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各党派团体的勃兴及其政治倾向" class="reference-link">第二节　各党派团体的勃兴及其政治倾向

在清朝封建专制时代，政府视政党为洪水猛兽，严禁人民集会结社，因此除中国同盟会等秘密革命团体外，公开的政党组织是“无从发生”的⁽¹¹⁷⁾。但自武昌起义和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¹¹⁸⁾。

起初，由于北方尚在清廷控制之下，这些新生的政党大都集中在上海、武汉、南京等革命军占领的地区，尤以“上海为中心”⁽¹¹⁹⁾。及清帝退位，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随着国家政治中心的北移，各党本部也纷纷北迁入京。据当时报载，北京“党会既多，人人无不挂名一党籍。遇不相识者，问尊姓大名而外，往往有问及贵党者”⁽¹²⁰⁾。可见，挂名党籍已成为当时一种时髦。这些政党大都以“拥护共和”、“巩固统一”和“谋国利民福”相号召，但细察实际，却各有所图。为扩张党势，它们一谋合并，二借招徕，凡有“不党”之人，不管相识与否，“辄曰吾当为君介绍入某党，不俟承诺，翌日则党券党证已送至矣”⁽¹²¹⁾。更有甚者，即非“不党”之人，也免不了为这党那党所运动和追逐，从而出现许多一身而数兼的跨党分子。“星期之日，湖广会馆、织云公所等处无不开会，有身兼数会者匆匆画到即去，谓吾尚有数会须赴也”⁽¹²²⁾。这是当时政党一大特点。

然而，这时党会名目虽多，但就政治倾向而言，却只有同盟会派与非同盟会派之分；而真正具有一定政治影响和号召力的则不过统一党、同盟会、共和党、统一共和党、共和建设讨论会、中国社会党等十数党而已。

一　从中华民国联合会到统一党" class="reference-link">一　从中华民国联合会到统一党

中华民国联合会是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最有影响的政团之一。它由前清江苏巡抚、当时苏州军政府都督程德全和同盟会著名宣传家章炳麟二人发起于上海，其核心人物为章炳麟⁽¹²³⁾。

武昌起义爆发时，章炳麟正在日本讲学，11月15日，抵达光复后的上海。当时，武昌军政府代表胡仰、胡伟、胡瑛、何海鸣、邹廓等人正在上海发起组织共和中国联合会（又称中华民国全国联合会）。章炳麟下船伊始，即被举为章程起草员。但他同时又联络程德全独立发起中华民国联合会。25日，共和中国联合会宣布与苏州所发起的联合会合并，派章炳麟赴苏接洽。29日，他以双重代表身份与程德全议定：除他们二人外，尚须招致各省若干“宏硕之士”为发起人，并由章亲自拟定一个十五人的名单。12月14日，章炳麟等人以“创办员”名义发布中华民国联合会章程，开始公开罗致会员，不到半月，即获二百余人。

1912年1月3日，章炳麟等在上海江苏教育总会举行大会，宣布中华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选举章炳麟和程德全为正、副会长。唐文治、张謇、熊希龄、黄云鹏、陈荣昌、邓实等十九人由各省会员互选为参议员。大会还议决于驻会干事之外，由参议会公推“名望最著者”为“特务干事”⁽¹²⁴⁾，以“咨访”国家“大疑”⁽¹²⁵⁾。次日，由章炳麟亲任社长的机关报《大共和日报》在上海正式出版。7日，章指定唐演、黄理中、符鼎升、廖希贤、林长民、景耀月、江谦等十五人为驻会干事。接着，参议会推定赵凤昌、张謇、叶景葵、庄蕴宽等为特务干事。以上事实表明，中华民国联合会领导层中不少是旧官僚和立宪派人士。所以，当时有人称它为“清逃官墨吏之逋逃薮”⁽¹²⁶⁾。章炳麟本人也承认他欲借梁启超“门下之英材，以作党中之唇齿”⁽¹²⁷⁾。

中华民国联合会以“新共和国家统一主义”为指导思想，反对简单套用法、美等国的现成模式，主张“因地制宜，不尚虚美”，建设中国型的共和国。为此，它强调：1．万不可破坏中国固有的统一传统而采美国联邦制度。章炳麟在中华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劈头就说：“至美之联邦制，尤与中国格不相入。盖美之各州，本殖民地，各有特权，与吾各省之行政区划、统一已久者不同。故绝不能破坏统一而效美之分离。至所谓独立者，对于满廷而言，非对于新建之民国也。”⁽¹²⁸⁾2．宜采法国责任内阁制，限制总统权力。因为“君主世及之制既亡，大总统遂为相争之的，不速限制，又与专制不殊。惟有取则法人，使首辅秉权，而大总统处于空虚不用之地”⁽¹²⁹⁾。3．对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方，不可骤言共和，而应采取特别办法，“许以自治权，如爱尔兰之于英国”⁽¹³⁰⁾。4．应于三权分立之外，再予教育、纠察二权独立。5．关于民生问题，只宜采用社会政策，绝不可行同盟会的“社会主义”。它的所谓“社会政策”，就是“维持现行私有财产制，以改良社会，保护贫民者也。具体言之，如设手工学校、夜学校、贫民学校，增长其技艺，设劳动保险、劳动交换所、救贫法等，维持其经济也”⁽¹³¹⁾。它与“社会主义”的区别，据称在于：一则维持现行的私有财产制度，一则破坏现行的私有财产制度；一则振贫者与富者齐一，一则抑制富者与贫者同等。这表明中华民国联合会所代表的主要是当时拥有财产的富有阶级的利益，或者说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由于辛亥革命之后，资产阶级并未真正取得政权，这些主张虽有某些合理因素，却是无法实现的。

基于以上认识，中华民国联合会于1月22日召开参议会，在张謇等人所拟政纲的基础上，议定以下十条“假定政纲”：1．确定共和国体，建设责任内阁；2．统一全国，厘正行政区域；3．厘整财政，平均人民负担；4．整顿金融机关，发达国民经济；5．振兴海陆军备，巩固国防；6．建设铁路干线，力谋全国交通；7．维持国际平和，保全国家权利；8．励行移民开垦，促进边荒同化；9．普及国民教育，振起专门学术；10．注重国民生计，采用稳健社会政策。

中华民国联合会所提出的这十条政纲，其中虽有一些是可取的，但它在当时激烈的现实斗争中所持的立场，却是不可取的，因为它把主要的攻击矛头，指向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和同盟会。

首先，章炳麟发起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就是针对南京临时政府和同盟会的。诚然，如章所反复声明，促进统一共和国的成立，是为了预防“割据”和避免“瓜分”。这虽也是他发起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的原因之一，但却不是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当时社会舆论普遍认为，章炳麟因不满于孙、黄组织南京临时政府，“故在沪暗中联络党人，极力设法反对”⁽¹³²⁾。章自己也对梁启超说过，现在民国虽然成立，但“微窥时势，犹非故人飞跃之时。盖党见纷争，混淆黑白，虽稍与立异者犹不可保，况素非其类耶？自金陵光复以来，弟与雪楼（程德全）、季直（张謇）、秉三（熊希龄）、竹君（赵凤昌）诸公，即尝隐忧及此，与诸君子相合，为中华民国联合会”⁽¹³³⁾。可见，他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联络的对象是旧立宪派和旧官僚。他强调的所谓“联合”、“参用各处人”，不过是联合、参用同盟会以外的势力，与同盟会分庭抗礼而已。这正是他得以被程德全、张謇等拥为正会长的根本原因。程、张等清楚地意识到：由享有“革命文豪”盛名的章炳麟出来挑头反对同盟会，要比他们自己出面合适得多。

其次，中华民国联合会反对南京临时政府的一系列活动也证明了这一点。南京临时政府宣布自1912年1月1日起，改用阳历，章炳麟发表宣言说：“对于此等少数宣言，断难遵行。”⁽¹³⁴⁾《大共和日报》公然宣布：“本报纪年仍用辛亥，以黄帝纪元无据也。纪月仍用阴历，以新历未颁，不能遽用。”⁽¹³⁵⁾南京临时政府迫于革命战争尚在进行，没有也不可能组织民选参议院，这也引起中华民国联合会的不满。还在成立会上，它便通过了请愿组织民选参议院的提议。会后，又一面上书孙中山，要求各省选举议员，速赴南京组织参议院；一面通过《大共和日报》大造“无民选组织之机关，其主权所在不明”的舆论⁽¹³⁶⁾。在建都之争中，它带头反对建都南京。《大共和日报》事后宣称：“自本报首先发议主张北京，而参议遂倚为后援，南京政府亦有所惮，无复固执，而首都之问题以定。”⁽¹³⁷⁾南京临时政府被迫举借外债，它借他人之口，攻击南京的财政部成了“民国借债部”⁽¹³⁸⁾。

当然，就中华民国联合会的全部活动而言，它在维护共和制、反对君主制方面还是起过一定积极作用的。当时，尽管社会舆论已“趋于共和”，但各种反共和谬说远未绝迹。袁世凯也还在利用“君主立宪”来压迫革命党人向他让步。为此，中华民国联合会与袁世凯及其他反共和派别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其机关报发表的第一篇社论就是《论吾国应确定共和之理由及其主义》。该文开宗明义就说：“北方汉土，尚有一二惑于袁氏君主之说，以对外问题为口实，而欲苟安旦夕者；复有近见之士，以蒙、藏携贰，拥戴满清为羁縻之术，或持虚君共和，模棱两可，为调停之计。此种谬说皆足以阻挠共和之进行而置国家于累卵。吾人为百年根本计，不能不就吾国应确定共和之理由及其应采如何主义为天下告。”接着，社论便从巩固国基、根本改革、平均政权、统一边疆、拥护国权，以及“外国干涉之说绝不足虑”等方面，论证了“确定共和，诚为今日当务之急”⁽¹³⁹⁾。9日，该报又发表题为《问清袁内阁》的社论，专驳袁世凯所谓“存亡绝续之交，不忍收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和“虑伤各国皇室之感情，为列邦所否认”的谰言，指出“此后之中国断不容有君主也明矣”⁽¹⁴⁰⁾。14日，再次发表社论，驳斥君主立宪论者鼓吹“改造政体，蒙藏必至分离”的谬说，认为“诚使今而后，藩邦崩析，危亡莫救，袁世凯之罪也，于改造政体何尤？”⁽¹⁴¹⁾要求南京临时政府及早定计，与坚持反革命立场、“以和欺人”的袁世凯决一死战。这说明中华民国联合会在当时反对君主制的斗争中，虽不完全如它自己吹嘘的那样，“自本报以‘大共和’命名，大为鼓吹，共和之政体以定”⁽¹⁴²⁾，但说它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也是符合事实的。

遵循章程的规定，中华民国联合会于清帝退位，袁世凯被举为临时大总统后，开始酝酿改为政党。起初，它曾试图与某些“宗旨大约相同，本可合而为一”的政团合并，无如政见分歧，不能实现，遂于3月1日单独发表改党通告说：“中华民国联合会照章本应改党，特开参议会，询谋佥同，兹署新名曰统一党。”⁽¹⁴³⁾2日，统一党在上海举行大会，选举章炳麟、张謇、程德全、熊希龄、宋教仁五人为理事，唐文治等十七人（十省）为评议员，宣告正式成立。5日，又由全体职员举定汤寿潜、赵凤昌、唐文治、陈荣昌、邓实、应德闳、王清穆、叶景葵、庄蕴宽、蒋尊簋、唐绍仪、汤化龙、温宗尧十三人为参事。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它特派刘莹泽、王印川入京筹组北京事务所。4月23日，正式组成北京本部。

统一党以“统一全国，建设强固中央政府，促进完美共和政治为宗旨”⁽¹⁴⁴⁾。其政纲与联合会提出的“假定政纲”相差无几，仅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删去了“确定共和国体”，增加了“提倡征兵制度”等个别内容，但领导体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联合会实行的是由正会长代表全体“总理一切会务，并指导各科干事”的个人负责制⁽¹⁴⁵⁾，而统一党则实行集体领导，由“理事主持一切党务，以合议体行其职权”⁽¹⁴⁶⁾。据章炳麟解释，这是“因此后本党所筹划之事甚重大而且繁缛，故以合议制为宜”⁽¹⁴⁷⁾。至于组织路线，它公开宣言：“本党本集革命、宪政、中立诸党而成，无故无新，惟善是与。只求主义，不涉危险，立论不近偏枯，行事不趋狂暴，在官不闻贪佞者，皆愿相互提携，研求至当。”⁽¹⁴⁸⁾稍后，它又宣称：“本党招集党员，凡有公民资格者，无论在朝在野，皆得入党。惟曾任北廷、南京两政府人，有与他国勾串作奸者，或著名贪秽者，或借吏职以遂其暴乱欺诈之术者，皆应严行甄别，摈不入党。”⁽¹⁴⁹⁾这表明它所要摈弃的主要是被当时的官僚派和立宪派普遍称为“暴烈派”的同盟会急进分子。事实也是这样。尽管它以不偏不倚相标榜，实际上它所吸收的主要还是前清“被裁之官吏”⁽¹⁵⁰⁾。当时《大公报》曾指出：“统一党以罗致亡清官僚为事，久为他团体僇笑。”⁽¹⁵¹⁾在实际活动方面，它声明“不取急躁，不重保守，惟以稳健为第一要义”⁽¹⁵²⁾。它对当时行将取消的南京临时政府和同盟会多所指摘。3月4日，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为巩固共和新秩序，颁布暂行报律三章。统一党机关报立即发表社论加以“驳议”，并联合上海报界俱进会通电表示“万难承认”⁽¹⁵³⁾。同盟会为加强在南北统一政府中的实力地位，力争掌握陆军、财政两部，它指斥这是少数军人挟有“私意”，要求“公同婉劝黄君（指黄兴）权任参谋部长，以安南北之军心”⁽¹⁵⁴⁾。它并通过《大共和日报》呼吁“南京政府及参议院均持恬淡主义，交相为让”⁽¹⁵⁵⁾。与此同时，章炳麟还大骂南京临时政府“任用非人，便佞在位，私鬻国产，侵牟万民，无一事足以对天下者。同盟会人……长此不悟，纵令势力弥满，人莫予毒，亦乃与满洲亲贵等夷”⁽¹⁵⁶⁾。他甚至向袁世凯建议：“以光武遇赤眉之术解散狂狡，以汉高封雍齿之术起用宿将，以宋祖律藩镇之术安尉荆吴。”⁽¹⁵⁷⁾对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他认为多不完备，“应即提出修改”⁽¹⁵⁸⁾。以上事实说明，统一党在政治倾向方面与联合会是一脉相承的。

二　同盟会改组及其新纲领" class="reference-link">二　同盟会改组及其新纲领

同盟会由秘密的革命团体改组为公开的议会政党，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内部争论过程。武昌起义以后，胡汉民等人坚持认为“革命之目的并未达到，让权袁氏，前途尤多危险，党中宜保存从来秘密工作而更推广之，不宜倾重合法的政治竞争而公开一切”⁽¹⁵⁹⁾。但多数领导人和重要活动分子则都主张适应新的“共和”形势，改组为公开的议会政党。

然而，就是这后一种意见，也不无分歧。曾一度以庶务干事代行总理职务的刘揆一，率先于1911年12月10日发表《布告政党请取消从前党会名义书》，提出“自今以后，务皆以提倡共和民国政体，组织中华民国政党为共同统一之宗旨”，凡从前所设立党会，“应请一律取消，化除畛域，共建新猷”⁽¹⁶⁰⁾。接着，章炳麟也抛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¹⁶¹⁾的口号。在他们的影响下，宋教仁、张继、景耀月、陈其美、谭人凤等均持同一态度，声言“将选择同盟会中稳健分子，集为政党，变名更署，与同盟会分离”⁽¹⁶²⁾。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甚至鼓吹说，只有解散同盟会，才能“救党派分歧之中国”⁽¹⁶³⁾。但孙中山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自国外回到上海后第五天，即12月30日，便召开由各省旅沪同盟会分会负责人参加的本部临时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同盟会意见书》，严厉批判“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强调同盟会“必先自结合”，完全实现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同时郑重表示：“俟民国成立，全局大定之后，再订期开全体大会，改为最闳大之政党，仍其主义，别草新制，公布天下。”⁽¹⁶⁴⁾这表明孙中山虽赞成改组同盟会为公开的议会政党，但不同意取消同盟会名义，也不赞成马上改组。

孙中山所以不赞成马上改组，据他自己说，一是因为“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凡我同志，皆奔走国事，无暇顾及党事”⁽¹⁶⁵⁾；二是为了避免“一党专制”。他说：“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时，中国无所谓政党，同盟会席革命成功之势，若及时扩充规模，改组政党，则风靡全国，亦意中事。同人等屡以是劝，而鄙人不为稍动者，知政府之进步，在两党之切磋，一党之专制，与君主之专制，其弊正复相等。”⁽¹⁶⁶⁾“自己已执政权，倘又立刻组织同盟会，岂不是全国俱系同盟会，而又复似专制？”⁽¹⁶⁷⁾因此，孙中山坚持保存同盟会名义，暂不改组为议会政党，而只是加以适当的整顿。

孙中山这次整顿同盟会的努力，虽也收到一定的效果，使宋教仁、张继等人放弃了“变名更署”的主张，表示愿继续留在同盟会内，以“保持革命精神”⁽¹⁶⁸⁾，但却未能使多数同盟会员接受他暂不改组，以求他党“发达”的意图。会后不久，美洲旧金山同盟会员伍平一便拟就《同盟会改组政党计划大纲》，函请孙中山和黄兴、宋教仁等人乘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机，速集各省及海内外支部开全体大会，“宣布改组政党，植势力于议会，为实行三民主义之准备”，并坚决主张：“不让异党标榜相异之政纲，致妨建立宪政之进行。”⁽¹⁶⁹⁾陈其美等人则仍然不理睬孙中山维持同盟会名义的主张，擅自将同盟会改组为“共和本党”、“军国党”、“共和党”等等名称的政党⁽¹⁷⁰⁾。在此纷乱的趋势下，同盟会本部不得不于1912年1月22日在南京召开大会，讨论同盟会何去何从的问题。黄兴、胡汉民（代表孙中山）以及各省代表均出席。会上，赞成与反对改组两派展开激烈争论。最后，赞成一派“占多数”，通过改组政党的决定，同时修改同盟会誓词为“推翻满清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改选汪精卫为总理⁽¹⁷¹⁾。

但是，由于孙中山事实上仍不赞成遽尔改为政党，而汪精卫又不肯担任总理职务，所以大会之后，具体的改组事宜，实际上并未进行。到2月底3月初，全国组党形势日益高涨，且对同盟会越来越不利。一方面，立宪派、旧官僚利用组党机会，加紧联合“非同盟党之力，以摧陷同盟党”⁽¹⁷²⁾；另一方面，同盟会内部自行设会组党、各行其是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使同盟会实力大受影响。加上袁世凯已取得临时大总统地位，同盟会也必须采取办法，以确保其行动不致逸出宪政轨道。这时，孙中山、黄兴等人才深感同盟会“有重新团结之必要”，遂“决定大加扩张，以实成民国之一最大政党”，并责成居正等人积极筹备改组大会⁽¹⁷³⁾。

3月3日，同盟会在南京再次召开本部全体大会，通过新的“总章”，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黎元洪⁽¹⁷⁴⁾为协理，宣布正式改组为政党。随后又选定汪精卫为总务部主任干事，张继为交际部主任干事。“不数月间，而会员增至十数万人，支部遍于十八行省。”⁽¹⁷⁵⁾其中仅广东支部，自4月中开始吸收新会员，“计在支部加盟者约四百人，在广州分会加盟者约八百人，在各分会加盟者约二千人”；且仅指“发证书者而言，其在远处分会加盟，尚未报领证书者，不知凡几”⁽¹⁷⁶⁾。这就为日后国会选举的胜利奠定了基础。4月25日，随着北京临时政府建立，同盟会本部由南京迁往北京。

新的《中国同盟会总章》规定，“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它的政纲是：1．完成行政统一，促进地方自治；2．实行种族同化；3．采用国家社会政策；4．普及义务教育；5．主张男女平权；6．励行征兵制度；7．整理财政，厘定税则；8．力谋国际平等；9．注重移民垦殖事业⁽¹⁷⁷⁾。对于第一条，它的一个机关刊物发表文章解释说：所谓“完成行政统一”，即是“举凡内务行政、外务行政、财务行政、军务行政、司法行政，大权悉集于中央，各省行政悉受中央行政之制裁，有若心之使臂，臂之使指，庶不致混乱无章，茫无次序，乃足以收政治敏活之实效”；但同时又必须“于行政便宜上，划其行政权之一部分，让与地方之人，办地方之公益”，“以促进地方自治”⁽¹⁷⁸⁾。这表明同盟会虽承认袁世凯的统治地位，但仍企图通过“地方自治”来保存与发展革命势力，以防止袁专制独裁，危害民国。至于主张“男女平权”、“力谋国际平等”等条在政治上的先进性与积极意义就更为明显了。前者反映了广大妇女群众要求参政的愿望，后者反映了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革命精神。特别是后者，在当时各政党中是绝无仅有的。

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同盟会改组为政党后，虽未在政纲上写上“平均地权”一条，但并不等于放弃了这一主张。因为，同盟会不仅于“总章”中明确规定了以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而且在随后发布的《中国同盟会募集基本金公启》中进一步强调：“吾侪试平心以思，今日所完全办到者，仅第一主义。其第二主义，就精神上观察，不过基础初奠，未底健全。第三主义则尚待集群策群力，研究其如何稳健进行，始可冀不与今日社会现象相舛驰，以获和平之改造。”又说：“于此步履艰难之际，吾会遂不得不联袂攘臂，与当世贤者共厕于政党之林。此固吾会所以求贯彻第二、第三主义之精神所在，又实吾全国同胞所属望者也。”⁽¹⁷⁹⁾各支部改组，也都把“实行民生主义”摆到最重要的地位。例如：无锡支部召开成立会，吴稚晖发表演说称：“同盟会系一政党，现在则当实行民生主义，故又可谓之民生进步党。”刘民畏接着说：“吴君‘民生进步党’一语，实表同情。今民族、民权虽达目的，而民生主义方始发轫，愿诸君实行社会政策，以苏民生之困，谋社会之平等。”⁽¹⁸⁰⁾所以，黄兴不止一次地指出：同盟会“特别之党纲者，即孙中山先生夙所主持之民生主义”⁽¹⁸¹⁾。其次，据孙中山解释，“平均地权”实包含于民生主义，即“社会革命”之中。他说：“本会从前主义，有平均地权一层。若能将平均地权做到，那么社会革命已成七八分了。”⁽¹⁸²⁾可见，“实行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平均地权”。有的同盟会员也指出：“同盟会若握政权，则政见可行，平民生计日渐等均，社会不平庶几可免。是即同盟会改组政党时代，与人民之关系者也。”⁽¹⁸³⁾

以上事实说明，同盟会改组为政党，不仅适应了当时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而且坚持了先前所订宗旨和纲领，“同盟会之精神，依然充实”⁽¹⁸⁴⁾。它虽如同孙中山所说，确有一些人对“实行民生主义”表现冷淡，认为“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皆甚易，唯社会革命最难”，“必须人民有最高程度，才能实行”⁽¹⁸⁵⁾，但也不能因此就说同盟会改组为政党后放弃了“平均地权”的纲领。

改组后的同盟会也暴露了不少弱点和局限。其一，为发展党势，它把一大批官僚、政客及投机分子拉入会内，造成了组织上的严重不纯，以致“纯粹的革命党”“多变了官僚派”⁽¹⁸⁶⁾，一般会员也“由铁血主义一变而为权利主义”⁽¹⁸⁷⁾，从而大大减弱了它的革命性。其二，它虽推举孙中山、黄兴为总理、协理，但孙中山醉心于“实业救国”，黄兴困于南京留守事务，两人都不注重“党事”。作为“辅佐总理或协理指挥本会一切事务”的总务部主任干事汪精卫，先是力辞不就，继则不顾本部一再挽留，放洋出国。代理主任魏宸组又自感众望难孚，不甚热心。所以，改组后的同盟会始终没有形成一个能率领全党为实现其政纲而进行有效斗争的坚强领导核心。其三，由于缺乏领导核心，会员意见纷歧，步调极不统一。即如孙中山、黄兴倡导的“国民捐”，也未能在党内取得一致意见。宋教仁认为“缓不济急”，不表同意。谭人凤则诋毁为“信口狂谈，无意识已极”⁽¹⁸⁸⁾。同盟会议员也多持消极态度。因此，轰动一时的“国民捐”活动，最后不能不以流产而告终。所有这些都说明，同盟会还不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能了解本身之职任与目的之政党”⁽¹⁸⁹⁾。

三　共和党的组建与分裂" class="reference-link">三　共和党的组建与分裂

共和党由前述统一党和民社、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国民党等五政团合并而成，1912年5月9日在上海正式宣告成立。它是当时实力最强的两大政党之一，在北京临时参议院的地位仅次于同盟会。

民社与中华民国联合会及统一党一样，也是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最有影响的政团之一。它由黎元洪、孙武、孙发绪、刘成禺等二十四人发起，1912年1月16日在上海宣告成立，2月20日出版机关报《民声日报》。它的本部虽设在上海，但发源地和大本营却在武昌。其核心人物是清末革命团体共进会领袖孙武、政客孙发绪和未公开挂名的黎元洪的秘书饶汉祥。其支部发展至“十余省，党员过万人”⁽¹⁹⁰⁾，主要是旧军官、旧官僚、失意同盟会员和清末立宪派分子，其中立宪派分子尤其受重视。但就职业而言，则以现役军人为主，南京支部发起人共四十人，其中军人多达三十二人，多数系浙、粤军高级军官。立宪派汤觉顿根据这种情况，指出民社的特点是握有“武力”⁽¹⁹¹⁾。

起初，民社未颁布何种政纲，仅表示“对于统一共和政治持进步主义”⁽¹⁹²⁾，至2月底才议决三条富于民族主义内容的政纲：1．提倡军国民教育；2．采用保护贸易政策；3．扩张海陆军备。其实，民社维护的主要是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政客集团的利益。南北建都之争初期，它既不支持建都南京，也不支持建都北京，而主张建都武昌。它发布通告指出：“际兹南北纷争之日，新旧暗斗之时，吾党似未可加重一方，启内部党派之争，堕外人挑拨之术。折中定制，莫若武昌。”⁽¹⁹³⁾接着，《民声日报》连续发表《论临时政府宜在武昌》、《国都平论》等专稿，论证“武昌建都之说为不可易”。

民社以同盟会和南京临时政府为攻击的首要目标，诬蔑孙中山领导南京临时政府是“无功受禄”，“掠人之功以为功”；南京临时政府坚持同盟会的领导地位，是日谋“蟠踞之私利”；坚持建都南京是“沐猴而冠，盗终不变其盗”⁽¹⁹⁴⁾；颁布暂行报律是“钳制舆论”，“欲蹈恶政府（指清朝政府）之覆辙”⁽¹⁹⁵⁾；批准道胜借款是“效尤”前清所为；等等。与此同时，它拥护袁世凯取代孙中山为大总统，咒骂持反对意见的同盟会员为“从龙之辈”，欲“长保南都富贵”⁽¹⁹⁶⁾。袁上台以后，它虽继续标榜“监督政府”，实际上却在“赞助政府”。为适应袁世凯集权需要，它鼓吹全国政令“应听之中央”⁽¹⁹⁷⁾，“各省都督宜由中央任命”⁽¹⁹⁸⁾。为实现袁世凯的“统一”，它攻击黄兴南京留守府“发表之官制，俨然帝制自为，有南京政府之状态”，并借口陈其美已任工商总长，要求“撤消”沪军政府⁽¹⁹⁹⁾，等等。

国民协进会是民国成立后黄河以北地区建立较早的政团之一，1912年2月由范源濂、籍忠寅、黄远庸、蓝公武等人在京、津发起。成立时有会员二百余人，大部分为清末立宪团体宪友会和辛亥俱乐部成员。它与梁启超关系甚密，曾表示愿为梁“所用”⁽²⁰⁰⁾。

武昌起义后，范源濂等人意识到共和将成，决心联合京津各团体组织大政党，并准备于3月2日举行成立大会。后因北京兵变，成员星散，延至18日方于天津正式宣告成立，后移本部于北京。它不设会长，仅选举范源濂、籍忠寅、黄远庸、周大烈、王璟芳、严修、蹇念益等十八人为常务干事，而“主脑”则是宪友会要人籍忠寅、黄远庸。它宣布的政纲是：1．巩固共和政治；2．确定统一主义：3．发达社会实力。其政治立场是拥袁拒孙。为促进袁世凯统一政府早日成立，它致电南京参议院及唐绍仪等，请唐及南方国务员“先期到京”⁽²⁰¹⁾，并电请上海民国公会“联合团体，分别劝阻”南方“率重兵北来”⁽²⁰²⁾。当北京报界传说袁世凯拟同意南方派兵北上，袁将与国务员同时移居南苑时，它连忙上书于袁说：“京师甫就稳靖，倘一日移居南苑，恐地方再生变故。”要求袁取消此举⁽²⁰³⁾。

民国公会由陈敬第、黄群等人发起，1912年1月底成立于上海。会员最多时不过二三百人，基本上没有支、分部，是当时人数较少的一个政团。主要骨干多系前清立宪派政客和“光复会中稳健分子”⁽²⁰⁴⁾。其政纲是：“1．保持中华民国之统一；2．建设健全之中央政府，应世界大势，以促民国之进步；3．成立健全之舆论，保证民国之民权，继此永无障碍；4．扶植国民经济之发展。”⁽²⁰⁵⁾在现实政治斗争中，它反对南京临时政府，支持袁世凯的统一活动。孙中山提议建都南京，它先是献计于袁世凯：“政府地点问题，就时势论，自以北京为是”⁽²⁰⁶⁾；后又以“京津变起”，压迫孙中山和南京临时参议院火速定议⁽²⁰⁷⁾。在“北京兵变”中，它深以袁世凯的安危为虑，曾驰电表示“慰问”。

国民党由潘昌煦、朱寿朋、潘鸿鼎、陆鸿仪等三十余人于1912年2月下旬在上海发起。他们当时宣布：“本党同志集合至五百人以上时，即开成立大会，公举党首及各职员”，“未经成立以前，暂称国民党同志会”⁽²⁰⁸⁾。但事实上直至5月，也未能举行成立大会。因此，与统一党、民社等合并为共和党的，实际上只是国民党同志会。可见，该会成员始终不多，仅为“江浙间朴学士人，素昔从事教育及地方公益者”所组成⁽²⁰⁹⁾。由于势单力薄，它从未颁布任何政纲，在现实政治斗争中也无甚表现，仅宣布其宗旨为“于全国统一政治之下，以人民为国家主体，完全保护其固〈有〉之权利，以发共和之精神”⁽²¹⁰⁾。

统一党等五政团虽各具特点，略有差异，但在反对南京临时政府和同盟会方面是一致的。这是它们联合组党的政治基础。1912年3月中旬，国民协进会刚刚成立，即决议“与民社联合，推黎为党魁”⁽²¹¹⁾，并推定籍忠寅、周大烈二人为南下协商代表。接着，民国公会也派陈敬第等同行。他们先到武汉取得黎元洪、孙武的同意，然后与民社代表孙发绪东下上海。4月15日，第一次合并协商会议在上海商学公会举行，参加者由国民协进会等三个政团发展到七个政团。经过近十天的反复磋商，除国民协会、共和建设讨论会因“理事问题，稍有异议”，中途退出外，其他五政团于24日正式签订协议书，一致同意合并为共和党。5月9日，共和党成立大会在上海张园举行，出席者千余人，公推张謇为临时主席。大会一致通过了共和党规约及支部分部条例，选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张謇、章炳麟、伍廷芳、那彦图为理事，并宣布林长民、刘成禺、籍忠寅、沈彭年、张一鹏等五十四人为干事，暂以上海为临时本部。次日，临时本部举行第一次职员会，推举干事周大烈、胡钧、陈敬第、袁毓麟、沈彭年五人前往北京协同组织本部。29日，北京共和党本部宣告正式成立，上海临时本部改为交通事务所。

共和党宣布的党义是：1．保持全国统一，取国家主义；2．以国家权力扶持国民进步；3．应世界大势，以平和实利立国。其核心是第一条。孙武说：共和党“最大宗旨在国家统一主义”⁽²¹²⁾。所谓国家统一主义，据其本部所撰《共和党党义浅说》（以下简称《浅说》）一文解释，“就是一切政事都从全国统一着想的意思”，即凡办一事，除应属地方各省办理者外，应“绝对由中央政府办理，不准各省各自为政”。因此，它主张“取国家主义，从前所有统一的形式，保持它不使分割，从前即有不统一的地方，从此更加统一，事事趋向国家一方面，即事事由国家有统系的办来”。关于“以国家权利扶持国民进步”一项，《浅说》指出：所谓“进步”，就是“国民一日一日的兴盛起来，日新又新，蒸蒸日上，有动作往前进的意思”。这就需要“利用国家的权力去扶持国民”。比如国民几个人创办一工厂，“起初的时候，必要用国家的权力帮助他。当招股时，国家就可认股，助他开办，开办之后，国家可以许他种种特别的利益，助他发达起来。即令不幸偶有亏损，国家可以限定多少年担保股本官息。于是股东可以放心，不动摇这工厂的根本。到了后头发达起来，国家还时时保护他，替他排去障害。倘若在国际上与外国同样工厂相竞争，也可以将国家的权力补助他力量不足”。关于“应世界大势，以平和实利立国”一项，《浅说》解释说：实利就是国民利用土地、资本、劳力三项，年年求其增殖，以发达生计的意思。所谓“平和实利”，就是坚持以和平办法，而不以战争手段解决生计冲突⁽²¹³⁾。至于共和党为何采用国家主义为政纲，其审计员张振武说：“有鉴于今日时势，社会主义（指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不足以救危亡，乃变其方针，一采国家主义而改组斯党。诸君试思今日我国民程度若何，有美国之托拉斯等弊否？如提倡社会主义，将使游手好闲之辈人人脑中存一均财思想，诚恐中国不亡于专制政治，而将亡于社会主义也。”⁽²¹⁴⁾

从以上事实来看，共和党标榜的是要“将这共和民国造成世界第一等强国，使全国人民共享受共和民国的幸福”⁽²¹⁵⁾。它理想中的共和国，不但高度统一，“能与外国对敌”，且能扶持全国人民发展资本主义实业，成为他们生计竞争中的坚强后盾。可见，共和党同样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可是，它对另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的政纲，真正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的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却诚如孙中山所说“多有误解”⁽²¹⁶⁾，并持否定态度。以为它是“社会均产主义”，将损害富有者的利益。共和党对同盟会政纲的“误解”和否定，是和它的组织成份大多数都是富有者密切相关的。因此，它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支持真正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旧势力代表袁世凯，而与同盟会对立的可悲歧路。它支持袁世凯“实行武断政策”⁽²¹⁷⁾，建议他迅速编定官制，以便南北“不至意气用事”⁽²¹⁸⁾；并要求其党员“对于中央政府必确守本党党纲，而发为稳健之政见”，“其与吾党党义合者，固乐为赞成；其与吾党党义愫【悖】者，亦只尽监督之责，而不必为无益之破坏也”⁽²¹⁹⁾。正因如此，所以袁世凯也把它看作对付同盟会的难得伙伴而优加维持。1913年3月下旬，共和党参议员李国珍、郭同等风闻同盟派议员将对他们有所不利，急函袁世凯请求保护。袁当即“着内务部传知警察厅严密防范”⁽²²⁰⁾。与此同时，他还应共和党本部和黎元洪之请，命京师各警区于共和党议员住所和不久前宣布加入共和党的梁启超的“往来地点，妥为保护”⁽²²¹⁾。共和党错误地与袁世凯结成了同盟关系。

共和党成立后，借助统一党等五政团原有的基础，在组织方面确如其原先所期望的那样，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共和党的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就在它宣告成立不久，即出现了章炳麟宣布统一党重新独立的危机。

为抵制同盟会的“专横”，章炳麟虽不反对与民社、国民协进会等政团合并，但由于统一党成立在先和党员人数远胜各政团的优势地位，因此他不以与国民协进会等“不能独立之小团”“平等合并”为然⁽²²²⁾。早在这几个政团提议合并之初，他就傲慢地提出过，以不更改统一党名称，不设理事长为先决条件。可是，自他离沪入京以后，在上海主持“合并事件”的张謇，为加强立宪党人和旧官僚在新党中的地位，非但不恪遵其所提条件，且变本加厉地与国民协进会等四政团，达成不论各团人数多寡，一律各举四人为“基本干事”的协议，从而更激起了他对合并的不满。他说：“后上海来电，欲举基本干事。所谓基本干事者，各团各出四人，此假合并之名，而无合并之实，俨然是一联邦政府。且各团基本干事，多至二十人，各不相识，办事亦不能如意。故仆对于基本干事一节，始终极端反对，与季直电商者三四次。”⁽²²³⁾

但是，章炳麟的反对并未奏效。张謇以不可失信为辞，拒绝了他的要求，并于5月9日在上海共和党成立大会上，正式宣布了包括“基本干事”在内的各政团所选干事名单。这使从不甘为人傀儡的章炳麟，更加怒不可遏。他一面力辞共和党理事，一面向前来要求合并的在京国民协进会和民社职员提出四个条件：1．上海所推理事须经北京开会认可，理事长如不便住党，必于其余四理事中推举一人常住党内，以对本党负完全责任；2．干事与评议员不同，须由理事派定，须住本部办事，不得徒拥虚名，但特别交际科不在其内；3．各团体所负之债，须各团体自行偿还，新团体不负责任，但各团体余存之款，当归缴于新团体；4．各团体所设立机关报，须由新团体管辖。他企图从根本上“将上海之成立会取消”⁽²²⁴⁾。北京国民协进会和民社职员得知章“所提条件无从置议”⁽²²⁵⁾，于是一面采取既不辩驳，也不赞成，装聋作哑，终不复信的迁延战术，以稳定章炳麟；一面拉拢刘莹泽、龚焕辰等部分在京统一党成员，于5月14日达成各团事务所同时取消、以后各团不得私发电信等六项合并协议，加紧策划成立北京共和党本部。章炳麟忍无可忍，遂毅然向报界披露了统一党不能合并的详细理由，并于17日在统一党本部举行大会，痛斥老立宪派及官僚派“以抵制同盟会为名，而阴怀攀龙附凤之想”，其害“过于同盟会远矣”，表示绝不能以政党为他们“争官争衣食”开辟门径⁽²²⁶⁾。大会最后通过了《统一党独立宣言书》，正式宣布与共和党决绝。为更新标帜，避免与他党混淆，章炳麟宣布独立后的统一党由先前的理事制改为总理制，并接受推选，出任该党暂行总理。与此同时，江西、云南、贵州乃至北方各省的统一党支分部也多有“不愿合并者”⁽²²⁷⁾，这表明统一党的独立是有一定群众基础的。

事实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章炳麟对张謇等老立宪党和旧官僚利用政党与同盟会争权夺势的真面目，已有所认识，并断然采取了宣布统一党脱离共和党，重新独立的抵制措施。这对章炳麟和统一党都是可取的。遗憾的是此后不久，由于各党“私争”激烈，章炳麟对“政党政治”大失所望。他先是主张“吾党此后应改监督政府之眼光转而监督政党”⁽²²⁸⁾，继则干脆“宣告脱党，居于超然地位”⁽²²⁹⁾。这就给袁世凯死党王赓以可乘之机。9月2日，王赓在北京召开统一党改组大会，他和王印川等人被选为理事；不久又增推袁世凯、黎元洪为名誉理事长，岑春煊、徐世昌、冯国璋、赵秉钧、张镇芳等二十八人为名誉理事。统一党从此成了地地道道的袁世凯的御用党。

四　以“第三党”相标榜的统一共和党" class="reference-link">四　以“第三党”相标榜的统一共和党

统一共和党由共和统一会、国民共进会和政治谈话会联合组成，是一个以“第三党”相标榜的政党。

共和统一会等三个政团，以共和统一会成立最早，1911年12月，由景耀月、陈其美、胡瑛等同盟会员与立宪派张謇、赵凤昌、伍廷芳等人联合发起，同时创办机关报《大中华报》。他们宣称唯一的天职是“设一共和政治进行时代有力之枢机，而期成一巩固健全之大共和国家”⁽²³⁰⁾。国民共进会的全称是“中华民国国民共进会”，1912年1月初由褚辅成、殷汝骊、沈钧儒等浙江都督府各部长及部分省议会议员发起。拟设总会于南京或上海，曾举沈钧儒等四人为特派员，前往宁、沪联络。它以组织完全“共和政体”为宗旨，以政体统一主义、民族共和主义、社会民生主义为政纲⁽²³¹⁾。政治谈话会为同盟会员刘彦所组织，其成员多为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

以上三个政团均以实现“完全共和”为根本任务，又都主张“绝对统一制”和组织所谓健全的大政党。因此，1912年2月，随着全国组党高潮的出现，它们也开始谋求合并，另组新党。在此过程中，以景耀月表现最活跃。他原先认为“共和建设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奏功，亦非片面单独之见解所能办理”，曾倡议同盟会“易名改组”，“以接纳热心革命与运动共和之贤豪者”⁽²³²⁾，但遭到多数同盟会员的反对。他于是改而提出联络国民共进会、政治谈话会另组一党。经多次协商，2月底，共和统一会等三政团在上海达成合并为“统一共和党”的初步协议。

此外，云南都督蔡锷也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不久，他便在财政十分匮乏的情况下筹资十万元，准备“合全国军界、政界极有能力及社会上极有学识资望之人，组织一稳健强固之政党，借以监督政府，指导国民”，并为此邀约萧堃、袁家普、石陶钧等入滇“面授机宜”。起初，他欲与中华民国联合会和民社等反对同盟会政团相联合，派萧、袁二人前往上海“筹商一切”⁽²³³⁾。对于蔡锷这一主张，章炳麟等人也十分赞成，曾复电表示“万里一心”，待萧、袁抵沪后，即“筹合并进行之法”⁽²³⁴⁾。可是不久，章炳麟因和张謇发生矛盾，拒绝与民社等政团合并，此议遂告失败。随后，蔡锷同意萧、袁继续留沪，与粗具规模的“统一共和党暂时周旋”，“以暗移旧日有力之一部以同趋一途”⁽²³⁵⁾，即企图通过组党办法，将同盟会势力引上立宪派的轨道。由于他答应以十万元党费相助，又有云南都督的显要地位，加上该党本有他不少昔日留学旧友，所以反而后来居上，被拥为最主要的发起人。

从此，蔡锷不等统一共和党本部正式成立，便在云南积极展开了筹组支部的活动。他命回滇不久的萧堃、袁家普与当地“政学社”协商合并，“更新组织”，并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吸收政学绅商各界百余人参加⁽²³⁶⁾。4月7日，统一共和党云南支部举行正式成立大会，选举蔡锷为支部长。他在就职演说中强调指出：1．统一共和党务要以“国家为前提”，因为“国权为拥护人权之保障”，“欲谋人民之自由，须先谋国家之自由；欲谋个人之平等，须先谋国家之平等”。“故吾党主义，勿徒骛共和之虚名，长国民凌嚣无秩序之风，反令国家衰弱也。”“苟国家能跻于强盛之林，得与各大国齐驱并驾，虽牺牲一部之利益，忍受暂时之苦痛，亦所非恤。”2．“务期本党内部之巩固。”这就要求“党内分子之健全。故本党党员与其骛多数之虚名，广为征引，致涉于滥，不如定格稍严，取具有常识、足以为齐民之表率者而结合之，庶足以举国利民福之实，而罔滋流弊”。3．党员绝不可“藉党势以谋私利，图个人之侥幸，或藉党援以为倾陷排挤之资”；“即对于他党，纵主义不同，趋向互异，可以言竞争，而不可以施排挤。尤不可以异党之故，伤及个人相互之友爱”。总之，统一共和党“宜鉴世界之趋势，察本国之情形，务择最有利于国计民生、最稳健之政策而采用之。陈义不求过高，着眼务求远大”⁽²³⁷⁾。足见他与同盟会存在原则分歧，而对该党寄于满腔希望。为了“恢张党势”，他又电催各府厅州县迅设分部。仅一月之间，云南“入党者已有数千人之多”⁽²³⁸⁾，成为该党势力最雄厚的省份。

在蔡锷推动下，4月11日，统一共和党在南京召开正式成立大会，选举蔡锷、张凤翙、王芝祥、孙毓筠、沈秉堃为总务干事，殷汝骊、袁家普、陈陶遗、张树森、彭允彝为常务干事，景耀月、刘彦、欧阳振声、吴景濂、沈钧儒、萧堃等二十人为参议，褚辅成、李曰垓等二十五人为特派交际员⁽²³⁹⁾。蔡锷虽以“滇居边远”，力辞总务干事一职，但对“筹维扩张”党务却仍十分“竭力”⁽²⁴⁰⁾。他电令陆鸿逵、章遹协助组织本部，委派萧堃、殷承为滇省常驻代表，甚至不惜自食“军人不预闻党社”之言，电请唐继尧、戴戡、李烈钧等发起组织贵州、江西支部。正因如此，所以他仍被奉为当然领袖。至于孙毓筠、张凤翙等则莫不欣然就职。特别是张凤翙，不仅公开表示：“同盟会以革命为宗旨，我即为同盟会员，现在革命目的已达，破坏之后急宜建设，故我注意于统一共和党”⁽²⁴¹⁾，而且发起组织陕西支部，亲任支部长。以上组党过程清楚表明，统一共和党主要由同盟会员和立宪派两部分人组成，并“多为政治界人物”，具有一定实力。据该党自己宣布，成立不过数月，支部即“遍十余省，党员达数万人，参议院议员亦占有三分之一之席次”⁽²⁴²⁾。

统一共和党宣称“以巩固全国统一，建设完美共和政治，循世界之趋势，发展国力，力图进步为宗旨”。其政纲为：1．厘定行政区域，以谋中央统一；2．厘定税则，以期负担公平；3．注重民生，采用社会政策；4．发达国民商工业，采用保护贸易政策；5．划一币制，采用虚金本位；6．整顿金融机关，采用国家银行制度；7．建设铁路干线及其他交通机关；8．实行军国民教育，促进专门学术；9．振新海陆军备，采用征兵制度；10．保护海外移民，励行实边开垦；11．普及文化，融合国内民族；12．注重邦交，保持国家对等权利⁽²⁴³⁾。与同盟会、共和党政纲相比较，这个政纲显然具有“调和”的色彩。对此，统一共和党并不隐讳。它明确宣布说：“本党党纲于积极的民生主义暨积极的国家主义，均不偏重，折中损益，中道而行。”又说：“国基初定，安危之机，间不容发。若两党皆走极端，相持不下，难免感情有伤，实非国家之福。本党奔走于折中政纲之下而取调和之态度者，正因时势之要求，不得不如此也。”⁽²⁴⁴⁾

随着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北迁，统一共和党本部也迁到北京。经过一番角逐，其议员吴景濂、谷钟秀被选为北京临时参议院议长和全院委员长，并由此成为该党实际领袖。在参议院，它以“第三党”自居，声称与同盟、共和两党“无所偏持”，一切“以调和为主旨”⁽²⁴⁵⁾，专意于“融洽两党之感情，措国家于安全之地位”，“绝无把揽政权之思想”⁽²⁴⁶⁾。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为了发展党势，它时而附和共和党，时而转向同盟会，一切视其自身利益为转移。所以到后来，社会舆论普遍指斥它为“反复无常的党”，是“混杂的官僚派”⁽²⁴⁷⁾。

五　国民协会与共和建设讨论会" class="reference-link">五　国民协会与共和建设讨论会

国民协会是张嘉璈等人于1911年10月24日在当时尚未光复的上海发起的。

张嘉璈（1889—1979），字公权，江苏宝山人，早年就学于上海“广方言馆”，1904年中秀才。不久，在友人帮助下，东渡日本东京庆应大学学习财经。1909年毕业回国后，先在北京任立宪派机关报《国民公报》的路透电讯翻译，后任邮传部《交通官报》总编辑。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即离京至沪，联络杨景斌等三十二人发起国民协会，“以谋中华民国之统一，促进共和国体之完成”⁽²⁴⁸⁾。接着，扬州、杭州、南京、苏州、宁波等地相继成立支部。1912年1月21日，国民协会在上海江苏教育总会举行第一次全体大会，选举张嘉璈与温宗尧等二十二人为干事，唐文治为名誉会长，温宗尧为干事总长，正式组成上海本部。不久，温宗尧以“力所不胜”⁽²⁴⁹⁾，宣布辞职，国民协会改举唐绍仪为总理，杨士琦、袁树勋为协理（后唐因任内阁总理，改称名誉总理），但实际负责人仍是张嘉璈。

国民协会的基本骨干是追随立宪派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的还是前清咨议局议员。其政纲是：1．统一国权；2．培养元气；3．发达民力。所谓“统一国权”，主要指“消融意见，合群策群力，以图统一南北”⁽²⁵⁰⁾。为此，在当时全国“万众一心，人人争欲得共和”的形势下⁽²⁵¹⁾，它赞成以民主共和制统一南北，反对袁世凯提出的“虚君立宪制”。1911年12月下旬，它一面致电袁说：“满洲君主，万无存理”，“清帝逊位，为目前第一要义”⁽²⁵²⁾；一面联合其他政团通告人民：“今共和之成否，全在人民一鼓作气，坚持到底……愿同胞毅力图之。”⁽²⁵³⁾与此同时，它还积极联络各省人士，赞助南方成立临时政府。其名誉会长唐文治一再呼吁：“今北方行政操于一人，军队调遣，听其所使，有臂指之效；而南方则军府林立，虽群策群力，无阂隔之弊，然函电筹商，动稽时日。而军事规划，尤宜统筹全局，布置分配，必皆有成谋预计，依次进行，庶足达期望而成大功。即其他各种行政，亦必有统一之办法，使行者励战术上之策略，居者展政治上之经猷。此组织临时政府所不可一日或缓者也。”⁽²⁵⁴⁾所谓“培养元气”，就是“免战祸，固财产”⁽²⁵⁵⁾。因此，它“对于国体问题，坚持和平解决之说”；对于共和新政府主张采法国责任内阁制，反对美国总统制，以免一旦政府不为人民信任，重新爆发“革命”⁽²⁵⁶⁾。所谓“发达民力”，就是“确立地方自治，使国民为政治上练习，因以养成其政治上良习惯”，以避免“暴民专制之祸”⁽²⁵⁷⁾。由此可见，国民协会所代表的还是上层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立宪派并无重大差别。

共和建设讨论会是孙洪伊、汤化龙等人于1912年2月在上海发起的。当时，南北议和告成，清帝宣布退位，他们认为“今后之民党，果挟有大党以盾其后，政府将俯就之不暇”⁽²⁵⁸⁾。于是便以讨论民国建设问题为名，发起共和建设讨论会，“以为改组政党之备”⁽²⁵⁹⁾。

经两个多月的广泛联络，征得会员三百人，计划刊行的会报也筹备就绪。孙洪伊等随即于4月13日在上海举行成立大会，公推汤化龙为主任干事，正式组成共和建设讨论会本部。随后“省会成立者闽、鲁、湘、赣、蜀、滇、秦、晋八省（鄂不日成立），以外各省各州邑成立约二十处，会员殆逾万人”⁽²⁶⁰⁾。

相对而言，共和建设讨论会是当时各政团发起成立较晚的一个，因此其成员多为他党跨党分子。该会要员吴贯因说：“所谓讨论会员者，多挂名他党籍。”⁽²⁶¹⁾而考其组织构成，则以立宪党人、旧官僚为主。上海本部“多旧议局议长”和旧官界中所谓“矫矫”者⁽²⁶²⁾，各省交通处也大多系“中流以上人物”，且往往由现任都督之类的“大力之人出任发起”⁽²⁶³⁾。至其活动经费，除部分会员（主要是华侨会员）捐款外，更大部来自官僚、军阀之手，据孙洪伊说，其中一半是湖北都督黎元洪给的。

共和建设讨论会与梁启超关系相当密切。它发起后的头一件事就是介绍梁启超入会，奉他为实际党魁，并暂停已有成议的“各团合并事”，倾力运动副总统黎元洪、国务院铨叙局长张国淦、云南都督蔡锷、蒙古王公那彦图等，力促袁世凯召梁速归。而梁也明确表示同意入会，并事实上负起了指导责任。当时的同盟会机关报北京《民主报》曾载文说：共和建设讨论会实由梁启超暗中主持，其“两次所发商榷书，即出梁启超之手”⁽²⁶⁴⁾。不过，由于革命党人“反对之气焰犹昔”⁽²⁶⁵⁾，共和建设讨论会尚不敢公开打出梁的旗号，甚至婉言拒绝了他提出在该会会报上刊发文稿直署其名的要求⁽²⁶⁶⁾。它奉梁为党魁的主要目的，是在利用他的地位和影响，为该党提供政见，指导舆论，招徕会员，扩大党势。

然而事实证明，梁启超同样未能改变共和建设讨论会无力竞取政权的地位。因此，它只好标榜“不入政界，专以指导国民为务”⁽²⁶⁷⁾，而不公开发布任何政纲，仅在内部宣布：“吾辈所抱铸党主义，不外乎稳健进步主义。以此主义协谋国是，则吾国种种建设，对外必取乎和平政策，对内必取乎实利政策”⁽²⁶⁸⁾，并通过发布《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一文，系统而具体地阐述了它的总纲领和总政策。

共和建设讨论会在这篇长文中首先提出它的总目标是建设一个具备以下四条标准的“世界国家”：1．其人民皆以国家为本位，努力从事“完全国家”的建设。所谓“完全国家”，就是分子调合、结合致密、持久不涣之国。这就必须消灭个人主义、地方感情、无秩序之自由、无系统之平等、无意识之排外、无计划之改革等等障碍。2．其国土统一，政权集中，绝不“效颦美国，剖之为若干独立小邦，使各自为政”。⁽²⁶⁹⁾3．“以平和为职志”，绝不“自为破坏平和之导火线”。4．在生计界能占优胜。这篇文章表明共和建设讨论会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巩固、统一、和平与在生计界占优胜的资本主义国家。

为实现这一目标，它认为关键是实行“保育政策”，也就是国家干涉政策，幻想通过现行国家政权来发展资本主义。为此，它提出关键在于建设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要在宪法上规定：1．不可效法美制，限制中央集权；2．不可各省自选都督，以免“寡人专制”和唐代方镇之祸再现；3．不可把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对立起来，“两极端同时骈行，不相妨也，适相济也”；4．不可效颦美国立法、行政绝对分离之法，以免政治责任无所归和政府与国会外则各不相谋，内则私相交涉的恶果；5．更不可像现行制度那样，内阁总理须由立法部选举，阁员须经立法部一一承认，“专务以立法部掣肘行政部，干涉其用人权”。总之，“人民之对于政府也，宜委任之，不宜掣肘之；宜责成之，不宜猜忌之。必号令能行于全国，然后可责以统筹大局；必政策能自由选择，然后可以评其得失焉；必用人有全权，内部组织成一系统，然后可以观后效也”。这是为它在政治上拥袁制造的理论根据。

最后，共和建设讨论会还提出建设强有力政府的可靠保证，不是美制“不党内阁”，而是英制“政党内阁”。因为不党内阁阁员系总统私人工具，总统“虽横恣污黩，民莫如何”，“欲易政府，势必出于革命”，且每届改选总统，国内必骚乱无已。而政党内阁则不但无此弊端，且“阁（内阁）会（国会）一体”，内阁权力虽大，却不至利用其“国会多数之后援，以恣行秕政”，因而有两方面相反相成，两种“福国利民”政策交替为国所用等优点。它提出现时应从三方面为实行政党内阁预作准备。首先是确立以下政治原则：1．内阁必由政见相同之人组织；2．政府所提议案不能通过于国会、国会弹劾政府以及为不信任投票时，即或解散国会，或政府辞职，二者必居其一；3．严格选举制度，以防“少数桀夫壬人私相授受，变为寡人专制政治”；4．须禁用武力，保证议员发表意见、审择表决的自由权利。其次是厘正政党观念：1．排除“官僚势力之集合”和秘密结社这两种伪政党；2．勿为己党垄断政权，而以卑劣手段妨害他党行动；3．防止小党分裂。第三是通过灌输政治常识、增强政治责任心等方法，提高全体国民的共和程度。这说明它最终还是要竞取政权的，所谓“不入政界”，不过是入不了政界时所唱的一种高调而已。

国民协会和共和建设讨论会在政治上同属拥袁反孙派。这种政治上的一致性是它们决定于同盟会、共和党之外独立发起一党的基本条件。1912年10月27日，它们联合靳云鹏的共和统一会、广东的国民新政社、浙江的共和促进会等六政团，正式成立了以汤化龙为干事长，孙洪伊、向瑞琨、梅光远等三十人为常务员的民主党，以普及政治教育、拥护法律自由、建设强固政府、综核行政改革、调和社会利益为政纲。

六　中国社会党及其他政团" class="reference-link">六　中国社会党及其他政团

中国社会党是中国有史以来一切政治团体中破天荒第一个“自承认为党者”⁽²⁷⁰⁾，也是中国第一个宣布自己为社会主义者的政党。它于1911年11月5日在上海正式成立，主要发起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是江亢虎。

江亢虎（1883—1954），名绍铨，以字行，江西弋阳人，早年受维新派思想影响。自1901年起，他两次赴日留学，与社会主义运动著名领袖片山潜、幸德秋水有所接触，共同讨论过社会政治经济改革诸问题。1910年春，他再次获得一次环球之游的机会，以整整一年的时间先后游历了日本和英、法、德、荷兰、比利时、沙俄等国。目睹世界社会主义潮流日进千里，不可阻挡，他立志回国后即“倡导社会主义”，希图把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引入“上而朝廷，下而阛阓”皆能“赞同”的“正轨”。但在当时清朝专制统治下，他没有勇气“倡言社会党”，只好先采“称名异而取义同”的办法，代之以“个人会”的名称。

1911年6月1日，江亢虎赴杭州惠兴女校作《社会主义与女学之关系》的演讲，鼓吹“社会主义要从女子做起”⁽²⁷¹⁾。这是他在国内进行公开演讲，第一次打出“社会主义”的旗号。江的演讲当时本“无人注意”，但由于杭州某巨绅欲借此“推倒其私仇”，浙江巡抚增韫为取媚此巨绅，于是派员“查办江亢虎”，最后又将他“驱逐出境”。经此一查一逐，江亢虎声名一时大噪。他避居上海后，遂乘机借用日本“社会主义研究会”的名称，于7月10日在张园发起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宣言以“研究广义的社会主义”为宗旨，“介绍西来之学说，发挥古人之思想，交通近世之言论，一以公平的眼光，论理学的论法出之”⁽²⁷²⁾。当场签名入会者五十余人。这是中国社会党的前身。辛亥革命爆发后，江亢虎感到清政府再无干涉可能了，便于11月5日以社会主义研究会发起人名义召集特别会，提议“改组社会党”，并宣布由他一手制定的党纲八条：“一、赞同共和；一、融化种界；一、改良法律，尊重个人；一、破除世袭遗产制度；一、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一、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家；一、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一、限制军备，并力军备以外之竞争。”⁽²⁷³⁾江的提议获全场一致通过，中国社会党上海本部从此宣告成立。

江亢虎的社会主义，带着浓厚的无政府主义色彩。早在留学期间，他就提出“欲求安乐，必举其苦的根本掀翻之，由有宗教变而为无宗教，由有国家变而为无国家，由有家庭变而为无家庭”⁽²⁷⁴⁾。这就是他自鸣得意的所谓“三无主义之说”。但是，江亢虎又与一般无政府主义者不同。首先，他并不笼统否定政治，而“持无国界而有政治之说”⁽²⁷⁵⁾。其次，在方法手段上，他不赞成“以暗杀、暴动、大破坏为先锋”⁽²⁷⁶⁾，认为“党同伐异，流血相寻，民族之革命，国际之战争，教团之仇杀，皆社会主义所不取者也”⁽²⁷⁷⁾。既不主张用革命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也不要求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性质，消灭雇佣劳动的剥削制度和阶级。在他看来，只要人人都在成人之前“受一致之教育”，成人之后“各谋生计”，不受供养，也不供养于人，而死后又实行遗产归公，不给子孙继承，社会主义的“极乐世界”就会到来⁽²⁷⁸⁾。所以，他在中国社会党的党旗上写上了“遗产归公”、“教育平等”两个口号。显然，这只是第二国际右倾机会主义影响下的产物，与科学社会主义毫不相干。

中国社会党上海本部成立后，各地响应者颇不乏人。据它宣布，至这年年底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支部“四百九十余起”，拥有党员“五十二万三千余人”⁽²⁷⁹⁾。这个数字虽然很夸大，但全国有不少地方曾一度挂过中国社会党招牌，有不少人耳食过“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则是事实。在众多的党员中，就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论，绝大多数是“莫知其然”的盲从者，只有极少数，如天津支部干事李大钊等才称得上是真诚追求真理的革命者，还有一些则是无政府主义者或国家社会主义者。就职业和阶级而言，占首位的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次是工商业者，再次就是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群众⁽²⁸⁰⁾。

中国社会党早期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起过一定促进作用。它成立于民主共和制和君主专制殊死搏斗的关键时刻。它把“赞同共和”定为头条纲领，即是对革命的声援。各省军政府代表在南京议组临时政府时，它联合上海惜阴公会致电各省代表团，主张选举孙中山为临时总统⁽²⁸¹⁾。它赞成并力求贯彻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江亢虎说：平均地权，必宜专征地税，这与中国社会党的党纲“合无间”⁽²⁸²⁾。他选定长江口上的崇明岛作为试验场，由崇明支部发起成立了地税研究会。此外，它还曾积极宣传男女平等，支持女子参政。它在规章中写道：“党员……无论男女，义务权利平等。”⁽²⁸³⁾这是民国初年各党派团体中最早“有女党员，且其义务权利完全平等”的一个党⁽²⁸⁴⁾。以上事实表明，中国社会党成立之初，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态度是积极的。

但是，江亢虎毕竟是个投机政客，他发起中国社会党不过是借“社会主义”的美名，妄图争取国会“多数议席”，以谋取个人权力而已⁽²⁸⁵⁾。因此，当袁世凯及其他各省当局为巩固专制统治，而对某些所谓“有意扰乱秩序”的中国社会党支部横加压迫和摧残时，他便不顾多数党员和地方支部的反对，而极力主张妥协让步了。1913年8月，袁政府下令解散中国社会党。江亢虎以所谓“今日之事，既不可以理喻，复不可以力争；既不忍叫专制之摧残，复不忍见反动之惨剧”为理由，不顾广大党员速起讨袁的要求，自动卷起“社会主义”旗子，辞了总代表名义，从容跑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去了。

除上述统一、同盟、共和、统一共和等党派团体外，其他较有影响的小党派还有中华民国自由党、中华民国工党等。

中华民国自由党是林与乐、梁舜传、谢树华等十二人于1912年1月8日在上海发起的，2月3日正式宣布成立。它拥戴孙中山、黄兴为正、副主裁，推举李怀霜为临时副主裁，林与乐为理事长，谢树华为理事，实际首领是李怀霜。

李怀霜（1878—？），广东清远人，自掇科名后，即同情革命。光绪末年，与黄节、谢英伯等创办《时事画报》，鼓吹革命，并加入同盟会。不久，受同盟会资助赴日留学。1911年春，自日本回国，出任奉孙中山之命而创办的上海《天铎报》总编辑兼主笔。武昌起义爆发后，协助陈其美光复上海，随后即被林与乐等同盟会员发起的自由党推为“首领”。

该党领导成员，从上海本部到各地支分部大都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党员则主要是小资本家、小商人、小房产主、手工业主、小律师、医生等。因为它声称凡入党者将终身受其“保护”⁽²⁸⁶⁾，所以也吸引了一部分下层人民。

该党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学说为指导思想，认为人生下来，不论男女贫富都享有同样的自由幸福之权。因此，它宣布“以维护社会自由，扫除共和障碍为宗旨”⁽²⁸⁷⁾。在现实的政治立场上，它公开声明“与同盟会是一个宗旨”⁽²⁸⁸⁾，所以自发起之日起，就得到孙中山的热情支持。1912年1月中旬，孙中山接见该党代表王树谷，表示将“尽个人力助”⁽²⁸⁹⁾。4月18日，孙中山亲赴其本部发表演说，指示它对政府应“善则扶持之，不善则推翻之”⁽²⁹⁰⁾；26日又指派马君武代为宣读他所拟该党政纲十条：1．保障人民自由；2．防止虚伪共和；3．促成地方自治；4．反对中央集权；5．励行强迫教育；6．主张男女平等；7．力谋币制统一；8．采用虚金本位；9．实施征兵制度；10．劝励拓殖事业⁽²⁹¹⁾。这就更激起了袁世凯之流对它的仇视。1913年6月，其湖北荆州分部首遭黎元洪取缔。8月30日，所有该党各省支分部无不遭此厄运。

中华民国工党虽打着“工党”旗号，却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由徐企文在上海发起，1912年1月21日正式成立。

徐企文（？—1913），又名继曾，出生在上海一个小职员家庭，肄业于中等工业学校和德文医学堂。武昌起义后，他先入中华共和宪政会，任宣讲部长，继而加入中国社会党，随后则联络工厂主朱志尧等人共同发起工党，并被举为临时干事，负责筹备一切。21日，徐召集大会，推举正副党长及各职员，朱志尧当选为正长，他和钟衡臧当选为副长，中华民国工党上海总部遂告正式成立。

工党领导成员主要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本家、工头、开明士绅。它的基层组织是按行业建立的，各行业皆选有正、副领袖。这些所谓“领袖”，多数也是有产阶级。其党员也并非“以工人为主体”。它宣布：工党“万不可屏逐资本家于局外”；工党是“工界之工党”，而非“工人之工党”⁽²⁹²⁾。在此思想指导下，徐企文一次就介绍二百多“工头领袖”入党⁽²⁹³⁾。

该党宗旨是：1．促进工业发达；2．开通工人智识；3．消改工人困难；4．提倡工人尚武；5．主持工界参政。其核心是第一条，实际就是“实业救国”。它不提倡工人罢工，主张与资本家通力合作，以与欧美各国争存竞胜。工人如有加资要求，“必先通告各企业家，及要求不遂，不得已始行罢工政策”⁽²⁹⁴⁾。它宣布：工党的任务在“提倡国货，改良制造，使中国物产为外所欢迎”⁽²⁹⁵⁾。其进行手段是要求政府厉行普及工业知识，争回治外法权，厘订专利条例，奖励发明创造，补助实业教育经费，提供工业贷款等等⁽²⁹⁶⁾。它还呼吁国人“爱用国货，勿购洋货，以挽回利权”⁽²⁹⁷⁾。

为了发展实业，使工人不致因“过度劳动”而对“劳动问题”“起恶感情”，该党对工人的经济利益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关心。这在当时各政党中是绝无仅有的。在思想上，它认识到“职工者，工业之花也”，“可爱而不可贱”⁽²⁹⁸⁾。在行动上，它支持工人反对个别“不人道”的资本家。1912年7月，上海翻砂工人为缩短工时和增加工资举行罢工，它组织“罢工干事会”作工人后盾。同年12月，上海小木工人罢工期间，面对雇主解雇威胁，徐企文邀请“素抱人道之资本家二十余人”发起工党第一木工公司，以防工人失业。1913年2月，它曾“议就关于儿童工作、成年人工作之时间，星期休业，最少数之工金以及劳动保险、罢工律等十余种议案”⁽²⁹⁹⁾，准备向国会请愿。等等。

工党在政治上属于同盟会派。它拥戴孙中山为“名誉领袖”，以其民生主义为指导思想，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3年5月1日，徐企文代表工党出席了自由党等团体为声讨袁世凯而发起的公民大会。紧接着，他又与张尧卿、柳人环等发动攻打上海制造局的武装起义，并为此献出了生命。由于领袖被杀，工党随即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