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法统重光”" class="reference-link">第二节　“法统重光”

一　徐世昌下台" class="reference-link">一　徐世昌下台

直奉战后，直系一时间成为中国实力最强的军阀派系，以南北交通动脉京汉、津浦铁路和东西交通动脉陇海铁路为依托，控制了从北到南十个以上的省份，并实际操纵着北京政治。这极大地刺激了直系各色人等的政治欲和权力欲，直系领袖曹锟开始作上了总统梦，也想过一把总统瘾；直系灵魂人物吴佩孚则膨胀着“统一”全国的野心，企图以此而“青史留名”；其他围绕着曹、吴两人的政客、军人，出于各自的利益考量，各有打算，或拥曹或拥吴，谋名逐利，在北京政治的浑水中搅和。不过在直系战胜奉系之初，对直系而言，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进行政治善后，解决法统问题，争取全国舆论，获取合法资源，为独占北京中央政权打下基础。

奉系失败后，仍在大总统任上的徐世昌因其拥皖亲奉倾向而为直系所不能容忍，推倒徐世昌、改造国务院是直系的既定方针。张作霖在撤离滦州出关前，曾经有电致吴佩孚，对徐世昌在战争前后的作为颇有揭露，更激怒了直系。张电称：“前总统不愿有人干涉其用人行政，屡派徐世章、吴笈孙请予带兵入关维持，不幸而战而败，退守滦州，本拟收集余部，渐次出关，以保予关外利益。乃徐固派人来滦，劝勿罢兵，予不愿再被人利用，故毅然撤退，此次全系徐作祟，予不能负责。”⁽¹²⁴⁾不过，如何名正言顺地赶走徐世昌，以泄对徐之恨，并利直系扩张势力之私，又要“合理合法”，以避舆论指责而引起他方反弹，却颇费思量。恢复民国六年被“非法”解散的国会、赶走徐世昌的谋划，因此而浮出水面，因为恢复了“旧”国会（民二国会即第一届国会），则由“新”国会（民七国会即第二届国会）选出的大总统徐世昌之合法性自然失去，而一向不承认“新”国会合法性之南方广东政府，也将失去“护法”的合理性，如此承续民国法统，可谓一箭而双雕。这种设想最早源出于一帮既不甘心失去政治地位、又不愿附和南方非常国会的旧国会议员。1921年12月，旅京旧国会议员发表宣言，提出了恢复民六国会，完成宪法，促进自治的主张⁽¹²⁵⁾。一班旧国会议员也在日日讨论恢复旧国会的方法与步骤。旧国会众院议长吴景濂在脱离南方回到北方后，先是于直奉战前去东北劝说张作霖支持恢复旧国会，接着在直奉战后向吴佩孚游说其主张，引起了吴佩孚的重视。吴既有政治野心与“统一”梦想，又不时表现出讲求“道德”，故倾向于以恢复旧国会作为直奉战后解决政治善后诸问题之枢纽。

5月10日，还在直奉战争余波未了之际，曹锟、吴佩孚即召集直系高级将领在保定开会，商讨如何进行政治善后的问题，旧国会两院议长吴景濂、王家襄也应邀出席。一些急于通过拥戴曹锟而得宠幸进的直系军人政客，提出立即赶走徐世昌，拥曹锟为总统的主张。但吴佩孚及其支持者则主张以恢复旧国会作为过渡，使曹锟的总统经由国会选举“合法”产生。参加会议的吴景濂对总统由谁担任并不介意，他向吴佩孚表白，“君等握实权有实力者之意见为如何便如何”。他最关心的是恢复旧国会，以获得自己的利益，为此，他向吴佩孚进言：“中国数年糜乱，皆由法律无效所致，予等在南方护法，即为此点。故法律问题若能解决，则徐氏之地位系非法选出，自然迎刃而解。故今日办法，仍要在北方树护法之旗帜。要知揭出护法旗帜，不但数年护法问题可以解决，则公等与曹巡阅使所处之困难，亦可解决”。他还就进行步骤献计说：“既以揭出护法旗帜为然，予拟在天津先假直隶议会会场及会址，设立第一届国会筹备处，由予通电全国，号召第一届国会议员来津，并将筹办情况由予密电西南护法团体，使之响应”；“公等接吾电报，请联合直系各省军民人员复电响应，并就予之通电再为通电全国，令北京军警对徐不加保护，请其即日出都。”⁽¹²⁶⁾吴景濂的提议颇获主张循“法律途径”行事的吴佩孚之欣赏，“吴云恢复旧会，乃国会本省事，余愿作后盾”。在吴佩孚的坚持下，曹锟也同意先恢复旧国会、赶走徐世昌，作为政治善后的第一步。“曹云，余早主张恢复旧会者，请诸君速进行，有反对者，余当以武力待之”⁽¹²⁷⁾。至于请出黎元洪复职，最初并未在直系首领的计划中，但赶走徐世昌之后，政府总须有人代表，“既恢复旧国会，无不恢复旧会产出之总统之理，而旧会产出之总统，袁、冯二公以外，惟有黄陂，自应请黄陂依法复位。此即保洛方面之本意”⁽¹²⁸⁾。直系于是作个顺水人情，请出黎元洪复职，本意不过当其为可上可下可操纵之傀儡，“为曹过渡”，哪知黎元洪不识相，假戏真做，于是又有了一年后驱黎之一幕，初非直系扶黎复职时始料所及。

直系高层决策先恢复旧国会之后，其实行步骤即如紧锣密鼓，着着进行。第一步当然是制造舆论，这是军阀们的拿手好戏。吴佩孚令其政务处长白坚武为孙传芳代拟电稿，由其打头炮⁽¹²⁹⁾。孙传芳时任长江上游总司令，在直系将领中排名并不靠前，忽有如此“立功”机会，岂能轻易错过。5月15日，孙传芳率部下联名发表通电称：“巩固民国，宜先统一。南北统一之破裂，既以法律问题为厉阶，统一之归束，即当以恢复法统为捷径。应请黎黄陂（元洪）复位，召集六年旧国会，速制宪典，共选副座。非常政府，原由护法而兴，法统既复，异帜可消，倘有扰乱之徒，即在共弃之列。”孙传芳的通电不仅提出了恢复旧国会，而且提出请黎元洪“复位”，立即引起全国舆论的关注。随后吴佩孚对北京新闻界称，“恢复旧国会及国事会议各问题，现正征求意见，应以多数人心向背为从违，不作成见”，实际是对外放风⁽¹³⁰⁾。19日，曹锟、吴佩孚领衔与直系将领联名发表通电，声称：“近来国内人士有倡恢复六年国会者，有倡召集新新国会者，有倡国民会议，协同制宪，联省自治者，究以何者为宜，特于本日通电各处，征求民意，以为处理善后参考。”⁽¹³¹⁾

曹锟、吴佩孚所谓“征求民意”之电既出，直系各督及不少政界名流，如梁启超、熊希龄、汪大燮、孙宝琦、钱能训、王宠惠、谷钟秀、张耀曾等，纷纷通电响应，“解决纠纷当先谋统一，谋统一当以恢复民国六年国会完成宪法为最敏速最便利之方法”⁽¹³²⁾。同时又致电广州孙中山和非常国会称：“公等护法之功，永久不朽，当为国民所公认。乃者北京非法总统业已退职，前此下令解散国会之总统，已预备取消六年间不法之命令而恢复国会，护法之目的，可谓完全达到。北方军队已表示以拥护正式民意机关为职志，南北一致，无再用武力解决之必要。敢望中山先生停止北伐，实行与非法总统同时下野之宣言，倘国会诸君，惠然北行，共图国家大计，全国同胞实利赖之。”⁽¹³³⁾ 从而给曹、吴的主张抹上了一层民意色彩。与此相呼应，吴景濂、王家襄等如约到天津，筹备第一届国会复会工作。5月24日，旧国会部分议员七十余人（其中一部分是未参加南下护法者，一部分是从广州非常国会脱离北来者）在天津召开第一届国会筹备会，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任主席，讨论复会工作，决定选派委员到上海、广州等地，招揽议员回京，并对外发出通电，声明第一届国会将依法复会。5月28日，曹锟、吴佩孚联名电复国会筹备会，表示赞成恢复国会，支持议员自行复之举。为了促成南方议员的北上，吴佩孚还于6月7日致电交通部，令其对“旧国会议员北上一律免票，以示尊崇”⁽¹³⁴⁾。

有了恢复旧国会与请黎元洪复职的舆论铺垫，直系驱赶徐世昌下台的活动也就顺理而成章。5月10日，吴佩孚密电直系各省督军，“以收束现局分常局、创局两法。常局则恢复法统，即南政府可即时取消，中央可同时改良，副总统可即选出，北洋正统可即巩固，旧会制宪完毕闭会，正式国会、总统即根据新宪成立。创局则召集各省军政代表及省会各法团代表择地开会，共议国是，但事属创格，在常法上无根据。西南以法统说相抗，势必再以武力征伐，且代表集齐期限太长，各省现情太杂，夜长梦多，贯彻不易”。吴佩孚的意见当然是取“常局”而弃“创局”，并特意申明曹锟“尤赞成常局办法”⁽¹³⁵⁾。此电既出，直系各督当然群起拥护，实际也是暗示徐世昌准备下台。28日，曹锟、吴佩孚在天津召开紧急会议，电请黎元洪复职，以谋统一，并联名电复旧国会筹备处，对民六议员自行集会表示支持⁽¹³⁶⁾。孙传芳亦于同日再度致电徐世昌，明白提出请其下台的要求，电称“法律神圣，不容假借，事实障碍，应早化除”；“旧会召集，新会无凭，连带问题，同时失效”；望徐“体天之德，视民如伤，敝屣尊荣，及时引退”。随后，苏督齐燮元也通电呼应孙之主张⁽¹³⁷⁾。

徐世昌本为北洋元老，但毕竟是文人而非武人，没有实力的支撑，自出任大总统后，周旋于北洋各派系军人之间已属不易，而又因拥皖亲奉为直系所忌恨，在直系武人的嚣张面前，自知无力抗衡。吴佩孚、孙传芳等人电发后，徐久居北京官场，自然明白个中奥妙，5月31日即发出通电，称吴、孙等电“忠言快论，实获我心。果能如此实行，使亿众一心，悉除逆诈，免斯民涂炭之苦，跻国家磐石之安，政治修明，日臻强盛，鄙人虽居草野，得以余年而享太平，其乐无穷，胜于今日十倍”。表白“一有合宜办法，便即奉身而退，决无希恋”⁽¹³⁸⁾。当然，徐世昌并非愿意痛快离职，他还贪恋大总统的名衔，企图继续干下去，他曾以所谓“新新国会”的问题作为拖延之计。1920年直皖战后，皖系操办的第二届国会（安福国会）被迫闭会，徐世昌曾下令依民元选举法进行新一届国会议员选举，筹备召开所谓第三届国会。但因各方意见不一，自1920年秋到直奉战前，选举完成的省份亦不过三分之一，南方省份抵制此次选举自不待言，即便是直系内部对此亦有争议，直隶省即未进行选举⁽¹³⁹⁾。直奉战后，直系打出恢复“法统”的旗号，所谓第三届国会（即“新新国会”）已经选出的议员不甘寂寞，发表通电提出，“本届国会，系从旧法改选，在政府既足以维持法统，尊重民权，而被选者亦极自由，绝无党派官厅之操纵”，因此主张未选各省从速完成选举，召开新一届国会，解决“法统”问题。他们还讽刺旧国会议员说，“议员不过人民之代表，断未有十年以前之选举，代表十年以后之人民”⁽¹⁴⁰⁾。但他们势单力薄，没有实力后台，也没有可为直系利用的意义，故其呼吁毫无反响，徐世昌也不可能依靠他们摆脱下台命运。

直系为使徐世昌尽快走人，采取了双管齐下之法。一方面，6月1日由吴景濂、王家襄等领衔旧国会议员发表宣言，责“徐世昌窃位数年，祸国殃民，障碍统一，不忠共和，黩货营私，种种罪恶，举国痛心”，声明民国六年解散参众两院的命令无效，徐之总统纯属非法选举，应即宣告无效；自6月1日起第一届国会恢复，完全行使职权⁽¹⁴¹⁾。这就在名义上剥夺了徐世昌再任的“法理”依据。另一方面，吴佩孚也于当日致电在北京的直系干将、交通总长高恩洪，告其“日来各方以敦请元首下野之电，来商者联续日多。大势所趋，心理相同，似应及时自退，以保尊荣。公等宜再进府密陈，速下决心，免风气云发，更难收也”⁽¹⁴²⁾。实为对徐再行威胁。1日深夜，吴佩孚的参谋长李济臣电驻京代表钱少卿（宗泽），谓：“吴大帅发怒，已回洛阳，将来一定要将徐赶走，你为何不注意好好办？”钱聆电话，恐吓失状，次日大早，即以军用电话向总统府秘书长吴笈孙疾声言：“吴大帅有电话来，要徐世昌赶快腾总统府。”⁽¹⁴³⁾当日，钱少卿还数次致电徐世昌，语气强硬地质问他何时离开北京。中午，徐世昌设宴欢迎刚刚返国的驻英公使顾维钧，席间又接到吴佩孚迎黎复职电。至此，徐世昌亦知总统之位不保，北京无法再留，但这位老谋深算的北洋老官僚接电后不露声色，当午宴结束时，却突然当众以“衰病”为由宣布辞职，并令“依法由国务院摄行职务”，然后即乘火车离京赴津，结束了三年多的大总统生涯。由周自齐领衔的北京政府不敢怠慢直系，随即电致吴景濂与王家襄，称“遭逢世变，权领部曹，谨举此权，奉还国会，用尊法统，暂以国民资格维持一切，听候接收”。而曹锟与吴佩孚也就堂而皇之地令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对北京秩序“务望督饬地方军警极力维持，保安大局”⁽¹⁴⁴⁾。

二　黎元洪复职" class="reference-link">二　黎元洪复职

徐世昌下台后，直系将领纷纷发出通电，以“国家不可无主，大位不可久悬”为由，“恭请”黎元洪复职⁽¹⁴⁵⁾。吴佩孚发出通电，宣称“我黎大总统遭非常之变，延垂绝之统，以公意为进退，法所当然。”不仅“屡电黎黄陂，早定中枢，以巩国基”，而且“通告各省督军，电促黎黄陂复位”⁽¹⁴⁶⁾。于是，直系治下各省纷发劝进通电，半壁江山处处高唱迎黎之声，大有黎不出山，如苍生何之势。本依附于黎元洪左右的幕僚哈汉章、金永炎等也颇为兴奋，极力劝黎出山，希图攀龙附凤；国会两院议长吴景濂、王家襄同往黎宅“敦请”，北京政府代表高恩洪专程赴津“迎迓”。一时间，“劝驾之代表往来不绝于路”，各方名流政要云集天津，使得因张勋政变下台后在天津蛰居多年、受人冷落的前大总统黎元洪，一时间似乎成了民国政坛众望所归的中心人物。

面对直系敦请复职的举动，黎元洪在内心里当然自鸣得意，而对外则表示出清高之态，一方面称“国家未能统一，不敢冒昧出任”；另一方面又说“既各方面迫于救国热诚，力促余复出任职，余岂能再事高蹈，亦只得牺牲个人之前途”。但是，为了表示他非为个人利禄权位而出山，也为了在军阀强势下获得一定的活动空间，黎元洪故作姿态，提出以实现“统一”、“废督裁兵”、“整理财政”作为复职条件，其中尤以“废督裁兵”为中心，并声称“非俟曹、吴、国会切实依我条件，决不就职”⁽¹⁴⁷⁾。

6月6日，黎元洪正式发表“废督裁兵”通电称：“今日国家危亡，已迫眉睫，非即行废督，无以图存。若犹观望徘徊，国民以生死所关，亦必起而自救。恐督军身受之祸，将不忍言。为大局求解决，为个人策安全，莫甚于此”；“督军诸公，如果力求统一，即请俯听刍言，立释兵柄，上至巡阅，下至护军，皆克日解职，待元洪于都门之下，共筹国是。微特变形易貌之总司令不能存留，即欲划分军区扩大疆域，变形易貌之巡阅使尤当杜绝。国会及地方团体，如必欲敦促元洪，亦请先以诚恳之心为民请命，劝告各督，先令实行。果能各省一致，迅行结束，通告国人，元洪当不避艰险，不计期间，从督军之后，慨然入都。”⁽¹⁴⁸⁾“废督裁兵”就是削弱军阀专权，裁减庞大武力，实现国家在文治下的稳定发展，是多年来社会各界和舆论的普遍要求，黎元洪此举确也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各地绅商和社团纷纷通电响应，北京各省区自治联合会发出通电，提议召开国民废督裁兵大会，请北京政府下令永远废除督军制及军区制；组织裁兵委员会，限制军饷；督军如不解职实行废督。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等，以裁兵促进会理事身份，在7月2日具呈黎元洪，建议发明令：一、从是日始，无论如何情形，不得新招一兵；二、巡阅使、督军、护军使等职即日废止，并不得以督军改任省长或总司令；三、即日召集全国裁兵会议⁽¹⁴⁹⁾。而且列强也曾在华盛顿会议上向中国施加压力，认为中国财政困难、政局不稳，均由于军队人数过多，因此“切望中国政府应举行迅速暨切实之办法，以期裁减上开之军队与支出”⁽¹⁵⁰⁾。这也给了黎元洪提出裁兵的底气。

但是，黎元洪的裁兵提议却使武装在手、拥兵自据的直系武人颇为恼怒，认为“以裁兵废督法律、政治两无所据，适丧威信，主谋、主稿之人恶不胜诛。”⁽¹⁵¹⁾只是碍于解决“法统”问题，迎黎复职的声势已经造成，他们不便立即发作，而是在7日由曹锟、吴佩孚联名发表通电，表示“锟与佩孚对于元首废督裁兵意见根本表示赞成，决当以身作则，先从直隶做起，并决以诚意助元首进行。一切完全由锟与佩孚负责”⁽¹⁵²⁾。接着，直系诸将齐燮元、冯玉祥、田中玉、萧耀南、陈光远等相继发出拥护“废督裁兵”的通电。张耀曾亦告黎，“外间风云大变，如再坚持，恐失人心，不做总统则可，不做人则不可，前途不堪设想云云。黎似有活动意”⁽¹⁵³⁾。有了曹、吴的上述表示和社会舆论的态度，黎元洪也就有了复出的借口。他不再扭捏作态，于6月10日连发两电，一称曹、吴之表示“体国公忠，立志坚决，天心悔祸，元气昭苏。元洪忧患余生，得闻福音”；于此“群龙无首，京辅荡摇，再任悬延，或生剧变”之时，定次日“先行入都，暂行大总统职权，维持秩序”；一称其入都不过暂行总统职权，其他法律问题，俟国会恢复后听候解决⁽¹⁵⁴⁾。

1922年6月11日，黎元洪自天津到达北京，中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大总统复职典礼，他在复职演说中称：“出京五载，国家元气斲丧如是；此来因各方敦迫，不得已暂行大总统职权，藉以维持国际上之地位，其余各事，静待国人解决。”其后，他宣布撤销民国六年解散国会的命令，任命颜惠庆署理国务总理⁽¹⁵⁵⁾。为了消弭所谓南北分裂局面，实现“和平统一”，黎本意想组织南北“混合内阁”（他任命谭延闿为颜阁内务总长，黄炎培为教育总长即有此意），并由南方政府的伍廷芳出任内阁总理，故颜惠庆在任职后对外通电称，“在伍公首途以前，阁席未便虚悬”，自己不过“暂行承乏，维持现状。并经一面电促伍公早日莅驾，藉惋殷望”⁽¹⁵⁶⁾。但因黎之复职不为南方广东政府所承认，谭延闿率先表示不能悖护法立场而就北京政府职，伍廷芳也于6月20日发表通电，拒绝出任内阁总理，并称黎之复职“缺乏法律依据，不敢轻易苟同”。所谓南北“混合内阁”的设想未能实现。

黎元洪在直系支持其复职之初，还是企图有所作为，其间他最为坚持的，应为“废督裁兵”的主张。军阀混战、武力交兵，是民国政治动荡的主要原因，也是民众生活困苦的重要因素，“废督裁兵”的主张迎合了社会需要，也得到各地民众团体和舆论的积极响应，当黎元洪上台之初，各地民间团体纷纷举行集会，发表通电声明，要求“废督裁兵”，永远废除军阀干政的基础，舒缓民众养兵并为兵所乱的痛苦。黎元洪以“废督裁兵”为其主要政治诉求，在北京政府设裁兵委员会，希望以此不仅获得社会各界的支持，也为自己在直系武力威胁下当政寻求缓冲。但是，“废督裁兵”却完全有悖于军阀的利益，武力是军阀得以拥兵自重的根本，而且从上至下、从大到小形成为环环相扣的利益，面对社会各界的要求，军阀的利益是一致的，面对他系军阀的裁兵主张，本系军阀的利益也是一致的，总而言之，“督”的名义可废，而兵的实质万万不可裁，由此注定了“废督裁兵”的主张之不能实现。

当黎元洪提出“废督裁兵”主张之初，曹锟、吴佩孚为笼络人心，在口头上表示支持。6月15日，曹、吴在保定召开的直系将领会议上，呼应“废督裁兵”的主张，提出在全国“废督”，另行设置若干军区以掌兵的方案。7月6日，吴佩孚又在致北京政府电中提出了裁兵具体办法，建议大省置二师，中省置一师一旅，小省置一师，全国共置四十师，余悉裁撤⁽¹⁵⁷⁾。不过，吴佩孚提出这样的主张，主要是为了裁别人的兵，而不准备裁自己的兵，因为“裁兵废督之举，要为百年大计，所关尤须通盘筹划，兹事体大，非俟统一之后，无从着手”⁽¹⁵⁸⁾。而且，当时“北方各省且有添招新兵之事”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以至惊动外交团在7月20日根据华盛顿会议要求中国裁兵的决议，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质问，宣称“中国近日情形，不但与华府议案大相违背，即与黎总统鱼电主张，亦相径庭，对内对外不符之处甚多。”⁽¹⁵⁹⁾ 直系既如此，刚刚在战争中失败的奉系更是如此，不仅不能裁兵，而且要大张旗鼓的扩军，以备来日再战，其他大小军阀的反应亦可想而知。山西督军阎锡山曾电陈北京政府，认为裁兵是“矫枉过正，徒骛虚名，反滋流弊”，“现有之兵，来自招募，生计艰难，迫而为此，一旦被裁，势必要求恩饷，当此财政奇绌之时，安有巨款遂其要求，稍不如意即哗变。充兵既久，坐食成性，被裁以后，穷无所归，辗转勾结，流而为匪”；“锡山久绾兵符，兼膺民政，熟权利弊，几费筹思，以为欲图根本之廓清，必当有完备之计划”⁽¹⁶⁰⁾。“鲁拟领薪办法十一条，条文迄未到。皖以欠饷太多，无款谈不到裁兵。苏复电赞成，但无办法”⁽¹⁶¹⁾。说一千道一万，兵是军阀的护身符，是万万裁不得的。

裁兵既不可行，废督的名义倒是有了“成效”。6月15日，黎元洪下令免去江西督军陈光远本兼各职（因陈当时在江西的地位已不保），其后任命曹锟保荐的援赣军总司令蔡成勋为“督理江西军务善后事宜”。27日，吴佩孚致电陆军部，提出“废督之制甚急，各省宜改以督理全省军务名义为宜”⁽¹⁶²⁾。从此以后，换汤不换药的“督理”名义便代替了已经声名狼藉的“督军”名义。黎元洪还想以省长取代督军，以压抑军权，张扬民权，他上台后曾先后任命高凌霨为直隶省长（后改王承斌），张绍曾为陕西省长，张其锽为广西省长，王永江为奉天省长，汤芗铭为湖北省长，王瑚为山东省长，韩国钧为江苏省长等。但他的做法首先就遭到直系的反对。6月23日，吴佩孚致电国务院，警告“南北尚未统一，封疆大吏，不宜大肆更张，恐生反动”。8月1日，吴又通过陆军次长金永炎转交黎元洪电，认为“督军一制，在今后万无存在之理，南北统一之后，军制军区如何兴革划分，应由中央召集全国军事会议，讨论实行。现在新旧交替，各省军队复杂，治安所托，省长往往不能负责。如裁撤督军省份，似宜有督练或督理字样，以维现状”⁽¹⁶³⁾。所以，黎元洪的做法根本行不通，上述经他委派的省长，除了直隶和江苏两省以外，其他省长均未能或未敢到任。黎元洪还曾企图令兼任省长的督军，如山西的阎锡山和新疆的杨增新辞去督军，专任省长，结果为阎、杨所拒；黎元洪又企图将河南督军冯玉祥改派为苏、豫、皖“剿匪”总司令，从而裁撤河南督军，但因江苏督军齐燮元的反对而未成。总而言之，黎元洪的“废督”，除了废了几个“督军”的名义或将“督军”易名为“督理”之外，几一无所成。

与黎元洪的“废督裁兵”主张相呼应，不在直系控制下的南方诸省则附和了黎元洪的主张，并与“联省自治”运动相结合，以“废督”而强调“自治”和“民主”。6月15日，浙江督军卢永祥宣布废去浙江督军职，“惟以尚无合法政府，未便交卸。且仓猝离职，恐滋军佐疑虑，不得已，乃以第十师师长名义，暂行维持原有防地”⁽¹⁶⁴⁾。其后，卢永祥改称浙江“军务善后督办”，20日宣布“善后纲要”：浙江省境内不受任何方面非法干犯；所部各军防地，暂仍其旧；省内各行政机关均仍其旧；裁兵事宜关系重大，俟合法政府成立，全国裁兵计划确定，即时实行；各军饷项及关于军事各项经费，仍在国税项内开支⁽¹⁶⁵⁾。可见卢永祥的“废督”根本不影响其实际权力，无非是从“北京政府任命的督军一变而为团体拥戴的督军”而已⁽¹⁶⁶⁾。8月1日唐继尧出任云南省长，废除靖国军司令名义；12日，袁祖铭出任贵州省长，取消黔军司令名义；10月1日，赵恒惕被湖南省议会推举为省长，取消总司令名义；12月2日，四川刘成勋废除总司令名义，改称临时省长。但这些名义的改动无非是名改而实不改，控制各省实际权力的仍是没有“司令”名义的军阀“省长”。总之，经过一番大张旗鼓的宣传，黎元洪的“废督裁兵”结果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不了了之。

三　反直阵营对黎元洪复职的反应" class="reference-link">三　反直阵营对黎元洪复职的反应

旧国会复会，黎元洪复职，民国政治似乎重回民初轨道，那些从来以枪杆子为后盾、视法治为儿戏、对政治颐指气使的直系军阀们，却发出一片对“法统重光”的欢呼声，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但是，反直阵营对此却有不同态度。徐世昌下台后，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于6月3日率先发出通电，反对黎元洪复职。他提出：“大总统对内为国民公仆，对外为政府代表，决不能因少数爱憎为进退，亦不容以个人便利卸责任”；“盖既主张法统，则宜持有统系之法律见解，断不容随感情为选择，二三武人议论，固不足变更法律，二三议员之通电，更不足代表国会”；他认为黎元洪当年下台时所余之一年三个月的总统任期，已由冯国璋代理期满，黎“在法律上成为公民，早已无任可复”；则“黄陂复位之说，适陷于非法”；进而声称：“当视力之所及，以尽国民自卫之天职，决不忍坐视四万万人民共有之国家，作少数人之孤注也”⁽¹⁶⁷⁾。接着，同属皖系的淞沪护军使何丰林于7日发表通电，主张以第一届国会从速制宪，“一俟宪法告成，再行依照宪法规定，召集国会，选举总统”；如此，则徐世昌“法律上之地位，固仍然存在，在未经依据宪法，改选总统以前，应仍由现政府维持现状，以免纷更”⁽¹⁶⁸⁾。以徐世昌和皖系的关系，他们有此论并不意外，但此时皖系的实力远不能与直系相比，卢永祥等也不过表示其态度，而无力采取实际行动。及至黎元洪复职成为事实，卢永祥又在6月13日致电表示祝贺，曲以应付，但他只承认黎为“事实上之总统，而非法律上之总统”，声称黎为“先行入都，暂行大总统职权，元首地位待诸国会解决”⁽¹⁶⁹⁾。至于奉系的态度，因其军事失败，自知暂时无力干涉北京政治，而求保有其东三省地盘，故对此敷衍了事，态度模糊。6月3日，东三省议会发出通电，表示将“本自决之精神，谋统一之实现”。黎元洪复职后，东三省商工联合会于20日发表通电，表示赞成统一，但同时又声称东三省“伏莽未靖，而沿边防务地方堪虞，……非有重兵，不足以资保卫，东三省原有军队，一时断难遽裁，绝非废督裁兵四字，空言漫能解决”⁽¹⁷⁰⁾。此后，奉系在东北埋头练兵，整军经武，以图再起，对北京政治态度中立，轻易不表明态度。西南各省对黎元洪复职都“表示静默，以待时变”。广东陈炯明“方在避免政治之表示，故对于时局，大有不加闻问之态”⁽¹⁷¹⁾。

对黎元洪复职表示坚决反对者，只有孙中山领导的广东政府与非常国会。因为广东政府与非常国会直接与北京政府对立，如承认黎元洪复职、旧国会复会为恢复法统，则势须撤销己方政府与国会，犹如自废武功，不说孙中山等坚持理想的革命党人不同意，即便是非常政府与国会的不少成员，出于个人利益的考量，也不会同意。因此，当旧国会复会、黎元洪复职酝酿之初，国民党内即有人认为：“北方现在拟恢复之旧国会，多为广州非常国会已经除名之议员所主动，且内幕中不免有为军阀利用之嫌疑，故当以现在广州之非常国会为合法国会，而不宜别有所恢复；且黎元洪为六年六月十二日下令解散国会之应负责者，而其任期已由冯国璋完全代满，在法律事实两方面皆无复职之可能。”⁽¹⁷²⁾ 旧国会宣布于6月1日复会后，广州非常国会于3日召集全体会议，对所谓恢复“法统”的主张表示反对，并通电中外，否认续开民六国会的合法性，声明中华民国合法大总统及合法国会均在广州，法统当由广州国会继承⁽¹⁷³⁾。为了剥夺黎元洪复职的法理依据与道德正当性，6月6日，非常国会通电宣布黎元洪的三大罪状：一、毁法，“六年六月十二日竟下令解散国会，遂启南北连年战争”；二、叛国，“黎氏徇张勋之请，将中华民国统治权交付宣统，签字盖印，首先称臣”；三、辱国，“宣统复辟则中华民国既倾覆，元首有殉社稷之义，黎氏竟逃往日使馆躲避，受庇外人，污辱国体，莫此为甚”⁽¹⁷⁴⁾。非常国会的通电不接受黎元洪复职为合法。

6月6日，广州政府总统孙中山发表《就徐世昌退职对外宣言》和《工兵计划宣言》，表示其对黎元洪复职与旧国会重开的态度。孙中山在宣言中并未明确提及黎元洪复职与旧国会重开之事，但声明“溯自民国六年，武人称兵，国会被非法解散，构成大乱。本大总统受国民付托之重，统帅陆海军将士以护法戡乱，致力所在，务扫除不法之武力，俾国会得以自由行使职权”。如此则为广东政府和非常国会勾勒出明确的合法性传承路线图，以打消外界对广东政府和国会的质疑，故孙中山对外郑重声明其为“中国事实上、法律上唯一政府行政首领”，“正从事于改造中国旧生活之事业，而使之适合于政治及经济的环境”，并要求列强“不干涉中国内政”，不承认“北京之伪新总统”，实际还是否定了黎元洪复职和旧国会重开的合法性⁽¹⁷⁵⁾。

关于如何“改造中国旧生活”，孙中山在宣言中重申其“护法”主张，提出“欲约法之效力不坠，在使国会得自由行使其职权，在扫除一切不法之武力。否则，国会之行使职权，不但徒托空言，抑且供人利用，苟求已乱，适以长乱。故欲使今日以后，国会有自由行使其职权，不再受非法之蹂躏，第一当惩办祸国罪魁，第二当保障国会安全”。孙中山明确申明：“溯自黎元洪于一千九百十七年非法解散国会，全国政治即逞分裂之象。殆徐世昌于一千九百十八年非法就任总统，分离乃益以加甚。更因徐继续在位之结果，政府遂尔解体，国家之威信因亦堕落至往日未有之程度。”既然黎元洪和徐世昌的作为都被定义为“非法”，他们当然可以被合理的逻辑推理为“祸国罪魁”，徐世昌的退位固为正当，而黎元洪的复位亦不具有合法性。

对于如何解决民国政治的诸般问题，孙中山倡议以兵工计划对应黎元洪的裁兵计划，“祸首既惩，则乱法之武力，无自发生，故军队之安置，宜为要图”。为此，孙中山提议：“军兴以来，兵额较前增至倍蓰，此等兵士来自民间，为不法武力所驱使，非其本意，一旦裁汰，使之骤失所业，亦所未安。宜以次悉改为工兵，统率编制，一切如旧，收其武器，与以工具，每日作工约六小时至八小时，先修治道路，次及其他工事。工兵月饷，较现时倍加，将弁月饷百元以上者加五，其百元以下者加倍。此外则其工作所生产之纯利，以一半归于国家，以一半归于工兵，论人数均分，无自差等。如此则一转移间，易战事为工事，兵不失业，无铤而走险之虑，工事日繁，有生产发达之象。然后善用外资，投之实业，以起积年之疲弊，谋社会之繁荣。转危为安，悉系于此。现有兵数，既以次悉改为工兵，征集爱国之士，编制国军，定为义务，两年一易，其兵额以二十万人至三十万人为止。此法既行，即有不逞之徒，亦无武力以为之衅，毁法之祸，不可再作。国家机关，依照法令行使职权，无能妨阻之者，然后政治乃可入新轨道，而国家乃有长治久安之望也。”孙中山的计划看上去似乎颇为周详，但在当时武人当政、军阀视军队为其命根子的情况下，所谓兵工计划亦不过是孙中山的美好理想而已，而在孙中山不具有黎元洪的大总统身份时，他的兵工计划在军阀中得到的反响甚至还远不及黎元洪的裁兵计划。

不过，孙中山之所以为孙中山，在于他始终如一的理想主义精神与不懈的奋斗和追求。所以，他在宣言中仍然坦诚自信地表示：“今者直军诸将领既能知毁法之为非而忏悔之，犹当知护法之为是而服从之。数年以来，国内战争，乃护法与毁法战争，绝非南北战争。苟北方武人赞同护法，即此共同携手，以济时艰。故直军诸将为表示诚意，服从护法起见，应首先将所部半数，由政府改为工兵，留待停战条件。其余半数，留待与全国军队同时以次改编。直军诸将如能履行此项条件，本大总统当立饬全国罢兵，恢复和平，共谋建设。若进退失据，惟知假藉名义以涂饰耳目，则岂惟无悔祸之诚，且益长诪张为幻之习。本大总统深念民国以来祸乱之由在于姑息养奸，决为国民一扫凶残，务使护法戡乱之主张，完全贯彻，责任始尽。”

孙中山对于黎元洪复职和旧国会复会的反对意见，在直系军人中并未引起应有的反响，他们仍然是我行我素，操办着所谓“法统重光”之举。倒是吴佩孚在6月11日致电孙中山称：“戡乱而来，得仁而止。今当国是已明，山河再奠，东海于二日退隐津沽，黄陂依法复位，同心一德，共图建设，宜取消非常总统，揽辔北来，薰沐以待可也。”⁽¹⁷⁶⁾ 可以想见，孙中山对此亦不会有正面的回应，南北对峙依旧。

就在孙中山刚刚表示了自己对北京政局变动的态度之后，6月中下旬，忽发生陈炯明炮击广州总统府、驱逐孙中山的事件。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¹⁷⁷⁾，广东的政治环境发生变化，非常国会议员在广州感受陈炯明的威胁，不安于位，大部分人出走上海。到沪后，由于形势的变化，他们的政治态度也发生分化，一部分人认为，旧国会恢复是护法的成果，应该参加，但出席者应为参加过护法运动的议员，并应在上海集会，这反映了接近孙中山的部分议员的意见；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旧国会既已恢复，自应赴京参会，至于参加者的资格问题，只能在赴京参会后讨论，这反映了希望保持议员身份以维护其个人利益的部分议员的意见。此后，两种意见未能达成一致，留沪议员与赴京议员各行其是，非常国会无形解体，对黎元洪复职的反对声浪自然销声匿迹。

四　旧国会的恢复与新阁组成的反复" class="reference-link">四　旧国会的恢复与新阁组成的反复

8月1日，经历了解散、复会、再解散、再复会的第一届国会，在北京正式复会，由吴景濂担任众议院议长，张伯烈为副议长，王家襄担任参议院议长，王正廷为副议长。吴景濂在复会致辞中称：“今幸各方悔悟，法统重光，得再聚首一堂，共商国是，此为极可庆幸之事，又为极可痛心之事，以后同人应惩前毖后，一致努力，完成制宪大业，以尽吾人之天职，而慰国民之希望。”⁽¹⁷⁸⁾ 不过，国会两度解散，两度复会，议员们的表现良莠不齐，讲求功名利禄者所在多有，故外界不少人并不看好国会的前途，认为议员们“无远大之眼光，为国家一计久长之策，而惟沾沾于一时之利禄权位以及枝节之细事”而已⁽¹⁷⁹⁾。

国会复会后，首先在“民六”还是“民八”议员何为正统问题上争执不休。1918年7月和8月，南下广州护法的非常国会议员决议，将留在北京不愿参加护法的109名参议员、216名众议员共325名议员予以解职，其后又另行增补若干议员，使广州国会的参议员人数达到212人，众议员人数达到310人，是为“民八”议员。他们认为，黎元洪在1917年下令解散国会是非法的，南下议员在广州为护法而召开非常国会，是为维护法统，主持正义，且合乎法律；当时部分议员因故或不愿南下护法而被非常国会解职另补，亦为根据法律进行；现在国会恢复，“民八”增补的议员当然有资格出席会议，而“民六”议员中被解职者则没有资格出席。“民八”在京议员成立了“法统维持会”，并得到了孙中山的支持，向国会争权利。北京的“民六”国会议员则坚持，他们被广州非常国会开除没有法律依据，新增补的议员各项手续不完备，投票者亦不到法定人数，故“民八”增补议员没有资格出席国会⁽¹⁸⁰⁾。国会复会后的参议院议长王家襄就是当年被广州非常国会除名者，他与吴景濂都坚持“民八”议员不能参会的主张。一方要求参会，一方不让参会，双方剑拔弩张，尖锐对立，甚至动手动脚，发生肢体冲突，以至国会复会后根本无法正常工作。为了防止“民八”增补议员入场滋事，吴景濂等对国会会议采取了严密的保安措施，开会时两院会场均须戒严，议员凭证章入内，但仍无法避免参加过护法的非常国会议员的发难。舆论对此十分不满，认为议员吵闹，实为个人利益，“以此各党互相争权夺利暗斗之故，其结果于立法事业将一无所成，故今日中国之国会，实有不如无也”⁽¹⁸¹⁾。

8月30日，“民八”议员45人赴众议院，要求面见吴景濂，出席会议，结果“初则闭门禁阻，嗣始入院，多数议员允为依法解决”。9月5日，国会召开宪法审议会，焦易堂、邹鲁、谢持等护法议员相继发言，质问王家襄，何以不许护法议员代表进场？王的答辩不得要领，众谓法律不明，制订宪法何能使国人遵信。王谩骂，护法议员哄上殴王。双方动起手来，会场秩序大乱，会议无结果而散。次日，国会开常会，“民六”、“民八”议员又发生纠纷⁽¹⁸²⁾。其后，黎元洪请张伯烈、褚辅成出面调停，但“民八”议员坚持自身地位有效，反对调停，结果致国会第二届常会于9月18日被迫宣告停开。

10月11日，在有黎元洪及北京政府全体总长出席的国会第三届会议开幕典礼上，两派议员又发生激烈争执，护法议员干脆直接质问黎元洪，当年非法解散国会，何以不负责任，今日以何资格出席国会。黎元洪处境尴尬，会场里只好以“鼓奏军乐，以乱质问之声”。不少议员被便衣“如捕罪犯，挟出院外，委弃于城根马路，肆意挤压”⁽¹⁸³⁾。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闹大，影响国会的正常运作，吴景濂遂向黎元洪建议，设立“政治善后讨论会”，以此安置“民八”议员，并且每人每月补助400元。10月28日，“政治善后讨论会”正式成立，黎元洪任命王宠惠担任会长。有了此等安置，多数“民八”议员不再坚持与国会相抗，“民六”与“民八”议员的对峙渐趋缓和。

纯就法理意义而言，“民六”或“民八”议员“合法”与“非法”之争各有其理由，不过如果按选举法的规定，众议院议员任期为三年，无论是“民六”还是“民八”议员，实际任期都超过了规定年限，所谓“合法”与“非法”的争执更多的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与维护个人私利之口实，并不具有其本来意义。旧国会复会后，国会议员历经多年的政治动荡与分化组合，过往之党派特性更模糊不清，各种团体派系组合既有政治主张接近者，更有纯为派系个人利益者，他们对于制宪、组阁等事项各有主张，并为此纵横捭阖，演出了一幕幕政治剧，只是场外的观众对此早已失去了观看的耐心，更不必提军阀只不过将他们当作“民意”的工具。作为西方民主制度支柱之一的国会制度，在民初引进中国之后，并无坚实可靠的政治基础，在军阀枪杆子的压迫与操纵下，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其应有之地位与作用，所谓易桔为枳，此时的国会制度似乎已经走到了死胡同中，空余那些议员们还在台上表演其无用功。

内阁方面。1922年6月11日，黎元洪复职当天，任命颜惠庆署理内阁总理，因“颜与何人皆能共事，且素无私人”，直系保、洛两派因而“素重视颜，黎据此征颜，颜亦力辞，经强劝而后就”⁽¹⁸⁴⁾。黎元洪企图“笼络”吴佩孚，任他为陆军总长，可是吴佩孚偏不给黎元洪面子，声称“不开军人干政之嫌”，因此“势难兼领”陆军总长。不过，颜惠庆出任总理后，却得不到国会的支持。众议院议长吴景濂野心勃勃，其“为人不学无术，使气逞强”；“遇事把持，意气偾张”；“一面与直系周旋，一面要索以巨额党费及自身组阁为报酬”⁽¹⁸⁵⁾。他对颜惠庆上台很不满意，而且他“有一群新进的国会议员为其羽翼，供彼指挥。内阁的成败，悉视其喜怒而决定。而此一国会，既为产生下届总统的机构，因此更增重了他的牵制力量”⁽¹⁸⁶⁾。由于吴景濂的反对，颜惠庆不敢将内阁名单提交国会通过，他本人也不安于此“临时”身份，急于求去。7月31日颜惠庆请假离职，并表示“决不再代”，内阁由教育总长王宠惠暂代总理。

黎元洪复职后，一直考虑拉进南方知名人士组阁，以实现“和平统一”，加重自己的政治分量。8月5日，他任命南方知名人士唐绍仪署理内阁总理，就是他实现自己政治企图的第一步。黎元洪也知道此事的敏感性，事前专门派下属金永炎（金晓峰）到洛阳征求吴佩孚的意见。但黎元洪的打算与吴佩孚的“武力统一”主张相抵触，所以遭到吴的坚决反对。唐阁名单发表后，吴佩孚发表公开通电，指责“唐主上海八年和会，世间啧有烦言”；“金晓峰来，言之再三，不意一回京，卒然发表，显示别有用心，何以惺惺来洛，貌为周施？”⁽¹⁸⁷⁾ 吴佩孚还致电曹锟，称黎元洪“性情仁厚，迩来被奸党阴谋，力拥唐绍仪组阁”，请“通电同志各省，一致主张，径电中央，力攻唐阁不成”⁽¹⁸⁸⁾。唐绍仪知其不能为北洋系所容，故亦迟迟不到京就任。

北京新内阁难产，“因洛阳有异议，根本动摇”，黎元洪“已处绝境”⁽¹⁸⁹⁾。为了解决内阁虚悬的危机，黎元洪只能屈大总统之尊，不断派人到洛阳专门“征求”吴佩孚的意见。吴佩孚所任之直鲁豫巡阅副使，本来的职权“从理论上讲主要只是统率（节制、调遣）区内的军队。实际上则不然，既不以军政为限，也不受地区名义的束缚，形成超省级的太上皇政府”⁽¹⁹⁰⁾。吴佩孚曾经表示反对军人干政，表示“内阁问题，乃元首特权，某何人斯，敢行过问？”甚而指斥保派人物，应“由元首提出总理，以南北众望允孚者为宜，内幕私图者，均非有心肝之人”⁽¹⁹¹⁾ 。但他自己却并不如此实行，既然黎元洪前来“征求”意见，吴佩孚也就不客气地表示：“对唐组阁，绝不赞成，以维持现状为宜。如颜不愿谈，以亮畴（王宠惠）代揆，高（恩洪）可不动，张（绍曾）长陆军，余请元首斟酌”⁽¹⁹²⁾。吴佩孚颐指气使地替黎元洪决定了内阁的主要人选，哪里还有黎再“斟酌”的余地。吴佩孚还劝张绍曾“勿组阁，劝王阁勿辞退，愿为其后盾”⁽¹⁹³⁾。并令直系各督“一致主张，径电中央，力攻唐阁，不使成立，请以王宠惠正式组阁，则国计民生，实利赖之，非独团体安危所系已也”⁽¹⁹⁴⁾。在吴佩孚的指使下，直系大将冯玉祥、齐燮元、萧耀南等亦纷纷发表通电，提出王宠惠“才学优迈，与各派初无恶涵，以之组阁最为相宜”⁽¹⁹⁵⁾。由于吴佩孚的坚持，终使黎元洪理想中的南北统一混合内阁流产，黎元洪只能在9月19日任命王宠惠署内阁总理，对内阁组成则“不参意见”。而内阁组成前须“征求”吴佩孚的意见则是黎元洪复职后历次组阁之惯例，于此亦可知黎元洪办事用人的“自由度”究有几何。

新任内阁总理王宠惠和其内阁成员——财政总长罗文幹、教育总长汤尔和，当年5月曾和蔡元培、胡适等共同签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所谓“好政府”主张，因此，王宠惠内阁又被称为“好人政府”，一度曾被外界寄予期望，而在实际上，吴佩孚是“内阁的后台”，“如果没有吴的支持，内阁就不能维持长久”⁽¹⁹⁶⁾。但黎元洪任命王宠惠此举却惹恼了保派。因为黎元洪就组阁问题“征求”吴佩孚的意见而未“征求”曹锟的意见，显有不以曹锟为然之“过”，而保派人马在王阁中只有交通总长高凌霨一人，也使保派颇为不满，辄以去王为目标。保派的图谋得到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的支持，正是因为担心阁员名单在国会表决中被否决，王宠惠上任后根本就未将内阁阁员名单提交国会。王宠惠对国会的蔑视态度进一步激怒了吴景濂，他在国会与王宠惠多次发生公开争执，致内阁与国会的关系空前紧张。吴景濂曾当面质问王宠惠：“国会要你下台，你为什么赖着不走？”王也怒形于色地说：“难到你就是国会？”接着，吴景濂骂王“混帐”，并说“议长当然可以代表国会”，王则骂吴不配当议长，“议长怎样可以说出下流话来”⁽¹⁹⁷⁾。两位在外界舆论心目中理应温文尔雅的政界人物，却如泼妇骂街般使横，可见当时两人关系之紧张，人们亦可从中了解到北京政治的多重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