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星桥

熊尚厚

高星桥，名文奎，字星桥，以字行，1875年8月24日（清光绪元年七月二十四日）出生于天津。高家世代以铁匠为业，先在南京，后迁天津开设“高记三挺刀”铁匠铺，给武场练功的人制造各种武器。其中三挺刀被清政府指定为武场专用，因而营业鼎盛。高星桥七岁入塾，读了几年四书五经，后考文昌阁童子试不中，父亲就叫他入了自家的铁匠铺学艺。

19世纪末叶，帝国主义势力侵入我国内地，反帝斗争连绵不绝。1900年春，兴起了大规模的义和团运动。清皇室令高星桥的大哥高文祥赶制金眼毛瑟枪五十支以备急用，制成后曾受到载漪嘉奖。接着又让高家移至北京炮厂制炮。高星桥运用自己的文化知识，协助其大哥仿制成功了转轮手枪和快炮，技术日益增进。不久八国联军侵入天津、北京，高文祥遇难死去，他父亲相继病故，年青的高星桥担起了一家九口的生计。因在北京生活困难，遂搬回天津，靠外出作零活养家糊口，生活艰难。1904年底，他给英商济安自来水厂制造铁罐水箱的铆钉，生活略有好转。1907年，他与衙门小吏及脚行头目等结拜把兄弟，合伙用大车到火车站偷煤。后铁路管理制度渐严，他另谋出路，与人合伙开设毓记煤球厂，但未及一年即亏损歇业。嗣后，高入天津煤栈为推销员，一年后因煤栈待遇菲薄而辞职。随后他又设法凑集资本开设坤记煤球厂，未几又把资本蚀光。

1908年，津浦铁路北段开工，高星桥经人介绍，为铁路加工枕木、铆钉，后改任火车司炉。他见外国司机、司炉瞧不起中国人，心里很不服气。当时开长途火车的司机、司炉全是外国人，他支持中国司机开长途，自任司炉。他们的车也能正点安全到达终点，外国人开始对他另眼相看。不久，经德商德义洋行跑街尹献亭介绍，他入德商泰来洋行任跑街。

1910年，高星桥从泰来洋行转到井陉矿务局任司磅，收发煤炭工作勤恳、吃苦耐劳，业余时间还向矿上的德人学会了一些德语。次年夏，一次因煤炭差了一百吨。该局洋总办德人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 ）前来查问，高星桥以半通不通的德语作了回答，汉纳根十分高兴，又见他精明能干，就调他到华帐房工作。那时，井陉煤炭销路不好，汉纳根很想找个推销员。他亲自主持考试后，发现高星桥不但熟悉各种煤的性能，而且对如何打开井陉煤的销路也有一些办法，便决心加以重用。但其职位低，拿不出大笔保证金，起用受到障碍。汉纳根决心既定，便通过自己的岳母（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之妻）出面担保十万银两保证金，于1911年9月指派高星桥担任井陉矿务局津保售煤处总经理。

高星桥当上总经理后，在天津、上海、汉口分设经理处，北京、保定、石家庄设分销处。他亲自前往山西矿区了解情况，对技术管理及交通运输提出改进意见；还到火车站、轮船码头及租界电灯房去实验井陉煤的耐火力，证明超过开滦煤两倍。从此，他到处宣传，为井陉煤打开了销路。1912年，他把井陉煤推销到了上海。数年间。高星桥从推销井陉煤中发了财，与上海开滦煤矿买办刘鸿生齐名。

1914年，高星桥在汉纳根支持下，接办了石家庄小型焦炭窑十余座。除加以扩充外，又新建焦炭窑二百余座，所出清水焦炭经天津运销日本，获利甚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高星桥感情上亲德，认购德国“爱国公债”一百五十万马克，并给德军代办军需，赶制冬季御寒高统毛皮马靴两万双，受到德皇威廉二世的嘉许，赏赐他以德国贵族“冯（VON）”的称号。之后，德皇又赐给他中国全国铁路待筑计划蓝图，以示德国在大战胜利后将委他包建中国铁路。然而，1917年德国战败，北洋政府根据农商部《处置敌国矿商条例》，收回了井陉煤矿产权；次年汉纳根被遣回国，井陉矿务局收归直隶省长督办，高星桥亦随之离去。

1919年，高星桥开始投资经营房地产业，以四十多万银两在天津河东建筑平房千余间出租或出售。又在北戴河增建一座占地十二亩的别墅，专供结交社会闻人。1920年他以三万余元在天津北马路买下大观察院旧址，兴建天津商场。次年正式开业，经营百货业务；并在商场的屋顶辟“天晴茶园”（后改名大观楼）出租。这时，高星桥加入了天津行商分所，成了天津闻名的殷商名流。

1922年9月，中德再订契约合营井陉矿务局，汉纳根重来中国，授意高星桥建筑从娘子关到井陉矿的铁路支线。次年6月，正当其着手筹备之际，直隶省长王承斌在直系支持下，利用外交途径接收了井陉矿局，并以武力没收了高星桥所经营的三百多座焦炭窑，还下令通缉他。高星桥被迫逃往上海。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后，曹锟被赶下台，王承斌去职，高星桥回到天津，盖了一幢漂亮的花园洋楼供自家居住。1925年汉纳根在天津病死，高星桥送丧仪银十万两。

高星桥脱离买办职业后，继续以其资财在天津经营房地产业，兴建大量房屋出租。1926年他出资筹建规模宏大的百货大楼以及旅馆、澡堂等。次年百货大楼建成，取名“劝业场”。除将商场出租外，他并在此开设茶园、戏院、影院等六七处。1928年正式开业，营业一直很好，每年获利数十万元。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平津，但高星桥的商场、房产地处租界，十分得利。1938年天津周围发生大水灾，住进租界的人很多，商业畸形繁荣，高星桥获利更多。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势力占领租界，多次迫使高星桥出面为其效劳，邀他出任新民会长，又叫他去塘沽承建新港，高星桥推卸未任。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高星桥经营的劝业场、戏院及旅馆等曾兴盛一时。但蒋介石挑起内战后，国民经济受到极大破坏，通货膨胀，贪官污吏横行。高星桥极为不满，常发牢骚。1947年某天，他在澡堂洗澡，与人议论国民党政府官吏敲诈勒索时，大声嚷着说：“国民党这些三十六友真可恼！我愿把全部财产送给共产党也不给这些龟孙子！”⁽¹⁾正巧被国民党特务听见，天津警备司令白时伟即派人把他抓去拷问。高家托人行贿，花了五百两黄金才把他救出。高星桥被迫南下，寓居上海，所营事业由其子高渤海主管。

1949年2月3日，高星桥在上海病逝。

主要参考资料

高渤海：《天津买办高星桥发家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集》第44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

大凡：《天津高星桥轶事》，［日］《太平洋经济月刊》第14卷第10期，转引自台湾《传记文学》第29卷第6期。

张高荣：《劝业场一带的变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第16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河北省井陉矿务局编：《河北省井陉矿务局改办第十四届年报》（1935年10月—1936年9月），河北省井陉矿务局，19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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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渤海：《谈高星桥生平》（访问记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