡廷锴等部为左翼，杨胜治等部为右翼，三路齐发，向津浦线晋军发起全面进攻。

反蒋派方面，阎锡山指挥的晋军占济南后因分兵导致攻兖州受挫，便在津浦路取守势，而由傅作义的大军向东进攻胶济线的韩复榘，违背了原定的南下徐州与陇海战场配合取南京的计划。与此同时，从6月以来蒋军一直猛攻孙殿英部防守的亳州，蒋介石任王均为攻亳总指挥，令其“务必攻克亳城”⁽³⁷⁸⁾。7月22日，由于西北军援军被蒋军阻截，守军在蒋军持续进攻下力尽难支，被迫放弃亳州。亳州位于陇海、津浦路三角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亳州攻下后，反蒋军对宁方军队侧后威胁大大削弱，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由此可“后顾无虑”⁽³⁷⁹⁾。致韩复榘电中同样乐观表示：“此次陇海阵线更行稳固，而平汉逆军亦为我第十军击溃退至许昌以北，则以后兵力即可使用裕如，不患不足矣。”⁽³⁸⁰⁾攻克亳州后，蒋介石立即把该地部队调至津浦路。

战机稍纵即逝，反蒋派方面在战争的第一阶段虽然一度占据优势，但因没有趁机扩大战果，给蒋介石以重新调整部署的机会。随着津浦战场蒋军的反攻，反蒋军逐渐陷入被动。8月4日，蒋介石电陈诚，指示：“逆军既溃决不能抵抗，且晋逆溃退后决难收拾，望第十一师由山口祝阳镇经泰山东北山径之仲宫镇与西紫镇直攻济南，先入济南城之部队赏洋二十万元。所应注意者，严令各官长督率士兵，不准其出入商埠与外侨商店，并由师部派兵保护各领事馆与教堂为要。黄河铁桥亦须严密保护。”⁽³⁸¹⁾15日，蒋军夺回济南。阎锡山不得不把晋军撤到黄河以北。蒋光鼐军渡河向德州追击。

津浦战事紧张的时候，8月1日、2日、3日阎锡山连电冯玉祥，请西北军在陇海战场发动攻势，以解津浦战场晋军之危。冯玉祥了解到陇海战场蒋军的主力确已北调津浦战场后，便下令西北军全部出击。8月1日，冯玉祥通电各将领：“望本破釜沉舟之决心，与敌作最后之角斗。先下归德者赏洋百万元，直下徐州者加赏二百万元，有敢迟疑不前，畏缩不进者，军法俱在，决不宽容。”⁽³⁸²⁾然而，津浦线全线出击时，蒋介石预料冯军必乘陇海线蒋军兵力相对空虚之机，在陇海线发动攻势，故仍然坐镇柳河，指挥陇海线战事。6日宋哲元精锐部队加入陇海战场，全力向蒋军左翼猛扑，双方均以此为关系成败的决定之战，都竭尽全力，战场上杀得“尸积成阜，血红沟渠”⁽³⁸³⁾。8月正值北方雨季，9日至11日，阵地上连降大雨，双方在泥泞中苦战，冯军虽然有所进展，但始终未能摧垮蒋军防线。此时，官兵厌战情绪甚浓，有些地区“枪炮虽整天地响着，却谁也不打谁，骗骗当官的耳朵”。“有一次我旅派一连兵进攻冯军阵地，有少数进到外壕边上。一个兵受伤跌到壕中，三个士兵跳下去救他。冯军有人叫打打打，另一人说：他们大头儿争天下，管我们小兵什么事，不要打，让他们把伤兵抬回去吧，终于安全地退回来。”⁽³⁸⁴⁾济南攻克后，津浦线蒋军大批回师陇海线协助作战，冯军攻势终告瓦解，蒋介石涉险渡过难关。

津浦战场战事结束后，蒋介石立即将津浦路的蒋军主力调至陇海、平汉战场。蒋介石的计划是在陇海阵地的正面吸引西北军，在平汉战场采取积极的攻击，一路沿平汉路东取开封，截断兰封、杞县的西北军的退路；一路从平汉路西抄洛阳，断潼陕、郑汴之交通，不让西北军回西北，将其全部歼灭。8月31日，蒋介石在商丘发布作战命令，因各军没有集中完毕，迟至9月1日开始全面总攻。

冯玉祥面对蒋军的总攻，没有认识到形势的严重性，仍打算组织郑州会战，扭转败局。他把西北军集结于郑州外围，9月15日致电阎锡山，要求阎锡山以大部兵力攻济南，以一部兵力攻归德，运2万兵至郑州作总预备队，参加郑州会战。阎锡山已丧失斗志，不仅不配合，反而密令陇海线上归冯玉祥指挥的徐永昌渡河北撤。此时，蒋军各部进展顺利，前锋已逼近郑州、洛阳，蒋介石通电乐观估计“战事不久或可告一段落”⁽³⁸⁵⁾。西北军陷入孤军奋战的局面。一直在双方间以中立态度出现的张学良，见时机已经成熟，终于于9月18日统兵入关援蒋，冯、阎腹背受敌。

四　北平“扩大会议”的召开" class="reference-link">四　北平“扩大会议”的召开

在军事上与蒋对垒时，反蒋派政治上也积极争取主动，与蒋争夺政治上的正当性。3月28日，“改组派”代表陈公博、王法勤与“西山会议派”代表邹鲁、谢持及阎锡山代表赵丕廉等在北平开会，商议由国民党第一、第二、第三届中央执监委员组织扩大的中央委员会，解决党政问题。因陈公博与邹鲁互相争粤、沪第二届法统问题，会谈无结果。

随着前方军事的全面展开，建立起名正言顺的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争取人心，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冯、阎都急切希望“改组派”与“西山会议派”息争，尽快召开扩大会议，产生政府机关，协助军事上的反蒋活动。阎锡山派人请时在北平的“西山会议派”成员覃振予以调解。覃振避开“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的正统之争，提议由国民党中央第一、第二、第三届委员中的革命分子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委员会，战争时期由党部委员会负责政治，整理党务，党的问题留待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解决。鉴于反蒋各方急于达成政治上的表面团结，陈公博也不再坚持所谓法统问题：“谓现在无论新旧老少，凡不满南京政府者，均可联合一起，共同对付，各找出路。至纯粹党章论，恐不足以资号召。此事各军事领袖，最为赞成。”⁽³⁸⁶⁾5月4日至8日，覃振、陈公博、茅祖权、胡宗铎等人在天津协商，议定由各方代表召开非常会议，产生党部的扩大会议，然后由党部扩大会议召集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总原则为：对于党务，则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国事，则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

5月20日，反蒋派的各方代表在北平开会讨论发表联合宣言与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问题，关于联合宣言和会议的名称，陈公博与邹鲁又发生争执，陈公博主张使用“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的名称，邹鲁、谢持坚决反对。为了使扩大会议早日召开，6月1日，汪精卫发出“东电”，对“西山会议派”和陈公博均作出批评，希望迅速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6月12日，汪精卫又发表《中央党部扩大会议的必要》一文，对不利于召开扩大会议的各种内部争论作了抨击，督促成立扩大会议。阎锡山也派代表与各方代表协商，积极调解各派的矛盾。

经过汪精卫、阎锡山及反蒋各方的共同努力，7月13日，反蒋各派在北平联合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通过联合宣言，成立办事处。汪精卫等在《联名宣言》中指责蒋介石“背叛党义，篡窃政权”，将民主集权制变为个人独裁。宣言称：“本党目的在扶植民主政治，蒋则托名训政以行专制。人民公私权利剥夺无余，甚至生命财产自由一无保障。以致党既不党，国亦不国。”会议提出根据孙中山北上宣言及遗嘱，召集国民会议；否认南京方面已召集的国民党三全大会，要求在最短期间依法召开国民党“三大”，“以整个的党还之同志，统一的国还之国民”⁽³⁸⁷⁾。

8月7日，“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在北平正式召开，会议通过扩大会议宣言、组织大纲、中央政治会议规则等文件，成立扩大会议的组织机构，推定常务委员会委员七人：汪精卫、赵戴文、许崇智、王法勤、谢持、柏文蔚、茅祖权。扩大会议宣言指责蒋介石借党治名义实行独裁，表示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成立后决于最短期内按照孙中山遗教筹备召集国民会议，制定约法，筹备地方自治，组织民意机关，区分党政军权限，实施中央与地方分权等⁽³⁸⁸⁾。针对南京方面训政的种种问题，宣言提出七点意见：（一）孙中山深信国民党的主义及政策是救国惟一方案，必能于国民会议获得通过，党治不特不因国民会议而生扞格，且将因此日臻发扬。（二）训政时代必有约法，犹之宪政时代必有宪法。约法规定政府与人民之关系，使政府对于人民之干涉，有其不可逾越之限度，人民权利始有保障。（三）地方自治而不使民众参加，则自治没有意义；地方自治不能实行，亦无民主可言。（四）蒋介石倡党政军三位一体之说，军权高于一切，党政日益混淆，扩大会议成立后，将划分中央党部与政府之权限，各保其独立之地位。（五）训政以来，以中央党部代替国民会议，以各级地方党部代替各地方会议，一切措施，皆以一党专制之名，行一人专制之实。此为民主政治之大敌。（六）曲解党治，一切官吏非党人不用，导致党员官僚化，且屏绝党外人才出路。（七）建国大纲，采中央、地方均权制度，今中央用集权之名，行个人独裁之实⁽³⁸⁹⁾。

召开“扩大会议”的目的是成立政府。9月1日，扩大会议通过《国民政府组织大纲》，为组织政府制定依据。大纲突出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权力，国民政府委员、监察院、军事委员会委员人选均由中央党部推定，防范个人权力的过度膨胀⁽³⁹⁰⁾。同日“扩大会议”通过国民政府委员名单。推举阎锡山、唐绍仪、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谢持为国民政府委员，阎锡山为主席。13日，“扩大会议”通过《实行训政规约》，规定：“在训政期间，铁路、邮电等，由中央政府管理，其余各项政治，依据中央法令，悉归省直接处理。”⁽³⁹¹⁾这是建立强势地方、弱势中央的标本性文件。虽然该文件主观上希望引领向地方自治的方向，但在军事力量尾大不掉的背景下，也不无重复民初地方军阀割据的可能。15日，“扩大会议”成立包括罗文幹、周鲠生等六名法学家在内的约法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约法并向全国征询意见。其间，曾计划聘请胡适为起草委员，胡也认真地和罗做过讨论，意见“大致相投”⁽³⁹²⁾。

9月9日，阎锡山在北平宣誓就任国民政府主席。此时反蒋派的军事形势已经急转直下。张学良东北军入关后，9月19日“扩大会议”由北平迁往太原。汪精卫、邹鲁等眼看失败在即，决定抓紧时间演出最后一幕，向南京政权作一次“悲壮”的宣传战。10月27日，“扩大会议”在太原继续开会，通过约法起草委员会所拟《中华民国约法草案》，全文八章二百一十一条，用以作为“宪法未颁布以前的根本大法”。

《中华民国约法草案》规定建设中华民国分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训政时期筹备地方自治，中央与省采均权制度，地方自治成立后，即实行宪政，宪政期间设立五院。草案以较大篇幅规定了人民的权利与义务，声称以法律直接保障人民的各种权利不受侵害，其所规定的人民人身、财产、居住、集会、结社、言论等“私权”和选举、罢官、创制、复决等“公权”，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现代民主意识。草案规定：“人民非有犯罪嫌疑或证据，不得逮捕拘留、审问或处罚”；“凡逮捕拘留人民之命令，除现行犯外，限于法院”。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任意抓人；当政府逮捕了嫌疑犯而法院宣判无罪或免诉的情况下，即使有被害人的告发，“其拘留时间应由国家照其本人身份酌给相当之赔偿”。这些条款显然针对着南京政权随意抓人、捕人而立。草案对人民自由权规定也较充分，比如“人民有集会之自由，经有负责发起之人向该管官署声明，如无携带武器或直接扰乱社会秩序情事时，不得干涉”；“人民有言论著作及刊行之自由，非经法院审判确定，不得禁止发刊”；“人民有结社之自由，非有犯罪嫌疑或证据，经该管署查明时，不得封闭”。针对军人干政，条款四十一条规定：“人民依法律有诉讼于法院之权，除依戒严所规定外，不受军法审判。”⁽³⁹³⁾

关于训政时期的党政关系，《约法草案》并无十分明确的说法。只是在《扩大会议宣言》中强调党与政府“各守其职，不相逾越，尤当各保其独立之地位，举数年以来党政军三位一体之谬说与弊制，悉摧陷而廓清之”⁽³⁹⁴⁾。与南京政权公然以党代政不同，“改组派”宣传党不得直接干政。在政体设置上，避开五权宪法，只于政府之下设八个部，监察院独立，以便按照民意监察政府。政府标榜公开主义，财政公开，预算交中央党部核定，决算则交监察院审查。官吏的任用采取考试制度，等等。

由于军事上的溃败，所谓《中华民国约法草案》只能成为空中楼阁。比较而言，“扩大会议”组成人员非主流派或在野派的身份，使之容易注意到当政者不愿面对的现实，为争取民心，他们的要求相当程度体现出人民的某些要求或愿望。应该承认，“扩大会议”诸人对民主和法治的呼吁，对南京国民政府“党治”为名专制为实的批判，以及太原“约法”的起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要求。当阎、冯等在中原大战失败后，天津《大公报》针对《太原约法》发表社评说：“北平所谓扩大会议，在今日国民政府统一之局面下，当然无政治地位可言，其草拟之法案，以效力论，殆与私人之意见书相等。虽然，训政时期中是否需要约法，实为国民党执政后党内外一大悬案。首都党国要人近亦有人表示及之者。社会方面，则谈之者尤多。可知此事不是党的问题，而是国的问题……国府当局近来迭表宽大之政见，对此昔为同志，今为政敌者所提之法案，今后其有恢闳容纳之机会乎？多数受治之国民，盖不胜其企盼之情矣。”⁽³⁹⁵⁾对文件本身给予相当肯定。只是这样的文件与其说是汪精卫等的当政宣言，不如说是失败挽歌，这样一部具有民主色彩的约法草案，更多只是其在野身份的产物乃至标志，并不完全代表其真实的政治主张。不须负责任的高调总要比实践力行容易得多。

五　东北军入关与阎、冯、桂系的惨败" class="reference-link">五　东北军入关与阎、冯、桂系的惨败

无论是对于蒋介石还是对于反蒋派来说，张学良的东北军都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1930年2月10日蒋、阎电报战初起时，在接到阎锡山要求与蒋共同下野电报时，蒋介石即电请何成濬详询奉张态度，东北方面的动向是蒋介石作出战略决策的重要参考。为笼络奉张，蒋介石一方面令何成濬与张学良保持密切联系，同时派方本仁、吴铁城、李石曾、张群等人，以各种关系前往沈阳劝张疏晋近宁。2月20日蒋致电张以北方事务相托，声称：“阎如启衅，则请汉兄立举义旗，共同努力完成统一也。”⁽³⁹⁶⁾3月26日，为了示惠张学良，蒋介石致电吴铁城主动表示：“内政部长及军事参议院长与外交（部）次长，请汉兄即推人电保，以便提出。”⁽³⁹⁷⁾同时，蒋介石早早就开始其银弹攻势，3月27日，蒋致电宋子文，令其在4月5日前电汇张学良50万元⁽³⁹⁸⁾。

南京方面极力拉拢张学良，反蒋方面也不落后，阎冯代表贾景德、梁汝舟、薛笃弼等前往沈阳与张联络，极力争取张学良，许以陆海空军副司令职和华北地盘。

蒋、阎对立初露端倪时，张学良曾向阎表示亲近，东北和华北、西北接壤，地理上的接近使双方有更多相同的战略利益。1930年1月17日，阎锡山致电张学良，请其协助从秦皇岛起运外购的飞艇、机关枪、子弹等武器弹药，张学良批示：“电军、警、关，切实给予便利，如咱事一样。”⁽³⁹⁹⁾次日，在给阎锡山复电稿中初言：“晋辽提携，绝无问题。”后改为：“时事纠纷，近顷愈甚，欲图挽救，宜从提携入手，大而可安一国，小之亦有益地方。”⁽⁴⁰⁰⁾

蒋、阎争端愈演愈烈后，张学良从自身利益计，采取坐山观虎斗的立场，公开表态显得不偏不倚。3月1日，张学良发表通电，针对阎、蒋之争声称：“殊途原可同归，图终贵乎慎始。在介公力任艰巨，固鞠躬尽瘁之心；在百公析理毫芒，亦实事求是之意。特恐词纵详明，意难周到，每滋一时之误会，驯启众人之猜疑，或且推波助澜，酿成战祸，循环报复，未有已时。则是二公救国之愿未偿，亡国之祸先至，非二公之所及料，亦非学良之所忍言也……尤望介、百二公，融袍泽之意见，凛兵战之凶危，一本党国付与之权能，实施领袖群伦之工作。”⁽⁴⁰¹⁾同时在给阎锡山的电报中表示：“东北四省，对日、对俄关系复杂，外交上不便与南京政府断绝关系。际此时局，处境较具苦衷，外交问题，今后仍与宁府联络进行，尚希谅解为幸。”“东北四省，与山西省同有维持华北治安之责，所以视其形势如何，除出兵协助碍难实行外，在维持治安上必要之范围内，不妨接济武器弹药。”⁽⁴⁰²⁾

为拉拢张学良站到南京一边，蒋介石方面采取了各种手段。以高出市场价一倍的价格向东北兵工厂购步枪5万支。随着蒋军在战场上的失利，蒋介石急于拉张学良参战。6月5日，蒋电方本仁、吴铁城，有意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并全权负责北方。8日电宋子文，询问其何时可拨付张出兵费用200万元。16日蒋再电古应芬，请李石曾力劝张学良出兵：“凡奉张所要求者，务在可能范围内尽量允纳，即有不合理而难允之件，亦不必拒绝，或竟暂允其请，再在决战后详行讨论可也。现在惟一目的，只要其五日内能出兵平津也。”⁽⁴⁰³⁾6月21日，在蒋介石授意下，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此时，张学良已倾向于蒋介石。1930年7月底，南京方面李韫珩五十三师拟转海运由青岛登陆，协助韩复榘夹击胶济线晋军。当时青岛地区为奉系海军控制，登陆青岛必须获得其同意。蒋介石乃电请张学良令准该部登陆，8月初，因奉张的协助，李韫珩部陆续登陆青岛。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到青岛部队已完全上陆，集中胶州，兵力虽只一师，而青岛为奉天海军所在地，我陆军得以上陆，在逆方观之，必疑奉天方面已加入我战线矣。且青岛可以上陆，则天津亦可以上陆，阎锡山之后方动摇矣。奉军虽未加入作战，而于我之政略战略，皆占先一着矣。”⁽⁴⁰⁴⁾

但是，张学良此时尚不急于明确表态，一则他深知自己在这场大规模内战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绝不轻易表态，而是待价而沽，谋求更大的利益；二则东北内部高官看法不一，意见尚需整合。1930年6月5日，张学良召集东北高官商议应付时局办法，会中意见约分成三派：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等人主张保境安民，不与任何一方合作；王树翰、莫德惠、刘尚清、沈鸿烈、鲍文樾等人主张与南京合作；于学忠、万福麟、王树常、臧式毅、荣臻等人则表示静候张学良决定。

为了促使张学良彻底倒向自己一方，7月，蒋介石任命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张学良以是否就南京方面任命的副司令一职问题征求张作相、汤玉麟等意见，张、汤等表示反对，强调：“此时就副司令名位，即须尽副司令职责，势将与阎成对峙局势。我不犯人，人将犯我。环顾内情，熟权利害，窃以为不可。”⁽⁴⁰⁵⁾张学良在内部反对声中，再次推迟表态，答应蒋军夺回济南就考虑出兵。张认为如果蒋军夺回济南，那表明反蒋联军已陷入被动。8月15日，蒋军占领济南，蒋介石连电张学良出兵。24日蒋介石答应由张学良主持华北，随后又明确答复由宋子文给张学良速筹500万元出兵费，并答应发行1000万元的公债整理奉票。张学良感到出兵的条件已经满足，内心已有“拥护中央”⁽⁴⁰⁶⁾的打算。9月初，张学良召开东北高级干部会议商讨时局，会中张作相、张景惠仍反对出兵助蒋。张学良心意已决，坚持入关主张，张作相等被迫放弃反对意见。张学良决定令于学忠、王树常组成第一、第二两军，出兵关内。

9月18日，张学良发出通电，“吁请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静候中央措置”⁽⁴⁰⁷⁾。20日，于学忠率部先行入关。张学良出兵严重地动摇了反蒋派的军心，阎锡山迅速将晋军向黄河以北撤退，撤回山西，庞炳勋、孙殿英、刘春荣等部均纷纷自由行动，随同晋军撤到黄河以北。而东北军和晋军也形成默契，东北军每到一地，即通知晋军让防，阎按通知节节退兵。21日、22日，东北军和平接收天津、北平。为保持同晋军的关系，东北军到达河北、察哈尔后即停止前进，没有进入山西。

东北军入关后，陇海、平汉两战场的西北军也军无斗志。19日，石友三通电拥护张学良，率部由鲁西开往豫北。各路友军或垮或撤，冯玉祥西北军处境艰难，面临后路被截、重兵包围的威胁。蒋又派人四出活动，多方利诱，使冯部迅速分化。9月28日起，吉鸿昌、庞炳勋、梁冠英等高级将领纷纷举兵投蒋，赵登禹、刘汝明、魏凤楼、张人杰等一小部分部队退入晋南，平汉线的反蒋军处境险恶。10月2日、3日，蒋军先后占领开封、许昌。6日，陈诚部占领郑州。9日，杨虎城部占领洛阳，25日占领潼关，截断了西北军回陕西的退路。

在大局已定时，10月4日，阎锡山、汪精卫秘密到郑州与冯会晤，共同商定联合发表停战通电。阎锡山随即发出下野通电，表示：“今者撤兵河北，损失及半，欲再以战争求达目的已属不可能矣。叠奉严命，督促归田……本总司令即日释甲归田。”⁽⁴⁰⁸⁾5日，阎、冯、汪联名电张学良表示愿意停战，听候和平解决，冯玉祥率副司令部人员撤到黄河以北的新乡。10月15日，阎、冯决定联袂下野，鹿仲麟领衔通电罢兵息战。11月14日，阎、冯通电取消太原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

蒋介石与张学良约定晋军由张学良负责收编，西北军由蒋介石负责收编。张学良对晋军采取了宽容的态度，晋军被编成第四、五、六、七四个军（1931年7月改为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军），分别由商震、徐永昌、杨爱源、傅作义任军长，另有护路、炮兵、骑兵各一个师，共十六万多人。退入山西的西北军初被编成第三军，1931年6月改为第二十九军，宋哲元任军长。黄河南岸的西北军为蒋介石收编。对于阎锡山和冯玉祥，蒋介石坚决要求他们出洋。阎锡山声言要去日本游历，躲到大连。冯玉祥则隐居于汾阳县峪道河。

中原大战历时半年之久，交战双方投入兵力总数达140万人，死伤四十余万。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的损失。1930年度，南京中央的财政支出为5.39亿元，其中军务支出就达到2.45亿元⁽⁴⁰⁹⁾，占到将近一半，连绵的战争严重阻碍了国家建设的有效进行。

中原大战的结果，蒋介石获得空前胜利，统治力量大为加强，全国统一的基础基本稳固。张学良兵不血刃，在关内取得巨大地盘，也是一位大赢家。几位输家中，阎锡山虽被迫暂离山西，但实力尚存，保留有山西地盘，李、白也在广西苟延残喘，只有冯玉祥西北军全部崩溃，从此即离开军队，失去东山再起的资本⁽⁴¹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