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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三节 战争的善后处理" class="reference-link">第三节 战争的善后处理
直皖战争结束后，全国各阶层人民和社会舆论一致要求废除安福系与外国签订的一切卖国密约，严惩皖系军阀头目和安福系祸首，解散安福系和安福国会，彻底清算安福系的罪行，并且根据中华民国共和政体主权在民的原则，主张召开国民大会，让国民有处理国家事务的机会。人民指望吴佩孚这个积极倡导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国是的风云人物，能代表民意，出来有所作为。但是，军阀战争本身决定了这场战争必然是一种妥协的结局。吴佩孚虽然表示要遵从民意行事，但他毕竟不能越出军阀的轨范；在同安福系作斗争和对皖战争中，他有着巨大的功勋，但在北洋系军人中，他还是个偏裨后辈，位卑职小，打仗是本分，说话是不能算数的，不能成为左右时局的人物。因此，战争结局是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及其盟友徐世昌、靳云鹏共同分享胜利成果，也即是进行政治分赃。人民的要求不可能得到满足，实际上也没有从战争中得到任何好处。
一 直奉间的矛盾开始显露" class="reference-link">一 直奉间的矛盾开始显露
7月19日，靳云鹏、姜桂题、傅良佐、张怀芝等六人受徐世昌的委派，并携带段祺瑞同意的一、惩办徐树铮，二、解散边防军，三、解散安福系及罢免曾毓隽、李思浩、朱深三总长，四、解散新国会（即安福国会）四项条件(242)赴天津与直奉方面议和。当时曹锟不在天津，张作霖也未来津，直系方面的意见，认为“六人之使命，如为总统所派，则督军受总统之调停，名分上实断不敢；如为段派居间，则段派已倒，更无所用其调停”(243)。显然，曹锟、吴佩孚他们觉得现在来讲调停，未免太不合时宜，另外这些条件也还嫌低，不能满足获胜者的要求。直隶省长曹锐对代表态度冷淡，告诉他们；“虽家兄（指曹锟）亦无主张可以发表，须俟各省公决。”(244)傅良佐因替段祺瑞做说客，并随带有武装警卫一百七十余人，被曹锐扣押，其警卫全部被缴械。姜桂题等四人无结果返京，靳云鹏则单独前往奉天与张作霖磋商。
靳云鹏到奉天后，除了转陈上述议和条件外，还替他的恩师段祺瑞求情，希望在处理战争善后问题时，给段祺瑞留点面子，不要使他太难堪，这也是徐世昌的意见。张作霖同段祺瑞的交谊原本不恶，在他看来，段祺瑞之所以不好，不过是被徐树铮这类奸佞包围利用了，现在安福系既倒，这时出面为段转圜，必将可以赢得一部分皖系势力的支持，从而增加同直系抗衡的资本。7月21日，当张作霖接到段祺瑞19日发出的自劾乞和电报时，当即复电说：“引责各节，不忍卒读”，“吾公一世令名，坏于群小之手，言念及之，泪下如雨”，表示“作霖当躬率三军，愿为督办扫除群小。至对于督办，决不稍有侵犯”(245)。靳云鹏到奉后，7月23日，张作霖马上又给段祺瑞去电安慰他说：“翼卿到奉，业已接洽。窃念此次兴戎，譬如子弟相争，无关长者，为父兄者尽可置之不问，任凭子弟自行设法了结。今日之事，无以异此。伏望我督办切勿介怀，遇事仍襄助元首，维持大局，并救济近畿一带之生灵。作霖日内到津，即当约集曹使，联络各省，筹商善后一切事宜，以资收束。溽暑逼人，尤望勉节忧劳，为国珍摄，无任盼祷。”(246)这两个电报清楚地表明了张作霖对段祺瑞这个祸国殃民的魁首所持的立场和态度，实际上也为尔后处理皖系军阀定了基调。
同一天，吴佩孚给北京步军统领王怀庆拍了一个电报，要求严厉处置皖系。电文说：“段氏窃柄，视元首为傀儡者三次矣。以国家为一家之私产，引狼入室，丧尽国权。为拥戴元首计，为保卫国家计，均非将奸党歼除不可。”他提出六项要求：一、解散边防军，取消边防督办官制；二、解散西北军，取消西北筹边使官制；三、安置段祺瑞于汤山，候国民公决；四、徐树铮、曾毓隽、朱深、李思浩、丁士源五人交法庭审办；五、国会停会；六、追缴安福系首领王揖唐及安福系议员证书，永褫公权(247)。吴请王怀庆将这六项要求汇呈大总统徐世昌核办。曹锟和李纯、陈光远、王占元等对这六条都表示赞同。因此，7月26日，这六项要求作为保定向北京政府正式提出的处理善后问题的条件(248)，吴佩孚还认为：“共和国家，民为主体，凡所设施，苟能以民意为标准，则人心自易翕服。将来各项问题，最好召集全国国民大会以解决之，庶公论得伸，国事可定。”(249)因此，他再次提出从速召集国民大会以解决国是的主张。可以看出，在处理战争善后问题上，直系特别是吴佩孚比奉系张作霖的态度要明朗激进得多。
吴佩孚的言论，立即引起张作霖的不满。7月25日，张作霖偕靳云鹏到天津，26日就向外报记者表示，他“不与吴佩孚接洽一切，仅与曹锟接洽”，并指出：“吴不过一师长，不应干涉政治。”(250)这样，皖系一被打倒，原来共同对敌的直系和奉系这两个军阀集团之间的矛盾便开始显露，摩擦渐次发生。
战后直奉以及徐世昌、靳云鹏之间几个有分歧争执的问题及其协商处理结果，略如下述。
二 内阁问题" class="reference-link">二 内阁问题
7月28日，曹锟应张作霖的邀请到达天津。自皖军战败后，所有在中央的段派势力已扫荡一空。萨镇冰因久代总理，早已感到难以维持，徐世昌为收拾政局，也需要一个适当人物来主持中枢，于是内阁问题被提上日程。张作霖为了把自己的势力早日引入关内，同时他希望有一个“操行稳健”的人来主持内阁，以防止像吴佩孚这样标新立异的人物来干政，也急于想先把内阁组织起来，因此他到天津后，即全力着手进行此事。
当时，在组阁问题上，直系和奉系以及徐世昌之间意见有分歧。吴佩孚主张先和西南实行统一，然后组阁，在正式内阁未成立时，所有一切措施均归军政范围。一般舆论对吴的主张多表同情，以为如此，统一可以促成，并且可以减少许多障碍(251)。但张作霖坚主先行组阁。在总理人选问题上，徐世昌主张仍由周树模担任，因前述7月初直皖两方备战时，他已一度提出周阁同意案于国会。对此，曹锟和张作霖都不赞成。曹锟说：“吾辈今日之战，牺牲许多生命，是为国民争人格，并非为官僚选机会。”(252)张作霖说：“与其用周氏组阁，何如使翼青复职，俾各方面均易融洽。”(253)曹锟提出由王士珍组阁，理由是王为北洋系老前辈，素无党派，和各方面均能搞好关系，同时，王一向主张和平，出主中枢，南北统一之局可成。张作霖为了使他能控制北京政权，并谋得与包括皖系在内的各派势力妥协，则坚持要由他的儿女亲家靳云鹏任总理。由于曹锟、张作霖的反对，周树模一连四次致电徐世昌，请将其同意案撤回，表示“无论通过与否，绝对不就”(254)。王士珍也表示不愿出山。徐世昌和曹锟只好放弃各自的意见，同意由靳云鹏复职担任总理。徐为了迎合张作霖，还特意派员赴天津致意曹张，说：“翼青如肯担任，自是最好不过”，并亲书手函致靳，促其来京组阁(255)。靳本人表示“愧对师门”，当时尚不愿意复职，因张作霖极力怂恿，并保证给以支持，才同意组阁。吴佩孚本来不同意靳云鹏组阁，曾对靳说：“闻公不欲组阁，公私两途，皆为最便，佩孚实表赞同。”(256)这时他也不得不表示服从。
7月29日，张作霖、曹锟、靳云鹏及各省代表在天津曹家花园会商各项问题（即天津会议），吴佩孚在长辛店，没有参加，派张绍曾为全权代表出席。会议决定五项办法：一、国会自行解散，用新选举法或旧选举法另行召集第三次国会；二、内阁问题，由靳云鹏重新出来组阁，并拟定阁员名单；三、取消上海和平会议，另行组织统一会议；四、裁兵问题，用靳云鹏之裁兵减饷计划，略加修正，即日实行；五、财政问题，清理旧债，节减军费，实行开源节流(257)。
8月4日，曹锟、张作霖进京，进一步与徐世昌等面商解决时局问题。此时，奉军入关的部队已达七万人，部署在京畿一带，张作霖已成为举世侧目、左右时局的中心人物。靳云鹏因吴佩孚主张先统一，后组阁，不赞成他出来组阁，因此对组阁事表现消极，在徐世昌、张作霖的催促下，8月5日始由津返京。因此，6日，将入阁诸人，“非常忙碌，群就张（作霖）商酌，仍向靳敦劝”(258)。7日，由徐世昌主持在公府召开联席会议，研究解决时局问题，与会者有曹锟、张作霖、靳云鹏、张怀芝、萨镇冰、田文烈、王怀庆、吴笈孙、郭则沄等，会上一致同意由靳组阁。因国会中安福系议员已纷纷逃走，提出靳阁同意案不足法定人数，故决定由他先行署理总理。8月9日，徐世昌颁发了“特任靳云鹏署国务总理”的命令。其各部总长人选如下：外交颜惠庆，内务张志潭，财政周自齐，陆军靳云鹏，海军萨镇冰，司法董康，教育范源濂，农商王乃斌，交通叶恭绰。折腾了几个月的内阁危机，至此得到一个解决。张志潭为直系，王乃斌属奉系，靳、周、叶均倾向奉系，这个内阁的组成，反映了战后直奉特别是奉系在中央势力的增长。
三 惩办祸首问题" class="reference-link">三 惩办祸首问题
直皖战争结束后，从7月下旬到8月初，徐世昌在北京根据形势的需要和直奉方面的要求，采取了一些善后措施：7月22日，派王怀庆办理近畿军队收束事宜。24日，准曾毓隽、李思浩、朱深三总长免职，准段芝贵免京畿卫戍总司令职，由王怀庆代理。28日，准督办边防事务管理将军府事务段祺瑞免职，撤消督办边防事务处，其所辖边防军着陆军部即日接收，分别遣散；撤消西北边防军名义，遣散西北边防军。29日，通令惩办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李思浩、姚国桢等十人（时徐等均已逃匿日本使馆），褫夺吴炳湘官位勋章，免吴光新职。8月3日，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这些措施，不仅不能平息人民的义愤，满足群众的要求，而且离直系吴佩孚等的要求也有相当大的距离。
直系为了防止段祺瑞、徐树铮等伺机再起，要求彻底铲除段派势力，一是处分段祺瑞，置段于汤山，听候国民公决；一是严惩安福系祸首，其中吴佩孚态度最为坚决。7月底，吴佩孚在上徐世昌的一项条陈中说：“三年来，安福贼党之祸国殃民，实属罪大恶极，种种罪状，罄竹难书，如借外力以压迫国民，卖国产以图饱私囊；任用私人，把持要津；图逞党势，假名练军，此则略举其罪之重者，其余尚难细述。全国人民，恨之刺骨。今幸天诱其衷，群贼畏罪潜逃，虽经明令严缉，过案者尚属寥寥。此种元凶大憝，如无一日逮捕依法严惩，何以正国法而警将来。且祸首等之私产，尤应切实调查确数(259)，概予查追，不然，恐其携带潜遁，异日借事生端，贻害地方。总期除恶务尽，免致恢复。”(260)但是惩治祸首问题提出后，遭到徐世昌的多方抵制，他成为皖系和安福罪犯的最大庇护者。
吴佩孚要求首先将段祺瑞安置于汤山，以待国民公决。他曾说：“段总不宜再居京中，如恐汤山时有外人游玩，诸多不便，何妨改驻西陵，我可派一营担任保护。”(261)这一点曹锟表示支持，他在天津向人表示：“段在北京城内，我们不便来，须先请他回避。”(262)从人民的眼光看来，如此处置段祺瑞，还实在太轻，未免便宜了他，但徐世昌、靳云鹏、张作霖都不赞成。
徐世昌顾念段祺瑞系数十年旧交，以及所谓段“三造共和，参战增高国际地位”(263)，“有殊勋民国，朝野属望綦殷”(264)，主张不为已甚；认为允其辞职，已是办到了极处，坚决不同意再做进一步处置。他提出，惩治祸首一条，须将段祺瑞撇开，无论如何不能伤其体面，宣称：“芝泉由我一人保险，如有伤之者，我愿以全家相保。”(265)他还表示“绝不能负祺瑞”(266)，要“以去就争”(267)。靳云鹏在奉天和天津时，也极力向张作霖、曹锟求情，说如果将来段祺瑞再有轨外举动，他可负完全责任。因此，7月27日北京内阁会议上，已决定不将段祺瑞列入该惩办的祸首名单。曹、张进京后，徐世昌又一再为段说情，并愿担保一切(268)。靳云鹏也说：“段无寸地，失败至此，已成枯木，若再逐出京华，颜面难堪，彼必死无疑。”(269)张作霖的态度，已在前述他给段祺瑞的两次电报中清楚表明，他对徐、靳为段求情表示理解和支持，是很自然的事情。这样，只剩曹锟一个人，他不好再坚持己见，于是处分段祺瑞的问题就搁置不提了。
关于惩办其他祸首问题。7月下旬，直系方面第一次所列名单为十四人，徐世昌只同意惩办五人。天津方面不同意，徐于是改为十人，还加有“此外概不株连”一语，当经天津方面力争，此语始被删去。7月29日，徐世昌惩办徐树铮等十人的命令发表后，紧接着天津方面又提出第二批十三人祸首名单，徐世昌决意不办。7月31日，北京内阁开会时，在徐世昌授意下，专门单独草拟了一纸“十人之外概不株连”的命令。天津方面得知后，颇不高兴，次日即将盖印发表时，传来话说：“北京一味做好人，而令天津唱高调，未免不情。”(270)“各省讨段，原为恢复总统自由，奈何纵庇罪人，自留后患。”(271)徐始不得不将“概不株连”令撤销，但仍将意思塞进了8月3日颁布的解散安福俱乐部的命令中，在令文最后加了“除已有令拿办诸人外，其余该部党员，苟非确有附乱证据者，概予免究”(272)一句话。
吴佩孚等提出惩办安福系罪犯，原为肃清祸根，以为安福系频年为非作歹，人民深受其害，论其罪恶，实不止已明令所通缉的十人。因此，曹张到京后的第二天（即8月6日），吴佩孚应曹锟之召到北京，研究时局问题，其中决定的第一条就是“铲除安福祸根”，要求进一步惩办安福系官僚、议员及段派的嫌疑犯，开了一张共有三十余人的祸首名单(273)。徐世昌自然不同意。吴佩孚以此原因，加上召开国民大会、解散新国会等问题与徐世昌、张作霖的意见相左，当晚即悻悻离京返回长辛店。
8月7日，在徐世昌于公府召开的研究解决时局问题联席会议上，讨论惩办第二批祸首时，曹锟力主按所开名单惩处，徐世昌则要求宽大为怀，认为“此次惩罚，应以定国军祸首为范围，不应多事株连，致开互相倾轧之渐。至安福党员，多系见利盲从，须从宽大为是。”(274)讨论很久，结果议决通缉王揖唐和安福系议员方枢、光云锦、康士铎、郑万瞻、臧荫松、张宣，褫夺曲同丰、陈文运、魏宗瀚、刘询、李进才、张树元军官军职，交陆军部惩处，即日由徐世昌以大总统名义明令公布。令文重申：“其余该部党员，均查照前令免予深究。”(275)
曹汝霖、陆宗舆是段祺瑞的司库、安福健将、臭名昭著的卖国贼，人民群众恨之入骨，当时舆论认为二人之罪实不减于徐树铮、曾毓隽等人，要求严办。吴佩孚和曹锟等也力主惩治。徐世昌因与曹、陆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关系(276)，极力加以包庇。直奉方面提出的第一批祸首名单原列有曹、陆的名字，徐世昌亲笔将他们勾去，并传语曹张说，他们已经下台，“此次乱事，二人实无参预的确据”(277)。第二批祸首名单仍将曹、陆列上，并附有事实，一为在西北军总司令部搜出有关曹汝霖的反直文稿，一为陆宗舆曾向中日银行垫借八百万元（现银三百万，纸币五百万）巨款给段祺瑞作战费。徐世昌不能再为二人说情，于是“以概不株连为概括的拒绝”(278)。因此，8月7日第二次颁发的惩办祸首令中，仍无曹、陆二人。如此巨奸大蠹居然漏网，引起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强烈不满。南京各界联合会、南京学生联合会等团体发表的一项通电说：“安福祸国，于今三载，卖路鬻矿，无恶不作，推厥祸首，实由曹汝霖、陆宗舆等造成。此次近畿战争，曹汝霖阳托调人之名，阴主谋逆之实。陆宗舆私挪汇业存款，接济逆军至三百余万之多。是曹陆之罪浮于毓隽，不减树铮，于理于法，皆应处以相当惩罚。乃拿祸首命令，竟未提及曹陆二人，群情愤骇，罔知所措。去岁各地不惜罢市、罢学、罢工，群起请惩，仅得免职处分。今幸联军战胜，公理昌明，若仍任彼卖国巨魁逍遥法外，既不足以服国人，亦无以解于联军。兹代表民意，请将曹陆二人并案拿办，以清乱源。”(279)全国和平联合会的通电指出：安福系祸国殃民的种种罪恶，可以溯源到曹汝霖、陆宗舆的卖国协约。“不有卖国协约，则参战［军］无从发生；不有参战军，则边防军无从变形；不有边防军，则安福系无从跋扈。然则曹陆等实为胚胎安福之种子，即为祸国之根源。……其罪恶之重大，不减段、徐、曹〔曾〕、李，应请一并拿办，处以极刑，庶乱源可遏，国事得苏也。”(280)
最后，徐世昌与张作霖、曹锟达成一项交换条件：由徐给曹、张以某种好处，曹、张则负责保全曹汝霖、陆宗舆的面子（详下）。
四 召开国民大会问题" class="reference-link">四 召开国民大会问题
天津会议讨论了吴佩孚提出的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虽未做出正式决议，但曹锟、张作霖、靳云鹏都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因此，8月1日，吴佩孚发表关于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国是的通电。电文指出：“九年民国，变乱相寻，追原祸始，军阀与政客，阶之厉也。军阀以政客为灵魂，政客以军阀为武器，伪造民意之术日精，而国民愈无所控诉。迭次政变，委曲迁就，敷衍一时，祸不旋踵，而天下之乱亟矣。比年来安福逆党，朋比军阀，以武力造法律，以外债成国会，遂至二三竖子，颠倒众生，痡毒四海，可为痛恨。幸涿鹿一役，天诱其衷，群丑溃亡，元凶束手，正为拨乱反治之机。”他认为，为了解决历年的纠纷，拨乱反治，“发扬真正之民意，俾军阀无所施其力，政客无所取其巧，奠民国之丕基，而为一劳永逸之计”，只有召开国民大会，一切重大问题，由国民公决。他拟订的国民大会大纲如下：一、名称：为国民大会。二、性质：由国民自行召集，不得用官署监督，以免官僚政客操纵把持。三、宗旨：取国民自决主义，凡统一善后及制定宪法与修正选举一切重大问题，均由国民公决，他方不得藉口破坏。四、会员：由全国各县农工商学各会选一人为初选，所举之人不必以本会为限；如无农工商会，宁阙勿滥。然后再由全省合选五分之一为复选，俟各省复选完竣，齐集上海或天津开成立会。五、监督：由省县农工商各会长互相监督，官府不得干涉。六、事务所：先由各省农工商学总会公同组织为该省事务所，办事细则由该所自订。七、经费：由各县自治经费项下开支。八、期限：以三个月成立开会，限六个月将第三条所列诸项决议公布，即行闭会(281)。吴佩孚认为实行此八条办法，可将南北新旧国会一律取消，南北议和代表一律裁撤，一切纠纷均交国民公议解决，“既可免军阀干政、政客投机之弊，更可免权利冲突、意见争执之嫌”(282)。为了表示召开国民大会不是他个人哗众取宠，自作主张，他在电文末尾还特地说明，曹、张两帅在天津会议已对此表示赞同。
吴佩孚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提出来后，立即获得社会各界人士和舆论界比较热烈广泛的响应。人们认为，上述大纲尽管办法未必周全，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对国民大会能否开成也有疑虑，但都一致表示，它反映了群众的呼声，是民意的体现，为解决当前国是提供了一条正确办法，应予赞成。他们说：“对于民国九年以来之感想，得一个最正确之公式，此公式为何，即人心之向背是已。……吴子玉将军主张国民大会，其用意正大深远，吾辈亟应赞成。”(283)“这次吴子玉将军主张的国民大会组织法，颇含职业的民主主义的原理，把这个精神扩而大之，很可以开一个新纪元。”(284)上海成立了国民大会筹备会、国民大会策进会等团体。北京成立了国民大会促成会。北京学界蔡元培、李大钊、孟寿椿、陈启修等发起召集“临时国民大会”，以“解决目前切要事件”，并拟订临时国民大会提案七条：一、解散非法国会，并不承认非常国会继续存在；二、肃清祸国党孽，禁止起用复辟帝制犯；三、裁减军队，废除督军及与督军同等制；四、凡国民应享之一切自由权利禁止侵犯；五、实行地方自治，并得由各地方自行编练民团；六、公布国家会计，禁止秘密借款；七、根据民意决定外交方针，并取消一切卖国密约（七条每条均附说明，从略）(285)。这些主张在当时是颇有代表性的。
首先起来反对吴佩孚召开国民大会主张的是张作霖。原来张作霖在天津会议上没有对此提出不同意见，是因为他以为这只不过是吴佩孚的一种空谈，说说而已，没有认真看待；现在吴居然用正式文件以个人名义通电全国，颇具号召力，于自己不利，他就不能坐视不理了。8月2日，吴佩孚应曹锟之召到天津谒见张作霖，并陈述关于召开国民大会的意见时，张即表示反对。吴退出后，张对曹锟说：“吴某通电，三哥曾否赞成，我则事前并未与知。如三哥任其所为，则我将单独通电反对。”(286)张作霖还指责吴佩孚“有过激气味”(287)。曹锟本来胸无主见，开始他同意吴佩孚的主张，现在张作霖站出来反对，他不敢助吴而与张争，只好退让，当即指令经略使署电政科通电各省各机关，并关照电报局：“第三师长吴佩孚通电召集国民大会一节，经略使已认为无效。凡各省机关若接得该电，概不可认为事实，各电报局接得该电，可以随时扣留。”(288)因此，吴佩孚这一通电，当时天津电报局并未发往全国，只是京、沪一些报纸事先获知电文内容，才予以披载。吴佩孚的电文被扣后，张作霖拟好的通电才予以撤销。张作霖后来一再表示反对召开国民大会。8月13日，他向日本记者发表谈话时说：“国民大会，非可为问题也。该会系吴子玉将军所主唱，然其背后，有某国人煽动操纵，吴氏不过为其傀儡耳。就中国现状观之，此事万属不可能。”(289)
徐世昌也是反对国民大会的。这是因为国民大会一旦召开，他的总统地位就成了问题，徐左右一些人，当时也都向他明白指出了这一点(290)。8月5日，曹锟晋京同徐世昌谈及召开国民大会时，徐当即表示不赞成说：“国民程度过浅，且此事为吴子玉一人之主张，各省未必全数赞同，究竟能否实行，尚待研究。”(291)
但吴佩孚并不放弃自己的主张。8月初，他连续致电北京政府，催促召开国民大会。他提出的主张是：“第一，希望先将此案提出国务会议，以示正式通过，中央决无延缓之意；第二，主张以明令颁布后，凡中央地方行政手续即不能干预，俾听国民之自决；第三，以此项应由人民自定范围，当局不应加以限制。”(292)8月6日，他入京和曹锟、张作霖讨论善后问题时，提出“先开国民大会，后议内阁问题”(293)。稍后（8月12日），他在复上海商业公团的信中指出：“前所主张国民大会，盖鉴于全国纠纷，解决无术，此疆彼界，难期统一，故愿以全国民意之主张，为解决时局之标准，办法如何，胥赖国人之研究。纵不能全国一致，即由各地国民自由集合团体，发表正大之主张，当于国家统一大有裨益。主权在民，载在我国约法，国民自决，更为世界潮流。”(294)
8月7日，在徐世昌主持召开的公府联席会议讨论国民大会问题时，除曹锟未表示反对外，其余各人均持异议，以为决不可行。“故一场会议，殆不啻对于此事为否决之一手续。”(295)会议最后决定留待新阁成立后解决，而新阁总理靳云鹏就是国民大会的一个坚决反对者。有记者问靳，政府是否认为国民大会有必要并予以承认时，他回答说：只有在大乱之后，纪纲毁坏，法政失效，秩序破裂，没有了国家行政机关的条件下，才不得不以国民大会来补救。现在政府尚在，秩序未乱，纲纪法律虽有废弛，但未至失败毁坏的地步，政府可“从而整饬之，自有正轨可循，不当诿其责于国民”，“即不应有国民大会，故当然无从承认也”。关于吴佩孚提出政府应遵从民意的问题，他说：“一般国民，但求安居乐业，而不欲闻国政之何如，此为真正之民意。民无意于国政，而谓解决国政之大会，为出于民意之自动，谓非少数之民假借名义而何？真民意初不能发抒，徒供假借名义者之利用，谅非主张者所乐为也。”(296)
这样，国民大会就成了吴佩孚的独角戏，而吴佩孚又何尝能代表民意？因此，所谓国民大会在社会上喧腾了一阵之后，不久也就烟消云散，杳无声息了。
五 解散新国会问题" class="reference-link">五 解散新国会问题
新国会为安福系所一手炮制，完全是非法产生的。现在安福系已倒，解散新国会应当是势所必至的。吴佩孚提出解散新国会的理由是：一、新国会组织之省份不健全，民意与法律二层都说不过去；二、南北统一，有新旧国会同时解散之约；三、新国会几乎完全为安福分子，安福部之罪状昭著，则新国会当然不能存在(297)。天津会议通过的决议案，其中之一即为解散新国会。当时一些群众团体也纷纷发表宣言通电，谴责安福国会，要求立即予以解散。但是这一问题又遭到徐世昌的抵制和反对。
徐世昌因自己的大总统是新国会所选出的，新国会一经解散，本身地位也就从根本上发生了问题。因此，他只答应解散安福俱乐部，不同意解散安福国会，藉口新国会任期已满，人又星散，可以让其自行消灭，并且认为保留它，可为以后“南北议和时索价还价之用”(298)，作为“取消旧国会之交换条件”(299)。曹锟到京时，曾向徐世昌当面提出解散新国会的要求，他说：“安福部既经总统以明令解散矣，则安福党员居绝对多数之国会，当然不能任其存在。……解散新国会与解散安福部之意，实相一致，不可偏舍者也。”(300)他还认为：“苟仍留此安福分子垄断之国会，则解散安福部之命令，不啻一种空谈。所谓解散者，仅去安福俱乐部五字耳，议员仍此议员，国会仍此国会，铲除安福之言，无异自欺。”(301)徐世昌坚决不允，表示在自己任内，不愿“为解散国会之行为而为段祺瑞之第二”(302)。靳云鹏是站在徐世昌一边的，声称如果徐下令解散新国会，他不反对，倘使要他“断然以解散新国会为请，彼亦有所不为”(303)。张作霖入京后，“对于新国会之命运问题，绝未有所表示”(304)，实际上他是支持徐世昌的。他认为新国会不久即将改选，如果马上解散，恐另生枝节，同时安福议员已声明与安福系无关，嗣后定能同中央保持一致。“若骤然解散，一切政令由中央命令直行，于共和政治不甚合宜”(305)。
8月7日，在曹锟、张作霖和徐世昌、靳云鹏等人的联席会议上，除曹锟外，多数均不主张解散新国会，并且做了“类似断不解散之议决”(306)。至此，曹锟又不得不让步，同意不解散新国会，以免徐世昌为难，增加时局的纷扰。8月19日，安福国会议长李盛铎、刘恩格代表参众两院议员，假江西会馆宴请曹锟、张作霖，并召名伶演剧，表示感谢曹、张主张不解散国会之恩。20日，两院全体议员又公宴一次。对国会议员这种丑恶表演，当时的舆论评述说：“国会议员至招伶设宴以谢曹张两使之不解散，可谓极尽国会之丑态者矣。以如此人格而尚得谓之议员，以如此议员而尚得称之为国会，宁知世间尚有羞耻事耶？”(307)
当国内一些群众团体要求解散新国会时，还提出一个与之有连带关系的问题，即徐世昌的大总统地位问题。人们认为，安福国会是非法的，由安福国会产生的总统自然也是非法的，现在解散安福系和安福国会，也应该连徐世昌的总统一并取消；还指出，徐世昌与段祺瑞是一丘之貉，依靠他来惩办段党，如同缘木求鱼，是完全不可能的。7月下旬，全国各界联合会致电吴佩孚说：“国人既厌恶安福党人，誓不承认由安福党人一手制造之非法国会与由非法国会产生之非法总统。公等既以讨贼为职志，则讨段之后，应速起而讨徐。非法国会不能听其存在，非法总统万不能再尊为元首。一举而廓请之，庶能就平民政治之轨道，乃不失国人之望。”电文揭露了徐世昌在任袁世凯的国务卿和后来任总统时的种种罪行，然后说：“此等元恶，戴为元首，实污我中华民国国民全体，抑且有危国本之虞。”(308)杭州学生联合会致信吴佩孚指出：“徐（世昌）段（祺瑞）厥罪惟均，讨段自不应免徐。徐系安福产儿，解散安福国会，戴徐尤无根据。切望徐惩办段党，是恳卖国贼惩其共犯也。拥徐讨段是为卖国之甲党利用以讨乙党也。事理俱不可通，徒为国人所不满耳。”(309)但这个问题只有吴佩孚表示赞同和支持。
吴佩孚对徐世昌原无好感，在他心目中，徐不过是一个思想陈旧腐朽、毫无原则的昏庸老朽，完全不配担任民国总统的角色，曾在电文中直称徐为“东海先生”、“五朝元老”，而不称之为大总统。直皖战争刚结束时，吴即对人说：“如果战争结束，仍是东海总统，予惟有解甲归田而已。”(310)7月28日，有记者问吴：“战事既定，是否拥徐世昌为总统？”他回答说：“徐乃四肢不全之总统，此问题俟国民大会解决。如国民乐举之续为总统，彼方为完全总统，此时只合算临时总统。”问：“然则吴师长之宗旨，与张作霖对外报记者所说拥护徐总统之言相差矣？”答：“非也。吾人宗旨亦拥护总统，惟拥护全国所承认之总统。今徐未经西南承认，只为半面总统耳。”(311)吴佩孚提出召开国民大会，其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国民大会这种组织形式来解散安福国会，取消徐世昌的总统地位。
8月初，徐世昌派代表至长辛店，向吴佩孚征询有关时局的意见，吴未予礼遇，曾向代表宣称，他对召开国民大会、惩治祸首、解散国会等主张决不让步，并且重申：总统选举手续非法，“应由一人民代表之国会重选之，定其去留”(312)。8月6日，吴进京时，拒不往谒徐世昌。徐指责吴太骄傲，也根本没有把这个后生小子、偏裨牙将放在眼里。
张作霖是拥护徐世昌的。原先安福国会拥戴徐为总统时，他就极力表示赞成。在他看来，徐虽为安福系所选出，但后来受安福系排挤，对安福系的专横也是不满的，并且是直奉方面在反安福系斗争中争取的一个同盟者，现在斗争取得胜利，反而把他撵下台，未免不近人情；让徐留在总统的位置上，对于保护一切旧习惯旧制度，共同压制吴佩孚这样的“危险分子”，也是有好处的。因此，他决不肯让徐世昌的总统地位有所动摇。曹锟是一个无思想、无主见的人，对徐的总统问题所持的态度是“无可无不可”(313)。最后，当然又是张作霖的意见占了上风，吴佩孚被迫放弃了自己的要求。8月15日，吴第二次进京，被曹锟说服于次日去谒见徐世昌，从此以后，他就再也不谈总统问题了。
六 一项政治分赃密约" class="reference-link">六 一项政治分赃密约
自从曹锟、张作霖进京以后，一切重大事情均由张作霖做主，曹锟都是惟张是从。当时舆论指出，“溯自曹张入京，所有重大事件，概由作霖主持，故张为自动，而曹则被动，已尽人皆知”(314)。吴佩孚提出的召开国民大会、解散新国会、处分段祺瑞、取消徐世昌的总统资格等重大问题，被张作霖、徐世昌等一一拒绝后，曹锟暗中告诫吴要克制一些，避免发生新的冲突。吴看到张作霖在北京城以战胜者自居，飞扬跋扈，武断一切，对自己极力加以排斥，心虽愤愤不平，但敢怒而不敢言。他作为一个具有浓厚上尊下卑的封建意识的军人，对顶头上司曹锟的旨意也只有服从。8月17日，他离开北京后，就决定不再预闻政事，约集冯玉祥、李奎元等直系将领开始准备在洛阳练兵，扩大直军的势力。他同张作霖的矛盾，成为后来直奉战争的伏线。
曹锟并不是只让步而毫无代价的，如果那样他也是不会干的。北京政府鉴于张作霖原有东三省巡阅使名义，而曹锟当时只是一个徒有虚名的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也拟委派曹为直鲁豫晋四省巡阅使。后因张作霖只有三省地盘，不愿曹锟拥有四省，同时山西都督阎锡山也反对归曹锟节制，故改为直鲁豫三省巡阅使。8月20日，北京政府正式发表了由徐世昌签署的任命令（9月2日任命吴佩孚为副使），同时裁撤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巡阅使与经略使不同，对所辖地区有控制实权，对此，曹锟是心满意足的。徐世昌、靳云鹏就是这样以权益为钓饵，取得曹锟对他们的妥协让步和支持的。
8月中下旬，曹锟、张作霖、徐世昌、靳云鹏之间，为了实行政治分赃，在张志潭、叶恭绰、吴笈孙三人的参与斡旋下，进一步多次协商，并签订了包括下面六项内容的密约，一、以后国家大计，须先征求曹张同意而后施行；二、东三省以及直鲁豫巡阅使范围内，用人行政，政府予曹张以方便，不能有所干涉；三，总统地位，由曹张竭力维持，曹汝霖、陆宗舆亦由曹张负责保全其面子；四、靳内阁如有为难之处，曹张予以援助；五、各省如有不服从中央命令，曹张有劝告之责；六、段祺瑞生命财产，曹张予以保全(315)。此外，关于曹张二人之间势力问题，则采取平均分配办法，如西北军之军械归奉军所有，九师、十五师划归直系；在京抄没的段派军实，亦由直奉均等分配；此次讨段之直奉军，以后由陆军部发饷，并且规定每月发饷之准期；直奉两军驻近畿之兵，各为一师；等等。
曹锟和张作霖在北京住了整整一个月，于9月4日出京赴天津，旋各回保定、奉天。直皖战争结束后，上述有关时局的一些重大问题就这样处理结束了。原来由皖系安福系控制的北京政府，现在由直系和奉系来共同控制了。原来直皖之间势不两立的对抗状态，由于皖系战败而消失，为新的直奉间的矛盾所取代，军阀官僚的统治依然如故。人们因吴佩孚推翻皖系军阀统治而一度流露的某些喜悦心情和对他的期望，很快就冰消瓦解。他们已经看出，张作霖、曹锟不会比段祺瑞好些，北京政府还是安福系专横时期的旧班底，没有任何新的迹象；依靠军阀的胜败来解决政局问题，寻求政治的清明和社会的进步，是不可能的。要救中国，只有靠国民自决，奋起自救。《申报》发表的一篇题名为《新旧之北京》的时评说：“北京之内阁曰新内阁，其总理曰新总理，其国会曰新国会，皖直战争之崭然见头角者曰新人物，段派失败后取而代之者曰新势力，今日都中之所见所闻，几无一而不新。……然所谓新内阁总理者，仍是安福时代之内阁总理，所谓新国会者仍是安福时代之国会，所谓新人物者仍是武人，所谓新势力者仍是武人。今日都中所见所闻，实无一而不旧。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此之谓矣。”(316)《民国日报》载文说：“曹锟、张作霖、李纯及彼等同派之各武人，何尝能优于皖派。……今之排斥安福者，因反抗其公敌小徐，故暂时团结一气，并无一定之宗旨及主义。迨小徐既去，彼等将因争夺赃物而起内部之争，则中国政局中之纷乱也，阴谋也，争攘也，仍将如故。久之必再造成一反对党，取今日握权者而代之。”(317)《民国日报》还刊载了7月31日日本《读卖新闻》发表的一篇关于中国政局的论文，译者在最后指出：“今日欲解决吾国政局，真正救中国……决非任何军阀派的胜败所能生其直接的效果的。因彼等只知有军阀的盛衰，不知有国家的兴亡，那么如何可以靠他为吾国讲救济之策呢？今欲救中国，惟有国民自决，国民奋起自救之一途。吾望有国民资格的诸同胞，急急觉醒，急急兴起，勿再深入迷梦，信赖军阀能救国救民，那是我日夜所祈祷的。”(318)
这不但说明了国民的普遍失望，同时也说明了一部分国民已经开始觉醒。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中国人民总是要在苦难中前进的。历史也在曲折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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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州日报》，1920年1月12日。
(2) 濑江浊物：《直皖战争始末记》，《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2期。
(3) 《救国同盟军草约》全文见1919年11月27日《民国日报》，1919年11月30日《大公报》。另见《吴佩孚正传》初编，中央国史编辑社1920年10月第3版，第27—30页。
(4) 转引自《南与北一丘之貉——读新发现的吴佩孚的军事秘约》，《光明日报》，1964年3月12日。
(5) 《吴佩孚代表抵滇》，《时报》，1919年11月14日；《吴佩孚代表由桂回衡》，《大公报》，1919年11月30日。
(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直皖战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
(7) 《谭延闿主稿致靳盐电》，天津《大公报》，1919年12月18日。
(8) 《吴佩孚代表昨谒总统》，《晨报》，1919年12月19日。
(9) 《直皖战争》，第2页。
(10) 《神州日报》，1920年1月26日。
(11) 《神州日报》，1920年1月26日。
(12) 《岑春煊致唐继尧密电》（1920年1月14日），《直皖战争》，第5页。
(13) 《岑春煊密电》（1920年1月19日），《直皖战争》，第4页。
(14) 《直皖战争》，第5页。
(15) 《直皖战争》，第7—8页。
(16) 《直皖战争》，第15页。
(17) 《吴佩孚遣眷回籍》，《晨报》，1920年3月14日。
(18) 《曹吴坚请撤防》，《晨报》，1920年3月14日。
(19) 《吴佩孚撤防消息种种》，《晨报》，1920年3月22日。
(20) 《吴师仍求撤防》，《晨报》，1920年4月3日。另见《吴佩孚书牍全篇》，1926年版，第139页。
(21) 陶菊隐：《吴佩孚将军传》，中华书局1940年版，第30页。
(22) 《吴佩孚战史》，1922年版，第39页。
(23) 《中央对于湘事之命令》，《晨报》，1920年6月14日；《政府公报》，1920年6月14日。
(24) 《直皖战争》，第77—78页。
(25) 《吴光新觊觎豫督》，《民国日报》，1919年12月4日。
(26) 《段派吴光新兵逼赵倜》，《民国日报》，1920年2月23日。
(27) 《直皖战争》，第70页。
(28) 《直皖战争》，第72页。
(29) 《直皖两系大激战》，《民国日报》，1920年3月2日。
(30)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3月2日。
(31) 《吴佩孚为赵倜抱不平》，《晨报》，1920年3月6日。
(32) 《直皖战争》，第71页。
(33) 《直皖战争》，第78页。
(34) 《岑春煊密电》，《直皖战争》，第71页。
(35) 《黎天才密电》，《直皖战争》，第12页。
(36) 《蓝天蔚密电》，《直皖战争》，第77页。
(37) 《张作霖主张暂不更易豫督函》，《直皖战争》，第73页。
(38) 《吴佩孚正传》附录，第3页。
(39) 鸿隐生：《安福秘史》，第57页。
(40) 鸿隐生：《安福秘史》，第57页。
(41) 《河南易督风潮将平静》，《晨报》，1920年3月6日。
(42) 《河南事件与吴佩孚撤防》，《晨报》，1920年3月11日。
(43) 《河南事件尚难乐观》，《晨报》，1920年3月10日。
(44) 《豫军暂难回防》，《晨报》，1920年3月8日。
(45) 《段氏出京后之阁潮》，《申报》，1920年4月4日。
(46) 《专电》，《申报》，1920年4月11日、12日；《吴佩孚正传》二编，第26页。
(47) 《直皖战争》，第5、8页。
(48) 南海胤子：《安福祸国记》上编，第56页。
(49) 《靳云鹏的三通官电》，《民国日报》，1920年1月7日。
(50) 《组阁停顿中之安福部》，长沙《大公报》，1919年11月21日。
(51) 《张作霖之文章》，《时报》，1919年11月14日。
(52) 《靳云鹏组阁之波折》，《申报》，1919年11月9日。
(53) 《阁员问题有决定说》，《申报》，1919年11月23日。
(54) 《安福派仍在反对阁员案》，《申报》，1919年11月21日。
(55) 《阁员问题有决定说》，《申报》，1919年11月23日。
(56) 《阁员问题有决定说》，《申报》，1919年11月23日。
(57) 《阁员提出与安福成功》，长沙《大公报》，1919年11月28日；《靳云鹏屈服于安福》，《民国日报》，1920年11月26日。
(58) 《靳云鹏屈服于安福》，《民国日报》，1919年11月26日。
(59) 《时评·李思浩酣睡靳侧》，《民国日报》，1919月11月25日。
(60) 《安福派逼走靳云鹏》，《民国日报》，1919年12月26日。
(61) 《安福派逼走靳云鹏》，《民国日报》，1919年12月26日。
(62) 《靳总理对于山东案之谈话》，《晨报》，1920年1月25日。
(63) 《靳总理否认直接交涉说》，《晨报》，1920年3月20日。
(64)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3月7日。
(65)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3月2日。
(66) 《靳云鹏已销假视事》，《民国日报》，1920年3月6日。另见《晨报》，1920年3月4日。
(67) 《安福部催王揖唐归京》，《晨报》，1920年3月4日。
(68) 《倒阁声中之靳云鹏》，《民国日报》，1920年3月8日；《晨报》，1920年3月6日。
(69) 《总理销假与阁员请假》，《晨报》，1920年3月5日；《安靳争哄又一幕》，《民国日报》，1920年3月7日。
(70) 《安福倒靳风潮面面观》，《民国日报》，1920年3月13日。
(71) 《安福倒靳风潮面面观》，《民国日报》，1920年3月13日。
(72) 《安福倒靳风潮面面观》，《民国日报》，1920年3月13日。
(73) 《靳阁风潮又紧迫》，《晨报》，1920年3月10日。
(74) 《起落无定之内阁》，《晨报》，1920年3月15日。
(75) 《最近阁潮之黑幕》，《民国日报》，1920年4月6日。
(76) 《最近阁潮之黑幕》，《民国日报》，1920年4月6日。
(77) 《靳内阁又将动摇矣》，《晨报》，1920年2月29日。
(78) 《靳总理昨已销假视事》，《晨报》，1920年3月4日。另见《民国日报》，1920年3月6日。
(79) 《安福系倒靳风潮始末记》，《民国日报》，1920年3月24日。
(80) 《最近阁潮之黑幕》，《民国日报》，1920年4月6日。
(81) 《内阁问题之小段落》，《晨报》，1920年5月15日。
(82) 《靳倒后之内阁问题》，《民国日报》，1920年5月18日。
(83) 《新阁仍难确定》，《晨报》，1920年5月22日。
(84) 《变化莫测之内阁问题》，《晨报》，1920年5月27日。
(85) 《靳总理将再给假》，《晨报》，1920年6月1日。
(86) 《内阁问题尚无眉目》，《晨报》，1920年6月4日。
(87) 《专电一》，《申报》，1920午5月12日；《北京阁潮之混沌》，《民国日报》，1920年5月15日。
(88) 《曹锟电留靳云鹏》，《民国日报》1920年5月12日。
(89) 《曹锟拥护靳阁》，《晨报》，1920年5月10日。另见《曹锟电留靳云鹏》，《民国日报》，1920年5月12日。
(90) 《靳总理辞呈将批准》，《晨报》，1920年5月12日。
(91) 《内阁问题之前途》，《晨报》，1920年6月6日。
(92) 《靳云鹏辞职消息续报》，《民国日报》，1920年5月14日。
(93) 《拥段声中之政局》，《晨报》，1920年5月26日。
(94) 《吴佩孚提倡国民大会》，《晨报》，1920年6月22日；《申报》，1920年6月20日。
(95) 《政潮激荡中之张作霖》，《民国日报》，1920年6月27日。
(96) 《抵京第二、三日之张作霖》，《晨报》，1920年6月22日；《申报》，1920年6月24日。
(97) 《张胡之政潮调和法》，《民国日报》，1920年6月23日。
(98) 《政潮激荡中之张作霖》，《民国日报》，1920年6月27日。
(99) 《到京第四日之张作霖》，《晨报》，1920年6月23日；《申报》，1920年6月23日。
(100) 《专电一》，《申报》，1920年6月26日。
(101) 《紧要新闻——张作霖抵京与内阁》，《中央报》，1920年6月23日。
(102) 《靳内阁之起倒》，《晨报》，1920年6月23日，《张作霖抵京与内阁》，《中央报》，1920年6月23日。
(103) 《张曹吴会晤与政局》，《晨报》，1920年6月24日，《曹张晤面后之政局》，《民国日报》，1920年6月26日。
(104) 《吴佩孚正传》二编，第28页。
(105) 《张作霖由保回京之政局》，《晨报》，1920年6月25日；《吴佩孚正传》二编，第28页。
(106) 《周阁决定之经过与将来》，《申报》，1920年7月2日。
(107) 《三总长出阁消息》，《晨报》，1920年6月28日。
(108) 《北京通讯》，《申报》，1920年6月29日。
(109) 《张作霖斡旋中之内阁》，《晨报》，1920年6月26日。
(110) 《内阁问题解决之别报》，《申报》，1920年7月1日；《张作霖与政潮之昨闻》，《时报》，1920年7月1日。
(111)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6月29日。
(112) 《时事新报》，1920年7月2日；《申报》，1920年7月2日。
(113) 《内阁问题解决之别报》，《申报》，1920年7月1日。
(114)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7月3日。
(115) 《内阁变复任为改组之倾向》，《晨报》，1920年6月29日。
(116) 《孕育中之周新内阁》，《晨报》，1920年6月30日；《政局最近之变化》，《爱国白话报》，1920年7月5日。
(117) 《内阁已实行改组》，《申报》，1920年7月5日。
(118) 《孕育中之周新内阁》，《晨报》，1920年6月30日；《北京通讯》，《申报》，1920年7月3日。
(119) 《紧要新闻》，《爱国白话报》，1920年7月3日；《北京政局之最近曲折》，《申报》，1920年7月4日。
(120) 《张作霖之去留与时间》，《晨报》，1920年7月2日。
(121) 《紧要新闻》，《爱国白话报》，1920年7月3日；《内阁已实行改组》，《申报》，1920年7月5日。
(122)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7月7日。
(123) 《周内阁复有周折》，《晨报》，1920年7月1日。
(124) 《靳退周进之内阁》，《晨报》，1920年7月2日；《北京政局之最近曲折》，《申报》，1920年7月4日。
(125) 《内阁实行改组》，《晨报》，1920年7月3日；《申报》，1920年7月5日。
(126) 《孕育中的周新内阁》，《晨报》，1920年6月30日；《周阁决定之经过与将来》，《申报》，1920年7月2日。
(127)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7月9日。
(128) 《曹锟请罢免徐树铮电》，《时事新报》，1920年7月11日；《申报》，1920年7月11日。
(129) 《曹张李宣布徐树铮罪状》，《时事新报》，1920年7月4日；濑江浊物：《直皖战争始末记》，《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2期。
(130) 《大总统令》，《晨报》，1920年7月5日；《政府公报》，1920年7月5日。
(131) 《紧要新闻》，《爱国白话报》，1920年7月3日。
(132) 强国居士：《徐树铮秘史》，第25页。
(133) 强国居士：《徐树铮秘史》，第25页。
(134) 《紧要新闻》，《爱国白话报》，1920年7月10日。
(135) 濑江浊物：《直皖战争始末记》，《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2期。
(136) 《段祺瑞请拿办曹吴呈文》，《申报》，1920年7月11日；《褫曹吴军职之命令》，《时事新报》，1920年7月11日；《直皖战争》，第95页。
(137) 《直皖战争始末记》，《近代史资料》1962年笫2期。
(138) 《政潮危急之昨闻》，《时报》，1920年7月11日。
(139) 《直皖战争始末记》，《近代史资料》1962年笫2期。
(140) 《段督办之将军府大会议》，《晨报》，1920年7月9日。
(141) 《大总统令》，《晨报》，1920年7月10日；《直皖战争》，第97页。
(142) 《直皖战争》，第91—92页。
(143) 张一麐：《直皖秘史》，上海世界书局1920年版，第26页。
(144) 《公电·吴佩孚等又一通电》，《申报》，1920年7月17日。另见《时事新报》，1920年7月19日。
(145) 《吴佩孚等之涕泣陈辞电》，《时事新报》，1920年7月16日；《公电》，《申报》，1920年7月16日。
(146) 《补纪吴佩孚决战之言》，《申报》，1920年7月23日。
(147) 《补纪吴佩孚决战之言》，《申报》，1920年7月23日。
(148) 《奉军入关前之计划》，《申报》，1920年7月22日。
(149) 《张作霖要电补录》，长沙《大公报》，1920年7月26日。
(150) 《曹张王李等通电》，《时事新报》，1920年7月14日。
(151) 《专电二》，《申报》，1920年7月17日。
(152) 《公电》，《申报》，1920年7月16日；《张胡派兵入关之措词》，《民国日报》，1920年7月16日。
(153) 《段祺瑞声讨曹吴檄文》，《时事新报》，1920年7月17日，《申报》，1920年7月17日。
(154) 《命令》，《申报》，1920年7月18日。
(155) 《专电一》，《申报》，1920年7月20日。
(156) 《高碑店第十五师通电》，《时事新报》，1920年7月21日；《公电》，《申报》，1920年7月21日。
(157) 《时事新报》，1920年7月20日。
(158) 《国内专电》，《时报》，1920年7月24日，长沙《大公报》，1920年7月30日。
(159) 《曲同丰也说讨贼》，《时事新报》，1920年7月25日。
(160) 《曲同丰又发两要电》，《申报》，1920年7月29日。
(161) 1902年8月，八国联军交还天津时附带种种苛刻条件，其中之一条规定，中国军队不得于天津城周围二十里以内驻扎。
(162) 《公电》，《申报》，1920年7月20日。
(163) 《段祺瑞屈服后之北京》，《申报》，1920年7月27日。
(164) 《段祺瑞引咎求和电》，《民国日报》，1920年7月26日；《段祺瑞自请解职之通电》，《申报》，1920年7月26日。
(165) 《鄂省直皖两军形势谈》，长沙《大公报》，1920年7月19日。
(166) 长沙《大公报》，1920年7月12、13日。
(167) 《陆荣廷与皖直之争》，《申报》，1920年7月18日。
(168) 《王占元监视吴光新电》，长沙《大公报》，1920年7月20日。
(169) 《公电》，《申报》，1920年7月29日；《时报》，1920年7月29日；长沙《大公报》，1920年8月3日。
(170) 《直皖战争文牍》，《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2期，第134页。
(171) 《神州日报》，1920年7月29日。
(172) 《李秀山口中之北局》，长沙《大公报》，1920年7月25日。
(173) 《专电二》，《申报》，1920年7月13日。
(17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2页。
(175) 《时评》，《时事新报》，1920年7月20日。
(176) 《请除安福勿惑调停之两要电》，《申报》，1920年7月16日；《时事新报》，1920年7月16日。
(177) 《全国和平联合会等声讨安福系删电》，《时事新报》，1920年7月16日；《申报》，1920年7月16日。
(178) 《公电》，《民国日报》，1920年8月3日。
(179) 《外人之南北局势观》，《申报》，1920年7月13日。
(180) 《杭州学生致吴佩孚书》，《民国日报》，1920年8月1日。
(181) 陶菊隐：《吴佩孚将军传·自序》，中华书局1940年版。
(182) 《字林报之吴张龃龉说》，《民国日报》，1920年8月4日。
(183) 章廷谦：《时局善后的初步》，《晨报》，1920年8月9日。
(184) 《吴佩孚复商业公团函》（1920年8月12日），《申报》，1920年8月17日；《民国日报》，1920年8月17日；《晨报》，1920年8月21日。
(185) 《吴佩孚新近在汴之演说》，《晨报》，1920年8月18日。
(186) 《段祺瑞声讨曹吴檄文》，《时事新报》，1920年7月17日。
(187) 《直皖战争》，第87页；《直军致边防军西北军书》，《申报》，1920年7月2日。
(188) 《直军将士再忠告段军书》，《申报》，1920年7月20日。
(189) 《专电》，《申报》，1920年7月7、8日。
(190) 《李秀山口中之北局》，长沙《大公报》，1920年7月25日。
(191)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7月20日。
(192)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7月20日。
(193) 《北京特别通信》，《申报》，1920年8月3日。
(194) 《曹锟致曹锐电》，《申报》，1920年7月20日。
(195) 《段军败征之外讯》，《申报》，1920年7月14日。
(196) 《专电二》，《申报》，1920年7月15日。
(197) 《昨日所闻之北方战讯》，长沙《大公报》，1920年7月17日。
(198) 《段军失败之原因》，长沙《大公报》，1920年8月4日。
(199)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7月20日。
(200)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7月18日。
(201) 《北方归客之谈话》，长沙《大公报》，1920年7月13日。
(202)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7月20日。
(203) 《第十五师裁汰之里面》，《民国日报》，1920年1月13日。
(204) 韩世儒：《参战军与直皖战争概述》，《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
(205)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7月20日。
(206) 《张子武上谭督书》，长沙《大公报》，1920年7月27日。按张子武即张其锽，原籍广西，与谭延闿同榜中进士。辛亥革命后先后被任为南武军统领，湖南军事厅厅长。直皖战争爆发前夕，谭延闿派他前往保定作联络工作。此信1920年7月20日写于高碑店。
(207) 《专电》，《时事新报》，1920年7月20日。
(208) 《徐树铮电稿》，第2页。
(209) 《中日军阀之新结托》，《民国日报》，1920年1月7日。
(210)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第5页。
(211) 《专电一》，《申报》，1920年7月13日。
(212) 边防军聘请日本教官、下士、助教等计有：军需教练所教官鱼住慎一、卫生教练所教官野崎藤山郎、交通教练所教官近藤全房、教导团教官藤原胜千代、石井巳代吉、下元熊弥、仓崎清、山口卯吉、青原宇市、佐佐木丰臧、遇川弥一、佐藤重臧、小林元吉郎、福山芳臧、佐古永一、荒川武勇、猿渡竹次郎、多田骏、岩松英雄、铃木兵一郎、青岛正智、饭田由夫，此外尚有劈刺体操科助教多名。直皖战后，边防军被解散，上述这些日本教官于1920年8月下旬被解聘回国。
(213) 《吴佩孚战史》，1922年版，第48页；《直皖兵争之外讯》，《申报》，1920年7月12日。
(214) 战争结束后查明，在战场上被击毙伤的日本人有三十人，被俘多人。见《时报》，1920年8月3日；长沙《大公报》，1920年8月5日；《晨报》，1920年8月7日。
(215) 以上两电均见《工学界反对助长内乱》，《民国日报》，1920年7月21日。
(216) 《中外新闻》，长沙《大公报》，1920年7月16日。
(217) 《专电二》，《申报》，1920年7月15日。
(218) 《义使署辩明军械问题》，《晨报》，1920年7月13日；《申报》，1920年7月14日。
(219) 转录自《日人拟改变对华政策》，《民国日报》，1920年8月14日。
(220)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九年，第2册上卷，1972年日本外务省编纂，第191页。另见《外交团决下逐客令》，《民国日报》，1920年8月3日；《本报停刊中大事记》，《晨报》，1920年8月1日。
(221) 《外交团决下逐客令》，《民国日报》，1920年8月3日。
(222) 《法报论日本庇护祸首》，《时报》，1920年8月13日。
(223) 《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2期。
(224) 《日本承认收容祸首》，《晨报》，1920年8月11日。
(225)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九年，第2册上卷，第546页；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第17页。
(226)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第17—18页。
(227) 《商业公团请惩罪魁之三电》，《申报》，1920年8月18日。另见《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九年，第2册上卷，第553—554页。
(228) 《北京学生会之公电》，《晨报》，1920年8月23日。
(229) 《留学界对日政府抗议文》，《晨报》，1920年8月27日；《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九年，第2册上卷。
(230) 《字林西报反难日人之辞》，《民国日报》，1920年8月12日。
(231) 刘彦：《最近三十年中国外交史》，第132页。
(232) 《外交团对于时局之表示》，《晨报》，1920年7月10日；《申报》，1920年7月10日。
(233) 《专电二》，《申报》，1920年7月15日；鸿隐生：《安福秘史》，第79页。
(234) 《外人之南北局势观》，《申报》，1920年7月13日。
(235) 《白坚武日记》稿本，第14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236) 转引自西塘野史：《安福部》，日新书局1920年版。
(237) 《时报》，1920年8月3日。
(238) 《西报论吴佩孚》，《时报》，1920年8月21日；《西报揄扬吴佩孚》，《民国日报》，1920年8月21日。
(239) 《外人目中之吴佩孚》，《时报》，1920年8月10日。
(240) 《外人目中之吴佩孚》，《时报》，1920年8月10日。
(241) 芮恩施：《对于中国时局建议》，《晨报》，1920年8月27日。
(242) 《段祺瑞屈服后之北京》，《申报》，1920年7月27日。
(243)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7月31日。
(244)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7月31日。
(245) 《张作霖之两电》，《时报》，1920年7月30日。
(246) 《张胡致段两电之婉转》，《民国日报》，1920年7月31日；长沙《大公报》，1920年8月3日。
(247) 《直奉掌握中之北政局》，《民国日报》，1920年7月28日。
(248) 《本报停刊中大事记》，《晨报》，1920年8月1日。
(249) 《吴佩孚最近之言动》，《申报》，1920年7月30日。
(250) 《字林报之吴张龃龉说》，《民国日报》，1920年8月4日。
(251)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13日。
(252)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6日。
(253)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6日。
(254) 《靳阁复活之酝酿》，《民国日报》，1920年8月5日。
(255)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6日。
(256)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13日。
(257) 《天津会议述闻》，《时报》，1920年8月3日；《收拾安福部之京电》，《民国日报》，1920年7月31日。
(258)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13日。
(259) 战争结束后，奉军会同警察等搜查安福系头目和骨干分子的住宅，所得动产与不动产的数目估计如下：徐树铮，动产一百余万，不动产三十余万；曾毓隽，动产三百余万，不动产三十万；丁士源，动产一百五十余万，不动产八十余万；朱深，动产五百余万，不动产无；李思浩，动产八百余万，不动产二百余万；吴炳湘，动产二百余万，不动产四百余万。所谓动产系指现金及钞票而言，不动产系指股票及房屋而言。（见《北京查拿安福罪魁纪》，《申报》，1920年8月4日）
(260) 《一片捕拿祸首声》，《申报》，1920年8月6日。
(261)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8日。
(262)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8日。
(263)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8日。
(264) 《段祺瑞辞职之经过》，《时报》，1920年7月27日。
(265)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2日。
(266) 《段祺瑞辞职续闻》，《时报》，1920年7月28日。
(267) 《国内专电》，《时报》，1920年7月29日。
(268) 《段合肥之处分问题》，《晨报》，1920年8月10日。
(269) 《段氏不出京矣》，《晨报》，1920年8月24日。
(270) 《曹张入京前之周折》，《申报》，1920午8月7日。
(271)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8日。
(272) 《解散安福部之明文》，《晨报》，1920年8月4日。
(273) 《昨日公府之联席会议》，《晨报》，1920年8月8日。
(274) 《昨日之公府联席会议》，《晨报》，1920年8月8日；《七日之两大会议》，《申报》，1920年8月12日。
(275) 《大总统令》，《晨报》，1920年8日8日。
(276) 曹汝霖、陆宗舆过去的卖国活动，都是在徐世昌手下干的。五四运动中，徐对他们的罪行就极力予以包庇，后来被迫免了他们的职，但一直是自己的亲密顾问。
(277)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8日。
(278)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8日。
(279) 《公电》，《申报》，1920年8月4日。另见《晨报》，1920年8月7日。
(280) 《公电》，《民国日报》，1920年8月5日。
(281) 吴佩孚东（1日）电全文见1920年8月5日《民国日报》和《时报》，八条大纲最先发表于《申报》，1920年7月13日。
(282) 《吴佩孚对战后之主张》，《民国日报》，1920年8月5日。
(283) 张一麐：《对于国民大会之商榷》，《晨报》，1920年8月1日。
(284) 李大钊：《要自由集合的国民大会》，《晨报》，1920年8月17日。
(285)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26日。
(286)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13日。
(287) 《本社专电》，《民国日报》，1920年8月4日。
(288) 《曹锟禁国民大会通电》，《民国日报》，8月4日。
(289) 《张使与日本记者之谈话》，《晨报》，1920年8月14日。
(290)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13日。
(291)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11日。
(292) 《吴佩孚催决国民大会》，《晨报》，1920年8月15日。
(293) 《直奉争长中之北政局》，《民国日报》，1920年8月8日。
(294) 《吴佩孚复商业公团函》，《申报》，1920年8月17日。
(295)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13日。
(296)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19日。
(297) 《非法国会之命运观》，《民国日报》，1920年8月12日。
(298)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9日。
(299) 《本社专电》，《民国日报》，1920年8月10日。
(300)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11日。
(301) 《非法国会之命运观》，《民国日报》，1920年8月12日。
(302) 《非法国会之命运观》，《民国日报》，1920年8月12日。
(303) 《非法国会之命运观》，《民国日报》，1920年8月12日。
(304)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13日。
(305) 《张使对于国会之意见》，《晨报》，1920年8月10日。
(306)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13日。
(307) 《时评·丑态》，《申报》，1920年8月20日。
(308) 《责望曹吴速起讨徐》，《民国日报》，1920年8月2日。
(309) 《杭州学生致吴佩孚书》，《民国日报》，1920年8月1日。
(310) 《非法总统之位置问题》，《民国日报》，1920年7月25日。
(311) 《专电二》，《申报》，1920年8月1日。
(312) 《西报论中国政局》，《时报》，1920年8月11日。
(313) 《非法总统之位置问题》，《民国日报》，1920年7月25日。
(314)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28日。
(315) 《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8月28日。另见《申报》1920年8月29日。
(316) 《申报》，1920年8月24日。
(317) 《民国日报》，1920年6月30日。
(318) 《日报评战后之北政局》，《民国日报》，1920年8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