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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三节 “东北易帜”的实现" class="reference-link">第三节 “东北易帜”的实现
一 和平统一方针的确立" class="reference-link">一 和平统一方针的确立
东北三省本是奉系军阀的大本营，张作霖北京安国军政府的稳固后方。由于张作霖在退守东三省的途中被日本人炸死，少帅张学良取而代之成了东三省的新首领。自“京津易帜”以后，如何解决东三省的问题，是和平解决还是武力解决，开始成为举国上下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
就社会民众而言，无论关内还是关外，无疑都是主张和平解决的。因为民国以来，中国一直处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大战连年，灾荒频仍，长城内外，满目疮痍；大江南北，民不聊生，人民太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来休养生息了。天津《大公报》为东三省问题所发的一篇“社评”，可说是这一民情的反映。它说：“全国人士立待正式罢兵，其尚未能者，仅以东省问题未决之故……吾人由人民之地位上，希望东省易帜，及早实现，先使天下罢兵，再办政治善后。”(51)而另一篇“社评”则更明确指出：“张作霖已逝，目标既失，更无专用兵力之必要，此固人人得而知者。”(52)
但在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层里，意见就不那么一致了。蒋介石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主要军事领袖和政治领导者，早在“京津易帜”前，就表达过在和平解决张作霖北京安国军政府的同时，也愿以和平方式解决东北问题。5月22日，他指示吴忠信：“奉军如能先行自动出关，则此间不惟不加追击，而且必有推诚相予之表示。”(53)30日，奉命北上的南京国民政府谈判代表孔繁蔚、尹扶一，在北京与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孙传芳等人达成“奉张出关”等三项协议后(54)，蒋介石、谭延闿回电表示认可，其中之一便是“国家政务由国民政府处理，奉方要员可加入国民政府”。6月1日，蒋介石见安国军已有必退之势，立即派于济川前往奉方传达三点意见：一、不使东三省为日本保护，致我中国失地；二、从速退出关外，勿守滦河，以免内战；三、如张作霖能下野，则中正本不重权利，亦可下野。又亲笔致函张学良和杨宇霆，吁请“‘爱国革命’，拥护国家统一”(55)。“京津易帜”特别是皇姑屯事件发生后，蒋介石意识到张作霖这个奉方内部的最大和平障碍毕竟不复存在了，因而对和平解决东三省问题更加充满了信心。6月26日，他指示阎锡山：“对奉计划，剿抚并施，甚为同意”，原则是“东省政治必受中央派员监督与指挥”(56)。蒋虽说“剿抚并施”，但重点显然在“抚”，“剿”只是为了促“抚”。
主张和平解决东三省问题的，除了上述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外，政府方面还有于右任等人(57)；而军队方面则还有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人。阎在“二次北伐”中，就曾与蒋的谋和活动，采取过配合措施(58)。6月中旬，又与白崇禧、商震等人在北京多次会议，“对东北时局，决定采取以政治手段解决”(59)。7月1日，更向蒋介石明确表示：“遵照中央策划，用政治手腕解决东省事。”(60)李宗仁因社会流传他力主“乘胜出关，完成北伐”，特于6月12日发表通电，全面阐述他的对奉主张：“此次奉天炸弹案发生地点，密遽省城，虽动因如何，未得真相，而东三省因此发生极大变故，则无待言。外而外兵压境，有触即发，内则军心无主，险象环生，若再穷追，非特糜烂地方，且恐横生意外。故此时如能于军事外别以政治手腕解决，自必有当人心，事半功倍。而奉军经此巨创，度亦无敢再蓄异志，自外生威。果其服从党义，效顺中央，似不妨优予包容，即就该地组设政治分会，以整理地方，从事建设，更由中央善为指导，使就范围。既可缩短军事期间，及早完成统一，而举全国人一致对外，尤可团结民族精神，以实现总理遗教。”(61)李宗仁深刻分析皇姑屯事件对奉军是一次“巨创”，东三省将因此面临严峻的形势：“外而外兵压境，有触即发，内则军心无主，险象环生。”在此形势下，奉军大体不敢“再蓄异志，自外生威”，倘若继续采取穷追出关，武力解决，不给出路的政策，则“非特糜烂地方，且恐横生意外”。因此，他主张“别以政治手腕解决”，既得人心，又“事半功倍”。作为李宗仁的主要干将白崇禧，也早在6月11日便已向社会公开表示过：东三省之事，“希望张作霖部下将领自行觉悟，只要服从主义，自可避免战祸”(62)。当然，李、白如此主张，也有不便明言的隐忧，生怕政治解决的结果，奉军这支武装力量又成了蒋介石的“私家军”。7月17日，李宗仁复张学良，隐约透露了这种心情。李宗仁的复电，特别强调两点：一是“所贵乎统一者，要在精神一致，不在形式偶合，现代国家，内政动关外交，前此联甲倒乙之纵横捭阖手段，已不适用”；二是“服从三民主义即是自谋生存，与服从个人势力迥然不同，势力之结合属于形式，主义之服从属于精神，属于形式者可暂不可常，属于精神者乃历久不敝”(63)。征诸此前此后，蒋、李多有明争暗斗，李宗仁所言，显然是在暗示张学良切不可效法“前此联甲倒乙之纵横捭阖手段”，仅为服从蒋介石“个人势力”。
反对和平解决东三省问题的势力，主要来自军队和国民党党部两方面，军队方面主要是冯玉祥及其部属。冯在“二次北伐”中，由于历史的积怨，一直对奉持强硬态度，不但对张作霖所发“息争”通电不以为然，常常斗志“激昂”，对撤退中的安国军“肆意追击”(64)；而且在张作霖离京出关后，仍命所部“为除恶务尽起见，务必乘胜追过京津间一段铁路，向天津东北芦台、宁河一带截击，使敌片甲不归，永绝后患”(65)。所以，奉、蒋代表磋商“京津易帜”步骤时，奉方所提“唯一之要求，即为冯玉祥军队中止北进，以免冲突”(66)。值得一提的是，冯玉祥的武力解决主张几乎始终不变，即使和平大势已定，不便再公开反对时，也没有放弃之意。7月初，日本东方电通社记者问他：“目下东三省问题，当如何解决？”他表示：“对此问题，或武力解决，或政治解决，或与张学良所派代表作妥协交涉等，均非余所能知，一切当服从南京政府之命而行。”又问：“如与东三省妥协，是否以改悬青天白日旗为绝对条件？”他仍拒绝正面回答：“此事亦待国府之命，予并不能言明。”(67)实际是在外交辞令下，表达他对蒋所持和平态度的不满。而其所部鹿钟麟同时期与另一记者的谈话，虽也因对蒋有所顾忌，说得相当委婉，但毕竟直率多了。记者问鹿钟麟：外间传言东三省问题，“有政治与军事两种办法，究竟如何？鹿答以此事如全用政治手腕，恐怕不行吧。记者问以如全用军事手段，有无窒碍？鹿答我意东三省问题，军事到相当程度时，始以政治手段解决之。”(68)显然，冯、鹿看重的不是“政治手腕”，而是“军事办法”。在国民党党部方面，主要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国民党奉、吉、黑三省党务指导委员会。迄至7月12日，他们还专函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席蒋作宾，严厉责问：东三省问题，“近忽闻有政治解决之消息，敝会等实大惑不解，不知诸革命伟人，是何心理？论奉系军阀之罪恶，为吾党革命最后之目标。吾党革命四十年，牺牲几许同志之头颅，最后竟与万恶军阀谋妥协，何以对地下诸先烈？更何以自解于国人”？他们表示：“为保全自己之人格，为保全吾党革命之真精神，誓死反对以政治解决。”(69)
但是，在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中，蒋介石的地位和权力，毕竟是他人无法比拟的。他的决策，虽然常常遇到挑战，却是难以动摇的。对东三省问题的决策也是这样。事实上，皇姑屯炸弹一响，蒋的和平统一方针，就已成竹在胸了。而且，早在6月上旬，他就通过其派往北京的谈判代表孔繁蔚，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公诸于众了。当有记者问：“东三省问题，将用何法解决，用武力耶？抑用政治方法耶？”孔毫不犹豫地回答：“国民政府预定计划，以武力解决东三省问题。但张作霖被炸后，东三省已失去一大领袖，继任无相当人物，将来数领袖如张学良、杨宇霆等管辖三省，彼均为奉方之新派。在此外交紧急之中，在政治上恐有合作之可能，惟须服从三民主义，受国民政府节制。倘彼有如此之觉悟，即可不必再藉武力以解决。”(70)不难想象，孔繁蔚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谈判代表，没有蒋的授意，是不太可能发表这类事关大局的言论的。代表南京联络奉方的参议何成濬当时曾对人说过的一件事，可以证明这一点。6月24日，“奉方有电约彼赴奉，彼未奉命令，不能自主，故未往也”(71)。何因未接到蒋的“命令”，便不敢自作主张，应约前往奉天接洽，孔繁蔚不经蒋授权，就敢于自作主张向记者公开国民政府解决东三省问题的大政方针？可见，蒋介石的和平统一方针，早在6月初就确定了，并且一直不为异议所动。
蒋介石如此坚持和平解决东三省问题，是由当时的国内外环境决定的。首先是迫于日本的外交压力。正如阎锡山所说：“国府之所以欲求避免以武力经营关外者，只为顾虑外交关系之下，并非力有不逮。”(72)阎所说的“顾虑外交关系”，虽未明指为何国，但当时举国皆知，就是中日关系。因为日本早就公开声明过，东三省有其特殊利益，北伐战火不能扩大到关外，而且还有“济南惨案”的先例。对奉问题，本是中国的内政，只因中日、日俄战争的历史关系，日本在“彼有数万万之投资，二十万之侨民，其政府运命，且往往系于是焉”(73)，蓄意把它变成了对日问题，蒋介石自然有所顾忌。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的编辑部成员署名文章，对此也有清楚的说明：“对奉的正当办法自然是用军队去讨伐，但是我们一用军队去讨伐，日本一定又要出兵来捣乱。”“因为要避免那疯狗一样的日本政府的凶焰，不得不用政治方法去解决东三省政局。”(74)其次，也是为了贯彻国内施政方针的需要。6月12日，“京津易帜”刚刚实现，蒋介石就审时度势，提出了包括裁军在内的五大施政方针。既要裁军，当然就不便再坚持武力解决了，否则非但裁军不可能，且势必引起新的募兵热潮。诚如当时舆论所言：“若再用武力讨伐，则当此高唱裁兵之时，又未便复作旷日持久之大举。”(75)最后，关内外民众一致呼吁各方和平解决东三省问题，不能不说也是影响蒋介石决策的因素之一，尽管不是主要的。
6月中旬以后，南京国民政府主张和平解决东三省问题的消息，或公开或秘密地通过各种渠道，纷纷传到张学良的耳边案前。6月16日，阎锡山在京津卫戍司令部召见奉军留京代表邢士廉、于珍，“并面交亲笔函一件，令转达张学良氏。函内大意，力劝奉军将领宜顺应潮流，勿再固执偏见，使地方糜烂”(76)。18日，国民政府委员钮永建也以私人资格致函张学良、杨宇霆，指出：“吾党本先总理之遗教，以建立全民政治为旨归，同是中国人民，苟能幡然憬悟，服从主义，笃守党纲，莫不兼收并致，咸与维新。武力征讨，事非得已，往事俱在，可以复按。执事与部属……若能及时表示，翕然来归，此千秋之业也。如复徘徊歧路，坐昧先机，成则使三省为朝鲜之续，败则致一身蒙覆亡之祸，计虑之拙，孰逾于此，夫岂智如执事者所应出耶。”(77)此外，蒋作宾、何成濬、方本仁等人都通过不同方式，对张学良做过类似工作。但张学良迟迟没有任何响应的表示。6月20日，他虽然为就任代理奉天军务督办，发表过一个纲领性的施政宣言，却只字未提赞成和平统一与否。诚如当时《盛京时报》的评论所说：今吾读新任奉天军务督办张汉卿（张学良字汉卿）号日通电，除了已故关外王每次因战败而回，郑重申明其保境安民之志愿，如停止军事，息事宁人；如交邻亲善，共存共荣；如整饬戎政，兵农实边；如实事求是，尊重民意等由来已非一次的“同样之宣言”外，对于“将以如何方法，对待南方势力”这个人人所欲知的问题，仅有“非自他方危害，侵及生存，决不轻言战事”一语。“至于是否容纳实行和缓他方侵害的危险性之手段，绝不言及。质言之，将绝对否认三民主义到底乎，抑或容认而悬青天白日旗于辽水之滨乎”(78)。岂止如此，他在同日复钮永建电中，甚至将钮的劝导，视为“威武之力”，颇不以为然地说：“今日全师而退，保我乡邦，虽永怀此厌战之心，而亦不甘屈于威武之力，但有正当之解决，自亦无不愿闻。”(79)可见，张学良此时对和平解决东三省问题，并不十分主动，仅愿听听“正当之解决”而已。
张学良暂未对蒋介石的和平统一方针表态的原因，主要是张作霖被炸后，“内部布置须经时日”(80)，此其一。这虽是邢士廉等谈判代表，对张学良“迟迟”未与蒋介石“接洽”的解释，带有几分开脱之意，倒也大体符合事实。首先，他要及时采取措施，如为张之死保密、部署军事善后、统一内部意志等，以稳定东三省局势，使之不致因张作霖之死而发生动乱。其次，也要为自己回到奉天后的政治出处作出安排。第三，更要考虑与日本的关系问题。第四，还要观察南京国民政府究竟谁能坐稳第一把交椅，“因彼等宗旨随日俱变，何人当权，则以何人之意见为准定也”(81)。所有这些，都是“须经时日”的(82)。
其二是不满于蒋介石以武力促和的高压态势。“京津易帜”之前，张学良确曾力主停战议和。据说，5月15日，他还为此特地从前线赶回北京，与“孙传芳、褚玉璞等之强硬论”者“舌战通宵”(83)。但也须指出，和他父亲一样，也是强烈坚持以北伐军停止前进，实行对等的和平为先决条件的。5月中旬，张学良复上海总商会和北京银行公会两电，清楚表明了这一点。他在两电中，对北伐各军的“弯弓而射之成心”，颇有怨恨地说：“所可慨者，今人日詈军阀，乃口则骂之，黩武穷兵，变本加厉。故非有同等之觉悟，断无实现之和平。”“若同根萁豆，必不相容，则非学良等之所敢知也。”(84)“京津易帜”以后，他在代理奉天军务督办宣言中强调，只有“他方危害”不“侵及生存”，才“不轻言战事”，而只字不提奉方是否也放弃或和缓侵及他方生存的“危害”。他在复钮永建电中表示，“不甘屈于威武之力”，都是这种心态的具体表现和延续。
其三是东三省的政治权益，没有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足够重视。6月16日，阎锡山让邢士廉、于珍转告张学良的条件是：一、东三省军民兵官宣言服从三民主义，改挂青天白日旗；二、改组东三省政府为委员制，并由国民政府派委员加入；三、须受国民政府命令指挥；四、东三省各地设立国民党及宣传机关(85)。一切大权，操自于我。而张学良向蒋作宾所提出的要求却是以张学良主席政治分会，杨宇霆主席奉天，张作相主席吉林，吴泰来主席黑龙江(86)。两相比较，差距之大，可以想见。正因如此，一向沉稳的张学良，竟在五天后与路透社访员的一次谈话中，表现出情绪失控。据媒体报道：“张氏对国民政府态度能谅解，并愿与国民政府谈判根据于平等之和平条件，但东三省为中国重要一部分，彼对于不令三省参预国家大事之图谋，绝对不同意，故张氏决定以全力破坏此图谋。”(87)
然而，就在这时，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宣言废除不平等条约，要求各国遵正当之手续另订新约，日本感到要想拒绝南京国民政府修改中日通商条约的要求，并达到“满蒙特殊化”的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向张学良施压，促其自立于南京国民政府之外，阻止蒋介石和平统一计划的实现。于是，6月25日，田中外相通过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传话给张学良：“东北宜以保境安民为重，切勿过于向南方采接近态度。”(88)29日，再命林久治郎转告张：“此际匆促采取迎合南方的态度，非但毫无必要，且有危险。暂应维持现状，保境安民，以观形势变化。”甚至警告道：“如有扰乱东三省治安者，日本准备根据必要，采取相当手段。”(89)但是，张学良毕竟是中国人，而且生来吃软不吃硬，想到晚清以来的亡国之惧，和不久前皇姑屯杀父之仇那一幕，田中的强硬态度，反而促使他向南京国民政府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7月1日，张学良急电蒋介石等人，说：“至国难所在，学良当以民意为依归。所盼当局诸公，以国家大计为前提，同时收束军事；一面以最简捷办法，速开国民会议，解决目前一切重要问题。学良爱乡爱国，不甘后人，决无妨害统一之意。”(90)张学良此电，尽管也有前提条件，要求蒋也要以大局为重，“同时收束军事”，并通过召开国民会议，来解决一切重要问题，但毕竟首次向蒋介石表达了赞成和平统一之意，说明张自此与蒋达成了共识，将和平统一方针作为国家根本大计，而正式确定下来了。
二 张学良未能兑现七月“易帜”的承诺" class="reference-link">二 张学良未能兑现七月“易帜”的承诺
张学良是个说干就干，不尚空谈的人。7月2日，他电告北平何成濬，由他亲自指派的全权代表王树翰、邢士廉、米春霖、徐祖贻，正在大连候船赴平面谒蒋介石，请知会平津军警加以保护。这表明张学良已以实际行动，正式启动东三省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和平统一谈判。但他同时又是个宁折不弯，不轻易屈服于人的人。3日，蒋介石为“祭告总理，收拾北平军事，解决奉天问题”(91)，邀约冯玉祥、李宗仁等人尽早北上到达北平。同日，张学良宣布就任早在6月27日，便已由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选举产生的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保安司令之职。张早不宣布晚不宣布，偏偏在蒋抵平后的同一天宣布，是历史巧合，还是有意的安排？征诸王树翰等人抵平后，向新闻界公开发表谈话说：“东三省目前确成整个的状况，一切由汉卿指挥，此次赞成统一，亦系各方与汉卿主持，只要事确【实】上不发生困难，定可从容接洽。”(92)显然，张学良是要借此向蒋介石及世人表明：他现在已是东三省说话算数的“整个”领袖，即统一领袖，不是可以随便轻视的。
其实，蒋介石早就摸清了张学良的心态，所以历来都很照顾张的面子。还在6月中旬，他就通过孔繁蔚表过态，“以政治手腕解决时局”，绝不会“以征服者待奉军”(93)。7月3日，又通过李烈钧向报界公布“政府处分东三省问题”的三项基本原则，以表达其对奉方宽大为怀之意：“（一）以政治手腕为三省人民谋福利；（二）对三省新旧派兼容并顾，不偏于任何方面；（三）以公正办法处理东省政务军事。”(94)张学良全权代表王树翰等人抵达天津后，蒋先是派漆英赴津看望，后又派张品哲促其早日赴平。10日下午抵平时，命方鼎英等百余人前往东站迎接。12日，又在碧云寺先与阎、冯、李等人单独会见(95)。13日，更在中外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对当时报界各种有损张学良及奉军尊严的言论，进行了善意的批评和制止。他说：“刻下奉天代表已来平。自从张学良东电（指7月1日电）发表后，有谓奉方求和，有谓奉方投降，其实这一类的话，皆能引起不好的感想。要知道我们不是用武力统一国家的，是用主义统一国家的，无论奉方派代表来，或是通电表示，我们为国计民生计，均不能再战，只要大家服从三民主义，同在主义下努力就行了，并不像国际战争，有所谓求和、投降等名词。以后请各位对于奉方代表和通电，不要随便登载，引起他们的恶感来。”(96)
为排除各方干扰，确保和平统一谈判顺利进行，蒋介石刚到北平就推出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实行新闻控制，不许本国新闻媒体随便报道谈判内容。7月11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行营办公厅根据蒋的面谕，分函北平新闻界：“关于东三省问题，正在秉中央决定妥善之处置，外人传说纷纭，用意多不可问，本国新闻界对于此问题，宜格外慎重登载，免惑观听。”(97)他这样做的目的，当事人邵力子曾坦率告诉记者：东省问题，“已嘱各报不必登载，尤其是接洽内容，各报即有所闻，亦不可披露。因日本人正拟设法以【从】中作梗，假使将内容随便揭晓，则日人必大使捣鬼之伎俩也”(98)。蒋介石推出的第二项措施是由蒋亲自主持对奉谈判事宜，他人不得插手。蒋先于7月11日在北平汤山会议上，向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提出此项动议，迫使向来主张武力解决东三省问题的冯玉祥不得不承认：“关外的问题，由蒋总司令主持办理。”(99)然后于13日电告南京谭延闿：“奉方事现由中（正）负责接洽，如有该处代表来京商承者，请转知国府各委员一概拒绝，以免纷歧。”谭随即复电表示：“一切请公主持，专电已示同人，极为赞成。”(100)蒋名正言顺地取得了处理东三省问题的最高主持权。
张、蒋此次和平统一谈判的第一个问题，是张学良7月1日通电中提出的“速开国民会议”问题。王树翰等谈判代表抵平后公开声明：这是张学良易帜的前提条件，“前提决定，以后一切自易协商”，并表示他们将按张学良7月1日通电“述明”的“接洽范围”办理(101)。张为何提出这一前提条件呢？首先，国民会议是孙中山1924年北上宣言中首次提出，后又成为其遗嘱中与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列的一大政治主张，以此为“易帜”的前提条件，或许不致引起南京国民政府的反对。其次，张学良行事，向来标榜“尊重民意”，用王树翰等谈判代表的话说：“张总司令年来一切措施，纯以民意为依归。”(102)国民会议，乃是民意最高机关，“易帜”与否，一旦议决，谁好反对？可以借此让“易帜”反对者闭口。第三，更重要的是张学良对“易帜”尚有一层顾虑，诚如他自己所说：“因对外则有某方（指日本）窥伺，对内则新遭大故，变更太骤，虑生枝节，但须经过一重正式手续，全国一致解决。”(103)张学良此言，除了表明他希望东三省“易帜”，能经过国民会议这样“一重正式手续”，以示其尊重民意，不给日本干涉以借口外，还透露了他不希望“易帜”进程“太骤”这样一层心思。怎样才能使“易帜”进程不致“太骤”呢？国民会议自然是最佳选择。因为依据孙中山的设计，国民会议召集之前，尚须先召集一预备会议，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方法等事。如此一来，“易帜”进程还快得起来吗？至于张学良何以不希望“易帜”进程“太骤”？征诸后来的事实，可以肯定和他所要求达到的条件不无关系。或许正因如此，张学良这一先决条件，才自始不为南京国民政府所接受。蒋介石还在北上途中即已宣布：“召集国民会议，不可急剧从事，在第五次中全会当有决定。现在训政时期，国民会议尚非其时。”(104)7月4日，阎锡山也表态说：张学良对“三民主义只有服从，无所谓妥协。张请召集国民会议解决东三省问题，尤属误会，因全国统一后，方能召集国民会议，并非以国民会议来谋统一”。邵力子完全赞成阎的意见：“国民会议须俟统一后召集，非开国民会议后始能统一。”(105)此后，国民会议便没了下文，可以肯定是张学良已意识到此路不通，彻底放弃了这一要求。
由于张学良不再坚持速开国民会议为“易帜”的先决条件，谈判随即转入“易帜”条件、何时“易帜”等具体问题的磋商阶段。尽管张学良代表声称“余等此次来平接洽，本无条件”；蒋介石也公开宣布：“现在我们不一定积极的要他们挂青天白日旗，我们也不一定积极的要他们明了主义，我们是要他们知道国家有统一的必要，否则名义上虽然统一，而实际仍不统一，是无用的。”(106)但事实上，条件还是有的，甚至少不了讨价还价。张学良除通过王树翰等人在北平直接与蒋介石接洽外，还在奉天亲与蒋所派代表参谋厅长刘光、前北京政府财政总长张弧之子张同礼周旋。综合奉天、北平两地所谈，涉及“易帜”条件的问题，总体而言，蒋介石要求张学良：一、东三省归国民政府节制；二、奉行三民主义；三、改悬青天白日旗；四、撤退关内全部奉军。张表示均可办到，但也提出一反要求，“国民革命军不进往关外，东三省兵力照比例裁撤”。分别而论，主要是：一、指示外交机宜问题。张学良希望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全力办理对日交涉，东三省外交方面由国民政府指示机宜，声称：“只要国府对外交有把握，东北易帜不成问题。”蒋表示：“中央自有外交准备，必能为先生负责。”二、设立政治分会问题。如前所说，张学良此前就向蒋提出过，“易帜”后须在东三省设立政治分会，并由其亲任主席。对张学良这次旧话重提，蒋同意由其组织、请委，不加干涉，并表示“对东北人才特别延揽”。为防口说无凭，张要求蒋明复一电，以安部下之心。三、组织国民党党部问题。张学良以东三省人民未经训练，希望暂缓组织国民党党部，先派员赴南见习，再行举办。蒋则拟请周震鳞、田桐、王乃昌、戴季陶等前往指导党务。四、暂停热河军事行动问题。张学良借口难保不引起全局误会，恳请蒋介石暂停进兵热河，待三省全局议定，再从长讨论。但遭到蒋的拒绝。7月15日，蒋任命方振武为左路总指挥，负责热河军事。五、肃清关内直鲁残军问题。蒋介石本拟“依照政府计划”，早日肃清关内直鲁残军，张起初也曾同意由蒋“负责处理”，但后又“声明中央若予以犹豫期间，彼方能设法将该项军队解决”。蒋“为息事宁人计，准予所请”，但限定须于五星期内一律改编，且“仍准备军事，以防不虞”。六、恢复交通和放还铁路车辆问题。蒋要求张学良尽快恢复平奉路通车，并速还平汉、津浦、平绥各路车辆，以利交通。张复电告以代表赴平时，就“曾嘱提议及此……如或虑有不便，亦可分段开车”。至于所扣车辆，也“确允放回”，但又有消息称，“张学良愿还其半，蒋则要求全还”(107)。由此可见，张学良“易帜”，的确“不是无条件的投降，而是有条件的妥协”，诚如当时社会舆论所指出：张学良“须以确定东三省地位为前提，决非为三民主义而牺牲一切者”(108)。
对于“易帜”时间，蒋介石当然希望张学良能在其留平期间“立即改帜”(109)，以便借此赢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和支持，也为他争夺国民党内部统治权取得更加有利的地位。但张却认为东三省情势特殊，“不能不斟酌环境状况，循序进行”，希望蒋也能据此“斟酌一最快捷最完美方法，俾对内对外均无遗憾”(110)。显然，他并不以立即“易帜”为然，只是在蒋介石的强烈要求下，才勉强与其达成了热河先于7月19日宣布“易帜”，东三省再于20日发表“易帜”通电的协议(111)。19日，热河都统汤玉麟倒是在张学良的授意下，如期宣布热河“易帜”了。但东三省却未能于20日兑现“易帜”的承诺，原因是19日发生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奉田中外相之命，再次警告张学良不可“易帜”事件(112)。为此，21日，张亲电蒋介石，痛呈愧疚：“日方警告情形，迭请代表转达，谅荷察及……通电易帜，弟已承诺在前，独以顾虑桑梓目前危险，不克立时践约，愧疚实极。”同时表示：“弟此后行动，一以兄为依归，易帜固为袍泽之良友，不易帜亦为精神之信徒。东省行政方针，当本先总理训政方略，亦步亦趋，为不拘形式之统一。”希望蒋能体谅他暂不“易帜”而为“精神之信徒”的苦衷。为进一步消除蒋对其未能践约的疑心，张还建议蒋于离平返宁途中指定一会面地点，以切商此后进行方法，并表示他“决不惮此一行”(113)。但蒋急需的是“形式之统一”，而不仅仅是“精神之信徒”。他一面以“东北治安极关重要”，婉言拒绝了张学良的求见之请，表示“俟时局平定，再图嘉会”(114)；一面通过何成濬、刘光转告张：“东三省之存亡，即全中国之存亡，系乎先生今日之举措，务望即日宣告易帜，完成统一。无论如何困难，必以毅力排除，勿稍瞻顾，致误事机。”因为“日人此等举动，非仅悍然干涉我国内政，直已视东三省为彼俎上物，今惧别生枝节而犹疑不决，以后将永远受其宰割，东三省不复为我国领土，先生亦岂能更有立足之地？若不受其恫吓，毅然易帜通电而以独立之精神出之，则东省为全中国之东省，全国皆将深致崇敬，为先生后援，且中央自有外交准备，必能为先生负责，日人未必敢遽肆吞噬。即彼真占据东省，吾人必以全力对日，援助先生，真爱国之英雄，决不患无用武之地也”(115)。在蒋介石的再三催迫下，张学良不得不又一次答应22日为“易帜”之期（后延至24日）。蒋满以为这次总可以如愿以偿了。殊料7月24日，他在寝食不安中苦苦等来的张学良之电却如是说：“东省易帜，不能立时实行……如兄以为非易帜不可，则弟只有去职，以谢我兄相待之盛意。”(116)至此，蒋已意识到他期盼中的东三省“易帜”是绝无可能在北平看到了，于是一面复电安抚张学良，东三省“惟兄是赖，务望努力前进，以达最终志愿”(117)；一面怀着失望和不安的心情于25日离平南下返京。他在日记中写道：“东省未定，关内未清【靖】，而来京开会，汗颜而已。”(118)就在蒋介石离开北平这一天，张学良将东北暂缓“易帜”的决定，告诉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表明他已完全放弃了7月“易帜”的计划。
东三省未能如蒋所愿在其逗留北平期间宣布“易帜”，张学良强调是日本压迫的结果，“如我方不听劝告，（彼）即用武力。确非空言恫吓”。他信誓旦旦地要蒋相信这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弟之为人，向不肯欺人自欺，请询君实（刘光字君实）、小岱(119)即可尽知。如再怀疑，并可派员来奉监督一切。”还说他接到了东京的情报，日本“民政党联合贵族院反对政友会对于东省之举动，以为破坏统一，干涉中国内政，此种拙劣外交，徒伤中国国民感情，使日本益立于不利之地位，而政友会少壮派亦起而反对干涉”。这一切都表明田中首相的地位已“行将动摇，我倘于此时予以借口，彼转可借对外问题以延长其政治生命，故为大局计，似不必急此一时”(120)。他详细向蒋报告了东三省保安委员会所讨论的对付日本之策，“不外三种：一曰强硬，二曰软化，三曰圆滑。强硬则必用武力，不但东省力有不足，即全国协力亦无把握；软化则东省将成保护国，为朝鲜第二，非所敢出；暂用圆滑之法，以延宕之，一面于国际间着手运用，折其野心，始有办法”(121)。由此看来，张学良暂缓“易帜”也不全是消极的表现，而是为了在国际上寻求更为有利的时机，待坚持强硬对华政策的田中下台以后再行“易帜”。
张学良的“易帜”诚意不容置疑(122)，诚如其谈判代表所说：固然“不能因日本一纸警告而中止其固定计划，但奉日接壤，关系较切，亦不得不与国民政府及海内贤豪商榷一番”；况且张学良“为东三省之责任人，稍一不慎，未必不演成第二济南惨案，人方寻隙，我当镇静，理势然也”(123)。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张学良暂缓“易帜”也远非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单一、纯情。7月23日，他对某报记者的一句真情告白便说明了这一点。他说：易帜“断不因日本警告即行终止，或当藉日本警告便诚心地进一步与国府早谋妥协”(124)。原来，日本的警告，在张学良眼里，其实也并不那么重要，既然断不会因日本的警告而终止“易帜”，说明他并不那么惧怕日本，既然不会“藉日本警告”，“与国府早谋妥协”，说明他也不那么依赖南京国民政府，更非不少研究者所过分强调的那样把“爱国”看得高于一切。种种迹象表明，他对易帜踌躇再三、裹脚不前，还有一个不愿示人，或者说不愿他人发现的重要原因，这就是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奉系军事集团的群体利益，同样是左右他抉择“易帜”时机的重要标准，甚至是更为重要的标准。因为他很明白，他愈是重视奉系军事集团的群体利益，他在该集团内部所获得的支持率就会愈高。
张学良暂缓“易帜”后，其谈判代表随即在北平向新闻媒体声明：“东北此次毅然主张赞成统一，系鉴于中国频年内乱，国将不保，确有速谋团结之必要，并非藉统一运动，以巩固个人地盘与权利。此种主张系诚恳的、一致的，外传张辅臣（张作相字辅臣，也作辅丞）、万寿山（万福麟字寿山）颇不赞同，皆离间挑拨文章，别有用意……易帜一事，因精神一致之倾向，迟早总须达到目的。”(125)意思是要人们相信张学良不是为了“个人地盘与权利”而暂缓“易帜”的，三省内部对“易帜”也没有分歧。这是不打自招，恰恰说明与“个人地盘与权利”有关。但是，最能说明问题的还不在于此，而是张学良授意汤玉麟7月19日宣布热河“易帜”一事所反映的真实意图，一在缓和社会各界对其迟迟不宣布东三省“易帜”的不满情绪，如张学良、汤玉麟派往北平的交涉代表金鼎臣所说：“张总司令因外间对彼‘易帜’迁缓多持异议，遂决命热河先行‘易帜’，以示促成统一之决心。”二在掩饰东三省内部所存在的新旧派系之分。用金鼎臣的话说就是：“汤司令及张叙五（张景惠字叙五）、张辅丞与张雨公（张作霖字雨亭）为数十年之患难交，时人号为奉方之旧派。今汤既听张（指张学良）命，服从国府，可见东北对服从国府并无新旧之分。”(126)而张学良派往北平的一位谈判代表则说得更加坦诚、直率：“现热河汤玉麟业已‘易帜’，可证东北新旧派之说无稽。”(127)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如前所说，7月15日，蒋已下令进军热河，且部队也已开始向热河前进了。显然，宣布热河“易帜”，不过是阻止蒋介石进军热河，保证这块地盘不致落入南京国民政府之手的应急措施。这是整个东三省“易帜”谈判中，张学良始终坚持不放的条件。据金鼎臣说，他此次赴平所负首要任务，就是向有关方面说明“热河既已换旗……希望国府以同化者看待，勿再对热进兵”(128)。如此看来，张学良授意汤玉麟7月19日宣布热河“易帜”，其实不过是个借此巧妙控制热河的骗局。而且，还是个早在张学良派出王树翰等四人赴平谈判之前就已设计好了的骗局。据徐祖贻说：他们赴平谈判之前，在张学良召集的一次对策协商会上，张作相就提出了这一策略和建议：“当力促关内汤阁丞（汤玉麟字阁丞）先服从国府，以示真诚。”(129)这是张学良此时放弃东三省“易帜”计划的根本原因，说穿了就是还有太多的内部矛盾需要时间来协调，还有太多的包括他本人的权利在内的奉系军事集团的群体利益需要时间来维护。正如当时一个自称“彬彬”的《中央日报》记者所说：“小张所虑青白（指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国旗）一挂，委员之任命，党部之组织，均由中央主持，己之权力，势将剥夺，非将此层说妥，得有相当之保证，未肯高悬青白，皈依党国。”(130)可见，张学良暂缓7月“易帜”计划，固然有日本警告的客观原因，而张学良“藉统一运动，以巩固个人地盘与权利”的主观原因也是不容否认的，而且其重要程度，丝毫不亚于前者。
张学良在当时的中日两国三方中，明显处于弱势地位，竟敢如此大胆地向蒋讨价还价，不能不说与他对中日两国三方格局的正确把握和对蒋介石、日本田中义一方面的细微体察是分不开的。他清醒地看到，他与蒋及田中之间虽然存在利害冲突，但也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蒋介石企图实现自我为中心的国家统一，要求张学良从速“易帜”，这是矛盾的一面。但是，东三省问题，实际又是个对日问题，因为日本在此拥有许多不愿放弃的特权(131)。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蒋自知得罪不起日本，要想解决东三省问题，便不能不寻求张学良的合作，于是他们之间又有了相互依赖的一面。用蒋介石的话说：“东三省为我重要国防地，乃日本势力侵入已久，吾处置方法，非慎重周详不可，否则东亚战祸之导火线如一开，将不可收拾矣。总理所谓和平统一，吾必以至诚，力促奉军将领觉悟，欣然而来归也。”(132)为此，当张学良派代表赴平“表示诚心服从中央及国府”时，蒋则答以“如能乐意服从本党，统一中国，甚佳。如系勉强，仅形式统一，不如待瓜熟蒂落”(133)。张学良从中感悟出，蒋介石是在暗示他东三省“易帜”必须自觉自愿，“欣然来归”，不要让人觉得“勉强”，是他人逼出来的。而蒋这样做的目的又在于告诉田中：东三省“易帜”是张学良的“觉悟”，非我所逼，你日本不要借口挑起“东亚战祸”。隐隐透出蒋介石对日本干涉的几分惧怕。正是这种惧怕和期待，使张学良意识到，在蒋介石面前，他并不处于绝对弱势，仍可在一定范围内，借助日本对蒋的牵制，转化为强者。
至于田中义一的心思，张学良也是一清二楚的。因为如前所说，蒋介石在追求统一的同时，又宣布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重订新约，势必就要威胁到日本在东三省的特殊权利。他既然赞成东三省“易帜”，自然就和蒋介石一样，也成了田中的对立面，诚如当时的日日社记者所论：“日人之阻止奉方易帜之内幕，实虑国府外交政策行之于东省，深恐于日本所得之特殊权利，有若何之损失。”(134)但是，张学良也了解，田中这时的目的，毕竟还只限于维护日本在东三省的特殊权利。7月16日，林久治郎便亲口向他表示过：如果他愿意遵守有关铁路和其他日本权利的条约条款，那么即使他加入了国民政府，日本也会保证支持他(135)。很明显，他与田中虽有矛盾和争斗，但同样也有相互依赖的一面。而且，张学良还亲身体验到，田中这时对东三省“易帜”，虽然气势汹汹，态度强硬，却又在挑拨他和蒋介石的关系，要蒋相信他没有向张施压，东三省未能践约“易帜”不是他的责任。用他自己对蒋的话来说就是：“日方近来手段对东则施以压迫，对尊处则又极力掩饰，既以淆乱欧美之耳目，又以离间我辈之交情。”(136)这一事实，让张学良意识到，田中对东三省“易帜”的干涉，也是底气不足的，他在维护奉系军事集团的地盘和权利方面，不仅有利用日本的必要，而且还有利用的可能。这就是张学良敢于以弱势之方，与蒋较劲的动力。
三 蒋介石双十节“易帜”希望的落空" class="reference-link">三 蒋介石双十节“易帜”希望的落空
蒋介石7月“易帜”计划受挫，田中大受鼓舞，自觉其压张逼蒋让步的政策，已初见成效，于是决定趁热打铁，继续利用张学良为其父举办葬礼之机，加大对张的施压力度。8月4日，他所派特使林权助男爵，衔命到达奉天。6日，向张递交所携田中信件，田中在信中明确表示，日本反对东三省与关内统一，要求张学良实行“东北自治”(137)。张作霖葬礼结束后，林权助又两次会晤张学良，重申田中的强硬态度。特别是9日的会晤，尽管张学良小心翼翼地“致谢此次吊丧盛意，并表示此后奉日关系益亲，愿本共存共荣本旨，与日提携，实现东三省和平经济政策”。但林仍然一点面子也不给，当即发言道：“屡次传达帝国政府对南北统一反对意志，谅已谅解日本意向所在。总之，日本政府此刻认为国民政府内部杂乱无章，行为尚多共产色彩，东三省若与国府妥协，势必侵害日本既得权利与特殊地位，所以日本政府今劝汝暂观望形势为妥，倘若东三省蔑视日本警告，擅挂青天白日旗，日本必具强固决心，而取自由行动。此刻请汝毅然决然，行其所是，勿为浮言所动。”与林权助一起会晤张的林久治郎甚至恫吓说：“简言之，日本政府具有决心，反对奉方与国府妥协，即谓干涉内政，亦所不辞，请为三思。”(138)张学良虽未当场示弱，表示其不能背弃三省人民的心愿，而自行其是，但权衡再三，还是不顾7月31日刚刚向蒋介石承诺过：“弟将丧事（指将于8月7日举行的其父的葬礼）办完，自必对国府有表示，决不有负我兄之意也。”(139)经东三省保安委员会讨论、议决，于10日再次派代表刘哲通知日方，东三省“易帜”继续延期，并且不是一般的延期，而是长达“三个月”(140)。
张学良一再延期“易帜”，给蒋介石和他本人都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在蒋方内部，如前所述，本来就存在一股主张武力讨伐，反对政治解决东三省问题的势力，这股反对势力即使在蒋、张7月“易帜”谈判的蜜月时期，也没有销声匿迹。7月15日，他们以东三省特务委员会的名义通电全国，声称“本党誓师北伐，志在消灭军阀，铲除一切反动势力，建设三民主义国家”。可是，“近者张逆学良，杨逆宇霆，复拟定由三省保安联合会，产生东三省军政长，由三省硕学鸿儒会，产生东三省民政长，总管三省军政民政，添设兵工初级高级中学，招收吉、黑土匪，从事扩充军备。观其目前之布置，断无归附之诚心，所派来平之代表，完全以探索实况为主衷。亟望本党忠实领袖，勿为所惑，致铸百年大错，并语专事投机，到处拉拢之革命伟人，息其欲念，免为本党遗臭，设对誓与本党为敌之军阀而可言和，则何人不可妥协？”(141)矛头直指张学良和蒋介石（所谓“革命伟人”）。张学良宣布暂缓“易帜”，似乎验证了他们的预见，自然更加坚定了他们的武力讨伐立场。据当时电通社消息，蒋介石回到南京后，曾向有关方面“报告与奉方磋商统一之经过，蒋声言奉派确有诚意，遂将其所带南下之张学良等亲笔手书若干通，同时披露，一部分人员，悉已谅解。昨尚有认为不能满足者，谓须具备下列三条件，方可承认其有诚意：（一）要求张学良即日通电遵守三民主义；（二）改悬党旗，实行组织政治分会，人选不能限于东三省籍人；（三）表示排斥孙传芳、张宗昌、褚玉璞及安福系、交通系等”(142)。
至于社会舆论的指摘就更不绝于耳了。当时的新闻媒体，特别是京、津两地的民间报纸，多不以张、蒋的表现为然。8月8日，北平的《京报》就曾公开表态说：本报“不赞成蒙头盖脸之张学良已有诚意，不日即可解决的空头宣传”(143)。它们认为张派邢士廉等人到平与蒋、阎、李（宗仁）等要人晤谈，“虚空之成分为多”。对他将延缓“易帜”的责任，通通诿于日人极为不满，“苟有服从国府诚意，则对于日方不相干之劝告，本可不惜意”，如“放还车辆，此与外交无关，不能诿为日人不许，而完全为张学良权力所及者也”(144)。它们认为张学良此举，不过是“假日本提出警告之机，以泯其毁约之迹”，是“躲在外交幌子之下，谋与国府及日本双方之谅解而生存”(145)。它们揭露“自中央决定对热河用兵后……汤则电请张学良派兵援助，张乃派遣于芷山、戢翼翘两军先后来热。于军驻平泉，戢军驻凌源，准备在古北口外，以图抵抗国军”(146)。指证“吉（林）、黑（龙江）两省当局曾向张请示应否易帜，张答以暂缓。又三省可以易帜空气传播后，颇有从事活动者，张特通令各县，如有组织党部者，可以共党论，均随地正法”(147)。对于蒋介石7月初所采取的新闻控制政策也多持异议，如北平《京报》就公开说过：“本报一向谅解政府慎重之苦心，但可声明者，例如邢士廉等到北平，其时当局即传谕各报勿登载，实则邢等来平，既非军事，又非外交，本无何等关系。其结果外报尽行发表，而禁华报登载……凡此办法，概为未当。至日本林权助到奉，张学良任用何人之新闻，亦被抽除（八月六日本报空白），则尤使爱国者大惑不解者也。”它坚决主张：“党国之新闻纸，一不必讳言日本田中内阁侵略之政策，二不必讳言奉天军阀内部之问题，苟并此而亦讳言之，是蔽聪塞明，而自谓革命已成功也。”(148)
但是，不管内外政治压力多大，无论蒋还是张都没有动摇和平统一的信念。蒋虽然不满意于张学良迁就日本，拖延“易帜”，警告他：“如对日作进一步表示之电，此乃无异卖国而说价也，当慎重注意，勿自惶惑。”(149)还拒绝了张所提停止热河军事行动的请求，指示白崇禧：前方部队中止前进的底线，是张学良让出热河(150)。但这一切并没影响他在南京继续会见张学良所派代表吕荣寰，也没影响他指派方本仁、何千里为他和白崇禧的代表，前往奉天与张学良继续进行“易帜”谈判。而张学良虽则仍然坚持“东省情形较异，（易帜）不能不稍俟迟徊”，甚至向8月3日刚刚抵达奉天的方本仁表示，东三省“易帜”须分三步走，“第一步停止热河、关内军事行动，所有军队由国府收编给饷；第二步，三省政治分会人选，由三省人员充任；第三步，党务指导委员会须三省政府同意后始成立”(151)。但却频频致电蒋介石等人，解释“或有疑日方警告系弟故弄手段”，不过是流言蜚语，说他“年未三十，来日方长，为政治人格前途计，岂肯自丧其信行”，表示“无论何时，愿对国府服从到底，虽是个人只身，亦甘为介公效力”(152)。且采取实际行动，无罪释放了四五月间在保定、石家庄一带拘捕的“国民党员及国军便衣队等嫌疑者”钟少梅、白国庆等13人，主动命令热河前线与蒋军发生冲突的奉军“向后移动”，等等(153)。这些情况，足可说明张学良同样没有放弃和平统一之意。无怪乎北平的白崇禧、何成濬等人，在接到方本仁、何千里与张学良接洽的有关报告后，会认为“当有继续维持政治手腕解决东省问题原议之可能”了(154)。
为了打破谈判僵局，蒋介石派往奉天的代表，一直在探求问题的关键究竟在哪里？他们发现实际就在热河问题上。据林权助访奉时奉蒋之命赴奉了解情况的郭同说，他先后接触过军界如杨宇霆、孙传芳等，绅界如袁金铠、刘尚清等，吉、黑省议会议长如孙鹤皋等，张学良之左右如郑谦、朱光沐等，政客如罗文幹、孔昭焱等，以及东北大学之教职员和商会会长之类的人物，感到张学良现时确能统一东三省，惟其左右对南隔阂犹存，多主保境待机(155)。这也证实了当时新闻媒体的传言不虚，在东三省内部的确存在新旧派之分，而这些人几乎又都是张学良的父执，也就是新闻媒体所说的旧派。据方本仁、何千里报告，恰恰是张的父执们多昧于大势，对方振武左路军进兵热河和张学良不能谅解。他们责备张学良亲南，令张苦于应付，惟以攻“热区”为目标的左路军暂停前进，始能释然。为此，方本仁建议蒋介石，对于热河问题不宜操之过急，纵张学良允诺让出，其内部也必生怀疑，于统一不无妨碍。当前要务是“实现易帜统一当较热河问题为重，以军事而言，则解决直鲁残部较热河问题为先”(156)。方的分析无疑是有道理的，况且直鲁残军的解决也须张学良的协力和配合。征诸后来的事实，蒋介石显然是接受了方本仁的建议，将原拟热河问题与直鲁残军问题一揽子解决的计划一分为二，暂时搁下了热河军事，而集中全力先解决关内直鲁残军的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被热河问题困扰多时的张学良的响应和协助。
细察张学良在南京国民政府征剿直鲁残军战事中的表现，诚如台北学者司马桑敦所说：“不但参与了，而且负责打了一个硬仗。”(157)需要略作修正的是，如前文第二节所说，这个“硬仗”并不是奉军单方面“负责”打的，而是与白崇禧东征军共同打的，至于滦河西岸各役，则根本与奉军无关。张学良在整个事件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仅仅是个无法控制事态发展的配角。集中全力先解决关内直鲁残军的计划不是他提出和决定的，承诺“夹击”直鲁残军完全是他的和平编遣计划破产的结果，最后的“硬仗”更是张、褚公开攻奉逼出来的，他惟一主动想做的，就是由他独负解决直鲁残军全责，阻止白崇禧东征军东渡滦河，控制事态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关内直鲁残军解决后，一年一度的“双十节”即将来临，如果张学良能在此之前宣布东三省“易帜”，不但会给即将于“双十节”开始“训政”新时期的南京国民政府平添几分喜庆色彩，还将使蒋介石的“统一”心愿得到最大的满足。为此，9月25日，蒋再次向邢士廉提出尽快“易帜”，且希望能在“双十节”以前宣布。尽管当时的南北舆论，仍对张学良诚意服从国民政府充满不信任，如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日报》，就发表了一篇题为《张学良是否诚意服从国府》的署名文章，说张学良声称服从国府，乃迁延至今，“易帜”尚未实现。“而张氏最近的种种行动，尤足令人怀疑”。对张氏近日行动，该文列举了包括某些不尽符合事实的传闻在内的五种：一是始终要维持汤玉麟在热河的地位，“以保存他在热河方面的势力”；二是几经交涉，仍拒绝交还“关内各路的车辆”；三是自直鲁残部解决后，白崇禧等人屡次提出“奉方军队应即全部退出关外，滦东各地应由国军接防”，却“始终无具体答复”；四是听说还借参加解决直鲁残部有功，索要报酬，“请将关内昌黎等数县划归他做地盘”；五是听说邢士廉在活动“张氏加入国府会议为委员”(158)。北平的《京报》也发表评论说，张学良以张、褚为“节礼”，送与国府，“吾人之意，终嫌其太菲。盖北方唯一不冻之秦皇岛，北平唯一建瓴的屏障之热河，尚须声明归奉方所有，而不肯以为节礼，毋乃太吝乎”(159)？但是，为了如期实现统一夙愿，蒋介石还是在10月8日的国民党中常会第一百七十三次会上，提出了加推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的动议。他加推张为国府委员的理由是：“东三省乃中华民国的领土，并非国际间特别的地方。过去的一切，追求【究】无益，便不必追【究】。目前张委员对于中央，已经一再输诚，实在因为有困难，所以形式上极难有所表示。中央为顾全统一，为使当事人不能再有所规遽【避】躲闪，为给国际上一个明白的表示，不能不马上把东三省看得和其他各省一样，以公正的态度，统一的精神，加推委员入国民政府。”蒋的提议，遭到中央政治会议中不少人的反对，“有人怀疑：张委员是否同志？张委员对于中央，目前形式上固然不够，但是精神上是否已够？有许多为党国努力多年，劳苦功高，政治上的资望能力，俱属不弱，足为国府委员的人，皆未经加推，而独加推张委员，似乎说不过去。应该郑重从事，严格考求，以表现国府委员的地位如何重要，人选如何精确，然后政府的威信才能彰著。又有人主张张委员虽可加推，但宜先令其形式上有所表示，然后在中央方面，庶几有辞可借”。如此讨论几个小时，仍不能决定。后经主席谭延闿解释这是“蒋同志”的主张，并电请蒋介石立即赴会，作了如下说明后，才取得大家的谅解，表决通过：“这件事的意义不仅对内，而且对外，乃统一之中所必须有的。人的问题尚在其次，最要紧的是地方问题。我们要问：统一的中华民国中，究竟包含不包含东三省的地方在内？如果要使国际上承认我们确已统一，要使某国（指日本）少一些借口；要使东三省的当局无观望的心思，回旋的余地，只有如此决定去做。一般同志，见不及此，暂时的不谅不满，是一定难免的。但是这件事的关系很大，久后一般同志对于事情的本身如果明白了，对于我们目前的如此决议，一定也会谅解的。如果东三省方面，并非真正觉悟，到了必要的时候，中央自有正当的态度表示，绝非没有主张的。并且现在只该问这件事应不应当实现，如果应当实现的，中央自有中央的权衡，径自决定去做好了；如果不应当，便决定不做，不必犹豫狐疑，更不必打电报去征询意见作种种的先容，中央惟有取至公至诚的态度而已。”(160)可见，蒋介石在加推张学良为国府委员的过程中，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他不依不挠，力排众议，坚持加推张学良为国府委员，一方面是为了向国际社会宣言，“我们确已统一”，使日本“少一些借口”；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打消张学良的“观望心思”，逼其尽快“易帜”。在蒋看来，既已是国府委员，便没了“回旋的余地”，想“规避躲闪”，也不可能了。万一不行，他也还有一手，“如果东三省方面，并非真正觉悟，到了必要的时候，中央自有正当的态度表示，绝非没有主张的”。其良苦用心，的确非一般人所能见及。这正是蒋介石的高明之处。
张学良被加推为国府委员后，蒋介石当日即告诉了张，定于“双十节”举行受任礼，请同时受任，惟“易帜”一事，只字未提。第二天，张学良复电表示：“届时请加列贱名，宣布就任。”(161)这样，张学良就在事实上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为中央政府，东三省只是南京国民政府的一部分，东三省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只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了。蒋介石意识到事态正沿着他预设的方向发展，随即向张提出了“易帜”问题：“委员既经发表，应乘此时同时更换旗帜，宣言就职，以十七年双十节为兄完成统一之纪念日也。”(162)但是，张学良也清楚，国府委员只是个中看不中用的空头衔，南京方面很多人实际并不把他放在眼里。早在9月1日，白崇禧的前敌参谋长王泽民就公开向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说过：“至东三省问题，鄙人为贵国设想，宜同国民政府及国民全体协议，不可同一二人私议。譬如到人家办事情，不同主人商量，而同两三个管家的商量，恐怕是办不好的。比如到铺子的【里】买货物，不与管事讲价钱，而同二三徒弟讲价钱，买不好的。张学良不过国民一分子，他即能代东三省全体作主，就是作主，亦不能算数。”(163)现在国府委员的任命虽已发表，不是照样还有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所属的某某区党部”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反对意见吗(164)？加上因解决直鲁残部搁置下来的热河归属等重大问题，至今仍未得到蒋介石的认可，他觉得委员可以接受，“易帜”则尚待时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学良对于统一早有决心，易帜事必实行，但因有未了事件甚多，须先办理完结”；“（学良）决不卖国，但有为大势所迫，非办不可之事，此乃弱小民族被人压迫之实况，人应谅之。”(165)因此，10月10日，他复电蒋时，并未正面回答“双十节”是否“易帜”的问题，仅含糊表示：“东省易帜，早具决心在前，实因某方之压迫，致生障碍，当时敝处之面约，以三个月为限，届期即行易帜，详情业请方耀庭（方本仁字耀庭）兄转达。承电示谓已派张岳军（张群字岳军）兄赴日解决此事，不知彼方论调如何，未蒙示及。现计算约定之期，已不甚远，敝处拟积极准备，事前秘不使知，筹备就绪，即行通电宣布。”同时又提出两项要求，其一是“政治分会，五次会议（指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虽主取消，惟东省情形特别，此种过渡办法，绝不能少。拟请中央将东北政治分会及奉、吉、黑、热各省省政府主席分别任命，使易帜就任之事，同时举行，庶可一新耳目”。其二是“关于军队服装，中央当有规定，事虽微细，惟观瞻所系，必须整齐划一，拟求将前项服装图样及公文程式手续已经颁布者，每种各备数份，派员交下，以资仿效，而归一律”(166)。谁都看得出来，所谓划一“军队服装”，不过是张学良拒绝接受受任、“易帜”同时举行的托词，实际是政治分会及奉、吉、黑、热各省的人事安排影响了他宣布易帜。蒋介石的“双十节”“易帜”希望又落空了。
四 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 class="reference-link">四 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
张学良何以拒绝“双十节”“易帜”，却欣然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任命，原因之一是经过数月观察，他已认准蒋介石在南京国民政府中的统治地位确已巩固。此前，他一直担心蒋介石坐不稳第一把交椅，和平统一方针难保不发生变化。而且，他宣布延期三月“易帜”，也有借此进一步观察南方政局发展趋势的意思，连日本人都看出了此中奥妙，认为“张学良此种犹豫，固为静观南方政团之建设事业如何而决定”(167)。现在五院制的南京国民政府宣告正式成立，蒋介石又新任为国民政府主席，他当然踏实多了。原因之二是他看到国际形势，对南京国民政府愈来愈有利。首先，南京国民政府废除、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宣言，被愈来愈多的国家所接受。张学良是赞成“修约”的，早在7月23日，他就旗帜鲜明地对记者发表公开谈话说：“关于对日本修约问题，余之意见，以为缔结条约，需缔约国双方合意之后，方能成为条约，否则专以片面的意见为前提而缔结之条约，即为不平等条约。中日两国历来所缔结之各种条约，均属此种，故今后约满后，凡与日本或其他各国缔结新约，自当以双方合意为条件，而努力达此平等目的。”(168)但是，南京国民政府的“修约”宣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未得到各国的响应和赞同，仅到这时才开始逐渐获得日本以外的众多国家的认可，如英国在8月13日正式公布的《中英宁案协定》中明确表示，英政府将委派代表同中国政府商议修订条约。17日中德《关税条约》在南京签字。21日古巴外交部照会中国驻古巴公使馆，赞同中国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订立新约(169)。其次，8月27日，美国驻华代办照会外交部，告以美、英等十五国《非战公约》，已于是日在巴黎签字，并请中国政府加入。张学良向来认为“美国对我态度如何，实有莫大关系”，且建议过蒋介石参加《非战公约》，以遏制日本的干涉(170)。现在美国主动出面邀请中国加入，由此想到南京国民政府的国际地位的上升是不足为奇的。
其实，蒋介石对张学良这次延缓“易帜”，也非毫无心理准备，因为10月7日，作为张学良代表的邢士廉，就在上海答大中社记者问时，公开表示过，“易帜”“在目下形势，双十节恐难实行”(171)。正因如此，当张学良婉言拒绝“双十节”“易帜”之后，他才能继续耐着性子对张说：“易帜之事，全属我国内政，彼方不能公然干涉，况目下党国形势，团结一致，尤无可藉口，为从来所未有，此正其时。尊处果能出以决心，中（正）深信彼决不敢有所举动，务希毅然主持，三省同日宣布，愈速愈妙。”而对张学良所提要求，虽明言不同意设置政治分会，但又以东三省情形特别，表示可另筹妥善办法。至于各省政府主席及委员人选，则请张先行保荐(172)。较为大度地向张表达了只要实行“易帜”，其他条件均可商量之意。但是，日本田中与蒋介石不同，他所关注的是张学良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任命，便又在“易帜”的道路上向蒋介石靠拢了一步，加上昭和天皇加冕庆典在即，需用“某种外交收获向公众宣示，藉以扩大政党声势”，因而坚决要求林久治郎不惜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迫使张学良答应其土地商租权和延长吉（林）敦（化）铁路的要求(173)。针对这种情况，10月16日，蒋介石指示张学良：“田中特派要员来京谈商租权问题，弟已口头允其由中央直接商决，不使兄为难，兄也以此复彼，万不可再与其局部交涉，以中其分拆之计也。”(174)既明确了外交问题由中央统一办理的原则，又减轻了他的日本压力。当然，也打消了他继续拖延“易帜”的借口。
蒋介石的表态，大大鼓舞了张学良办理对日交涉中的“非办不可之事”的勇气和信心。对于日本的要求，他采取了一“推托”，二“尊从”的应付手段。所谓一“推托”，就是往南京国民政府方面推，如10月19日，林久治郎向张学良提出以废除领事裁判权为条件，交换东三省的土地商租权时，他除了极为自信地指出：日本自动废除领事裁判权，“虽属美举，但必要时，中国自能撤废，原无待于日方此刻之示恩”；同时又表示：“奉天不能蔑视国民政府之意向，若不与国民政府充分接洽，纵然解决，亦恐他日再起纠纷。”又如11月5日，南满铁道会社总裁山本条太郎往访张学良，要求解决延长吉敦铁路问题，张也“以外交问题完全由国民党中央政府统一处理相推托”(175)。所谓二“尊从”，就是尊从民意，即以尊从民意为辞，抵制日本的无理要求。日本谋求延长吉敦铁路消息传出后，以青年学生为主的东三省各界民众，随即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日爱国争路运动。林久治郎怀疑这是张学良“秘密指使”其秘书、东北大学校长刘风竹煽动起来的。事实真相如何，今已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张学良曾利用这一运动，来拒绝日本的要求，却是确凿无疑的。据林久治郎说，他有一次与张学良交涉铁路问题，张的回答便是：“不幸的是，现在这一谈判（指延长吉敦铁路谈判）已在各地传开，许多社会公团以及学生们提出了抗议；特别是当事地区的吉林省已发生了学生反对运动。为了尽量求得问题的圆满解决，应该等到学生运动缓和以后再作处理，目前只好暂且等待一下。”(176)如果这样的回答，尚略显含糊其词的话，那么当有记者问他：“吉会、长大两路，近日民众反对甚烈，司令意见如何？”其回答便再明白不过了：“余一人民公仆耳，当然以人民意旨为指归。”(177)不过，为避免过度刺激日本，张学良在支持反日爱国运动的同时，也要求民众遵守秩序，勿为轨外暴动，以免授人口舌。11月12日，他在东北大学的演讲中就说过：“各地学生群起抗争，自系爱国热情，吾之椎心泣血关怀乡邦，并不落于学生之后。惟爱国运行须有一定程序，不可有轨外暴动，使当局办理外交诸多棘手……诸君宜听吾之劝解，安心向学，以备异日之用，勿为意外举动，致吾进退两难。”(178)正是蒋介石的外交支持和民众的反日爱国运动，挫败了日本延长吉敦铁路等图谋，而成就了日本压迫下的张学良的“非办不可之事”。
为办理“易帜”谈判中的“未了事件”，张学良自“双十节”后直接间接地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了多方面的接触。10月中下旬，他或单独或与杨宇霆、罗文幹一起，在奉天数次会见蒋介石代表方本仁、张其宽、缪定保和白崇禧代表叶琪，商讨热河政府改组、关内奉军撤防、放还被扣车辆、恢复平奉交通、统一对日交涉责任、宣布“易帜”时间等问题。蒋介石向来要求东三省尽快“易帜”，“愈速愈妙”，此次协商期间，又特地致电张学良，促其“将关内撤防、热河改组两事先行解决”(179)。但协商的结果，却不尽如蒋所愿，仅达成如下协议：放还车辆及平奉通车，决先提前解决通车事，双方暂以山海关为交界终点；奉军于本月底陆续撤退，平东防地由白（崇禧）部接防；“易帜”时期，须俟省政府组成方能实现，对热河愿以和平方式处置；中日外交由中央完全处理，东北当局决采一致方针(180)。由此可见，恰恰是热河政府改组和“易帜”时间两大问题，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待省政府组成后方能“易帜”，除了表明张学良此时尚未明确给出“易帜”的时间表外，还说明他在等待蒋介石对各省省政府人选的任命。至于愿以和平方式处置热河问题，本来就是张学良的一贯主张，现在蒋介石竟也同意照此办理，说明不是张向蒋让步，倒是蒋出现了松动的迹象，因为此前他是坚持要张学良让出热河的。为此，29日回到北平的白崇禧代表叶琪，在汇报此次与奉方接洽经过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张学良因有杀父之仇，故立志服从国民政府，对关内野心确已放弃，惟对东三省及热河地盘仍图掌握。”(181)
10月30日，张学良应蒋介石之请，派邢士廉、王树翰为全权正式代表，前往南京向国民政府陈述一切。11月10日，邢、王由沪抵京，下车伊始，便由邢士廉向记者公开了张学良的态度和要求：“东北唯中央意旨是从。东北系中国领土，希国府不偏不倚，一视同仁。”(182)从当时实际情况看，邢的谈话并非信口开河，张学良从这时起，的确以实际行动，加强了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合作。11月2日，张派人前往北平，资助白崇禧东征军军费十余万元。4日，命令关内吉军万余人即日撤回原防。12日，由奉天开往北平的列车缓缓启动，停顿七个月之久的平奉铁路正式恢复通车，四百多铁路车辆也陆续拨交平奉路局，平津等北方地区所急需的食粮、煤炭供应开始得到缓解。16日，他通电南京国民政府，报告肃清关内直鲁残部后，即与韩麟春、杨宇霆尊人民公意，力践裁兵宣言，定期召集军缩会议，撤消军团部、军部、师部，将现有步兵四十余师旅，缩成十五个旅，四十余万奉军官兵，裁汰二十余万，留编为十五万。12月2日，张又致电蒋介石，密呈东三省“近忽发现传单多种，内有‘打破国民党同东三省之合作’，并有‘打倒卖国贼之国民党’种种口号，自称为‘中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及‘中国共产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现已一面密令军警以全国（面）侦查逮治，一面开导学生，劝其勿为利用。至于组织党部，东省已选定多人学习，俾明了真正党义，与政府合力建设。”(183)所有这些，都说明张学良的表态是认真的。
那么，他这次陈述的要求是什么？或者说他希望国府“不偏不倚，一视同仁”的言外之意是什么？尽管今天暂无公私档案可稽考，但只要看看他怎样回应蒋介石所提易帜日程安排的过程，就不难理解了。11月10日，邢、王抵达南京，与何成濬、张群等人初次接洽后，蒋即明确提出了12月29日易帜、1929年元旦庆祝的日程表(184)。但张学良并没有立即给以肯定的答复，直到12月12日，邢、王回到奉天，在听取了他们的全面汇报，并见到了由他们带回来的蒋介石亲笔函之后，才于13日召集保安委员会，大致议定1929年元旦实行易帜。张学良为什么早不答应，非拖到这时才答应呢？原因很简单，因为直到这时，蒋才满足他早在7月北平谈判期间就提出过的要求，以手谕形式明确允诺：“东北内部，仍由现职各员维持，概不更动。”(185)蒋介石的信虽未明言“由现职各员维持，概不更动”的省份，是否也包括热河在内，但从后来汤玉麟的地位实际没有丝毫变动看，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可见，张学良这次所提根本要求，归根结底还是先前那两条，即热河划归东三省及各省人事维持现状。现在蒋介石以手谕的形式满足了他的要求，“易帜”当然就不成问题了。不少论著认为张学良此时兑现“易帜”，是“日本的阻力无形消解”的结果，理由是张学良所派昭和天皇加冕大典庆贺专使莫德惠，探知田中在美、英等国及国内反对派的压力下，已默认东北“易帜”是“中国内政问题”，不致再起干涉(186)。这一信息，对张学良把握“易帜”时机，或许不无作用，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11月中旬，张已接获莫德惠的信息，却仍对蒋的“易帜”安排无动于衷，恰恰是长达一个月之后的12月中旬，得知蒋对其要求明确表示让步之后，才迅速作出响应的。一慢一快，何其鲜明和悬殊。显然，张学良这时决定“易帜”的关键是蒋的全面让步，而不是日本阻力的“无形消解”。
蒋介石对张学良的两大关键要求，特别是热河归属问题，采取了最终让步的态度，除了统一大局的需要外，主要还是出于内争的考虑。如前所述，由于热河“完整，无外交关系”(187)，又是通往关外的门户，而且汤玉麟“在热，措置失当，人民对汤，舆望异常恶劣”(188)，因此，蒋介石自始就坚持张学良必须无条件交出热河。但是，自关内直鲁残军问题解决后，他便发现国府内部不少人都对热河问题极感兴趣，诚如当时《京报》载文所说：“国军之中图入热者，亦颇不乏人。”(189)原冯玉祥第二集团军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后投蒋任第一集团军第四军团总指挥的方振武就是其中最为积极的一个。10月以来，他不止一次在对新闻记者的演说中，将热河问题抬到至高无上的程度，极力鼓吹以解决热河问题为首要任务。他说：“热河问题，于国防上、外交上及北方之大局上，均有极重大关系。目下黄河以南，济南一带，为日军占领，黄河以北，受军阀及帝国主义者之压迫，革命之力量，极为薄弱，故为党务上，为军事上计，解决热河问题，实为先急之务。热河解决，北伐事业始巩固，并得使河北省之防务，得永久安逸。热河乃国民党之属地，并非奉方之属地，若于热河有反政府行动，当立即加以讨伐。目下第四集团军（应为第四军团），因为此起见，分右路喜峰口，中路古北口，左路白马关，三路皆以承德为目标，再起军事行动。其先锋已在北山谷附近，与高维岳部对峙中。”(190)其他如阎锡山、白崇禧等人也都在暗打算盘。蒋介石从中意识到，阎、冯、白等完全有可能利用他与张学良的争执，达到占有热河的目的；而与其看着热河落入这些政敌之手，还不如留在张学良治下更为安全可靠。于是，他开始答应张以和平方式解决热河问题。10月15日，通过何应钦复电阎锡山、方振武，“谓介公之意，国军应暂取监视态度，因正向张学良交涉热河问题，并称预料热河方面，必能与奉方一致服从中央也。究竟是否用兵，尚有所待”(191)。12月又进一步同意了张学良将热河归入东三省的要求。仅就蒋介石个人立言，他的这一抉择是明智的，有远见的。
张学良见所有“未了事件”均有了圆满结果，蒋介石也于12月17日来电，请电告各省委员名单，以便与东北边防总司令张学良、副司令张作相、万福麟等军事人员同时发表(192)，便于24日召开重要军政人员会议，决议遵循蒋介石之意，29日东三省同时宣布“易帜”。同日，张密电奉省各官员，东三省将于本月29日同时改悬青天白日旗，希即按所告旗帜尺寸，“查明制备，届时悬持”，并嘱：“惟事前仍应持秘密，勿稍漏泄，以免惹起他方注意为要。”(193)28日，蒋介石主持国务会议，正式批准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省政府主席及各厅长任命名单(194)。29日，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翟文选、常荫槐发表联名通电，表示此间“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195)。31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翟文选、张作相、常荫槐、汤玉麟为奉、吉、黑、热省政府主席。与此同时，经南京国民政府核准，东北不再设立政治分会，由原保安委员会改组为东北政务委员会，任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汤玉麟等十五人为委员。1929年1月7日，东北政务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公推张学良为主席。“东北易帜”终于峰回路转，宣告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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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宁生：《杨增新》，娄献阁等主编：《民国人物传》第10卷，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15—116页。
(2) 李信成：《杨增新在新疆》（民国元年—民国十七年），台北“国史馆”印行，1993年4月，第285页。
(3) 包尔汉：《新疆五十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107、111页。
(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76页。
(5) 盛世才：《新疆十年回忆录》，转引自张大军著《新疆风暴七十年》（五），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1980年，第2655—2656页。
(6) 《新疆实行易帜》，《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自6月29日起至7月5日止），《国闻周报》第5卷第22期，1928年7月8日。
(7) 《杨增新治下的新疆》，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7月19日—20日。
(8) 《新疆五十年》，第112页。
(9) 《第七十八次国府会议记》，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7月11日。
(10) 《新疆交涉员樊逆耀南篡杀始末》，石印本，不著印行时间和页码。考其内容，当属事发后数月所印。
(11) 《新疆五十年》，第104页。
(12) 《徐旭生西游日记》第3册第3卷，第103页；“附录一”，第8页；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印行，1930年9月初版。
(13) 《新疆交涉员樊逆耀南篡杀始末》。
(14) 《新疆杨增新被戕情形》，《申报》，1928年7月18日。
(15) 《新疆刺杀案关系重大》，北平《益世报》，1928年7月18日。
(16) 罗绍文：《杨增新、冯玉祥之间的矛盾和新疆“三七”政变》，《西北史地》1995年第4期。
(17) 《徐旭生西游日记》第3卷，第103页。
(18) 《公电二》，《申报》，1928年7月21日；《公电》，《申报》，1928年7月22日。
(19) 《一个学生口中的新疆问题》（续），北平《新晨报》，1928年8月8日。
(20) 《国府处理杨增新被害案》，上海《时事新报》，1928年7月19日。
(21) 《马福祥再赴新疆》，上海《时事新报》，1928年7月13日。
(22) 《新疆现状之报告》，上海《时事新报》，1928年8月30日。
(23) 《新省党部为金树仁辩护》，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10月4日；《徐旭生西游日记》第3卷，第114、142页。
(24) 《流民诉苦记》，天津《大公报》，1928年7月28日。
(25) 《直鲁残军的处置》，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8月12日。
(26) 《张学良述收编直鲁军经过》，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9月26日。
(27) 何千里：《1928年我代表白崇禧到东北商谈纪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87页。
(28) 《张学良述收编直鲁军经过》，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9月21日；《肃清关内终赖武力》、《关内褚部解决办法》，天津《大公报》，1928年8月22、23日。
(29) 《津东肃清不远》，天津《大公报》，1928年9月1日。
(30) 《白离平时之光景》，天津《大公报》，1928年9月3日；《一周间的大事·军事》，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9月9日。
(31) 《对直鲁军将下总攻击令》，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9月3日；《津东解决在三五日内》，天津《大公报》，1928年9月2日。
(32) 《社评·平津燃眉之急的两大问题》，天津《大公报》，1928年8月30日。
(33) 《白崇禧访公使团记》，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9月10日。
(34) 《直鲁余孽未解决前的河北》，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9月10日。
(35) 《旅津同乡吁请东征》，天津《大公报》，1928年8月1日。
(36) 《社评·时局之隐忧》，天津《大公报》，1928年8月20日。
(37) 《白崇禧呈蒋总司令佳电》（1928年8月9日），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笔者收藏未刊打印稿。以下凡转引自该论文的资料，均为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不再注明，谨此说明。
(38) 《白崇禧访公使团记》，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9月10日。
(39) 《杨杰报告津东战事经过》，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10月27日。
(40) 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21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第1562—1563页。
(41) 《各将领决定第二期进剿计划》，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9月13日。
(42) 《滦东军事舞台一转》，天津《大公报》，1928年9月15日。
(43) 《张学良述收编直鲁军经过》，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9月26日。
(44) 《徐永昌谈国军何以暂不渡河》，天津《大公报》，1928年9月17日；《杨杰报告津东战事经过》，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10月27日；《杨杰谈滦东军事》、《滦东军事舞台一转》、《滦东军事尚未解决》，天津《大公报》，1928年9月21、15、17日。
(45) 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05页；周毅等人主编：《张学良文集》上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
(46) 《张学良劝告文》，天津《大公报》，1928年9月19日。
(47) 《杨杰谈滦东军事》，天津《大公报》，1928年9月21日。
(48) 《滦东军事将结束》，天津《大公报》，1928年9月20日。
(49) 《奉方解决直鲁残部经过详情》，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10月5日。
(50) 《东征军事完全终了》，天津《大公报》，1928年9月26日；《直鲁军缴械遣散的经过》，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10月1日。
(51) 《东三省之善后》，天津《大公报》，1928年6月18日。
(52) 《全国商民速发起裁兵协会》，天津《大公报》，1928年6月26日。
(53) 《蒋总司令致吴忠信养亥电》（1928年5月22日），《第二期敌情概况与我军战略》，第45—46页，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54) 《孔繁蔚纵谈时局问题——以政治手腕解决时局》，《盛京时报》1928年6月15日。
(55) 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56) 《蒋总司令致阎锡山宥辰电》（1928年6月26日），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57) 《于右任谈时局》，《盛京时报》，1928年6月15日。
(58) 《南北和议问题与蒋冯阎之态度》，《盛京时报》，1928年5月29日。
(59) 《阎白商等会议对奉策》，《盛京时报》，1928年6月26日。
(60) 《阎锡山呈蒋总司令东申电》（1928年7月1日），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61) 《第四集团军移驻南苑》、《李宗仁电陈时局意见》，《盛京时报》，1928年6月26日。由此看来，《张学良传》（张魁堂著，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32页）认为，李宗仁和冯玉祥一样，也是“主张乘胜出关追击并消灭奉军”的。《张学良年谱》（第291页）称李宗仁是“经王树翰等四代表赴平陈述东北情况，反复洽商”以后，才“转而支持蒋介石、阎锡山之主张”的，均与事实不符。
(62) 《阎白访问记》，天津《大公报》，1928年6月14日。
(63) 《李宗仁致张学良电》（1928年7月17日），上海《新闻报》，1928年7月19日。
(64) 《京汉线奉军实行反攻》，《盛京时报》，1928年5月19日。
(65) 《令鹿钟麟等乘胜追敌过京津电》（1928年6月6日），《冯玉祥军事要电汇编·军略》上，民国史料编辑社1933年版，第81页。
(66) 《王士珍任维持京师治安》，《盛京时报》，1928年6月5日。
(67) 《关帝庙中冯总司令之谈话》，北平《京报》，1928年7月10日。
(68) 《鹿钟麟司令访问记》，北平《京报》，1928年7月6日。
(69) 《东三省问题绝对不容政治解决》，北平《京报》，1928年7月13日。
(70) 《孔繁蔚纵谈时局问题——以政治手腕解决时局》，《盛京时报》，1928年6月15日。
(71) 《东三省问题如何处理》，天津《大公报》，1928年7月5日。
(72) 《东三省问题如何处理》，天津《大公报》，1928年7月5日。
(73) 《日本对华政策与中国对日政策》，天津《大公报·社评》，1928年8月11日。
(74) 彭学沛：《对奉问题和对日问题》；《解决东三省政局的最低条件》，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7月13日、16日。
(75) 彬彬：《东三省归附问题近讯》，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8月16日。
(76) 《阎白商等会议对奉策》，《盛京时报》，1928年6月26日。
(77) 《钮惕生致张杨电》，上海《新闻报》，1928年7月8日。
(78) 青白眼：《读张学良督办号日通电》，《盛京时报·论说》，1928年6月26日。
(79) 《张学良复电》，上海《新闻报》，1928年7月8日。
(80) 《奉方乞降代表抵平记》，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7月17日。
(81) 《张学良谈新政治纲领——对路透社奉天访员谈》，天津《大公报》，1928年6月23日。
(82) 以往学者对此已有精彩论述，这里不再重复。详见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5—51页；［美］傅虹霖著，王海晨、胥波译《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一位民族英雄的悲剧》（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39页。
(83) 《奉方决计先战后退》，《盛京时报》，1928年5月19日。
(84) 《张学良文集》上卷，第90、91页。
(85) 《阎白商等会议对奉策》，《盛京时报》，1928年6月26日。
(86) 《蒋作宾呈蒋总司令铣电》（1928年6月16日），《东北易帜》，第19页。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87) 《张学良谈新政治纲领——对路透社奉天访员谈》，天津《大公报》1928年6月23日。《张学良文集》编者将此段媒体报道，改成张学良本人的直接谈话，收入书中，曰：“吾对于不令三省参预国家大事之图谋，绝对不同意，故决以全力破坏此图谋。”（见该书第93页）此种编辑态度，似不可取。
(88) 《田中外务大臣致奉天总领事电》（昭和三年6月25日），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1，第1部第2卷，东京平成二年12月，第203页。
(89)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2页。
(90) 《张学良文集》上卷，第94页。
(91) 《蒋谭在纪念周重要报告》，天津《大公报》，1928年8月1日。
(92) 《奉方乞降代表抵平记》，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7月17日。
(93) 《孔繁蔚纵谈时局问题——以政治手腕解决时局》，《盛京时报》，1928年6月16日。
(94) 《李烈钧谈对奉问题》，上海《新闻报》，1928年7月5日。
(95) 《王树翰等尚未见蒋》，天津《大公报》，1928年7月12日。有关论著均谓蒋7月10日已会见张学良四代表，皆误。
(96) 《蒋总司令和中央委员北上记》，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7月20日。
(97) 《蒋总司令所望于本国新闻界者》，天津《大公报》，1928年7月13日。
(98) 《蒋总司令和中央委员北上记》，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7月20日。
(99) 《冯总司令昨晚离北平》，天津《大公报》，1928年7月15日。
(100) 《蒋总司令致谭主席延闿元电》（1928年7月13日）；《谭主席致蒋总司令盐电》（1928年7月14日），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101) 《奉方乞降代表抵平记》，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7月17日。
(102) 《与某外人谈时局》（1928年7月17日），《张学良文集》上卷，第96页；《日本警告张学良后》，北平《京报》，1928年7月24日。
(103) 《宋渊源呈蒋总司令冬电》（1928年7月2日），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104) 《蒋总司令五大政见》，上海，《新闻报》，1928年7月3日。
(105) 《阎对张学良电意见》；《邵力子对奉事谈话》，上海《新闻报》，1928年7月6日。
(106) 《日本警告张学良后》，北平《京报》，1928年7月24日；《蒋总司令和中央委员北上记》，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7月20日。
(107) 参见《中华民国大事记》1928年7月条；《刘光张同礼呈蒋总司令寒电》（1928年7月14日），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张学良所提条件》，上海《新闻报》，1928年7月9日；《日本警告张学良后》、《又有第三者奔走直鲁军问题》、《杨杰谈直鲁军亟须解决》、《奉代表谈三省问题经过情形》，北平《京报》，1928年7月24日、8月6日、9月2日、8月19日；《关外易帜问题》，天津《大公报》，1928年7月18日；《奉系接洽投诚的近报》，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7月18日。
(108) 《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一位民族英雄的悲剧》，第37页；《东北问题之主张》，北平《京报·评坛》，1928年8月8日。
(109) 《致国民政府代表祁暄电》（1928年7月14日），《张学良文集》上卷，第95页；《宋渊源呈蒋总司令铣电》（1928年7月16日），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110) 《复叶恭绰电》（1928年7月28日），《张学良文集》上卷，第100页。
(111) 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指出：张、蒋“最初商定东北‘易帜’的时间，是七月二十日”。
(112) ［日］林久治郎著，王也平译，邹念之校：《林久治郎遗稿》；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张学良易帜与日本干涉经纬》，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5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850、830页。
(113) 《张学良文集》上卷，第97页。
(114) 《日本警告张学良后》，北平《京报》，1928年7月24日。
(115)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1923—1929），第851—852页。
(116) 《张学良文集》上卷，第98—99页。
(117)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1923—1929），第855页。
(118) 王宇高等编：《省克记》第2卷（1928年），第9页，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119) 疑为张同礼，因为正是他与刘光一起被蒋介石作为接洽代表派赴奉天的。而张同礼是张弧之子，张弧字岱杉，故张学良称其为“小岱”。
(120) 《致蒋介石电》（1928年7月24日），《张学良文集》上卷，第98页。
(121) 《致蒋介石电》（1928年8月9日），《张学良文集》上卷，第104页。
(122) 王正华：《蒋中正与东北易帜》，第16页。
(123) 《日本警告张学良后》、《奉代表谈三省问题经过情形》，北平《京报》，1928年7月24日、8月19日。
(124) 《张学良文集》上卷，第97页。
(125) 《日本警告张学良后》，北平《京报》，1928年7月24日。
(126) 《张学良确有诚意？》，《汤玉麟撤回古北口军队》，北平《京报》，1928年8月8日、17日。
(127) 《日本警告张学良后》，北平《京报》，1928年7月24日。
(128) 《汤玉麟撤回古北口军队》，北平《京报》，1928年8月17日。
(129) 《奉代表谈三省问题经过情形》，北平《京报》，1928年8月19日。
(130) 彬彬：《东三省归附问题近讯》，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8月16日。
(131) 彭学沛：《对奉问题和对日问题》，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7月13日。
(132) 王宇高等编：《民国十七年之蒋介石先生（七月）》，第473页，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133) 《蒋谭在纪念周重要报告》，天津《大公报》，1928年8月1日。
(134) 《林权助在奉行动的经过》，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8月17日。
(135) 《林久治郎致田中电》（1928年7月16日），日本外务省档案，转引自《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一位民族英雄的悲剧》，第43页。
(136) 《张学良文集》上卷，第101页。
(137)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1923—1929），第860页。
(138) 《林权助以石敬瑭视张学良》，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8月13日。
(139) 《张学良文集》上卷，第101页。
(140)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1923—1929），第863页。
(141) 《东三省特委会主张以武力彻底讨伐奉逆余孽》，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7月15日。
(142) 《东省问题之新审查》，北平《京报》，1928年7月31日。
(143) 《东北问题之主张》，北平《京报》，1928年8月8日。
(144) 《东省问题之新审查》、《军事结束中之试验》（上），北平《京报》，1928年7月31、29日。
(145) 《时局中三大问题最近趋势》、《东省政情鸟瞰》，北平《京报》，1928年8月5、2日。
(146) 《东北声明服从中之消息》，北平《京报》，1928年7月30日。
(147) 《时局中三大问题最近趋势》，北平《京报》，1928年8月5日。
(148) 《东北问题之主张》，北平《京报》，1928年8月8日。
(149) 《民国十七年之蒋介石先生（七月）》，第497页，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150) 《致蒋介石电》（1928年8月3日），《张学良文集》上卷，第102页；《民国十七年之蒋介石先生（八—九月）》，第521页；《白崇禧呈蒋总司令江电》（1928年8月3日），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151) 《致何成濬阎锡山电》（1928年7月25日），《张学良文集》上卷，第99页；《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1923—1929），第859页。
(152) 《致蒋介石电》（1928年7月24日）；《致何成濬阎锡山电》（1928年7月25日）；《致王树翰邢士廉电》（1928年7月26日），《张学良文集》上卷，第98、99、100页。
(153) 《张学良释被捕人员》，北平《京报》，1928年7月27日；《致蒋介石电》（1928年8月3日），《张学良文集》上卷，第102页。
(154) 《张学良确有诚意？》，北平《京报》，1928年8月8日。
(155) 《郭同呈蒋中正函》（1928年8月9日收到），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156) 《白崇禧呈蒋总司令佳电》（1928年8月9日），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157) 《张学良评传》，第60页。
(158) 《中央日报》，1928年10月6日。
(159) 《节礼》，北平《京报·评坛》，1928年9月25日。
(160) 《胡汉民解释国民政府和五院的组织法——在十五日中央党部纪念周的报告》，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10月19日。
(161) 《致蒋介石电》（1928年10月9日），《张学良文集》上卷，第122页。
(162) 《蒋总司令致张学良佳巳电》（1928年10月9日），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163) 《王泽民与日本驻华公使芳泽的谈话》（1928年9月1日），北平《京报》，1928年9月3日。
(164) 《胡汉民解释国民政府和五院的组织法——在十五日中央党部纪念周的报告》，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10月19日。
(165) 《致驻京代表赵志白函》（1928年11月），《张学良文集》上卷，第134页。
(166) 《致蒋介石电》（1928年10月10日），《张学良文集》上卷，第123页。
(167) 《管理三省财政》，北平《京报》，1928年8月20日。
(168) 《与某记者谈时局》（1928年7月23日），《张学良文集》上卷，第98页。
(169)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1923—1929），第861、866、867页。
(170) 《致蒋介石电》（1928年8月25日），《张学良文集》上卷，第107页；《张学良呈蒋总司令寒电》（1928年8月14日），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171) 《邢士廉谈东省问题》，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10月9日。
(172) 《蒋总司令致张学良文二电》（1928年10月12日），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173) 《林久治郎遗稿》，《北洋军阀》（1912—1928）第5卷，第867页。
(174) 《张学良呈蒋总司令元电》（1928年10月13日）；《民国十七年之蒋介石先生》（十月），第599页，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175) 《张学良年谱》上册，第315、314页。
(176) 《林久治郎遗稿》，《北洋军阀（1912—1928）》第5卷，第865—866页。
(177) 《同奉垣某记者谈对日外交》（1928年11月），《张学良文集》上卷，第126页。
(178) 《张学良文集》上卷，第125—126页。
(179)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1923—1929），第900页。
(180) 《张学良年谱》上册，第317页。
(181)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1923—1929），第901页。
(182)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1923—1929），第911页。
(183)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1923—1929），第904、905页；《张学良年谱》上册，第317页；《复孙科电》（1928年11月19日）、《报告东北军队缩编经过通电》（1928年11月16日）、《致蒋介石电》（1928年12月2日），《张学良文集》上卷，第129、128、134—135页。
(184) 《张学良年谱》上册，第318页。
(185) 《张学良年谱》上册，第325页。
(186) 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东北易帜》，魏宏运主编：《民国史纪事本末》（三），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3页；钱进：《张学良与东北易帜新释》，《民国档案》2000年第4期；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下册，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7页。
(187) 《热河民众反对妥协》，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10月18日。
(188) 《滦东事了热河问题将发动》，北平《京报》，1928年9月21日。
(189) 《滦东事了热河问题将发动》，北平《京报》，1928年9月21日。
(190) 《方振武对热河问题的演说》，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10月7日。
(191)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1923—1929），第894页。
(192) 《王树翰、邢士廉呈蒋总司令寒电》（1928年12月14日）；《民国十七年之蒋介石先生》（十二月），第724页。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193) 《致翟文选等电》（1928年12月24日），《张学良文集》上卷，第140页。
(194) 《民国十七年之蒋介石先生》（12月），第747页，转引自王正华论文《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195) 《东北易帜通电》（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文集》上卷，第1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