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抗战胜利与战后初期的国内政治

第一节　抗日战争的胜利" class="reference-link">第一节　抗日战争的胜利

一　日本投降普天同庆" class="reference-link">一　日本投降普天同庆

1945年8月10日夜，中国战时首都重庆人声鼎沸，炮竹四起，一片欢腾。日本通过瑞士政府，请求转达日本接受同盟国波茨坦公告，决定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¹⁾，饱受战争的苦难和折磨，付出了难以计数的生命财产损失，然而坚持了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创造了惊天地而泣鬼神的英雄壮举的亿万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胜利的一天。

这是八年来，重庆市民第一次可以不必担心日本飞机的轰炸而自由地聚会，“这是一个兴奋的不眠之夜”。街上的人流中，人们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都在奔走相告，传递着日本投降这一大快人心的消息。“街头上是一片狂欢的人海，每个人对每个人，每群人对每群人，都打着招呼，互相道贺。大家的感情在泛滥！升华！”“人的潮水几乎吞没了全部的马路。”⁽²⁾他们尽情地欢笑，他们有理由高兴，因为他们为这一天付出了无数艰辛，正应了中国的一句名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是中国人民值得衷心庆贺的一天，是永载史册的一天。当晚，重庆各报的号外均书醒目大字：日本无条件投降。次日的《大公报》在社评中激情洋溢地写道：“同胞们！战争是要结束的了，整整八年的大战要过去了。强大的敌人，要屈服了。我们实在抑制不住要长长欢呼，欢呼！昨夜，山城已为欢呼的声浪久久淹没。我们受了八年苦难的压缩的心，好像原子弹一样，已经爆炸了，爆炸了！”⁽³⁾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出，全中国都沉浸在胜利的狂欢之中。从后方到前线，从战时首都重庆到中共解放区的政治中心延安，所到之处，人人兴高采烈，个个欢欣鼓舞。在沦陷区，受尽了日伪统治带来的屈辱与压抑的民众，也在衷心欢呼抗战的胜利⁽⁴⁾。唯有日本豢养下的南京、华北和东北伪政权的大小官僚处于一片混乱慌张之中，在他们的主子投降之际，他们惶惶然不可终日，急于寻找新的出路，在国民政府正式接收前便纷纷作鸟兽散。8月16日，南京伪政权举行临时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声称“国民政府自汪主席领导以来，即努力于中国之独立完整，兹者虽其方法有所不同，然既已见诸和平之实现，故作为完成其使命者国民政府应予取消，并为处理善后计，设置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以待将来中央政府之接收。至地方行政机关，则依然继续存在，担当局面之维持，军事委员会则改为治安委员会，其所属军队，将以全力维持治安以待将来之收编”⁽⁵⁾。陈公博和周佛海分任该委员会的正副委员长⁽⁶⁾。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亦电告重庆称，将“尽力维持治安，保护人民，统候中央明令派员接收”⁽⁷⁾。8月11日，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及其家族偕伪满众臣，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逃离长春，13日到达中朝边境临江县的大栗子沟。17日夜，在这个偏僻小镇一座灯光昏暗的简陋小屋内，上演了伪满洲国历史的最后一幕。伪满总理大臣张景惠向溥仪表示，“事到如今，对满洲国来说，已是失掉了依靠和存在的意义。我想应由皇上自动退位，来给满洲帝国以最后的终结”⁽⁸⁾。随后，溥仪宣布“退位”，在日本扶植下存在了14年的伪满政权终告灭亡。19日，溥仪飞回沈阳，准备逃往日本，但被苏军扣留，解往苏联。

8月14日，日本天皇裕仁发布停战诏书。诏书矢口不提“投降”两字，对于日本挑起侵略战争，造成各国人民生命财产的惨重损失，诏书中毫无反悔认罪之意，仍声称“帝国所以向美英两国宣战，实亦为希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而出此，至如排除他国主权，侵犯其领土，固非朕之本志”，并“对于始终与帝国同为东亚解放而努力之诸盟邦，不得不深表遗憾”。面对日本战败的事实，诏书解释为是因为“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加之，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惨害所及，真未可逆料。如仍继续交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并将破坏人类之文明”⁽⁹⁾。如此一来，侵略者倒成了悲天悯人、仁义道德之辈，颠倒黑白莫过于此。日本天皇的停战诏书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日本的心态，不服输不认输，期待来日。然而，无论日本的心态如何，日本投降的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侵略者已经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反法西斯同盟国为人类文明与正义做出的贡献也必将永远为历史铭记。

8月15日，中国政府外交部接获日本政府的投降电文，文称：“天皇陛下准备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大本营，签订实行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之必需条件”，日本正式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¹⁰⁾。当天，蒋介石发表广播演讲称：“我们中国在黑暗和绝望的时期中，八年奋斗的信念，今天才得到了实现。我们对于显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和平，要感谢我们全国抗战以来忠勇牺牲的军民先烈，要感谢我们为正义和平而共同作战的盟友，尤须感谢我们国父辛苦艰难领导我们革命正确的途径，使我们得有今日胜利的一天。”⁽¹¹⁾蒋介石的演讲，标志着中国官方对抗战结束的正式表示，也拉开了驻华日军向中国投降的序幕。就在同一天，蒋介石致电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命令其“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速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8月21日，日本驻华派遣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根据中方指令飞抵湖南芷江，接洽投降进行事宜，由陆军参谋长萧毅肃指示其有关投降程序及区域划分的规定。负责受降的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指示日军投降的备忘录交今井带回南京，命令日军：自即日起立即接受本总司令之一切规定，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为，各就现在驻地及指定地点静待命令，听候本总司令派员接收⁽¹²⁾。

9月2日，日本投降代表、外相重光葵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签订了日本投降文书，正式声明：“我们兹宣布日本帝国大本营及在日本控制下驻扎各地方的日本武装部队，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¹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上将，代表中国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次日即成为对日作战胜利纪念日。

为了庆祝抗战胜利，9月3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决定：1．所有抗战以来殉职官兵，由军事委员会依例给恤，凡阵亡将士家属及残疾官兵，并各依例优待，供以年时之抚慰，予以生活之保障，因抗战死难之各地同胞，由各省市县政府查明姓名事迹，报由内政部分别褒恤；2．由军事委员会传令全体官兵，一体优予褒奖，厚为慰劳，其应如何各按功绩分别给赏以励忠勋而资激励之处，并由该会会同行政院迅为拟议，详订办法，呈候核夺施行；3．所有在抗战期中颁布之各种战时法令，着各主管院部官署立即分别检讨，加以整理，其有未合平时规模者，得先申请废止，以相符合约法的精神，而作实施宪政之准备；4．凡我曾经陷敌各省，应即予豁免本年度田赋一年，其他后方各省为今年军粮民食所赖，准俟明年亦予豁免（次年7月又改为分两年平均豁免），全国兵役，自本日起一律缓征一年，其余减租轻息，以及一切安缉事宜，并责成各级政府暨各主管机关照二五减租决议及其他政纲政策中有关民生之各项规定，限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以前，分别条议办法，次第实施⁽¹⁴⁾。当天，陪都重庆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日本无条件投降大会及有六万余人参加的盛大的纪念游行。

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仪式在南京举行。南京，这座中国的历史名城，在抗战中蒙受了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数十万军民惨遭屠杀，留下了人类历史上空前惨痛的一页，也使所有中国人永志难忘。然而，雄伟的紫金山和中山陵终于洗刷了侵略者强加的耻辱，高昂起自己骄傲的头颅，目睹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向全中国人民俯首认降。当天上午，南京黄埔路原中央军校、现中国陆军总司令部院内，日军投降仪式会场布置得庄严得体。会场门前牌坊上书“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典礼会场”字样，进门后的大牌坊上书“和平永奠”大字。“会场前面一片草园，绿草如毯，当中康庄大道，两边每隔十公尺，彩扎竹杆，悬五十同盟国国旗，犹如联合国家，聚首一堂，洋洋喜气，弥漫全场”；“葱翠雄壮之紫金山第二峰，屏峙与侧背。而国父陵寝所在之紫金山第一峰，更以虎踞龙蟠之姿态，映入吾人眼帘，真乃毓秀钟灵，宜吾民族有此光荣际会也”⁽¹⁵⁾。代表中国政府接受日军投降的有：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上将，空军第一路司令张廷孟上校，东南行营主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上将，陆军参谋长萧毅肃中将等；日本方面投降代表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等。出席观礼的有美、英、苏、法等同盟国代表、中外来宾、记者及会场礼仪警卫人员计一千余人。签字仪式于上午9点整开始，首先由何应钦命冈村宁次交出证明文件，其后何应钦将日军投降书中文本两份交由萧毅肃转交冈村宁次，冈村宁次签字盖章后，由小林浅三郎至席前呈递给何应钦，何应钦签字盖章后再由萧毅肃交付冈村宁次。日军投降书声明：在联合国规定区域内之全部日本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之将领，愿率领所属部队向中国政府无条件投降。签字仪式历二十分钟结束。据记者现场报道，“冈村宁次进入席前，脸色惨白，眉头高耸”；“签字时，手臂微抖，签字盖章后，低头俯视有五十秒钟之久”；退场时，“冈村翻着脸……形容惨淡，几乎像要哭了”⁽¹⁶⁾。

南京受降，是中国抗日战争最后、也是最精彩、最壮观的一幕。抗战八年，中国人民经历了无数的苦难，付出了无数的牺牲，终以自己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奋斗，赢来了这胜利的一天。所有为抗战胜利献出自己生命的志士仁人，都将得到中华民族永远的尊敬与纪念；所有为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的党派、团体与个人，都将永载于万千年的中国史册。

抗战胜利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是中国近代百年历史上，第一次完全意义上的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胜利，体现了中国人民决不屈服于任何外来侵略的无畏精神；这也是国共两党合作、全体中国人共同奋斗而取得的胜利，所有中国人都为此感到骄傲与光荣。国共合作的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抗战胜利的旗帜，这又说明，只有一个统一团结的中国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然而从另外一方面观察战后中国的现实，抗战胜利并没有解决中国面临的一切问题。在长期抗战之中，中国饱经了战争的苦难与创伤，遭受了空前的破坏，经济残破，人民生活困苦，战后恢复重建工作极其繁重，亟待解决的一系列紧迫问题，仍然严峻地摆在所有中国人面前。

在如何对待抗战胜利成果的问题上，在如何实现中国民主化的问题上，在如何进行战后恢复重建、改善国计民生的问题上，中国两大党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中国向何处去？9月3日，国民党为抗战胜利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就战后重建问题，提到“目前急待共同进行的复员，最近必须完全实施的宪政，有许多大事要做。关于前者，要为军人布置就业的机会，要为抗属伤兵难民难童取得必须的救济，要为毁于炮火的城市乡村策复兴，要为海外侨胞谋复业，要为青年解决求学的困难，要为工矿农商各业开拓发展的道路。关于后者，要加紧造成地方自治，要切实保障人民权利，要从速成立各级民意机关，要充分养成尊重法治习惯”⁽¹⁷⁾。然而这个文件对当时中国面临的更为严重的问题，即国共对战后中国发展道路意见不一而导致矛盾冲突的加剧，以至内战危机迫在眉睫，则只字未提。当天，蒋介石也发表广播演讲，比上述文件更为具体地提到：宪政实施愈早愈好，因此召开国民大会不可再事迁延，只要是在革命建国的最高原则三民主义不致动摇，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法统不致紊乱的前提之下，一切问题无不可以推诚相见共同商讨，求得合理合法的解决，尤愿社会贤达，各党领袖，皆能参加政府，共策和平建国的百年大计；国家统一是民主宪政的惟一基础，而要完成国家的统一，惟一的前提，就是要我全国军队国家化，在我国家领土之内，不再有私人的军队，亦不再有任何一党的军队⁽¹⁸⁾。这一演讲对国民党战后政治意图的表达更为明确，即独享抗战胜利成果，继续确保国民党一党统治。

比较起来，中共的战后声明比国民党坦率得多，也切实得多。8月25日，中共发表《对目前时局宣言》，提出目前面临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为此，宣言提出六项要求：1．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和军队；2．划定八路军、新四军接受日本投降的地区；3．严惩汉奸，解散伪军；4．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办理复员；5．承认各党派合法，取消一切妨碍人民自由的法令；6．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会议，商讨各项问题，成立联合政府，筹备普选的国民大会⁽¹⁹⁾。国共两党对战后中国面临的急迫问题的不同表态，将两党分歧一下子摆在了全国和全世界的面前，而最先引发两党争执的就是受降问题。

二　受降权的争执" class="reference-link">二　受降权的争执

8月10日晚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蒋介石正在宴请墨西哥大使，得知此事后，他立即召集部下会商，将预定电稿发往各战区。电令在通告日本投降的消息后，指示如下：1．对敌可能之抵抗的阻扰，应有应战准备；2．并应警告辖区以内敌军，不得向我已指定之军事长官以外任何人投降缴械；3．对封锁地伪军应策动反正，并迅即确保联络掌握，令其先期包围集中之敌，先期控制敌军撤离后之要点要线，以待国军到达；4．对投降之敌军及俘虏，不得危害，并剀切通令所属官兵；5．各战区除以主力挺进解除敌军武装外，应酌留必要部队维持当地治安；6．国军之整编，得由各战区长官斟酌状况暂缓实施⁽²⁰⁾。

11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国防最高委员会举行临时联席会议，通过有关受降和沦陷区问题各案，决定由军事委员会负责受降和伪军处置，中央秘书处负责伪组织处理，行政院负责伪币处理和复员计划问题⁽²¹⁾。对于最为紧迫的受降问题，蒋介石当天发给各战区长官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电报，用了两种不同的口气。他给各战区的电令称：“倭寇政府已示投降，国内外军阀仍不免有负隅顽抗之事故，目前断不能认为日寇已实行投降。且我国领土之内，迄今尚有多数盘踞寇军，狡恶万端，诡计百出，非以军事实力迫令放下武器，绝不能望其觉悟。我各战区前线将领及全体官兵，务当严密警戒防范，加倍奋斗，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执行，绝不可稍有松懈，致涉贻误。务希切实遵照，并逐级饬遵照为要。”而给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电令称：“本委员长经电令各部队一律听候本会命令，根据盟邦协议，执行受降之一切决定。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战区作战地境内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政权之行使等事项，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为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共同协议之规定，各部队勿再擅自行动，为要，除分令外，希即严饬所部一体遵照。”⁽²²⁾这样就将中共排除在对日受降之外，因而引起了中共的抗议。

日本决定投降的消息传到延安，朱德以十八集团军总司令身份，以延安总部名义，于8月11日连发七道命令，下令：“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受，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该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坏或反抗事件发生，均须以汉奸论罪。”⁽²³⁾8月15日，朱德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名义，向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发出说帖，并请转达其政府。说帖声明，国民党政府不能在受降时代表解放区、沦陷区广大人民和抗日武装力量，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有权“接受被我军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收缴其武器资材，并负责实施同盟国在受降后之一切规定”；“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国接受敌国的投降和处理敌国投降后的工作”；“参加将来关于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²⁴⁾。当天，朱德还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身份，直接命令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所包围的部分外。”⁽²⁵⁾对于蒋介石的命令，中共公开予以反驳。8月13日和16日，毛泽东起草了两份电报，以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名义发给蒋介石，电称：“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电中提出六项要求，主要是中共及其武装有权参加受降及受降后的工作，国民党应立即废止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²⁶⁾。

国共关于受降权的争执，并非仅仅是一个对日受降的问题，实际上它是战后初期国共两党分歧的焦点所在。承认中共的受降权，就意味着承认中共的政治地位，就意味着中共可以在未来和国民党分享国家政治权力，所以国民党决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轻易让步。中共提出受降问题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立即拟出对策，认为中共“企图先发制人，以割据地盘扩张实力，进而自建中央政权，与国民政府对抗”；提出“中央对共党态度应及时改变，在此期间，应以争取主动为最有利，应予打击者打击之，不可再事迁就与过于顾忌”⁽²⁷⁾。因此，蒋介石在随后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坚持，“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决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²⁸⁾。

蒋介石在极力阻止中共参与对日受降的同时，首先部署利用日伪军控制原占领地区，以待接收。蒋在给何应钦的指示中，特别要求“对于非经政府指定之受降部队，如有擅自接受敌军投降，企图扰乱我受降计划者，得呈请本委员长下令惩罚之”；对于日伪军，“如对非指定之部队而擅自向其投降或让防……得由陆军总司令下令以武力制裁之”⁽²⁹⁾。何应钦因此在给冈村宁次的命令中强调：“凡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部队指挥官，日本陆海空军不得向其投降缴械，及接洽交出地区与交出任何物资”；“绝对不得将行政机关移交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行政官吏或代表人员”。9月10日，何应钦在南京受降仪式后首次召见冈村宁次，再次对他强调，日军一切武器必须完整交给指定部队，切勿损坏散失，落于匪手，致扰乱地方。冈村表示，此点在蒋委员长下命令前我已下令实施，日军武器完全缴交中国中央政府，决不交与其他任何地方部队⁽³⁰⁾。同时，戴笠主持的军统利用过去建立的关系联络各地伪军。8月15日，戴笠致函周佛海称：“在此局势急转直下之时，京沪治安之维持甚关重要，弟已呈准上海由兄联络各方共同负责，而由兄主其事务。请兄于此紧急艰巨之时期，于任务能秉承领袖之意旨，鼎力以支持之也。”周佛海即在京沪地区布置伪军控制局势。戴笠以后曾经称赞周佛海：“奉令负责维持地方治安，防制奸共，稳定金融，极著成效。……伪府数十万伪军之向背，与东南财富及通都大邑之掌握，不费一枪一弹，而能顺利接管，关系大局极巨。”⁽³¹⁾冈村宁次和周佛海等日伪头目与国民党的合作态度，是以后国民党不顾各方抗议对他们从轻论罪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国民党的举动，中共采取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立场。日本刚刚宣布投降，中共中央即发出党内指示，要求“于日本投降时，我们能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如遇顽军妨碍我们进占城镇和要道时，应以各种方法阻止以至打击消灭之”；“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³²⁾中共以交通线及其两侧地区为接收重点。8月12日，中共中央指示各地：我党必须力争占领之交通线如下：同蒲路太原以北段、平绥路归绥以东段、北宁路、正太路、道清路、白晋路（山西白圭至晋城，未完成）、德石路、平汉路郑州以北段、陇海路郑州以东段、津浦路、胶济路，“并须积极准备对付蒋介石之进攻”⁽³³⁾。在给华中局的指示中，中共中央要求“集中主力去占领大城市和要点。津浦线至少集中十万到十五万人，沪宁线至少七万人”⁽³⁴⁾。8月2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扩军的指示，要求“各战略区应就现有兵力，迅速抽出二分之一到五分之三，编成野战兵团”⁽³⁵⁾，表明中共根据形势的发展，已经准备将抗战时的分散游击战转向以正规兵团为主的运动战。

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各地中共部队起先都准备了占领若干大城市的计划。华中局于8月11日提出：由苏浙军区部队占南京，七师占芜湖，浙东部队控制沪杭路并以一部开上海，三师解决苏北，二师、四师占津浦路徐浦段⁽³⁶⁾。陈毅亦建议新四军在江南“造成一整片的（包括城镇）统一的农村局面，造成迎接内战的坚强基础”；在江北“应将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运河两岸这一整块地区打成一片，占领所有城市，解放所有地区，打定长期巩固根据地的基础”⁽³⁷⁾。19日，华中局又向中共中央报告，准备在上海动员二十万人，发动群众武装起义，被中共中央认为“完全正确”，并要求“其他城市如有起义条件，照此办理”。中共中央还指示晋察冀分局，要求对于华北的大城市，如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等，“迅速布置城内人民的武装起义，以便于不失时机配合攻城我军实行起义，夺取这些城市”⁽³⁸⁾。

但是，随着情况的变化，中共很快对接收方针作了重要调整，即由大中城市转向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8月22日，中共中央致电各大区，认为“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及为维持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并注意组训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望各地按具体情况逐步转变思想与部署”⁽³⁹⁾。中共此时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在苏联支持下合法受降的想法，而将工作重点置于尽可能地以和平或武力方式扩大中共占领区，争取在未来国内斗争中的有利地位。

三　各地受降" class="reference-link">三　各地受降

受降权之争由于国共双方的主张不一而没有结果，国民党利用国际上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合法政府的有利条件，垄断了中国战区的受降工作。

根据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签署的命令，“在中国境内（除满洲外）、福摩萨（即台湾——作者注）以及北纬16度以北的法属印度支那境内的日本高级指挥官以及所有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蒋介石委员长投降”；“盟国只授权上面指定的各司令官为接受投降的代表，日军只能向各该司令官或其代表投降”⁽⁴⁰⁾。中国战区的受降工作，由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命令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主持进行。8月18日，蒋介石电令何应钦，“承本委员长之命”，处理以下事项：处理在中国战区内之全部敌军投降事宜；指导各战区各方面军分区分期办理一切接受敌军投降之实施事宜；对中国战区内之敌军最高指挥官发布一切命令，等等⁽⁴¹⁾。20日，陆军总司令部自云南昆明转移至湖南芷江，何应钦在此连续召集部分战区、方面军受降主官和各部门接收代表开会，部署军事受降和政治经济接收事宜。根据蒋介石18日和何应钦25日的命令，中国战区受降地点和指挥关系的划分如下：

第一战区，受降主官胡宗南，接收洛阳地区，受降地点洛阳，日军投降代表第一一〇师团师团长木村经宏，后改为接收洛阳、开封、郑州、新乡地区，受降地点郑州，日军投降代表第十二军司令长官鹰森孝；

第二战区，受降主官阎锡山，接收山西省，受降地点太原，日军投降代表第一军司令长官澄田徕四郎；

第三战区，受降主官顾祝同，接收嘉兴、金华、杭州、宁波、厦门地区，受降地点杭州，日军投降代表第一一三师团师团长野地嘉平（后改为第十三军司令长官松井太久郎）；

第五战区，受降主官刘峙，接收郑州、开封、新乡、南阳、襄阳、樊城地区，受降地点开封，日军投降代表第十二军司令长官鹰森孝，后改为接收许昌、商丘、堰城地区，受降地点漯河，日军投降代表仍为鹰森孝；

第六战区，受降主官孙蔚如，接收武汉、沙市、宜昌地区，受降地点汉口，日军投降代表第六方面军司令长官冈部直三郎；

第七战区，受降主官余汉谋，接收曲江、潮州、汕头地区，受降地点汕头，日军投降代表第一〇四师团师团长（后改为第二十三军司令长官田中久一）；

第九战区，受降主官薛岳，接收南昌、九江地区，受降地点南昌，日军投降代表第十一军司令长官笠原幸雄；

第十战区，受降主官李品仙，接收徐州、安庆、蚌埠、海州地区，受降地点徐州（后改蚌埠），日军投降代表第六五师团师团长森茂树（后改第六军司令长官十川次郎）；

第十一战区，平津地区受降主官孙连仲，接收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地区，受降地点北平，日军投降代表华北方面军司令长官下村定（后为根本博）。济南、青岛、德州地区受降主官李延年，接收济南、青岛、德州地区，受降地点济南，日军投降代表第四十三军司令长官细川忠康；

第十二战区，受降主官傅作义，接收热、察、绥三省，地点归绥，日军投降代表蒙疆军司令长官根本博；

第一方面军，受降主官卢汉，接收越南北纬16度线以北地区，受降地点河内，日军投降代表第三十八军司令长官土桥勇逸；

第二方面军，受降主官张发奎，接收广州、香港、雷州半岛、海南岛地区，受降地点广州，日军投降代表第二十三军司令长官田中久一；

第三方面军，受降主官汤恩伯，接收南京、上海地区，受降地点南京、上海，日军投降代表第六军司令长官十川次郎、第十三军司令长官松井太久郎；

第四方面军，受降主官王耀武，接收长沙、衡阳、岳阳地区，受降地点长沙，日军投降代表第二十军司令长官坂西一良⁽⁴²⁾。

9月3日，指定台湾、澎湖地区受降主官为台湾行政长官公署长官陈仪，受降地点台北，日军投降代表为第十方面军司令长官安藤利吉。

为了确保接收计划的顺利完成，陆军总部首先令各接收单位派出前进指挥所，先行到达接收地点，安排、监督日军投降事宜，待准备完毕后，即行正式受降仪式。8月27日，陆军副参谋长冷欣飞抵南京，设立陆总前进指挥所，进行受降和接收的准备工作。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仪式在南京举行。当天，蒋介石向投降日军发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命令》第一号，指示日军投降的具体事项：1．停止敌对行动，暂留原地待命，保管武器装备及一切资产、建筑，严守纪律及秩序，保护战俘及平民，扫除交通障碍；2．提交部队、武器、装备、建筑设施的详细情况报告；3．报告日侨情况，通知其留驻现地或指定地点；4．一切军政官员须协助接收；5．日军及其一切文武官员和人民对于本命令及以后之命令须敬谨服从，倘有迟延或不能施行者，将立刻严惩违反者及其负责之军官⁽⁴³⁾。除此之外，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还给冈村宁次发出若干命令，指示投降具体事项，尤其注重于要求日军维持治安，等待指定接收部队到达。

各地受降仪式举行的时间是：

第一战区，9月22日；第二战区，9月13日；第三战区，9月16日；第五战区，9月20日；第六战区，9月18日；第七战区，9月25日；第九战区，9月14日；第十战区，9月24日；第十一战区，北平，10月10日，济南，12月27日；第十二战区，9月28日；第一方面军，9月28日；第二方面军，9月16日；第三方面军，与南京受降典礼同时进行；第四方面军，9月15日；台湾地区，10月25日。少数地区因接收军队未能及时到达而延至1946年初才缴械完毕，如天津、青岛就是由美国海军陆战队先行代理受降。

总体而言，受降大体顺利。也有少数地区的日军有抗拒表示。如日本第十二军司令长官鹰森孝因未及时接到改变投降地区的指令，而以“未奉上峰命令，不便洽降”；驻长衡地区日军也以“未奉上峰命令，坚持不肯将轻武器缴收”。经与冈村宁次交涉后，才得到解决⁽⁴⁴⁾。

向中国战区投降的日军总数为：一个总司令部，三个方面军司令部，十个军，三十六个师团（内有一个战车师团，二个飞行师团），四十一个独立旅团（内有一个骑兵旅团），十九个独立警备队（含守备队、支队等），六个海军陆战队（含特别根据地队）；总人数1，283，249人，其中华北方面军326，244人，华中第六方面军330，376人，京沪地区的第六、十三军330，397人，广东第二十三军137，386人，台湾第十方面军169，031人，越南北部第三十八军29，815人。投降地点集中在中国和越南北部的98个城市⁽⁴⁵⁾。在东北，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于8月17日下令向苏军投降。9月3日，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到达长春，关东军近六十万人成为苏军俘虏。

日军向中国军队投降缴械的主要地点与时间如下⁽⁴⁶⁾： ①原文如此，山西县以上地名无汤原，疑为浑源或襄垣。

据统计，接收日军装备总数为：步枪685，897支，手枪56，698支，轻重机枪30，961挺，各种炮12，446门，步机枪弹10，899万发，炮弹207万发，装甲战车456辆，卡车14，964辆，马73，886匹，各种飞机1068架，机动船舶514艘，7.7万吨。仅仅是火炮一项，军政部即准备将其编成126个炮兵营，至1945年底，已经编成54个，其中第十一战区最多，已编成20个营⁽⁴⁷⁾。

因为国共关于受降权的交涉没有结果，中共不再理会国民党“固守原防”的命令，从日军或伪军手中，以和平或武力方法接收或占领了若干地区，这些地区多位于华北和华东。据统计，中共部队占领的城镇有，晋察冀近六十座，晋冀鲁豫近八十座，山东六十余座，华中四十余座，晋绥十余座，其中较重要者有，察哈尔省会张家口，热河省会承德，绥远的集宁，河北的邢台、邯郸、衡水，山西的长治，河南的焦作，山东的烟台、威海、淄川与博山、周村、临沂、菏泽、曲阜、济宁，江苏的淮阴、淮安、盐城等。在东北，中共进入了数十座苏军占据的城市（见第四章第一节）⁽⁴⁸⁾。由于占领了这些城镇，使中共有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广大的地域与人口，力量达到了中共从事武装斗争以来的最高峰，从而也增强了中共与国民党抗衡的实力。

在受降和接收过程中，因为国共双方立场不一，因而在一些地区引发了激烈的冲突。尤其是在华北，双方都在争夺失地，国民党军队依靠空运，在接收大城市中占了上风，而中共部队利用国民党大部军队不及北上之机，占领了大量中小城镇。在河北，全省132个县，中共占领了94座县城，完全控制了82个县；在山东，中共部队所占城镇已达到90％以上，以至山东省主席何思源向国民党中央惊呼，“情势益危，务乞钧座速赐派机运送弹药，伫盼孙长官、李副长官率军早日空运入鲁支援”⁽⁴⁹⁾。如何解决国共之间日趋激烈的矛盾冲突，成为战后中国的头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