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部危机　国统区的民主宪政与民众救亡运动

第一节　国共之间的摩擦与矛盾" class="reference-link">第一节　国共之间的摩擦与矛盾

一　国共之间局部军事冲突日趋增多" class="reference-link">一　国共之间局部军事冲突日趋增多

抗战爆发后，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国、共两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但是由于两党所处地位和所持基本方针政策的不同，其相互间的矛盾与冲突始终存在着。这些矛盾与冲突不时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领域中表现出来。特别是随着中国抗战的持久化、时局日趋复杂化，国、共两党间的矛盾冲突也在不断地升级，最终发展到了局部军事冲突的阶段。

对于中共所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国民党内的反共顽固派极为恐惧。正如国民党当局在一份文件中所说：“目前共党势力，虽以华北陕北为根据，然其活动范围，则普及各地，而尤以华中游击区为甚。故对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自由活动之处置问题，实即对整个中国共产党活动之处置问题。如处置得当，则共党自由活动之范围，或仅及于华北陕北，其他区域则无发展余地；如处置不当，则第八路军将利用沦陷地方中央统治力量鞭长莫及之情势，扩大其自由行动之范围。结果中国抗战形成国民党失地日本与共产党分地之局面，日本与共党相反相成，本党统治之土地，将一失而不易复得。”⁽¹⁾

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期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起草并拟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并于会后迅速下发执行。该《办法》提出，为限制异党活动，惟有采取像共产党一样“坚强组织之办法，方能奏效”，“以组织对付组织”，并从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提出了23条限制异党办法⁽²⁾。虽然五届五中全会前后，就整体而言国民党当局应对的重点仍然是日本的军事压力和政治谋略，密切关注着汪精卫集团脱离抗日营垒之后的动向，但是蒋介石已经把“共党到处发展”列为“目前急患”之首⁽³⁾。当时蒋介石考虑的是“融化共党政策”而非军事剿共⁽⁴⁾，不过已经非常明确地限制中共武装抗日区域，规定八路军、新四军的活动范围，故国共军事摩擦事件频起，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河北、山东是国民党顽固派较早向中共领导的抗日地方政权和八路军发难的地区。虽然早在1938年夏冀中和冀南地区就已经建立起多个抗日民主政权，但该年秋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却不顾八路军方面的反对，强行接收抗日政权和团体，纵容乃至指使民团甚至土匪袭击八路军，杀害八路军政工人员。12月，河北的国民党顽军甚至向抗日根据地发动军事进攻。而国民党当局颁令，敌后抗战部队不得擅自移驻、不得兼管行政，甚至取消冀中冀南行政主任公署⁽⁵⁾，更助长了地方顽固势力的气焰。而在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提出的口号是：“宁匪化，勿赤化，宁亡于日，勿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1939年4月，顽军秦启荣部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杀害指战员400余人，即“博山惨案”。同月，河北张荫梧部袭击冀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杀害400多人，并袭击八路军第三纵队吕正操部。

除了华北之外，在华中地区发生了多起针对新四军摩擦事件。1939年6月，湖南平江的新四军通讯处机关遭袭击，职员及家属多人被杀、被抓。11月，河南确山县竹沟镇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留守处遭到国民党军队围攻两天，新四军伤残人员、家属和群众200余人被杀害。正如1939年初中共中央便指出的，反共摩擦的不时发生，“说明蒋及国民党之政策，在于加紧限制八路军发展，同时使八路军与各地方系统部队关系恶化，以孤立八路军”。中共中央明确指出：“我们对摩擦如逆来顺受，则将来摩擦逆流必更大，顽固气焰必更高”；“已建立之政权未到万不得已时，决不应轻易放弃。”⁽⁶⁾到1939年12月，中共中央更是认为，国民党“已发展到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了。在这个军事限共政策下，国民党发布了处置共党问题的新办法，发布了剿办冒称抗日军的命令，并用中央军直接对付八路军与新四军”。中央明确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必须极力发展与巩固自己的力量”；“凡遇军事进攻，准备在有理又有利的条件下坚决反抗之，极大地发挥自己的顽强性，决不轻言退让。”⁽⁷⁾这样，双方的摩擦甚至冲突进一步扩大了。

1939年12月，山西的阎锡山所部首先向中共领导的部队发起进攻，挑起了“晋西十二月事变”。抗战爆发后，按照蒋介石命令，八路军进入山西，加入阎锡山的第二战区作战。中共在山西实行与阎锡山合作抗战的政策，帮助阎锡山建立新的武装力量——抗日决死队，亦称山西新军。但是，在阎锡山看来，新军建成却渐渐“八路军化”，为防新军变为异己力量，自然早有夺回新军的想法。1939年3月，阎锡山在山西宜川县秋林镇召开高级军政干部会（秋林会议），逼迫共产党人退出新军，解除新军中共产党员的军权，并秘密制定“讨伐”新军的作战计划。阎锡山声称“迩来晋省政治，大部陷于牺盟份子之手，新旧两军，形成对立，真象渐明，深恐尾大不掉”，乃于1939年10月间召开所谓革命同志代表大会，“拟藉整顿决死队之名，消灭牺盟中共份子之势”⁽⁸⁾。11月29日，阎锡山密令陈长捷为“讨叛军总司令”，分三路向新军进攻⁽⁹⁾。12月初，阎军首先在永和附近袭击决死队第二纵队之第一九六旅旅部，同时破坏永和、石楼、洪洞、蒲县等6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及“牺盟会”等抗日团体，杀害政府人员、牺盟会干部及八路军晋西支队后方医院伤病员、工作人员数十人，制造了晋西事变，亦称“十二月事变”。

面对阎锡山部的进攻，中共方面积极应对。在晋西北的一二〇师一部奉令接应晋西南部队北上，在冀中和晋察冀的一二〇师主力也奉令回师。1940年1月，晋西北新军集中主力，重创来犯之阎军，并顺势巩固了晋西北根据地。同时，在晋西南地区，八路军三八六旅、“集总”特务团及决死一纵队在陈赓指挥下，成功地阻止了国民党军队的进逼。至1940年4月，山西省的中共军队和阎锡山部划定了各自活动范围，二者间的冲突暂告结束⁽¹⁰⁾。

在陕甘宁边区周围，从1939年至1940年，国共双方发生了大小几十起摩擦事件。其中较为突出的有：1939年四五月间，发生了在陇东分区的国民党军队袭击镇原县的镇原事件和袭击宁县的宁县事件。9月至12月，又发生了第二次陇东事件，国民党侵占了原共产党控制的镇原、宁县、正宁三个县；八路军则歼灭了庆阳、合水两县的国民党保安部队300余人。在关中分区，因该地区地理位置重要，因而国共双方摩擦不断。据不完全统计，从1939年11月至1940年6月，国民党胡宗南部发动的武装进攻高达64起，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旬邑事件和淳化事件，国民党军占领了旬邑和淳化两县。

在这期间，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被迫进行了一系列反摩擦斗争，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1940年春夏，关中分区保安独立三营和警备八团一部，进行了点头镇突围战和井村、转角镇等多次战斗，收复了马栏镇，拔掉了国民党军十多处据点，消灭了国民党旬阳县保安团团长、土匪头子郭相堂和淳化县保安大队长李养之共计1000多人，粉碎了顽固派妄图打通淳旬线、马（栏）旬线，建立碉堡封锁线，紧缩边区活动范围的阴谋⁽¹¹⁾。

1940年初，在华北、华中等区域也不断发生国民党军队袭击中共军队的情况。如1940年2月，国民党军朱怀冰部袭击在邢台西路罗川的中共独立营，结果该营营长阵亡，士兵230余人伤亡过半，100余人被俘⁽¹²⁾。又如1940年4月，国民党军第一一七师刘漫天部偷袭天长、六合等地的新四军，10月至12月，国民党军第一二八师莫德宏部在皖东袭击新四军等。

对于国民党军的进犯，中共坚决予以反击。1940年2月，八路军对石友三、孙良诚、高树勋等部开始发动进攻，结果重创各部。3月，八路军又发动磁武涉林战役，重创朱怀冰部⁽¹³⁾。1940年，新四军陈毅支队渡江北上，进入苏北。而苏北敌后属于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防区，他当然不允许新四军前来发展根据地，而决心要将陈毅部赶走。为了消灭苏北地区的新四军，1940年10月，韩德勤所部对初到苏北的陈毅、粟裕等部发起突然进攻，结果惨败，该事件被称为“苏北事件”⁽¹⁴⁾。之后，苏北的海安、东台、盐城等地皆为新四军所占，以致国民党认为其在苏北的军政机关分散于兴化、泰州、沙沟附近，“四面受敌，进退失据，情势至为危急”⁽¹⁵⁾。1940年12月24日，蒋介石就苏、鲁局势致电鲁苏战区司令于学忠，电文中称：“中央已有处置，一个月后便可实现。希按照前令，尽全力巩固鲁省，至对苏北，可无须再抽兵增援也。”⁽¹⁶⁾结果，1941年1月，皖南事变便发生了。

应当指出，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时，随着双方摩擦的增加，国、共双方高层都曾意识到需要通过谈判的方式予以解决。只是国民党方面旨在限制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和扩大对日作战区域，压缩陕甘宁边区的范围，控制甚至取消中共领导下的敌后各抗日游击队和抗日根据地。中共方面则针锋相对，提出自己的主张。1939年11月起，国、共双方在会谈中已经较具体地涉及八路军扩编和边区划界等问题，但未能达成协议⁽¹⁷⁾。1940年4月，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新四军与第三战区进行了会谈，曾就新四军的驻地和作战地、区域，达成过初步协议⁽¹⁸⁾。1940年6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方面正式提出了全面解决双方关系的具体方案，在第一部分“请实行《抗战建国纲领》所规定之人民集合、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之下，提出了如下要求：保障各抗日党派之合法存在；释放一切在狱之共产党员，不因党籍信仰之不同而横遭扣留、拘禁、非刑与歧视；保障《新华日报》之出版发行；保护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之家属，禁止非法骚扰和残害。第二部分为“请在游击区及敌占区内，实行《抗战建国纲领》所规定之指导及援助人民武装抗日，并发动普遍的游击战”。第三部分“关于陕甘宁边区、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问题”，是这份提案的重点部分，包括：甲、命令划定延安、延长等23县为陕甘宁边区，组织边区政府，隶属行政院，委任林祖涵为边区政府主席；乙、扩编第十八集团军为三军九师，其所属游击队按各地战区所属游击部队同等待遇；丙、增编新四军至7个支队；丁、规定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与友队作战分界线；戊、以同等待遇按时补充第十八集团新四军械弹粮饷等⁽¹⁹⁾。

7月16日，国民党方面拿出提示案，以“中央最后决定”的口吻答复几点：一、关于党的问题，“依照《抗战建国纲领》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即根据日后通过之《宪法》的有关规定办理；二、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区域为陕西15县、甘肃3县，名称改为陕北行政区，行政区公署暂隶属行政院，但归陕西省府指挥；三、关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作战地境问题，划定八路军、新四军作战范围为冀、察两省鲁北及晋北之一部，要求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上述规定地区；四、规定八路军编制为3军6师6个补充团，新四军为2个师（每师2旅4团）；另要求八路军新四军“绝对服从军令”、“所有纵队支队及其他一切游击队，一律限期收束”，称“军事委员会随时派员点验”⁽²⁰⁾。该提示案的实质，就是要压缩边区的空间，限制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让出在华北江南经过浴血苦战建立起来的大片抗日游击根据地，并为日后的武力解决中共问题留下伏笔。

同年8月，周恩来在重庆与蒋介石、何应钦等人的会谈中，强调中共50万军队要抗战、无法生活，难以全部开入冀、察，且新四军南调部队不多，南方游击队却很多，表示国民党之方案不可行。对于国民党方面的打压企图，9月5日，周恩来曾代表中共方面提出三条新的解决方法：一、扩大第二战区至山东全省及绥远一部；二、按照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及各地游击部队全数发饷；三、各游击部队留在各战区划定作战界线分头击敌⁽²¹⁾。但是，这并没有获得国民党方面的认可。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军政高层人士看来，抗战以来中共兵力的发展、影响的扩大，必须加以最大限度的限制，甚至不惜以采取重大军事行动为代价。

二　皖南事变" class="reference-link">二　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的发生，决非偶然，它是国民党顽固派坚持反共独裁政策的必然结果。继在华北、苏北制造一系列摩擦之后，1940年3月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又将反共摩擦中心移向华中，把矛头指向新四军，制定《防止皖南新四军具体意见》，加紧了对新四军的限制封锁。先是下令新四军在长江以北的第四、第五支队开赴到江南的南京、芜湖一带，以隔断新四军与八路军、华中与华北根据地，新四军苏北与江南、苏南与皖南部队的联系，陷新四军各部于孤境。同时，制定三路进攻新四军计划，命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二游击区副总指挥冷欣、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向新四军皖南、苏南、苏北、皖东及皖中部队大举进攻，企图各个击破。

1940年9月底，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10月上旬，英国政府宣布将按时重新开放关闭三个月的滇缅路。在国民党高层看来，这意味着英、美当继续支持国民政府牵制在华日军。10月中旬，蒋介石等人研究了解决中共问题的方针、态度、行动、兵力、地区等部署⁽²²⁾。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在蒋介石的指使下，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出“皓电”，诬蔑八路军、新四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宣布将《中央提示案》“正式抄达”，限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²³⁾。这实际上表明皖南事变拉开了序幕。

继发出“皓电”之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策划围歼皖南新四军各部。他们在严令催逼新四军北移的同时，命令顾祝同在皖南部署包围新四军，命令李品仙、冷欣分别在江北、江南部署堵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如意算盘是：如皖南新四军移动，就在新四军行军途中乘机围歼之；或借日伪军之手，消灭新四军于渡江之际；如新四军仍不遵令北动，则以不服从命令为借口就地解决。局势日趋紧张，尤其是新四军方面，情况十分紧急。

1940年11月1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拟定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

在此情况下，11月9日，中共方面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发出了致何应钦、白崇禧的“佳电”，从行动、防地、编制、补给、边区和团结抗战六个方面，对何、白“皓电”作了公开答复。“佳电”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造谣污蔑，揭露了亲日派妄图“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的险毒用心；历陈了八路军、新四军数年来团结抗战，御敌保国，收复失地的事实。对于“皓电”要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全部开到黄河以北的命令，“佳电”要求对于江南新四军“宽其限期，以便解释深入，不致激生他变”；对于在江北的新四军各部，“则暂时拟请免调”，同时责成“整饬军纪，和协友军，加紧对敌之反攻，配合正面作战，以免操之过急，转费周章”⁽²⁴⁾。

在得悉朱德等“佳电”之后，国民党方面该如何处置？是“置之不理”，还是“严词驳斥”，抑或“由中正式命令限其如期集中河北”？蒋介石没有马上作出进一步的决断⁽²⁵⁾。稍后，蒋还同意把八路军、新四军的移驻日期推迟到12月底。国民党方面之所以没有立即催逼新四军按照规定日期北移，一是认为当时尚在“国际局势未定之时”，“如过于硬性反于我不利，而且彼于此时决不肯轻易调防河北，如此则徒失威信，或引起纠纷，故不如此弹性留有旋转操纵在我之余地为宜也”；另一重要因素是日本尚未正式承认汪精卫政权，蒋介石等人“决待倭敌承认汪伪以后，或待敌是否承认汪伪之真相判明以后，再发此令，比较妥当”⁽²⁶⁾。

11月30日，日本方面与汪精卫签订《基本关系条约》之后，蒋介石立即逼迫八路军、新四军北移。他催促有关僚属准备对于朱、彭“佳电”的复电稿，并且亲自修改定稿⁽²⁷⁾。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向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发出了“齐代电”，再度指责八路军、新四军不服从命令，对国民党军队“侵袭”和实行“割据”，是导致各地摩擦迭起的直接原因，要求迅即遵令将八路军、新四军部队“悉数调赴河北”⁽²⁸⁾。次日即12月9日，蒋介石又发出如下电令：“令朱彭叶项（即发）。前令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各部，限期开到黄河以北作战，兹再分别地区宽展时期，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一月三十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各地之第十八集团军所有部队，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希即遵照何白参谋正副总长十月皓电所示之作战地境内，共同作战，克尽职守，毋得再误。此令。蒋中正。十二月九日。”⁽²⁹⁾与此同时，国民党调集重兵，进行围歼皖南新四军的部署。到1940年12月底，除了李品仙、冷欣各部在江北、苏南进行堵击布防外，皖南方面，第五十二师、一〇八师、七十九师、一四四师、四十师和六十二师一个团、新七师一个旅，在宣城、泾县、宁国、旌德、太平、青阳、南陵、铜陵地区，构成对新四军的重重包围⁽³⁰⁾。至此，皖南新四军已经成为陷入险境的孤军，情况万分紧急。

自从11月9日朱彭等发出“佳电”之后，中共中央便明确指示：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北移），对华中取自卫政策。同时，多次指示在皖南的新四军必须在12月31日之前全部北移，北移中要提高警惕，做好充分的自卫准备⁽³¹⁾。但是，新四军主要领导人对于皖南新四军主力部队如何移动犹豫不决。12月26日，中共中央致电批评了项英等人，要求对于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12月25日蒋介石面告周恩来“渡河不得再缓”⁽³²⁾之后，12月31日毛泽东、朱德还就如何渡江北移致电叶挺、项英。但是，这一切努力实际上为时已晚。

1941年1月4日至13日，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9000余人在奉命转移途中，由于判断错误，加之内部意见分歧，对外联络中断等，结果误入国民党军队在泾县茂林地区事先设好的包围圈。经过数日的恶战，新四军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或牺牲、或被俘。新四军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参谋长周子昆等高级军官和干部牺牲。1月17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出通令：“据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删（十五）亥电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阴谋不轨，已非一日。本月初，自泾县潜向南移，竟于四日胆敢明白进攻我前方抗日军队阵地，危害民族，为敌作伥，丧心病狂，莫此为甚。我前方被袭各部队，对此不测之叛变，若不忍痛反击，不仅前线各军之将士无以自卫，而且整个抗战之国策，亦必被其破坏无余。”通令接着诬蔑新四军为“抗命叛变”，宣布撤销其番号，将新四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³³⁾。这样，国共关系处于抗战爆发以来最为紧张的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进行了坚决的反击，认为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才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否则不但不能团结全国人民，不能团结本党本军，而且正中蒋介石的诡计。中共中央决定，“佳电”的温和态度立即终结，在政治上发动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³⁴⁾。中共中央认为：皖南事变后，国民党还不敢与共产党分裂，共产党也不宜与国民党分裂；故决定“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首先在政治上发起反攻，在全国通过各种宣传媒介，宣传事变真相，动员全国爱国军民与国际友人、海外侨胞，共同反对反攻顽固派的阴谋⁽³⁵⁾。

1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就皖南事变发表谈话，指出：“此次惨案，并非偶然，实系亲日派阴谋家与反共顽固派有计划之作品。”谈话历数国民党顽固派发起的反共摩擦事件之后，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蓄谋围歼皖南新四军的真相，进而提出如下要求：1．严惩罪魁祸首；2．释放被俘将士，保障叶挺等人生命安全；3．抚恤死难将士及其家属；4．停止华中剿共战争；5．平毁西北之反共封锁线；6．停止各地残害共产党员及爱国人士，释放政治犯；7.肃清亲日分子；8．反对破坏抗战、破坏团结；9．严整抗日阵容，坚持抗日到底⁽³⁶⁾。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指出：皖南事变是国民党有预谋有计划的反共行径。“这是抗战以来国共两党间，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空前的严重事变，应该引起全党及全国人民的注意”。“国民党这一政治步骤，表示他自己已在准备着与我党破裂，这是七七抗战以来国民党第一次重大政治变化的表现”。为了反对国民党的进攻，并维护民族抗战的大局，中共中央决定：在各抗日根据地，通过刊物、报纸、会议等各种途径，对国民党的反动行径提出严重抗议；在宣传鼓动工作中，应无情揭露国民党自抗战以来一切倒行逆施的黑暗的反动的方面，指出只有实行民主政治，才能抗战胜利；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应充分提高警觉性和作战准备；在大后方，应运用各种不使党的组织遭受破坏的、侧面的、间接的方式，动员舆论和群众，特别抓住物价高涨去提高人民的不满情绪到要求驱逐亲日派，改组国民政府，实行民主抗日的水平⁽³⁷⁾。1月22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就解决皖南事变问题发表谈话，提出十二条要求：悬崖勒马，停止挑衅；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惩办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及上官云相三人；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撤退华中的“剿共”军；平毁西北的封锁线；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实行三民主义；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³⁸⁾。这就把中共关于解决事变的原则主张，更为全面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在重庆，周恩来等代表中共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有理有节的斗争。1月17日晚上，周恩来得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反动命令和谈话后，立即向何应钦和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严重抗议，在电话里愤怒斥责何应钦：“你们的行动，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作了日寇想作而作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当天深夜，周恩来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一题词冲破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的封锁，得以刊登在1月18日的《新华日报》上，在重庆广为散发，有力地控诉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血腥罪行。18日下午，叶剑英主持起草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文章，经周恩来审阅后，19日即用秘密传单散发。文章就“所谓新四军违反命令不受调遣的问题”，“新四军渡江路线问题”，“新四军移动时间问题”，“所谓借端要索问题”，“究竟谁打谁的问题”，痛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四军的污蔑，揭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³⁹⁾。同时，国民参政会的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等还以拒不出席国民参政会，以对国民党顽固派迫害新四军、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行表示抗议⁽⁴⁰⁾。

对于皖南事变给新四军造成的巨大损害，中共中央针锋相对地采取了措施。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鉴于叶挺陷身囹圄，决定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命令要求陈毅等“悉心整饬该军，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⁴¹⁾。1月23日，陈毅等新四军将领发出就职通电，旋即在苏北盐城成立新四军军部，并扩大整编为七个正规师，分派粟裕、张云逸（旋改罗炳辉）、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谭震林、张鼎丞等七人为师长⁽⁴²⁾。这是对国民党围歼迫害新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的最有力的回击。另外，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在军事上进行了自卫作战的全面准备。

皖南事变发生前后，国内外各方人士纷纷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1941年1月14日，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彭泽民发表致国民党中央宣言，指出：“最近则有讨伐共军之声竟甚嚣尘上，中外视听为之一变。国人既惶惶深忧兄弟阋墙之重见今日，友邦亦窃窃私议中国（抗日）之势难保持。”宣言指出，一旦发动剿共战争，则过去之悲剧又将重演，抗战之基础将毁于一旦。认为国民党应“慎守总理遗训，力行我党国策，撤消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以奠定抗日基础⁽⁴³⁾。1月12日，旅港人士400余人联名发出文电，吁请停止内战，恳请蒋介石“明令凡属抗战部队，俱应加以优容保护，以示大度，表以至诚，使友邦无疑虑之揣，而幸灾乐祸之流无间可入”⁽⁴⁴⁾。此外，如上海各界民众团体、全美洲洪门总干部监督司徒美堂、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菲律宾侨胞团体等众多中外组织和个人，也纷纷致电或发布宣言，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呼吁国共两党团结抗战。

皖南事变发生后，当时主要新闻报刊基于不同的立场，发表了各自的评论。1941年1月18日，重庆《中央日报》刊登社论《军队的纪律和民主》。该社论诬称：“新四军擅自行动，是反抗军令，破坏军纪的重大问题，万万不能忽视的。当局为贯彻军令，维持军纪起见，不得不采取断然的措置。这不但与政治问题无关，而且与其他部队也风马牛不相及，责任完全在叶挺、项英几个人身上。”1月22日，《大公报》发表了题为《拥护统一反对分裂》的社论。社论指出：“拥护统一，反对分裂，是全体国民的良心，是我们抗战建国的所必不可缺的条件！尤其在这大敌当前，强敌日削，胜利接近之时，我们全体国民必然唾弃一切蔽于党见而贻害国家的行为！”社论认为：“在信守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原则之下，任何党派的政治主张，容或因求治之急而近于激，非但可谅，亦且可敬。”关于皖南事变的处理，该社论建议：“我们恳切希望叶挺氏个人能邀得宽大的处分，更恳切希望中央小心翼翼的处理此问题，勿使有节外的牵连与蔓延！”1月29日，针对一些敌对势力借口皖南事变散布谣言，以蛊惑国内外视听的恶劣行径，《大公报》又刊载《整饬军纪准备反攻》的社论。社论指出：“敌人对我们原是幸灾乐祸的，它希望中国自溃自裂，它也希望中国失掉国际友邦的同情与援助。在平时，它还在无中生有的造谣，寤寐以求的幻想，现在遇到这个新四军问题，它自然要藉此造谣与挑拨。问题的关键，完全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上。敌人希望我们分裂，我们必坚持团结与统一；敌人希望我们内乱，我们必严明法纪，显示出一个秩序井然有条不紊的国家。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相信国际各友邦也必然认识中国，而更同情中国。”⁽⁴⁵⁾总的来看，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日益不得人心。皖南事变后，中共坚决贯彻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方针，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及时揭露事变的真相，表明了正确的立场，从而广泛地争取了诸多中间力量、民主人士，得到国内外舆论正面的支持。这些既有助于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和对日作战，还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民主反对独裁的运动，使之走向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