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攻克两湖" class="reference-link">第二节　攻克两湖

一　占领长沙" class="reference-link">一　占领长沙

广东国民政府在委任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的同时，又积极给予物质支持，送去军费毫洋10万元⁽⁶¹⁾。6月2日，唐生智在衡阳宣布就职。所部共辖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教导师和鄂军第一师，由何键、李品仙、刘兴，周斓、叶琪、夏斗寅分任师长。同时，唐生智还受命统一指挥在湘南作战的第四、第七、第八军的部队。

6月15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张发奎部自广州出发。其后，各部陆续北上。这时吴佩孚正以主力在南口方面对冯玉祥的国民军作战，对北伐军的实力估计不足，因而他命令叶开鑫的湘军和李倬章的援湘军在湖南暂取守势，确保两湖。叶开鑫部自衡山，渌田作战失利后，即以主力沿涟水、渌水布防，抢修工事，并以部分兵力袭扰北伐军两翼。当时，叶开鑫、李倬章指挥下的各色部队还有十多万人，但是内部派系复杂，湘军各部都力图自保。援湘军和原粤军等部又想乘机占据湘南地盘，统一调度指挥十分困难。而且，北军大都已欠饷数月，其后方又有中共组织领导的工农群众进行袭扰破坏，加之北军抓夫抢粮，造成民众逃避，各部供应困难，军心动摇，士气十分低落。

6月下旬，北伐军第四、第七、第八军主力已集结到湘南前线。计有第四军第十师陈铭枢部、第十二师张发奎部、独立团叶挺部、第七军第二旅李明瑞部、第七旅胡宗铎部和第八旅钟祖培部，以及第八军的6个师，总兵力约六万余人。各军将领因大敌当前，还能够互相协助。第四、第七、第八军训练有素，经初战告捷，士气高涨。湘南地区山峦起伏，湘粤间的运输主要靠肩挑人抬，给北伐军的供应造成很大困难。在中共湘粤两省地方组织的领导下，两省的工农群众掀起支援北伐的热潮。广东省港罢工工人组织了数千人的运输队和卫生队，随军行动，湘南各县也发动数万农民挑担运输，终于使北伐军的后勤供应得到保障。和北军比较，北伐军的战斗力已明显占有优势。

为了乘当面之敌内部混乱，吴佩孚主力远在南口之机尽快夺取湖南，唐生智于6月21日提议，不待各军全部到达即发起总攻，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第四军代军长陈可钰等人表示赞同。经蒋介石同意后，自6月29日起，湘南的北伐军分为左、中、右三路向前沿推进，7月5日发起进攻，主攻目标直指长沙。

攻势开始后，第七军和第八军一部组成的左路军向娄底一线进攻。当时洪水猛涨，涟水江面船只又被北军控制，左路军得到当地民众提供的30艘木船，在火力掩护下强渡成功，于7月6日攻占娄底。以第八军主力组成的中央军向潭市、湘乡一线进攻。因该处地形复杂，又为叶开鑫部的中心防区，中央军何键师进展缓慢。在刘兴师的增援下，终于在7月9日突破敌军防线，占领潭市、湘乡，叶开鑫部纷纷向湘潭、长沙败退。

右路军由第四军组成。7月9日，进攻由赣军唐福山、粤军谢文炳部据守的渌水防线。张发奎率第十二师主力在右翼主攻醴陵，叶挺率独立团在左翼泗汾镇助攻。同日晚，独立团向泗汾桥守敌唐福山部一个团发起突袭，当地农民武装同时袭扰敌阵和后方。经激烈夜战，于10日晨夺取了泗汾桥和泗汾镇。独立团随即向醴陵追击，沿途又击溃敌军两个团。同时，第十二师主力攻占楚东桥。此际，中共湘东地方组织动员的运输队、侦察队、向导队、救护队、疑兵队纷纷参战，株（洲）萍（乡）铁路工人则破坏湘赣交界处的铁路，断绝赣军唐福山部的后援。面对北伐军的正面进攻和工农武装的后方袭扰，醴陵地区的北军迅速陷入混乱，于7月10日下午放弃渌水防线，向东北方向撤逃。叶挺率独立团急追30里，于当日下午占领醴陵。

北伐军突破涟水、渌水防线后，北军主力虽因撤退迅速而未遭歼灭，但其内部已呈土崩瓦解之势。原归附于叶开鑫的贺耀组、邹鹏振、林拔萃等率部退往益阳、常德一带，赣军唐福山部逃回江西萍乡，吴佩孚所派的各部援湘军先行撤到湘东北。叶开鑫率所属部队撤入长沙，也无心据守，溃兵在市内大肆抢劫，造成城内一片混乱。

为了迎接北伐军和保护长沙市民，中共湖南区委领导的湖南省工团联合会迅速组织起一千余人的工人保安队，在市区缉拿溃兵，维护治安，并动员民众欢迎北伐军。这些使叶开鑫部更为惊恐。7月10日夜间，离城北逃。工人保安队控制了市区。11日晨，北伐军第八军第三师李品仙部在工人保安队和市民的欢迎下进入长沙。同日，第八军追击部队在长沙水陆洲将叶开鑫下属的第二旅包围缴械，俘虏旅长刘雪轩以下两千余人。第七、第八军随即分兵向北追击，至7月12日，占领浏阳、宁乡、湘阴、益阳等城。

7月14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长沙市党部和长沙工会、农会、教育会和学联的代表赴湘潭迎接北伐军将领入城。16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在长沙举行欢迎国民革命军北伐大会，有二百多个团体，五万多群众参加。唐生智和第七军第二路指挥胡宗铎等将领也参加了大会。会议高度评价湖南各界人民支援北伐的功绩，胡宗铎说：“唯以此次经过情形而论，进驻长沙，并未战争，完全民众力量得到。”“叶部之跑，不是打跑的，是民众在其后防，故意恐吓赶走的。”⁽⁶²⁾

7月25日，湖南省政府成立，唐生智任主席兼军事厅长，宣布废除赵恒惕主政时期的省宪法，解散省议会。同日，湖南人民讨吴委员会恢复。8月3日，广东国民政府根据唐生智的呈请，任命了省政府的其他成员：民政厅长冯天柱、财政厅长刘岳峙、教育厅长周鳌山、建设厅长邓寿铨、秘书长修承浩。8月16日，国民党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会议通过了扶助工农运动的宣言。在当选的29名执、监委员中，有共产党员夏曦、周以栗、易礼容、熊亨瀚、谢觉哉、何叔衡等十余人。

唐生智看到工农运动的巨大威力，想借助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力量壮大自己的势力，公开表示支持省内工会和农会的活动，并向中国共产党提出进步要求，同时还请中共向第八军派遣政工干部。7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动员民众，“推动这个北伐，响应这个北伐”，“使北伐更多具有革命的意义”⁽⁶³⁾。根据通告精神，中共湖南区委利用省内的有利形势，加快开展工农运动。在以郭亮为委员长的全省工团联合会的领导下，湖南省内迅速组织起有十余万工人参加的76个工会联合会。中共湖南区委又继续派出农运特派员深入农村各地，大力组织农民协会。从7月下旬到9月上旬，湘中、湘南和湘北各县农民协会发展迅速，全省农民协会会员达到四十余万人，能够直接领导农民200万以上。

中共湖南区委在开展工农运动时，把支援北伐战争作为重要内容。为了支持北伐军向湖北推进，湖南工团联合会组织五批运送队，供北伐军差遣，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工人也组织有数千人参加的运输队、铁路破坏队和侦察队，随北伐军一起向武汉推进。在北伐军尚未到达的湘北地区，当地农民协会也组织起宣传队、慰劳队、向导队、运输队、暗探队、疑兵队、破坏队等，积极准备迎接北伐军，并对北军的后方进行袭扰破坏。工农群众对北伐的大力支援，为下一期北伐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二　长沙会议与汨罗江会战" class="reference-link">二　长沙会议与汨罗江会战

入湘告捷坚定了广东国民政府首脑们的胜利信心，极大地提高了国民政府和北伐军的声望。原先游移于南北之间的西南各派地方势力，这时的政治态度迅速发生变化。6月下旬，贵州军阀袁祖铭、王天培派代表赴粤，与国民政府洽谈，声言愿加入北伐。7月27日，袁祖铭致电国民政府，正式表示愿出发湘、鄂，效力党国，讨伐吴贼。随后，接受国民政府委任的左翼军总指挥职务。袁部彭汉章、王天培也分别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九、第十军军长之职，统归袁祖铭指挥。同月，驻赣南的赣军第四师赖世璜部正式投附国民政府，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一师；湘军贺耀组部被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赖心辉、刘成勋等也派人和国民政府联系，表示愿参加国民革命，并于8月13日通电讨伐吴佩孚。

长沙既克，下期作战方略成为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思考和辩论的主题。7月16日，第七军第二路指挥官胡宗铎致电蒋介石、李宗仁，分析形势，建议迅速进取武汉，对江西暂取监视态度⁽⁶⁴⁾。24日，唐生智在长沙召集第四、第七、第八各军将领会议，唐生智、李宗仁主张同时进攻鄂、赣，胡宗铎仍坚持原议。会议通过唐、李主张，随即电告蒋介石，并草拟意见书，派专人送蒋⁽⁶⁵⁾。

7月27日，蒋介石偕苏联顾问加伦和行营参谋长白崇禧等总部人员由广州出发，赶赴北伐前线。8月3日，抵达湘南郴州，一路受到民众和农民协会的热烈欢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鞭炮毕剥之声联珠裂帛，各村人民与农会有迎于十里之外者，殊甚可感。农民协会组织尤为发达。将来革命成功，当以湖南为最有成绩”。⁽⁶⁶⁾8月5日，蒋介石与加伦、白崇禧等会议，研究下期作战计划。加伦顾虑到武昌时会遇到帝国主义的阻碍，主张多加兵力，先攻武汉，对江西暂取守势，蒋介石赞成加伦的意见⁽⁶⁷⁾。会议决定，以第一、第四、第六、第七、第八军担任洞庭湖以东之线，为主攻，以第十军担任洞庭湖以西之线，为助攻，仅以少数兵力监视赣西⁽⁶⁸⁾。10日，蒋介石会见来访的李宗仁，觉得李是一位“血心军人”，与他结为把兄弟⁽⁶⁹⁾。12日，蒋介石抵达长沙，当晚即召开有加伦、白崇禧、唐生智、李宗仁、邓演达、朱培德、陈可钰和黔军袁祖铭的代表等二十多人参加的军事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方案。会上，蒋介石重提攻鄂、攻赣先后问题，征求与会者意见。会议经过反复讨论，决定仍依出师前原定方案进行⁽⁷⁰⁾。

在长沙期间，蒋介石先后发布进攻训令及《讨吴宣言》、《对外宣言》等文件，号召军民各界“奋我戈矛，挞彼国蠹；牺我生命，救我民生”。同时，要求各国“扶持正义，赞助我国民革命”⁽⁷¹⁾。一场与直系军阀的大决战即将开始。

8月14日，蒋介石检阅第七、第八两军。当检阅到第八军时，乘骑受惊乱跑，将蒋介石摔到地下，使蒋非常难堪⁽⁷²⁾。15日，蒋介石又专程到株洲，检阅作为总预备队的第一军第一、第二两师。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党人被排挤，该军取消了政治工作，入湘途中拉夫骚扰，军纪极坏。蒋介石对此烦恼之极，曾于7月26日致电指挥官王俊等人，要求严肃行军纪律，但并无效果⁽⁷³⁾。在株洲，蒋介石作了长时间训话，以至“喉为之哑”。

蒋介石到长沙后即企图掌握湖南各方面的权力，他向唐生智表示：“现在是党权高于一切，政治、军事等都要由党来决定。”⁽⁷⁴⁾当时，唐生智正盛气十足，岂肯向蒋介石低头。自此，蒋唐矛盾日深。后来在武昌攻城战期间，蒋唐之间更闹到不能并立的地步。

唐生智的第八军迅速扩充至六个师，共二十多个团。为了制约唐生智，重振第一军，蒋介石一度向中国共产党和苏联顾问表示，希望维持第一军，维护总司令威信，并招请被迫退出第一军的共产党员回去工作。8月25日，蒋介石出席国民党湖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报告称：“能与帝国主义者对抗的，国内的革命同志只共产党，国外的革命同志只苏俄。所以要想革命早日成功，应联络共产党与苏俄共同奋斗。”⁽⁷⁵⁾当时，中共中央采取的态度是：“现时对蒋、唐的冲突，不去助长，也不去消灭，只维持其平衡，在这个平衡的维持中，还可迫他们多做点革命工作。”⁽⁷⁶⁾

根据长沙会议决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将北伐前线各军编为左翼军、中央军、右翼军和总预备队，仍以唐生智为前敌总指挥，其战斗序列如下：

左翼军：由新归附的黔军编成的第九、第十军组成，袁祖铭任总指挥，受命从湘西常德一带向鄂西宜昌、沙市进攻。

中央军：由第四、第七、第八军组成，唐生智兼任总指挥，全军分左、右两个纵队，受命从湘东北汨罗、平江一线向岳州、蒲圻进攻，然后向武汉推进。

右翼军：由第二、第三军和新归附的赖世璜的独立第一师、第五军的第四十六团组成，朱培德任总指挥，受命警戒江西方面。

总预备队：由第一军的第一、第二师和第六军组成。

进攻开始后，由于孙传芳坐山观虎斗，右翼军8月间未进行战斗。左翼军方面，黔军将领袁祖铭、彭汉章等拥兵观望，只有编为彭部第一师的湘西地方武装贺龙所部作战努力，于8月15日攻占临澧。在汨罗江前线担任主攻的中央军，事实上成为这一阶段作战的主要力量。　

北伐军中央军当面之敌为叶开鑫、李倬章指挥下的湘军和护湘军，连同吴佩孚派来的各路援军，总兵力号称10万人。北伐军攻占长沙虽使吴佩孚感到震惊，但是因南口战事紧张，吴佩孚一时难以抽调主力，只调出豫军、鄂军各一部南下增援。北军以汨罗江为第一道防线，以羊楼司、五里牌、云溪为第二防道线，并以汨罗江北岸的平江城作为第一道防线中的核心据点。虽然北军在汨罗江一线经营工事达一月之久，但是因接连战败，又受驻地民众的敌视和袭扰，士气十分沮丧。北军内部派系复杂，相互不能很好联络，无法形成统一有力的指挥，与北伐军相比，已明显居于劣势。

8月19日，北伐军第四、第七、第八军在汨罗江前线向湘北发起总攻。第八军在左翼担任牵制助攻，先行于白水至新市一线强行渡河，以吸引北军。第四、第七军在右翼担任迂回主攻，总攻开始后即分别向平江和牛车铺、桃林方向进击。为了配合北伐军，中共湘区委员会组织大批工农群众参加运输支前，并在敌后开展广泛的破坏活动。

在平江方向，北伐军以第十、第十二师和独立团共一万余人发起攻击，守敌为援湘军第五十旅旅长兼平（江）通（城）防御司令陆沄所部和桂军韩彩凤部，共计6个团，总兵力也有一万余人，第五十旅又系湘北守敌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8月19日拂晓总攻开始后，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五团缪培南部在平江以南发起正面进攻，因守敌顽强抵抗，未能突破阵地。同日上午，第四军独立团叶挺部得到中共平江地方党组织派遣的民团队引导，突破敌军阵地，迅速迂回到平江城北，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六团黄琪翔部也在农民向导队协助下，突破汨水，和独立团会合，包围平江城。同日中午，叶、黄两部发起进攻，经一小时激战，占领全城。黄琪翔率军直捣敌司令部，敌主将陆沄仓皇自杀⁽⁷⁷⁾。与此同时，第四军第十师第二十八团蔡廷锴部也在汨水上游的三眼桥渡河，占领平江东北的中洞岭，并夺取了当地敌军兵站。至此，第四军在兵力、火力均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凭借顽强的攻击精神和农民武装的协助，仅以一天的时间和官兵173人伤亡的代价，就夺取敌人中心据点，击溃敌人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俘敌一千五百余人。随后，北军残部溃逃途中又被平江农会组织的农民武装杀毙二百余人。平江战斗的胜利，粉碎了北军防线的右翼，形成了包抄汨罗江沿线敌军并予以歼灭的有利态势。

第七军以第一、第二路共四个旅八个团在8月19日发起进攻，于黄塘、浯口市渡过汨水。在进攻中，第七军也得到当地农民武装的大力协助。李宗仁电称：“敌人曾在阵地前埋伏地雷甚多，我军得农民引导，悉数将其破坏，故得安全通过。”⁽⁷⁸⁾第七军渡河后，在第四军的左侧向前推进，经激战后攻占将军山。第四军攻占平江后，北军纷纷后撤，第七军即以第八旅为前锋向堤头方向追击。

第四、第七军突破汨罗江右翼防线后，第八军当面的北军叶开鑫、宋大霈部面临被包围的威胁，慌忙于8月19日晚炸毁汨罗江桥，向岳阳方向退却。20日，北伐军第八军主力在唐生智指挥下渡过汨罗江，沿武（昌）长（沙）铁路向北追击，于当日夜间占领黄沙街，21日占领桃林街。北军的汨罗江防线至此全线崩溃。

汨罗江败后，北军试图在岳州、五里牌、通城一线固守，但是官兵已无斗志，内部更加混乱。北伐军根据预定计划，以右翼第四、第七军向通城、蒲圻追击，准备断敌退路，再会同沿武长铁路追击的第八军，将北军歼灭于黄盖湖以南地区。

8月21日，第四军以第十师为先导，向通城、蒲圻发起追击，第七军则向南冲、长安桥追击。与此同时，第八军主力向岳阳发起进攻。叶开鑫的湘军和宋大霈等部援湘军见正面和侧后都受到威胁，慌忙向临湘、蒲圻实行总退却。是时，各路北伐军全线猛追，“血肉相搏，炮声隆隆，四处民众更群起响应，敌军不知虚实，无心恋战，乃弃城而逃”⁽⁷⁹⁾。

湘鄂边界多崇山峻岭。第四、第七军官兵来自南方，习惯于山区作战，又有当地民众送水送饭和引路，因而前进迅速。北军官兵大都不习惯山区环境，当地民众因历年来受北军烧杀淫掠之祸，到处袭击溃败的北军。北军感到四面受敌，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8月22日，北伐军第四军第十师攻占九岭高地和通城，切断北军退往湖北的重要通路。然而，由于北伐军各部在进展中联络困难，第七、第八军将领又急于争先抢功，任意发展，未能和第四军很好协调，结果，第四军因孤立突出，兵力不足，未能封锁通城至羊楼司之间近百里的空隙地带，溃败的北军大部由此逃走，全歼敌人于黄盖湖以南的计划因而未能实现。

8月22日，北伐军第八军占领岳阳，并以一部追击至五里牌、羊楼司。鄂军宋大霈部抢夺火车北逃，一小部分被截阻后投降。未能抢到火车的叶开鑫部湘军一部乘船逃向洞庭湖西的华容、安乡，一部向第八军投降。至8月23日，汨罗江会战基本结束。

在历时五天的汨罗江会战中，北伐军击溃叶开鑫的湘军和吴佩孚的援湘军主力，俘敌七千余人，吴佩孚的势力基本上被逐出湖南，进军湖北的大门由此洞开。

三　汀泗桥、贺胜桥大捷" class="reference-link">三　汀泗桥、贺胜桥大捷

北伐军取得汨罗江会战的胜利后，前锋直指吴佩孚的统治中心武汉。刚被吴佩孚重新任命为湘军首领的赵恒惕和吴佩孚留守两湖的部将陈嘉谟、李倬章接连致电吴佩孚，报告败绩，并说：“非帅座亲临，万难挽回。”⁽⁸⁰⁾吴佩孚和张作霖自8月14日联合攻占南口，打败国民军后，正围绕着北京政权问题进行势力争夺，得知湖北告急后，吴佩孚被迫于8月21日离长辛店南下，只在该地设留守司令部，留齐燮元主持北方事务，将北京城让给了张作霖。吴佩孚的精锐刘玉春、陈德麟等部也南调湖北。8月25日，吴佩孚到达汉口，翌日召开将领会议，决定以宋大霈、董政国率前线退军固守汀泗桥一线，以刘玉春等部随后赴援，必要时准备开掘金口大堤，水淹北伐军。同时，吴佩孚又电催孙传芳由江西出兵湖南，攻击北伐军的右翼。

北伐军根据长沙会议确定的直捣武汉的目标，于汨罗江会战胜利后迅速向北进击。8月23日，第四军在通城截获吴佩孚密电，知其已率部南下增援。同日，第四军代军长陈可钰、党代表廖乾五等在通城召集第四军各部指挥官开会，一致认为应乘敌主力未到前抢占天险汀泗桥。会后，叶挺率独立团作为第四军前锋，于8月25日抢占中伙铺车站，将乘火车向北撤退的敌人一个团截住，俘敌四百余人。蒲圻方面之敌因后路被截断，被迫向尾追的第七、第八军投降。同日晚，第四军主力赶到汀泗桥当面。全军经过七天连续作战，在崎岖山间追击四百多里，官兵已十分疲劳，为了不失战机，全军未经休息即于8月26日拂晓向汀泗桥发起攻击。

汀泗桥为粤汉铁路上的重镇，距武昌约六十公里，西北端是湖泊，因夏季水涨，其外围南、西、北三面环水，东面又是崇山峻岭，仅有百余米的铁路桥从镇西南的河面上穿过，因而成为武汉以南最险要的门户。当北伐军赶到汀泗桥西南端时，宋大霈、董政国已纠集湘鄂军残部和来援的陈嘉谟的第二十五师一部，共二万多人，占领汀泗桥东北的险要地段，并抢修了工事。宋大霈被吴佩孚任命为总指挥，设司令部于贺胜桥，统一指挥前线守军。

8月26日白昼，北伐军第四军分路进攻汀泗桥正面阵地，因地形险要和敌军火力猛烈，均未得手。傍晚，陈可钰到火线视察，感到正面攻击夺桥困难。当时，敌军援兵很快就要南下，情况紧迫，独立团团长叶挺和第三十六团团长黄琪翔建议夜袭，经陈可钰和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等研究决定：陈可钰率主力利用夜色由正面攻击，张发奎率独立团和炮兵营由东侧迂回，插向敌后重镇古塘角。

当日午夜，黄琪翔率第三十六团一部偷渡过河，迅即以猛烈的冲击，夺取敌中央阵地赤岗亭等处制高点。至27日拂晓，第二十九、第三十团也由正面突入敌军阵地，和反扑之敌反复争夺。此时，独立团由右翼迂回，插入敌军侧后。汀泗桥前线吴军因前后受敌，很快发生混乱，第三十五团乘机于27日上午7时半冲过汀泗桥铁桥，攻入汀泗桥镇街区。吴军各部丢弃阵地，纷纷向北溃逃，其间因混乱拥挤，许多人落水。逃窜不及者则纷纷向北伐军投降。

27日上午9时，叶挺率独立团攻占敌后重镇古塘角，因溃逃的吴军大部已越过该处，沿武（昌）长（沙）铁路北窜，独立团遂跟踪向咸宁方向猛追。张发奎要求独立团追击不得超过15里，叶挺在追击中发现，汀泗桥至咸宁一线地形险要，铁道两旁均为水淹，如不迅速追击，待敌在此狭路上组织防御，将会给攻击造成极大困难。因此，叶挺率独立团冒险前进，在两小时内追击30华里，于上午11时占领咸宁，俘虏城内尚未撤退的吴军。这一见机进取的果敢行动，事后受到陈可钰和友邻部队的赞扬⁽⁸¹⁾。

第四军在吴佩孚主力南下前，以万余人的兵力向数量占优势的汀泗桥守军进攻。两日之内，夺占汀泗桥和咸宁，并毙敌千余人，俘敌二千四百余人，缴获大炮4门，步枪三千余支、自身仅伤亡379人。这一胜利，打开了武汉以南鄂境内最险要的门户，为北伐军在贺胜桥同吴佩孚主力决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四军在汀泗桥战斗时，第七、第八军也在其后沿武长铁路推进。第七军于8月27日占领崇阳，28日占领蒲圻，并前进到咸宁和第四军会合。第八军第二师何键部于8月26日至28日在岳州下游的临湘地区渡过长江，占领新堤。第八军下辖的鄂军第一师夏斗寅部也继何键部之后渡江。当时，吴佩孚集中兵力于武汉以南，长江左岸兵力空虚，吴军在长江中的舰只也撤往武汉附近，因此，第八军渡江部队未遇到有组织的抵抗，顺利由江左湖泊地带向汉阳推进。

北伐军占领汀泗桥、咸宁之后，前锋已接近贺胜桥。贺胜桥西濒黄塘湖，东依遍布蒿草丛林的杨林塘，四周为波状地和小湖沼，不便于作战双方发扬火力，但对攻击精神旺盛、擅长于短兵相接的北伐军是有利的。吴佩孚因汀泗桥天险已失，只得选择贺胜桥作为决战战场。8月27日，吴佩孚亲率其精锐第十二、第十三混成旅、军官团和刘玉春的第八师、陈嘉谟的第二十五师主力，分乘火车赶到贺胜桥，又纠合汀泗桥败退下来的宋大霈、董政国等部，总兵力号称十万人，并配有铁甲列车和野炮、山炮数十门。吴佩孚命所部配置两道防线，根据丛林港汊的地形抢修工事，同时布置刘玉春、陈嘉谟各备大刀队在前线押阵。吴自己乘坐竖着“吴”字大旗的专列巡行督战，“限三日夺回汀泗桥”⁽⁸²⁾。

8月27日，蒋介石到达蒲圻车站。前敌总指挥唐生智建议尽快乘胜进攻武汉三镇，蒋介石表示赞成，随即下令进攻贺胜桥。28日，唐生智赶到咸宁，要求乘吴军阵地未巩固之前，迅速行动。经与前方将领商讨，最后决定：第四军一部沿武长铁路，一部在铁路左侧，为主攻；第七军在铁路右侧助攻；第一军第二师和第八军第八团为总预备队，确定8月30日凌晨开始总攻。

总攻开始前，第四、第七军进行了热烈的政治动员。部队因连战连捷，士气高涨，纷纷求战。中共湖北区委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组织的担架队、运输队，中共湖南区委组织的武长铁路工人交通破坏队等络绎赶到前线。当地农民因连日遭到北军抢掠，愤而为北伐军充当向导。北军虽有吴佩孚本人督战，但败退下来的各军已无斗志，新调来的部队则为北伐军的威势所震慑，十分恐慌；内部的派系又难以协同。因此，第四、第七两军的攻击部队虽然只有二万多人，但战斗力则远优于吴军。

8月29日，第四、第七军攻击部队向贺胜桥敌前展开，吴军也以一部自阵前出击。下午，第七军前卫第八旅钟祖培部进至袁家铺时，与吴军遭遇，吴军依靠铁甲车作掩护反攻。钟部得到第七军第二旅李明瑞部增援，击退吴军。

同日下午，第四军以第十二师和独立团为前卫向横沟桥推进，晚七时，进至吴家湾、大路廖一线，遭到吴军火力阻击，被迫停顿。到午夜时，吴军仍持续猛烈射击。张发奎、叶挺分析敌情，认为久滞不利，决定利用夜色和地形复杂的情况，展开部队，坚决进攻。8月30日拂晓前，第十二师和独立团迎着吴军的密集火力，全线发起冲锋。由于夜暗和通讯设备落后，各部队之间的联络和指挥十分困难，只能各自为战。官兵们以高昂的斗志自行向前方目标猛冲。与此同时，第七军在第四军右侧发起全线冲击。当面的吴军本已十分恐慌，夜暗中又难以协同和指挥，在火力阻击无效并遭到北伐军猛烈冲击后，各部纷纷自行放弃前沿阵地，向后溃逃。至8月30日拂晓，第四、第七军突进到吴军第一线主阵地杨林塘、桃林铺、王本立等地。

吴佩孚见第一线主阵地危急，于8月30日拂晓集中其精锐第十三混成旅、第八师和第二十五师一部，在炮火掩护下全线反扑。突进到北路学校附近的独立团首当其冲，一时三面被围。独立团在叶挺指挥下顽强抗击，顶住了吴军的反攻。第四军指挥官根据独立团当面的敌情，以预备队第十师投入火线。双方在阵前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格斗。第四军官兵以高昂的斗志，很快杀退了吴军，于上午7时许冲破铁路沿线吴军的第一道防线。

吴佩孚见第一道防线被突破，急令刘玉春、陈嘉谟率卫队制止所部后撤，违者格杀勿论。同时，出动铁甲车沿铁路线攻击北伐军。此际，铁路工人组织的交通破坏队冒着吴军炮火，破坏铁路，使吴军铁甲车被迫后退。第四军各部乘势冲击。上午9时，独立团首先抢占杨林塘，随即在第七军出击部队的策应下，直逼吴军第二道防线的主阵地桃林铺。攻击中，独立团第二营营长许继慎身负重伤，仍坚持指挥部队前进。吴佩孚见主阵地受到威胁，命刘玉春率精锐第八师再次反扑。叶挺所率的独立团因冲在最前面，又一次遭到敌优势兵力的三面攻击，但独立团官兵就地防御，顽强地顶住了吴军的反扑。第四军第二十八团在蔡廷锴率领下随即赶来增援，其余各团也向吴军第二道防线发起攻击。同时，李宗仁指挥第七军主力攻击贺胜桥东侧的石南山、余家坪，并以一部插入吴军侧后，攻击南桥。在第四、第七两军的猛烈攻击下，吴军各部无心再战，纷纷向贺胜桥铁桥及其以北地区溃逃。上午10时，吴军第二道防线崩溃。

吴佩孚在贺胜桥铁桥上督战，见各军蜂拥后退，怒不可遏，命督战队、大刀队在桥上截杀。他并手刃退却的旅长、团长十余人，在电线杆上悬首示众。但是各部已不听命，溃兵们纷纷射击督战队、大刀队。一时互相混杀，吴军更形混乱而无法控制。北伐军第四军先锋乘势冲到贺胜桥铁桥边，弹中吴佩孚所乘列车。吴急令开车，向武昌逃跑。此时，数千吴军官兵正拥挤在铁路桥和桥北端一带，火车从人群中碾过，大批官兵被压死或被挤落水淹死，桥上、桥下积尸累累，许多未逃过铁桥的吴军被迫向北伐军投降。第四军随即冲过铁路桥，完全占领了贺胜桥主阵地。

第七军在石南山、余家坪一线的进展较为迟缓，经反复冲击，至30日黄昏仍未攻入余家坪。入夜后，第七军当面吴军因贺胜桥主阵地已失，遂向武昌、金牛镇撤退。同日，作为预备队的第一军第二师和第八军第三、第四师奉命向贺胜桥推进，未及到达，夺桥战斗已经结束。

8月30日下午1时，第四军代军长陈可钰到达贺胜桥，为扩大战果，陈可钰发出追击命令。因第十二师和独立团伤亡较重，暂留贺胜桥休整，以第十师沿铁路线向北追击。同日晚，第十师进抵绛仙桥。

8月31日晨，贺胜桥一带的吴军已全线溃逃。第四军第十师和第七军第二路向武昌追击前进，第七军第一路向金牛镇追击前进。同日晚，第四军第十师进抵武昌城郊的洪山。吴军沿途丢弃枪械弹药，一部逃入武昌城，一部逃过长江，贺胜桥战斗至此结束。此次战斗中，吴军死、伤、被俘和逃散的官兵总计在二万人以上，北伐军仅伤亡830人。

汀泗桥——贺胜桥之战是两湖战场上一次决定性的会战。通过会战，吴佩孚军阀集团受到了致命打击，北伐出师时预定的首先打倒吴佩孚的任务接近完成了。

四　攻克武汉" class="reference-link">四　攻克武汉

8月30日，吴佩孚由贺胜桥逃回武汉。31日晚，北伐军第四军进抵武昌城郊，攻取武汉的作战就此开始。

武汉是华中的政治经济中心，拥有全国著名的汉阳兵工厂，是吴佩孚统治华中的重要据点。31日，吴佩孚召集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坚守武汉三镇。吴佩孚任命靳云鹗为“讨贼联军”副总司令，鄂军将领刘佐龙为湖北省省长，陈嘉谟为武汉防御司令，刘玉春为武昌守备军总司令；命陈嘉谟、刘玉春率贺胜桥败退下来的吴军精锐一万多人守卫武昌，刘佐龙率其所部鄂军第二师一万余人守卫汉阳，高汝桐、宋大霈等部守卫汉阳。同时，在长江和汉水水面布置军舰和炮艇。吴佩孚本人坐镇汉口查家墩司令部。为了加强兵力，吴佩孚并决定放弃保定地区，将驻守当地的田维勤、王为蔚、魏益三各部抽调南下。此外，吴佩孚又电催孙传芳尽快出兵湘鄂。

北伐军第四、第七军主力于9月1日抵达武昌城下，第七军第一旅于9月2日进抵樊口、鄂城，切断武昌守敌与外界的陆路联系。同时，第八军主力由长江左岸逼近汉阳。为配合北伐军，中共湖北区委领导下的武汉工代会发动各行业工人群起策应。铁路、轮船工人破坏和阻碍吴军交通。汉阳兵工厂工人于9月1日开始总罢工。中共湖北区委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还秘密策动湖北地方系将领刘佐龙归顺北伐军，刘佐龙也表示愿在北伐军抵达汉阳时反正。武汉三镇中，只有武昌守军兵力较强。武昌城墙高厚，城内又有蛇山居高临下，宜守不宜攻，因而夺取武昌的任务倍加艰难。

北伐军抵达武昌城下后，城上的吴军一面不断向北伐军射击，一面抢修环城防御工事。9月2日，出师以来一直作为预备队的第一军第二师刘峙部也赶到武昌城下。同日，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在武昌城外的余家湾召集李宗仁、陈可钰等将领开会，决定乘吴军防御工事未固和孙传芳援军未到，迅速攻城。当日深夜，第一军第二师、第四军第十师、第七军第二师各奋勇队奉命向城下隐蔽运动，准备用长梯爬城。9月3日凌晨3时左右，第一军第二师在忠孝门附近开始架梯，然而因事先准备不周，从居民中临时征集的梯子大都过短，登梯士兵无法爬上城堞。守城吴军发现北伐军爬城，立即以步、机枪射击并投下大量手榴弹和燃烧物，使第二师官兵在城下伤亡累累。与此同时，第四、第七军隐蔽接近城下的部队也被吴军发现，遭到密集火力的攻击。吴军还以蛇山上的火炮和长江中军舰上的舰炮向武昌城外的北伐军射击。北伐军因掩护火力不足，无法压制吴军。天亮前，暴露在城墙下的攻城部队不得不撤出战斗。

9月3日，蒋介石偕白崇禧、加伦等人乘车到达余家湾，随即至洪山麓视察城墙及城内敌情。蒋介石自恃有惠州攻城的经验，对唐说：明天拂晓，第一军第二师将“带头冲锋”，要求各军“跟着冲上去”⁽⁸³⁾。当日，召集各将领紧急会议，蒋介石未仔细分析敌情和了解攻城的困难，就下令再度强攻，确定由李宗仁、陈可钰担任攻城正、副司令。唐生智对第一军第二师的战斗力已丧失信心，坚决要求蒋介石将该师调赴江西，蒋介石认为唐“以下凌上”，是一种不能忍受的“奇辱”。”⁽⁸⁴⁾他训斥刘峙说：“尔等如再不争气，何以立世见人！虽至全军覆没，积尸垒丘，亦非所恤！望奋勇拼死，维持尔等光荣之历史。”⁽⁸⁵⁾

9月4日晚，第一、第四、第七军仓促准备。各师都挑选奋勇队300至500人，配备云梯、手枪、手榴弹、绳索等，作为攻城部的先导。9月5日凌晨3时，蒋介石颁发第二次攻城计划，指示各将领“肉搏猛冲”⁽⁸⁶⁾。北伐军炮兵当即向武昌城内和城墙上的吴军阵地开火，攻城士兵齐呼“革命万岁”，向城墙下冲击。第四军担负忠孝门、宾阳门、通湘门一线的攻城任务，独立团第一营作为奋勇队进攻宾阳门。该营营长曹渊（共产党员）指挥部队迎着城上吴军的火力，涉过护城河，冲到城脚下，挂梯多具，奋勇攀登。但是吴军火力密集，第一批爬城官兵全部牺牲，后续人员仍前仆后继，爬梯攻城。20分钟内，独立团第一营奋勇队几乎全部覆灭。营长曹渊指挥所剩十余人坚持战斗，也中弹牺牲。同时并肩攻城的第十二师第三十六团黄琪翔部伤亡二百多人，第十师奋勇队伤亡过半，进攻被迫停止。

第七军以第二路的两个旅向中和门、保安门和望山门发起进攻。当地因城外民房靠近城墙，第七军奋勇队大都将云梯架于民房之上，然后登梯爬城。城上的吴军准备了许多炸药包、燃烧罐和手榴弹，这时一齐抛下，城外民房一片火海，第七军奋勇队随即后撤。第一军第二师进攻忠孝门至武胜门一线，其奋勇队虽几次冲到城墙下，都被城上守军的密集火力击退。师长刘峙唯恐其他部队已攻城得手，为抢夺头功，竟通报称，第二师第六团已攻进城内⁽⁸⁷⁾。第四、第七军得讯后，调动预备队再次进攻，结果又付出许多伤亡。9月5日天亮后，第四军已冲到城墙下的奋勇队在敌军火力下进退不得，只得暂伏于城壕之中待天黑撤出，后续部队因无法再攻，暂时退向安全地带。在城墙下牺牲的官兵遗体，也无法收取。当日上午，蒋介石得到第二师入城消息，信以为真，非常高兴。后从白崇禧处得知，消息不确，“愁急不知所为”⁽⁸⁸⁾。

北伐军两次攻击武昌失利，伤亡二千余人。9月5日，蒋介石和李宗仁、陈可钰等到前线视察后，也感到硬攻无望。6日，蒋介石和各军将领在洪山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少数兵力在城外对敌保持警戒，主力撤到城外较远的地区集结整顿。

武昌攻城战虽受挫折，但唐生智的第八军却以四个师迅速攻下汉阳、汉口。9月3日，第八军逼近汉阳城郊，守敌刘佐龙召集鄂军第二师营以上军官开会，宣布归顺革命军。5日，鄂军第二师调转炮口，轰击汉阳龟山上的吴军高汝桐师的指挥所，北伐军第八军第一师何键部乘势冲进汉阳城。中共湖北区委领导下的汉阳工人武装也起而响应，解除汉阳兵工厂内吴军的武装，并用厂内的武器向吴军阵地射击。吴佩孚忙令守卫汉口的靳云鹗率兵过汉水向汉阳反扑。不料吴佩孚在汉口查家墩的司令部又遭到刘佐龙部的炮火袭击，吴佩孚惊恐之下，立即乘火车北逃，汉口、汉阳的吴军顿失指挥，陷入混乱。9月6日晨，吴军高汝桐师放弃龟山阵地，渡汉水向汉口逃窜。由于溃兵在浮桥上和渡船上混乱拥挤，上千人溺水淹死。同日，北伐军第八军完全控制汉阳。当晚又强渡汉水，攻入汉口市区，吴军各部纷纷向城外逃走。7日上午，北伐军完全占领租界区以外的整个汉口。长江中的吴军舰船不得不向下游逃遁。至此，武昌城内吴军与外界的联络完全被切断，陷入四面被围的困境。

吴佩孚从汉口逃走时，命令陈嘉谟、刘玉春在武昌固守待援，随后又设司令部于武汉以北的孝感，急调北方援军南下准备反攻。为了不使吴佩孚站稳脚跟，9月8日，唐生智命第八军第三师李品仙部、第四师刘兴部和鄂军第一师夏斗寅部进攻孝感。9日，吴佩孚将司令部移往河南信阳，第八军随之向鄂北追击。14日，第八军进抵广水以北，击退吴军以铁甲车为掩护的反扑，于15日进攻鄂豫两省之间的交通要冲武胜关。经过一天一夜激战，第八军以一千二百余人伤亡的代价，击毙吴军七百多人，俘虏五百多人，缴获铁甲车三列，攻占武胜关、九里关、平靖关、鸡公山一线，吴军残部逃往河南。

北伐军主力向武汉进攻时，北伐军左翼战场上的袁祖铭、彭汉章等黔军将领仍拥兵观望，只有第九军第一师贺龙部作战积极，于9月上旬在湘西慈利、澧县一带击溃湘军叶开鑫、刘铏在当地的部队。9月13日，北伐军左翼贺龙、吕超、杨其昌各师由澧县誓师出发，向鄂西的石首、公安推进。14日，贺龙部击溃吴佩孚属下的鄂军王都庆部，占领公安。9月下旬，贺龙、杨其昌部又在沙市以南击退吴军“长江上游总司令”卢金山所率第二十六师于学忠部和王都庆部的反扑，于28日攻占沙市，卢金山率部退往宜昌。作战中，当地民众积极支援北伐军。贺龙在报告中称：此次作战“竟能以少胜多，固由于士卒猛勇敢战，而农民暗中援助，如报告敌情，向导追击等，收效亦宏”⁽⁸⁹⁾。左翼北伐军攻占沙市，从西侧掩护了北伐军对武昌的围城战。

9月上旬，北伐军第七军第二路占领鄂东数县，使固守武昌的吴军更为孤立。同月15日，为了迫使守城吴军尽快投降，北伐军发布封锁令，禁绝武昌城内外的一切水陆交通，同时，北伐军还以苏联飞行员驾驶的两架飞机连续向武昌城内吴军营地投弹并散发传单。其间，因北伐军开辟江西战场，第七军和第一军第二师相继调往江西，围城任务由第四军、第八军一部和刘佐龙部编成的第十五军担任。17日，蒋介石任命邓演达为湖北政务委员会主席，陈公博为财政委员会主席；另设湖北临时政务会议，主席由蒋介石自兼，入赣期间，由唐生智代理。同日，蒋介石离开湖北前线，将该省军事交唐生智办理，同时升任陈可钰为攻城司令。

在北伐军围困下，自9月中旬起，武昌城内开始出现粮荒，吴军士兵在城内挨家搜掠民粮，各商号存粮也被封作军粮，不许市民购买，武昌市内20万居民大都靠树叶、草根充饥。陈嘉谟、刘玉春却遵照吴佩孚的命令，坚持顽抗。为了保存力量和争取时间，陈、刘二人又通过武昌文华大学的美国人和武昌商会作为中间人，向北伐军交涉，要求暂停攻城，允许守城军领饷20万元后携带武器，整队撤退。北伐军坚持要求守军无条件投降，磋商没有结果。

9月21日，北伐军再度向武昌城发起试探性攻击，吴军的抵抗仍很顽强。北伐军随即挖掘坑道，以爆破攻城。第四军独立团、第二十九团、第三十六团等部在赶到前线的安源矿工和黄埔军校工兵营的协助下，在通湘门、宾阳门和武胜门外多处挖掘坑道。经旬日顽强挖进，至10月1日时，各坑道都已接近城墙。

9月25日，孙传芳军队一部于鄂东黄石港登陆，向大冶前进。刘玉春闻讯后立即组织奋勇队，企图乘机出城，破坏坑道，抢粮，并和孙传芳部取得联系。10月1日清晨，在火炮和机枪掩护下，吴军精壮二千余人分别由通湘门、中和门、望山门冲出，第四军各部当即予以迎击。经过一上午激战，独立团将通湘门冲出的千余名吴军消灭大半，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团也将中和门、望山门冲出的吴军大部消灭，残余吴军逃回城内。10月3日，吴军再度冲出城外，仍被击退。5日，进犯大冶的孙传芳部乘舰东逃，武昌守军苦守待援的希望破灭了。这一时期，北伐军的飞机连续轰炸吴军司令部、电台和蛇山炮台，加之城内缺粮，民众反抗日增，吴军军心动摇日甚，各部多自行向北伐军洽谈投降。

10月7日，北伐军攻城司令部向守城吴军提出条件，限于10月10日开城，由第十五军军长刘佐龙收编。对此，守军大都表示同意，但刘玉春却阻止各部接受这一条件。吴军第三师师长吴俊卿等遂单独与北伐军接洽，于10日凌晨4时打开保安门。于是，唐生智、陈可钰指挥第四、第八军各部同时向武昌城发起总攻。攻城部队以一部冲进保安门后，为了不误战机，还从多处城墙用绳梯攀登而入，随即打开中和门、通湘门，后续部队纷纷涌入。守城吴军因惊恐和饥饿，纷纷缴械投降，只有刘玉春率其第八师的部分部队，在蛇山一带继续抵抗。

第四军独立团由通湘门冲入城内后，首先向蛇山发起进攻，第四军主力随后也赶到蛇山脚下。经过一个多小时战斗，独立团首先冲上山顶，吴军纷纷投降。

第四军破城时共俘虏吴军军官740人，士兵9495人。武昌守城主将陈嘉谟、刘玉春化装潜逃，由于北伐军搜索严密，陈嘉谟在准备出城时被第八军查获，刘玉春被第四军搜出。至此，历时40天的武昌攻城战结束。同日，在汉口华商跑马场召开国庆纪念会。会上，宣布武昌克复的消息时，群情沸腾，据郭沫若记载：“十万人以上的群众一时轰动了起来，脱帽，摇旗，挥拳，鼓掌，破命的高呼。那宏大的怒涛，就像要卷成海啸，把那十几万的群众都卷到天空里去。”⁽⁹⁰⁾次日，邓演达率总司令部行营人员进入武昌，救济灾民。

从北伐出师至攻克武昌，第四军一直担负最艰巨的任务，官兵作战英勇，被人民誉为“铁军”。其独立团和第三十六团战功卓著，团长叶挺、黄琪翔被破格授予少将军衔⁽⁹¹⁾。

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极大地推动了两湖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不久，中国革命的政治中心由广州移到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