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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三节 敌后战场的反“扫荡”、反“清乡”作战" class="reference-link">第三节 敌后战场的反“扫荡”、反“清乡”作战
一 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最困难时期" class="reference-link">一 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最困难时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从1940年冬开始因日军调整军事进攻重点逐步进入困难时期，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一年是抗日根据地最为困难的时期。
困难局面的出现首先是由于日军自1942年初接连不断的大规模“扫荡”作战，使根据地在军事斗争中面临极端严峻的局势。“在四一、四二两年内，敌人实施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一次比一次毒辣，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人更提出了‘完成大东亚兵站基地建立华北参战体制’的方针，所以在四二年的第四第五两次治强运动中，斗争特别尖锐”(144)。日军在1942年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发动的千人以上的“扫荡”作战达77次，其中万人至五万人的“扫荡”作战达15次(145)。在此期间，日军为了封锁、阻隔八路军，在多处制造“无人区”。如沿长城线制造了一片长数百公里宽4—40公里的带状无人区，构筑了割断壕245公里，其他封锁线工事74公里，动用作业人员达195万人次。并以武力强迫居民搬迁(146)。在“扫荡”作战中，日军增加了在抗日根据地内的据点并增修了公路网。如在晋察冀边区，1941年春日军只有八百多个据点，但至1942年6月已增至1460个，平均每县有15个以上据点，并在据点周围与公路、铁路两旁兴建了多至七层的封锁沟与墙(147)。由于日军点线的增加，“扫荡”作战更为频繁，使抗日根据地面积显著缩减。在晋察冀边区，冀东、冀中两块平原根据地变成了游击区，北岳、平西、平北三块根据地大大缩小。在晋冀鲁豫边区，冀南根据地许多县、区抗日政府解体，中共基层组织垮掉一半，冀鲁豫区只留下像孤岛一样互不相属的几片不大的根据地，维系着周围的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区，太行区的面积从1940年的十万平方里下降至八万多平方里，太岳区虽总面积没有减少，但全区无一完整的县。山东抗日根据地则缩小了三分之一(148)。
而灾荒使面临日军残酷进攻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雪上加霜。1940年秋后开始侵袭华北的水灾、旱灾、虫灾一直延续到1942年，在太行等根据地更是延续到1943年。不少地方旱情连续数月，庄稼颗粒无收。灾情严重的冀南一带，老百姓普遍以糠菜树叶为食，除松柏以外，所有树上的叶子、树皮全被采光(149)。日军的“扫荡”、烧杀抢掠和“三光”政策进一步加剧了灾荒的祸害，使原本物资就极为匮乏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的基本生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残酷的军事斗争和严重的灾荒也使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日趋困难，军用器材和弹药倍感缺乏，有些部队，每人平均只发几发子弹。在这最为困难的时期，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人口缩减至5000万以下，八路军减员至30万(150)。
面对严重困难的局面，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的具体方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中共中央于1941年12月17日发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指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无疑的对于我国抗战是有利的”，但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仍旧是可能的，而对根据地财富之掠夺，对根据地经济之封锁亦必更强化与残酷”。因此，“应当说明太平洋战争后的有利形势，说明胜利前途更加接近，以克服右的悲观失望的情绪，以坚定胜利信心；同时说明敌后抗战仍旧是长期的，艰难的，残酷的，以避免懈怠心理的可能产生”。基于对局势的这一估计，中共中央提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的方针应当仍旧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的反攻”。而具体的军事方针是：“假如敌进行扫荡，应坚决反抗之，如不扫荡，则除进行必要的游击战争外，应利用时间，休养兵力，恢复元气”。中共中央号召在敌后艰难困苦条件英勇斗争的抗日军民，“咬紧牙关，渡过今后两年最困难的斗争”(151)。12月28日，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又就1942年的中心任务向八路军和新四军发出指示，指出“中心任务在于积蓄力量，恢复元气，巩固内部，巩固党政军民”，要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精兵简政，发展经济，发展民运，发展敌占区工作，发展对敌伪的政治攻势”(152)。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中国共产党还提出了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精兵简政等许多重要措施，为根据地军民战胜困难坚持抗战指明了方向。
二 华北敌后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 class="reference-link">二 华北敌后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
日军于1941年3月底开始在华北发起“治安强化运动”，企图以政治、军事、经济、思想一元化的总体战来稳固在占领区的殖民统治，并根据它自己确定的治安标准将华北划为不同的区域，采取不同的对策：一、治安区，即仅依靠伪军就能确保治安的区域。在这些区域，应由华北伪政权代行管理，由伪警察承担治安工作，日军尽可能早日撤出，向准治安地区推进。二、准治安区，即中日双方势力相互交错，治安须靠日军维持但抗日游击活动仍很活跃的区域。在这些区域，应部署固定的日军主力，指导、帮助建立并加强县警备队和保乡团，以图控制县政；并应加强搜寻和“扫荡”中共势力，予以扼制和削弱，逐渐提高伪政权的政治、军事力量，过渡到治安区。三、未治安区，即日军发动作战时占领、结束后仍成为中共根据地和策源地的区域。在这些区域，应不断进行有计划的讨伐作战，拆除、破坏其设施和军需品，使中共不能安身和建设，并应反复“扫荡”，使中共方面难以重建，随后日军进驻，使之向准治安区过渡。1941年7月，日军制订计划，决定用三年的时间，将治安区从10％扩大至70％，将未治安区从30％降至10％(153)。
太平洋战争开战后，日军在华北进一步推动“治安强化运动”。12月8日，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对部下训示：“方面军鉴于其政略、战略上的地位及任务，感到所负责任更重，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应欣然加以克服，进而推动华北境内的治安及建设。”在新的战争形势下，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在政治上强调“在方面军司令官统一指挥下刷新和加强政务指导力量，进行强有力的一元化领导”，“以扶持中国方面的政治力量和武装力量，使之能够积极参与我军的施策，进而无需我军直接援助，就能确保本身负责范围的治安，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人的能力”，也就是要更多地采取“间接统治”的方式，充分发挥伪政权和各种伪组织的作用，弥补自身的兵力不足，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在经济上强调“尽快确立军、官、民的自给自足经济，以确保民生，并在减轻我国经营华北的负担的同时，尽最大努力供应我国所需要的战争资源”，向“飞跃的战时经济体制”迈进，将华北建成“兵站基地”，培养和补给日军战斗力，服务于战争全局。在思想上强调进一步推动思想战，鼓吹所谓大东亚战争是清算英美侵略的正义战争、皇国的兴衰是大东亚兴废的关键、日华命运不可分离等论调，加强新民会等伪组织，并关闭了燕京大学等学校，在日军管理下接收各种学校，强化奴化教育(154)。
1942年2月，华北日军制定了当年度治安肃正计划，其基本方针是：“沿袭前一年度计划大纲，特别在军事方面，灵活实现积极的不间断的作战讨伐：在治安建设方面，设法掌握民心，促进中国方面独立自主的积极性，大力推行具有创造性的措施，使治安状况得到空前改善。”该计划将“河北省北部的肃正工作为重点”，而治安肃正的重点又“放在以剿共为主的作战讨伐上，首先对冀东、冀中地区，然后对太行山北部地区开展治安肃正工作”，企图以此消灭河北省北部的中共抗日根据地，将未治安区变为准治安区，将准治安区变为治安区，从而扩大治安区的面积(155)。
3月30日，日军以纪念国民政府（即汪伪政府）还都南京和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两周年为名，发起了为期两个半月的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运动的目标定为：“东亚解放”、“剿共自卫”、“勤俭增产”。为推行“以华制华”的方针，运动名义上由华北政务委员会领导，新民会为核心，但实际上皆操纵于日军之手。为反对此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专门发出指示，要求针锋相对地对日军发起政治攻势，“强调日本必败，用事实来驳斥日寇的欺骗宣传”，并且“随时提高警惕性，准备迎接敌之‘扫荡’，并集中一切力量，在接敌区与敌进行斗争”(156)。
作为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日军发动了所谓春季四大肃正作战，向冀东、冀中、冀南和晋东南的中共抗日根据地发起“扫荡”作战。日军首先于4月1日向冀东发起代号为一号作战的“扫荡”作战。冀东地区处于联结华北与东北的要道，日军在卢沟桥事变前已实际控制该区，并扶植了殷如耕傀儡政权，统治十分严厉。但1938年7月的“冀东抗日大暴动”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一直在此活动，并在蓟县、滦县等七个县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设置了直辖于晋察冀军区的冀东（第十三）军分区，成为深入敌后的一把尖刀。此次日军向冀东进行“扫荡”动用了第二十七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和关东军以及伪军等共三万余人，而冀东军分区此时只有两个团数千人。日军凭借优势兵力向冀东根据地进行合击，冀东军分区避敌锋芒，适时转移，向热河境内挺进。日军合击扑空后，即分散部署，进行剔抉“扫荡”。6月上旬，日军一部调离后，冀东军分区部队抓住时机于6月下旬重返冀东，并在7月间多次袭击日军汽车，伏击日军部队，使日军屡屡受挫。8月，日军再派主力进入冀东，反复合击，并加强驻守兵力，企图以“蚕食”为主、“扫荡”为辅的方式扩大其占领区。冀东军分区针锋相对地开展反“蚕食”斗争，打击伪组织，破坏交通线，坚持平原游击战。日军对冀东的这次大规模“扫荡”一直持续到11月中旬。在此期间，为了阻隔中共部队的活动，保护伪满洲国的“边界”，日军沿长城线制造了一片长数百公里宽4—40公里的带状无人区(157)。
冀中是日军此次肃正作战的重点地区。日军认为，“冀中地区是河北省中部的粮仓地带，在战略上、经济上居于重要地位，中共势力已经在此根深蒂固。由于该地区已成为对缺乏农产品的太行山区中共根据地供应、培养战斗力的基地，因此，可以认为只要扼杀该基地，就会收到很大成效。”(158)4月中旬，日军制定了对冀中的作战实施计划，其方针为：“对以吕正操为司令的冀中地区的共军主力，进行突然袭击的包围作战，摧毁其根据地，同时在政治、经济思想上采取各种措施，以便将该地区一举变为治安地区。”日军调集了第四十一师团、独立混成第九旅团等部十八个步骑兵大队为基干，共约五万兵力。而冀中军区所属抗日武装力量只有约3.5万余人。冀中军区和区党委预料日军即将“扫荡”，于4月下旬决定了反“扫荡”的各项措施，包括精简党政领导机构，主力部队保持相对集中、机动，选择适当时机突围至山区，并留精干部队于内线坚持斗争。八路军总部也就冀中反“扫荡”专门发出指示：“为了长期坚持冀中，坚持华北，改变某些斗争方式，以求减轻这次损失”，“冀中反‘扫荡’战是相当长期的，最严重的是在最后阶段之反‘清乡’斗争中巩固群众与军队的政治情绪，避免过大过早疲劳与牺牲”(159)。
5月1日，日军开始向冀中发起“扫荡”作战，故此次作战又称“五一大扫荡”。5月1日—10日是日军“扫荡”作战第一阶段。日军分几路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起进攻，并对石（家庄）德（州）路以北，东至滏阳河、西迄无极安国一线的地区完成了马蹄形包围圈。冀中军区一部转移至外线保持机动，但军区指挥机关与大部部队被迫退向根据地中心区，陷于被动局面。5月11日—15日是第二阶段，日军以主力对包围圈内深县东南、安平西南和深县、安平以东地区进行合击，随后又以深县东北和安平地区为重点，反复“扫荡”。冀中军区除留主力一部坚持战斗外，领导机关与主力大部陆续突围转至外线。5月16日—6月20日是第三阶段，日军在根据地中心区留下机动部队，隐蔽集结于主要点线，故意留出空隙引诱八路军返回。冀中军区对敌情判断不够准确，认为日军可能撤走，于是在5月21日、22日令部分主力部队返回根据地中心区。日军即以重兵围攻，冀中军区部队遭受相当大的损失。6月初，冀中军区决定主力部队向外线转移。6月9日，冀中军区一部于深泽城东北宋庄伏击日军，击毙日军少将旅团长坂本。在近两个月的反“扫荡”作战中，八路军冀中部队共作战272次，击毙击伤日伪军万余人，但冀中区也遭受重大损失，“根据地为敌细碎分割而控制”，大部沦为敌占区，部分变为游击区，部队减员将近一半，民众被杀被掳达五万余人(160)。冀中大片的平原根据地此后成为一小块一小块的游击根据地。
八路军建立的冀南抗日根据地也是日军春季肃正作战的目标。日军对冀南发起作战的目的是“击溃冀南地区的国共两军，封锁其暗中活动，以便将来向治安地区推进”。为了配合冀中作战，日军特将冀南作战安排在先，以隐蔽冀中作战的企图，迷惑并牵制对手。4月29日，日军向冀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区武城地区发起全面进攻。由于日军隐蔽作战企图并散布各种假情报，冀南军区面对突然袭击猝不及防，仓促应战，虽经苦战大部突出重围，仍遭受很大损失。此后，日军又对冀县、枣强地区进行“扫荡”，并在占领区设立据点，构筑割断壕，建立伪政权机构和保甲制定，企图向所谓的“治安区”推进。冀南抗日根据地在此次反“扫荡”中，正规军减员（牺牲、负伤、被俘和失去联络及自行离队）达30％以上（约万余人），游击队垮了十之七八，军队连以上、党政民区以上干部损失四五百人。但冀南军民并未停止抗日斗争。日军自己承认，至6月，中共领导的“地下活动有开始活跃的迹象”(161)。
日军春季肃正作战的另一个重点目标是晋东南地区。与河北、河南接壤的晋东南地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主体，其中又分为晋冀豫交界处山岳地带的太行区和沁河中游的太岳区，八路军前方总司令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就驻扎在太行区内。日军第一军“以歼灭太行、太岳军区的共军为目的”，从4月上旬起即开始对晋东南地区的作战准备。5月14日日军发起“扫荡”作战，其作战计划分成四期。第一期从5月14日—28日，日军以七千余兵力对太岳区南部进行合击，八路军除以一部阻敌外，大部转移，使日军合击扑空。随后，日军进行疯狂的“扫荡”，大肆烧杀。与此同时，日军对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区辽县（今左权县）、涉县地区完成了包围。第二期是此次“扫荡”的重点，自5月20日—6月8日，日军以2.5万兵力分四路向八路军总部发起进攻，并派出空军进行搜索和对地面攻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及三八五旅及时转移至日军合击圈外，但八路军总部在转移过程中与日军“特别挺进杀人队”遭遇。“特别挺进杀人队”是日军为此次作战专门成立的，士兵经特别选拔，着便衣，其任务是在主力进攻前先行出发，“深入敌后捕捉敌首脑……，如不得手也应搅乱敌指挥中枢、报告敌主力退却方向以及在敌人隐蔽军需品之前发现其所在”。25日，八路军总部与其交战，彭德怀副总司令率一部突围，但左权副总参谋长在战斗中壮烈牺牲。27日起，日军转入分散部署，进行剔抉“扫荡”。此时转移到外线的八路军部队开始向日军补给线、铁路干线发起攻击和破袭。5月31日，新一旅奇袭日军长治机场，击毁日机3架，汽车14辆，汽油库2座。第三期自6月8日—20日，日军以一万多兵力向太行区南部的平顺及临近的林县地区发起进攻，在对八路军合击落空后，转入剔抉“扫荡”，并攻击国民党部队第四十军。第四期自6月21日—7月8日，日军的作战目标集中在晋豫边境的国民党三个军。日军发起攻击后，党军迅速转移，日军进行追击，并展开清剿。此次反“扫荡”作战，八路军歼敌三千余人，虽自己也受到相当大的损失，但粉碎了日军对根据地的进攻和歼灭八路军主力的企图。正如日军自己所言：“对于第十八集团军虽摧毁其根据地，使之陷入极端的困境，但未能制其死命。”(162)
1942年10月，日军为扩大并巩固治安区，又发起为期两个月的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作为其主要组成部分，日军进行了所谓的“治强战”。与春季四大肃正作战相比，这次秋冬季的“治强战”规模要小些，其特点是“与治安工作和对敌封锁相配合，不断地进行了小规模的肃正讨伐”。
日军推行的“治安强化运动”及与之相连的“扫荡”作战，虽使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力量遭受重大损失，面临抗战以来最为艰难的局面，但中国共产党仍坚持并依托根据地继续抗日游击斗争，而且根据新的形势制定新的斗争策略。日军在华北虽占有军事上的相对优势，却面临兵力不足的困境，而八路军具有人民支持的政治优势，因此针对日军向根据地疯狂“扫荡”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提出了“敌进我进”和“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口号，即与敌人争夺游击区，并向敌人统治力量较为薄弱的占领区渗透。为适应这一新的对敌斗争方式，一种新的战斗组织“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出现了。1942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正式决定建立武工队，深入敌后开展工作。3月17日，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签署了《武装工作队初次出动到敌占区工作指示》，规定了武工队的任务(163)。随即华北各根据地开始向敌后派出武工队。武工队是集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斗争于一身的对敌进行综合作战的小型游击队，规模在十几个人至数十人间，“把各种抗日斗争的方式带到敌人营垒里去动摇敌人之心脏，并创造了非武装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的办法”，是“到敌占区开辟工作、恢复工作的锐利武器”(164)。武工队深入敌后，打击了日军在占领区的殖民统治，牵制了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作战，逐渐扭转了被动局面。如晋察冀边区的北岳区派出的敌后武工队，在1942年下半年恢复和建立了1600个村政权，其中许多是小块的游击根据地或隐蔽根据地(165)。在冀中、冀南这样的平原地区，抗日军民为打破日军的残酷“扫荡”和严密封锁，并便于对敌发起袭击，挖掘了四通八达甚至村村相通的地道网，将平原游击战坚持下来，使日军惊叹“剿共战已变成地道战”(166)。
进入1943年后，日军在整个太平洋战场上面临日益严峻的局势，不断将华北方面军的基干兵力抽调至其他战场，原先强调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一元化的总体战因日军兵力削弱实际上无法实行，不得不将与作战警备无直接关联的政治、经济等事务交由华北伪政权处理，而伪政权却根本无力承担。因此，日本控制下的所谓治安区日趋缩小，而在准治安区，“原来以一个分队就能行动的地区，现在则必须用一个小队到一个中队的兵力才行”。日军一名高级军官不得不承认：“最初的印象是民心叛离，日军虽占有点与线，但处处薄弱，宛如赤色海洋中漂浮的一串念珠，情况十分严重。其后，巡视了所担任警备的地区，看到的情况是，几乎没有税收，逃避劳役，农商不振，筹办军需品困难，搜集敌情亦极困难，敌人阴谋恐怖活动活跃，而我警备队则孤立无援，中国方面（指华北伪政权——引者注）各机关也因敌人的反封锁，陷于同样状态。”(167)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开始从严重困难中走出来，抗日游击战重趋活跃，敌后根据地逐渐恢复并发展扩大。在晋察冀边区，到1943年底，北岳区恢复和发展了二千多个村庄，新成立了五个县政权，冀中区恢复和扩大村庄三千五百多个，恢复游击根据地五十四块，许多小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冀东也恢复了原有的平原基本区，并开辟了一部分新区。晋冀鲁豫边区等根据地也逐步恢复并有了新的发展(168)。日本战史记载此时的华北局势时写道：“共军则逐渐扩大了势力，地下活动继续深入，同时表面活动又像两年前那样活跃起来。……华北治安殊堪忧虑。”(169)
三 华中敌后根据地的反“清乡”、反“扫荡”斗争" class="reference-link">三 华中敌后根据地的反“清乡”、反“扫荡”斗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已发展至拥有十八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另有新四军经常游击活动的地区二十五万平方公里，其中约十万平方公里是巩固的根据地(170)。新四军主力部队的分布情况是，第一师在苏中根据地，第二师在淮南根据地，第三师在苏北根据地，第四师在淮北根据地，第五师在鄂豫皖根据地，第六师在苏南根据地，第七师在皖江根据地。
华中地区是日本中国派遣军及汪精卫伪政权的战略重点。日伪为巩固其统治，于1941年起在华中开始推行“清乡运动”。所谓“清乡”，就是以军事“扫荡”为主体，辅之以强化日伪反动统治的政治清乡、大肆掠夺的经济清乡和宣扬奴化教育的思想清乡，实际上是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等各个领域的总体战。按汪伪政府的日本军事顾问晴气庆胤的话说，就是“指定应清地区，从事清剿，继以政治，辅以党务，以矫正其观念，了解和运之真谛，整理之，建设之，以健全之行政机构，恢复乡村秩序，则地方之治安庶可确立”，“清乡工作，军政相辅而行，可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以政治为中心，而以军事推动之，且特工又从旁协助”(171)。“清乡”的目的就是为了实行政治上的“以华制华”和经济上的“以战养战”。1941年3月，日军第十三军在苏州设立了清乡司令部。同月24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成立清乡委员会，由汪精卫为委员长，伪立法院长陈公博、伪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为副委员长，伪特工总部主任李士群为秘书长。6月，汪伪在苏州设立清乡委员会办事处，由李士群兼主任，负责苏南地区的“清乡”。从7月—12月，日伪先后对苏南的吴县、常熟、昆山、太仓四个县的部分地区和无锡、常熟、江阴三个县的部分地区发起了两期“清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于1942年2月发起对苏南地区的第三期“清乡”。在这之前，汪伪将清乡委员会驻苏办事处合并于伪江苏省政府，并成立省保安司令部，同时设立清乡区党务办事处，在“清乡”期间代行伪省党部的职权，而伪省主席、保安司令和办事处主任皆由李士群兼任，以党政军一元化的形式统管“清乡”。第三期“清乡”在昆山、吴县和无锡三县京沪铁路以南地区和江阴、武进两县部分地区进行。与前两期相比，除继续在农村实施“清乡”的各种措施外，并扩展至吴县、无锡、常州、昆山等城市(172)。在“清乡”中，日伪依靠交通干线和据点实行分区封锁，在夜间突击搜索新四军和抗日干部。苏南根据地的新四军在“清乡”初期“因无经验猝不及防，又加战术指导上的缺点，是受了相当的损失，约当于实力的五分之一”(173)。但在反“清乡”斗争中，新四军认识到，“清乡”与一般的“扫荡”不同，后者带短期性，前者则不仅在打击我方主力，还要将我方区域彻底伪化，因此相应的对策应是“主力预先转移，跳出其清剿圈，并以少数武装人员利用很好的群众关系，分散坚持原地斗争”(174)。因此，新四军根据形势调整斗争策略，在京沪铁路以北由建立游击根据地转为隐蔽斗争为主，组织精干便衣武装打击小股敌人的方式，在京沪铁路以南采取以地方武装、民兵为骨干，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主力部队则在丹（阳）金（坛）武（进）、太（湖）滆（湖）、横山、大官圩等地分散开展游击战，恢复了这四块游击根据地(175)。
日伪前三期“清乡”均在苏南并主要集中在京沪铁路以北地区，从1942年夏起，日伪将“清乡”扩展到江、浙两省位于太湖东南的地区和上海郊区。7月，日伪开始对太湖东南地区的第一期“清乡”，包括吴江、青浦、松江三县和嘉兴、嘉善两县之一部，并在浙江嘉兴设立了清乡委员会驻嘉办事处，由李士群的副手汪曼云任主任。该期“清乡”原定一年时间，但伪浙江省主席傅式说担心李士群通过“清乡”抢占他的地盘，因此不予配合，以致“清乡”尚未充分展开，就于9月草草收场。10月，日伪开始太湖东南地区的第二期“清乡”，并成立清乡委员会驻浙办事处，由傅式说兼主任，负责实施。“清乡”区域包括浙江的平湖、海盐和江苏的金山三县的全部和浙江的嘉兴、嘉善、海宁和江苏的松江四县的部分地区，划分为两嘉、平湖、海盐、金山、松南、海宁六个特区。11月，日伪军队开始进行“扫荡剔抉”的军事行动，并推行封锁、编组保甲等各种措施(176)。
日伪对上海郊区的“清乡”开始于1942年8月。8月1日，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成立，伪上海市长陈公博兼主任。16日，陈公博与日军小林部队长小林信男签订《关于上海地区清乡工作中日协定》，规定日军以担任军事为主，伪上海市政府以担任政治为主。9月，日伪开始推行上海第一期“清乡”，将南汇、奉贤、北桥三区划为清乡区，由日军为主，伪军配合，对三区实行封锁和搜剿(177)。中共浙东区党委为粉碎“清乡”，派出由十二人组成的小型武工队赴浦东“清乡区”坚持斗争。武工队在群众掩护下，袭击日军，惩治汉奸，争取伪军清乡人员反正，打击了日伪的“清乡”活动，并建立起了抗日游击根据地(178)。
日伪在对长江以南地区推行“清乡”的同时，还对长江以北的苏中等根据地进行“扫荡”和“清剿”。1942年春夏两季，日伪军相继对苏中根据地的海门、启东地区，泰兴、靖江、泰州和如（皋）西地区，江（都）高（邮）宝（应）地区等发起“清剿”。苏中根据地及新四军第一师采取分散游击与敌纠缠的方针，以麻雀战、阻击战等形式袭扰杀伤日伪军，并以群众运动的形式改造地形，给敌制造障碍。日伪的“清剿”延续至11月中旬，长达半年之久，但最终无法实现其预定计划，为苏中军民所粉碎(179)。
11月中旬，日伪军又对淮海、淮北、淮南三块根据地发起“扫荡”。日伪军以1.3万余兵力对上述根据地进行合围，企图寻歼新四军主力和党政领导机关。各根据地以主力和领导机关转移至外线，使日伪军合围扑空，并抓住日伪后方空虚之机，袭击蚌埠附近敌据点。日伪在合围扑空后，在根据地内反复“扫荡”，将根据地分割成若干小块实现分区“清剿”，加剧了各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战的困难。
鉴于日伪1942年下半年对苏中等根据地的进攻及继续向长江北岸增兵，新四军判断日伪将在新的一年对长江以北的敌后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的“扫荡”，因此决定分散部队，转移领导机关，并将此计划报告中共中央。1943年1月5日，毛泽东复电同意该计划，并要求他们“想各种办法熬过两年，保持我军基本骨干”。1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发电指示：“在敌寇扫荡下华中敌后形势可能日趋严重，你们须动员全党准备在最严重形势下坚持斗争。”(180)1月初，新四军和华中局机关从苏北盐（城）阜（宁）地区秘密转移至盱眙。
1943年春，日军如新四军所料进一步集中兵力对华中敌后根据地进行“扫荡”和“清乡”，其进攻的重点是苏北和苏中根据地。2月17日，日伪军以二万兵力向苏北盐阜区发起“扫荡”，企图围歼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党政领导机关。由于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机关早已转移，新四军第三师除留一部于扫荡圈内与敌周旋，主力向扫荡圈外转移，避敌锋芒。日伪在扑空之后，分兵十数路进行分区“清剿”，修筑公路，安置据点，企图实行长期控制。新四军第三师在扫荡圈内部队袭扰日伪军，打击其薄弱部队，在扫荡圈外部队则寻机攻击敌据点，打击其交通运输。日伪军在新四军内外线打击下，顾此失彼，除留一部兵力守备据点外，其主力于3月中旬不得不向淮阴、盐城等地撤退。于是，新四军集中兵力向敌发起进攻，并攻克根据地内的日伪据点。4月14日，新四军第三师胜利结束反“扫荡”作战，杀伤及俘虏日伪军共约一千五百人(181)。
在对苏北根据地进行“扫荡”的同时，日伪对苏中根据地开始“清乡”。4月1日，日伪成立苏北区清乡主任公署。8日，李士群与日军指挥官小林信男签订《关于苏北第一期地区清乡工作实施之协定》。日伪选择南通、如皋、海门和启东四县作为“苏北第一期清乡实验区”，集结两万多兵力向新四军苏中第四军分区分进合击，进行“军事清乡”。新四军对日伪“清乡”采取的作战方针是：“在‘清乡’圈内以分散的群众游击战，坚持以武装斗争为中心打击敌人。在非‘清乡’区则以积极动作进攻其薄弱据点，特别是向派出了‘清乡’部队的伪军防区进攻，以配合四分区之坚持。”(182)日伪军开始合击时，第四军分区以大部主力转移至封锁线外打击敌人，而留在“清乡”区内的主力、地方武装、民兵则避敌锋芒，专打日伪“清乡”小分队，袭击敌“清乡”机关，并开展伏击战，阻扰敌修公路、筑篱笆、架电线。新四军还多次潜入日伪在苏中“清乡”的指挥中心南通城内，先后镇压“清乡”人员百余名。日伪在苏中的“清乡”，“铁蹄所至，残暴兽行随至，掳掠不论贫富，十室九空，奸淫竟及女孩老妇，极尽兽行之能事。如南通中区被奸淫妇女为数即达千人。奸淫掳掠之外，复采取烧乱杀政策，‘清乡’区内被烧毁之民房，触目皆是”(183)。6月，日伪转入“政治清乡”，集中大批军警推行编查保甲，企图建立并强化伪组织。第四军分区广泛发动群众反对编查保甲，并以游击战袭扰日伪军，打乱其“政治清乡”的计划。在“军事清乡”和“政治清乡”都不能获得预期效果的情况下，日伪从8月起又推行所谓的“机动清乡”和“延期清乡”，但仍无法达到其预期目标。而新四军在反“清乡”斗争中，从分散的小型的游击战发展成“全面全民的游击战局面，敌人虽部分分割了我地区，但有些地区我工作更为加强，我控制力量能达敌占领之地区”(184)。
1943年春，日伪还在镇江地区推行“清乡”。镇江地区包括镇江、丹阳、扬中三县（后又划入武进、无锡两县），地处大江南北的出入要冲，南接新四军的茅山根据地，北与新四军的苏北根据地隔江相望，是抗日力量南北来往的交通要道，因此成为日伪“清乡”的重点。3月1日，镇江地区清乡主任公署成立。4日，李士群与驻镇江地区日军指挥官山内正文签订《关于镇江地区清乡工作之中日协定》。随后，日伪军队开始疯狂残酷的军事“扫荡”，由点、线扩展至面，并实施封锁以及清查户口等措施。镇江地区的“清乡”一直持续到次年10月(185)。
1942—1943年，由于日伪疯狂的“清乡”和“扫荡”，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着极其严重的困难。但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领导根据地军民继续敌后抗战，在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巩固并发展了敌后根据地，最终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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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759页。
(2) 1941年底日本华北方面军直辖三个师团，其属下的第一军辖三个师团、第十二军辖两个师团，驻华中的第十一军辖六个师团，驻江南的第十三军辖三个师团，驻华南的第二十三军辖两个师团，蒋纬国主编：《抗日御侮》第八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5页。
(3)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758页。
(4)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761页。
(5)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第29—30页。
(6)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2页。
(7)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第134、185页。
(8)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第144页。
(9)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第191—193页。
(10)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第396—397、401—405页。
(11)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第536—539页。
(12)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第559—560页。
(13) 《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第七册，第185页，引自徐勇：《征服之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0页。
(14) 《华北治安战》下册，第197页。
(15) 参见马振犊：《惨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226页。
(16) 《蒋介石致薛岳电》（1941年12月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8页。
(17) 《战时外交》（三），第74页。
(18) 梁敬
：《史迪威事件》，第19页。
(19) 《军事委员会拟各战区目前之急务稿》，《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83—84页。该稿所注日期仅为“1941年”，但根据其内容，可推定此稿成于12月中、下旬。
(20) 《军事委员会拟国军攻势作战计划稿》，《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79页。
(21) 如军令部1940年4月的《国军守势作战计划稿》、8月的《拱卫行都交通破坏计划》，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51—71页。
(22) 《战时外交》（三），第159—160页。
(23) 《战时外交》（三），第161页。
(24)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长沙作战》，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9页。
(25) 《长沙作战》，第140—141页。
(26) 薛岳：《第三次长沙会战》，全国政协本书编写组编：《湖南四大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88页。
(27) 《薛岳致蒋介石等密电》（1941年12月17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35—1136页。
(28) 《抗日战史》第七册，第377、385—386页。
(29) 《抗日战史》第七册，第389页。
(30) 《杨森致徐永昌密电》（1941年12月27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42页；《长沙作战》，第149页。
(31) 《长沙作战》，第151页。
(32) 《抗日战史》第七册，第391—392页。
(33) 《长沙作战》，第158页。
(34) 《长沙作战》，第162页。
(35) 《蒋介石致薛岳密电稿》（1941年12月3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46页。
(36) 《抗日战史》第七册，第395—397页；《薛岳致蒋介石密电》（1941年12月3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45—1146页。
(37) 《抗日战史》第七册，第401页。
(38) 《事略稿本》，1942年1月3日，台北“国史馆”。
(39) 《长沙作战》，第182—183页。
(40) 赵子立、王光伦：《会战兵力部署及战斗经过》；杨正华：《长沙保卫战始末》，均载全国政协：《湖南四大会战》。第十军长沙会战机密日记，《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53页。
(41) 《蒋介石致薛岳密电稿》（1942年1月3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55页。
(42) 《抗日战史》第七册，第407页。
(43) 《长沙作战》，第186页。
(44) 《抗日战史》第七册，第411页。
(45) 《抗日战史》第七册，第199页。
(46) 《抗日战史》第七册，第412页。
(47) 《第九战区第三次长沙会战战斗要报》（1942年1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57页。
(48) 《第九战区第三次长沙会战我军伤亡失踪官兵统计表》，《敌军伤亡表》，《作战经过》（二），第541—546页。此两表为侍从室第六组调制，后一表附记曰：“本表系根据军令部转据薛长官一月养达长回辰达电调制，其伤亡总数过大，似不确实。”另据日方记载，日军战死1591人，战伤4412人。见《长沙作战》，第215页。
(49) 《长沙作战》，第214页。
(50) 《事略稿本》，1942年1月10日，台北“国史馆”。《长沙作战》，第214页。
(51)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792页。
(52) 蒋纬国：《抗日战争指导：蒋委员长领导抗日艰苦卓绝的十四年》，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64页。
(53)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著、高书全译：《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页。
(54)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第210页。
(55)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第213—214页。
(56)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第211—215页。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著、贾玉芹译《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记载，日军出动兵力共达85个大队，见该书第75页。
(57) 《昭和十七、八年的D国派遣军》（上），第79页。
(58) 《抗日战史》第八册，第10页。
(59) 蒋纬国：《抗日御侮》第8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11页。
(60) 张宪文主编：《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2页。
(61) 《军令部编浙赣会战经过概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600—601页。
(62)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上），第90页。
(63)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上），第96页。
(64) 《抗日战史》第八册，第43页。
(65)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上），第104页。
(66) 《抗日战史》第八册，第45页。
(67) 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闽浙赣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53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601页；《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上），第103页。
(68) 《军令部编浙赣会战经过概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602页。
(69) 陈颐鼎：《衢州保卫战亲历记》，《闽浙赣抗战》，第361页。
(70) 《抗日战史》第八册，第57页。
(71) 《抗日战史》第八册，第58页。
(72) 《徐永昌日记》第六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417页。
(73) 《第三战区浙赣会战作战经过概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573页。
(74)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上），第118页；《抗日战史》第八册，第63页。
(75) 陈颐鼎：《衢州保卫战亲历记》，《闽浙赣抗战》，第361—362页；《顾祝同报告衢州战役溃败经过密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559页。
(76)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第320页；《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上），第181页。
(77) 《军令部编浙赣会战经过概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604页。
(78) 《抗日战史》第八册，第81—85页。
(79)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上），第146页。
(80)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上），第139页。
(81)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上），第154—156页。
(82) 《军令部编浙赣会战经过概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605页。
(83) 《抗日战史》第八册，第29页。
(84)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第514页。
(85)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上），第170—172、186—188页；《军令部编浙赣会战经过概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610页。
(86) 邱明轩编著：《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中国三峡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3页。
(87)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上），第189页。
(88)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著、高书权译：《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4页。
(89)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第744页。
(90) 《抗日战史》第六册，第98—101页。
(91) 《抗日战史》第六册，第111页。
(92) 《抗日战史》第六册，第115—116页。
(93)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71页。
(94) 《抗日战史》第六册，第133页。
(95)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82页。
(96) 《抗日战史》，第六册，第135—136页。
(97)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90页。
(98) 《抗日战史》第六册，第145—146页；陈诚：《陈诚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115页。
(99)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93页。
(100) 《作战经过》（二），第602页。
(101)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91页。
(102)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95页。
(103) 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第195页。
(104) 《抗日战史》第六册，第164页；《陈诚回忆录》，第116页。
(105)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98—100页；《抗日战史》第六册，第165页。
(106) 《徐永昌日记》第七册，第94页；《抗日战史》第六册，第173—175页。
(107) 《作战经过》（二），第603页。
(108)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103—104页。
(109) 《周至柔致何应钦电》（1943年6月2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七八七，8842；《抗日战史》第六册，第197页。
(110)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107页。
(111) 刘凤翰：《抗日战争史论集》，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版，第151页；《作战经过》（二），第597页；《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107—108页。
(112) 《抗日战史》第六册，第227页。
(113)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第43页。但据中国派遣军高级参谋天野正一的看法，常德作战的目的与鄂西会战相同，也是为了打击中国军队的抗战力，见《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125页。
(114)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127页。
(115) 蒋纬国：《抗日御侮》第9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6页。
(116) 军令部编：《常德会战之检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207—1208页；《蒋介石致第六战区参谋长郭忏电》，《作战经过》（二），第607页。
(117) 《蒋介石致孙连仲等电》，《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80页。
(118)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144页。
(119) 《抗日战史》第八册，第126页；《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87页。
(120) 《第六战区常德会战作战经过要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87页。
(121) 《抗日战史》第八册，第130页；《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145页。
(122) 邱正民：《常德、桃源地区战斗》，载《湖南四大会战》，第274—275页。
(123) 《抗日战史》第八册，第172—173页。
(124) 《第六战区常德会战作战经过要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90—1191页。
(125) 《第六战区常德会战作战经过要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91页。
(126)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163页。
(127)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161页；《第五十七师关于战前敌我态势及作战经过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25页。
(128)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164页。
(129) 张宪文主编：《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4页；《抗日战史》第八册，第186页。
(130) 《第五十七师关于战前敌我态势作战经过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25页；《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169—170页。
(131)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92页；《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170页。
(132)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92、1202页。
(133) 《蒋委员长令第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等保卫常德电》，《作战经过》（二），第608页。
(134) 《第五十七师关于战前敌我态势及作战经过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26页；《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171页。
(135) 《抗日战史》第八册，第190页。另有材料记载，余程万命柴意新离城策应援军，而“柴仍欲死守城内，促师长前往”，最后以身成仁，见《作战经过》（二），第616页。
(136)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92页；《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171页。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在其日记中认为，“此次战役之激烈为淞沪会战后之第一次”。但其对余程万撤离常德城却颇有微词。见《徐永昌日记》第七册，第212页。
(137) 《第六战区常德会战作战经过要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93页。
(138) 《蒋介石致薛岳、孙连仲江电》，《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83页。
(139) 军令部编：《常德会战之检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211页。
(140) 《日军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第44—45页；《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178—181页。
(141) 《蒋介石致薛岳等青电》，《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83页。
(142) 《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185—190页。
(143) 军令部编：《常德会战之检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213页；《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191—192页。
(144) 邓小平：《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转引自田酉如：《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第361页。
(145) 田酉如：《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376页。
(146) 《华北治安战》下册，第172—174、215页；张宏志：《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50—652页。
(147) 《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处在空前残酷斗争中》，《解放日报》1942年6月7日。
(148) 田酉如：《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第332页；齐武：《晋冀鲁豫边区史》，第158—159页。
(149)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九册，第65页。
(150)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6页。
(151)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265页。
(152)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272—273页。
(153) 《华北治安战》上册，第414—418页。
(154) 《华北治安战》下册，第1、33、58、70—76页。
(155) 《华北治安战》下册，第100—101页。
(156)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反对敌寇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的指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下册，第646页。
(157) 《华北治安战》下册，第172—174、215页；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华北大“扫荡”》，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689、697—699页。
(158) 《华北治安战》下册，第131页。
(159) 《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关于粉碎敌对冀中“扫荡”的指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下册，第655页；张宏志：《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第626页。
(160) 吕正操、沙克致军委集总军区电，1942年9月，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华北大“扫荡”》，第599—602页；罗焕章、高培主编：《中国抗战军事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345—346页；张宏志：《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第631、635页。
(161) 齐武：《晋冀鲁豫边区史》，第171页；《华北治安战》下册，第135—137页。
(162) 刘伯承：《太行军区一九四二年夏季反“扫荡”军事总结》，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华北大“扫荡”》，第637—644页；《华北治安战》下册，第178—183页。
(163) 齐武：《晋冀鲁豫边区史》，第175页。
(164) 《朱德选集》，第153页。
(165) 罗焕章等：《中国抗战军事史》，第350页。
(166) 《华北治安战》，第441页。
(167) 《华北治安战》下册，第291—292、341页。
(168) 田酉如：《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第471—472页。
(169) 《华北治安战》下册，第282页。
(170) 田酉如：《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第385页。
(171) 余子道、刘其奎、曹振威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5、137页。
(172) 《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第28页。
(173) 陈毅：《苏南反清乡斗争的总结》，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9页。
(174) 刘少奇：《关于苏南工作的基本总结和今后任务》，中共江苏省党史工作委员会等编：《苏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22页。
(175) 田酉如：《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第388页。
(176) 《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第432—436、442—443页。
(177) 《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第190—191、518—519页。
(178) 中共江苏省党史工作委员会等编：《苏南抗日根据地》，第11—12页；朱亚民：《浦东的反“清乡”斗争》，载上海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华中抗日斗争回忆》第二辑。
(179) 田酉如：《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第388页。
(18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7页。
(181) 黄克诚：《盐阜区反扫荡》，中共江苏省党史工作委员会等编：《苏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182) 《粟裕军事文集》，第183—187页。
(183) 粟裕：《苏中反清乡斗争胜利》，《解放日报》，1943年11月21日。
(184) 吉洛、钟民：《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胜利的经过》，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日汪的清乡》，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772—797页。
(185) 《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第192、488—4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