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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七节 北方各省响应" class="reference-link">第七节 北方各省响应
一 陕西" class="reference-link">一 陕西
陕西，是北方地区最先起来响应武昌起义的一个省。
早在1907年，同盟会员井勿幕等从日本留学回国，就在西安展开革命活动。他们联络的对象就是新军和会党。陕西的会党有很大的势力，主要有哥老会和“刀客”两种。特别是哥老会，在新军中势力很大，在各标营中建立了和军队编制相适应的组织系统。标有“标舵”，营有“营舵”，队有“队舵”，这些“舵把子”分别联系和掌握所属的“哥弟”。1910年夏天，同盟会员井勿幕、钱鼎、朱彝铭、常仲昭、张钫等人，同哥老会头目张云山、刘世杰、万炳南、陈殿卿等人，在西安城南大雁塔举行歃血的仪式，结成“三十六弟兄”，奉行同盟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宗旨。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陕西后，在西安的同盟会和会党领导人钱鼎、张钫、张云山、万炳南等于10月17日秘密集公，相约在10月29日举事响应。西安将军文瑞和护理巡抚钱能训，惊恐万状，调巡防营进城防守，大事搜捕，并决定在10月23日将革命力量最强的新军第二标第三队和第一标第二队调离西安，以分散革命力量。革命党人钱鼎得到这个消息，以事机紧迫，于10月22日上午九时在西关林家坟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当天发动起义，推举张凤翙担任指挥，钱鼎为参赞。张凤翙字翔初，陕西咸宁人，留日士官出身，曾参加同盟会。在这以前他并未参加革命活动，因为他是新军协司令部参谋兼代二标一营管带，地位较高，有威信，遂受到大家推举。张凤翙慨然应允，“并谓既已举事，当先发制人，不宜缓至天晚也”(178)。于是，起义便在上午十一点发动。因为发动仓卒，事先没有来得及拟定完整的军事进攻计划，也来不及通知外县。除了同盟会人数较多的炮队等是整队入城外，其他都是三三两两分散进城的。进城后合力进攻军装局，夺取了枪支弹药后，就分头占领了各个衙门机关。抚署卫队闻警即作鸟兽散，全城文武官吏纷纷逃命。文瑞逃进了西安城中的满城，钱能训和其他官吏都逃到老百姓家里躲藏起来。钱能训后来被拿获，升允在混乱中出城，逃往甘肃。革命军顺利地占领了除满城以外的西安全城。第二天黎明，就全力猛攻满城。文瑞率领旗兵拼死抵抗，到下午三时城破，文瑞投井自杀。
攻占西安后，急须出安民布告，但首领的名义还未确定。革命党人听说湖北起义军有“复汉军”之称，大家就仿其意，定首领名称为“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并推举张凤翙担任。这时，同盟会会员、原陕西谘议局副议长郭希仁已写好了一张布告，全文是：“各省皆变，驱逐满人，上征天意，下顺民心。宗旨正大，第一保民，第二保商，三保外人。汉回人等，一视同仁。特此晓谕，其各放心。”(179)这张布告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陕西起义军的思想。
西安起义胜利的消息，迅速传遍全陕。各州县革命党人、会党群众纷纷起义响应。
10月23日，临潼哥老会首领焦林、黄生荣率领会党占领县署，宣布光复。24日，同盟会员胡定伯在耀县药王山起义，响应西安。哥老会首领向紫平光复富平。25日，三原、商州光复。次日，王士骥率陆军学生赴咸阳，联合当地民团，光复咸阳。接着，凤翔、黄陵、华州、同官、雒南、宝鸡、洛川、邠县、兴安等地都相继光复。
西安起义时，新军的建制已完全打乱。一些同盟会会员，虽然在新军中担任中下级军官，但都不能起指挥作用。哥老会在新军中的各级“舵把子”，把自己一帮哥弟抓在手里，加上其他愿意参加的人，各自形成了人数不等的部队。哥老会大头目一转瞬间都成了拥有实力的人物。全西安已成为哥老会的天下，他们也自认为军政府的最高权力应归他们，因此纷纷争当大官。大头目万炳南、张云山、马玉贵、刘世杰各树一帜，各自占据一个衙门作为山头，发号施令。当议定各人官位名号时，意见横生，互不相让。同盟会员陈同还当了哥老会大头目万炳南的谋士，煽动争权。各头目之间感情几致破裂。后经郭希仁调解，讲述“中外大势及古今英雄起事成败之由，及近世洪杨之失”(180)，才消除分歧。结果除大统领外，又设了两个副大统领，六个都督，都是哥老会的头目(181)。副大统领钱鼎是同盟会兼哥老会，字定三，陕西白河人，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毕业，1909年回陕，在新军中曾任督队官，是有革命胆识、顾全大局、热情能干的领导人，可惜在一次率队东征时，在渭南意外地被土匪杀害。
正当起义者还在为建立新政权而争吵的时候，清军分为东西两路发动进攻了。袁世凯命赵倜率河南清军数营从东面进攻，11月4日，就占领了潼关。同盟会员张钫奉命前往抵抗，沿途收集各县团防，冒着大风雪与清军激战，在刀客严纪鹏等部的配合下，夺回潼关。潼关三得三失，战斗十分激烈。张凤翙、吴华堂等都亲率援军前来支援。当时更大的战斗发生在西路。清廷起用升允为陕西巡抚，升允督率甘肃清军数十营，11月20日长驱入陕。一时醴泉失守，咸阳告急。陕西境内土匪蠭起扰乱，所有电线杆都被毁坏，与外界消息隔绝，起义军孤军奋战。新建立的政权受到严重威胁。在此危急关头，许多哥老会头目挺身而出，与革命党人团结战斗。张云山慨然承担抗击长、武、乾、醴方面的升允所部清军，于28日指挥三营军队进驻乾州，再由邠州至长武，连战告捷。升允暂时退出陕境。万炳南自请承担防截凤翔方面的敌军，率兵三营至凤翔，分兵防堵陇州、宝鸡一带敌军，屡战不利，退守凤翔待援。战事一直进行到南北议和达成才停止。哥老会哥弟们虽然在与清军拚死搏斗中，表现很英勇，但是，这个主要由失业破产的劳动人民组成的集团，由于缺乏明确的革命思想和严格的纪律，又沾有一些坏的习气，在事变过程中对人民也造成一定的危害。他们所夺得的政权，后来很快被旧势力所篡夺。
二 山西" class="reference-link">二 山西
陕西光复后八天，10月29日山西也宣告独立，成立革命军政府，脱离清廷。
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山西留日学生有一百多人加入同盟会，组成山西支部。王用宾、景定成等人先后创办《晋话报》、《晋阳公报》，进行革命宣传，影响颇大。山西人民的革命意志日渐昂扬，参加同盟会的人越来越多，革命力量迅速壮大。在山西编练新军时，同盟会派了不少会员投入新军，因而新军成为革命的重要力量。
武昌起义成功，湖南、陕西同日响应。山西巡抚陆钟琦害怕波及山西，极为惊慌。他一面抽调旧军巡防营进驻太原，警卫抚署；一面又千方百计地企图把驻扎在太原的新军调走。太原新军是新成立不久的第四十三混成协，共四千余人，协统是谭振德，下辖步兵两个标。八十六标驻在城内，标统阎锡山是同盟会会员。八十五标驻在城外，标统黄国梁不是同盟会会员，但是该标的同盟会员数量较多。陆钟琦以防止陕西革命军入晋为借口，调八十五标去扼守河东。黄国梁率领一、二两营不带弹药已经出发。同盟会会员人数最多的第三营，以没有弹药为理由，不肯出发。陆钟琦不得已发给了一部分弹药。三营管带姚以价虽非同盟会会员，但有革命思想，领到弹药后的当晚，就和同盟会会员杨彭龄、张煌、苗文华、于凤山、刘得魁等人密议，决定第二天黎明起义，并推姚以价为总司令。起义军分兵三支，埋伏于南门外，拂晓夺门而入，一支由姚以价率领进攻巡抚衙门，一支由苗文华率领进攻满城，一支由崔正春率领进攻军装局。同时，城内陆军小学堂学生及八十六标的部分官兵也起而响应。起义军很快地攻占巡抚衙门，陆钟琦、谭振德等被当场击毙。新军炮营把大炮架在城墙上，向满城轰击，只发几炮，旗兵便竖起白旗投降，太原就告光复。
当天，起义领导人和各界代表在谘议局集会，推举都督。原谘议局议长、立宪派首领梁善济主持会议，开始公推督练公所总办姚鸿发为都督，姚力辞不就，遂改推阎锡山为都督，陆军小学堂监督温寿泉（同盟会员）为副都督，谘议局副议长杜上化为总参议。设军政府于谘议局。当天出示安民，发布起义宣言和讨满檄文，均用中华民国黄帝纪元年号。
阎锡山（1883—1960），字百川，号龙池，山西五台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留日期间加入同盟会，并介绍赵戴文、康佩珩、赵成三、徐翰文等加盟。回国后，历任山西陆军小学堂教官、监督、八十六标标统等军职。武昌起义后，他曾与赵戴文、张瑜、乔煦等密谋响应。张、乔都是同盟会员，分别担任八十六标一、三营管带。但是，阎一直没有下决心发动，及至姚以价率领起义军攻入城内，他才命令所辖各营以保护为名，分别开向抚署、藩库及军装局，并派兵防堵驻城内的巡防营。他出任都督得到新军的支持和拥护，因此地位一直比较稳固。
姚以价由于发动起义有功，被派为陆军总司令，率兵三营进驻娘子关，以防清军进攻。
清廷得到陆钟琦被杀的报告，就派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署理山西巡抚。吴是同盟会员，当时他曾企图联络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率部夹攻北京。清廷已有所闻，派吴出任山西巡抚，企图以此笼络吴。吴禄贞在11月5日密约阎锡山、温寿泉和姚以价等在娘子关会晤，议决成立燕晋联军，吴禄贞任大都督兼总司令，阎锡山、张绍曾任副都督兼副司令。但11月7日晚，吴禄贞在石家庄被袁世凯派人刺杀，燕晋联军的计划也就没有实现。
清廷又派张锡銮为山西巡抚，派北洋军第三镇一协、巡防营两营进攻山西。姚以价率军抵抗，在乏驴岭一带节节败退。娘子关失守的消息传到太原后，谘议局议长梁善济邀集立宪派士绅集会，准备欢迎张锡銮，阎锡山被迫于12月13日急忙离开太原，撤往晋北。接着，温寿泉与景定成、王用宾等革命党人一起也撤往河东，并请求陕西革命军支援。陕西革命党人派陈树藩部渡河入晋，攻占运城，遂即成立了以温寿泉为首的河东军政分府，张士秀为民政长。
太原起义后，雁北各地人民纷纷响应。同盟会员续桐溪（西峰）、弓富魁等在五台县东冶镇起义，组成“忻、代、宁公团”，续桐溪担任团长，所部三千人，声言出平型关，以奇兵攻北京，连克繁峙、应州、怀仁，所过之处，势如破竹，于12月5日抵大同。在此之前，大同已于11月30日光复。同盟会员李德懋、刘幹臣等早在1907年就在大同进行革命宣传活动，1910年正式成立了支部。太原起义后，大同附近各州县农民纷纷揭竿而起，驻扎大同的清军总兵王得胜派兵四出镇压。革命党人刘幹臣、宋世杰、李国华等趁城内空虚之际，于11月30日夜晚发动起义，一举占领全城，王得胜逃跑，城内清军步一旗在大势所趋之下，全部加入起义军。翌日，成立大同军政府，推举李德懋为都督，李国华、刘幹臣为副都督，宋世杰为虎贲将军，统领全军。军政府成立后，即编练民军，准备防御清军反攻，同时派人向忻代宁公团和太原请求援助。以后不久，袁世凯派郭殿邦指挥毅军和淮军各一部围攻大同，大同军民在续桐溪的指挥下坚守四十余日，最后与清军议和撤出。
阎锡山从太原撤出后，经忻州北上，集合朔方诸军共计八千人由府谷渡河，穿过伊克昭盟准格尔旗，于1912年1月13日到达包头。前此，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塞北后，驻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的巡防营由管带周维藩率领起事。其中曹富章等几个头目率兵二百余撤至包头，包头的同盟会员李士修等便与之联系，想依靠这支队伍宣布包头独立，响应武昌起义，结果遭到官吏的镇压而失败。阎锡山进驻包头后，便以“秦、晋、蜀北伐先锋队司令官”的名义布告安民，并分别任命蒙古族同盟会员云亨、经权、安祥三人为绥远将军、归化城都统、归绥道尹。一星期后，阎军东进，于21日进入萨拉齐。原计划进攻归化城，因南北议和，即南返太原。
南北议和时，袁世凯借口山西兵变，拒不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经山西革命党人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力争，孙中山当即电袁：如不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和议破裂，在所不惜。袁被迫复电承认。不久，北洋军从山西撤退，阎锡山返回太原，继续当都督。温寿泉因阎回省，遂宣布取消河东军政分府。从此山西全省统一。
三 直隶" class="reference-link">三 直隶
武昌起义，各省响应，清廷统治的心脏直隶，曾出现对革命十分有利的形势。
山西起义后，清廷赶忙派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率兵前去镇压。吴禄贞（1880—1911），字绶卿，湖北云梦人，清末中国留日第一期士官生。1902年回国后被派创练新军，先后担任武昌武普通中学堂教习、北京练兵处军学司训练科马队监督、东三省军事参议、吉林延吉边务督办等职。1910年出任陆军第六镇统制，驻扎保定。他曾秘密参加同盟会，暗中进行革命活动。武昌起义后，第六镇第十一协（协统李纯）被调往湖北，他请求随军南下，拟在前方倒戈，但为陆军大臣荫昌所拒绝，未能成行。10月29日，驻扎滦州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等通电，强烈要求清廷立宪。吴禄贞和张绍曾是日本士官学校同期同学，清廷遂派他前往“宣慰”，表面依重，实则企图把他调离第六镇。他趁机赴滦州与张绍曾密谋，准备以武力推翻清廷。正在这时，清廷又命令他指挥第六镇第十二协由石家庄进攻山西革命军。他急忙赶赴石家庄，亲自至娘子关与山西都督阎锡山会晤，一面筹划组织燕晋联军，与滦州驻军一起，直捣北京，一面令十二协停战，以山西革命军接受招抚谎报清廷。11月2日，吴禄贞断然截留北洋军运往湖北的军火，并电奏清廷，要求汉口停战。清廷不敢贸然撤换他，唯恐把他逼上梁山，乃假言传旨嘉奖，并任命他署理山西巡抚。这时，袁世凯、冯国璋虽然握有重兵，但尚在鄂北、豫南一带，忙于与武昌革命军作战，京津并无重兵防守，如果当时吴禄贞、张绍曾与山西革命军协力行动，夹击北京，清廷就会顷刻瓦解。
但是，吴禄贞志大气豪却疏于警惕，当他得悉袁世凯派周符麟到石家庄谋杀他时，仍不加戒备。周符麟原为第十二协协统，被吴禄贞撤职，因而怀恨在心。11月7日凌晨，吴禄贞在火车站司令部开会，被周符麟收买的马步周率军官多人突然撞入，他见势不妙，企图夺门而出，为凶手击倒，头亦被割去，其参谋官张世膺和副官周维桢同时遇难。周符麟官复原职，第六镇又置于袁世凯的控制之下。张绍曾虽然倾向革命，却缺乏斗争性，满足于向清廷提出要求君主立宪，对发动起义犹豫不决。吴禄贞被刺后，他便消极起来，直到被清廷撤职了事。这样就丧失了在近畿起义的大好时机。接着，清廷任命原四十协协统潘矩楹接任二十镇统制，潘是袁世凯的爪牙。他奉命把二十镇分别调往奉天、锦州、沟帮子、葫芦岛等地驻防，仅留七十九标标统岳兆麟所部一二三营驻滦州，借以分散军中的革命力量。
在这种形势下，革命党人仍坚持发动起义，以配合南方的斗争。他们在天津成立同盟会京津保支部，推汪精卫、李煜瀛为正副部长，下辖军事、文书、财政、司法、外交、实行各部。彭家珍为军事部长，不久吕超继任，彭即以暗杀为己任。由于汪精卫从刑部狱中被放出来后，便与袁世凯勾结在一起，因此，一些不愿与汪精卫共事的北方各革命团体，如共和会、铁血会、振武社、急进会、克复堂、北方共和团、共和革命党、女子北伐队、女子革命同盟等，则与同盟会员胡鄂公、白逾桓、白毓昆等联合起来，在天津成立了北方革命协会，推胡鄂公为会长，该会“以协助革命军北伐崇奉孙先生之三民主义”为宗旨(182)。同盟会京津保支部与北方革命协会虽然有矛盾，但基本上还是合作的。从1911年11月至1912年1月，革命党屡起屡仆，多次发动起义。
11月下旬，革命党人张雨岭、南琴轩在张家口组织总司令部，准备起义，因从天津运送军火时被查获，李飞仙、秦宗周等七人牺牲，起义夭折。
12月18日，为牵制北洋军进攻山西，革命党人在任丘发动起义。起义军大都是保定各学堂的学生和任丘、雄县一带的农民，共五百余人。他们一度攻占任丘县城。直隶总督陈夔龙派清军两营前往镇压，起义军被迫转移到雄县，清军围攻雄县，城陷，靳广隆等百余人遇难。
在革命党人白毓昆、孙谏声及凌钺等人的积极策动之下，驻滦州的七十九标官兵于1912年1月2日宣布起义，成立滦州军政府，推举第二营管带王金铭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北军大都督”，第三营管带张建功为副都督，第一营管带施从云为总司令，白毓昆为参谋长，孙谏声为军政部长，滦州知州朱佑保为民政部长，凌钺为外交兼司法部长，陈涛为前敌总指挥，张良坤为秘书长。军政府成立后，布告安民，“远近闻之，莫不鼓舞雀跃，咸庆重见天日”(183)。次日，召开全军誓师大会，按原计划，当晚十时向天津进军。临开拔时，三营管带张建功突然叛变，围攻军政府。起义军被迫退至火车站，乘火车出发，行至雷庄与王怀庆所部巡防营及曹锟所部第三镇猝遇，发生激战。起义军英勇抵抗，苦战一昼夜，弹尽援绝，死伤惨重，王金铭、施从云、孙谏声、白毓昆等均遇难。白毓昆被捕后，临刑犹唱绝命诗云：“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革命当流血，成功总在天。身同草木朽，魂随日月旋。耿耿此心志，仰望白云间。悠悠我心忧，苍天不见怜。希望后起者，同志气相连。此身虽死了，千古美名传。”(184)
滦州起义失败不久，革命党人蔡德辰等在通州张家湾组织司令部，联络学生和退伍毅军三百多人，组成敢死队，拟从通州进攻北京。未及发动，1月15日便被袁世凯破坏。蔡德辰、王丕承、杨兆林、王治增、雷竹村、张雅堂、王斌等七人被捕。
与此同时，革命党人还组织了刺杀袁世凯的活动。在通州革命机关被破坏的第二天，革命党人黄之萌、张先培、钱铁如、吴若龙、杨禹昌、罗明典、郑毓秀等十多人在北京行刺袁世凯。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入宫议事后乘马车出东华门，当他走到王府井丁字街时，革命党人从三义茶叶店扔下炸弹，炸死炸伤袁世凯的卫队长等十余人，袁世凯仓皇逃脱。革命党人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等不幸被捕。
先是，袁世凯逮捕通州革命党人蔡德辰之后，立即电询已南下参加议和的汪精卫。16日，袁接汪复电，称：“北方同志，在此议和时，所有一切行动，咸已停止，通州机关当为匪类之结合，请依法办理。”(185)袁便以此电为据，诬蔑革命党人为“土匪”，于17日下令斩决张先培、黄之萌、杨禹昌等三人于北京，斩决蔡德辰等七人于通州。于临刑时，黄之萌正气凛然，慷慨陈词，当众揭破袁世凯的窃国阴谋。
由于起义不断失败，革命党人李煜瀛、白逾桓、胡鄂公等五十余人于1月27日在天津开紧急会议，决定重新部署力量，成立北方革命军司令部，统一领导各地斗争。在这次会议上并决定29日在天津发动起义，计划攻占督署，一举光复天津。29日夜，革命党人集合各地志士数百人，在白逾桓、胡鄂公的指挥下，分兵九路猛攻督署和金钢桥等要地，与敌人激战一夜，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林少甫、韩佑治等十余人战死。
以后，革命党人曾酝酿再度起义，由于南北议和告成，未能发难。
四 山东、河南" class="reference-link">四 山东、河南
辛亥革命前，山东革命党人曾以创办学堂等方式，开展革命活动。但是一直没有掌握武装。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在济南的革命党人丁惟汾、谢鸿焘等亦积极策划响应。他们和一些立宪派议员及学生代表等连日在谘议局集会，议论响应办法。在11月7日的会上，各界代表发言甚为踊跃，议论颇激烈。发言的大意是：“山东当时所处的境况非常险恶，必须急谋应付之策，这是谘议局的责任，而现在的谘议局，非但不能造福地方，而且勾结官府，是最大的障碍。”接着，遂宣布该局种种腐败恶劣罪状。群情更加激昂，齐声高呼：“非根本推翻不可！”(186)于是全场一致通过。
推翻谘议局的消息，立即轰动全城。各界代表认为必须另有组织，以代替谘议局。于是，山东省各界联合会便成立起来。但是，联合会在一些立宪派士绅和官僚的控制之下，迟迟不肯宣布山东独立，而仅仅要求山东巡抚孙宝琦答应不出兵帮助清政府、不许抵押借外债而已。因此引起革命党人的极大不满，他们遂策动第五镇一些下级军官逼迫联合会和孙宝琦宣布独立。
在军民要求独立的压力下，联合会于11月13日召开大会，讨论山东独立问题。巡抚孙宝琦和第五镇的一些军官都参加了大会。会议从上午八点开到晚上九点，目的就是要逼孙宝琦宣布独立。孙宝琦世代都是清朝的大官僚，与庆亲王奕劻和袁世凯都有儿女姻亲。这样的人当然是不会赞成革命的。但是，在当时群情沸腾的情况下，他只好勉强表示：大家既然都认为独立好，我也不坚持。于是联合会就推他为都督，第五镇统制贾宾卿为副都督。孙宝琦被迫当都督不到半个月，急得须发皆白。他一面电奏清廷说：“仰恳天恩俯念事出非常，准其便宜行事，不为遥制，俾免另生变端。”一面积极与袁世凯勾结，策划对主张独立的人进行镇压。这时袁世凯已到北京组阁，立即派其爪牙张广建、吴炳湘赴济南，策动取消山东独立，以稳定北方的局势。北洋第五镇的协统、标统如吴鼎元、张树元等，都是袁世凯的旧部，就立即公开转向反动，他们首先联名写信给孙宝琦和联合会，要求取消独立；后来就架起大炮示威。于是，孙宝琦于11月24日又宣布取消独立，同时把巡抚印信交布政使胡建枢，一面电请清廷罢黜治罪，一面称病避入医院。张广建、吴炳湘、聂宪藩等分任军政要职，掌握了山东的大权，就大事逮捕革命党人。
济南取消独立后，革命党人纷纷转移到登州黄县、烟台各地发动起义。同盟会会员杜潜、张雨臣、王耀东等在烟台领导起义，先用枪劫持清军统领董保泰，迫令防军全营缴械。兵备道徐世光逃走。起义者就在道尹公署召开大会。舞凤舰舰长王传炯能说会道，假充革命，就被推为革命军总司令。实际上他与孙宝琦等暗通声气，他大权在握，就对革命党人发动围攻。
1912年1月14日，同盟会会员徐镜心等联络关东绿林军千人在登州（蓬莱）登陆，占领全城，推连成基为山东都督兼总司令。连成基率领部队攻克黄县、潍县、即墨，后又为清军打败。
山东党人向南京临时政府请求支援。孙中山派海筹、海容等军舰开赴登州，又派刘基炎率沪军一部、杜持率闽军一部增援，同时委任胡瑛为山东都督。山东形势有所好转。但是到南北议和，山东大部分地区仍被反动势力所控制。停战后，袁世凯派周自齐为都督，又用收买、解散等手段，使革命部队全部瓦解。
河南省地处要冲。武昌起义后，河南革命党人便立即筹划响应。辛亥前三年，东京同盟会总部派杜潜等到开封成立革命机关，扩大组织。开封优级师范与高等学堂学监刘纯仁等教育界人士加入了同盟会，并成为骨干分子。1910年成立同盟会支部后，刘纯仁代理支部长，乃更加积极地联络绿林武装、仁义会、新军下级军官及青年学生，灌输排满革命思想。因此革命势力迅速扩大。至次年春天，就议定分甲乙丙丁四部进行起义准备：甲部策动新军防营，由刘纯仁、杨源懋等负责；乙部策动学校教员学生，由王杰、杨铭西负责；丙部发动各州县仁义会党，由王天杰、岳秀华等负责；丁部组织绿林武装，由王天纵、刘镇华负责。每部刊刻将军大印一颗，何部起义，即称何部将军，待成功后，再推都督。
武昌起义，陕西继起响应，河南巡抚宝棻奉命派标统张锡元率领第二十九混成协第五十八标和骑兵、炮兵各一队，开往湖北，抵抗革命军。不久，又派五十七标标统王钰锡率所部开赴潼关，抵抗陕西革命军。河南革命党人感到如不迅速起来响应革命，就无面目见天下父老。因此急切准备起义。10月中旬，刘纯仁在开封法政学堂秘密召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镇华、刘炳阁、吴沧洲等二十余人。会议决定，立即策动二十九混成协留守开封的宪兵、骑兵、炮兵起义，准备推举协统应龙翔为都督。本来同盟会在新军中已建立了一些联系，由于袁世凯再起，一些倾向革命的下级军官多踌躇不前。应龙翔这样的高级军官更断然拒绝附合革命。因此，革命党人被迫改变计划，决定赴洛阳、嵩县一带，依靠王天纵的绿林队伍，攻取洛阳，以震动开封，威胁南下清军后路。
王天纵原为嵩县绿林首领，因杀人越狱，逃往上海，加入同盟会。后返回嵩县联络绿林，与李永魁、柴云陞、关老九等结为“十兄弟”，聚众万人，声势煊赫。清军屡剿屡败，无可如何。武昌起义后，黎元洪曾派人与之联系，王天纵即在嵩县羊山寨召集部众，宣布起义，自号“丁部大将军”。当刘纯仁、刘镇华抵嵩县后，王天纵便挑选精壮千余人，与刘纯仁等一起向洛阳进军。因走漏风声，袁世凯派北洋军第六镇第十二协协统周符麟率所部防守洛阳，刘纯仁企图说服周符麟反正，惨遭杀害。王天纵率所部南下，攻占南召、镇平，与湖北北伐军先锋队司令马云卿会师于南阳城下。马云卿，原为南阳仁义会首领，1903年因被清政府通缉，逃往武昌，入新军当兵，先后参加日知会、共进会和同盟会，武昌起义时参加敢死队，奋勇攻击总督衙门。胜利之后，与刘凤桐、樊钟秀等招募在武汉的河南人，组成北伐先锋队，出兵鄂北豫南，连克枣阳、新野、唐县。马云卿与王天纵会师光复南阳后，推王为河南临时都督兼北伐左路总司令，王率所部占领宛西各县，驻兵老河口。马云卿驻扎南阳。南北议和休战期间，袁世凯部下吴庆桐率兵偷袭南阳，城破，马及其参谋长刘凤桐同时遇难。
刘纯仁牺牲后，河南同盟会支部由刚刚从日本回国的张钟端主持。他在开封联络军警学生及各州县仁义会成员准备于11月4日发动起义。这时，巡抚宝棻已调回北京，袁世凯派其亲信齐耀琳接任，以加强对河南的控制。3日晚，革命党人正在优级师范学堂开会，由于叛徒告密，巡防营包围了学堂，革命骨干数十人被逮捕，齐耀琳指令巡警道邹道沂、营务处商作霖当夜酷刑拷打，各志士慷慨不屈，均被判处死刑。5日，张钟端、张照发、王天杰、刘凤楼、徐振泉、单鹏彦、张得成、李干公、王梦兰、李鸿绪、崔德聚等十一人，惨遭杀害。张钟端，字毓厚，河南许昌人，1905年以诸生考送留学日本，入中央大学。旋加入同盟会，参加创办河南杂志，鼓吹革命。当齐耀琳指令营务处商作霖及警道府县会审时，张钟端慷慨直言说：“方今人心思汉，胡运将踣，武汉振臂，全国景从，我豫管毂南北，举足轻重，此间同志四百余人，谋据省垣，共图大举……成则促鞑虏之命，败则为共和之魂。”商作霖问：“同党共有几人？”答曰：“满奴汉奸外，皆是同党。”(187)就义时年仅三十四岁。
张钟端等被杀害后，革命党人刘积学等逃往上海，请求沪都督陈其美筹拨枪弹，组织北伐军，打回河南。当时旅居上海的河南留日学生五十余人都积极支持刘积学的倡议。于是，就在陈其美的帮助下，很快组成“威武军”，以张国威、张鹗翎、盛典型（安徽人）分任正副司令，召募士兵数千人，由南京渡江入皖，分兵两路，一路至颍上，一路进抵信阳。不久，南北议和，威武军即被解散。
五 新疆、甘肃" class="reference-link">五 新疆、甘肃
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伊犁两地的革命党人先后组织新军发难，响应武昌起义。
1908年，清伊犁将军长庚奏调湖北新军第四十二标作为骨干，成立混成协。原标统杨缵绪当了协统。杨缵绪在日本户山学校留学时就加入了同盟会。当他来新疆时，湖北有些参加同盟会和日知会的知识分子，抱着献身边疆革命事业的目的，加入了这支新军，其中较著名的有冯特民、冯大树、郝可权、李辅黄等十多人。他们在新军和哥老会中开展革命活动，并出版《伊犁白话报》，宣传革命思想。与此同时，革命党人刘先俊在迪化也开始展开革命活动。刘先俊是湖南宁乡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经其亲属介绍来新疆投效巡抚袁大化，以新军督练处督练官的公开身份，进行活动，建立革命团体。
1911年秋，四川保路风潮日益扩大，新疆革命已有一触即发之势。新任伊犁将军志锐到任后，对新军极不放心，就借故下令解散新军，停办讲武堂，并将协统杨缵绪免职。他勒令新军遣返关内，却迟迟不发遣散费。这等于火上加油，促使新军大部分官兵都转向革命。
武昌起义消息传到新疆后，人心大为振奋。一些对清朝不满的士绅和知识分子互相联络，企图采取上书“请愿”方式，劝新疆巡抚袁大化宣布独立。袁大化是个顽固的封建官僚，认为革命党是“土匪”，断然拒绝“请愿”，并派军警四出侦探党人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刘先俊、田昔年等首先在迪化发动起义。1911年12月28日晚，刘先俊率领新军士兵和会党群众共百余人，先后袭击抚署东营、陆军炮营及警察第一区等三处，结果都因清军有备，未能取胜。刘先俊退回协营后，袁大化立即调动清军将其包围，经过一夜的激烈战斗，起义军失败，刘先俊等数十人惨遭杀害。
伊犁革命党人经过紧张的准备，于1912年初在混成协署组成起义指挥机关，推举李辅黄为总指挥，决定1月7日晚发难。志锐事先得到消息，一面急令满蒙驻防各盟旗兵入城警戒，一面又调军标及新旧满营，进攻协署。在这紧急关头，起义军抢先发动，兵分五路进攻：一路由冯特民和黄立中统率，攻占南库，获得了大量武器；一路由李辅黄统率，攻占东门，迎接城外的起义军进城；一路由冯大树统率，攻占副都统衙门；一路由郝可权率领，攻占将军衙门；一路由李梦彪率领攻北库。前四路进展顺利，迅速攻占各地，只有攻击北库的一路遇到满蒙旗营的顽强抵抗。革命党人利用志锐与卸任将军广福之间的矛盾，由杨缵绪说服广福（蒙古族）出面劝降，满蒙旗营就停止抵抗，解除武装。第二天，各界代表在商会开会，组织汉满蒙回藏五族共进会，成立临时都督府，推广福为都督。10日，正式组成政府，杨缵绪为总司令部部长，实权掌握在革命党人手里。新成立的都督府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拥护，“军士商民齐呼万岁”(188)。
革命成功后，伊犁起义军立即整编军队，攻取迪化，派李辅黄为前敌总指挥，徐国桢为东进支队司令。起义军与袁大化派来的清军进行了几次激战，在精河、西湖之间相持很久。后因南北议和而停战。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派原新疆提法使兼镇迪道杨增新任新疆都督。杨增新对革命党人进行分化和屠杀，调杨缵绪为喀什提督。冯特民、李辅黄、李伯泉等先后被暗杀，郝可权等被迫逃亡。此后，新疆又长期处于杨增新的黑暗统治之下。
陕西起义后，革命风暴由东北向西发展，会党蜂起，一连串的暴动给甘肃的官吏以极大的威胁，其中规模较大的就是宁夏起义。当时，宁夏（今银川市）尚为甘肃省的一部分。宁夏会党首领刘华堂、刘照藜听到西安会党起义，就积极联络当地军警准备响应。11月19日晚，刘华堂率领三十多人沿街燃响纸炮，呐喊叫杀，警官刘照藜、教练官刘复泰率全部警察和标兵一百多人持枪加入，旗官黄建升也率本旗士兵鸣枪响应，城内贫民数百人纷纷参加。起义军民烧毁当铺十余家，打开县狱，攻杀代行总兵职务的游击贺明堂、知县陈元骧。第二天晚，会党又在平罗县起义。11月21日成立宁夏军政府，推宁夏道孙延寿为革命军大元帅，刘华堂为总指挥。12月10日，围攻离城十里的满城旗兵，连攻十日终不能下。清军陕甘总督长庚派马步兵六营前来镇压。民军闻讯散走大半，刘华堂弃城逃走，清军入城后大肆掳掠屠杀。
陕西起义后，陕甘总督长庚派统领黄钺率领六营骁锐军前去堵击陕西革命军。黄钺字佑禅，湖南宁乡人，曾加入革命党。他进驻秦州（天水）后，联络当地进步青年和开明士绅，在1912年3月11日发动起义，击杀清游击玉润，逮捕知县张庭武，成立了甘肃临时军政府。黄钺自任甘肃临时都督，举原道台向燊为副都督。同时颁布“约法”，其第一条规定：“本军政府以维持共和、救济人民为宗旨。”(189)又添募军队，共成步兵一标，以谢汉秋、杨展鹏、赵鼎钟分任管带，预备北伐。当时袁世凯已就任总统，兰州官绅表示承认共和，由布政使赵维熙为甘肃都督。赵维熙一面以长庚名义调兵威胁秦州，一面致函黄钺，要他取消独立。黄钺据理力争，坚持了几个月，秦州军政府于6月7日被迫解散。
六 东北三省" class="reference-link">六 东北三省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东北，人心震动。奉天（今沈阳）、吉林、营口等地商铺都极力“收回银货”，群众纷纷持纸币向大清银行、东三省官银号挤兑现洋。纸币价值猛跌，乃至不能流通。各地市面均呈现出一片紊乱现象。
革命党领导人和骨干分子张榕、张根仁、柳大年、钱拯、赵中鹄、刘雍、刘艺舟、商震、徐镜心、宁武、顾人宜、李培基等，大都集合到奉天省城，“分头秘密集会，共谋起义，促动关外三省独立”(190)。立宪派首领、奉天谘议局局长吴景濂，看到清廷大势已去，极力拉拢革命党人，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谋求“独立”。一部分革命军人又组成“军人联合会”，积极策动驻在奉天北大营的第二混成协起义。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一向主张革命。11月6日，蓝天蔚、张榕、徐镜心、赵中鹄、商震、齐希武等在北大营开会酝酿起义。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驻有军队，正寻机扩大侵略活动，革命党人担心发动武装起义会引起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涉，因而便决定进行“和平革命”，逼迫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出走，宣布东北独立，然后推举蓝天蔚为关东革命军“讨虏军大都督”，张榕为奉天都督兼总司令，吴景濂为民政长，并决定11月中旬发动。
但是，革命党人的计划被叛徒告密。赵尔巽得悉实情后，立即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他一面密报清廷将蓝天蔚解职，并迫令出走，保荐蓝部标统聂汝清代理。同时，调驻扎洮南的前路巡防营统领张作霖率所部三千五百人入省，以旧军监视新军。另一方面，为了缓和革命党人的激昂情绪，“使其不致暴动”(191)，赵尔巽勾结立宪派首领袁金铠等，于11月12日召集军、绅、商、学各界代表会议，宣布成立“奉天国民保安会”。会章规定：尊重“人道主义”，“为保卫地方公安起见，无论汉满回蒙，凡在本省土著及现住之各省各国人，其生命财产均在本会保安范围之内”(192)。保安会没有提出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的口号，它的反动性质是十分明显的。它所谓的“尊重人道”，实际上就是禁人民以革命手段掀起反抗。它所谓的“保卫地方公安”，实际上就是维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东北统治的旧秩序。保安会的反动性由它的领导人看得更清楚：赵尔巽为会长，吴景濂及三十九混成协协统伍祯祥为副会长。另设军政、财政、外交、参议等八部。部长都是旧官僚、旧军人或立宪派，如军政部长聂汝清，副部长张作霖，财政部长萧应椿（原东三省提法使），参议部长袁金铠，等等。革命党人只有张榕参加了保安会，职务是参议部副部长。参议部是“监督机关”，副部长更不起任何作用。实际上，革命党人是被拉去作为点缀的。
奉天保安会成立后，吉林、黑龙江于16、17日也相继成立了保安会。吉林会长为巡抚陈昭常，黑龙江会长为巡抚周树模。接着，东三省各府厅州县纷纷成立保安会，均以地方官吏为会长。自各级保安会成立后，表面上，各地方的行政权统归保安会，实际上仍操在地方官吏手中。
东三省各地革命党和人民群众很快识破了保安会的骗局，纷纷掀起反对保安会，要求独立的斗争。吉林保安会一成立，学界代表即表示“万不赞成”，“非独立不可”。并痛骂保安会的官吏，呼之为清朝的走狗(193)。黑龙江中学堂学生发起组织“国民联合会”，要求周树模宣告独立。革命党人张榕等原想通过成立保安会，逼迫赵尔巽出走，宣布三省独立，没料到却落入赵的圈套，“反为其所制”(194)，于是决定重新组织革命力量，与赵展开斗争。11月17日，奉天各革命团体成立了“联合急进会”，宣布“响应南方”，以“人道主义，政治革命积极进行为宗旨”，以“建设满汉联合共和政体为目的”(195)。急进会宣布的宗旨，表明它是一个革命的团体。根据东北满汉两族杂居的情况，它提出“建设满汉联合共和政体”的主张，吸收满族革命志士参加急进会，这是完全正确的。它的主要领导人都是同盟会会员或与同盟会有密切联系的人物，如正会长张榕，副会长张根仁、柳大年、李德瑚，参议吴景濂、钱拯、左拯之，总务部长杨大实，执法部长赵中鹄，军务部长辜天保，交通部长洪东毅，侦察部长赵元寿，秘书部长汪谦等。
急进会成立后，一面发行《国民报》，积极进行革命宣传鼓动，一面派出杨大实、赵中鹄等领导骨干，分赴东三省各地联络，发展会员。各界进步人士争先入会，不几天，奉天就超过三万人，以军人占多数。吉林省城分会会员达二万人以上。当急进会在奉天、吉林、长春等城市迅速扩大力量的时候，一些在州县地方活动的革命党人纷纷发动起义，展开了武装斗争。
首先起义的是奉天庄河和复县。1911年11月20日，革命党人顾人宜、顾人邦策动和组织当年8月间抗捐失败的庄河联庄会群众起义，宣布响应武昌革命，一举击败清军。同时，复县警察所长杨大实率所部警察五百余人发难于县城，与庄河义军互为声援。后来，杨大实代表急进会前去庄河授旗，27日成立中华民国庄河军政分府，顾人宜为“中华民国军征清满洲第一司令官”。起义军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不数日就扩充到数千人，迅速影响到辽阳、凤凰厅等地。
11月25日，革命党人祁耿寰等策动辽阳巡警教练所学生起义，占据城西四十里的刘二堡等地。与此同时，商震、郭斗升等率领陆军小学堂学生和民团二百多人，在辽阳东高丽门起义，准备进攻县城，不幸被清军包围，郭斗升等数十人牺牲。
革命党人刘雍、宁武、鲍化南、何秀斋等在凤凰厅发动联庄会群众起义。右路巡防营管带邵兆中率领所部一营，原计划反正，未能实现。起义军孤军苦战数日，未能占领厅城。后来多投奔庄河或渡海赴烟台等地。
黑龙江革命党人策动“红胡子”绿林武装首领刘献芹起义，在东荒一带聚集千余人，攻占拜泉县。
此外，在奉天宁远州、海城、昌图，吉林长春等地都有革命党人策划起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革命形势在三省范围内迅猛发展。
但是，在革命与反革命决战的紧要关头，革命党的重要领导人张榕却表现出犹豫、软弱，他既反对保安会，又和保安会的要人赵尔巽、袁金铠维持着和平关系，与袁金铠的联系尤为密切。当赵尔巽派兵镇压各地起义军时，他曾当面质问赵尔巽，并要求赵宣布独立，“以静人心”；可是，由于他惧怕日本帝国主义干涉，迟迟不敢在奉天省城发难，推翻赵尔巽的统治。
赵尔巽是一个颇会见机行事保全自己的老官僚。当全国革命风云日益紧急的时候，他对东北革命党领导人采取敷衍、应付的态度，一再表示东三省地位特殊，俄、日或将干涉，因而不能骤然独立，只能“保境安民”。后来，他取得张作霖等实力派的支持，又见关内开始南北议和，便拒绝谈“独立”问题。及至1911年底，取得清政府大权的袁世凯鼓动他更坚决地镇压革命党人时，他自以为有了靠山，便不再有所顾忌，公然指使张作霖于1912年1月22日杀害了张榕。张榕（1884—1912），奉天兴京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回国后积极推动东北三省的革命斗争，颇多贡献。由于在与反革命决战的关键时刻，缺乏坚定的革命态度，不仅使东北的革命遭到失败，也给他个人带来不幸。殉难时年仅二十八岁。赵尔巽和张作霖等并不以杀害张榕为满足，他们的目的是要扑灭三省境内的革命烈火。所以，接着便派出反动军警捕杀各地急进会骨干分子共百余人，无情地镇压各州县的人民起义。
东三省的局势，引起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的深切关怀。于是，孙中山任命旅居上海的蓝天蔚为关外大都督，率领舰队载北伐军数千人北上，在安东附近登陆，支援东北人民。庄河、铁岭、哈尔滨等地革命党人闻风纷纷发动起义响应。但是，不久南北议和，清帝退位，袁世凯攘夺了民国大总统。蓝天蔚奉命撤军到山东烟台，关外都督府解散。赵尔巽由清朝的东三省总督摇身一变，当上了民国的都督。残杀革命党人的刽子手张作霖飞黄腾达，而且很快压倒赵尔巽，成为袁世凯统治东三省的支柱。
从以上关于武昌起义和各省响应的叙述中可以看出，革命党人在武昌的胜利，把保路运动掀起的革命高潮推进到新的阶段。武昌起义后十天，湖南、陕西同于10月22日起义响应，接着，江西、山西、云南、上海、江苏、贵州、安徽、浙江、广西、广东、福建都在二十天内相继宣告独立。四川较迟，至11月27日也宣告光复。中国沸腾起来了。
对于首义要地武昌来说，湖南、江西、安徽三省的响应最为重要，这使革命军消除了后顾之忧，可以全力对付南下的北洋军。地处北方的陕西和山西两省起义，威胁着清朝的心脏，牵制了清军主力，使之不敢倾巢南下，减轻了南方革命军的压力。当汉阳于11月27日被北洋军攻陷之际，却有江浙联军崛起，于12月2日一举光复南京。从此长江上下游联为一气，造成了独立各省的优势地位。
仍旧在清政府控制下的北方各省，局势的发展也是有利于革命的。直隶、河南、东北三省、新疆、甘肃以及一度宣告独立的山东省，由于反革命势力比较强大，革命力量无法取得胜利。然而，当地的革命党人也都闻风而动，多次组织武装起义，前仆后继，为争取本省独立，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而且在不少府县建立起革命的政权，给反动势力以沉重的打击。
总之，革命的潮流已经无法阻挡，清朝的大势已去。这个王朝的灭亡和共和国的出现，都是指日可待的事了。
广大新军官兵、会党群众、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是这次革命的基本群众。在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地方，工人参加了争取民主共和的战斗。除了成为士兵和会党者外，农民没有能广泛地发动起来，他们的自发斗争，受到普遍的压制。
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和领导了这次起义。各省同盟会分支机构、各地同盟会员以及其他革命团体的成员，在起义过程中，表现出巨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几乎所有的武装起义，都是在革命党人的领导和策动下举行的。正是这无数的革命者抛头颅，洒热血，在群众革命斗争中打先锋，作前驱，方才促使革命形势蓬勃发展。但是，同盟会的领导层对突然出现的新形势，事先思想准备不足，他们既没有及时地提出把革命更向前推进的统一的政治纲领，也没有建立起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因此，当革命形势不断变化的时候，同盟会就无法把这次革命有效地从政治上组织上领导起来，使之普遍持续地高涨，直到取得全面的胜利。
立宪派本来是反对革命的，但是，当革命已经开始并逐步取得胜利，他们看到清王朝不可避免地就要灭亡的时候，便翻然表示赞成。立宪派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又拥有相当的经济实力，还有谘议局这个现成的机关供其利用。他们转身到革命方面来，加速了清政府的崩溃，但又使反清阵营内部变得更加复杂了。立宪派依靠他们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力量，与革命党人争夺革命的果实。对于立宪派的这种企图，革命党人的反应极不一致，一部分人进行了抵制，而更多的人却因立宪派分子“咸与维新”而模糊了两派的界限，失去警惕性，从而给立宪派打开了方便之门。在各地军政府中，革命派比较稳固地掌握了主要权力的有广东、上海、山西、陕西、福建、安徽等处，立宪派和他们支持的旧官吏掌握主要权力的有湖南、江苏、广西等处，而湖北、贵州、四川、浙江等处，两派之间则有着曲折起伏的斗争。当然，这只不过是简单而论，实际过程是更加复杂、更加丰富多彩的。
在革命党和立宪派的权力斗争中，无可隐讳的事实是，革命党人由于缺少严格区别于立宪派主张而为民众所乐于接受的政权建设和社会改革方案，从而使自己往往处于被动的和孤立的地位，并且削弱了这种斗争的社会意义。立宪派、旧官吏的得势，使一些地区的革命涂上了一层温和的改良色彩，急进的革命党人或革命群众甚至遭到无情的镇压。
然而，革命热潮在全国范围内不断高涨。革命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任何遏制这股潮流的做法都是徒劳的。立宪派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所以就是在他们掌握主要权力的省区里，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也不能不将对革命派的打击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内，并且隐蔽在革命的旗号下进行。当时，清政府仍在做垂死挣扎，袁世凯的态度也还不明朗。大敌当前，立宪派和革命派无论有多么严重的分歧和斗争，他们在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的大目标上，基本上还是一致的。尽快地成立中央政府，以便统一领导独立各省的政治军事活动，这既是革命党人和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也是立宪派分子扩张其势力和活动地盘的需要。因此，各省爆发起义不久，组织中央政府的问题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武昌起义及各省响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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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37页。
(2) 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笫125页。
(3)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12、71页。
(4)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40页。
(5)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46—48页。
(6) 上述名单各书微有不同，此据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第128页。
(7) 这一计划现存各本均为事后追记，因而有所修饰。此据胡祖舜《六十谈往》、《武昌开国实录》及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等资料整理，借示大概。
(8) 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纪》，第75页。
(9) 《彭楚藩传》，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61页。
(10) 章裕昆：《刘尧澂传》，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62页。
(11) 《杨宏胜传》，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64页。
(12) 《时报》，辛亥八月二十四日。
(13) 《瑞澂致内阁、军咨府、陆军部请代奏电》，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五），第289—290页。
(14) 熊秉坤：《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36页。关于这一枪，吕中秋有不同说法，见同上书第65页。
(15)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64页。
(16)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60页。
(17) 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汉口光复始末纪》，湖北省博物馆藏（三），324号。
(18) 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汉口各团联合会协助民军纪实》，湖北省博物馆藏，（三）399号。
(19)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66页。
(20) 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纪》，第103页。
(21) 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纪》，第103页。
(22)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36页。
(23)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66页。
(24) 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云：“张彪原系张之洞亲随，娶之洞使女为妻，因有‘丫姑老爷’之名”。见《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第162页。
(25)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34页。
(26)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66页。
(27) 李翊东：《座谈辛亥首义》，《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10页。
(28) 万鸿阶：《辛亥革命酝酿时期的回忆》，《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122页。
(29) 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第169页。
(30) 向谟：“晚八时，谟接领胡君子笏解来大银宝一百四十九个，又小银锭十五个。”见《治国日记》（稿本），近代史研究所藏。
(31) 《民立报》，1911年10月20日。旧说以为汤化龙的职务是民政部长，误。当时的民政部长是张和伯。
(32) 张肖鹄：《回忆辛亥武昌首义》，《辛亥首义回忆录》第4辑。第183页。
(33) 卢智泉、温楚珩：《记詹大悲办〈大江报〉和汉口军政分府》，《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50页。
(34) 查光佛：《武汉阳秋》，1916年版，第4页。
(35) 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第166页。
(36) 卢智泉、温楚珩：《记詹大悲办〈大江报〉和汉口军政分府》，《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50页。
(37) 逸民（黄中恺）：《辛壬闻见录》，抄本。
(38) 逸民（黄中恺）：《辛壬闻见录》，抄本。
(39) 逸民（黄中恺）：《辛壬闻见录》，抄本。
(40) 逸民（黄中恺）：《辛壬闻见录》，抄本。
(41) 逸民（黄中恺）：《辛壬闻见录》。
(42)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112页。
(43) 居正：《辛亥札记》，1929年版，第71页。
(44)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81—82页。
(45)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47、60—63页。
(46)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47、60—63页。
(47)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59页。
(48)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53页。
(49)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99页。
(50)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49—50页。
(51)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51页。
(52)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54页。
(53)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101页。
(54) 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纪》，第166页。
(55) 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纪》，第128页。
(56) 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纪》，第129页。
(57) 《致英外部大臣葛垒电》，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第264页。
(58) 《致英外部大臣葛垒电》，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第265页。
(59) 《革党之文告》，见《鄂乱汇录初编》，1911年版。
(60) 《1911年11月14日苏古敦致安格联第129号函》，《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3编，第28页。
(61) 《英使朱尔典致英外部葛垒文》，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第342页。
(62) 《东京关于中国变乱之要电》，《鄂乱汇录初编》，1911年版。
(63) 何珍蕙摘译：《辛亥革命时的法国舆论》，《中国现代史丛刊》，第3集，第53页。
(64) 《汉口日报》编辑部编：《革命日志》，《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3编，第363页。
(65) 《汉口日报》编辑部编：《革命日志》，《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3编，第366页。
(66) 《时报》，辛亥年九月一日。
(67)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133—136页。
(68)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99—100页。
(69) 余家菊：《回忆录》，第69—70页。
(70) 《苏古敦致安格联第118号函》，《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13编，第13页。
(71) 《苏古敦致安格联第113号函》，《苏古敦致安格联第118号函》，《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13编，第9页。
(72) 渤海寿臣：《辛亥革命始末记·各省》，第5页。
(73) 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革命以来湖北财政司要录》，湖北博物馆藏，（三）328号。
(74) 胡石庵：《湖北革命实见记》，第34页。
(75) 《湖北汉阳知府李示》，《时报》，辛亥年九月六日。
(76) 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内务司实录》，湖北省博物馆藏，（三）329号。
(77) 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呈造集贤馆创办职事各员履历清册》，湖北省博物馆藏，（三）326号。
(78) 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呈造集贤馆创办职事各员履历清册》，湖北省博物馆藏，（三）326号。
(79) 《中华民国公报》，1911年12月13日。
(80) 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屈子厚行略》，湖北省博物馆藏，（三）101号。
(81)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95页。
(82) 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光复宜昌大概情形说帖》，湖北省博物馆藏，（三）308号。
(83) 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施南光复始末记》，湖北省博物馆藏，（三）288号。
(84) 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郧阳光复始末事实》，湖北省博物馆藏，（三）300号。
(85) 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郧阳光复始末事实》，湖北省博物馆藏，（三）300号。
(86) 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郢中战史》，湖北省博物馆藏，（三）286号。
(87) 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编：《江湖会资料选辑》，第68页。
(88) 张玉衡：《十年见闻录》，《江湖会资料选辑》，第69页。
(89) 李一：《荆宜施鹤光复记》，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五），第263、265页。
(90) 李一：《荆宜施鹤光复记》，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五），第263、265页。
(91) 《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五日上谕》，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五），第293页。
(92)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五），第333页。
(93) 谭人凤：《石叟牌词序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52页。
(94) 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湖北起义战守实录》，湖北省博物馆藏，（三）350号。
(95) 《苏古敦致安格联第111（a）号函》，《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13编，第12页。
(96) 《湘汉百事》上，第10页。
(97) 《致军咨府电》，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第80页。
(98) 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伍正林事迹》，湖北省博物馆藏，（三）333号。
(99)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91页。
(100) 《为进行革命计画致冯自由书》（二），《黄克强先生全集》，第173页。
(101) 《英驻中国水师统帅致英海军部电》，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第294页。
(102) 转引自《袁世凯致清内阁请代奏电》，《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第66页。
(103) 《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情报》，第19报，《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第555页。
(104) 《宣统三年九月十五日资政院总裁李家驹等奏折》，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五），第339页。
(105) 《宣统政纪》第63，第49页。
(106) 《时报》，辛亥年九月二十四日。
(107) 《刘承恩致袁世凯书》，《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第69—70页。
(108) 《刘承恩致袁世凯书》，《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第71页。
(109) 《武昌专函》，《民立报》，1911年11月20日。
(110) 《武昌专函》，《民立报》，1911年11月20日。
(111) 《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
(112) 在汉口失陷之后，黎元洪还有一封复萨镇冰的信，更清楚地表现了这一点。信中针对萨所说“民主政体不宜行之中国”等话答道：“钧示所虑各节，同人等早已筹计，兹事之解决，在各省成功之后，联合会议，视程度之所至，改革政体。以意揆之，大约不出吾师之所主张。特揆诸舆论，清廷不能占此位置耳。”见渤海寿臣：《辛亥革命始末记·武昌》，第81页。
(113) 王树枏：《武汉战纪》，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五），第234页。
(114) 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第196页。
(115) 《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情报》，第39报，《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第575页。
(116) 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第198页。
(117) 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祁国钧呈》，湖北省博物馆藏。
(118) 《致内阁、军咨府、陆军部电》，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五），第348页。
(119) 关于甘绩熙夜袭磨子山的时间，诸书记载多误，甘本人也记错了，此据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孙鸿斌事略》等资料订正。
(120) 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何亚新小传》，湖北省博物馆藏，（三）207号。
(121) 《民立报》，1911年12月1日。
(122) 《张振武之革命战史》，汉口汉康书局版。
(123)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357页。
(124)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183页。
(125)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191页。
(126) 《民国报》第三号，辛亥十月二十一日。
(127)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395页。
(128)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35页。
(129) 子虚子：《湘事记》，军事篇一。
(130) 彭楚珩：《湖南光复运动始末记》，第4页。
(131) 子虚子：《湘事记》，军事篇一。
(132) 10月23日改称“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
(133) 《民立报》，1912年11月2日。
(134) 子虚子：《湘事记》，军事篇三。
(135)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4篇，杨任传。
(136) 据记载：“武昌同志得焦达峰任都督信，均手舞足蹈，前方将领勇气倍加。”（居正：《辛亥札记》，第76页）
(137) 粟戡时：《湖南反正记》。
(138) 《中国革命记》，辛亥年十月出版，第五册。
(139)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4篇，陈作新传。
(140) 和丰火柴公司发行有三百文、一百文两种纸币，原是一种工资券，后来流通市场，数额渐多，价值不稳，时人称为“洋火票”。
(141)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284、285页。
(142)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226页。
(143) 子虚子：《湘事记》，军事篇3。
(144) 刘约真：《醴陵革命人物纪要》，见《湖南文献汇编》第1辑，第196页。
(145)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285页。
(146) 刘约真：《醴陵革命人物纪要》，见《湖南文献汇编》第1辑，第197页。
(147) 《李烈钧自传》，1944年版，第12页。
(148) 冯汝骙在清政府封疆大吏中政声算是比较好的。他自知大势已去，便在一夕悄然离开巡署，趁船出走。行至九江上岸，吞烟自尽。
(149) 余辉照：《赣西独立记》。
(150) 《卸任安徽军事参议官唐启垚呈袁世凯禀》（原件），宣统三年十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151) 韩衍字耆伯，同盟会员，江苏丹徒人，后入安徽太和籍。自朱家宝逃走后，他与管鹏、易白沙等一起，召募青年学生，编成青年军三大队（营），韩衍自任总监。青年军朝气蓬勃，军容严整，对安庆革命贡献颇多。民国元年3月韩衍被人刺死，青年军亦被解散。
(152) 蒲逃回老家广安；朱庆澜逃到重庆，受到夏之时的礼遇，资送离境。
(153) 《辛亥革命在广西》（下集），第102页。
(154) 《辛亥革命在广西》（上集），第84页。
(155)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9页。
(156)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七），第2页。
(157) 《中华民国驻吴淞军政分府李宣言》，《民立报》，1911年11月17日。
(158) 《沪军都督陈英士君呈大总统文》，《申报》，1912年2月11日。
(159) 《尚侠女学代表薛素贞上陈都督书》，《申报》，1911年11月13日。
(160) 《女子军事团传单》，《民立报》，1911年11月19日。
(161) 军政府通告，《民立报》，1911年11月5日。
(162) 《摘抄上海民政总长李平书及外交总长伍廷芳所发致各省都督通电大意》，《辛亥革命在上海资料选辑》，第1150页。
(163) 《陈都督力顾大局》，《民立报》，1912年3月9日。
(164) 《沪军都督陈英士君呈大总统文》，《申报》，1912年2月11日。
(165) 《致王饶生》，《辛亥革命在上海资料选辑》，笫1005页。
(166) 褚辅成：《浙江辛亥革命纪实》，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七），第156页。
(167)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七），第6页。
(168) 《清江专电》，《民立报》，1911年12月14日。
(169) 《宣统三年七月初九日资政院副总裁李家驹等奏折》，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七），第263页。
(170) 《宣统三年七月初九日御史温肃奏折》，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七），第260页。
(171) 《宣统三年七月初九日资政院副总裁李家驹等奏折》，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七），第263页。
(172) 邓慕韩：《辛亥广州光复记》，《满地红》第4卷，笫15、16期。
(173) 《胡汉民自传》。
(174) 《军政府施政方针通告》，《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2编第4册《各省光复》，第383页。
(175) 《建立政务院并速开预备议会通告》，《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2编第4册《各省光复》，第379页。
(176) 《建立政务院并速开预备议会通告》，《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2编第4册《各省光复》，第379页。
(177) 《闽外交部致闽省商会函》，《建立政务院并速开预备议会通告》，《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2编第4册《各省光复》，第390页。
(178) 郭希仁：《从戎纪略》，1913年3月北京共和有限公司印本。
(179) 郭孝威：《中国革命纪事本末》，“陕西光复记”。
(180) 郭希仁：《从戎纪略》，1913年3月北京共和有限公司印本。
(181) 两个副大统领为钱鼎、万炳南。六个大都督为：兵马大都督张云山，粮饷大都督马玉贵，军令大都督刘世杰，东路征讨大都督张钫（行营设在潼关），西路征讨右翼大都督万炳南（行营设在凤翔），西路征讨左翼大都督张云山（行营设在乾州）。
(182) 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第94页。
(183) 凌钺：《辛亥滦州起义记》。
(184) 吴守正：《滦州革命记》。
(185) 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第117页。
(186) 《辛亥革命回忆录》（五），第295页。
(187) 《革命首领张烈士毓厚传略》，见《河南辛亥革命十一烈士殉难传略》，1929年刊本。
(188)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七），第431页。
(189) 黄钺：《陇右光复记》，1913年刊本。
(190) 《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4期。
(191)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七），第393页。
(192) 《盛京时报》，宣统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193)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七），第399页。
(194)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七），第390页。
(195) 《盛京时报》，宣统三年十月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