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南京国民政府的北伐和北洋军阀政权的覆灭

第一节　蒋介石下野与特别委员会的成立" class="reference-link">第一节　蒋介石下野与特别委员会的成立

一　苏皖溃败与蒋介石下野" class="reference-link">一　苏皖溃败与蒋介石下野

汪精卫集团分共后，宁汉双方已无根本冲突，于是，冯玉祥便积极出面调停。

徐州会议后，蒋介石曾希望冯玉祥能出兵进攻武汉，但是冯玉祥的兴趣在北伐，不愿意为宁方打内战。7月7日，孔祥熙作为蒋的私人代表到达洛阳⁽¹⁾。冯对孔称：“我不能攻武汉。”⁽²⁾7月12日，冯玉祥电告汉、宁，要求停止攻击，联合北伐，声称“凡有妨碍北伐者，即是反革命”⁽³⁾。14日，又会同徐谦、孔祥熙，通电提议在开封召集紧急会议，“所有本党领袖，除共产党跨党者外，宜共同集合，专讨论党的问题”，“会议所公认负咎之人均服从决议，各自下野”⁽⁴⁾。宁方也表现出合流的愿望。18日，胡汉民、吴稚晖、钮永建复电冯玉祥，要冯转告汪精卫，停止东征，如能“幡然携手尤善”⁽⁵⁾。冯接电后，于22日再发一电，提出四点意见：一、武汉所定分离共产党，解除鲍罗廷职，应请明令宣示。二、统一国民党中央。或按原议，政府迁宁；或设南京政治分会，指导东南等省党务政治。三、各领袖在开封开预备会，决定此次党潮，孰应下野，孰应继任，由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任免。四、未解决前，停止军事行动，以江西、安徽为缓冲地⁽⁶⁾。

除冯玉祥外，孔祥熙、居正、宋子文等也都在宁汉之间斡旋。汪精卫集团同意合流，但表示必须以自己为正统。7月24日，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孙科联名致电冯玉祥称：一、分共及解除鲍罗廷职，均已实行。二、中央迁都南京，中央早已决定。三、中央会议须在国民政府所在地召开。四、如有和平统一方法，自不必出于一战。同时，汪精卫声称，他与蒋“只有公愤，别无私仇”，“中央党部及政府之统系，不可失坠，此必以死争”⁽⁷⁾。对于此时的汪精卫集团来说，反共已经输给南京方面，“中央党部及政府之统系”自然成了必须力争的生命线。不过，汪精卫也感到，自己身上存有易被南京指责的疮疤，不得不作出某种表示。8月3日，汪精卫等再电冯玉祥，表示愿与宁方一致努力，消灭共产党。汪称：如宁方“果能尊重中央，南讨共贼，北伐奉鲁”，他个人的进退，无关重轻⁽⁸⁾。6日，汪精卫发表《错误与纠正》一文，声称“最大的错误是误解了总理的容共政策”，并称：“如今不是引疚的时候，而是补过的时候。”⁽⁹⁾所谓“补过”，自然是加紧反共。

汪精卫集团一面表示接受冯玉祥等人的调停，一面仍在积极准备东征。汪精卫等深知，宁方不会轻易承认自己是正统，而武汉方面的严重财政经济困难也非东征不能解决。7月2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作出四条关于时局的决议：一、提高党的威权。二、统一军政、民政、财政。三、打破割据局面，消灭地盘思想。四、党员全体动员，组织民众，训练民众。29日，武汉国民政府发表宣言，指责蒋介石“取舍予夺，为所欲为”，“在南京僭窃以后，益复横行无忌”⁽¹⁰⁾。8月9日，唐生智通电，声称“长江各省之痛苦，皆中正所造成；共产党徒之作乱，亦即中正之暗示”，反将红帽子扣到了蒋介石头上。他要求海内同志，共起“平乱”⁽¹¹⁾。随即指挥东征军向南京推进，大有与孙传芳军形成夹击之势。

宁汉对峙，为北洋军反攻提供了机会。

7月24日，徐州为直鲁军许琨等部攻陷后，南京北伐军全线动摇，纷纷自鲁南撤退，南京震动。同日，冯玉祥致电蒋介石称：“徐州不保，诸事棘手。”⁽¹²⁾在高级将领会上，李宗仁建议各军南撤，固守淮河南岸天险，待武汉局势澄清，再图规复。但蒋介石力主及时夺回徐州，并决定亲自率部反攻。行前，蒋介石声言：“不打下徐州便不回南京。”⁽¹³⁾25日，蒋介石率嫡系第一军第二十一师抵达蚌埠，会同第六、第十、第三十三、第三十七、第四十、第四十四军发起反攻。27日，蒋介石复电冯玉祥，保证一星期内成功。电称：“宁失宁粤，不愿委弃徐州，以断我两军之联络也。”⁽¹⁴⁾他要求冯玉祥尽快从豫东派部队夹击。

宁方的许多将领看到宁汉对立和宁方内部蒋桂矛盾的加剧，都力图自保。王天培（第十军）、赖世璜（第十四军）、叶开鑫（第四十四军）、曹万顺（第十七军）、周凤歧（第二十六军）、谭曙卿（新编第一军）、贺耀组（第四十军）等纷纷请求武汉方面加委。这样，在前线的部队自然更不愿积极作战。冯玉祥的东路指挥鹿钟麟因受直鲁军和红枪会牵制，一时也无法逼近徐州。　孙传芳、张宗昌见此，故意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步步后撤。8月2日，宁方军队接近徐州城垣，孙传芳、张宗昌突然发起反攻，从右翼迂回到宁方军队侧后。蒋介石因事出意外，一时指挥失措，各军陷入混乱，自8月5日起纷纷向南撤逃。蒋介石也于当日乘车逃到蚌埠，下令全军退守淮河一线，持久防御。可是各军只顾退却，根本无法组织有效防御。8月6日，蒋介石率先逃回南京，各军无心恋战，纷纷自行南撤。8月12日，孙传芳军全线渡过淮河。17日，南京军事委员会鉴于前线部队已不堪再战，下令撤至长江南岸，修整部队，扼险固守。尾追的孙传芳军随即进抵浦口、六合、扬州一线江岸。从8月5日到18日这13天中，宁方北伐军从徐州至浦口溃逃了七百余里，成为北伐出师以来最大的一次败绩。

蒋介石反攻徐州前后，武汉汪精卫集团的反共情绪更趋强烈，从“和平分共”转向暴力镇压。

7月30日，武汉人力车工人发生罢工。8月1日，谭延闿称：“我们对付CP并没有破脸，现在他们鼓动罢工、罢市，是他们先破脸，我们也顾不得许多了。”陈公博称：“我们应当一面抓他们的领袖，一面设法避免军警同工人的冲突。”⁽¹⁵⁾南昌起义后，汪精卫集团的情绪更为激昂。8月5日，汪精卫咬牙切齿地说：“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我们再说优容，我们就是叛党！这种叛徒，我们要用对付敌人的手段对付，捉一个杀一个。”同时，他表示：“我们要向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处分，因为我们对于容共政策，太不知变通了。”⁽¹⁶⁾8日，汪精卫在政治委员会会上再次表示：“现在说是容共的，就不算得是人！”当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一、列名南昌革命委员会的跨党党员谭平山、林祖涵、吴玉章、恽代英、高语罕，开除党籍，免职、通缉拿办；二、列名执、监委员及候补执、监委员的杨匏安、毛泽东、董用威、邓颖超等开除党籍并免职；三、徐特立、李立三、张国焘、彭湃、周恩来等通缉拿办；其他跨党党员及任职者，并即开除党籍及免职。同时，决定《清查共产党员办法》四项：一、各级党部及国民政府各行政机关任职人员，须一律登记声明有无跨党，以凭考核，而定去留；二、著名CP分子，应由地方军警严重监视，如有反革命行为，应即拿办；三、有共产党嫌疑者，令其于三日内登报声明反对共产党或发表文字反对共产党；四、如有CP分子潜伏各级党部、各行政机关，既不退出，又不声明脱离共产党者，以反革命论⁽¹⁷⁾。讨论时，于右任称：“要发表文字反对共产党，你也发表，我也发表，恐怕报纸还没有许多地方登载。”不过，于的发言并没有使与会诸人的头脑冷静下来。会议同时决定：改组湖北省党部及各人民团体；湖北全省党务，暂时一律停止进行，各人民团体，着即停止活动。

汪精卫集团既坚决反共，桂系便企图拉拢汉方，合力排斥蒋介石。

8月8日，李宗仁领衔致电汪精卫与谭延闿，声称读了汪精卫8月3日致冯玉祥的电报之后，“喜极而涕”，共党既已退出，则国民党“只有整个善后，并无两派争执”，当前大计在于北伐，要求武汉方面及早到南京召开中央全会。该电将白崇禧、何应钦排在联署人的第二、第三位，而将蒋介石排在第四位⁽¹⁸⁾。10日，汪精卫等复电李宗仁等，重申武汉的中央党部及政府为“党国之最高机关”，但表示可以通过中央全会解决“个人责任”、“机关改组”和“统一全国之政府”等问题⁽¹⁹⁾。12日，南京国民党召开中央执、监委员会议讨论。此际，李宗仁称：“请总司令自决出处。”白崇禧也称：“为团结本党，顾全大局计，总司令离开一下也好。”⁽²⁰⁾当时，蒋介石曾表示：“我完全服从监察委员会，愿与中央监委同进退。”蒋的意见立即遭到反驳：“总司令应大权独断，何以须随监委为进退？”⁽²¹⁾

在内外交困，和既不成、打又不能的情况下，蒋介石决定下野。8月9日，蒋介石下令扣押王天培，后又扣上与唐生智勾结、擅自退却、扣饷等罪名予以枪决。12日晚，蒋介石将军事交给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三人负责，离开南京去上海。13日，宣布辞去国民革命总司令职务。宣言埋怨“武汉同志不察，异议所加，集于中正一身”，声称“今日认中正一退，可解纠纷，中正固无时无刻或忘归隐者也”。宣言向宁汉双方指出三点希望：一、武汉同志克期迁移东来，共同集合于南京；二、分驻湘、鄂、赣各地武装同志，并力北进，会同津浦线作战之军队，一致完成国民革命；三、鄂、赣、湘诸省彻底清党⁽²²⁾。

8月13日，胡汉民得知蒋介石辞职消息后，立即与吴稚晖、蔡元培等商定，去上海挽留。但胡等人赶到上海时，蒋介石已转赴奉化。胡汉民挽蒋不成，决定与蒋共进退。14日，胡汉民、张静江、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联名致电冯玉祥，宣布辞职，要冯玉祥“一柱擎天”⁽²³⁾。接着，蒋介石的盟兄、上海市长黄郛也通电辞职。蒋系人物纷纷撂挑子，南京政府无人负责，立即陷入瘫痪状态。8月14日，冯玉祥致电蒋介石称：蒋“一身系党国之安危，为民众之救主”，敦促他“克日返宁，主持大计”。冯并称：如蒋一意坚辞，他本人也只能“一同退伍”⁽²⁴⁾。15日，南京方面召开军委、党务联席会议，推李烈钧为主席。李称：“万不任劳苦功高、革命中心之蒋总司令引退”，也不能任胡汉民等“党国柱石”“洁身远引”。何应钦、李宗仁也表示，应一致挽留蒋介石⁽²⁵⁾。然而，蒋介石却故作姿态，于16日致电南京，声称“自愧谫陋，无补时艰”，“清夜扪心，益滋惶惑”，不仅要求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而且要求“重治中正以失职之罪”⁽²⁶⁾。17日，南京政府复电蒋介石，劝其“不避劳怨，勉任艰巨”。⁽²⁷⁾次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也致电蒋介石，劝他“照常供职，勉成大业”。电报并称：“所请开去总司令职权，重治失职之处分，应毋庸议。”⁽²⁸⁾这样一来，蒋介石的身价反而增高了。

除南京、开封外，广州李济深也反对蒋介石下野。9月4日，广州召开大会，主张挽留蒋介石及胡汉民、张静江等五委员。13日，李济深发表时局宣言，要求“武装同志平心静气，认定蒋为此时此地最优最适之军事领袖”；主张请蒋即日复职，请汪即日赴宁，从速召开第二届执、监委员会议，解决一切重大问题。李称：“继续北伐，乃宁汉合作之真目的，汪蒋合作，乃宁汉合作之真精神。”⁽²⁹⁾

在近代中国政坛上，蒋介石是使用以退为进策略的高手。他的下野，一方面使武汉方面失去东佂借口，从而减轻了宁方所受的军事压力；一方面使南京政府群龙无首，陷于瘫痪，不得不再次请他出山。

二　孙传芳反攻与龙潭之战" class="reference-link">二　孙传芳反攻与龙潭之战

蒋介石、胡汉民相继辞职后，南京方面于8月15日召开军委、党务联席会议，决定每周召开中央党部各机关联席会议，讨论大计；行政事务归国民政府办理；军事方面，在蒋介石未回任前，一切军政、军令由军事委员会负责处理，各部队由军委会统一指挥。17日，军委会命令江北部队全部撤往江南，凭江扼守，于是，孙传芳的军队全面占领江北一线。同日，孙军前锋抵达浦口江边，开始攻击南京，与狮子山守军隔江互相炮击。21日，武汉东征军占领安庆，南京政府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

孙传芳部徐州反攻后，张作霖即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全盘计划，决定“暂以恢复江北为止，俟党军内部变化，再乘机进取江南”⁽³⁰⁾。据此，他劝孙传芳不要匆忙渡江，以免逼迫过紧，后防空虚，发生其他危险⁽³¹⁾，但孙传芳认为，“沪宁一带，自蒋去后，形势已非”，决意搜掠民船，乘胜渡江，进攻南京。

面对两面受敌的形势，桂系与何应钦所属蒋系不得不保持合作，支撑危局。蒋系主力第一军和桂系主力第七军全力投入沿江防务。

桂系为了安定上海局面，寻求上海资产阶级的支持，决定由白崇禧出任上海卫戍司令，以白的参谋长张定璠任上海市长。8月18日，白崇禧召集上海各界知名人士开茶话会，请求商界解决财政困难。在虞洽卿等人支持下，获得部分现款⁽³²⁾。22日，白崇禧公开发表讲话，严厉指责蒋介石所领导的“第二次清党”，声称“民众对本党已渐失信仰”⁽³³⁾。这种情况，反映出桂系对蒋介石的不满，也反映出桂系争取人心的努力，当日，杨虎、陈群畏罪潜逃，杨部警备队被改编。

与此同时，桂系继续积极争取同汪精卫集团和解。8月12日蒋介石下野后，宁汉合流的进程随之加快。8月15日，李济深、黄绍竑通电各方，主张武汉政府即行迁宁，以“消除分裂之局面”⁽³⁴⁾。16日，李宗仁再电汪精卫催促，要求中止东下之师。同时，李并派胡宗铎赴汉口迎接汪、谭等人到南京“柄政”。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会议，汪精卫提议迁都南京⁽³⁵⁾。19日，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五次扩大会议，正式通过迁都宣言。汪精卫并提议：撤销对胡汉民、蔡元培、吴稚晖、李济深、张静江、蒋中正、古应芬、萧佛成、陈果夫等人开除党籍的处分⁽³⁶⁾。会后，汪精卫、谭延闿邀李宗仁赴九江商议合作具体办法。22日晚，李宗仁与汉方中委汪精卫、谭延闿、孙科、陈公博、唐生智、朱培德、程潜等在九江举行会议。李宗仁称：“南京自蒋氏离京后，党、政府人员全已解体，津浦路军事亦颇紧张，非中央即日迁宁，不足鼓舞诸同志的精神，安内攘外。”⁽³⁷⁾他要求唐生智的东征军停止于安庆附近，使宁方军队得以专心应付孙传芳军⁽³⁸⁾。唐生智、程潜不赞成此点，仍主张东进，“共同御敌”。唐生智并主张将部队开至芜湖。经过讨论，双方达成以下协议：一、武汉政府于9月3日以前迁往南京，与南京政府合而为一；二、9月15日召开第四次中央全会；三、为了使宁方军队放心，谭延闿、孙科偕李宗仁东下；四、东进视此后情形决定⁽³⁹⁾。23日，李宗仁偕谭延闿、孙科由九江赶赴南京。汪精卫等汉方中委继续留在九江，准备东迁⁽⁴⁰⁾。至此，宁汉达成谅解，宁方得以腾出手来，集中全力对付孙传芳。

宁汉两方酝酿合作期间，孙传芳积极准备渡江。8月22日至8月24日，孙军自浦口炮击南京，以此吸引宁方主力，孙军主力则分别秘密地向南京上游和下游集结。24日拂晓，孙部乘木船在大胜关上游兔耳矶附近偷渡，被守军第十九军第一师发现，开炮还击。适值李宗仁等人乘舰下驶，陈调元乘舰上行，路经该处，命令舰上卫队参加战斗。孙部被迫退回江北。25日夜，孙军先在八卦洲、十二圩等处向燕子矶及镇江等地偷渡，吸引宁方军队注意，继则以主力在南京以东的乌龙山、栖霞山、龙潭一带强渡。当夜浓雾，又值北风，孙军左右两翼渡江部队虽被击退，但乌龙山方面强渡成功。宁方部队被迫后撤。8月26日，孙军突然向宁方第一军第二十二师进攻，占领栖霞车站、龙潭车站及栖霞山、乌龙山部分阵地，截断沪宁交通线。

情况紧急，白崇禧自上海赶到镇江指挥，会同在南京的李宗仁、何应钦，火速调桂系的第七、第十九军匆忙赶到南京以东，协同第一军作战。8月27日，第七、第十九军经反复争夺，攻占栖霞山，第一军第十四师卫立煌部夺回龙潭车站。但孙军不断增援，龙潭再告失守。此际，集结于龙潭一带的孙军已达10个师，4个混成旅，五万余人，分别据守龙潭以西之黄龙山及南面之青龙山、虎头山，北面之大石山等险要。孙传芳并亲至龙潭水泥厂督战。28日，宁方军队败退到南京城边，城内各党政机关一片混乱，要人们纷纷出逃。南京危急。

29日，李宗仁、何应钦迅速整顿南京城郊部队，命白崇禧率第一军自东面进攻，命第七军第一、三两个师及第十九军第一师由江边及沪宁路沿线，向龙潭西北攻击，何应钦自率驻扎南京的第一军一部从南面攻击。另电第四十军迅速开进南京，作为总预备队，同时命海军派舰游弋于八卦州、划子口、大河口、乌江镇等处。8月30日，宁方自三面向龙潭发动反攻。

此次孙军反攻江南，采取孤注一掷的战略。官兵渡江后，船只悉数开往北岸，以示有进无退，加之孙军据守青龙山、黄龙山、虎头山、七星洞等高地，凭险顽抗，所以战斗异常激烈。南京国民党军循环冲锋，旋退旋进。当日下午5时，克复龙潭，孙军仓皇向江岸溃退。因天色已黑，宁方军队未便穷追。孙传芳收拾残军，准备再次反攻。

8月31日晨5时，孙军猛攻龙潭水泥厂及龙潭车站。当时，何应钦、白崇禧已在龙潭会合，即令第一、第七、第十九等军协同反击。孙军除一部由柴洲等地渡江北窜外，其余均被缴械俘虏。

龙潭之战，双方动员兵力达15万之多，成为北伐以来的一场恶战。此役宁方俘获孙部官兵三万余人、高级军官数十名，缴械四万余支。孙部死亡及溺毙约万余人。

龙潭惨败后，孙军慌忙渡江北撤。孙传芳化装成士兵，仓皇逃到扬州，率残部约五六千人退往徐州。9月2日，南京军事委员会下令肃清江南残敌，同时命第十八军军长杨杰、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组、第三十三军军长柏文蔚等分头渡江北追，并命海军派舰游弋于和州、采石、南京、镇江、江阴、南通一带江面，掩护陆军渡江。

三　南京特别委员会的成立" class="reference-link">三　南京特别委员会的成立

宁汉合流，经历了一个很长的酝酿过程。最初是宁沪合作。

1927年春，吴稚晖到上海策划反共，西山会议派骨干之一邹鲁闻讯后，立即找吴商讨“合作清党”问题。吴表示，当时尚不能断然表明废弃联俄容共政策，但与西山会议派的“一致合作，不过时间问题”。⁽⁴¹⁾西山会议派感到与蒋合作有望，提出统一党务的四条办法：一、恢复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职权；二、粤、沪两方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合并施行职权；三、沪、粤两方中央党部分别举出同等人数，筹备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事宜；四、沪中央党部宣告清党目的已达，自行结束。⁽⁴²⁾“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一面命白崇禧查封西山会议派在上海环龙路的中央党部，一面指派林森、石瑛、沈定一等为改组委员及清党委员，实际参与清党工作。6月6日，胡汉民在中央党部纪念周上宣布，以后不容有“打倒西山会议派”的口号。7日，根据张静江的提议，恢复林森、张继、谢持、居正、邹鲁、石瑛、覃振、石青阳、茅祖权、沈定一等人的党籍⁽⁴³⁾。接着，胡汉民、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又联名致函沪方，邀请西山会议派分子到南京，以瞻望孙中山墓地为名，与宁方密议党务统一办法。这时张继正好由日本回到上海，遂代表沪方赴宁，与胡汉民等洽商。7月7日，西山会议派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会议，决定与南京中央协议统一，双方推举同数委员，组织筹备委员会，筹备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并推举张继、覃振、刘积学三人为接洽委员，负责与南京方面商量⁽⁴⁴⁾。会后，张继等赴南京，与胡汉民、吴稚晖等商定，只待蒋介石从徐州前线回来，征求他的意见后，即可实行。

在宁、沪秘密商洽统一时，西山会议派又与武汉的汪精卫集团进行接触。8月初，许崇智派人到汉口，经孙科介绍，与汪精卫见面。汪随即复函许崇智，提出两点意见：一、汉、沪同志开预备会，充分交换意见；二、汉方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请西山会议派同志加入工作⁽⁴⁵⁾。西山会议派同意召集预备会议，但不同意由汉方开四中全会，另以与宁方商洽合作的各项办法提出与汪协商。汪精卫表示无法接受，理由是，他只能接受西山会议派的个人，而不能接受西山会议派的整个机关。

蒋介石下野后，宁、汉合流的障碍已去，合流条件基本成熟，但是，由于龙潭之战，宁方转危为安，实力增强，态度便转趋强硬。

在接洽过程中，汪精卫和汉方处处以国民党“正统”自居。对此，宁方与西山会议派自然强烈反感。8月21日，张继致电李烈钧、何应钦、李宗仁等，主张“统一汉、宁、沪三党部”。电称：“同属一家，无正统与非正统之可争，先后反共，更无谁胜谁负之可夸。”但电报同时提出，汪精卫“对内对外皆失信仰”，宜“暂避要路”。⁽⁴⁶⁾9月1日，江苏省党部、南京市党部召集省市各机关、团体代表联席会议，蒋作宾、王伯群、钮永建等依次演说，声称在南京建立中央是“全国忠实党员和一般民众之公意”，宁汉合作是“忠实同志团结一致”，并非“投降武汉”⁽⁴⁷⁾。会议通过“电促汪精卫彻底觉悟，即日内下野，以谢党国”等九项议案⁽⁴⁸⁾。会后即致电汪精卫，指责汪“早已自绝于国人，信用人格，两俱丧失”⁽⁴⁹⁾。接着，浙江政治分会、江苏省党部、南京特别市党部陆续通电应和。9月5日，谭延闿、孙科专程到沪，邀胡汉民等回南京参加二届四中全会。谭延闿对胡汉民解释说：“宁汉均有过，请谅解。”胡以反共“先进”自居，闻言后立即离座，声色俱厉地说；“余无过，汉方各人实有过。”他指责汉方与共产党合作，致成今日局面，声称谭延闿等“均应负责”。胡并声明：“四次全体会万不能开，汉方亦无主持会议可能。因其多卖党罪人，应受党员裁判，安有资格列席？”⁽⁵⁰⁾彼此不欢而散。

同日，汪精卫偕顾孟馀、徐谦、陈公博、朱培德等抵达南京。在当晚的欢迎宴会上，汪精卫发表演说称：宁汉双方同志均应知道引咎，尤其应该知道补过；一切党国大计取决于第四次中央全会⁽⁵¹⁾。桂系不愿汪精卫以胜利者的姿态接收南京，因此，一面欢迎，一面又在南京街上遍贴反汪的无头告示，“辞句极尽尖酸刻薄的能事”，使汪精卫非常难堪⁽⁵²⁾。8日，南京召开特别会议，李宗仁提出：如欲开四中全会，必须邀请宁方委员胡汉民、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等共同出席，方足以表示宁汉合作的精神⁽⁵³⁾。汪为表示“诚意”，只得同意亲往上海“劝驾”。9月9日，汪精卫到沪，自认过错，但胡汉民、吴稚晖拒不见面，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虽然见了面，但都不同意汪的主张。他们以“法统”问题刁难汪精卫。张静江称：武汉政府并非正统政府，武汉方面所召开的二届三中全会是联共会议，也是非法的。又称：汪精卫根本没有召开四中全会的资格和理由。如果汪确有诚意，就应放弃这一主张，衔接在广州召开的二届二中全会，共同召开三中全会。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并扬言：若开第四次会议，他们决不到南京⁽⁵⁴⁾。接着，汪精卫又专访西山会议派的张继、许崇智等人。他们也同样反对召开四中全会，而向汪精卫提出，组织“特别委员会”，合宁、汉、沪三个中央党部于一炉，以实现三派的“大团结”。

9月10日上午，在法租界莫利爱路孙中山故居举行非正式会议，宁、汉及西山会议派均参加。汪精卫为迁就沪方，提议在上海召开四中全会预备会，沪方仍然反对。汪精卫只得放低调子，同意在上海召开宁、汉、沪三方参加的谈话会。

9月11日，三方谈话会在上海戈登路伍朝枢寓所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汪精卫、谭延闿、孙科、伍朝枢、李宗仁、李烈钧、张静江、叶楚伧、蔡元培、程潜、褚民谊、李石曾、邹鲁、张继、谢持、许崇智、王伯群、杨树庄、覃振、居正、于右任21人，推谭延闿为主席。会上，汪精卫再次提出召开四中全会的主张，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等人群起反对。为了打开僵局，孙科提出一项折衷办法，即避开三、四次全会之争，由宁、汉、沪三方共同组织中央特别委员会作为过渡，先使合作告成，再图补救办法。孙科的提议得到宁方和西山会议派的赞同。汪精卫也未表示反对。经过激烈争吵，共同商定：

（甲）关于党务：一、组织特别委员会，统一党务；二、特别委员会由宁、汉、沪三方共同推定若干人组织之；三、宁、汉、沪三方中央党部将其职权委托于特别委员会；四、特别委员会除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外，应负责统一各地方之国民党党部并筹备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最迟于十七年一月一日召开；五、特别委员会委员32人，候补特别委员9人，由三方共同提出；六、中央各部长人选，由特别委员会决定之。

（乙）关于政府，宁、汉两政府之合并及改组方法并人选，由特别委员会决定之。

（丙）统一宣言推汪精卫、谭延闿、蔡元培、谢持起草。

12日，推定特别委员及候补委员名单。汉方推出特别委员谭延闿、孙科、何香凝、于右任、朱培德、程潜；候补特别委员顾孟馀、陈公博、甘乃光。宁方推出特别委员李宗仁、李石曾、蔡元培、王伯群、伍朝枢、李烈钧；候补特别委员褚民谊、缪斌、叶楚伧。沪方推出特别委员林森、许崇智、居正、谢持、覃振、邹鲁；候补特别委员茅祖权、刘积学、傅汝霖。宁、汉、沪三方共同推出特别委员汪精卫、胡汉民、张继、吴稚晖、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唐生智、冯玉祥、阎锡山、杨树庄、李济深、何应钦、白崇禧⁽⁵⁵⁾。

13日，公推特别委员张继、于右任、何香凝、李石曾、蔡元培五人代行监察委员会职权。

上海谈话会确立了宁、汉、沪三方平分秋色的调子，从而否定了汉方的正统地位。这是宁、沪两方策划的一个偷梁换柱的阴谋。开始，汪精卫不明底蕴，未表示反对。会后，孔祥熙宴请宁方委员时，陈公博大谈特别委员会“违背法统”，成立特别委员会是“自己取消了执行委员会”，暗示此举将使武汉集团失去控制国民党中央的地位⁽⁵⁶⁾。经陈公博点破，汪精卫才恍然大悟。13日，汪精卫在宋子文寓所召集汉方谭延闿、孙科、朱培德、顾孟馀、陈公博等开秘密会议，讨论对特别委员会的态度。谭延闿、孙科力陈舍此“别无他途可循”，陈公博、顾孟馀则坚决反对，主张不参加。经过一场激烈争吵，无结果而散⁽⁵⁷⁾。汪精卫知已无法挽回，决定消极抵制，当夜潜赴九江。行前通电称：对共产党“防制过迟”，只因“时局未定，应先补过，不宜遽尔卸责，故隐忍至今”，表示愿“及时引退，听候处分”云云⁽⁵⁸⁾。接着，汪派骨干分子徐谦、顾孟馀、陈公博相继宣布引退。

9月14日，宁、汉、沪三方委员专车赴京。次日，宁、汉两方在南京成贤街中央党部举行中央执监委员临时会议，沪方在中山陵开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分别通过组织特别委员会议案及人选名单。16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正式成立。宣言通告：“从前峙立之三党部，均不复行使职权”，特别委员会将一面继续清党，一面继续北伐⁽⁵⁹⁾。

特别委员会成立后，又于16日、17日、19日连续召开三次会议，议决如下各事项：一、推汪精卫、蔡元培、谢持为常务委员，叶楚伧为秘书长。各部不设部长，实行委员制，由各委员互选主任一人统理部务。二、推丁惟汾、于右任、孔庚、王法勤、王伯群、王宠惠等47人为国民政府委员，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蔡元培、谭延闿5人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推于右任、方振武、方声涛等67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白崇禧、何应钦、朱培德、李宗仁、李济深、汪精卫、胡汉民、唐生智、程潜、冯玉祥、蒋介石、杨树庄、谭延闿为军委会主席团成员。三、10月1日以前取消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各地分会。

20日，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宣誓就职。同日，发表国民政府成立宣言，宣布六条施政方针：一、继续北伐，削平军阀，完成全国统一；二、贯彻废除不平等条约主张；三、肃清共产党；四、建设革命秩序，厉行革命纪律；五、实行总理《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之建国程序；六、扫除文武官吏贪污腐败之积习⁽⁶⁰⁾。

特别委员会的成立与国民政府的改组，表面上结束了国民党中央分崩离析的局面，使其归于统一，但是，它是由国民党各派系七拼八凑起来的，本身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第一，在国民党党章上没有法理依据，为反对者留下了借口。第二，宁方实力派人物蒋介石、胡汉民、吴稚晖都没有参加特委会，对它持消极态度。第三，汉方汪精卫、唐生智等人极力反对特委会。基于以上几个原因，特别委员会根本无法行使中央职权。它不仅未能消除国民党内各派的矛盾，反而使这些矛盾和纠纷更加复杂化和尖锐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