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江浙战争" class="reference-link">第二节　江浙战争

一　江浙战争的由来" class="reference-link">一　江浙战争的由来

江浙战争是1924年秋发生在江苏实力派、直系军头齐燮元和浙江实力派、皖系余党卢永祥之间的战争，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前奏。战争的结局不仅造成了江浙地区政治格局的变化，皖系失去了最后的地盘，而且也使直系内部的政治格局发生变化，孙传芳势力的兴起，成为直系集团后期最主要的支撑。因此，江浙战争在北洋时期的军阀战争中自有其重要意义，非一般地方军阀之争可比。

江浙战争的对立双方是齐燮元和卢永祥。齐燮元出身于北洋新军第六镇，一路升迁至苏皖赣巡阅使兼江苏督军，与吴佩孚和萧耀南同为直系中巡阅使级别的实力派大将，而且坐镇江南富庶之地，领有数省地盘，与直系中央的关系稍有疏离。卢永祥比齐燮元年长十八岁，在北洋军系中辈分甚老，清末已经当上了协统，“在北洋军人中，年龄历史，均居前辈地位，应与冯（国璋）、段（祺瑞）齐名，只因民二征蒙受挫，怏怏而归，遂致落后”⁽⁹⁷⁾。1919年，卢永祥出任浙江督军，在浙江多年经营，根基深厚。在皖系于1920年的直皖战争中失败后，卢永祥成为皖系仅存的保有地盘和军队的实力派大将。

齐燮元和卢永祥分别任职于江苏和浙江，地域相邻，经济相依，利害冲突自不可避免，“江浙军阀因地盘之冲突，双方秣马厉兵，已非一日”⁽⁹⁸⁾，而引起他们之间矛盾激化的主要问题在于淞沪地区的归属。

淞沪地区一般指上海及其外围县域，是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和对外交往最重要的中心，从而也是重要的税源地，向为军阀所垂涎。就地理和行政管辖关系而言，淞沪地区归属于直系控制的江苏，但是，淞沪地区的实际主政者——淞沪护军使，却从袁世凯死后即为皖系军人把持（卢永祥即曾任淞沪护军使），他们自然听命于皖系中央，而对直系控制的苏省当局则不以为然，淞沪地区从而成为皖直在地方争夺的焦点之一。1919年8月，卢永祥接病逝的杨善德出任浙江督军，直系本想让第六师师长齐燮元接卢永祥职，但皖系却坚持由本系的第四师第八旅旅长何丰林接卢为淞沪护军使。为此，双方一直冲突不断，并在1920年的直皖战争期间几至兵戎相见。只是因为上海为中外观瞻所系，外国公使团对在上海打仗屡有警告，直、皖双方才被迫收手，达成和平协议，维持了淞沪地区的现状。

直皖战后，卢永祥在浙江提倡“自治”，与孙中山和奉系联手，成立“三角同盟”，力图继续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而齐燮元在江苏实力渐增，势力坐大，对淞沪地盘抱着“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之心，与卢永祥形成矛盾冲突关系。反直“三角同盟”形成后，上海在卢永祥的荫庇下，成为反直活动的重要基地，各方势力都在此活动，更招致直系的不满。1923年6月，黎元洪被逼出走，曹锟贿选之声甚嚣尘上，卢永祥通电坚决反对，并出资运动反直议员移驻上海，另开国会，从而引发与直系的尖锐矛盾。齐燮元遂联络直督王承斌、闽督孙传芳、皖督马联甲、赣督蔡成勋等，图谋发起对浙战争，彻底解决与卢永祥的矛盾。江浙绅商闻之纷起反对，担心战火破坏江南富庶之地的经济社会生活，他们组成“苏浙和平协会”，奔走斡旋，反对战争。英、美、法、日公使也联合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表示淞沪地方外人有重大利益，“若发生战争，此项利益势不免受无限之损失”；中国政府对此“有不能诿卸之责任”；“如中政府或该省长官，保全此项利益有不周之处，所有一切损失，中政府应担负完全责任”；否则，“当采用一切适宜方法，自行保护侨居上海及附近地方外人生命财产及其商务”⁽⁹⁹⁾。

直系内部对于卢永祥的态度并不一致。极力主张攻浙者主要是齐燮元，目的是夺得淞沪乃至江浙地盘，壮大自己的实力，“先取两浙，自建大功，而又成于吴氏（吴佩孚）取奉之前，以为驾吴而上之计”，成为东南各省的盟主，并可进而觊觎中央副总统位置。当时，吴佩孚和卢永祥都有出任副总统的传言，而齐燮元“对人表示，则副选一事为卢为吴，皆认为不宜，隐隐中有舍我其谁之意”。而吴佩孚对此实不以为然，反倒担心齐燮元的力量坐大后，成为自己的对手，所以，“齐欲去卢，吴则联卢，使齐攻浙之谋不得逞”⁽¹⁰⁰⁾。“不得吴之同意，不独齐不敢擅动干戈，即曹亦不能遽下命令”⁽¹⁰¹⁾。因为直系内部意见不一，齐燮元不敢贸然行事，而且他对战争的准备也不周全，在各方斡旋下，遂与卢永祥达成妥协。1923年8月20日，江浙两省军民长官齐燮元、韩国钧、卢永祥、张载阳和淞沪护军使何丰林等签署《江浙和平公约》，规定“两省境内保持和平，凡足以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运动，双方须避免之”；“在两省辖境毗连之处，如有军队换防之事，足以致人民之惊疑者，两省军事长官须避免之。其两省以外客军，如有侵入两省或通过等情，由当事之省负防止之责任”；“对于外侨力任保护。凡租界内足以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问题及为保境安民之障碍者，均一律避免之”⁽¹⁰²⁾。随后，江浙当局又在10月8日和12月6日与安徽、江西省当局签署了同样内容的公约，满天的战争风云总算暂时消退了。

虽然江浙两省暂时握手言和，但齐、卢双方的矛盾依旧，“齐、卢早积不相能，其所以未开战者，因双方预备未周”⁽¹⁰³⁾。11月10日，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樑遇刺身亡，由谁接任再起纷争，齐燮元和何丰林都认为这是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各自委派了接任者。为了解决淞沪之争，齐燮元还密电北京政府，要求调动何丰林的职务，并保举陈调元为淞沪护军使。但曹锟和吴佩孚都不主张此时对浙用兵，认为“现大局趋势，实以赶行收束西南各省为必要，对浙似应先之以和缓感情，继之以和平解决”；“不可衅自我开，遽生枝节”⁽¹⁰⁴⁾。事情遂以何丰林胜出而告段落。

齐燮元几次谋浙都未成，对吴佩孚满腹怨气。齐燮元转而在直系内部勾连保派，向曹锟陈词攻浙如何有利，既可得浙江大笔钱款，并且表示吴佩孚不同意其计划，实未悉真相，此时正可乘势解决浙江问题，以防其与奉粤结合。1924年1月，“苏齐请白宫（曹锟）下令讨卢，何曹电洛吴征求意见，吴复电不主用兵，曹颇为难”⁽¹⁰⁵⁾。3月，“洛坚执江浙不能开衅，齐力主中央下令讨浙，吴不能决，允回京请示”⁽¹⁰⁶⁾。在齐燮元的大力游说之下，保派极力向曹锟陈情，还向吴佩孚疏通，以攻浙成功后浙督及省长保荐洛派人物作为吴佩孚支持攻浙的交换条件。考虑到和曹锟、齐燮元及直系内部的关系，吴佩孚的态度已有松动，又因为自己“和皖”的主张未得皖系回应而失望，遂对攻浙事不再反对，取听之任之之态。直系内部的对浙方针渐趋一致，江浙之间的战云密布。

江浙战争发生在江浙两省之间，其导火线却源于并不与江浙两省直接相关的孙传芳入闽和福建局势的变化。

1923年4月，孙传芳出任福建军务督理，但闽省军队派系混杂，互不相属，直系的闽北护军使周荫人据延平，皖系的兴泉永护军使王永泉据泉州，第十混成旅旅长臧致平据厦门，李厚基旧部王献臣据汀州，还有其他各支部队分据省内各地，皖系军队残余还有不小的力量，王永泉以福建军务帮办的身份握有闽省实权。孙传芳虽为闽督，然其坐困省城福州一隅，发展空间有限，亟谋另外的出路。他先是“处心积虑，不能忘赣”⁽¹⁰⁷⁾，但赣督蔡成勋对之存有警惕，且为同系，难以下手。孙传芳继而注意到浙江，一则其为皖系控制，便于在直系内部动员力量，一致对外；二则浙江为富庶之地，对孙传芳也有不小的吸引力。为此，他致电曹锟，提出“浙省反抗中央，已非一日，近更购械增兵，结合奉粤，待时而动，情迹昭然，失此不图，为患滋大”，并主动请缨，“躬率所部，自闽北进讨，以四省之兵力，共同迫卢，则其内讧立起，不出旬日，浙事自可戡定，使长江流域呵成一气”。曹锟令吴佩孚“酌核盼复”。吴态度谨慎，回以“为闽省计，应以先肃清厦门为是，遽议图浙，事实上亦非甚易，且东南大局，中外瞩目，由我开衅，是犯天下大不韪，而引起全国震动也”⁽¹⁰⁸⁾。不过，吴佩孚向视福建为进攻广东之跳板，此时他仍然企图实现“武力统一”之谋，便暗中支持孙传芳、周荫人合力驱逐王永泉，统一福建，使福建成为直系稳固的南进基地。

在得到吴佩孚的支持后，孙传芳着手准备在福建生事。1924年2月27日，孙传芳忽然将其督理职交王永泉代理，自己离开福州去延平，并令驻福州的部下卢香亭、李生春旅同时开动。一时间，孙传芳的动向颇引人关注。孙传芳离开福州，王永泉以为孙是图谋向外发展，不料留守福州的周荫人却突然发难，3月5日派兵将王永泉新购的枪械扣留⁽¹⁰⁹⁾，并将护械的王部官兵缴械。孙军卢、李两旅也于行军途中得令回师福州。在直军的突然攻击下，王永泉措手不及，3月7日逃往泉州。周荫人则以王永泉“操纵闽局，罪大恶极，命将其新械扣留，以消隐患”，而他自己则“迫于公谊，既无法两全，只得挥泪会师，以期绥定闽疆，维护大局”⁽¹¹⁰⁾。王永泉见大势已去，无意再行抵抗，12日将所部交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长杨化昭统领，自己离开泉州转道厦门前往上海。随后，曹锟在3月17日下令免去王永泉本兼各职，4月8日任命周荫人为福建军务帮办。

王永泉虽然下野，与王关系密切的臧致平、杨化昭部还有实力，因此而为孙传芳、周荫人所嫉，成为他们的下一个攻击目标。4月中旬，臧、杨部队与孙、周部队在同安等地交战十余日，因实力不济，节节败退，弃守厦门、漳州等地，5月间经闽西退入江西。福建的其他派系部队在孙传芳、周荫人的军事压力下，亦基本就范，闽局初定。

臧致平、杨化昭部退入江西后，因江西为直系控制，不能久留，遂与同属皖系的浙督卢永祥互通声气，继续向浙江进军。直系担心臧、杨所部与卢永祥结合，壮大皖系力量，吴佩孚有令赣督蔡成勋，调兵对臧、杨所部围追堵截，但蔡成勋虽不愿臧、杨所部扰乱江西，也不愿闽军借此入境，有碍自己的地位，故对臧、杨所部“并无阻截”，却以防止臧、杨所部“回窜”为由，要求闽军和赣军分在闽赣边界布防，各守其境，被孙传芳指为“似有疏敌防我之意”，“意在阻止我军出境”⁽¹¹¹⁾。由于蔡成勋对臧、杨所部未穷追猛打，臧、杨所部突破赣军围堵，在6月初进入浙江境内，被改编为边防军，臧致平任总参议，杨化昭任司令，驻防闽浙边界。

臧致平、杨化昭部与浙江卢永祥部合流，不仅使久欲对浙动武的齐燮元找到动武的借口，即卢永祥收容臧、杨所部违反了《江浙和平公约》中防止客军入境的规定，而且使吴佩孚也大为不满，本来他还想说动卢永祥让步，遣散臧、杨所部，但卢永祥却答称：“臧、杨在闽，分属国军，闽、赣以十万之众，未能剪除，浙为自身安全计，为大局和平计，更无遣散之必要。”⁽¹¹²⁾卢的态度更惹恼了吴佩孚，他认为“此两部军队不除，终必为皖、赣祸，令闽、皖、赣三省围击，勒尽缴械”⁽¹¹³⁾。福建方面，王永泉出走后，周荫人接任军务帮办，与闽督孙传芳产生了新的矛盾。为了化解孙传芳和周荫人的矛盾，5月13日曹锟任命周荫人为闽督，改任孙传芳为闽粤边防督办，令其屯兵闽南，准备入粤，支持林虎、洪兆麟等部攻击孙中山，“激励奋发，迅图进行，为林、洪一张声势，则粤事自易奏功”⁽¹¹⁴⁾。但孙传芳知道此举成败难言，并不热心，而在福建又不安于位，遂对攻浙十分热衷，以谋取浙江地盘。这样，齐燮元、孙传芳、周荫人在攻浙问题上达成一致，齐燮元意在淞沪，孙传芳意在浙江，周荫人可以避免与孙传芳争夺福建的地位。如时人所论：“孙传芳以闽督予周之后，无聊已极，亟思得一地盘，却好臧、杨情事发生，于是，于吴、齐两大之间，极力怂恿。而齐与卢恶感素深，已非一朝一夕，又难得闽孙首先犯难，愿为前驱，推波助澜，不谋而合。在洛吴早冀申涨势力于长江下游，无如东南和平，无机可乘。今有可乘之机，故对齐不惜以重兵为后援之举，使其鹬蚌相争，坐收渔人之利。……此次内容虽复杂，要之不外纵横捭阖，互有私心而已。”⁽¹¹⁵⁾

自1924年中起始，江浙地区形势紧张，战云密布，双方都在厉兵秣马，准备战争。当时齐燮元属下的苏军计有五个师六个混成旅，近四万人，另有皖督马联甲出兵三个旅，赣督蔡成勋出兵一个师，孙传芳出兵六个混成旅，约有2.5万余人。吴佩孚又调豫军、鲁军一部至江苏填防，鄂军一部候调，以补齐燮元兵力之不足⁽¹¹⁶⁾。海军长江舰队和闽海舰队亦站在直方。卢永祥属下的浙军计有四个师二个旅及臧致平、杨化昭的边防军、何丰林的沪军等，约计6.6万人。就双方兵力的数量而言，江浙大体相当，“苏军有优点二，一则后援多，二则财政裕。闽、皖、赣既与齐取同一态度，而洛吴复为攻浙主动，则齐后援之多，自不待解说。至于财政方面，齐素有准备，江苏民政实际上即隶属于军政。频年以来，增加及吸取之军费实不在少。……至于军队方面，亦不无优点之可言，近来苏省军队多已更调，老弱均被淘汰净尽，……至齐之弱点只有一事，即少得南方舆论之同情”。反观浙江方面，地处直系各省的包围之中，与其盟友北方的奉系、南方的孙中山都远隔重重，“一则孤立无后援，二则财力不充。浙地理一面濒海，三面受人包围，军力粮饷须恃诸本省。粤省虽素有来往，然而自顾不暇；奉天虽利害相同，顾远水不就近火。本省精锐之师，在战争启初之时，固未必即弱于人，然若战事延长，则持久究非力所能逮。……至于其优点，则以浙省处包围形势之下，及上海向表示同情于南派，舆论较宁易得同情。军士战斗锐气或可较他方为强”⁽¹¹⁷⁾。就实际论，江、浙两方各有短长，然就大势论，浙方在战略上似处于劣势。战前江浙两方都在调兵遣将，力图以己之长克敌之短。7月间，齐燮元电吴佩孚，讨论对浙问题，吴佩孚告，“分路同时动作，皖亦应附，可计日而决也”⁽¹¹⁸⁾。8月下旬，“苏浙形势日亟，吴使飞电促孙馨远迅速出兵，免有被各个击破之虞。抚万函电交驰，仓皇矣”⁽¹¹⁹⁾。皖系人物徐树铮、吴光新等以卢永祥胜败关系皖系实力存亡，“屡次密议，决定竭力援助浙卢”。他们在上海召集曲同丰、马良等皖系旧将会议，决定“各自暗中召集旧部，编练新军两师以备援助浙江”⁽¹²⁰⁾。战争的机器既已开动，则一发而不可止，中国最富庶发达的淞沪地区即将被笼罩在战火之中。

二　江浙战争的结局与孙传芳的兴起" class="reference-link">二　江浙战争的结局与孙传芳的兴起

1924年8月中下旬，江浙双方各自召开军事会议，进行战争动员。江苏方面，齐燮元自任总司令，驻苏州指挥作战，下属江宁镇守使宫邦铎和江苏暂编第三师马玉仁部为第一路，以沪宁线为中心，自正面分左中右三路攻击上海；江苏第五混成旅陈调元部为第二路，驻宜兴担任对浙防御；安徽第三混成旅王普部为第三路，由皖南攻浙江吴兴；闽军孙传芳和赣军孟昭月、卢香亭、谢鸿勋部为第四路，自南向北进攻，对浙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¹²¹⁾。浙江方面，卢永祥自任总司令，坐镇杭州指挥作战，其部署为，何丰林、臧致平的第一军重点防守沪宁线；陈乐山、杨化昭的第二军自浙北攻苏南，力图拊苏军之背，断其后路；张载阳、潘国纲的第三军驻防浙南，阻击孙传芳部北进⁽¹²²⁾。

8月下旬，江浙双方军队在前线对峙，沟通江浙及东南沿海地区的铁路交通动脉——沪宁、沪杭铁路运输中断，战争一触即发。为了将战争的责任推之于对方，双方循例在战争爆发前大打电报战。9月1日，孙传芳发表通电，称其“躬率三军，为民除暴，助我则友，逆我则仇。……倘其悍然不顾，甘为罪魁，则大局之破裂，地方之糜烂，正名定罪，责有攸归”⁽¹²³⁾。3日卢永祥发表通电回应，声称“彼方已明白挑战，和平希望业经断绝，惟保境安民，责无旁贷，亦非空言所能补救，自当整我军旅，为国锄奸。……推厥祸始，实由齐燮元为赞助曹氏贿选最力之人，故不惜残民以逞，助桀为虐，淫威所及，安有底止！”⁽¹²⁴⁾同时又发表讨曹通电，历数曹锟贿选卖国诸罪是“假共和政府之名，行武力专政之实”，宣传其“乱国之罪，事迹昭然，法所不容，义应申讨”⁽¹²⁵⁾。4日齐燮元通电责卢永祥“反抗中央，招聚乱党”，浙军“先施攻击，希图掩袭不备，肆其凶残”，声称“苏省防御疆土，素守和平，今逆寇相逼而来，自应悉力捍御，以期达保安之宗旨”。6日，吴佩孚、齐燮元又联名发表通电称，卢永祥“包藏祸心，阴窃自主之名，隐行割据之实”，“在刑典为不赦，对全国为公敌”，要求政府“明令讨伐，同仇敌忾，歼此大憝”⁽¹²⁶⁾。陆军检阅使冯玉祥、热察绥巡阅使王怀庆、赣督蔡成勋、鄂督萧耀南、豫督张福来、皖督马联甲、甘督陆洪涛、直督王承斌、鲁督郑士琦等直系高级将领也同声相应，先后发表讨卢通电，表示直系对外之同仇敌忾。9月7日，曹锟下讨伐令，以卢永祥、何丰林等“公然首先破坏治安，违背全国人民爱护和平宗旨”，“均著褫夺官勋，并免去本兼各职，由齐燮元督率部队，相机剿办”⁽¹²⁷⁾。曹锟同时还任命齐燮元为讨逆北路总司令，马联甲为副司令；孙传芳为讨逆南路总司令，蔡成勋、周荫人为副司令。江浙战争终至无可避免地爆发了。

江浙战争发生在中国最发达富庶的江南地区，尤以沪宁铁路沿线为中心，以上海近郊及外围地域为作战的主要战场。9月2日，苏军袭占安亭，拉开战事序幕。3日，苏军猛攻沪宁线安亭、南翔间的咽喉要点黄渡，浙军则反攻安亭，战况颇为激烈，双方互有进退，战线形成胶着。与此同时，苏军于4日在上海西北的浏河开辟新的战场，以图收侧翼包抄之效。浙军兵力不足，退守待援。随后，苏浙双方均加派援军，在浏河战线续有激战，但历一周之久，两军均无法突破对方的防线而隔河对峙。与浏河相邻的上海近郊嘉定，也是苏、浙两军作战的重要战场。苏军力图拿下嘉定，遮断浏河与南翔间的浙军联络线，各个击破，浙军则要保守己方战线，苏、浙两军在此激战多日，战线并无明显变化。为切断沪杭线交通，切割上海浙军与浙江后方的联系，苏军还向上海西南青浦一线发起猛攻，但浙军坚守不退。总体而言，面对苏军的大力进攻，浙军在沪宁线取守势，但在苏南方向则取攻势。浙军自浙北出苏南宜兴，进可以下常州、无锡，切断沪宁线，东向上海，西向南京，攻守自如；退可以拱卫浙江，呼应上海，具有战略的意义。9月上旬，浙军与苏军以宜兴城攻防为中心，发生激战，苏军不支，连连后退，后在援军支持下方得反攻，击退浙军，至9月中旬，苏、浙两军各守其防，战线大体稳定。

江浙战争发生在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周边地区，对上海的社会生活有明显的影响，也引起列强的关注。8月下旬，驻沪领事团通过决议：一、请驻京外交团照会外交部，设防保护苏浙及上海一带外人生命财产；二、如决裂后，各国将自行派舰保护；三、沪宁路运兵设防阻止；四、临时维持上海治安，并召集商团外舰人员，为万一之设备。29日，驻京英、美、法、日公使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今得悉江浙间将有战事，恐危及各本国人民之生命财产，故特郑重声明，如外人之生命财产因此战争而有受伤害及损失情事，应由中国政府负完全之责任。”⁽¹²⁸⁾30日，四国使节又访问外交部，主张上海周围30英里内划为“中立区域”⁽¹²⁹⁾。自8月下旬起，英、美、法、日等国以“护侨”为由，纷纷调遣军舰至黄浦江及吴淞口海面游弋。9月2日，上海领事团举行会议，决定：一、通告江浙当局，不得将军队调入租界或作军事行动；二、严防败兵入界内；三、请万国义勇团下令，准备随时出防；四、请各国驻沪军舰编练、戒备。同日，各国海军组成联合舰队，推举英国人安特生为领袖总司令。各国还议定派出海军陆战队登陆，会同租界外侨组成的万国义勇团，共同担负租界防卫。4日，驻京公使团训电驻沪领事团：“吴淞附近，如有战事，各国舰队务实力制止。”⁽¹³⁰⁾由于列强的态度和干预，江浙战争终于没有发展到上海市内。

自9月初苏、浙两军开战后历半个月的时间，苏军得直系各省之助，前线兵力的数量超过浙军，但在各线战场始终未能取得根本突破，反与浙军形成胶着局面。如时人所论：“苏齐历来轻视浙卢之实力，以为不足与己抗，故敢倡议图浙。今双方决战将迩，方知浙卢之实力亦不为弱。”⁽¹³¹⁾究战略层面而言，江浙战争虽为地方战争，但却牵动直、奉、皖、孙（中山）各方利害，反直“三角同盟”在战争爆发后即行动员，孙中山在南面动作，牵制了江西直军，而奉系更是在北面大举动员，有入关南进之势，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在即，令直系不敢掉以轻心，不能出动更多的兵力支持齐燮元。在战术层面，浙江方面视此次作战为生死战，没有退路，不敢懈怠，使此次江浙战争不似过往多次军阀混战，“文战”更甚“武战”，而是真打实战，战况激烈，苏军对此明显准备不足，兼以臧致平、杨化昭部退入浙江后，因本无根基，为了生存的需要，不能不拼死抵抗，而苏军将领各有私图，都希望由别人出力作战，自己得胜利实惠，不愿牺牲自己的实力，为他人火中取栗。结果，战事发生后半月，双方的战线各有进退，但都没有根本的变化，战事成僵持状态。直到9月中旬，孙传芳率闽军自福建北进攻入浙江，战局才有急转直下的变化。

孙传芳因在福建不安于位，对浙江早有觊觎之心，因此对攻浙十分积极。江浙战争爆发后，淞沪附近成为主战场，吸引了浙军主力，南线浙军实力空虚，为孙传芳造成可乘之机。孙传芳指挥所部六个混成旅在闽北延平集结后，于9月初分兵三路攻浙，8日越过仙霞关，一路北进，16日占江山，18日占衢州，浙南重镇尽入孙军之手，杭州震动。与此同时，赣军和皖军亦自赣北和皖南入浙，协同孙军对浙军进攻。在浙军不利的局势下，浙江省城杭州的地方势力，以浙江省警察厅长夏超和警备总参议周凤歧为代表，图谋“浙人治浙”，开始与孙传芳秘密接洽对浙江未来的安排。面对对手的南北夹攻之势，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及后方不稳的不利局面，争取时间，等待局势变化，卢永祥主动在9月17日宣布将浙省交还浙人，“实行自治”，省长兼浙江第二师师长张载阳亦同时卸职，省长职交夏超代行，浙江第二师师长职由周凤歧代理。9月20日，夏超和周凤歧致电吴佩孚、齐燮元等，报告浙江局势的变化，称“浙省素日服从中央，此次构兵非浙人志愿，现卢永祥已离杭，张载阳亦赴沪就医。超等职应维持地方，力图善后。现已电令所有军队退回原防，扫境以待后命”⁽¹³²⁾。同日，曹锟任孙传芳为督理浙江军务善后事宜兼闽浙巡阅使，22日任夏超为浙江省长。22日，孙军进入杭州，25日孙传芳到杭州走马上任⁽¹³³⁾。

浙江局势丕变，但淞沪战场的战事并未停止。9月18日，卢永祥一行抵达上海，宣布“现因鼓舞军队士气，将总司令部移至龙华”⁽¹³⁴⁾。此时第二次直奉战争已在北方爆发，南下援苏的直军部队正纷纷被调回北方，卢永祥召集下属会议，认为事尚可为，决定集中兵力于淞沪地区，以沪宁和沪杭两线为防御重点，固守待变，并可配合北方战局。其时卢永祥方面对淞沪作战已有不同意见。据苏方探报：“卢永祥在龙华开会议时，何丰林主张，我方兵力及后援均不易与苏军抗卫，且近日战斗亦不见得手，不如我辈少数人引退，静待时宜。臧致平闻之大怒，破口谩骂，欲饱以老拳，卢乃急起对双方求情，竭力排解，何、臧二人均悻悻怒目，遂无结果而散。”⁽¹³⁵⁾

浙江形势的变化使齐燮元看到了胜机，他随即在9月19日下总攻击令，苏军及直军援军向沪宁线正面的黄渡、浏河、嘉定、南翔等地发起全线进攻，与卢军发生激战，卢军拼死抵抗，方才稳住战线。25日，卢永祥到南翔视察，决定以反攻遏止苏军攻势，两军战况空前激烈，伤亡惨重。战至9月底，两军均感筋疲力尽，一时无力再战，战事稍有沉寂。

就在沪宁线大战、两军胶着的同时，沪杭线战况却出现对卢永祥不利的变化。9月下旬，卢永祥调整部署，将原在浙北的第二军主动后撤至淞沪地区，孙传芳的军队则一路跟进，22日占湖州，25日占嘉兴。随后，孙传芳亲往嘉兴督师，孙军沿沪杭线节节进军，卢军则节节退却，10月7日，孙军进攻松江，并经激战于次日攻克松江，卢永祥在沪杭线的防线出现缺口。9日，卢永祥调何丰林到沪杭线，令其督率第三军恢复松江。但何丰林对此并无信心，前此当沪杭线军事吃紧时，“臧致平特为此与何丰林筹划补救策，但何已惊悸万分，诡与臧云，现有病恙，军事方面任公一人主持，欲借此而卸责。臧听其语未竟，大怒拍案詈何，并以手枪向之，大叫以此与君共休戚。幸其时卢氏之军务处长范毓灵座，奋力夺下，其内部之紊乱于此可知”⁽¹³⁶⁾。

卢永祥在上海两面受敌，缺少外援，形势不利。10日，苏军攻占青浦，又克嘉定，孙军进逼龙华，战线已推进至上海近郊，卢永祥部备受打击，军心不稳。据齐燮元称：“黄渡、嘉定、浏河各处之敌，连日复被我军痛击，昨晚今晨全线表示投诚，并派代表多人来输，恳切之意，当饬我军前线，一律停战，现正办理缴械给资遣散事宜。”⁽¹³⁷⁾

面对不利的局势，10月13日凌晨，卢永祥召集臧致平、杨化昭、陈乐山等各路指挥官及幕僚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形势及应对（何丰林因在前线指挥而没有出席）。陈乐山提出，“目今子弹缺乏，粮饷不足，且将士苦战累月，恐难久持，目今即处于四面楚歌中，不如请卢公顾全地方大局，急流勇退，即日下野，以保留将士元气，亦即以保留卢公令名。述毕，列席诸人无不愕然。”臧致平、杨化昭等“均有激烈之辩论”，仍然极力主战，但“卒以第四师不愿加入作战，实力已去，无可挽回”。双方争论良久，卢永祥“亦以饷械告缺，与其坐守绝境，不如放弃淞沪，另图发展”。遂决意下野，即席拟通电，宣布“解除兵柄，放弃淞沪”。何丰林闻讯返沪，“与卢面商机密。结果何氏亦以大势已去，遂声明绝对服从卢氏，同时下野”。当天，卢永祥与何丰林将浙沪联军总司令及淞沪护军使关防交上海防守总司令刘永胜暂管，并委马葆珩为上海宪兵司令，负责维持地方秩序，随后乘日本轮船“上海丸”号离沪赴日。临行发表通电称：“此次江浙用兵，齐为戎首，于犯众怒，曹实罪魁，义愤所致，遂动天下之兵。……现虽士气奋发如故，而子弹已罄，肉搏相持，复令师徒牺牲，心实不安。爰毅然放弃淞沪，洁身下野。……兹于本日解除兵柄，对国民引咎自劾，所部兵士谨均已付托有人，必能守秩序以完天职。”⁽¹³⁸⁾当日孙传芳发电称：“一面指定地点，收容溃兵，一面饬所属军部，在距上海十里外地方停止候令。传芳即日自带卫队进驻龙华，维持地方秩序。”⁽¹³⁹⁾同时派苏军第一师师长白宝山为上海防守总司令，办理地方善后事宜。

卢永祥、何丰林虽然通电下野离沪，但驻留上海的皖系人物徐树铮等对此并不甘心，认为卢、何不负责任，他们“尚有精兵三万，大可一战，何必仓皇如此”⁽¹⁴⁰⁾。臧致平、杨化昭不愿就此收手，放弃其自身利益；陈乐山虽然曾表示不愿再战，但又拥兵自重，在与苏军接洽停战不得要领后，也不甘就此放弃权力。徐树铮遂集合他们的力量，决定继续抵抗，以待北方战局的变化，徐自任总司令。但他们在上海市内筑工备战之举有将战火引至市内的可能，严重影响租界的安全，为列强所不允，公共租界巡捕房出动人马，于15日扣留并软禁在租界活动的徐树铮、陈乐山等人，“缴其卫士武装”，不许他们自由行动。21日，徐树铮和陈乐山被租界当局迫令登轮离沪，徐去香港，陈去日本，皖系最后的抵抗企图烟消云散。

卢永祥敢在苏、皖、闽、赣包围、环伺浙江周边的形势下，与直系诸省相对抗，最主要的支撑在于孙、皖、奉反直“三角同盟”的支持。江浙战争爆发后，“三角同盟”立即展开行动。9月5日，孙中山发表《讨贼宣言》，宣布“克日移师北指，与天下共讨曹吴诸贼”；“民国存亡，决于此战。其间绝无中立之地，亦绝无可以旁观之人”。他还发表《告广东民众书》称：“浙江上海，实为广东之藩篱，假使曹、吴得志于浙江上海，则广东将有噬脐之祸。故救浙江上海，亦即以存粤。”⁽¹⁴¹⁾但孙中山的援浙之举未待开始即因广州商团事变而中辍。

对卢永祥更有实质意义的援助来自奉系。张作霖的头号军师杨宇霆在江浙战争爆发前致函卢永祥，指出“军事问题，窃以为愈迟愈妙，盖彼方非战无以维系内部人心，且尤利在速战。故尊处若干发动，彼必先下手。届时动在彼方，而公之筹备，又必较目前为周。……目前但观各方接洽者，动作之情形如何，苟能有效，亦不妨临时斟酌机宜。”其后又明白向卢表示：“若攻浙无异攻奉，必须加以援助。惟浙亦应有相当之抵抗，否则，直方主力未稍移动，而浙已不支，我虽欲助浙，亦不可得。”⁽¹⁴²⁾正因为有奉方的承诺，卢永祥才敢于向奉方表示，“决心坚决非干不可”⁽¹⁴³⁾。9月1日，卢永祥之子卢筱嘉专程赴奉见张作霖，陈述江浙形势及浙方困难。他告张，浙方“陆战可操胜算，海上尚无把握，但苏齐亦不见有完密布置。以两军大势相较，浙方似占优势，但苏齐援军多，急遽间似难遂驱除之愿。”他认为，“战期延长，浙军将不免有四缺点：（一）不易得援军之力，前线军队日事转战，不得休息，将即疲老；（二）子弹仅足两月之用，战期延长，将告匮乏；（三）军费浩繁，开战后地方上不易筹拨，粮饷两事均足为虑；（四）齐得北京之飞机，借力不少，浙方飞机为数不多，恐不能敌，且人才缺乏，急遽间不易物色”。他“请奉天早日出兵，以作声援”，并对浙方贷给款项、供给军械、借给飞机。张作霖“一一首肯，并谓我必当出以相当协助，断无坐视之理”。次日，张作霖召集奉系高级将领“会议多时，均主张以实力援助”⁽¹⁴⁴⁾。江浙战争爆发后，张作霖实践前言，调集大军准备入关，向直系施加强大的军事实力，并最终导致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但是，缓不济急，卢永祥在江浙战争中未能坚持到最后，当他下野后不过十天，冯玉祥即在北京发动政变，北方战局出现对直系不利的重大变化，但皖系余党终于没能等到形势对他们有利的那一天。虽然奉系在北方最终战胜了直系，皖系首领段祺瑞依靠各方博弈又回到北京政治舞台的中心，但是，卢永祥在江浙战争中的失败，却使皖系失去了最后的地盘，也因此而使段祺瑞在北京缺少实力的支撑，皖系重回北京政治舞台更像是回光返照的昙花一现。

江浙战争最有力的推手齐燮元，虽然也是这场战争的赢家，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淞沪地盘，看似如愿以偿；但是，齐燮元的部队在作战中并未显示足够的实力，而是依靠孙传芳出兵才勉强获胜，齐的“威望”因此而大受影响，并不利于他在直系内部的地位，加以战后在地盘分割等方面出现的内部矛盾，部将离心离德，齐燮元对下属的控制反不及战前。因此，就实际而言，齐燮元在江浙战争中可谓是得不偿失。其后，随着奉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胜利，奉军南下，不出两个月，齐燮元就丢掉了苏督之职，接替他的正是他在江浙战争中的对手卢永祥（其间经过江苏省长韩国钧的过渡），齐燮元也因此而退出了直系实力派的队列。

江浙战争最大的赢家是孙传芳。本来不过偏处福建、实力有限的孙传芳，在此战中攻取浙江，控制了这块沿海富庶之区的地盘，又通过扩军和收编，使部队实力大大扩张，一跃而成为直系内部不容小觑的实力派。其后，孙传芳合纵连横，积极经营，又联合东南直系各省，成功地击退了奉军南下扩张的势头，成为东南苏、浙、皖、赣、闽五省盟主，也是直系后期最大的实力派。

江浙战争发生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枪炮的子弹纵横突飞，军队于决生死争地方以外，行有余力，则以抢劫，就地土匪，乘机大起，人民的生命财产真是不堪闻问了”。江浙战地“本来民物殷阜，为江南富庶之地，但经过这一次战争，已变成为‘闾里为墟居民流散’的情形了。战事初了时，黄炎培等为救济的预备，曾巡行战区，其报告书中有一节说：‘……无辜良民，死于战时之炮火，已属可怜，困于战后之劫掠，尤为奇惨。其间如浏河全市，弥望瓦砾，方泰一镇，洗劫殆尽，……流亡间有归来，无衣无食，垂涕悲号，全无人色，而骸骨转于沟渠，……妇女迫于奸淫……。’这种伤心惨目的情形，不仅以所举两地为限，战区各地，大抵如此，举一反三，殊可概见。……一揣想其惨状，当无不热泪横流而痛心疾首于杀人为快的两军首领！”⁽¹⁴⁵⁾正是因为江浙战争与随后而至的第二次直奉战争的战事较前此的军阀战争为惨烈，对社会正常生活的破坏更大，所以更激起社会各界及舆论对军阀派系当政的愤恨与反省，从而为其后的国民革命、北伐战争推倒北洋军系的统治准备了舆论和民众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