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淞沪抗战经过" class="reference-link">第三节　淞沪抗战经过

一　闸北抗战" class="reference-link">一　闸北抗战

1月28日晚11时5分，上海市公安局接到村井的一封信，内附盐泽致吴铁城及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公告各一件，“希望中国方面，应将闸北方面所有中国军队及其敌对设施从速撤退”⁽⁶⁹⁾。日本军事当局发出这项布告的时间是晚11时5分，吴铁城直至晚11时25分才接到该项布告的副本，而日军五分钟后就挑起了战争。诚如翁照垣所说：“这里面的用意是极明了的：就是恐怕中国的当局一例的接受他们的要求，使他们没有进兵占领的机会。”⁽⁷⁰⁾

当晚11时10分，日海军陆战队数十人乘摩托车，携手提式机关枪，占领陆战队附近的天通庵车站。11时30分，日军以天通庵车站为据点，分三路全线进攻闸北第六团防线：一路从天通庵车站入天通庵路，抄京沪铁路上海车站北路之后；一路由吟桂路口日本小学校出发，沿该路西进，旋转入横浜路，与前一路相策应；一路由虬江路直扑北站。各路日军均有四五百人，以装甲车为前导，两侧由摩托车和手提机关枪作掩护，向我军阵地发起冲锋。翁照垣一方面令第六团丝毫不可示弱，另一方面令第五团准备增援。第一五六旅第六团依令向日军展开反击。双方发生激战，日军第一次猛烈的冲锋未能奏效，我军沉着应战，击毙日军三百余人，伤数百人。为抵御日军的第二次冲锋，翁照垣调驻江湾附近的第五团第二营推进至江湾前面劳动大学附近，并由该营派出一个连至八字桥，对日军作佯攻之势，作为牵制，同时掩护在天通庵路、青云路一带的第六团第二营的左翼。十九路军总部接到报告后，蒋光鼐、蔡廷锴、戴戟三人星夜步行经北新泾到达真如车站，设立临时指挥部，依照原定计划，命令后方部队迅速向上海推进。

29日凌晨1时45分，日军约一千五百人仍旧凭装甲车掩护，向第六团正面第一营的阵地发起第二次冲锋，占领附近洋房，用机关枪和手榴弹向我军阵地轰击。我军用手榴弹还击，并和日军展开刺刀战。日军直到五辆装甲车被炸毁后才停止冲锋。我军的损失也较大。在危急时刻，第一营预备队赶来增援。同时第六团左翼阵地天通庵路、青云路、横浜路等路口也遭到日军约五六百人猛烈的攻击。我军同日军展开肉搏，并登上屋顶用手榴弹猛炸日军。日军不支，纷纷向来路退却。凌晨3时，翁照垣令第五团第三营增援闸北。3时50分第三营在青云路至八字桥之间布防。凌晨4时，日机二十余架轰炸闸北。我军用高射炮或步枪击落日机两架。5时30分左右，日步兵在装甲车的掩护下再次向第六团正面阵地冲击。我军应战十余分钟后决定转守为攻。在猛烈的炮火中我军直冲至淞沪铁路东边，准备截断日军的后路。日军惊慌失措，一部分向北四川路溃逃，一部分逃至广东路的洋房内负隅顽抗。在日军的三次冲击中，天通庵车站一度被日军占领，但第五团增援后又夺了回来。广东路口阵地也曾被日军突破，我军经过苦战击退日军。因第五、六团的兵力全部投入前线，翁照垣向区寿年请调援军。区寿年派第一五五旅第三团第二营归翁指挥。上午10时左右，日机投掷炸弹，商务印书馆总厂和东方图书馆被大火焚毁。日军千余人在强大的炮火和装甲车的掩护下，向宝山路、虬江路各路口猛烈冲击，企图占领北站。

北站为上海陆上交通的枢纽，其得失关系到整个闸北的安危。开战后日军本欲由北河南路北口铁门冲入，被防守该处的公共租界上海商团拒绝。下午2时，日军趁北站火起，派大队由虬江路包抄而入。防守北站的宪兵一个连苦战一小时后不支，北站被日军占领。下午5时，第一五六旅第六团派队增援反攻，血战一小时将其夺回，并全力追击日军，日军向杨树浦溃退。此战日军死伤甚重，我军亦死伤数十人。下午6时30分，第六十师第一团第一营开到闸北，归张君嵩指挥，部署在宝兴路及天通庵路之线，同时中央铁道炮队也开回闸北，控制于共和路口，警戒北站西南一带，掩护我军右翼，并向日军轰击。晚7时30分，日军百余人向八字桥附近进攻。我军1个排用机关枪还击，只十几分钟就打死打伤日军二十余人，日军被迫从天通庵路退却。同日，北四川路、宝山路继续发生巷战，我军均占优势，并占领日陆战队司令部。晚7时我军乘胜追击，日军大队退至北四川路以东、靶子路以南，闸北已无日军踪迹。至此，闸北参战的日军被击毙八百余人，我军牺牲百余人。盐泽狂妄不可一世，原以为十九路军决不敢抵抗，夸口四小时内完全占领闸北，结果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却一无所获。

日军进攻没有得手，遂于29日下午通过英、法、美领事出面调停，约定从晚上8时开始，中日双方暂行停战。十九路军明知其为缓兵之计，但也需要加强部署，所以接受了这个要求，命令前线停止战斗，严密戒备。十九路军总指挥部同时将原驻镇江以东的第六十师调到南翔、真如一带，并将第六十一师调沪，原在上海的第七十八师全部投入前线，加强防御。命令下达后，30日，第六十师第一二〇旅推进至江桥镇，第一一九旅（欠第一团）进驻大场，第六十一师第一二二旅到达南翔。

31日，中日当局在上海英国总领事馆谈判，宣布停战三天。在约定的停战期间，日军屡有挑衅活动，我军进行了反击。

盐泽指挥日军进攻闸北失利的消息传到东京后，日海军省立即命佐世保第二十六队驱逐舰四艘，由巡洋舰“龙田号”统率，30日抵沪增援，随舰而来的佐世保第三特别陆战队士兵474人及大宗军火在黄浦码头登陆。31日晨，第一航空队约三十架飞机随航空母舰“加贺号”和“凤翔号”抵达上海。巡洋舰“那珂号”、“由良号”和“阿武隈号”，水雷舰四艘，下午4时30分开到上海，三巡洋舰并载来特别陆战队4000名，随即逐批登陆，运往前线。2月1日下午，日邮船“照国丸”载来第一特别陆战队525人在汇山码头登陆。我军也在调整部署。1月31日第一一九旅集中大场附近，并派出一部至小川沙、浏河警戒，第一二〇旅集中江桥镇附近，第六十一师全部抵达南翔。2月1日下午5时30分，军长蔡廷锴下令：“七十八师附小炮一连（欠第一、四两团）占领虹桥镇——北新泾镇——真如镇——真如车站之线，保持主力于铁道线附近以南地区”；“六十师占领真如车站北端亘——大场镇——胡家庄及其北方之线，保持主力于中央（派出一部至浏河担任警戒，注意敌舰之行动）”；“六十一师之第一二二旅为总预备队，集中南翔候命（六十一师防务交替完毕，概开南翔集中）”⁽⁷¹⁾。随后，第六十师接替上海北站、八字桥、江湾至庙行线的防务；第六十一师向庙行、冯家宅急进，接替第一五六旅的防务。

二　打退日军第一次总攻" class="reference-link">二　打退日军第一次总攻

日援军开到后，即不顾停战尚未期满（3日下午6时满期），开始向我军攻击。3日上午8时，大批日军分别向闸北、八字桥、江湾第六十师阵地发起总攻。在闸北，日陆军及海军陆战队协同航空队猛攻横浜路、宝兴路、福生路及北河南路等处我军防线。晚上11时后，进攻更加激烈。我军集中兵力于北站和青云路，沉着迎战。上午10时，二十余艘日舰协助航空队向吴淞炮台进攻。炮台守军奋勇抵抗，一面开炮还击敌舰，一面用高射炮射击敌机。激战两小时，击沉驱逐舰一艘，伤三艘。归第一五六旅第四团指挥的第八十八师高射炮连击落日机一架。我炮台损失大炮三门。日驻沪总领事村井对外吹嘘说：“日本海军陆战队决于三日内占领吴淞要塞。”⁽⁷²⁾

下午1时50分，翁照垣接区寿年令，调第一二〇旅接防闸北防务。翁接令后即饬第五、第六团遵照办理。就在与第一二〇旅移交之际，晚6时左右翁照垣又接到区寿年的命令：在第一二〇旅接防后，即率第五团开赴吴淞增防⁽⁷³⁾。翁照垣即令第五团移防完毕后星夜驰援吴淞，第六团赶往金家角休整。翁本人同旅部人员连夜赶到吴淞。

4日，日军发起总攻。闸北方面，上午7时，日军集中炮火向北站、宝山路、西宝兴路第一二〇旅阵地猛攻，至9时火力更加猛烈，一直轰击到12时，此时日陆战队三千余人发起连续冲锋，均未得逞。下午2时，又以装甲车掩护进行冲击，日机十八架助战，我官兵沉着迎战，用手榴弹炸毁敌装甲车五辆。日军用燃烧弹向我军阵地喷射火焰，我军不能立足，乃退至第二道防线。入夜，火势稍减，我军进行逆袭，恢复原阵地，日军逃去。此次战斗共打死日军一百余人，打伤数百人。吴淞方面，自上午11时13艘日舰围攻炮台，日机二十四架助战，投下大量重磅炸弹，摧毁我炮台大炮六门。炮台守备营官兵死伤极多，要塞司令邓振铨失踪，余下的炮台士兵逃遁一空，炮台失去攻击力。日陆战队数百人欲乘机登陆占领阵地。翁照垣令第四团守炮台湾的第一营派一个排扼守炮台，协助在炮台左右防守的部队，坚决阻止日军登陆。经过激烈的战斗，日军直到下午1时左右才彻底放弃登陆的企图。但吴淞炮台全遭毁坏。日舰直至下午3时才暂停发炮。日机十二架又飞来投弹，延至下午5时离去。是日我军在不断调兵：第六十一师集中南翔（第一一九旅第一团仍在镇江警备）；中央炮兵一个排抵达真如；第八十八师由浙江调至苏州，其中一个团到达前线；宪兵第六团到南市龙华接替第一五五旅第六团；第七十八师派一个团接替中山路防务。

5日，日陆战队和第二十四混成旅团约千余人全力进攻闸北。凌晨1时起，日军用重炮轰击，炮声震撼全市。天明，日机飞来投弹，民房多处着火。敌我双方在天通庵激战，第一二〇旅英勇还击，歼灭日军五百余人，缴获装甲车两辆、机关枪四挺。8时，日军发起全线进攻，来势凶猛，新民路、虬江路、宝山路、横浜桥、青云路、八字桥各处均有激战。至11时日军均被击退。敌我双方死伤甚重。下午1时，日军又大举进攻。青云路口与宝兴路口的横浜桥战斗激烈，我军以一部向敌包抄侧击，击毙日军百余人，至下午4时战斗稍息。我义勇军全歼窜至邢家桥路的日军。本日上午9时，我空军第六、七两队由南京飞沪，10时恰遇九架日机在闸北投弹后飞向真如，企图炸毁国际无线电台，被我空军击中两架。无线电台守军11时30分用高射炮击落一架日机。其余日机逃遁。11时30分，在高昌庙、吴淞、闸北一带，日机四十余架向我机发动夹攻。结果日机被击落两架，击伤多架；我机被击中一架，坠毁一架。盐泽本打算今日总攻可占领闸北，结果仍以失败而告终。在吴淞，上午10时左右4架日机向吴淞镇阵地投下十几枚炸弹，日舰五艘开炮四五十发。是日第一一九旅第一团由镇江抵达南翔，归回建制。第一二二旅（缺一团）到达嘉定罗店，并派一部至浏河、小川沙接替第一一九旅警戒。第八十七师第二六一旅开赴昆山，归第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指挥。戴戟委任第七十八师副师长谭启秀兼任吴淞要塞司令。

6日，闸北方面，拂晓后日军用飞机和大炮向第一二〇旅阵地轰击。10时，日军向虬江路及宝山路、横浜桥、青云路、中山路一带进攻，每路有步兵百余人，装甲车数辆。而天通庵路至中山路阵地战斗激烈，12时日军被击退，敌我均伤亡数十人。下午6时，宝山路的横浜桥我军阵地遭敌弹轰击，燃烧甚猛，我军撤至第二线防守，至晚9时复夺回原阵地。在真如，我空军击落日机一架。在八字桥、江湾一带，日军4000人在大炮和装甲车的掩护下攻击第一一九旅阵地，遭我军迎头痛击，苦战数小时后不支遁回。在吴淞，日机十余架轰击狮子林炮台，伤我官兵20人。下午6时，区寿年调第八十七师高射炮两个连赶来增援，归翁照垣指挥。是日第八十八师独立旅（即税警总团）由松江出动，7日到达虹桥、北新泾之线。

三　吴淞之战" class="reference-link">三　吴淞之战

日海军屡战屡败，外务省官员认为：“仅靠海军是不可能的，此时陆军如不出兵，是解决不了问题的。”⁽⁷⁴⁾为此，重光葵2月1日亲自执笔，电请政府立即派足够的陆军援沪。2日，日本内阁召开会议，决定将第九师团（师团长为植田谦吉）按战时编制调往上海。为紧急赴援，先将距离较近的第二十四混成旅团分乘数艘驱逐舰调来上海。将自上海至南部中国海岸的一切日本海军组成第三舰队，任命野村吉三郎中将为司令官，代替盐泽指挥上海战事，盐泽率领的第一遣外舰队归其指挥。第三舰队配属有航空母舰、战舰和驱逐舰四十九艘，野村乘旗舰“出云号”6日驶达上海。原在沪陆战队指挥官鲛岛具重奉命回国，由海军少将植松炼磨继任。自5日至7日，第二十四混成旅团约一万人分批到达上海。我方也在调集援军。6日，军政部电令第八十八师（缺一团）和第八十七师第二六一旅增援上海，归十九路军指挥。7日，第二六一旅午前全部集中昆山，第八十八师（缺一团）进至南翔，独立旅的两个团集中虹桥。

野村因日军不善巷战，在闸北所受损失太大，故决定改变战略，将吴淞作为进攻重点，先以海陆空军会攻吴淞炮台，限二十四小时内攻下。其兵力部署为：第二十四混成旅团主力由张华浜攻击吴淞，一部协同陆战队攻八字桥；陆战队余部仍攻闸北作为牵制。7日上午7时，二十四架日机沿淞沪铁路线飞至吴淞，沿途侦察我军阵地，并投掷大批炸弹。停泊在张华浜码头附近和吴淞对面三夹水等处的二十四艘日舰一齐向吴淞全线开炮，吴淞镇成为一片瓦砾。张华浜附近也有日军重炮八门集中火力向吴淞镇和铁桥头一带我军阵地射击。9时，陆军二千余人分两路出发：一路乘装甲车和卡车由杨树浦底沿军工路开至张华浜；一路乘军舰及铁壳驳船由黄浦江驶至高桥浜，渡至张华浜粮米栈码头登岸。两路会集后，猛扑蕴藻浜第一五六旅第四团第八连前哨阵地。因寡不敌众，第八连伤亡过半。日军乘机推进至蕴藻浜附近。第八连余部从蕴藻浜车站背后绕过车站前端一带商店，在商店前用机关枪扫射日军。日军被截成两段，以为中了我军埋伏，纷纷溃逃，死伤六七百。另一部分日军四千余人以江湾为主攻目标，并以一部分兵力对闸北、八字桥方面施行助攻，初以猛烈炮火轰击第一二〇旅阵地，继之以装甲车为前导，掩护步兵冲锋。我军沉着应战，待日军进至近距离时展开肉搏战，激战数小时，日军死伤惨重。

7日晚10时30分，蒋光鼐下令：第六十师担任北站、闸北、江湾之线，以一部固守北站、闸北，主力集结于大场东北一带地区，相机迎击由浦江进犯之敌，左翼与翁旅切取联络；第七十八师除翁旅（欠第六团）死守吴淞外，其余在北新泾至真如之线，对中山路、曹家渡警戒；第六十一师以一团控制于罗店，派出一部至浏河、小川沙一带警戒江面，主力则应于8日拂晓前集结于刘行至大场一带地区。如浏河方面无敌情时，则相机策应第六十师；第八十八师（计三团）及八十七师第二六一旅（计二团）为总预备队，位置于南翔、虹桥间；宪兵第六团担任高昌庙、龙华一带警戒。第八十八师独立旅第二团担任虹桥北新泾之线警戒，仍归淞沪警备司令戴戟指挥⁽⁷⁵⁾。各部接令后于8日拂晓前部署完毕。

8日拂晓，日军继续向吴淞进攻，除原有兵力外，新增第二十四混成旅团六千余人。日军向蕴藻浜猛冲，由日舰上起飞的飞机不停地轰炸吴淞。自拂晓至傍晚，日军前后冲锋十余次。我军在战壕中用机关枪手榴弹迎战。战斗激烈时，双方发生肉搏，我军大刀队奋勇杀敌，日军损失惨重。我军还炸毁日装甲车四辆。凌晨5时，七八百名日军从小浜迂回，抄至距蕴藻浜西三里地的纪家桥，企图偷渡，截断我军后路。正在搭浮桥时，我军侦知，由小径抄出袭击，日军惊慌失措，死逃各半。至11时，再派兵来攻，仍无法渡过。在江湾，上午8时日军突然向屈家桥猛攻，打算由此进占江湾、大场，截断吴淞和闸北之间的联络。日军先用野炮轰击，并由飞机轰炸。第一二〇旅守备部队为达到近战歼敌的目的，佯装后退，待日军冲锋至我设伏地点后展开肉搏，击毙三百余名日军，击毁装甲车两辆。闸北方面，日军中午12时由西宝兴路进攻，我军用迫击炮机关枪抵御，双方激战两小时，我军佯退，待敌长驱直入后将其包围，杀伤日军七百余人。我军还击退了八字桥和虬江路日军的进攻。是日十九路军各部均依7日晚命令调整完部署。第二六一旅进至南翔。

在野村指挥下的日军，经过两昼夜的激战，毫无成效，且伤亡甚多，只得收集残兵，企图再战。11日8时，日机八九架在闸北上空投弹，同时日军向我全线阵地炮击。下午5时30分，日军数百人在装甲车的掩护下向八字桥进攻，激战一小时，被迫后退。晚8时，日军在侵入天通庵、青云路我军阵地时被打死二十余人。江湾方面，黄昏时日军约千人分东、南、北三个方向包围体育会路第一一九旅，晚8时爆发激战。而持志大学附近的日军也有数百人向沈家宅、八字桥猛攻，至晚10时始被击退。是日，俞济时率第八十八师的一部来到南翔。工兵、地雷各一队和中央军校炮兵一个连由南京调至前线。十九路军总指挥部由真如移至南翔。

12日上午8时至12时，中日军事当局同意闸北停战四小时，以便救出难民。日军乘机化装成难民，三五人为一队，分向闸北和江湾，冲入我军阵地。闸北我军早有防备，幸免暗算。在江湾，我军开枪击毙二十余名日军，余敌逃散。停战时间一过，日机即轰炸闸北。从下午4时起，日军用大炮猛烈轰击闸北。晚上9时，日军数千人分三路由青云路、天通庵、八字桥向第六十师阵地攻击，发生激战。敌我双方均用大炮掩护进攻，我军打死打伤日军二百余人，日军全线撤退。吴淞方面，日军清晨进攻纪家桥，正面用野炮及飞机掩护，向蕴藻浜冲击，一面分兵抄至曹家桥偷袭第一二二旅。第一二二旅奋勇还击。为牵制进攻纪家桥之敌，第一五六旅第四团令迫击炮连和第三营用猛烈的炮火向蕴藻浜对岸的日军射击。日军终被击退。是日十九路军总指挥部令第二六一旅开至嘉定，以一个团进驻罗店接替第六十一师第四团担任的浏河、小川沙防务；第六十一师担任江湾亘庙行镇沿蕴藻浜至吴淞的守备。第八十八师独立旅附宪兵第六团（缺一营）及南市警察担任南市龙华虹口亘北新泾的警戒，归蔡廷锴指挥。

13日上午，日军三次在蕴藻浜架搭浮桥竹筏，希图偷渡：第一次，4时30分在黑桥东偷渡，被我军发觉击退。第二次，7时借烟幕弹掩护，在南草庵前偷渡，我军用机关枪向依周塘角扫射，逼退日军。第三次，10时仍借烟幕弹掩护在纪家桥偷渡过河，至北岸曹家桥登陆，突破我军防线。我军第一五六旅从吴淞、第一二二旅从杨行、第二六一旅从刘行向曹家桥增援，将渡河日军千余人三面包围。日军突围数十次，均未成功。隔岸日军用重炮轰击援助，我军奋勇还击，双方进行肉搏。下午4时后，偷渡过河的日军死伤过半。血战至9时40分，为我军全歼。战斗之猛烈，为开战以来所未有。“肉搏继续至十二小时，无一分钟之停息”⁽⁷⁶⁾。是役，我军伤亡一百余人，毙敌近一千余人。日军渡河时落水溺毙者亦不少。日援军第二十四混成旅团遭此重创，一蹶不振。闸北方面，日军从上午8时起向我军防线发起总攻，新民路、虬江路、天通庵路、青云路均有激战，双方各用大炮机枪攻击，至晚9时从未间歇。日机整日在闸北投弹，被我军击落一架。激战时，我炮兵曾炮击北四川路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和吟桂路日本小学校内日军司令部。江湾方面：9时，日军五六百人由万国体育场、水电路方面向第一一九旅阵地进攻，战斗一小时，日军退走。10时，第一二一旅第一团与日军小有接触，敌旋退却。

14日凌晨1时，日军大队至曹家桥对岸，企图再次偷渡。第六十一师渡河应战，至10时将日军击退。日舰同时炮击吴淞镇。在张华浜，日军13日曾向江湾北方的侯家木桥进袭，被击退，14日拂晓再来袭击，激战数小时，仍不支而退。在闸北，日军继续进攻，战斗颇为激烈。我军挟13日曹家桥胜利之余威，上午7时由江湾派出第一一九旅第三团第二营五百余人，进攻侵入万国体育场的日军，激战一小时后，三面包围日军，11时将日军八百余人全歼。是日义勇军、铁血军二百余人到吴淞镇，归翁照垣指挥。晚9时，第六十一师转令其第一二一旅附小炮连工兵，应速在原守备的江湾、小场庙、庙行镇、蔡家宅之线星夜构筑强固工事，严密布防；第一二二旅附山炮连小炮连，将蕴藻浜北岸由胡家庄至吴淞的守备区交第二六一旅接防，第一二二旅第六团接替第二六一旅罗店、浏河、小川沙的警戒，第六十一师其余部队限15日拂晓前开至胡家庄集结，为师预备队。

野村到沪后，变更战略，两度攻击均未得手。其进攻的主要目标为吴淞，但因吴淞口外停泊有英美军舰，不能任意开炮，乃转向炮台后路的蕴藻浜进攻。7日、8日的猛攻未见成效；13日、14日的偷袭不仅毫无战果，反而损失惨重。至此，野村的进攻计划归于失败。

四　粉碎日军“中央突破”计划" class="reference-link">四　粉碎日军“中央突破”计划

当7日、8日日军猛攻蕴藻浜不能取胜的消息传至东京后，日本内阁即决定调号称陆军最精锐的第九师团统率第二十四混成旅团及其他部队，组成“上海派遣军”援沪，总数约三万人，任命赫赫有名的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为司令官。第九师团主力13日午后开始在上海码头登陆，其他部分日军在吴淞铁道栈桥上岸，至15日全部登陆完毕。植田14日来到上海。此时英、美、法、意四国公使开展调停活动，植田一面虚与委蛇，发表谈话称：“日军亦希望沪事和平解决，故现暂停止攻击行动。拟向十九路军发表要求撤退之哀的美敦书，并拟给相当撤退之时间，不答应时，当即以实力决行该军任务。”⁽⁷⁷⁾一面积极调整部署：闸北八字桥方面驻陆战队约八个大队（每个大队约一千人）；江湾至庙行方面驻第九师团约二万人；蕴藻浜南岸至张华浜车站驻第二十四混成旅团约五千人；海军以第三战队（轻巡洋舰三艘）和驱逐舰两艘威胁攻击狮子林炮台及浏河新镇，以第一水雷战队和“能登吕号”航空母舰攻击压制吴淞，以第一航空战队的基地飞机直接协助陆地战斗。

我援军第五军也在积极部署。14日，张治中奉军政部命令率第五军（第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和独立炮兵第一团山炮营，共约1.5万余人）赴沪参战。第八十七师第二六一旅奉蒋光鼐之命接防由胡家宅至吴淞西端曹家桥的蕴藻浜北岸阵地。16日，第八十七师第二五九旅抵达南翔集结待命。当晚11时，张治中率军师部人员、师直属各部及军校教导总队抵达南翔后，立即会晤蒋光鼐，商定作战方针。12时，蒋光鼐下达命令：右翼军指挥官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指挥第六十师、第六十一师、第七十八师第六团、第八十八师独立旅附宪兵第六团及南市一带团警，“应占领由南市、龙华、北新泾、真如亘闸北、江湾、吴淞、宝山月浦镇之线（线上属之），保持主力于真如、大场镇之间，迎击当面之敌，待机出击压迫之于引翔港方面而歼灭之，须以一部有力部队死守南市、龙华作全军右翼之据点”；左翼军指挥官第五军军长张治中，指挥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缺一团）、第七十八师第四和第五团，“应占领江湾北端亘庙行镇东端蔡家宅、胡家宅、曹家桥之线，主力控制于大场镇北杨家镇南及刘家行之间，迎击由江湾北方地区来犯之敌，乘机出击向殷行镇附近压迫敌人于黄浦江畔而歼灭之，以一部在罗店、浏河、小川沙方面，担任江面之警戒，相机策应吴凇”⁽⁷⁸⁾。18日晨，第五军和十九路军各部部署完毕。

18日晚8时40分，植田谦吉向蔡廷锴发出要求中国军队撤退的最后通牒。20日，十九路军全体官兵针对植田通牒发出通电，表示“惟有以铁血答复之”⁽⁷⁹⁾。

植田策定了“中央突破”计划，重点指向庙行镇南端地区，企图于突破后以主力向南席卷，将十九路军歼灭于江湾和闸北地区；以有力部队向北席卷，将第五军主力歼灭于杨家行和吴淞地区。

20日凌晨7时，日军用飞机和重炮轰炸第八十八师正面的庙行镇一带及第八十七师的正面纪家桥、曹家桥一带。7时20分，植田下达第一次总攻击令，日海陆空军全副武装，于7时30分向吴淞、江湾闸北全线大举进攻。进攻的主要目标在江湾、庙行方面。9时，日军第二十四混成旅团四千余人及第九师团的一部分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由张华浜、虹口、靶子场、杨树浦直逼江湾万国体育会跑马场。第八十八师用大炮还击，机关枪扫射，轰发地雷，炸毁日坦克两辆。11时，日军和我军自淞沪铁路线迄天通庵车站均有激战。下午4时，双方在江湾激战。随后第六十一师增援部队赶到，日军不支而退。入晚，日军以猛烈炮火通宵向江湾镇射击，并冲锋三次，均被我军血战击退。在吴淞，7时左右日舰十二艘炮击我军阵地，日机二十八架在空中助战，在张华浜的日军重炮和野山炮也向吴淞我军阵地轰击。我军开炮还击。炮战一直持续到下午3点多钟，这时日军一千余人在飞机炮舰的掩护下，试图在炮台湾附近的江岸强行登陆。我军用机关枪扫射，日军死伤落河者甚多，不支而退。闸北方面，八字桥一带战斗最为激烈。清晨，日军四千余人在战车和装甲车二十余辆掩护下，分别向天通庵、八字桥第一二〇旅第四团和第一一九旅第三团攻击。我军开始以步枪应战，继之用手榴弹和大刀与日军肉搏，战至11时，毙敌五百余人，炸毁战车四辆，日军不支败退。

21日，日军自早到晚，继续向吴淞、庙行、江湾、闸北总攻，重点仍在庙行、江湾一线。植田限令早晨占领江湾。日军用炮火向第八十八师阵地猛轰，尤以江湾庙行镇一带阵地落弹最多，庙行镇以南阵地工事被毁。自凌晨5时起，日军主力向严家宅、庙行镇之线发起猛烈攻击，飞机十余架助战，我军沉着迎战。7时，日军在坦克、大炮的掩护下大举进攻，被我军用迫击炮击退。其后又发动三次进攻，均未得逞，且死伤甚多。江湾车站附近，入夜后日军集中炮火猛烈轰击该车站，毁坏所有建筑，并乘机三面围攻，来势凶猛。第一一九旅第三团主动放弃该站，转移于八字桥附近。在江湾，第一二一旅第二团阵地遭到日军第九师团主力及第二十四混成旅团猛攻，激战至晚，毙敌千余人，第二团亦伤亡殆尽，阵地岌岌可危，幸该旅第三团适时增援，阵地始告稳定。未几日军败退。在闸北，八字桥、天通庵、虬江路和新民路等处均有战斗。第六十师痛击日军。吴淞方面，上午11时日军在炮火的支援下偷渡蕴藻浜，激战两小时，也被打退。下午3时起，日舰三十余艘、飞机数架，向吴淞狮子林炮台集中轰炸，我军略有死伤。在浏行镇我军用小钢炮击落日机一架，击毙机师田中大尉。

因我军庙行、江湾阵地巩固，日方乃变更战略，22日日军以一万余人进攻江湾，六千余人进攻八字桥作为牵制。三万日军于凌晨3时乘雾冲击江湾西北的麦家宅，企图一举将其占领，并直取大场，以截断闸北、吴淞之间的联络。我第八十八师第二六二旅和第二六四旅奋力抵抗。上午9时，日军突破第八十八师右翼庙行镇以南第二六四旅第五二七团第三营的大小麦家宅阵地一段。10时，形势非常危急，日军前锋过庙行而达李家楼。张治中获悉后，亲自率领军校教导总队（缺一营）赴冯家宅指挥策应第八十八师，并令第二五九旅向庙行镇增援，令守蕴藻浜北岸第二六一旅主力由纪家桥抄敌侧背，令俞济时对敌突入区施行反攻，第六十一师副师长张炎也率兵两个团从竹园墩出击，对日军进行三面夹击。12时，第一二二旅从右翼增援，第二六一旅从左翼向敌包抄，猛袭日军，战至下午1时，日军不支而退。我军乘胜追击，恢复防线。下午2至5时，日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发起三次冲锋，被我军再次击退。晚上，我军由庙行及谈家宅水车头两路反攻庙行以东的日军，拟将其包围消灭。日军拼死抵抗，我军奋力肉搏，血战至8时半，毙敌三千人，其余日军大部分向引翔港方向后退，一部分被包围于庙行东北的金穆宅。庙行镇阵地终于转危为安。此役日军遭到重创，陆军第九师团一部分散兵逃到杨树浦汇山码头一带，企图觅船回国。据一位记者说：“本日庙行之役，与十三日曹家桥之役，实为沪战中我军战绩之高峰；而本日混战肉搏之猛烈，则较曹家桥一役尤甚。”⁽⁸⁰⁾“是役我军于万死一生中打出一条生路，由危转安，竟获开战以来空前之大捷；与敌军以最重大之教训，毁灭敌坦克车两辆，俘获敌装甲车一辆，野炮二十余门，枪械无数。惟我方卫国军士亦牺牲至二千之多。”⁽⁸¹⁾

是日因日军主力在庙行、江湾作战，吴淞、闸北日军均取守势。上午10时，我军一个团强渡蕴藻浜向日军进攻，日守军恐慌，调日舰水兵协助防守。闸北方面，上午我军用追击迫还击日军的进攻，至正午，日军败退。午后我军乘胜追击，由香烟桥南进，向虹口作大包围，前锋达岳州路、狄思威路及沈家湾，日军向杨树浦退却。我军不打算攻入租界，故止于租界边线。

23日凌晨1时，日援军五千余人，会同22日晚被击退的1.5万余人，驰援金穆宅被围日军。拂晓后，日机六十余架助战。第六十一师的一部及第二五九旅迎头痛击。我军待日军深入后，冲出肉搏，并由江湾派1个团抄敌后路，日军大炮飞机不能发挥作用。至下午2时不支而退。傍晚，日军乘风雨交作时再次攻击，我军待其逼近壕沟时将其击退。

第八十八师连日作战，伤亡很大，阵地部署需要调整。24日拂晓，庙行镇以南至江湾北端严家宅阵地由第六十一师接替，第八十八师撤至葛家神娄宅西塘桥附近休整。由庙行镇经周巷至蕴藻浜南岸之线由第二五九旅接防。24日晨，日军五千人由张华浜登岸，开赴庙行救援被困部队，分两翼向我军进攻。我军由于激战两昼夜未得到歇息，势不能敌。被围日军乘机窜出。我援军及时赶到，协同拒敌，先将被围残敌消灭，再分路攻击援敌，日军全部退过侯家木桥。

25日拂晓，植田下令发起第二次总攻击。日军增援江湾、庙行，向庙行前线第二五九旅、第一二二旅和第八十八师独立旅第二团等新接防线进攻，炮兵用百余门重炮轰击我军阵地，步兵全力进攻江湾西北的小场庙。我军竭力死守。第六十一师正面金家塘一端被日军突破，退至严家宅、小场庙、竹园墩至庙行镇西南之线。庙行侧面第八十八师独立旅第二团阵地经不住五六十门大炮的火力，稍退至塘东宅水车头一带。小场庙我军兵力虽单薄，但并不畏怯，待日军逼近时用机枪扫射，相持至10时，日军派飞机侦察，指示炮击目标，我军始不能支，退至周吴黄宅。张治中令第二五九旅由庙行镇出击策应。12时，援军第一二一旅预备队也赶到。各军分三路合力反攻：由江湾出谈家宅攻敌左翼；由庙行镇沿塘东宅、水车头攻敌右翼；由周吴黄宅攻敌正面，形成大包围之势。日军冲击十余次，终不得逞。我军紧缩包围圈，同日军肉搏。血战至晚9时后，毙敌一千七百余人，其余日军突围败走。至此，植田布置的总攻计划宣告破产。

植田令日军自20日发起总攻以来，激战6日，惨遭失败，主力疲惫不堪，故26至28日虽有冲突，但未起激战。26日拂晓，我军因战略考虑，主动将江湾放弃，移至镇西防守。防线改为北自金穆宅起，南迄杨家楼止，成一直线。第六十一师连日作战，伤亡极大，急待整理，因此总部是日上午11时发出命令，将小场庙竹园墩阵地交第八十八师接防，限晚11时以前接替完毕。

五　中国军队退守第二道防线" class="reference-link">五　中国军队退守第二道防线

自22日庙行激战日军惨败后，植田即向东京求援。重光葵和野村也电请增兵。23日，日本内阁开会，决定抽调第十一师团（1.3万人）和第十四师团（约两万人）增援上海，派前田中义一内阁陆军大将白川义则充任上海派遣军总司令，陆军大将菱刈隆为总指挥。29日凌晨7时，白川率领第十一师团先遣兵团到达长江口第一抛锚地区，至此，聚集在上海的日军已达近六万人。而我军仅有五个师作战，兵力不足四万人，防守的战线绵延百余里，战斗已达一个月，人员武器丧耗极多，且补给无望，处境极为困难。

29日，在白川的部署下，日军开始全线总攻。凌晨1时，吴淞口外日舰向我炮台发炮，遭还击后退去。3时，蕴藻浜日军企图偷渡，被我军用机枪击退。5时，江湾方面，日军装甲车掩护步兵千余人向第七十八师谈家宅以东地区攻击，战至8时被击退。后日军增援，战至11时，仍不得手。8时，日军五六千人向庙行镇进攻，鏖战至11时不支退走。下午1时，日军千余人袭击严家宅，战至下午3时退走。是日战斗重心在闸北八字桥、天通庵等地。天通庵附近，敌我相持八小时。第六十师不断派敢死队跃出战壕，短兵相接，迫使日军向狄思威路退却。上午，日陆战队在坦克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八字桥、青云桥、宝兴路等处我军防线发起进攻，冲锋十余次，三次占领八字桥阵地，但终被我军夺回。日军死伤极大，遗尸累累，联队长林崛大佐被击毙。入晚，双方用大炮对射，至次日凌晨5时才停止。

3月1日，在白川、菱刈隆的指挥下，日军再次发起总攻。上午7时，日舰二十余艘和民船数十只载日军第十一师团主力1万余人驶抵浏河，在炮火和飞机的支援下，施放烟幕作掩护，在我兵力配备单薄的杨林口和七丫口登岸。浏河由第五军教导总队第一营会同冯庸义勇军一百余人防守，兵力单薄。张治中将原守蕴藻浜北岸阵地的第二六一旅两个团调往庙行镇左后方的唐乔田湾作为预备队，准备一旦战事发生，前可策应江湾和庙行镇，后可兼顾浏河。日军登陆后，即连占浮桥镇等地，向茜泾要隘猛扑，教导总队的一连死力搏斗，伤亡殆尽。张治中闻讯，立即派第二六一旅增援，但因汽车只有十一辆，每次只能输送一个营，大部分徒步，迟至12时仅该旅第五一二团第一营到达浏河，协同教导总队第一营顽强拒敌。而日军大部则已占据茜泾要点，故对已登岸的日军无法迫其退却江中。若等待援军，援军又不能准时到达，自吴淞、庙行、江湾闸北至大场、真如的第一道防线则势必遭到包围。并且我正面战场形势极为严峻，第五军正面和十九路军右翼第七十八师正面遭受优势日军的压迫，官兵伤亡很大。下午3时，第七十八师正面自竹园墩南端至江湾以北阵地被突破，第五军右翼被日军包围，预备队皆已用尽。第六十一、第七十八、第八十八三个师已失去战斗力，第六十、第八十七师伤亡极大，总计我军能战斗人员不过三万人。在此形势下，1日晚9时，蒋光鼐总指挥在南翔指挥部下达总退却令：“本路军为避免与敌决战，拟本日午后十一时，将主力向黄渡、方泰镇、嘉定、太仓之线撤退，待机转移攻势。”⁽⁸²⁾

总退却令下达后，江湾、庙行、大场等处我军逐渐向后移动，最前线仍继续作战，掩护退却部队，至2日凌晨5时，这一带部队撤至真如。日军直至2日下午才侦知我军退却，遂派部队向前推进，并移其第九师团司令部于真如。闸北我军于2日凌晨4时退却，留少数警察部队及保卫团驻守。日军不明虚实，未敢轻进。至下午1时，日军前锋部队在大炮的掩护下开入闸北。吴淞方面，我军经杨行、刘行、罗店向嘉定方向退去。这样，本日右翼军主力安全撤至江桥、南翔、广福之线，前线在真如和大场之线；左翼军主力脱离日军，撤至嘉定、太仓之线。

3日凌晨1时，第五军正退集娄塘镇、朱家桥头一线，此时日军一万余人由浏河、大场两路排山倒海而来，袭击第二五九旅第五一七团娄塘镇一带警戒部队，但被我军击退。上午8时，日军又以主力分途向娄塘镇一带阵地进攻，第五一七团正面过大，阵地被截断数段，各自为战，与旅部失去联络，伤亡较大，情况危急。张治中立即令驻蓬阆镇独立旅第一团赴葛隆镇增援，令教导总队移驻蓬阆镇策应，令第五一七团原地抵抗不可擅退，令太仓第二六一旅派有力之一部赴薛家泾附近掩护第二五九旅的左翼，令嘉定的第八十八师固守嘉定城并相机策应第八十七师。是役日军企图突破嘉定与太仓中间地区，直下铁路截断第五军及十九路军归路，因此来势凶猛，连占娄塘镇及其附近各村落要点，猛扑朱家桥头我军阵地。我军奋勇拼杀，誓死抵抗，血战终日，日军图谋未得逞，被击毙甚多。我第五一七团也损失过半。第八十八师被优势日军压迫，撤出嘉定城。而嘉定、太仓间的日军仍极力压迫葛隆镇我军，企图截断嘉定、太仓之线，阻止我军归路。下午5时30分，蔡廷锴下令：“我军拟今晚以各部强有力之一部控置于方泰镇、黄渡镇之线，纵长配备，左翼切实与第五军联络。”晚7时，张治中下令：“本军遵令应以主力于今晚撤至石牌、白茆、新市之线，以一部在钱门塘镇——太仓之线占领阵地，拒止敌人，掩护本军之撤退。”⁽⁸³⁾总部令第四十七师在青阳港一带构筑工事。

同日，十九路军暨第五军发表抗日通电，表示：“惟有收合余烬，背城藉一，事之不济，则拼命于沙场，以谢我炎黄祖宗在天之灵，不愿为亡国之民也。”⁽⁸⁴⁾下午2时，日本对国联宣布停止战争。日军表面上宣布停战，但仍在积极部署：南翔方面为第九师团，嘉定方面为第十一师团，真如方面为第二十四混成旅团，吴淞方面为第四十四联队及陆战队一部，闸北为陆战队主力。

5日，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全部进入青阳港、陆家桥、白茆新市、常熟之线。下午2时，蒋光鼐下达命令：“本路军拟占领青阳港、昆山城、陆家桥、石牌、白茆新市、梅李镇、福山镇之线，其前端更派出警戒部队节节拒止敌人，如敌人以主力作真面目之攻击，万不得已时，则占领右翼，依据九里湖、凤里村、东湾港、唯亭、杨城【澄】湖至昆城湖及其北端亘常熟至福山镇江岸之线之预备阵地死守待援。”⁽⁸⁵⁾命令下达后，十九路军、第五军、第四十七师及其所属各部迅速到达指定地点，构筑了第二道防线。

总计参加沪战的日军达7.7万余人，我方参战人数约4.2万余人。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共伤亡1.4801万人⁽⁸⁶⁾，日军死伤共1.0254万人⁽⁸⁷⁾。

在淞沪抗战中，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并肩作战，以寡敌众，坚持一月有余，给来犯之敌以狠狠地打击，谱写了一曲我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辉篇章。

六　国民政府的抵抗与妥协" class="reference-link">六　国民政府的抵抗与妥协

淞沪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手定对日交涉的原则与方法及京沪防御与军政部署。原则：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方法：一、交涉开始以前，对国联与九国公约国先与接洽，及至交涉开始时，同时向九国公约国声明。二、对日本先用非正式名义与之接洽，必须得悉其最大限度。交涉的程度为：“交涉必须定一最后防线与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要不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即不损害九国公约之精神与不丧失国权也。如果超此限度，退让至不能忍受之防线时，即与之决战，虽至战败而亡，亦所不惜。”⁽⁸⁸⁾京沪防御与军政部署为：十九路军全力守上海；前警卫军全力守南京；何应钦留守南京，所有党政军留守机关人员归何指挥；宋子文留驻京、沪，所有上海行政人员归宋指挥。这表明蒋介石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作为淞沪战争的指导方针。

日本在上海挑起战争，国民政府判断日军侵略的范围不限于上海一隅，有进犯我东南地区的可能，超出容忍的“最大限度”，因此在淞沪抗战爆发的翌日，蒋介石、国民党中政会、国民政府外交部、陈铭枢等纷纷表示抵抗日本侵略的决心。1月29日，蒋介石闻知日军进攻上海闸北的消息后，在日记中写道：“倭寇必欲再侵略我东南乎？我亦唯有与之决一死战而已。”“决心迁移政府，与倭长期作战。”⁽⁸⁹⁾蒋还致电鄂省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濬和师长徐庭瑶：“昨夜倭寇向我上海闸北第十九路防线袭击，至此刻尚在对战中。我军决与死战，其在汉、浔海军必有军事行动，务望严密戒备自卫，万勿为其所屈，第四师应集中武昌严防，切勿分散。”⁽⁹⁰⁾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开会，指出：“有关主权领土，决不能丝毫让步，对暴力来侵犯时，必须抵抗。”⁽⁹¹⁾会议推举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朱培德、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决定抵抗日本的侵略，先将政府迁至洛阳，以免受日舰的威胁。国民政府外交部对淞沪事变发表宣言，表示：“对于日本武装军队之攻击，当继续严予抵抗。”⁽⁹²⁾陈铭枢致电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内称：“在外交上暂视作局部问题有利，而在军事上中央已具全局应战之决心，惟调集大军不易，此时惟有准备最光荣之牺牲，切不可轻作退后之辱也。”⁽⁹³⁾

30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将士电》，他说：沪案发生，“我十九路军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并表示他本人“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⁹⁴⁾。此电发表后，影响甚大，“人心士气，为之大振”⁽⁹⁵⁾。2月1日，俞济时致电蒋介石要求将所部调沪增援。蒋答：“贵师行动，一听何部长命令，如运沪作战，务希奋勇自强，以保荣誉。”⁽⁹⁶⁾

国民政府同时积极进行军事部署工作。军事委员会对京沪卫戍作了全面部署：“如日以飞机及军舰向南京轰炸或炮击时，则可下令长江各要塞对日军舰即开始射击。现时并应将海军舰队集结于相当地点，以便抗战，同时敷设水雷及障碍物以便制止敌舰之任意活动。又如日以陆军一二师在上海登陆时，应令十九路及前警卫军全部以全力夹击而歼灭之”，“到达浦口之一旅应设法令其渡江，并调蚌埠四十七师填防浦口可也。”⁽⁹⁷⁾蒋介石指示何应钦：“如日军再攻正式开战时，飞机亦应参加，请照军委会电令办理为盼。”⁽⁹⁸⁾自2月1日起，蒋介石在徐州主持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对日作战计划。4日，军事委员会通电划分全国为四个防区：第一防卫区，其区域为黄河以北，以张学良为司令长官；第二防卫区，其区域为黄河以南，由蒋介石为司令长官；第三防卫区，其区域为长江以南及浙、闽两省，以何应钦为司令长官；第四防卫区，其区域为两广，以陈济棠为司令长官。并决定：“各司令长官除酌留部队绥靖地方外，均应将防区内兵力集结，以便与暴日相周旋。同时，并电令川、湘、黔、鄂、陕、豫各省出兵作总预备队。”⁽⁹⁹⁾兵力总计有二百四十万人。“在淞沪前线，除由第三防卫区负责外，并动员第二防卫区兵力为后继部队。同时计划以第一防卫区部队向东三省挺进，牵制日军，使其不能有在上海扩大侵略的余裕”⁽¹⁰⁰⁾。同时命令沿江沿海各地严加戒备，并从浦口开始，沿津浦路北上达徐州，西折沿陇海路至洛阳，大筑工事，“战壕密布如网”⁽¹⁰¹⁾。

2日，何应钦向蒋光鼐等人转来汪精卫的电报，内称：“昨已电广州同志，对于淞沪驻军急速设法增援助饷。军委会亦已决定增派军队淞沪，决不以十九路军独立苦战，敬祈诸兄激励将士始终坚决抵抗。”⁽¹⁰²⁾

陈铭枢4日向蒋介石报告日军可能派一个师团的兵力增援。蒋指示：“如倭以两师以上陆军参战，则我方应另定计划与之正式作战，飞机与陆军须预定协同作战计划，突然进攻，使敌猝不及防也。”⁽¹⁰³⁾5日，蒋介石就作战计划向蒋光鼐、蔡廷锴发出指示电文说：“兄等恶战苦斗，已经一周，每念将士牺牲之大，效命之忠，辄为悲痛。”并表示“如有必要，中可亲来指挥也”⁽¹⁰⁴⁾。国民政府电调在江西“剿共”的蒋鼎文第九师赴沪增援。同日蒋还指示何应钦：“如吴淞要塞陷落，日本陆军登陆参战时，则我飞机应即参加沪战。”⁽¹⁰⁵⁾6日，汪精卫、李济深、朱培德等致电十九路军：“务望激励将士，固守原防，不可轻让尺寸。”⁽¹⁰⁶⁾

蒋介石6日由洛阳到浦口，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张治中去迎接他，表示愿意率中央部队参战。蒋马上关照何应钦，调动散驻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八十七师和第八十八师合编成为第五军，由张治中率领参战。

十九路军炮兵太少，陈铭枢7日请求国民政府调炮兵一个营支援。蒋介石指示何应钦照办。同日，何应钦致电十九路军：“据驻京外国武官得自东京传来确息，日有陆军一师已起程来华等语，预测该敌将由吴淞、浏河等处登陆，进击我侧背，希对该方面特别注意，派有力部队布防；如能乘其上陆之际设法加以痛击，尤为有利。”⁽¹⁰⁷⁾8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汪精卫电告十九路军，已饬令财政部拨款五万元慰劳前线将士。

日军增援部队第二十四旅团抵沪后，汪精卫、朱培德为此致电蒋介石征求援沪意见。9日蒋复电道：“增援淞沪，只要渡江无碍，第一师于三日内集中后，即可出发，七师亦可先调，决无问题。”⁽¹⁰⁸⁾蒋还指示刘峙和胡宗南师长：“第一师速准备一旅步兵，限三日内候令调遣。”⁽¹⁰⁹⁾

11日，何应钦派中央军校炮兵一个排开赴南翔，归蒋光鼐指挥。同日，军政部派往上海的地雷队一个中队抵达十九路军总部。军政部并且拨工兵教导队的架桥爆破两个队及中央军校野炮一个连来沪助战。13日，汪精卫发表演说，称：“须从举国一致着手，以广土众民之中国，对富国强兵之日本，纵使有一二城镇不幸而落彼手中，而中国之内，人人皆抵抗，处处皆抵抗，日本虽有二三百万精兵，亦不能遍布也。”⁽¹¹⁰⁾日军第三舰队司令野村进攻吴淞的战略失败后，日援军第九师团统辖的三万人陆续抵沪。14日，陈铭枢按蒋介石嘱咐，电达蒋光鼐：“谍报闸北等处敌方阵地已调陆军接防。若和平无望，敌来犯时，予以一极大惩创，然后别作良图。现已准备加调八十七师孙元良增援。总司令并电韩向方、刘经扶、上官云相、梁冠英共选现役徒手兵三千，输送来补充代募五千新兵矣。”⁽¹¹¹⁾15日，汪精卫致电已至全州的张发奎第四军（原计划北上支援黑龙江马占山的抗日部队）：“兄部援黑，志在抗日，今日军近在淞沪，不如放弃援黑，径来淞沪，与十九路军共同作战，较为直截了当。”⁽¹¹²⁾

16日蒋介石告诉宋子文：“日既在沪不肯撤兵，我方只有抵抗到底。”⁽¹¹³⁾蒋并且致电俞济时转张治中：“今日兄等决定在淞沪原阵地抵抗到底，奋斗精神，至堪嘉慰，望兄等努力团结，为我党国争光。……希与十九路军蒋、蔡两同志，共同团结奋斗，对于蒋总指挥命令，尤当切实服从，万不可稍有隔膜。吾人若不于此处表现民族革命精神，决意牺牲，更待何时！”⁽¹¹⁴⁾18日，植田向蔡廷锴发出最后通牒。该通牒的要求已超过南京国民政府所能容忍的限度。国民政府外交部对此表示：“中国在沪驻军，为保卫中国土地计，迫不获已，亦惟有从事自卫，奋斗到底而已。”⁽¹¹⁵⁾何应钦认为“求妥洽而不可得，欲忍辱而不可能，势非积极准备军事彻底抗战，再无交涉妥协之望”⁽¹¹⁶⁾。蒋介石同意中央驻蚌埠的四队飞机、留江西的两队飞机，全数连同广东方面支援上海的飞机飞沪参战。15日、17日、19日，蒋分别令十九路军接受上官云相、梁冠英和刘峙等部挑选的增援上海的士兵两千人。

为抽调援军赴沪，21日蒋介石指示熊式辉和朱绍良：“第十与八十三师令其星夜开浙，第十八军如不得已，令其先击破攻赣之匪后，再行出发亦可。”⁽¹¹⁷⁾22日，蒋致电刘峙：“第一师自即日起极秘密，每深夜陆续开动，每夜只开一团至两团为止，到滁州与浦镇间之各车站下车，徒步行军至江边过江。”⁽¹¹⁸⁾23日，蒋致电朱绍良和蒋鼎文：“限第九师于下月三日以前集中杭州勿误。望严令星夜兼程前进。”⁽¹¹⁹⁾24日，蒋又致电刘峙，限第一师于27日前全部集中浦口。鉴于浏河一带河岸，是杂有碎石的沙滩，最适宜于日军登陆，蒋介石于25日致电蒋光鼐注意浏河方面的戒备，“应准备三团兵力为要”⁽¹²⁰⁾。

日军在实施“中央突破”计划时，在庙行镇遭到我军重创。26日，蒋介石致电张治中和俞济时：“自经二十二日庙行镇一役，我国我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连日各国舆论莫不称颂我军精勇无敌，而倭寇军誉则一落千丈也。望鼓励官兵奋斗努力，并为我代为奖慰也。”⁽¹²¹⁾同时，蒋对援军作了部署，指示鲁涤平：“戴旅应集结两团兵力于沪杭路，随时应调，对乍浦方面只派二营可也”；令上官云相的第四十七师派1个团赶赴前线，归十九路军指挥；令卫立煌军长“饬八十三师与第十师，尽数乘民船秘密东下至荻港以东芜湖以西登岸候令”⁽¹²²⁾。

3月1日，陈铭枢复电十九路军：“总座（指蒋介石——引者）已令上官师京镇部队限即刻赶赴昆山转太仓，并令该师现在黄渡之一团赶赴嘉定矣。”⁽¹²³⁾此前2月29日，第四十七师第四团已抵达昆山。3月1日该师主力齐集昆山，当晚驰集嘉定、太仓间增援。2日，蒋介石训令蒋光鼐等：“现军既移至南翔、嘉定、太仓一带，为便于长期抵抗起见，急应构筑预备阵地，以资准备。”⁽¹²⁴⁾3日，第九师先头部队抵达常山。4日，第九、第十师赶至杭州附近。

10日，蒋介石决定第二期作战方案，判断日军军事目的“不外占领南京，控制长江流域”，因此决定我军应利用敌之弱点，“以打破敌人进窥南京之企图”⁽¹²⁵⁾。

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任命陈铭枢担任京沪铁路方面防卫，为左翼军总指挥，蒋鼎文为右翼军总指挥。蒋率第二、第十四军自赣移师沪、杭，在川沙、枫泾、吴江构筑第一线阵地，并于嘉善、平湖、乍浦构筑第二线阵地，积极布防，策应十九路军抗战。

淞沪抗战中，国民政府先后补充十九路军枪弹达1060万余发、手枪弹49.8万余发、各种炮弹7.34万余颗、手榴弹16.7万余枚、步枪1500支、机关枪130架、各种火炮73门。补充第五军枪弹760余万发、手榴弹3万发、各种炮弹1.6万余颗、手榴弹5万枚、步枪1600支、机关枪12挺。“而先后所调援兵，连第五军已达十师以上”，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完全到达”⁽¹²⁶⁾。

以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为主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在对日进行抵抗的同时，又在寻求妥协。他们力图限制战争的扩大和持久，调集援军不力，仍以主力部队“剿共”；希冀通过英、美等西方大国和国联的介入，及早同日本达成停战妥协。

淞沪抗战爆发的翌日，何应钦就致电各省，警告说：“误用正当防卫转成诱起战争之口实，国际同情亦易随之而失矣。”⁽¹²⁷⁾30日，第二六一旅旅长宋希濂向何应钦请求参战，遭到拒绝。31日，何应钦致吴铁城等电：“惟我国目前一切均无准备，战事延长扩大，均非所利，各国领事既出而调停，请兄等酌量情形，斟酌接受”，“望蒋总指挥、蔡军长、戴司令通令所部严守纪律与秩序，非有长官命令，不得任意射击，在前线部队，尤须遵守”⁽¹²⁸⁾。

2日，蔡廷锴接何应钦来电云：战事可止即止，“如敌人允撤兵，我亦不反对，除戒备外，暂行停止进攻”⁽¹²⁹⁾。3日，何应钦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决不与任何邻邦轻启衅端。进一步言，即遇与邻邦有所争议时，苟可用外交方法解决者，亦决不轻易诉诸武力。”⁽¹³⁰⁾

自1月29日起，英、美等西方大国在中日之间调停。2月4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只要不丧国权，不失守土，日寇不提难以接受之条件，我方即可乘英、美干涉之机，与之交涉；不可以各国干涉而我反出以强硬，致生不利影响也。”⁽¹³¹⁾6日，何应钦致电吴铁城称：“以弟个人观察，能从外交方式，根据英、美调停，早日得以解决，实为计之上者。”⁽¹³²⁾

5日，何应钦指示：“我原配属十九路军在江西剿匪之航空队……除对日机加以抵抗外，即对日海军决不抛掷炸弹。”⁽¹³³⁾

自5日至7日，日援军第二十四混成旅团约一万人分批抵达上海。十九路军电请汪精卫等派兵增援。汪精卫却对记者称：“对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系余向所主张，今仍未变。”⁽¹³⁴⁾

英国驻华舰队司令凯莱（Kelly）和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M．W．Lampson）分别于2月6日和12日提出调解中日冲突的新方案。这些方案不仅满足日方的要求，将东北问题和上海问题分开解决，而且主张中国军队单方面先撤出上海市区。对此，国民政府竟然表示接受。

8日，何应钦电告吴铁城等：“我国对外一切军事，平时毫无准备，兄等所深悉。是以此次淞沪事件，弟曾迭电商酌适可而止，盖期早得收束，为国家多留一份元气也。”“请兄等商在沪外委从速设法先停止战争。至于整个问题，则待外交正式之解决，庶不至益加扩大糜烂而不可收拾也。”⁽¹³⁵⁾

就在十九路军在闸北、吴淞同日军鏖战，日援军源源不断抵沪之际，蒋介石、何应钦等仍坚持同日本谋和。9日，蒋介石向何应钦、陈铭枢指示作战方针时称：“如日陆军既加入参战，则我军应即缩短战线，重新布置，必立于进可战或退可守之地，且使无论和战，皆不失于被动地位为要。”⁽¹³⁶⁾同日何应钦电告吴铁城：“日陆军源源而来，战事若再持久，我方必失败无疑。请兄力排众议，照迭电乘我军在优越地位时设法转圆【圜】停战，万勿犹豫，致逸良机。”⁽¹³⁷⁾

国民政府为及早结束淞沪战争，通过两条渠道同日方谈判。一条是何应钦在报请蒋介石同意的情况下，派军政部次长陈仪和陆军步兵学校校长王俊直接与日军谋和。王俊10日同日军第九师团参谋长（原日本驻沪使馆武官）田代皖一郎少将谈判。陈仪13日在上海与日本公使馆武官原田熊吉会谈。外长罗文幹遵蒋介石之意致电蔡廷锴：“请兄等仍斟酌外部前开接受英、美调停办法各电，及陈公侠（即陈仪——引者）兄所言、王俊所述办法，择其于我有利者从速进行。”⁽¹³⁸⁾另一条是通过英、美、法公使在中日之间调停，力求达成妥协。蒋介石嘱咐陈铭枢电达蒋光鼐：“与美、英、法使磋商办法，果能办到，则和平可望。”⁽¹³⁹⁾

10日，何应钦以“吴淞炮台既失炮战能力，徒以步兵据守，任日海空军之轰炸，殊非得计”为理由，命令十九路军“酌量后退”，具体方案是：“第一步以杨家行、大场、真如为本抵抗阵地；第二步以浏河、嘉定、南翔为本抵抗阵地”；“吴淞、江湾、天通庵之线则作为前进阵地”⁽¹⁴⁰⁾。11日，何应钦电令蒋光鼐：前线配置的兵力“不宜过厚，须将重兵置于后方”⁽¹⁴¹⁾。这种方案实际上是让十九路军听从日方的要求，放弃吴淞、江湾、天通庵一线阵地，后撤到浏河、南翔一带。

12日，何应钦向吴敬恒解释“适可而止”的含义说：“至所谓适可而止者，盖本自卫限度，勿使事态扩大，而期得到各国同情，予暴日以悟境，稍戢凶锋，另图解决和平。”“兼之赣、鄂两方，为匪所牵制之部队在三十余师，且均较称精良者，一时俱难抽调。如事态扩大，势须强抽，剿赤措置是否不顾？此又一般人所熟虑者。”⁽¹⁴²⁾同日，何又致电蒋光鼐等：“严令南市守军不得有挑战行为。如日兵舰或军队未向我攻击时，不许发挥射击，避免南市糜烂为要。”⁽¹⁴³⁾

十九路军总部据各方情报判断日军援沪的兵力约有二万人，但连日作战伤亡极大。13日晨日军强渡蕴藻浜，与我军激战，总部决定乘机消灭日军。下午3时总部发出命令，决定当晚全线转移攻势，一举歼灭日军。但该日蒋介石到浦口，召见罗文幹等指示：“沪事以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来之胜利，能趁此收手，避免再与决战为主。”⁽¹⁴⁴⁾何应钦致电十九路军解释道：“蒋介公之意，我军进攻，无论如何牺牲，亦不能达到任何目的。在全盘计划未定以前，仍取攻势防御为要。”⁽¹⁴⁵⁾结果我军丧失了攻敌时机。同日，汪精卫表示：“至于外交方面，中国此次有十分理由，可要求国际联盟、华盛顿九国公约、凯洛格非战公约签字各国干涉日本。”⁽¹⁴⁶⁾

14日，何应钦致电吴铁城：“无如回顾国力，除财政问题外，抗日、剿赤两难兼顾。”⁽¹⁴⁷⁾其时第四军军长张发奎所部先头部队抵达湖南零陵，准备继续开往武汉增援上海。日方威胁日海军将开炮阻止张发奎军渡江。何应钦担心如此武汉“不免形成沪局第二”，商议结果“似以该部暂驻萍乡协同剿赤为宜。且抗日剿赤关系均重，即与该师为国效命之初衷亦仍不稍违也”⁽¹⁴⁸⁾。15日，汪精卫在徐州各界纪念周发表演讲称：“我们要预备长期的抵抗，同时也要尽力的交涉。”⁽¹⁴⁹⁾“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在最低限度之下，我们不退让；在最低限度之上，我们不唱高调，这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¹⁵⁰⁾

2月中旬，蒋介石返回南京，京沪卫戍公署向他提出让邻近上海的军队增援。蒋介石从兵力、运输角度论证日方之强、我方之弱，不肯增援。蒋对敌我形势的估计是没有根据的。淞沪抗战时，中国国防力量固然薄弱，但日本也没有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对上海的进攻带有局部性和试探性。从兵力上看，日本常备陆军有17个师团，二十六万余人⁽¹⁵¹⁾。而中国有一百多个师，二百余万兵力。国民政府如果有“攘外”的决心，是可以在上海制止日军扩大战火的。但它念念不忘“围剿”红军，不愿投入主力部队抗日。

就在我军在前线拼死打破日军“中央突破”计划之际，23日京沪卫戍公署参谋邓世增进见蒋介石，催速增援，而蒋却产生将我军撤退念头，说：“预算增援部队须在十日之后，希嘱蒋、蔡诸兄务照原定计划，迅在南翔之线赶筑工事，以期长久抵抗。至撤退时间，由蒋、蔡诸兄查看情形，自行决定。”⁽¹⁵²⁾

上海我军总部考虑到日援军源源不断抵达上海，而我各方援军直到3月5日、6日才能到达，与其坐待败亡，不如乘机与敌决战，即使不能使战局好转，也可将日军主力第九师团击破，从而延长第二次会战的时间。是故25日晚9时，我军总部发出命令，决心破釜沉舟，以全军与日军决战。命令发出后，接蒋介石训令：“第二次决战之期，约在艳东各日（即2月29日和3月1日——引者），我军后方援队，全已运来前线，其他非到鱼日（即3月6日——引者）不能参加战斗。”⁽¹⁵³⁾我军总部遂令停止出击。

十九路军自开战以来连续作战，兵力已损失一半以上；第五军经庙行、江湾会战后，人员损失四分之一以上，全军已陷于残破不堪的困境，而日援军大批抵沪，为保存战斗力，我军准备于27日晚撤至真如、刘家行、罗店之线。我军面临如此困境，国民政府不仅不积极调集援军，反而将抵达前线的援军分出他用。27日，陈铭枢致电汪精卫，询问：“上官云相师除调两营任黄渡工事外，忽奉令两团守镇江，一团守京，归谷正伦司令指挥，未审何故。戴岳独立旅已抵杭，鲁主席不愿调列参加作战，枢拟前往乞援。”⁽¹⁵⁴⁾28日，陈铭枢两次致电汪精卫，对援兵不继表示无奈和不满，他说：“上官云相所部，弁髦命令，不愿赴援，枢病未愈，不能赴杭，戴旅赴援，当亦无望矣！”“前误于军政部之不调兵，兹又误于上官部之不愿作战，惟恃我孤军之决死耳！”⁽¹⁵⁵⁾

浏河的危急情况，十九路军是知道的，所以请军政部速派2个师驰援，但军政部置之不理。

3月，蒋介石致其兄介卿书，辩解他在此次淞沪抗战中并没有像人们所说的“袖乎（手）观变”或“调援不力”⁽¹⁵⁶⁾。蒋的辩解是站不住脚的。一个多月间，日海陆空军不断增援上海。十九路军函电请援，国民政府调集援军不力。当时驻无锡、苏州一带的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师，驻浙江的戴岳旅，驻江北的梁冠英第三十一军以及在杭州、赣东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约六十个师的兵力，皆按兵不动，不予支援。就连留沪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也指责国民政府对日作战“事前缺乏准备，临时又无增援”⁽¹⁵⁷⁾。

淞沪抗战是十九路军自发抵抗引起的，南京国民政府迫于压力，对十九路军给予一定程度的支持，后又派第五军直接参战，从而使淞沪抗战成为第一次在中央政府领导和参与下进行的局部抗战。这与“九一八”事变后的绝对不抵抗主义是有区别的。但这并不表明国民政府对抗战的态度非常积极，也不表明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政策发生了变化。它指导淞沪抗战的方针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这个“两面”政策受到“安内攘外”基本政策的制约，并服务于该政策。所以国民政府倡导的“抵抗”，不是坚决、全面、积极的，而是消极、被动的，其基本意图是避免战事扩大，通过局部的、有限的抵抗，在抵抗中积极进行交涉，以争取一个较有利的条件实现妥协停战，然后转向“安内”工作。综观淞沪抗战的全过程，可看出国民政府对淞沪抗战的方针具有抵抗和妥协的双重性。当然，它的妥协退让有一定的限度。当日本态度强硬，超过国民政府妥协的最大限度，即危害到国民政府统治的根基时，它就以抵抗为主；反之，只要在限度以内，它总是力求妥协。

七　全国人民及华侨对淞沪抗战的支持" class="reference-link">七　全国人民及华侨对淞沪抗战的支持

在淞沪抗战中，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

“一二八”事变爆发前夕，中共临时中央洞察日本帝国主义即将侵略上海，1月27日发出《中央紧急通知》，号召党组织动员无产阶级与一切劳苦群众给敌人的进攻以致命的打击，并号召上海工人群众实行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¹⁵⁸⁾。2月2日，中共发表《关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号召举行罢工、罢课、罢市、罢岗、罢操，“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武装海陆空军出境！”⁽¹⁵⁹⁾

在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和其他群众组织，积极支持十九路军的抗战。他们通过各社会组织募集前线急需的交通工具、通信器材、工事物资、医药用品等。他们还组织郊区人民分区炊制和输送前线战士每天的两顿伙食。总工会动员募集了几万只空烟罐，赶制“土炸弹”运往前线。

1月30日，中共领导的上海各厂工人举行代表大会，决定自31日起全市工人开始总同盟罢工，并建立上海各厂工人抗日总同盟罢工委员会。加入罢工委员会的有同兴、喜和、日华、公大等三十余厂。中共领导的上海民众反日联合会（简称“民反”）积极支持淞沪抗战。1月31日，“民反”召集有5000人参加的市民大会，决议自即日起开始总同盟罢工，组织工兵代表会议。“民反”义勇军在上海市大约有二三千基本群众，以闸北、沪西、沪东、浦东四个区受党团影响较大的工厂为主。

“一二八”事变发生时，中共临时中央处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之下，产生了一些错误认识，如强调在反对日本侵略的同时，必须进行推翻国民党的斗争；将国民党内反蒋派别视为“反革命的在野派别”，必须打倒；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否认中间阶级的抗日要求，主张以主要力量进行打击。这些错误认识在淞沪抗战中导致了一些错误行为。

中共临时中央对待蒋光鼐、蔡廷锴等爱国将领的态度和对十九路军的分析是完全错误的。临时中央领导人认为蒋、蔡的抗日行动是为了骗取“民族英雄”的荣衔和民众的捐款⁽¹⁶⁰⁾，是“弄各色各样的把戏来愚弄劳苦群众，消灭他们的革命行动，以便进一步的出卖中国”⁽¹⁶¹⁾；十九路军将领是反动的、反革命的“抗日军阀”⁽¹⁶²⁾。提出党的策略是“拥护士兵自动抗日的斗争，而反对他们的长官，利用一切机会揭破这些长官的欺骗”；号召革命的士兵与民众联合起来，把军阀的武装变为民众的武装，甚至认为“要作战胜利必须杀掉他们反动的长官”⁽¹⁶³⁾。这些宣传损伤了共产党的形象，为国民党的攻击留下了把柄。

就在淞沪抗战方酣之际，江西中央红军猛攻赣州，牵制了一部分国民党军队援沪作战，蔡廷锴甚表不满地说：“此次我军与暴日在淞沪激战最烈时，江西的赤匪不特不能为国难所激醒以合力御外，反乘机猛攻赣州，企图夺取赣南重要城市，以捣乱我后方，这种行为，不啻为暴日张目。”⁽¹⁶⁴⁾这也为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提供了口实。

中共临时中央还作出了一些脱离实际的决定。2月11日，中共中央在致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的一封信中说：“目前反日反帝运动的一切宣传及行动，必须与武装拥护苏联，反对世界大战，拥护红军、苏维埃等更紧紧地适合地联系起来。”⁽¹⁶⁵⁾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主张由武装的工农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十九路军士兵追击到租界内，消灭日军的根据地⁽¹⁶⁶⁾。

上述这些错误有相当一部分在实际斗争中得到贯彻，如左倾领导人计划趁十九路军和第五军3月1日撤离第一道防线之际，翌日发动武装暴动，占领闸北，结果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一二八”抗战得到了上海各界人士的热烈支持。著名爱国人士宋庆龄和何香凝挺身而出，声援抗战。她们不仅发动和联络海内外力量支援淞沪抗战，而且亲赴前线慰问抗日将士。1月30日上午，宋庆龄和何香凝冒着风雪到真如慰问前线将士。在她们的主持和组织下，仅一天时间就筹设了几十个伤兵医院。何香凝见官兵在大雪天只穿单、夹衣各一套，回沪后立即发动捐制棉衣运动，五天内制成全新棉衣裤三万多套，运给全体官兵穿用。何香凝还组织国难妇女救护训练班赴前线救护伤员。2月6日，宋庆龄到十九路军军部慰问。12日，宋庆龄不惧猛烈的炮火和炸弹的危险，赴吴淞前线，在翁照垣和区寿年的陪同下视察、慰劳将士。

上海各界群众汇入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陈铭枢说：“上海孤军抗战之能维持到三十天，固然是为了士兵的勇敢，而尤其重要的原因却是民众的实力上与经济上的援助。”⁽¹⁶⁷⁾翁照垣说：“这次的抗战，所表现的完全是民众的力量；是民众的力量，借着军队的武器去表现，这是我们认识得非常清楚的。”⁽¹⁶⁸⁾

1月25日，上海市民临时代表大会发表宣言，表示：“我上海市民，断不丧失毫末，对于抗日救国之运动，誓必直【再】接再励。”并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内称：“对于暴日之此种足以亡我中华民国之无理要求，迅行训令上海市政府，予以严词驳复，并决定武力与之周旋，全沪市民甘为后盾。”⁽¹⁶⁹⁾

上海民众一致援助十九路军。上海市民救国联合会义勇军2月2日开赴前线。5日，上海市民联合会致电国民政府，呼吁支援上海军民抗战。17日，该会发表郑重宣言，坚决表示拥护十九路军抗日到底。18日，由上海81个民众团体组成的各团体救国联合会召集全体理事大会，决议派代表北上，敦促张学良带兵出关收复失地；募集上海一个月房租作为救国捐。参加中华国民救国会组织的义勇军，称为国民救国军，约有五千余人，分驻闸北太阳庙、引翔港、宝山路一带，与日军激战数次，颇占优势。由翁照垣旅长指挥的上海市民义勇军，有的在前线奋勇杀敌，有的积极做好战地勤务工作。上海卡车司机胡阿毛，在被日军强迫运输的途中，开足马力将所载的一车日军和武器弹药驶入黄浦江中，与敌人同归于尽。

上海工人阶级站在抗日的前列。1月30日，上海市总工会发布罢工通告。总工会还组织义勇军、救护队、消防队，通令各工会尽力劝募慰问十九路军的物品。上海市总工会义勇军二千余人在李永祥和朱学范的率领下，开赴前线作战。2月1日，在华日本商轮上的中国工人罢工，使日本船舶开不进黄浦江。上海水木业义勇军五百余人5日出发，先在闸北中兴路、大统路与十九路军一起担任运输和建筑工作，11日正式赴前线与日军作战。日兵运输需用卡车和驳船，无法找到中国工人，日人只得用巨金贿通上海某外人洋行，租用大卡车十余辆和驳船二十余只，往来吴淞、杨树浦一带，装运士兵及军火。2月10日该外人以每日五元的工资代雇上海驳船小工300人，派作运兵之用，当即被上海工人拒绝。外人又出巨金雇佣汽车夫数十人，派充往来淞沪之用，也被上海车夫拒绝。上海马迪汽车公司修理部工人要求厂主拒绝修理日军一切车辆，决心不达目的不复工。罢工后赶往我军后方办事处义务修车。

上海工商界发动罢市，捐献财物，维持社会秩序。1月29日，上海市商会宣布“日兵犯境，罢市御侮”。30日，上海市商会通告罢市，下午3时全市实现罢市。商会并发布公告，向社会各界征集慰问十九路军的物品和现金。31日自早至晚，前往香港路四号银行公会市商会办事处捐献物品和现金的人络绎不绝。2月1日，申报馆爱国人士史量才和上海实业界、银行界人士王晓籁、虞洽卿及张啸林、杜月笙等人发起成立上海地方维持会，专职维持商业秩序，调剂金融，接济难民的事务。4日，该会致电政府，请求援助十九路军。自2月3日至5月31日，该会共募得慰问十九路军的大洋二十七万余元。2月5日，上海市商会会长王晓籁到真如十九路军指挥部慰问，将随来的二百多名童子军交给十九路军使用。8日，永安公司派人向十九路军送去大量的白兰地和六十年陈酒。

上海文化界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作家2月8日成立中国著作家抗日会。9日下午该会举行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到会者有戈公振、王礼锡、胡秋原、陈望道、严灵峰、丁玲等人。会议决定设立经济委员会、民众委员会、编辑委员会和国际宣传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用募捐的钱购买军需物资，与各民众抗日团体捐募的物资一起，每日用汽车运往前线。民众委员会委员每日轮流随车到前线战壕里，边送物资边向战士宣传鼓励，并将宣传抗日的唱片带到前线。宣传委员会动员全体会员在各种报纸杂志上发表抗日文章，号召全国民众支援十九路军抗战。2月23日，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举行盟员大会，丁玲等四十余人出席会议，决定扩大组织，发表宣言，发动盟员赴前线慰问杀敌将士。

上海新闻界爱国人士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号角作用。邹韬奋以《生活》周刊为阵地，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史量才主持的《申报》也发表了大量抗日的言论。

上海学界也积极行动起来。1月31日，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联合国难救济会，购买食品犒劳十九路军。2月1日，上海各大学抗日救国会发表声援十九路军抗战的通电。上海中央大学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及中法药科学院等校学生2日成立“上海各医药学院抗日战地医事联合会”，共有会员180人，3日开赴前线从事救护工作。上海各大学学生义勇军十九路军随营训练班不仅在前线奋勇杀敌，而且做好战地勤务工作。

在淞沪抗战中佛教组织也显示了爱国心。上海市佛教会组织上海各寺院收容难民，筹款慰劳伤兵，并组织救护队赴前线工作。

淞沪抗战爆发后，全国人民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支援抗战活动，或集会游行，发表通电；或捐款捐物，抗日宣传；或组织义勇军、救护队、敢死队；或直接参战，以身报国。

南京中央大学学生数百人赴国民政府请愿，要求调兵援助十九路军。该校义勇军五十余人赴沪抗日。南京工界抗日救国会及工界国民救国会促进会联席会议议决电慰十九路军奋勇杀敌。南京各界抗日会议决定募集物品慰劳十九路军，通电全国主张对日绝交，并要求政府准许民众组织义勇军。北平学生抗日联合会决定电慰十九路军，致电国民政府调劲旅援沪。京剧艺人梅兰芳在北平开明戏院义演三天，所得收入全部寄往上海作为伤兵医院经费。南京中央大学铁血义勇军、西南在野军人抗日救国北上敢死团、四川敢死队等在翁照垣的指挥下，分别担任战地勤务、后方宣传、建筑防御工事、直接参战等任务。湖南省各界在长沙召开有十万人参加的抗日示威大会。津浦铁路工人组织义勇军。冀南豫北人民三万余人组织救国军。华北妇女抗日救护队在北平成立。东北冯庸大学义勇军三个中队由校长冯庸率领，投入前线工作。徐州学生抗日救国会派代表三十余人赴徐州北站向汪精卫请愿，要求国民政府对日绝交；援助十九路军；维护爱国运动。广州市民召开救国大会。中国红十字会张家口分会救护队队长王志谦带领救护员27人赶赴前线。粤商陈炳谦捐款一万元，粤银公会汇款十万元，慰问十九路军。

海外华侨也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精神。为支援淞沪抗战，有的写信，有的打电报，有的寄钱，有的寄衣服食物，慰问抗日将士。“战争爆发以后，全国各省的民众无论男女老少，都捐出了很多现金；尤其是遍布全世界各国的华侨，更为踊跃捐输。据总指挥部的报告，收到各处捐款，差不多有三千多万元之巨”⁽¹⁷⁰⁾。有些华侨还亲赴前线，直接参加战地服务工作。1932年2月3日，约二百人的华侨义勇队抵达前方，积极协助十九路军军医处救护伤兵。

国际友人对中国的抗战也给予支持。美国飞行员萧特（Robert Short）志愿帮助中国空军打击日机的嚣张气焰。2月20日，他驾驶波音二一八型驱逐机从虹桥机场转场南京，在龙华上空遭遇所茂八郎等驾驶的三架三式舰战机。经过20分钟激战、萧特击落所茂八郎战机，并击伤另一僚机。22日，萧特与我大队飞机同时出发，由南京飞往杭州，因偶失联络，下午4时20分在苏州上空遇轰炸苏州的日机六架，即以一挡六，与之战斗，打死日飞行员小谷大尉，击落一架日机；萧特也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感动了美国著名记者斯诺，他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的群众表现出西方所了解的爱国主义。人民大众崇拜这些敢于笑对死亡的南方青年士兵。……在上海从来没有一支军队这样得到全心全意的支持。”⁽¹⁷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