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东北抗日联军的艰苦作战" class="reference-link">第五节　东北抗日联军的艰苦作战

1936年2月起，东北地区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军，反日联合军第四、五、六军，以及各反日游击队，抗日武装统一建制，陆续改编组成东北抗日联军（简称“抗联”）⁽⁶⁶⁾。东北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动员群众，部队不断发展壮大。然而此时，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撤销了中共满洲省委，将抗联各军分属于新成立的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南满省委和吉东省委领导。在此背景下，东北抗日联军相继改编成第一、第二、第三路军，同时划分各自的活动区域。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东北抗日联军的任务，由原来的区域性单独对日作战，转变为对于全国抗日主战场的配合性作战。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共中央也明确要求抗联：“在敌人后方响应与敌进行更加长久的持久的艰难的游击战争，更加巩固和扩大各党派各阶级各军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准备我国军队在将来反攻，而达到收复东北的目的。”⁽⁶⁷⁾日伪军方面则加紧推行三年“治安肃正计划”，企图彻底摧毁抗联的游击根据地。1937年12月，日本关东军第四师团与伪满军一部共2.5万余人，以松花江下游地区为重点，开始实施囊括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的“三江省大讨伐”，企图一举消灭该地区的抗日联军。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于1936年7月正式成立，共6000人，由杨靖宇任总司令兼政委，下辖第一军、第二军，杨靖宇、王德泰分任军长⁽⁶⁸⁾。第一路军主要活跃于吉林省南部和辽宁省东部地区。全面抗战爆发后，第一路军各部不断伏击和袭击敌军，使其不敢轻易出犯。依兰、勃利、宝清、富锦、桦川、集贤、汤原等许多县城，十里之外就是游击区，日伪军无力进行袭扰。对此，日军极为恐慌，他们在大力巩固后方基地的方针下，加紧了对抗日联军的军事讨伐和经济封锁，大肆烧杀掠夺，实行归村并屯，建立“集团部落”、“保甲连坐”等措施，妄图切断群众与抗日联军间的联系，断绝抗联的兵员与粮食来源，以配合其实施军事打击。同时，日军还对抗联将士实施诱降、劝降的手段，想方设法从内部瓦解分化抗日队伍。

1938年初，杨靖宇亲自率领抗联第一路军总部和第一军一部在老岭山开辟游击区，破袭老岭铁路隧道工程，并于通化七道沟伏击伪满军，连续袭击太平沟、双叉河伪警察所。第一路军第二军一部和独立旅，在第二军政委魏拯民率领下，袭击了辉南回头沟等伪军据点，另攻占了长白县六道沟镇。同年8月起，第一路军实行新的建制，取消军的番号，所部编成三个方面军和警卫旅⁽⁶⁹⁾。整编后第一路军决定在集安地区的部队向东部山区转移。由第一路军副总司令魏拯民率领之一部，在北移途中于七道沟袭击了日军武装勘探队。第一路军总部和第一方面军于集安长冈地区的埋才沟围歼伪满军，击溃第四十二团及骑兵一部，缴获步枪140余支，手枪30余支，机枪8挺。另袭击伪警察署和日伪据点多处。1938年10月，杨靖宇还率部在临江东北岔沟地区突破伪满军的重重包围，歼敌百余人后转移。当年冬季，第一路军总部和第一方面军相继转战于集安、通化、临江、辉南、濛江、桦甸等地的东部森林，打击日伪军。

1939年，抗联各部与前来“讨伐”的日伪军周旋，并择机出击，取得不俗战果。该年4月，杨靖宇、魏拯民率部突袭桦甸日军仓库，歼灭伪警察200余人，烧毁了库房。五六月间，杨靖宇率部攻克了辉南县城。6月，第二、三方面军各一部协同袭击延吉天宝山铜矿，第三方面军还在敦化以南大蒲柴河歼灭了日军助川讨伐队。8月下旬，第三方面军一部攻下安图县警察署，缴枪70余支；同时伏击来援之敌，歼敌170余人，烧毁汽车7辆，缴获步枪百余支，机枪2挺。9月下旬，该方面军在敦化南部山地设伏，袭击敌军车12辆，歼敌140余人，缴获步枪90余支，机枪4挺。以后，鉴于敌伪军“讨伐”的压力越来越大，第三方面军除了留小部在敦化地区坚持斗争之外，大部向延吉、汪清、额穆等地转移，并在途中伺机袭击敌军⁽⁷⁰⁾。另外，杨靖宇直接指挥的警卫旅和第一路军一部，在1939年下半年从事较大规模作战23次，歼灭日伪军676人，俘虏341人⁽⁷¹⁾。同年冬，关东军调集日伪军七万余人，对抗联第一路军进行“讨伐”。第一路军为保存实力，决定各部队缩小目标，采取分散活动的方式，坚持游击战。此后，第一路军各部虽然奋起迎敌，终因寡不敌众，损失巨大。1940年2月23日，第一路军总指挥兼政委杨靖宇率部在反围攻作战中，弹尽粮绝，英勇牺牲⁽⁷²⁾。第一路军剩余部队继续在长白山区各地坚持抗日斗争。

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于1937年10月正式成立，由周保中任总指挥，下辖第四、第五、第七、第八、第十军。此外抗联救世军（王荫武部）和义勇军（姚振山部）也归第二路军指挥⁽⁷³⁾。嗣后，第二路军各部便不断与前来讨伐的日伪军作战，予敌沉重打击。该年3月，第五军第三师之八团一连16人，于炭窑沟的头道卡子阻击来犯的日伪骑兵400余人，共歼敌100余人，毙战马90余匹，一连长以下12人牺牲。经过数月的反围攻作战，第二路军各部在取得部分战斗胜利的同时，自身损失也很大。为摆脱日军围攻，从根本上改变形势，第二路军决定第四军、第五军主力突围西征，计划与在哈尔滨东南五常地区活动的第十军会合，开辟新的游击区域。同时总指挥周保中率总部以及第四、第五军各一部和第七军等部，坚持在饶河、密山、虎林一带活动，伺机打击敌军，掩护西征部队。1938年5月中旬，西征部队一部开始自佳木斯移动，沿途遭到日伪军的围追堵截，历经苦战，于6月下旬到达依兰、方正和牡丹江东岸，与在该地区的西征军另一部会合。6月底，西征军决定向五常、舒兰方向西征。在西进途中，第四、五军所部都与敌军数度作战。如7月初袭击牡丹江畔的江东和三通道；7月上旬攻占苇河县志楼山镇；7月末袭击珠河以东元宝镇；8月初在苇河南沟的反击战。此后，日军调集大批部队专门围追堵截抗联西征部队，西征军处境日益困难。10月上旬，西征军妇女团在牡丹江支流乌斯浑河岸边遭遇日伪军，指导员冷云率领七名女战士掩护大队突围，在弹尽援绝之下宁死不屈，一起跳河。这就是抗联史上英勇悲壮的“八女投江”⁽⁷⁴⁾。进入五常地区的第四军部队在敌伪重兵不断的追堵讨伐下损失严重，1938年10月第四军军长李延平、副军长王光宇相继牺牲，第五军亦被迫转回原地坚持游击战争⁽⁷⁵⁾。第四军主力损失三分之二，第五军主力也损失了三分之一。西征的失利，对于吉东地区的抗日游击战造成不利的局面。

1938年5、6月间，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决定，为了突破日伪军对于下江地区的包围，1939年5月，所属第三军进行整编，并与第六、九、十一军所部向西北远征。同年7月起，西征部队分三批出发：首批西征部队由第六军军部和第一、二师各一部共200余人组成，由第六军参谋长冯治刚率领，7月自萝北以北麻花林子出发，8月份达到海伦八道林子。第二批西征部队由第六军第二、三师一部，加上会合第三军第四师等部，共400余人，于9月上旬从萝北麻花林子出发，上旬到达海伦白马石。11月，由李兆麟率领的第六军教导团、第十一军第一师等部共300余人，自绥滨出发，于12月中旬到达海伦八道林子。三批部队的先后西征，为抗联保存下来部分有生力量。1939年5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正式成立，由张寿篯任总指挥、冯仲云任政委，下辖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一军⁽⁷⁶⁾。此后，第三路军所属各部在黑龙江省的十多个县境内展开游击战，主动出击日伪军。其中第三、六军联合攻袭德都县警察署，歼敌百余人，缴获步枪100多支。11月，第六军一部在德都凤凰山区阻击日伪讨伐队，击毙日军官数人，缴获枪支百余支。另外，龙北指挥部所属各部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作战40余次，攻袭多个敌伪据点，歼敌250余人，缴获枪支500余支⁽⁷⁷⁾。

1940年关东军大肆增兵至十一个师团，从1月至5月发动对抗联各部的讨伐作战便达360余次。与此同时，鉴于抗联各路军相继遭受重大损失，中共吉东省委代表周保中（第二路军总指挥）、赵尚志（第二路军副总指挥），北满省委代表冯仲云（第三路军政治委员），在苏联伯力（哈巴罗夫斯克）举行会议，确定采取“逐渐收缩、保存实力”的八字方针，同时决定将第一、第二、第三路军共11个军缩编为10个支队分散活动。由于分散活动受敌军阻隔，加之战争残酷，伯力会议精神只是传达到部分的抗联部队，实施缩编。其中，第七军缩编为第二路军第二支队，第五军缩编为第二路军第五支队，第十军没有进行缩编；活动于龙北地区的第三路军各部缩编为第三、第九支队；活动于绥稜地区的第三军、第十一军各一部缩编为第六支队；活动于庆城、铁力等地的第三军所部缩编为第十二支队；第一路军方面未能及时获知伯力会议的精神，其一部于1941年3月缩编为第一路军第一支队。缩编后的抗联各游击支队积极利用夏秋两季对敌实施攻势作战，颇有斩获。然而一到冬季，日军乘大雪封山，联军弹药无补，部队也无安身之机，跟踪追击。因此，中方部队伤亡不断增加，减员情况极为严重。至1940年底，东北抗日联军仅剩1000人左右。为保存实力，培养干部，根据与苏联有关当局达成的协议，抗日联军主力大部于1940年冬撤至苏联境内，并在苏联有关人员的协助下进行整训。1942年8月，抗联整训部队组建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亦称为苏联远东方面军步兵第八十八旅），周保中为旅长，张寿篯为副旅长⁽⁷⁸⁾。与此同时，留在国内的联军各游击支队化整为零，以小分队的方式，在北满和吉林之延吉、敦化、桦甸、蛟河等地活动，他们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得到民众的大力支持，甚至分化伪满军和警察，继续坚持抗日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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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学者认为，相持阶段国民党“排共反共”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亦不可否认这一时期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上积极的抗日态度，期间国军发动较大规模战役9次，占整个抗战时期22次大会战的41％，另进行大小战斗约计496次，占全部抗战时期战斗次数的44％，国军伤亡人数达137.6万，占整个战争时期中方伤亡总数的43％。所以，相持阶段国民党当局实行的是既反共又抗日的政策。见马振犊：《血染辉煌——抗战正面战场写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7-229页。

(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6页。

(3) ［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二）》，みすず书房1964年版，第550页。

(4) ［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二）》，第553页。

(5) 《陆军作战指导纲要》，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卷第二分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8页。

(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中），第1282页。

(7)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8-110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中），第1284-1285页。

(8)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3月版，第101页。

(9) 《华北治安战》（上册），第362-363、364页。

(1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中），第1309页。

(1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中），第1309-1310页。

(12) 岳思平主编：《八路军》，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页。

(1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中），第1312页。

(14) 《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531-532页。

(15) 《八路军文献》，第536-537页。

(16) 《百团大战史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5-96页。

(17) 《百团大战史料》，第96-97页。

(18) 《百团大战史料》，第97-98页。

(19) 《百团大战史料》，第412页。

(20) 《百团大战史料》，第211-214页。

(21) 贺龙：《百团大战的一个侧面——晋西北》，《百团大战史料》，第273-274页。

(22) 《彭德怀、左权关于在正太线继续扩大战果的部署致聂荣臻等电》（1940年8月27日），《八路军文献》，第552页。

(23) 《叶剑英致徐永昌电呈》（1940年9月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89页。

(24) 岳思平主编：《八路军》，第226-227页。

(25) 岳思平主编：《八路军》，第229页。

(26) 《八路军·综述大事记》，第92页。

(27) 《八路军·综述大事记》，第92-93页。

(28) 《八路军·综述大事记》，第93页。

(29) 《八路军·综述大事记》，第92-93页。

(30)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三卷第二分册，第57页。

(31) 《日军第二期晋中作战》（1940年10月11日-12月3日），《百团大战史料》，第432页。

(32) 岳思平主编：《八路军》，第233页。

(33)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公布：《百团大战总结战绩》（1940年12月10日），《百团大战史料》，第243-245页。

(34)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二卷）《抗日战争时期》，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15页；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626页。

(35)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二卷第二分册，第69页。

(36) 《新四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93—94页。

(3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中），第1365页。

(38) 国防大学《战史简编》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第343页。

(39) 新四军战史编辑室：《新四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页。

(40)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一），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449页。

(41) 《新四军战史》，第120页。

(42) 《新四军战史》，第123页。

(43)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一），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584—585页。

(44)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第345页。

(45) 《新四军战史》，第115页。

(46) 《中国抗日战争史》（中），第470页。

(47)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第349页。

(48) 张宪文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11页。

(49) 《东江纵队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版，第12—15页。

(50) 《东江纵队史》，第18-19页。

(5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中），第1517页。

(52) 《东江纵队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页。

(53) 《东江纵队史料》，第8页。

(54) 《东江纵队史料》，第8-9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第355页。

(55) 《东江纵队史》，第57页。

(5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中），第1502页。

(5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中），第1524-1525页。

(58)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中），第1526页。

(5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中），第1527页。

(6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中），第1532页。

(6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中），第1545-1547页。

(62) 《黎民关于琼崖部队情形的报告》（1940年4月10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中），第1563页。

(63) 《中共中央书记处对琼崖工作的指示》（1940年1月26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中），第1549页。

(64) 《胡服、古大存为海南岛工作致中央书记处电》（1940年6月28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中），第1550页。

(65) 《黎民关于琼崖部队情形的报告》（1940年4月10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中），第1563页。

(66) 《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1936年2月20日）》，《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页。

(67) 《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给东北义勇军及全体同胞电（1938年11月5日）》，《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181-182页。

(68)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364页。

(69)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364页。

(70) 李惠：《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19-121页。

(71)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19页。

(72)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第367页。

(73)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365页。

(74) 李惠：《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简编》，第122-125页。

(75)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第367页。

(76) 《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成立宣言》（1939年5月30日），《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183-184页。

(77) 李惠：《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简编》，第131页。

(78)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3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