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南北和战之争" class="reference-link">第三节　南北和战之争

1917年11月28日，日本国会议员菊池来电请孙中山派人访日，电称：“俄国内乱，由俄之德俘煽成，恐有入中国煽动扰东亚和平者，对支政策一变。昨阁议决定，与协商国商议，使南北妥协，中国早归平和，南方须多让步，勉求东亚大局一致，此际认为必要。至急派西南各省之人于日，代表南方各派，以在日有信用之张继、汪兆铭为宜。”孙中山随即致电唐继尧，征询他对于派张继、汪精卫赴日的意见⁽⁵¹⁾。这里所说的“阁议”，显然是指日本寺内内阁的态度。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强迫南方护法政府作出让步，促使南北妥协后的中国纳入日本侵华战时轨道的阴谋，这样就增加了中国南北和战之争的复杂性。

一　护法军内部和战问题的分歧" class="reference-link">一　护法军内部和战问题的分歧

北洋将领停战主和的通电，在护法阵营内部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这是一场骗局，始终坚持护法的原则立场，反对南北调和。他于11月18日发表时局声明，指出“此次西南举义，既由于蹂躏约法，解散国会，则舍恢复约法及旧国会外，断无磋商余地”⁽⁵²⁾。随后他致电孙洪伊，指出议和“当以取消非法机关，恢复旧国会为唯一无二之条件”⁽⁵³⁾。与此同时，他揭露日本寺内内阁插手我国“南北和谈”的阴谋，强调指出：“南北和议，本不容外国干涉，但恐为强有力者所制，是为可虑。”⁽⁵⁴⁾当他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那里获悉日本政府“要求中国与日本连起来，而且对德宣战”时，就明确表示：“我赞成日本维持中国中立的老政策，但是要用我的十二分力量，来反对日本把中国放在日本保护底下来参战的新计划。”据孙中山后来透露，他的办法“就是把中国拉开做两半”。他说：“我那时看出日本不能希望单拿外交来征服中国，就在请中国参战这个表面名称里头，打算着用军事统辖来征服中国了”，在广州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果然能牵制着日本军阀的计划”⁽⁵⁵⁾。他在复头山满等人的信中再三强调“解决今日时局，以恢复国会为唯一之根本”。除此之外，不求其他条件。“背乎此者，则无论示以何种条件，文必不甘承认之。何也？为图中国之长治久安，实舍巩固国体外，无他道耳。”⁽⁵⁶⁾他也深刻地看到了直皖军阀之间的矛盾，在致通电主和的倡导者、江苏督军李纯的电报中，劝李在南京独立，勿为日本寺内利用。他在致孙洪伊电中，要孙转告李纯，“如南京宣布独立，军舰当可一致相助，文或乘之来沪，以取淞浙，为李督后援，请李放胆做去，断不致孤立也”。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寺内决定方针，使中国南北调和，利用我人众物力以攻俄国，此事若成，中国其高丽矣。”“此时救亡妙策，在南北分离，庶不致为寺内利用，劫持中央，以临各省。我能分立，寺内无所施技；中国不与寺内一致，寺内当不敢建攻俄之策，盖除中国之人众物力，世无足以御德俄者。文决日美之败，更速于英法也。望将此意设法传布国人。”⁽⁵⁷⁾这里，孙中山从大局出发，用分离南北以抵御日本侵华的办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孙中山看到了日本侵华政策对中国的严重危害性，表现了远大的政治眼光。但他对协约国将败的看法，却不合乎实际。29日，孙中山复电李纯，重申停战必须以完全恢复约法、国会为条件，电称：“惟是军政府与西南诸省，既以护法讨逆为职志，倘能约法国会完全恢复，创乱诸逆依法惩办，并由正式国会解决总统内阁诸问题，则半国之兵不难一朝而罢；否则法治难复，共和徒有虚名，劳师旷日，士气忿郁，口舌既穷，战祸益烈，亦非执事息事宁人之意也。”⁽⁵⁸⁾

由于陆荣廷热衷议和，一意孤行，甚至抢在北京政府停战令发表之前首先宣布停战，孙中山对这种不顾大局的做法表示愤慨，因而他把希望寄托在滇军头子唐继尧身上。12月7日，他致电章太炎指出：“陆此次出兵，本在攫取湘权，长沙既得，其欲已偿，故一再电冯停战，而未及旧国会之应恢复；对于岳州北军，亦无驱除之意，于军府始终无诚意之表示，致冯意益肆，局势至此，危险实甚！”但他认为黎天才、石星川举义荆、襄，联军亦攻下重庆，“大江脉络，可望贯通”，形势为之一变，“此实一大转机”，请章敦促唐继尧迅速率领滇军沿长江东下，与黎、石之鄂军会师武汉，造成逐鹿中原之势。在孙中山看来，“武汉三镇，桂所必争，倘能为我所有，即形势略定”⁽⁵⁹⁾。10日，他又致电促唐继尧等迅出宜昌，东下进击武昌。该电指出：“陆主停战议和，全出于自便私图，故于近日荆襄举义，概称之为暴动，其态度可见。惟各方对于此举，多不赞同。现海军及滇粤军已于佳日开始向闽出发，荆襄及南阳已先后举义，滇黔联军已下重庆。文于黄河流域，亦有大部分兵力布置，不久即可由弟发动，望蓂帅迅出宜昌东下，进击武汉，则长江以北将悉属军府范围，届时陆虽单独议和，亦无能为也。”⁽⁶⁰⁾但唐以川中尚未荡平逆军为词，拒绝东下援鄂，回电声称：“北方言和并无诚意，特缓我师，乘间图南。此间早已窥破，故始终一致主张，积极进行。惟以川中逆军，尚未悉数荡平，猝难东下。”⁽⁶¹⁾当北方的皖系主战派加紧调兵遣将，南北战争乌云密布，通电主和的倡导者李纯有声援南军的表示时，孙中山再次致电促唐继尧克日东下。他说：“伯兰（孙洪伊）敬日电云：‘段复出，局势大变，北兵陆续南下，并决议先取南京。宁督已悟，调停无望，且借调停，以缓我师，决以宁力抵抗。日昨已密下动员令，军队已由浦口出发，事机迫切，请转唐、莫、谭三督及西南各军，迅速一致进行。’……查此间所得各路消息，宁已动兵，已成事实。但恐孤立无援，长江或为北军所蹂躏，深望贵埠军克日东下，以分北军之势。武汉北军，久无斗志，事必有成。协和（李烈钧）、竞存（陈炯明）攻闽之师，已继续出发，若共和有幸，得以保全，破贼必矣。”⁽⁶²⁾但唐继尧和陆荣廷一样，对孙中山采取虚与委蛇的敷衍态度，按兵不动，以致失去了攻克岳州，会师武汉的大好时机。

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认为联军占领长沙后，其主要任务是看守老家两广地盘。他们按兵不动，忙于争权夺利，静待和议的发展，一切问题消极等待谈判中解决。他们认为进攻岳州，就要冒破坏直桂联盟，从而促使直皖两系重新结合的风险；反之，不进岳州，可利用直系牵制皖系，由此达成与北方的和平协议。于是他们一再催促冯国璋代总统下令宣布停战，甚至迫不及待，于11月24日复电李纯转大总统，赞成“四督”主和通电，并带头发起南北停战。25日他们获悉冯国璋颁布停战令后，28日谭浩明奉陆荣廷之令，以联军总司令名义通令响应停战。该电称：“顷奉府院通电，段祺瑞奉令免职，根本已得解决，自应照约法停战，请转知前敌各军遵照办理，以便磋商条件等语。希即遵照办理，饬令前敌各军，暂时先行停战，以便磋商条件。”是日，谭又致电直、苏、鄂、赣四督军说：“诸公雅意调停，解决大计，三军额手，申庆和平。业经令饬前敌各军即日停止作战，以期解决。惟迭据前敌前路报告，岳州方面，北方连日增兵，似以准备激烈作战举动。桂粤各军团昼夜不安，而湘军愤深之气，尤勃勃难遏。……伏望通饬各军前敌军队一律停战，并将驻岳各军完全退出湘境，以表示和平决心。”⁽⁶³⁾12月5日，谭浩明致电唐继尧，要求“西南一致，以免纷歧”⁽⁶⁴⁾。12月9日，陆荣廷无视孙中山反对停战谈判的呼吁，背叛广州护法军政府，暗中与冯国璋秘密勾结，通电主和。他给程璧光和莫荣新的电报中说：“迭接冯代总统来电，主张调和，直苏鄂赣亦与前军提议停战条件。海军出发，可否少缓日期，暂候解决，以免发生冲突，请两公协商斟夺为盼。”⁽⁶⁵⁾这一主张，遭到程璧光的强烈反对。程在复电中尖锐指出：“冯总统及直苏四督主张调停，似应遵从，惟旧国会尚未恢复，岳州北兵尚未撤退，停战确无担保。况莫擎宇据地称兵，李厚基增兵来援，我不攻人，人日谋我，潮汕一日未平，粤疆万难镇定。在粤海军派出五舰，滇军方师长派出一旅，于九日由省出发，径讨潮汕。如果中央诚意调和，俟潮属完全收复，再行相机进止。”⁽⁶⁶⁾

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对和战问题采取两面派手法，态度暧昧。唐一面于11月28日致电孙中山，慷慨陈词，坚求护法，声称“国家之治安，全恃法律为维系”，若“执政者必叛法而行，残民以逞，则南方各省人民宁死于枪林弹雨之中，不能偷活于暴戾淫威之下。安危利害，只在当局一转移间而已”⁽⁶⁷⁾。另一面他又与陆荣廷沆瀣一气，遥相呼应，于12月4日致电直、苏、鄂、赣督军，宣布已令驻川滇军实行停战，并请代陈北京政府“严令川督切饬各队一律停战”。唐继尧反对停战调和是假，目的是为了敷衍孙中山；要求停战调和是真，其如意算盘是为了谋求个人权位，实现军阀割据。

以程潜为首的湘军将领，处于战争第一线，生死存亡，利害攸关。他们坚决要求乘胜夺取岳阳，认为不攻下岳阳，长沙也保不住。程先后于12月6日致电陆荣廷“请以武力解决岳阳问题”；10日致电西南各省，指出北洋政府继续增兵岳阳，不能“轻与议和，致中诡计”；12日致电孙中山，强调“非有激烈之战，岳阳问题不能解决”，宣称“潜等率师只有言战”。他认为，既然“调和已成一说”，也该考虑调和条件，其原则是：一、恢复国会；二、惩办祸首；三、北军退出岳州；四、裁减北方军队；五、应规定全国兵额；六、解决四川问题：七、放逐奸邪⁽⁶⁸⁾。非常国会也致电程潜等热烈支持他们，“主张根本廓清以为一劳永逸之计”，揭露北洋政府“阳托调和以缓我攻取岳州之师，阴则厚增援兵以为由岳再犯长沙之计”，断言“调和之说，最足误人”，要程潜“联合两粤援军，迅速决计攻取岳州，一面分派劲旅固保常德，遥为湖北荆、襄声援”⁽⁶⁹⁾。

滇军驻粤第三师师长张开儒提出了和谈十条原则：“（一）恢复旧约法之效力，以固国体；（二）恢复旧国会以促成宪法；（三）请黎大总统复职，如黎公辞职，则由国会解决；（四）组织合法内阁，以促进改良政治之程序；（五）惩办叛督及新旧帝党以除祸根；（六）取消清室优待条件，以免死灰复燃；（七）解散非法之参议院；（八）反对肥私殃民之一切卖国借款；（九）厚恤义军阵亡将士；（十）取消逮`捕民党之伪令。”他强调“以上十条如有一未做到，万不能罢兵”⁽⁷⁰⁾。

综上所述，护法联军占领长沙后，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和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坚持响应“四督”停战主和的号召，反对进攻岳州，力求与北京政府达成和平协议，因而前线陷于停顿状态，出现了不战不和、不进不退的微妙局面。以孙中山为首的军政府（包括湘军和驻粤滇军将领），主张乘胜追击，进攻岳州，会师武汉，直捣幽燕，将护法战争进行到底。他们原则上也赞成和平谈判，但反对无原则的妥协调和，不能使“武力战胜之军队蒙政治上之失败，蹈丙辰单独议和之覆辙”⁽⁷¹⁾。这是军政府内部真、假护法两个不同的政治集团在和战问题上矛盾斗争的反映。

二　北洋军阀内部和战问题的争吵" class="reference-link">二　北洋军阀内部和战问题的争吵

段祺瑞政府虽然再次倒台，但段本人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而是退居幕后指挥。段的心腹、陆军次长徐树铮为挽回北洋败局，重新组织力量，进行了一系列阴谋活动。皖系军阀武力统一的潜在势力蠢蠢欲动，直皖矛盾开始激化了。

日本寺内内阁的全力支持，是段祺瑞东山再起的重要因素。12月3日徐树铮致各省督军密电中说：“我北军权势消长，与日本寺内内阁利害相通。芝揆（段祺瑞）去职，彼邦时相问讯，称以各省不挽留为疑。经弟切实告以我辈但求国家治理，不争意气权势之私，若后任能施善政，我辈为太平百姓，讵不甚美。若其不然，时势自有相需之日，相机而发，迎刃立断，《孙子》所谓‘解棼丝不控拳’也。此时各省之沉静，正见我辈秩序。彼闻此说，极意赞服。……又询此次结局如何，答以在个人之见，恐不免小则苏、赣易人，大则东海（徐世昌）出而收拾云云。彼即立电寺内，详报一切。昨燕孙（梁士诒）自日来电，言寺内已训令渠系内有力诸要人，并达林（权助）公使，谓段虽暂时去职，北系实力并无堕落，此后对支方针，仍认定东海、合肥为政局之中心，遇事力尽友谊援助等语。所关甚大，特飞闻。又昨电议和条件尚有惩办祸首一条漏列，所谓祸首者，段、倪、汤、梁（启超）、吴、傅及弟也。”⁽⁷²⁾这里，徐用“利害相通”四字形容皖系军阀与日本寺内内阁的密切关系，证明了日本寺内内阁是北京政府的幕后操纵者。徐用“时势自有相需之日”答复日本对段去留的提问，反映了他对段的复出充满着信心。他寄望于徐世昌出来收抬残局。从此，徐世昌处于直皖之间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了时局的中心人物。

督军团的密谋策划，是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败而复起的直接推动力量。12月2日，在段祺瑞、徐树铮的策动下，经曹锟、张怀芝邀集，晋、奉、闽、皖、浙、陕、黑、沪、察、绥、热七省、三区督军、都统、护军使代表在天津举行督军团会议，商讨对西南的和战问题。与会代表一致主战，要求冯国璋明令讨伐湘、粤。会议初步制定了两路进攻湖南的计划：第一路推曹锟为主帅，率军由京汉路南下，经湖北进攻湘北；第二路推张怀芝为主帅，率军由津浦路南下，经江西进攻湘东。会议还确定了各省出兵的数目：直隶、山东、安徽各出一万，奉天出一万，山西、陕西各出五千，军费由各省自行负担⁽⁷³⁾。显然，这种无视北京当局的自由联合行动，是督军团干政的复活，是皖系主战派对抗直系主和派的赤裸裸的宗派活动，因而对冯国璋、王士珍是个很大的威胁。6日，曹锟、张怀芝、张作霖、倪嗣冲、阎锡山、陈树藩、赵倜、杨善德、卢永祥、张敬尧十人联名电请北京政府颁发明令，讨伐西南。关于这次天津会议，据当时亚东通讯社刊登的消息，有人分析说：“天津会议之发生有三个原因，而曹、王、陈、李四督军之巧电，实为其大关键。先是巧电未公布之前，时局已极浑沌。奉天张督特电直隶曹督军，征其对于时局之意见，以便取一致之行动。曹复电有讨伐无调停语。及此电发布，张严电责曹，以为不独国家大事不应如此儿戏，即朋友私交，亦不可如此无信。曹于巧电实未与闻，接电后气愤不可名状，遂决欲主战，以谢张督，此第一原因也。巧电之发生，实由江苏李督军派员赴津与曹督军接洽，表示调停意见，征曹督军同意。曹循例答以极表赞成，而李遂发出巧电。曹于事先实未闻知，各方接洽者，多至宁而不至津。曹尤愤李，故为独树一帜计而有天津会议，此第二原因也。直、鲁两督于前日先后来京会晤时，即彼此谈及时局，曹表示主战，张尤愤甚。两督言语极为投机，即同车赴津，召集会议，此第三原因也。”⁽⁷⁴⁾其实，这三个原因可归结为一点，即直系实力派曹锟骨子里是个主战派。据说，徐世昌曾告诫曹锟：“从此北洋军人团体解散，皆诸君之过，他日为人鱼肉，悔且莫追！”⁽⁷⁵⁾曹锟顿然大悟，开始从附和主和一变为坚决主战。这次督军团天津会议是北洋将领中皖系主战派阴谋策划对直系主和派的反击，也是主战派决心重新点燃南北战火的严重步骤。

冯国璋为了贯彻执行其“和平统一”政策，一心想促成南北和议。他主张湖南先行停战，南军不进攻岳州，北军也不反攻长沙，一切问题留待和平谈判中解决，并命其心腹大将、江苏督军李纯与陆荣廷接洽。与此同时，前西南军务院抚军副长岑春煊也在沪倡议和平，电请北京政府速颁停战令，责成内阁“罢兵尊法”，与“直系四督”通电主和相呼应。11月25日，即在陆荣廷发起南北停战第二天，冯国璋通电宣布停战。该电指出：“国势濒危，人心厌乱，操戈同室，夫岂本心？迭诵南京李督军与陆干老来往电文，希望和平，正与鄙意符合。本拟早日发布，以定方针，只因内阁易人，辗转访求，迁延时日。……或恐明令一颁，或生反响，不如先从两方面剀切晓示，使其涣然冰释。区区苦衷，当蒙鉴谅。但在此犹豫期间，若双方稍有冲突，势必难以收拾。请各饬现在交战地点之前敌军队驻扎原地，停止进行，听候解决，不过一星期，当有分晓。”⁽⁷⁶⁾但一星期过去了，和谈毫无进展。12月4日，“长江三督”（李纯、王占元、陈光远）电请冯国璋正式宣布停战。但在主战派的逼迫下，国务院任命直督曹锟为攻湘援鄂“第一路总司令”，鲁督张怀芝为“第二路总司令”，令各率其部“应援鄂赣，以定大局”⁽⁷⁷⁾。18日，冯国璋委段祺瑞为参战督办，段芝贵为陆军总长。这样一来，不仅军事指挥大权仍然操纵在段祺瑞手中，而且“参战督办”有权任命官员，插手外交，指挥作战，无异于第二个内阁总理。

为了促进和局早日实现，李纯派其高等顾问李廷玉同冯国璋的私人代表王芝祥先后亲赴广西武鸣，同陆荣廷面谈和平条件。陆提出恢复国会，拥护冯国璋继任总统，停止湘粤进兵，以换取两广取消自主，作为护法军谋和的基本条件。24日，李廷玉致电湖北督军王占元说：“昨抵武鸣，当将调解苦衷，并种种碍难内幕，痛切陈明。干老（陆荣廷）闻之，颇为见谅，并谓：‘尊重法律，拥戴河间（冯国璋），始终如一。段阁倒后，无他问题，只在双方撤兵，赶速恢复国会，俾黄陂（黎元洪）正式辞职，河间依法继任，一切善后处置，静待中央解决，遵令而行。连次电止湘粤进兵，并劝两粤取消自主，以示同心排解，早息阋墙。乃停战命令迄未明颁，两段（段祺瑞任参战督办，段芝贵任陆军总长）进据要津，曹（锟）、张（怀芝）等同任司令，且龙（济光）就巡使，兵迫雷州。岳军进兵占据黄沙一带，各将校连电报告，且来责言。万一在此调解期间发生冲突，不特前功尽弃，且恐时局益危’各等语。玉云：‘春督（王占元）既作调人，万无进攻之理，但湘军前方有此电告，自应电询春督，期得真相，以息群疑。’所有驻岳各军，是否前进，抑或部下妄动，尚未退还原扎地点，均希速示，以免有碍调停。”⁽⁷⁸⁾25日，冯国璋经多方疏通，终于颁布了弭战布告。该布告强调欧战之后的中国，作为协约国的成员之一，“更无内讧之理”，重申：“国璋夙以平和为主旨，久拟警告同胞，早弭战祸。徒以荆襄忽又自主，潮汕攻击不休，以故迟尚未发。近日上将军陆荣廷、云南督军唐继尧、广西督军谭浩明等，均有遵饬所属各军停止进争之表示，陆荣廷且有劝告桂粤取消自主之宣言。此天心厌乱之机，即人事昭苏之会，中央与各省均应表示同情。深愿容纳劝告，解息纷纭，于军事上先得各方之结束，于政事上乃徐图统一之进行。……若或尔虞我诈，藉和平之标目，逞侵略之野心，斯全国当视为公敌，既非国璋所愿闻，抑亦重违陆荣廷等劝告之本旨矣。”⁽⁷⁹⁾

但是，弭战布告虽下，战争阴云未散。直皖两派主和、主战的不同立场，导致了在国会问题上的激烈争论。如前所述，张勋复辟失败后，西南护法各省一再坚持恢复旧国会，北京政府硬要召集临时参议院，而冯国璋则采用折衷办法，主张通过和谈实现南北统一，同时取消旧国会和临时参议院，再根据旧国会组织法与两院议员选举法，进行新国会的选举，从而产生新总统和合法的新政府。但按照旧国会组织法与两院议员选举法，皖系对新国会的选举是无法控制的，因而极力反对。12月31日，主战派之曹锟、张怀芝、张作霖、倪嗣冲、阎锡山、陈树藩、杨善德、赵倜、卢永祥、张敬尧等十督通电反对恢复旧国会，主张以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职权选举正式总统。显而易见，皖系反对恢复旧国会，反对南北和议，妄想通过由他们一手控制的临时参议院制定新的国会组织法与两院议员选举法，一方面在北方进行所谓新国会的选举，另一方面指定自己的代理人包办西南各省的选举，从而以“政治倒冯”和“用兵西南”的办法，双管齐下，控制大局，实现其“武力统一”的野心。冯国璋洞悉皖系这一阴谋，暗示“长江三督”于1918年1月4日通电主张解散临时参议院。对此，主战派恨之入骨。5日，皖系督军团再次集会于天津，反对恢复旧国会，请代大总统冯国璋下令讨伐西南。“冯不便拒，但不发明令，只发电令照议决案施行”⁽⁸⁰⁾。10日，北京政府以参谋部、陆军部名义电令直、鄂军队进攻荆、襄。这是冯国璋对主战派的让步。但他不以“总统”名义下令，而用参、陆办公处奉大总统谕办法，于9日对前方战士发出讨伐电令：“凡抗命者均以土匪论。”很清楚，这是企图对南方的“全面讨伐”缩小为“局部讨伐”。同日，北京政府在声讨石、黎电中，强调“查荆、襄、随、枣均属鄂省内地，石星川、黎天才等于息争盟令布告以后，仍复多方扰乱，实属形同匪类，贻害商民”⁽⁸¹⁾。这就是说，把北军进攻荆、襄看作是“剿匪”行为而非对西南用兵。同时，冯国璋又请王士珍向陆荣廷的代言人岑春煊解释：“局部讨伐令决不会影响南北的和局。”1月下旬，冯国璋又以个人名义致电岑说：“中央（对荆、襄）的讨伐，实为被迫而然，且有不得已之苦衷。执事若能转知荆、襄按兵不动，听候解决，则政府必当命鄂省不以治匪区域待荆、襄，非独鄂省之利，实亦大局之福。”⁽⁸²⁾他这种两面敷衍的态度，引起主战派的不满。徐树铮连续密电其同伙，提出改组政府的主张。他认为今日解决时局的关键，“仍应从整理政府入手”，“更易一总理，政府便可厘然清明”⁽⁸³⁾。他进一步具体地说：“欲求国事进步，非先更易阁王（士珍）、苏李（纯），万无着手之地。李去则赣之陈（光远）无能为，惟虑其才不足当此要冲，即可量为移调。王去则河间（冯国璋）亦难为害，不妨暂置。王去极以东海（徐世昌）出任为策之至长。盖河间虽可暂置，究恐无颜自处，懊咎之余，益以惊悴，一旦天良发现，自悔违誓之愆，必无永年之理。继大任者，除东海外，自无可议。……陆欣老（陆荣廷）只可暂时维持。万一河间猝有不测，中央仍陷于困境，仍须另出他计。”⁽⁸⁴⁾这里，徐树铮主张在继续对西南用兵之前，必须从改组政府入手。从直皖之间的和战分歧发展到谋倒王士珍内阁，逼李纯下台，推徐世昌出山，甚至预言冯国璋之“必无永年”，可见直（冯）皖（段）二派怨毒之深了。

随后陈炳焜、王芝祥先后到达南宁，与陆荣廷、李廷玉举行会谈。双方首先达成协议，免去龙济光两广巡阅使及任命陆荣廷为湘、粤、桂三省宣抚使，由李、王于1月12、14日分别电致北京政府，请予明令发表。但冯国璋接电后，对陆、龙任免迟迟不敢发表，使北方这两位会谈代表很是为难。于是他们商定，由陆亲致冯国璋、王士珍各一书，让李廷玉先行北返，携书面陈一切。李离南宁前夕，曾致电李纯，对冯的犹豫不决十分不满。王、李作为直系主和派的全权代表与两广实力派陆荣廷进行和平谈判，而双方达成协议的一项先决条件，竟不能付诸实施，其处境狼狈，可想而知。李廷玉在电中把和议迟迟不能成功归罪于冯国璋的优柔寡断，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事实上，当时北京政府已大体上接受西南实力派条件。23日，徐树铮给皖系各督军电透露说：“府中今日定稿交国务院电致西南要人，提出中央议和意见：一、国会以旧法新召；一、岳州北军调回，以西南人物督湘；一、陆荣廷如愿巡阅两粤，仍可复其原职，并兼粤督，龙（济光）则另作安置；一、川中许驻滇军一师半，划江为界。黔军亦可照前清保盐路办法，留驻一旅以上云云。”⁽⁸⁵⁾北洋军阀内部和战问题之争，是两个不同政治集团之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集中反映。这种矛盾和斗争，导致了后来直皖战争的爆发，无论是皖系主战派还是直系主和派，他们都尔虞我诈，两面三刀。这是北洋军阀集团反动本质的大暴露。

三　南军攻克岳阳和北军占领荆襄" class="reference-link">三　南军攻克岳阳和北军占领荆襄

岳阳为湘省门户，湘鄂交界的军事要地，自从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一直落入北洋军阀手里。1917年11月中旬南方护法军占领长沙后，要求攻占岳阳的呼声很高。但由于桂系首领陆荣廷急于保存地盘，按兵不动，使南北处于不战不和的混沌状态。12月1日，荆、襄自主，武汉震动。湘西军民纷纷要求开往鄂西与湖北自主军战斗在一起。这吓坏了直系主和派的鄂督王占元。为自存计，他从主和变为主战。督军团天津会议决定向西南下讨伐令以后，谭浩明电请北京政府停止进攻荆、襄，否则南军将进攻岳阳，以为报复。但皖系主战派置之不理，吴光新、张学颜等竟于1918年1月14日开始发动进攻，荆、襄先后陷落。

早在1月上旬，正当北军利用和谈之机加紧调兵遣将的时候，湘军总司令程潜于新市（湘阴东北）连续召集军事会议，拟订攻岳作战计划，决定：湘军赵恒惕率该师第一旅和陈嘉佑之独立第三旅进攻托坝，为主攻；林修梅旅进攻筻口，为助攻；桂军韦荣昌部及陆裕光部各自佯攻破岗口（坡塘）和新墙、小桥岭，以牵制正面之敌；刘建藩所部担负警戒通城方向，并相机策应赵军主力部队；吴剑学、李仲麟部则为总预备队。16日，谭浩明、程潜、赵恒惕分路进兵岳州。18日，程潜对湘军下达进攻命令，他在训词中慷慨激昂地指出：“夺得岳州，湖南必生；不得岳州，湖南必死。我胜敌人，国家必存；敌人胜我，国家必亡。生死存亡，在此一战。凡我军人，努力杀敌。”⁽⁸⁶⁾湘军为解放故乡，保卫桑梓而战，士气大振。23日拂晓，护法联军开始五面攻击岳州。湘军右路和中路首先迎击当面之敌于托坝，然后乘胜推进到白湖瑕，威胁北军的防御重点乌江桥；左路林修梅旅攻克筻口、花山。守岳阳的北军是北军总司令王金镜的第二师、李奎元的十一师、王汝贤的第八师、范国璋的第二十师，都是直系主和派或亲近直系的部队，他们不愿与南军血战而毁灭自己，让皖系军队坐收渔人之利。右翼托坝被攻破后，王金镜向北京政府告急说：“北军所有队伍已全数开至前线，对于北路，再无兵可派，现拟收集守城官兵及卫队两连，背城一战，如仍不支，今晚岳城恐失守。”⁽⁸⁷⁾24日上午，湘军集中兵力攻击江桥。25日，萧耀南电称乌江桥被敌包围，急求援兵，第二天拂晓被迫退往康王桥（亦称三眼桥）。王金镜命萧耀南死守，“作背水一战，以挽回危局”⁽⁸⁸⁾。当天，他再电向北京政府告急说：“现时敌人多，有两师之谱围攻左翼乌江桥及桃林一带地方，势甚危急。若无援兵，必至不支。然岳州已无援兵可派。查汀泗桥尚驻有安武军多营，如能使其由长安驿下车，径攻敌之右侧，庶可解围，请电令王督转饬或径电该军火速遵行。”⁽⁸⁹⁾但援军未达，乌江桥已失守，萧旅残部争相逃命，湘军长驱而入，直抵岳阳城下。王金镜命令放火焚烧后退出。27日上午，联军占领岳阳，俘敌一千三百余人。

这次湘粤桂联军攻占岳阳，是客观形势所决定的：第一，湖南人民要求驱逐岳阳北军的情绪日益高涨，湘军将领程潜、赵恒惕等早就奔走呼号，跃跃欲试。这是桂系军阀所无法强行压制的，否则必然会影响桂系军阀在湖南的领导地位；第二，以孙中山为首的军政府对桂系军阀占领长沙后按兵不动十分不满，如果不迅速改变这种状况，必然会促使军政府与湘军的联合，从而影响桂系在广东的统治地位；第三，北军进攻荆、襄，湘省吃紧。北方直系主和派不能控制局势，皖系主战派的兵锋必然指向湖南。因此，为自身生存计，为确保两广地盘计，桂系军阀不得不先发制人，出兵岳阳。

联军攻克岳阳，西南各省人心振奋，纷纷要求乘胜进攻武汉。当时的形势是：鄂省北军主力都集中在荆、襄会战，武汉空虚。如果联军乘虚进取武汉，与黎天才护法军会师湖北，将使南北战局发生重大的变化。但桂系军阀不从大局出发，旋即与直系军阀秘密勾结，认为北军攻占荆、襄，南军夺取岳阳，各得其所，双方均应适可而止，转战为和，迅速召开南北和平会议。因此，南军占领岳阳的当天，谭浩明即下令严禁前线各军跨入鄂境一步，又把护国军第二路军林俊廷部调回广东对付广东方面的国民党，并致电李纯声明，“已饬前方停止进攻，不入鄂境”，保证“北不攻岳，南不攻鄂”，希望李纯为首的主和派能“毅力斡旋，促成和局”⁽⁹⁰⁾。湘军总司令也致电李纯宣称：“此次用兵，实为促进和平起见，已向王督（占元）声明，此后对于荆、襄不事吹求，我军决不进窥武汉。倘代总统不失其主张正义之宗旨，则我军仍本以前拥戴之赤忱。”⁽⁹¹⁾这样，进攻湖北、直捣京畿的大好时机，就被桂系军阀断送了。

1917年11月联军占领长沙后，岳阳指日可下。前面提到，在孙中山的号召下，湖北第一师师长石星川和襄阳镇守使黎天才分别于12月内宣布独立。随后，原湖北第三师师长王安澜也率领旧部起义护法。他们彼此配合，共同成立湖北靖国联军，公推黎天才为联军总司令。荆、襄“北趋彰、许而抵幽燕，南则与湘、蜀两省互为提挈”，乃是“南北竞争之点”⁽⁹²⁾。因此，荆、襄自主，武汉陷于孤立，“河洛幽燕，大为震动”⁽⁹³⁾。鄂督王占元一面电北京政府，乞兵增援，一面调兵遣将，组织鄂省军队围歼靖国军。北京政府也惊恐万状，匆忙召集紧急会议，商讨应急措施，决定立即增调重兵由陕、豫、皖三面入鄂，幻想用一千万元的专款，削平黎天才等起义军⁽⁹⁴⁾。1918年1月10日，北京政府参谋部、陆军部正式下达“武力戡定荆襄令”。在王占元的支持下，北军拟定了作战计划：将襄阳、荆州地区划分为第一、第二两大“清匪”区，北洋第三师代师长吴佩孚为第一区司令，指挥该师两个旅和驻南阳之豫南总司令吴庆桐混成旅“围剿”黎天才部；北洋第十一师师长李奎元为第二区司令，指挥北洋第二师之第四旅、吴光新部两个旅和第十八师—旅“围剿”石星川部。曹锟、张怀芝、倪嗣冲、张作霖、阎锡山、陈树藩、杨善德、赵倜、张广建、鲍贵卿、李厚基、姜桂题、田中玉、蔡成勋、卢永祥、张敬尧十六省督军、都统，先后于1月8日、13日两次电促冯国璋对西南下讨伐令。14日，北军向荆、襄发动进攻，其进攻兵力之分配为：襄阳方面，第三师吴佩孚在东，南阳镇守使吴庆桐部在北，分两路进攻。荆州方面，吴光新部李炳之旅经长阳、百羊从西面进攻，王占元派第十八师王懋赏在潜江、第三混成旅卢金山部在监利从东面夹攻。由于桂系谭浩明坐视不救，靖国军孤军作战，众寡不敌，荆、襄遂于22和27日先后陷落。但2月7日黎天才乘吴光新部的主力聚集荆、沙之机，突袭第二旅留守部队，占领宜昌。这时，湘粤桂联军已攻克岳阳，王安澜军据守荆门。不久，黎天才放弃宜昌，进据巴东一带，准备接应滇、黔、川靖国军出川。3月19日，在孙中山的再三催促下，唐继尧发布出兵援鄂令，分别委任黄复生、叶荃、王文华、顾品珍为援鄂第一、二、三、四路总司令，石青阳为援陕第一路总司令，率领一万余人，出川援鄂。4月初，滇军先头部队抵达巴东。但北军在第二次攻湘之战夺回岳阳后，又派一部分兵力沿长江向四川进攻。于是，南、北两军相持于宜昌、荆州之间。

四　北军第二次攻湘之战" class="reference-link">四　北军第二次攻湘之战

南军夺取岳阳，武汉人心浮动。皖系主战派纷纷攻击冯国璋、李纯等直系主和派“优柔适以贾祸，姑息更足养奸”⁽⁹⁵⁾。1月8日天津督军团会议上，有人建议惩戒李纯，这个建议虽未获得会议通过，但也引起冯国璋的注意，他秘密关照李纯“各方集兵于宁，希补救远嫌”。李纯作为主和的倡导者，既不能见信于西南护法各省，又受主战派的无端攻击，十分灰心，乃于11日电请辞职。李纯的辞职虽经冯国璋一再挽留而作罢，而湘、鄂战事的复起，使和谈时断时续，前途渺茫。

为了摆脱皖系的羁绊，冯国璋于24日邀王士珍、段祺瑞一起访徐世昌，商讨和战对策。席间，冯突然提出“为了团结和巩固北洋派，决定亲征”。他说：“近日旧同袍对于自己均不见信，拟亲赴直、鲁、蚌、苏再转鄂，面相信誓。”徐世昌“未置可否”，段祺瑞“力以为非”⁽⁹⁶⁾。但冯仍执意前往，于26日携带幕僚及随从一旅，由津浦路乘专车南下，准备到南京与李纯会见。27日岳州落入南军之手，鄂督王占元惊慌失措。第二天李纯通电主和，说“岳州失守，奉中央密令，仍主调和”⁽⁹⁷⁾。该电恰值冯南下出巡之时发布，引起主战派大肆攻击。当冯国璋车抵蚌埠时，被段系干将倪嗣冲所阻，只好于29日扫兴折回。冯返京后的第二天（30日）向西南下讨伐令，命曹锟、张怀芝进兵湘鄂，特派曹锟为第一路军总司令兼两湖宣抚使，张怀芝为第二路军总司令兼湘赣检阅使，张敬尧为援岳前敌总司令，命令他们“即行统率所部，分路进兵，痛予惩办”⁽⁹⁸⁾。

2月中旬，各路北军分别向湘鄂、湘赣边界进军：以曹锟为总司令的第一路军分为两队。吴佩孚率第三师及五个混成旅，由鄂北开往鄂南，集中蒲圻、嘉鱼一带，准备袭取岳阳；张敬尧率领第七师另两个补充旅和安武军一部到汉口后，移驻汀泗桥，进攻湖北通城。曹锟于2月6日到汉口坐镇指挥。以张怀芝为总司令的第二路军分为左右两翼，施从滨率山东暂编第一师、张宗昌的江苏第六混成旅出江西铜鼓，进攻湖南浏阳，张之杰的第十二师第二十三旅和李传业所属安武军二十营，经江西萍乡进攻湖南醴陵。冯玉祥率领的第十六混成旅从浦口溯江而上，拟经常德进攻湘西。此外，以杜锡珪为海军第二舰队司令，率楚观、江鲲、江利、江犀、江贞等五舰，由水路开进，以策应陆路进攻。

护法联军方面兵力部署是：湘军赵恒惕师在岳阳；刘建藩部在平江；桂军马济、韦荣昌、陆裕光等部在岳阳至羊楼司之间。桂系这种部署，其目的明显在于胜则居功，败则先退。

1．岳阳攻守战

2月26日，吴佩孚抵达蒲圻，兵分两路进攻岳阳。第三师主力及第二、三、四混成旅，由蒲圻沿武岳铁路进攻南军的正面防御阵地；王承斌第一混成旅出嘉鱼，经太平口、鼓花洲，沿江岸进攻岳阳侧翼。27日，吴佩孚亲自指挥主攻部队向联军第一防御阵地发动进攻，并于当日占领羊楼司，第二天乘胜攻占了新店诸要点，占领了万峰山高地，突破了联军第一防御阵地。3月10日，北军开始对联军第二防御阵地发动进攻，实行钳形突击战术，先以优势兵力向云溪西面战斗力薄弱的湘军侧翼猛攻，企图击溃湘军后插入云溪，截断羊楼司的后路。湘军闻讯，自动后撤。此时守卫羊楼司的联军第三军司令陆裕光正由岳阳乘火车满载军火北上，一闻前方失利，便下令掉转车头南逃。北军于11日上午攻克羊楼司，15日占领云溪，16日上午对岳阳发起总攻。右路之第一旅第一团在舰炮配合下，攻陷要隘城陵矶，其少数先头部队突入岳阳城内，因怕联军埋伏，旋又退出。17日，各路北军会攻岳阳，联军未经坚强抵抗，当晚弃城南逃。18日上午，北军占领岳阳。

联军岳阳之败，显然是败于桂系军阀首领陆荣廷无意与北军在湖南战场上决一雌雄。如前所述，早在联军占领岳阳的当天，他就迫不及待地把一部分部队撤回广东，以便巩固桂系在广东的统治势力，扫除境内的异己力量。岳阳攻守战揭开后，他鉴于北军两路进兵，水陆夹攻，气势逼人，眼看湖南战斗就要爆发，长、岳既无险可守，江防又无海军护卫，联军腹背受敌，作战地位十分不利，认为这是一场没有胜利希望的赌博，便决定必要时保全实力，不战而退。桂系这种不准备应战的消极态度，决定了联军在湖南战场上的一系列失败。

2．平江之战

平江地处山峦地带，北与湖北通城相接，系长沙东北的重要屏障。张敬尧所部第七师全部和鄂军、直军、安武军各一部，准备进攻平江，3月中旬已在通城一带集结。3月11日，北军分三路进攻平江，以第七师第十四旅旅长田树勋为中央纵队司令，率所部向梧桐山、梅仙市方向进攻；以十三旅旅长吴新田为右纵队司令，以第四十二混成旅旅长张敬汤为左纵队司令，各率所部从两翼前进。当日，右纵队击退了防守在花凉亭的湘军，推进到古米山、金家坳一线；中央纵队进占阿婆岭、梧桐山；左纵队占领麦市，次日攻下盘石铺，直插天岳关。18日，北军相继占领了大州、倒流滩、张元岭、桃花洞等要地。21日，中央纵队进攻梅仙市，遭到六千余湘军的反击，激战两昼夜，不分胜败。后来北军除主力部队正面追击外，两翼采用穿插战术。联军刘建藩无心再战，22日平江为北军占领。北军开进平江，张敬尧采取“三天不封刀”的野蛮办法，在他的纵容下，士兵以搜索残敌为名，闯入民舍，烧抢淫掠，无所不为。三天后才贴出所谓安民告示，但也无济于事，奸淫抢劫的情况并无改善，其惨状为南北之战以来所未有。

当北军疯狂向岳阳和平江进攻时，坐镇长沙的湘鄂桂军“联帅”谭浩明束手无策，无所作为。岳阳失守，联军各路退到长沙，谭召开团长以上的军事会议。在这次会上，互相推诿责任，争论不休，什么问题也没解决。岳阳被占后，谭浩明还胁迫长沙商会搜刮军饷，并于当日发出“四言韵示”的安民布告，声称“岳阳小挫，军事之常，本帅坐镇，自有主张”⁽⁹⁹⁾。但到了3月25日，这位“自有主张”的三省“联帅”竟弃守长沙，率领所属桂军溜之大吉了。

谭浩明走后，长沙陷入无政府状态。26日晚，吴佩孚第三师不费一兵一弹地开进了长沙，张敬尧部也随后赶到。27日，北京政府任命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省长，同时电令吴佩孚立即率部向湘南进军，并犒赏攻克岳阳和长沙的将士各三十万元。

3．湘东之战

4月初，段祺瑞政府鉴于湖南战事发展顺利，而广东龙济光登陆阳江后，正遭受护法军的反击，乃确定北军的作战方针为“定湘援龙，同时并举”⁽¹⁰⁰⁾，“虚攻衡宝，以掣敌势。一面阳攻郴州援粤，阴由闽急攻潮惠，奇兵制胜”⁽¹⁰¹⁾。根据上述方针，北军占领长沙后分三路向南推进：以张怀芝为左路，经醴陵南下，攻攸县、茶陵；以吴佩孚之第三师为中路，出长沙经湘潭，夺衡山、衡阳；以张敬尧之第七师为右路，由长沙经湘乡、永丰攻宝庆。另调奉军两旅驻守长沙，浙江一师援闽，解龙济光之围。

联军弃守岳阳、长沙后，陆荣廷决定：湘粤联军全部退到衡山、永州一线，“暂取守势”；商请唐继尧率川、滇、黔靖国军立即出川东下，进取鄂西，以分敌势；两广桂粤军集中主力讨龙，以除去侧后隐患。4月下旬，谭浩明将大部分军队撤回广东，他本人于22日由衡阳退驻永州，而把湘军甩在湘潭、衡山一带。湘军见桂军撤退，也急向后撤。24日，北军中路军吴佩孚不战而占领衡阳。

4月15日，北军左路军施从滨师占攸县。不久，李传业的安武军和张之杰的赣军一旅也进抵攸县，驻扎在攸县城外，以便伺机夺取永兴、郴州，直逼粤境。20日，湘军总指挥赵恒惕由萱州渡过湘江，秘密进入霞流市、吴集和青山冲地域，恰好迎击了来犯的施从滨师。23日，湘军赵恒惕、刘建藩等部队从五个方向对攸县地区之敌发起攻击。北军不支，分向醴陵、茶陵方向逃跑，湘军光复攸县，毙敌千余人，俘数百名，夺获飞机两架，随即分数路追击北军。25日，湘粤军与扼守黄土岭之敌展开激战。赵恒惕亲临督战，指挥湘军从正面连续突击。北军慌乱败退，放弃黄土岭，分向萍乡、浏阳和株洲逃跑。湘军乘胜猛追，连克醴陵、株洲，前锋离长沙仅数十里。北军施从滨、张敬尧、张宗昌、李传业等师旅，纷纷向长沙、萍乡撤退，首尾不相顾，均溃不成军。经此一战，北军左路军几乎全军覆没，施从滨师仅剩七百余人，张宗昌混成旅只剩两营，李传业的安武军也伤亡过半，形势对北军很不利。

但是，这时的陆荣廷却极力避免在长沙地区与北军主力决战，不仅不协同湘军进行大规模反击，且将接应湘军的部队撤退，以致丧失了重占长、岳的大好时机。5月1日，刘建藩不幸在株洲渡河时失足身亡。张敬尧一面急调进攻宝庆的田树勋旅退保长沙，一面率第七师和奉军一部前往株洲阻击湘军。这时，湘军突然失去勇将，加上腹背受敌，赵恒惕遂下令放弃株洲、醴陵。随后，田树勋旅攻陷宝庆，吴佩孚部连陷安仁、攸县和耒阳。至此，湘东的拉锯战宣告结束。

五　段祺瑞第三次组阁" class="reference-link">五　段祺瑞第三次组阁

1月30日，即冯国璋对西南下讨伐令的当天，岑春煊通电提出南北划分的主张。他认为现在全国和战之争，都集中在湘、鄂二省，“岳固湘辖，北军原不必屯兵；鄂本主和，西南亦无须敌视。各守疆界，两不相侵”，呼吁南北当局维持现状，互不侵犯，“释兵戎而息内纷”⁽¹⁰²⁾。31日，李纯致电孙中山，也提出为今之计，只有双方“勿再前进”，才是“战和一关键”，请孙中山调停南北，“先各停战，双方限日提出一定条件，明白宣布，通告国人，必如此而后和”⁽¹⁰³⁾。徐树铮以此为借口，采用“兵谏”手段，引奉军入关，以迫使直系就范。为此，他于2月1日致电皖系各督军说：“冯、王、岑密使往来商量，已有成说。观岑卅之电了然可揭。……统一局面一破，必有一半引外人保护，其一半能否自立，是不陷灭亡不止。……推原祸始，冯公聩聩，尚不足责，足责者厥惟阁之王，督之李。……现议由奉省抽调生力军队，以助战为名，分运京奉、京浦路次，强请命令罢李，李去后王必自退，不退再请罢之。”他认为“奉电⁽¹⁰⁴⁾出后，鲁、徐、皖、沪应之，李（纯）难自安，或不待明令，即自求退”，并指出上述办法历经徐、段赞许，希促进行，以免“武汉再有动摇，益形危殆。李去王退后，两老（指徐、段）中必有一毅然出荷艰难者”⁽¹⁰⁵⁾。此电暴露了皖系的全盘计划：以引奉军入关相助为手段，迫使冯国璋明令罢黜李纯，逼走内阁总理王士珍，为段祺瑞重新上台开辟道路。该电特别嘱咐皖系各督：“仲珊（曹锟）、子志（张怀芝）两督处，非届兵发之时不能明告，希暂勿通电。”这句话也足以说明徐树铮对曹锟、张怀芝的不信任，反映了皖系及北方主战派内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而直系主和派的鄂督王占元，眼看岳州失守，湖北两面受敌，为自保计，竟出卖其同伙，将苏、鄂、赣三省联合条件密告徐树铮。2日，徐电告皖系各督说：“顷子春（王占元）专员密持确函，来通殷勤，详告苏省主动，密商苏、赣、鄂联合条件：一、北军南行者，坚拒不许过汉口、浦口；二、苏、赣、鄂有急时，同一动作；三、苏、赣、鄂遇事联防；四、海军第二舰队饷款，由苏、赣、鄂共同担任。以上四条，皆由三督亲笔签字。子春极愤苏之无状，自言‘签字取其不疑。现北军到汉者，仍听其通行，决无阻挠。我已年近六十，岂肯对于北洋数十年老同人作出不成人格之事。同志各省但定有妥当办法，一经示及，立即与苏翻脸’云云。又商派员赴津一同会议。弟以此时我辈办法未经商定，不如由渠打通苏省消息为便。来员极赞同弟说，已径归矣。”⁽¹⁰⁶⁾

王占元泄露“长江三督”联合条件，引起皖系主战派对直系主和派的极端憎恨。他们含沙射影地攻击冯国璋，要求惩办李纯，向西南下讨伐令。冯惊慌失措，束手无策，为了向主战派妥协，连发数令：4日，以“时事多艰，人材难得”为名，取消袁世凯复辟帝制死党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通缉令；5日，布告罪己，自责“委曲迁就，事与意违”，“既丛罪戾于一身，敢辱高位以速谤”；同日，发表整饬纲纪文电，分别惩戒与湖南战败有关之吴光新、王汝贤、范国璋、王金镜、傅良佐、周肇祥等人，并任命吴佩孚署理陆军第三师师长。冯国璋如此追究湖南战败责任，似乎决心一战，引起主和派的强烈不满。

冯国璋时而主战，时而主和，或者在向西南下讨伐令的同时，又密令李纯照旧调停，其章法之混乱，达到十分荒唐的地步。事实上，他的一举一动，甚至往来函电都处在工于心计、独断专行的皖系“智囊”徐树铮的严密监视之中。在皖系的逼迫下，冯不能坚持自己的主张，只能对各方敷衍应付，结果，既受主战派的攻击，也引起主和派的非难，在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中，他终于逃不脱失败的命运。

2月23日，徐树铮亲赴秦皇岛，会同事先约定入关进驻滦州的奉军第二十七师张景惠旅，截留日本依据中日军事借款协定第一批运到的枪支。25日，奉军第二十七师第五十三旅开到滦州，奉天督署参谋长杨宇霆带兵到秦皇岛，将日本运来的步枪二万七千余支劫走，其中除晋督阎锡山购械部分放行外，另以三千支分给直、闽，其余一万七千多支扣车运往关外，以供装备奉军之用。同日，徐树铮赴奉天晤张作霖，商请继续调派奉军入关作战，声援段祺瑞，张表示同意。随后，奉军直达京津，严重地威胁北京政府的安全，冯国璋大为恐慌。3月18日，北军占领岳阳，皖系主战派为之一振。19日，以曹锟为首的包括长江三督在内的十五省三特区督军联名通电，要求段祺瑞组阁。由于主战派的坚决要求，冯国璋被迫请段出山，并托徐世昌促驾，但段虚假地表示坚决不干。20日晚，日本公使林权助访徐世昌，劝段祺瑞复出组阁。由于日本公使的幕后插手，徐最后一言以定⁽¹⁰⁷⁾。段祺瑞终于又以胜利者的姿态从容出山了。3月23日，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的命令发表，宣告了王士珍内阁的解体。29日，段祺瑞第三次组阁，名单如下：

外交总长　陆徵祥

内务总长　钱能训

陆军总长　段芝贵

海军总长　刘冠雄

教育总长　傅增湘

司法总长　朱　深

农商总长　田文烈

交通总长　曹汝霖

财政总长　曹汝霖（兼）

段祺瑞第三次内阁完全是由段系主战派的军阀武人、官僚政客及效忠于段的新交通系所组成。这次内阁同第二次内阁一样，未经国会通过。

六　吴佩孚与陆荣廷签订停战协定" class="reference-link">六　吴佩孚与陆荣廷签订停战协定

曹锟、吴佩孚本为直系冯派军人，挥师南下攻克岳阳，收回长沙，占领衡阳，战功最大，但段祺瑞政府竟把湘督兼省长一职授予毫无战绩而以屠戮著称的皖派嫡系张敬尧，使吴大为不满。这时曹锟也屡得冯国璋密电诘责，意识到继续主战，徒为皖系扩大地盘，乃派人至京日使馆，请日本转告南军谋和，结果被拒事泄，情报落入徐树铮手里。为了笼络曹锟，并防止他怀有贰心，4月4日段祺瑞政府特授曹锟勋一位，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吴佩孚勋三位，二等大绶宝光嘉禾章，但曹、吴不为所动。5日，曹藉口两湖地区的善后事宜应由各省自行负责，请辞两湖宣抚使职。此时，徐树铮以“奉军副总司令”名义，将奉军两混成旅编为一支队，以张景惠为支队长，于9日沿京汉线南下，开往信阳、孝感，声称增援，听候曹锟指挥，实则部署在直军后面，用以监视曹、吴。13日，曹锟以第一路军过于疲劳为由，电请将吴佩孚第三师及其余各旅调回岳阳；次日，在汉口再次电请辞两湖宣抚使职，并请给病假。吴佩孚秉承曹锟的意旨，占领衡阳后即停步不前。5月29日，曹锟未经段政府同意，即擅自离开汉口，回师天津守住直隶地盘。吴佩孚南有南军对峙，北有张敬尧及奉军监视，深感久驻衡阳不利。这时候的陆荣廷，鉴于湖南、广东人民蓄意反桂，认为吴佩孚尾追其后，力量雄厚，无法击退，而湘、粤比较，粤比湘富裕，便决定和吴佩孚讲和，撤回部队，力保广东，以稳定两广局面。于是，经过谭延闿派其心腹张其锽从中斡旋，5月25日，南军代表与直军代表在耒阳举行谈判，6月15日签订停战协定，息战言和。据谭浩明致电岑春煊等透露，这次停战协定主要内容是：“双方永不开衅，不许他项军队通过，并不受他项军队之牵制。如不幸受威力胁迫时，当密为通报，设法对付，决不开衅。联军与他项军队作战时，直军决不暗助与干涉……”⁽¹⁰⁸⁾8月，吴佩孚通电主和，公开攻击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实亡国之政策”⁽¹⁰⁹⁾。直系将领纷纷响应，南方护法军政府也复电赞成和平。段祺瑞在直、桂军阀联合反对下，8月下旬被迫命令前线各军暂取守势。陆荣廷通过湘军与吴佩孚结成新盟友。新的直桂联盟的形成加剧了直皖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