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新型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的活跃" class="reference-link">第四节　新型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的活跃

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活动，在进入二十世纪之后，才得到迅速的发展。这种情况，除了根源于此时民族危机的加深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以外，还明显地同一种新的社会力量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是随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新式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而出现的新型知识阶层。它由初步接受了西方社会思想和科学文化而又服务于上述事业的知识分子——教师、学生、留学生、技师、职员、医生、记者、编辑、著作家、翻译家等类人组成，是中国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中最活跃的部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大政治派别——革命派和改良派都因这一社会阶层的兴起而得到发展，但获益最大的，还是革命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从弱小到强大，从海外到国内，并造成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新型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的活跃。

一　留学生和流亡者在日本的政治活动" class="reference-link">一　留学生和流亡者在日本的政治活动

还在十九世纪末年，日本就已经是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和中国政治犯逋逃的渊薮。清朝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始于1896年，较派向欧美各国要晚。其后，逐年增派，人数迅即跃居留学各国学生的首位，但在1900年以前，也还不满百人。留学生基本集中在日本国都东京。流亡日本的孙中山一派革命志士和康有为、梁启超一派维新志士，人数更少，都在旅日华侨最多的横滨活动。

政治思想开放的留学生对孙中山、梁启超都很景仰，优游于二者之间，似乎并不关心他们之间的政治分野。梁启超倚仗着他在戊戌变法时的名声，又凭着办有《清议报》和东京高等大同学校，俨然是进步学生的盟主。他的一派人对后党“伪政府”的无情揭露和对民主主义的宣传，也确实在启发着青年学生们的觉悟。孙中山一派人则没有积极主动地在留学生中发展自己的力量，他们同学生们的联系面比较狭窄。1899年秋，《清议报》助理编辑、原高等大同学校学生郑贯一，与同学冯懋龙、冯斯栾创办油印刊物《开智录》，宣传自由平等思想。三人分别改号自立、自由、自强以表明志向。1900年，该刊改为铅印，随《清议报》附送，孙中山给予了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持。受孙中山的影响，《开智录》中出现了“排满”字样，影响到保皇会的会务，于1901年春被梁启超等强迫停刊。1901年春，郑贯一、冯自由、冯斯栾、李白重、王宠惠等因传说清廷将把广东割让给法国，发起成立广东独立协会，主张广东向清朝政府宣告独立，吸引了不少留日华侨入会。孙中山积极支持这一举动，郑等常到横滨前田桥孙宅讨论进行方法。广东独立的主张与梁启超一派人的主张并不冲突。次年，欧榘甲即化名太平洋客，在旧金山《大同日报》上连载《新广东》一文，也主张广东独立。可是，由于郑贯一经常出入孙中山之门，还是被解除了在《清议报》的职务。孙中山将郑介绍到香港《中国日报》去任主笔。少数广东学生虽然接受了孙中山的影响，但大多数留学生的政治趋向尚未转移。

当时，留学生中有一个团体叫励志会，成立于1900年的春天。励志会的宗旨不过是联络感情，策励志节，但由于负责人热心政治，会员得以借此交流政见。励志会的活动人物，如曹汝霖、章宗祥、吴禄贞、傅慈祥、戢翼翚、沈云翔等都非常激进，积极主张改革中国政治，不少人还提出要排满。1900年下半年，会员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创办了《译书汇编》，这是留学生自办的第一个杂志，专门译载欧美政法名著，诸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穆勒的《自由原论》等书。这些译著曾在留学生和国内学生中风行一时。在此前后，会员戢翼翚、沈云翔、秦力山、黎科、傅慈祥、蔡成煜、郑葆晟、吴禄贞等还先后归国参加自立军起义，他们都深为此行能同时得到梁启超、孙中山的首肯而自喜。但是，当回国“勤王”而幸存的学生作为新的政治流亡者返回日本时，励志会和留学生的政治状况就不一样了。曹汝霖、章宗祥、吴振麟、王璟芳等变为稳健派，凡遇政府派官员到日考察，都为之翻译、引导，日渐与官场接近。激烈派分子则鄙视他们的堕落，目为官场走狗，两派势如水火。但是，更为深刻的分化却在于激烈派分子在革命和保皇之间进行了抉择。

1901年5月，秦力山、沈云翔、戢翼翚等在东京发刊《国民报》月刊。秦力山（1877—1905）名鼎彝，号巩黄、遯公，湖南善化（今长沙市）人。他是个秀才，拥护变法运动。1899年赴日入高等大同学校，曾任《清议报》编辑。大通起义失败后，逃往新加坡去见康有为，因自立军经费问题，愤然与康绝交。他又到横滨找梁启超，梁已为逃避自立军将士的责难他去，秦便跑到东京办起《国民报》来。戢翼翚也是跑回日本来找梁启超算账的。沈云翔则以返日后写的《复张之洞书》著名，这篇长文反驳了张在《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文》中对自立军的污蔑，赞颂革命、流血，倡导自由、平等。秦力山自任该报总编辑，参与其事的还有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王宠惠、张继诸人。《国民报》是最早提倡颠覆清王朝的刊物，它以鼓吹天赋人权、平等自由而独具特色。《国民报》明确地同保皇党划清了政治界限，它指责侨居者中“且有不知革命、勤王之为何解者，亦昧然从而叫嚣不绝，如醉如梦，有若病狂”。它还指责康有为说：“其所谓君恩未报者，亦既读书万卷，俨然为一代之经师，而又深鉴夫支那四万万同胞之脑气筋，各具一事父事君，家奴走奴之性质，于是以对病下药之名医自居，而求便于我功名之想。究其所行所为，不过书生之见，如梁山泊所谓白衣秀士王伦而已。”⁽⁶⁷⁾该刊第四期还发表了《正仇满论》一文，指名批驳梁启超的《中国积弱溯源论》。《正仇满论》是革命派最早的一篇正面驳斥保皇谬论的文章，它的作者是尚在国内的章炳麟。

秦力山等在发刊《国民报》的同时，还组织了一个国民会，《国民报》社则作为其活动机关。国民会以革命为宗旨，提出“革除奴隶之积性，振起国民之精神，使中国四万万人同享天赋之权利”。它宣布：“凡中国之人，苟有愿为国民而不愿为奴隶者，无论海外、内地，皆可入会。”⁽⁶⁸⁾国民会预定的活动方针是“运动各埠华商，刺激内地志士”⁽⁶⁹⁾，也就是说，在国内外掀起革命运动，因此，它规定要在国内各省、府建立组织。

国民会的一部分人也和孙中山产生了矛盾，他们曾在刊物上对他加以攻击。譬如说孙中山“乃阳袭民权革命之名号以自便其私图。然吾何故而得其证据哉？盖见夫华盛顿倡美国之独立，不闻以一身而逃至他邦；鸦军阿度与美国开兵端，不闻以一身而匿迹异国”⁽⁷⁰⁾。这一派人以戢翼翚为首，他们对孙中山发动革命之用心的攻击是错误的，为此，秦力山经常调护于二者之间。然而，他们主张中国的革命必须在国内开展并解决问题，却是正确的积极主张。《国民报》于8月份出刊后即停办，大部分人回国重振旗鼓，显然与这种矛盾和这种主张有关。杂志停刊后，国民会也随之解散了。

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在孙中山横滨寓庐中，学界人士的踪迹日益增多。钮永建拜会了这位“海贼”后，回去对吴稚晖赞叹说：“像一个书生，他的气度温和端正得很，我生平未见第二人！”⁽⁷¹⁾孙中山在知识分子中的印象正在扭转。经常领着学界人士去见孙中山的，除冯自由、程家柽之外，还有秦力山。1902年2月，秦力山引章炳麟前往拜访。章在自立军失败后也被通缉，避往苏州东吴大学任教⁽⁷²⁾；又因放言高论受到江苏巡抚恩寿的注意，只好再往日本，应梁启超广智书局编译之聘。孙中山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在军乐声中将两人引入中和堂，会饮定交。此后，经常一起讨论土地制度等问题。

1902年4月，章炳麟联合秦力山、朱菱溪、马君武、冯自由、王嘉榘、陈犹龙、周宏业、李群、王思诚等，发起召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定于夏历三月十九日（4月26日），即明朝崇祯帝自缢之日在东京举行。十名发起人中，除章太炎、陈犹龙外，均为学生；除冯自由外，均曾参加过维新运动或深受改良主义影响。他们企图通过纪念明朝灭亡来动员反清革命。章炳麟起草的宣言书声称，明亡之日，也就是中国亡国之始，号召人们“雪涕来会”，共同缅怀明末抗清斗争：“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会期前一日，日本政府应清朝公使蔡钧之请，命令警视总监解散此会。警视厅传询了纪念会发起人。章炳麟长衣宽袖，侃侃而谈，回答了日本警长的询问：

“诸君是清国何省人？”

“余等皆支那人，非清国人。”

“士族，抑平民？”

“遗民。”

简短的回答表露出强烈的反满情绪。次日，程家柽、汪荣宝等数百人赴会，均被日警阻止。孙中山是纪念会的赞成人，他率领十多名华侨由横滨赶来，得知情由后回横滨补行了纪念式，章炳麟等发起人均应邀参加。梁启超本来也是赞成人，但他于会前即致函章炳麟表示：只可心照，不必具名。梁此时在办《新民丛报》，仍然和革命党人往来。东京之外，香港《中国日报》先期刊登了宣言书，届期，陈少白、郑贯一等举行了纪念式。

《国民报》、国民会的发轫和支那亡国纪念会的发起，都是以抛弃了改良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作为主体的。这一情况说明了自立军起义失败后，资产阶级内部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事实证明，在摆脱一种占支配地位的错误政治倾向时，从反面得来的惨痛教训，往往比从正面接受的宣传教育所起的作用要大。正是保皇、改良没有出路的痛苦体验，使秦力山、章炳麟等人成了倡导革命并与保皇党斗争的急先锋。

不过，还应当指出，同样是皈依于革命大纛之下，《国民报》、国民会和支那亡国纪念会的思想倾向并不一致。前者的民主主义精神是透彻的。它继承了改良派宣传家对民主主义的宣传，而又加以纯净化；花在谴责“民贼”上的功夫，比花在谴责“满酋”上的功夫更多。后者以反满复汉为思想武器，完全缺少近代的民主主义的语言。但是，从社会效果来看，却是后者引起的震动较前者要大。许多寻求救亡之路而又主张革命的人们，怵于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宁愿去接受那种看来是最简单的口号和最便捷的手段。

《国民报》的创刊和支那亡国纪念会的发起，使旅日华人的政治活动中心由横滨转移到了东京。

1902年2月21日（夏历壬寅年正月初三日），留学生在东京举行新年恳亲会，到会学生274人。随后，成立了清国留学生会馆，地址在东京神田区骏河台。这一年在会馆登记的学生人数达到451人。清廷派出学生是为了培养统治人才，但广大青年争往日本，却多数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日本是学习西方卓有成效的国家，加以离中国近，生活费用低，便成为忧国之士的理想去处。“自庚子以来，凡忧时之士，每伤国势之凌夷，莫不东望祝曰：‘愿留学者之日多而学之速成也。’”⁽⁷³⁾革命派在留学生身上寄托了更大的希望，吴禄贞在留学生会馆成立会上把该会馆比喻为美国费城的独立厅。留学生一时被社会舆论称为“新中国之主人翁”。不仅官方派留学生，社会上也动员青年前往，有些地方还为游学者办有招待所、介绍所、补习班、预备科等组织，号召游学的宣传不断见诸报纸、刊物。一股游学热形成了，大批青年源源东渡。

在留学生学习的学科中，军事是个热门，官方为兴办新军派人去学军事，革命分子为掌握军事技能和谋取军权也想学军事。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及其预备学校成城学校者在留学生中比例很大。驻日公使蔡钧为防止革命排满，禁止各省自费学生学陆军。1902年夏，江苏等省自费生钮瑗等九人申请入成城学校学陆军，蔡钧拒绝保送。7月28日，吴稚晖、孙揆均等二十六人为此到使馆请愿，举行静坐。蔡钧勾通日警，拘留了吴、孙二人。8月5日，东京警视厅以“妨害治安”罪宣布遣送二人回国。在起解时，吴稚晖跃入城濠自沉，预先准备好的绝命书说：“以尸为谏，怀忧曲突。”因河水不深，遇救。吴稚晖（1865—1953）名敬恒，江苏阳湖（今属常州）人。江阴南菁书院高材生，举人，拥护变法维新，先后任教于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广东大学堂，这时率广东留学生赴日，正在东京。他的绝命书虽然“词气之间，还忘不了忠君爱国”⁽⁷⁴⁾，却得不到蔡钧的谅解。8月12日，学生秦毓鎏、张肇桐等认为蔡钧勾结日警的行为丧权辱国，上书蔡钧并到使馆抗议，也被日警拘留。随后，留学生全体集会，一致决议声讨蔡钧。

成城入学事件的风潮并不算大，但它是留学生集体政治行动的开端。公使的压制激怒了学生们，胡汉民等愤而归国；少数激烈分子则酝酿组织团体。1902年冬，叶澜、董鸿祎、汪荣宝、秦毓鎏、张继等发起了一个组织，他们原拟仿照意大利独立前的团体“少年意大利”，取名“少年中国”，后为避免清朝当局注意，定名为“青年会”，仍旧含有“少年中国”的意思。青年会的会约第一章，规定该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⁷⁵⁾，表现出鲜明的革命色彩。参加发起者还有周宏业、谢晓石、张肇桐、蒋方震、王嘉榘、嵇镜、钮瑗、吴绾章、萨端、熊垓、胡景伊、苏子谷，冯自由，潘赞化、陈由己、金邦平等。他们大多是早稻田大学学生、没有多少政治经历、更没有什么特定的政治身份。这批年轻人在政治上脱颖而出，说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开始获得了新鲜血液。

原先的留学生团体励志会，因为稳健派、激烈派的冲突早已无形解体，青年会在留学生中取代了励志会的地位。1902年11月，湖南留学生杨笃生、梁焕彝、樊锥、黄兴等编的杂志《游学译编》创刊。同月，浙江留学生成立了浙江同乡会。随后，各省学生纷纷成立同乡会，许多省的同乡会都准备发刊杂志，不少青年会会员被选为干事、编辑员，在各同乡会及其刊物中起着骨干作用。

1903年1月29日（夏历癸卯年正月初一日），东京中国留学生照例举行新年恳亲会。清贝勒载振、驻日公使蔡钧与会。会上，马君武、刘成禺先后发表“排满”演说，“主张非排除满族专制，恢复汉人主权，不足以救中国”⁽⁷⁶⁾。两人声泪俱下，慷慨激昂，赢得了热烈掌声。清宗室长福起来辩驳，被学生们呵止。当初未能在支那亡国纪念会上喊出的声音，而今意外地在满族亲贵和官吏的耳边响起来了。马、刘二人与孙中山关系密切，他们这一行动，曾受到孙的启发⁽⁷⁷⁾。事后，刘成禺被开除成城学籍，不准入士官学校，马君武也被迫返国。但是，他们演说的影响却不是任何处分可以消除的。

新年演说之后，东京留学界愈形活跃。

1903年1月至3月，又先后出现了《湖北学生界》、《直说》（直隶留学生主办）、《浙江潮》、《江苏》等几种刊物。它们毫无掩饰地宣传民族主义、民权学说，用激烈的语言，激励留学生的爱国主义觉悟和革命斗争精神。

远处异国的留学生，对祖国遭受列强的欺凌痛心疾首。外国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任何不公正的待遇，都会刺激这群充满强烈的爱国心和自尊心的人们起来抗争。

2月10日、11日，日本报纸《日本新闻》、《国民新闻》分别揭载关于大阪博览会人类馆的消息，说该馆已雇定支那等七种人表演风俗习惯，以供观览。学生们闻讯后，认为将中国人同未开化的种族、已亡国的种族并列，是对中国人的极大侮辱。于是，留学生会馆干事集议，起草《呜呼支那人！呜呼支那人！》一文，报告各处，激起各处旅日华人抗争，大阪侨商也进行抗议，终于迫使博览会主持者撤销此举。

3月12日，秦毓鎏、蔡文森等参观大阪博览会时，发现福建省的产品陈列在台湾馆中。台湾省当时为日本所霸占，他们认为：“此必日人狡诡，以吾福建为彼势力范围地，故以出品置此”：“此而不争，则日本谓吾国人可欺，真欲实行其志不难矣！”⁽⁷⁸⁾经过激烈交涉，终将这些产品迁出。

3月26日至4月14日，弘文学院发生退校事件。该校发布新规则，在经济上对学生无理苛索，学生交涉无效，有五十二人出院。几经交涉，校长嘉纳被迫让步，留学生会馆及各省同乡会的干事才举行会议，决定复课。

4月13日，成城学校学生刘鸿逵受到日军大尉西乡的侮辱，队中长官拒绝处分西乡，在校中国学生愤而停课，终于迫使西乡向刘鸿逵和清国留学生总监督谢罪。

4月23日，成城学校举行运动会，张挂各国国旗，其中独缺中国龙旗。中国学生指出：“此虽小事，轻我殊甚。各国皆有，而我独无，是明明不齿我于诸国也。”⁽⁷⁹⁾一致决定抵制运动会，并阻止中国人前往参观。校方无法，终于挂出了中国国旗。

上述事件说明，东京中国留学生的情绪已经到了这样热烈的程度，只要点燃，它的爱国主义和革命的光焰，就会焕然爆发。

二　中国教育会的成立和东南地区的“学界风潮”" class="reference-link">二　中国教育会的成立和东南地区的“学界风潮”

1900年前后，兴中会会员曾经在上海和内地有过活动，但除了会党外，他们同各阶层民众联系甚少，同知识界的关系更浅。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间，凡是有一点西方文化知识而又主张进步改革的人，都被笼统地目为“新派”（或“新党”）。在戊戌年间崭露头角的维新志士依然是新派人物的带头人，他们虽屡受摧残，但在上海等地仍有立足的地盘和社会影响。当时，除了像章炳麟这样绝无仅有的几个主张“辨夷夏，讲尊攘”的人之外，还没有革命派的名目。

1901年3月15日、24日，为抗议沙皇俄国妄图霸占我国东北，上海士商两次在张园集会抗争。首次参加者二百余人，第二次参加者近千人。汪康年、温宗尧、蒋观云、薛仙舟、孙宝瑄、陈锦涛、黄宗仰、薛锦琴等发表了演说，汪德渊、吴葆初等发表了书面演说。会议致电清朝政府和地方督抚，请求“力拒俄约”。杭州士商也于3月18日聚议拒俄，上书要求浙江巡抚会同各省督抚电奏力争，具名者有邵章、汪熙、孙翼中、陈汉第（仲恕）、陈敬第（叔通）等人。发动这次拒俄斗争的核心人物是维新派名流汪康年、孙宝瑄等人。汪康年此时所办的《中外日报》，是国内维新派的喉舌，颇敢抨击时政。张之洞指责张园集会“不过借俄约为名，阴实是自立会党借端煽众，以显‘国会’权力”⁽⁸⁰⁾，是深知汪等的政治背景的。不过，就在此前后，浑一的新派人物在国内政治形势刺激下逐渐发生了分化。革命意识开始在青年学生和一部分原先拥护变法维新的人士中萌发。

1900年下半年，浙江杭州求是书院头、二班学生愤于北京沦陷和自立军失败，组织了励志社⁽⁸¹⁾，传播新书报，讨论时事，秘密开会演说。他们虽然还分不清维新和革命的界限，其激烈程度却已非那些维新派名流所能望尘。励志社社员还轮流给低班学生演讲新学，评阅文课。1901年初夏，社员史久光轮值，请教习孙翼中命题，自己评卷。许多学生在课卷中痛斥作为清朝统治象征的辫子，结果被人告发，惊动了巡抚、将军，成为轰动一时的“罪辫文”案。事发，孙、史二人避往日本。“罪辫文”是混沌中的一星火花，它虽没提出革命的口号并形成运动，却反映了知识阶层仇恨清朝统治情绪的增长。随后，求是的姊妹学校养正书塾（此时，它们已分别更名浙江大学堂和杭州府中学堂）又发生了反对校方专制的学潮，学生汤槱、马叙伦等九人被开除。汤、马等六人赴沪与陈黻宸创办《新世界学报》。在1901年到1902年间，求是、养正两校涌现了叶澜、王嘉榘、董鸿祎、蒋尊簋、蒋方震、许寿裳、汤槱等一批出色的学生，他们在东渡日本之后，都成了留学生政治活动中的骨干分子。

杭州学生中发生的这种变化，在上海、江宁、无锡、嘉兴、常州、苏州等地的学生中也同样地在发生着。

新派人物分化中更为重大的事件是中国教育会的成立。1901年9月清廷下旨将各省书院改设学堂后，各地陆续出现一批官私学堂，教科书成为迫切需要。当时，中国留日学生翻译之风大盛，上海书商也竞相印行新书，但适用者不多。1902年4月15日，蔡元培与叶瀚、蒋观云（智由）等议定，成立中国教育会，专门编订教科书。4月27日，中国教育会在上海成立，蔡元培当选为事务长，王慕陶、蒋观云、戢翼翚、蒯寿枢等被举为干事。蔡元培字鹤庼，号鹤卿，倾向革命后易号民友、孑民，浙江山阴（今绍兴）人。1868年1月11日（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中。1892年中进士，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补编修。他在戊戌政变后对清政府感到失望，南返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嵊县剡山书院院长。1901年应聘为上海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同年冬，与张元济等创办《外交报》，分任撰述。教育会成立后，1902年暑假，偕高梦旦赴日本游历，适成城入学事件发生，吴稚晖、孙揆均被勒令回国。为了防止吴等回国遭受清廷迫害，蔡元培慨然承担护送的责任。8月13日抵沪，教育会发起了欢迎吴等的大会。8月22日，又召开协助亚东游学会，支持自费留学生入军事学校的要求。会上，叶瀚提出了教育会自办学堂的建议。陆续加入中国教育会的还有吴稚晖、黄宗仰、钟宪鬯、王季同、汪德渊、林獬、陈竞全、章炳麟、金天翮、屠寄、丁祖荫、龙泽厚、徐敬吾、吴葆初、敖嘉熊、蒋维乔、马君武、马叙伦、陈范、张继、刘师培等人。他们大都是从事教育及其他新兴文化事业的人。在教育会成立之前，除戢翼翚、章炳麟、马君武、张继等少数几个人已经致力反清革命外，其他都不过是比较激进的新派人士。但随着教育会政治活动的开展，除了龙泽厚那样个别的人还坚持保皇主张外，其他大部分人都先后在不同程度上参加了反清革命运动。

中国教育会在其章程中宣布：“本会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其智识而增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⁸²⁾这里，除“恢复国权”所指的内容不甚清楚外，意思是很明确的：中国教育会提倡教育，是为了改造中国的政治目的，是为了给予中国青年以改造祖国所需要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正确的政治思想。这是一种革命的教育思想。关于这个目的，会中的激进分子稍后有进一步的解释，他们说：“我等理想的国家，决非俄罗斯，德意志，乃纯然共和思想，所以从国民做起”，“我辈欲造成共和的国民，必欲共和的教育。要共和的教育，所以先立共和的教育会。”⁽⁸³⁾明确地说，就是为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的国家而办教育会。他们激烈地反对封建教育和奴化教育，指出“专制之毒痛于学界，递积递演，则国民之萌蘖者愈受摧残”，“外人利我教育权者，将阴施其狡狯，益深我奴隶之资格”⁽⁸⁴⁾。中国教育会鲜明地揭示了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的教育宗旨。为了实现这一宗旨，教育会计划认真地从事造就“共和的国民”这一工作。它设立了教育、出版、实业三个部，预备设立男女学堂，编印教科书、教育报，创办商店、工厂、公司。它在成立时并没有准备直接从事革命的政治活动，但是，时局的急速变化使它没有来得及从容地进行教育的改造，甚至一本教科书都没有编成，便被推上了政治舞台，会中的激进分子成了爱国运动和革命运动的中坚。

1902年11月，上海南洋公学发生了退学风潮。南洋公学是清朝官吏盛宣怀在1897年创办的一所训练洋务人才的学校，因经费充足，校舍宽敞，设备齐全，师资较好，出路优越而颇著声名，实际内幕却十分黑暗。这时，该校有六个普通班和一个培养高材生的特班。其中，五班文课，学课教习郭镇瀛是一个学识浅陋而又顽固守旧的人，专以欺压学生为能事，长期为学生所不满。11月5日，郭去上课，发现师座上放着一只洗净的墨水瓶，认定是有意侮辱他，严词诘问。11月11日，校方应郭之请，开除无辜学生伍正钧，全班大哗，力争无效，14日决定全班退学，举行告别演说会。五班的行动引起全校同情，次日，全校学生集会，派代表向总办汪凤瀛请求收回成命，汪不允，学生们决定全校退学。这时，校方才慌了手脚，急忙请学生们尊敬的教习蔡元培等出来调解。16日一早，全校学生二百余人，检点行装，列队操场，等候交涉的最后消息。可是，蔡元培去见督办盛宣怀转达学生要求时，盛尚高卧未起。十点，学生们见没有回音，便高呼：“祖国万岁！祖国万岁！祖国万岁！”整队离校。

南洋公学退学风潮的爆发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它是学堂中封建压迫的结果。正如《苏报》所指责的那样，学堂主办者“摄照老大帝国小影，官场总办局、所之恶习，自尊如帝天，视人如犬马，妄立章程，驰逞臆说。以压制缚束为威力，以用人派事为市恩；以排斥新书匿己短，以艰深旧学炫己长；以苛责细故为讲求实际，以管束学生为门面排场。呜呼，腐败至此，荒谬至此，荼毒暴虐至此，焉得不为世界之公敌也”⁽⁸⁵⁾。另一方面，它又是青年学生中民主主义思想滋长的结果。长期以来，五班学生就不顾郭镇瀛的禁令，偷读《新民丛报》、《国民报》等杂志书刊，接受了民主主义思想。他们模仿梁启超改号“任公”的榜样，也为自己取号叫什么“公”，被开除的伍正钧的别号就叫“特公”。他们在1902年8月31日就成立了一个“演说会”，评论时政。演说会的宗旨是“爱国”，他们强调说：“惟现在之国不必爱，而未来之国良可爱也；老大帝国奚足爱，新中国则必爱。”班上核心分子十三人还组织了一个秘密的“任会”，之所以叫任会，就在于其宗旨是“以造新中国为己任”⁽⁸⁶⁾。在他们的思想中，革命的因素已经比较明显。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学生们是不可能起来向黑暗势力斗争的。

南洋公学内部的新与旧的矛盾，在全国学堂中是普遍存在的。学堂是新事物。人们都希望学堂能培育出拯救祖国的英才，他们把学堂学生称为“新中国的主人翁”，认为他们是中国前途的一线希望。但学堂绝大部分把持在封建势力手中，力图按照封建的老规矩去办学，因此进步教育界又将这大部分学堂称为“奴隶制造场”。这样，南洋公学退学风潮就不能不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

事后，进步舆论普遍支持学生。《选报》指出，这一行动“举数十年陋儒浅士卮言曲说，一举而廓清之，以伸独立之权。吾国学界中当有渐被其影响，以固此学生社会，不使露西亚之学生专美于世界”⁽⁸⁷⁾。《新民丛报》也强调此“实中国国民前途关系第一重要事件也”⁽⁸⁸⁾。

南洋公学学生二百余人退学后，因校方引诱，家长威逼，返回、散走了一些，但退学者仍有145人。大部分退学生无处可依，他们想自办“共和学校”也无经费，便请求中国教育会帮助。11月19日，教育会与退学生集议张园，学生提出意见书，得到教育会的支持，决定成立爱国学社。当时，教育会也没有钱，蔡元培赶赴南京向人借款。到码头时，家人奔至泣告，说其长子病死，蔡挥泪嘱他人代办丧事，毅然登轮。11月下旬，爱国学社在南京路福源里正式开学。蔡元培被推为总理，吴稚晖为舍监，教师由教育会选派。

爱国学社把灌输民主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任务。其章程说：“本社略师日本吉田氏松下讲社、西乡氏鹿儿私学之意，重精神教育，而所授各科学，皆为锻炼精神，激发志气之助。”⁽⁸⁹⁾吉田松荫、西乡隆盛是推动明治维新的日本政治思想界代表人物；松下讲社，鹿儿私学是他们在维新前后的讲学之所，他们所提倡的“军国民主义”曾经给中国革命运动的兴起以不小的影响。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企图仿效他们的教育活动，以推动中国政治的变革。蔡元培在学社开学祝词中说：希望通过学社的努力，“用吾理想普及全国，如神经系之遍布脑筋于全体是也”⁽⁹⁰⁾。为了达到此目的，学社设置了完备的课程。学社学制分寻常级、高等级，各二年，后又增设了蒙学班。高等级有伦理、算学、物理、化学、心理、论理（逻辑学）、社会、国家、经济、政治、法理、国文、日文、英文、体操等课程。这些课程中、社会、国家、经济、政治、法理心理以及论理等科，都是上海其他学堂所没有的，而学社用以传授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学说。学社最富特色之处是学生自治制度。学生在校内享有很大的权利和自由。住宿生实行自治制，设有评议会，监督学校行政和学生操行。高年级学生还充当寻常班的教师。学生们还经常同教师一起外出参加政治活动。爱国学社在教育上的创举和活跃的政治空气，吸引了许多青年前来就学。

南洋公学退学风潮发生前，国内早有学潮发生，但影响不大。著名的南洋公学全校学生退学，并组成自己的学校，这就为各地受压抑的学生树立了榜样，鼓舞了他们的反抗情绪，类似事件在各地不断发生。

1902年11月，浙江吴兴南浔镇浔溪公学为南洋公学学生的斗争精神所感动，公议登报祝贺，总教杜亚泉横加干涉，随后又解聘学生爱戴的教师，学生二十九人愤而退学。

1903年4月3日，江宁江南陆师学堂学生三十余人也因反对校方专制退学。当时，校方无理斥退学生，引起学生公愤，校方反加以“聚众滋事”的罪名，并以禀明两江总督严加惩办相威胁。学生义无反顾，集体离校。他们得到了中国教育会的支援，章士钊（此前因他故退学）、林懿均等三十一人加入爱国学社。

4月13日，杭州浙江大学堂学生也因反对总理劳乃宣等无理开除学生，八十余人集体退学。退学生仿照爱国学社的样子，自建了励志学社。励志学社得到了中国教育会的资助。

5月3日，上海广方言馆学生因反对总教习舒高第，倡议集体退学，总办赵滨彦竟欲调兵围校，后见学生不屈，才设法调停。

5月9日，杭州教会学校蕙兰书院学生因反对美国教士甘惠德的欺侮虐待，五十余人退学，组成了改进学社。

一时间，各地退学、罢课、集会等反抗斗争风起云涌，被社会上称为“学界风潮”，一些学生则自称为“学界革命”。“学界风潮”是新型知识阶层在政治上崛起的一种表现，学生们反对专制、奴化，要求自由、平等，忧国忧民，表现了民主主义的觉悟，同时也使斗争带上了明显的政治性质。这种斗争为进步师生献身爱国运动和革命运动起了动员作用。

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始终如一地积极支持各地进步师生的正义斗争。除去人力、物力的支援和行动上的指导外，它们特别注意了政治上的指导。教育会和学社的喉舌《苏报》为此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它增强了“学界风潮”的政治性质，指出：“官立学堂，政府压制之小影也”；“教会学堂，宗教压制之小影也”⁽⁹¹⁾。因而斗争的内容是“脱奴隶之教育，去专制之范围”；“释宗教之迷信，不受外人之羁绊”⁽⁹²⁾。这种斗争乃是“政治界反抗力之先声”⁽⁹³⁾，“国民竞自由权之起点”⁽⁹⁴⁾，“新中国独立之起点”⁽⁹⁵⁾。《苏报》还指出，“改革政体，无不从学界起点，此东西各国通例也”。中国“学界风潮至今始有萌芽，而其前途之变幻，必波谲云诡，发现于二十世纪大舞台”⁽⁹⁶⁾。从这种认识出发，它要求学生们在斗争中注意“有意识”与“无意识”之分，“当争之于精神，不当争之于形式”⁽⁹⁷⁾，也就是说要坚持“学界风潮”的反对列强侵略，反对清廷专制的政治方向。教育会和学社成了“学界风潮”的指导者和国内先进知识分子的注意中心。

1902年的冬天，中国教育会还创办了爱国女学校，蒋观云任经理，后亦由蔡元培接任。为响应教育会的主张，江苏一些城乡建立了教育会的分支。殷次伊、丁初我（祖荫）、徐觉我在常熟将他们组织的敩学同盟会改组为中国教育会常熟支部，设立了塔后小学校；金天翮、杨天骥等在吴江同里组织了中国教育会同里支部，创办了同川学堂（亦名同里自治学社）；同里支部成员柳人权（亚子）、陶亚魂在吴江黎里又组织了中国教育会黎里支部，开会演说。教育会的成员在上海还主办不少事业，如钟宪鬯主持的科学仪器馆、《科学世界》杂志，陈竞全主持的专出进步书刊的镜今书局，林獬主办的《中国白话报》等。所有这些事业的发展，壮大了教育会的实力，保证了它在政治斗争中能发挥更大的力量。

在新型知识阶层崛起于政治舞台的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对“中等社会”，“学生社会”的礼赞。《新湖南》一书说：“吾湖南而为埃及，必有人为亚拉飞；吾湖南而为非律宾，必有人为阿君雅度；吾湖南而为杜兰斯哇，必有人为古鲁家。若而人者，必出于中等社会无疑也。”《教育界之风潮》一书说：面对祖国危亡，“居今日而欲图补救，舍中等社会其谁属哉！”该书还说：“学生社会之于国家关系重且大，学生社会一日不立，则新党一日不能结，中国一日无望。”这种对“中等社会”、“学生社会”的推崇，是新型知识阶层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和它在近代革命中所处地位的表现。这些知识分子不再像古代的“士”那样自居为“上等社会”；相反，他们视“上等社会”为仇敌，指责“挟政柄者，大率皆顽钝腐败之魁杰”⁽⁹⁸⁾。另一方面，他们又强调自己与“下等社会”——农、工、商的不同。他们承认“下等社会为一国之主人”⁽⁹⁹⁾，但认为其没有创造新国家的能力。有人说：“下流社会，如长发、大刀等，亦尝有之矣，亦曾见于国家大事有益否耶？以暴易暴，暴更甚焉。纵使前此之建社会者，竟能改革旧政府，有所建设，吾恐其速亡国之祸也。”⁽¹⁰⁰⁾这种对劳动民众反抗斗争的蔑视无疑是荒谬的，但其中也包含着一些真理：古代类型的人民起义不足以挽救中国的危亡，只有寄希望于代表新的生产力和新生产关系的阶级或阶层，而这种新的社会关系正是新型知识阶层创造力的源泉所在。人们正是抱着对新的社会力量的期待来赞美“中等社会”或“学生社会”的。《苏报》指出：“盖学生者，实能于方今各社会中独树一帜，有吸取新思想之资地，有翕受新感情之脑筋，有担任新中国之学问。社会主义方倒欧风、倾亚雨而来，旁皇而无所著，而直接承受之力，不得不以学生为之媒。”⁽¹⁰¹⁾根据以上对自身地位的认识，这些“中等社会”的人们认为自己的责任在于：“提挈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也就是说，他们自觉地把领导近代革命的责任承担下来了。为什么在新型知识阶层投入之后，步履艰难的反清革命迅即生动活泼起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个阶层具有这种觉悟性。新型知识阶层的这种觉悟性，究其根本，是中国资产阶级觉醒的一种表现。但他们不是阶级论者，不懂得这一点。他们甚至把自己所附着的，包括在农、工、商中的资本家阶级，也视若等闲。

还可以指出这样的现象：随着新型知识阶层的愈益活跃，赞美“中等社会”的热情反倒冷却下来了，代之而起的却是对它的各种各样弱点的指责。这种现象固然是这个幼稚、软弱的社会阶层免不了要经受的，但这决不是它对自己的历史责任畏怯的表现，而是一个痛苦的加深认识的过程。经过一番回味之后得出的认识，毕竟要比此前高明。他们指出：“支那民族经营革命之事业者，必以下等社会为根据地，而以中等社会为运动场。是故下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中坚也；中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前列也。”⁽¹⁰²⁾他们还说：“其游说煽动也……自学生与农民为伍而继之以学生与军人为伍。主义掞扬，徒党充实，而后能挫折政府之锋芒而无所于衄。支那之劳动社会、军人社会，大半出于秘密社会之间，而以军人社会、劳动社会与秘密社会相为援引，则自成不可拔之根据。故担任下等社会革命教育者，不可不联络三种社会构成其统一之机构，而增进其活动之形势。”⁽¹⁰³⁾这里，对于新型知识阶层以及各个可能投入革命的阶级、阶层的估量，比过去要客观、准确得多。辛亥革命的整个进程都没有脱离这种估量。但是，人们不能要求新型知识阶层在其开始活跃的阶段就导演出惊天动地的活剧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