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民党残余势力在大陆的溃灭" class="reference-link">第二节　国民党残余势力在大陆的溃灭

一　解放军向西南进军" class="reference-link">一　解放军向西南进军

衡宝战役和两阳战役之后，国民党军残部之华中白崇禧部和华南余汉谋部受到沉重打击，各部士气和战斗力都严重下降了。尤其是白崇禧主力被歼灭之后，国民党军最后一部有战斗精神的力量，也丧失了战斗意志，尽管还据有西南和广西的广大区域，拥有上百万的军队，但分崩离析，各自为谋，难以协同作战。

当时，解放军第四兵团第十三军一部进至廉江、信宜一线，余汉谋的华南军政长官公署于11月3日从湛江移设海南岛的海口，所属第四兵团等部占有廉水之线及以西地区。白崇禧部退入广西，进行整补，长官部移驻桂林。不久，广西绥靖公署移南宁，省府迁往百色。广西各部向东南沿海撤退的道路已被解放军截断。贵州绥靖公署谷正伦拥有第十九兵团二个军和保安部队九个团。国民党中央系残部数十万人集中在四川一带，归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张群指挥，扼守四川。国民党政府也已撤至重庆。

早在8月29日，蒋介石在重庆主持了在大陆的最后一次重要军事会议，国民党政府川、黔、康省政府主席，川、陕、甘、鄂、湘边区将领均到会，仅云南省主席卢汉未至。蒋介石部署死守四川，以罗广文部从川东北的大竹一线，经50天行军移防川西北，10月中旬行至绵阳时，军情变化，又向南改开贵州桐梓，布防娄山关。并以原有的第一〇八、一一〇军及新拨第四十四军组成第十五兵团，任命罗广文兼任兵团司令官，一路上疲于奔命⁽²⁷⁾。

入川道路除川东地形险要、交通不便外，主要为南北两路，北路由汉中经剑阁入川，南路由湘西入黔，经黔北直趋重庆。而国民党军在南路的防御十分空虚。9月下旬，参谋本部曾建议华中及西南两战场，归由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统一指挥，“华中军政长官公署至少以五个有力之军，配置于平越、都匀、独山之线。华中军政长官公署设于贵阳，以昆明为后方”⁽²⁸⁾。但桂系方面没有接受这个在大陆作战、没有海口联络、为蒋介石系统扼守四川南方门户的方案。11月初，阎锡山又建议以“国防部长”一职让白崇禧兼任，并拟将黔桂两省划入华中军政长官辖区，主要目的是要白崇禧堵住芷江这个口子，不让解放军由湘西入黔，威胁重庆。但白崇禧“坚不接受”⁽²⁹⁾。白崇禧一直谋求国防部长一职而不得，这时候也就不愿为蒋介石扼守四川门户。何况，当时白崇禧已经直接接受美援⁽³⁰⁾。11月5日，白崇禧在桂林召集军事会议，会上参谋部门提出两个方案：“第一案：向南转移，于广西地区策划持久，不得已时经由钦州转运海南岛。第二案：向西转移，进入黔、滇与西南地区兵力会合，以策后图。”⁽³¹⁾会上，第一兵团司令官黄杰和李品仙赞成第二案，多数人赞成第一案，最后由白崇禧裁决：“华中主力，准备向南转移，经由钦州转运海南岛。”⁽³²⁾

不过，在相当时间内，解放军对四川蓄势待发，屯兵不进。国民党军也仅消极备战。在第四野战军进行衡宝战役期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向西南进军也开始进行部署。在北路，10月10日决定由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率第十八兵团入川，在安康一线作战的陕南军区部队（第十九军）及第七军等部配合对汉中胡宗南部作战。以第二野战军两个兵团在常德、湘潭一线集结，准备入川，于12月间进抵叙州、泸州、重庆一线，待二野达到上述一线后，贺龙部向胡宗南部发起攻击，并进击成都。二野第四兵团入桂作战后，明年一二月间进入云南。同时，确定了西南地区的领导成员，以邓小平为西南局第一书记，刘伯承、贺龙为第二、第三书记，贺龙为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³³⁾。

10月21日，刘伯承、邓小平从北京乘车出发，翌日到达徐州，率野战军司令部及第三兵团司令部乘火车经郑州前往武汉⁽³⁴⁾。23日发出了进军川黔的作战命令，第五兵团应于11月15日前攻占贵阳，兵团主力于25日攻占毕节，12月10日攻占宜宾至纳溪地带。第三兵团应于11月15日前攻占思南、永绥（今花垣）、永顺之线，25日攻占遵义、黔江、彭水之线，兵团主力于12月10日左右攻占泸县、江津地带。但命令第三兵团右翼不要过于突出，在第五兵团未到毕节之前，不得先到黔江，以免宋希濂、孙震部过早撤退，对以后作战不利⁽³⁵⁾。列车经过郑州时，刘伯承公开出席群众大会，宣布大军即将入川，摆出了一副沿陇海路从徐州经郑州、西安，将由北路入川的模样，而部队则早已在湘西秘密集结。

与此同时，当陈赓兵团向两阳地区追击的时候，林彪主要是担心两广残敌向云南撤退，所以仍以第十三兵团向柳州方向前进，以大迂回方式，绕过桂林、柳州，直插果德、南宁之线，截断敌向云南的退路，准备在二野到达贵阳时，以围剿与长追的办法，争取歼灭敌人于果德、南宁以东地区。这一计划得到毛泽东的批准。林彪建议二野以第五兵团先占昆明，断敌退路，但毛泽东鉴于粮食困难，敌情不会太严重，仍指示仅以第四兵团经营云南⁽³⁶⁾。为了集中兵力歼灭运动灵活的白崇禧部，林彪决定增调第四十六军两个师和第四十九军全部参加广西战役。10月29日，林彪率指挥机关从武汉出发，于11月1日到达衡阳，就近指挥各军。10月31日，毛泽东指示林彪，以陈赓、程子华两个兵团同时向柳州、南宁动作，方能完成围歼白崇禧部的任务，同时，在白崇禧部向云南、越南撤退的道路被截断的情况下，有向东突入广东的可能，因此，指示华南分局，在广西问题彻底解决以前，邓华兵团必须全力镇守广州、韶州之线，不要进攻雷州半岛，更不要攻海南岛⁽³⁷⁾。11月4日，第四野战军作出了分三路进军的部署，“第一步求得首先断敌退云南，退雷州、廉州、钦州的道路。尔后，再依当时情况调整部署，歼灭敌人”。其部署为第十三兵团二个军，攻击通道、靖县，向思恩、河池地区前进，并继续向百色、果德之线前进。陈赓部第一步先头军11月10日左右出发，进至郁林、博白之线，防敌退雷州半岛。尔后或向南宁，或向钦州、廉州前进截敌。中路第四十、第四十一、第四十五军待西南两路超出后分沿湘桂路及其两侧推进⁽³⁸⁾。

11月6日，西路军自湘西武冈、洞口地区出动，10日，南路军向廉江、信宜北前进。13日，林彪根据谍报，白崇禧有向雷州半岛及越南撤退的计划，即命令第四兵团向信宜、茂名集结，廉江一线筑工固守，并调广州的第四十三军参战。16日，命令中路各军出发追击。

当时，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已向贵州进军，白崇禧于11月9日命令桂林附近的第一兵团、三江附近的第十七兵团驰援贵州，但行动落后，贵州方面已经无法支持。白崇禧针对南路解放军二野第四兵团前锋部队兵力薄弱，计划集中兵力予以攻击，进而开辟海上通路。11月21日，白崇禧命令第十一兵团由容县向信宜攻击，第三兵团向化县、茂名攻击，余汉谋部第四兵团则配合作战，向廉江攻击。同时，因解放军推进迅速，即命令第十兵团放弃桂北撤退，命令第一兵团、第十七兵团放弃援黔，协助第十兵团撤退，掩护南路军的安全。24日白崇禧南路各军于拂晓同时发起攻势。林彪得悉白崇禧将于南路发起攻势后，即于22日动员各部进行“带最后性的最重要的一次大战”⁽³⁹⁾，并部署以第十三军一部在廉江牵制余汉谋部，集中三个军首先围歼敌鲁道源的第十一兵团。但陈赓认为廉江方面过于危险，主张就现态势首先歼灭张淦兵团，然而林彪坚持原定部署，不容变更。陈赓将自己意见上报中央军委后，毛泽东为协调前线将领的作战指导思想，指示适当调整部署，置重点于左翼，并指示中路、西路各军迅速分数路南进。当时，林彪与陈赓之间作战指导思想不易沟通，他与第四兵团及各军电讯难通，各部位置不易查明，陈赓即独断指挥。

解放军西路军除一部向百色挺进外，主力东转寻敌，中西路各军推进迅速，迫敌仓促溃退，22日进占桂林，24日占领思恩，25日占领柳州、梧州。白崇禧面临腹背受敌，仍力求向海岸突进，26日发起全面攻击，与解放军第四兵团激战。而解放军第四十三军奉林彪命令正向敌左翼迂回，围歼第五十八军之二二六师。鲁道源的第十一兵团被迫北移，张淦的第三兵团陷于孤立，至27日，陈赓兵团第十四、十五两军乘隙包围了第七军的两个师。国民党军陷入一片混乱，各部失去了通讯联络，只好各自为战，力图突围逃生。战至30日，解放军第四十三军突入博白，歼敌第三兵团部，俘虏兵团司令官张淦，第四兵团歼敌第七、第四十八、第一二六军大部。余汉谋残部逃往海南岛，解放军旋即占领雷州半岛。12月2日，解放军各部继续发起追击，至11日占领凭祥和镇南关，14日占领爱店，控制中越边境，白崇禧部主力被歼灭殆尽，白本人逃往海南岛，仅第一兵团黄杰等部二万余人逃往越南，被驻越法军解除武装。广西战役解放军共歼敌17.3万人。

第四野战军在发起广西战役的同时，抽调了第四十二、第四十七、第五十军及湖北军区部队等九个师，加入第二野战军右翼围歼宋希濂集团的战斗。11月1日，第二野战军在第四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北起湖北巴东、南至贵州天柱，在500公里的地段上，越过崇山峻岭，出敌意料之外，发起了进军川黔的战斗。以杨勇率第五兵团及第三兵团的第十军分由邵阳和桃源出动，进行大迂回作战，从锦屏、天柱西进，击破敌第十九兵团的抵抗，10日前即占领镇远、三穗地区，15日分别占领贵阳、思南。以陈锡联率第三兵团主力为左集团，主力由永顺出发，向秀山、永绥进击，以第十一、第四十七军向龙山、黔江前进；以第五十、第四十二军及湖北军区部队为右集团，由王宏坤指挥，分路渡江后向建始、恩施、宣恩进击，并以一部进击巴东，对宋希濂部实施钳形攻势。至7日，右集团攻占恩施，左集团攻占秀山。宋希濂于11月7日在来凤召集各将领会议，发现形势极为严重，即将陷入解放军的大包围之中，当即命令各部向彭水撤退，沿乌江西岸布防。12日，解放军左右两集团所部在咸丰地区会合，切断川湘公路，将宋希濂部第十四兵团、第二十兵团的五个师包围于宣恩、咸丰、鹤峰地区，除一个师突围外，四个师被歼灭。解放军各部迅猛追击，于15至17日间，分别进至利川、鱼泉口，威胁川东孙震集团，并进占彭水、酉阳，进抵乌江东岸，第十二军前锋于龚滩强渡乌江，威胁敌之侧后。宋希濂率部于16日火焚彭水后逃至乌江西岸，在江口布防。17日，蒋经国到前线劳军，宋希濂在江口与他会见，公开表明：“大家多已丧失信心，战斗意志是不坚强的。”⁽⁴⁰⁾这时，尚在东岸阻击的宋部第十五军受到解放军的攻击，于20日退到江口西的中官渡，宋希濂指挥部受到威胁，即命令第二军撤退至白马山，扼守川湘公路要隘，准备向南川方向撤退。21日，宋希濂即撤离江口。

解放军进展迅速，重庆震动。国民党军本于解放军攻势发动后，从川北调罗广文的第十五兵团南下阻击，这时即在宋希濂部掩护下向南川集结。同时，已于11月14日从台北飞抵重庆亲自指挥的蒋介石，急忙于11月19日调胡宗南部第一、第三军增援重庆，并命胡部撤入四川。但这时，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先头部队也对胡宗南部展开攻击，进行牵制，使胡部感到威胁，难以立即后撒。直至11月25日才开始撤退，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即尾敌跟进，但未予追击，以待大迂回的完成。

刘伯承估计宋、罗兵团可能向重庆或泸州方向撤退，尤其是向西经泸州、宜宾撤至昆明的可能最大，因此11月21日指示说：“从战役全局着眼，我军左翼迂回部队极为重要。”他估计敌如11月25日撤退，则12月1日可达叙永，因此要求第五兵团及第十军确实计算行程和时间，先敌占领土城、叙永、盐津之线，三兵团从正面多拉住敌几天，以第四十七军向涪陵前进，要求在长江南岸地区包围歼灭敌军⁽⁴¹⁾。

但事实上，国民党军残部已不堪一击。21日下午，解放军前锋渡江控制了白马山，阻击向西撤退的陈克非的第二军。22日，解放军第三兵团各军及第四十七军，分路向乌江渡口挺进，敌第十四兵团司令官钟彬至乌江东岸的渡口白涛镇指挥残部抵抗，被解放军俘虏，十四兵团溃灭。第二军除军部千余人外，大部被歼，残部找小路逃走。第二十兵团也瓦解了。宋希濂率残部万余人由南川向綦江逃跑，准备不理睬统帅部，经西昌向滇缅边境自谋生路。

正当宋集团溃散之际，罗广文兵团正奉命由南川一线北进。21日，罗兵团右翼在南川之北即遭到解放军第十二军的攻击，23日，解放军第四十七军主力自白涛镇渡江，攻击罗广文兵团。罗兵团被迫向长江边转移。25日，解放军除围歼罗兵团外，分兵占领南川⁽⁴²⁾，27日占领綦江，29日前锋进抵重庆长江南岸的南温泉，与胡宗南部第一军激烈战斗。而罗广文兵团在南川之北，被歼大部，罗广文率残部5个团渡江北逃。解放军占领江津，北渡长江。30日，国民党军从重庆撤退，孙元良兵团也自万县西撤。当夜，解放军即提前完成计划，进占重庆。

解放军第五兵团及第十军奉命向川南挺进后，于21日占领遵义，28日进占毕节，30日占领叙永。12月2日，黄埔系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官郭汝瑰本已与解放军接洽起义，即命令在泸州南江门布防的部队，向宜宾撤退。12月9日在宜宾宣布起义。解放军即向威远、荣县前进，直趋成都外围。

当时，在川东的国民党军第十六兵团、第十五兵团残部、二十兵团残部及第一军等纷纷向成都平原撤退，第三军在向重庆前进途中也折向成都。胡宗南以第七兵团残部七个师及第三十八军为后卫，主力向成都撤退，军心瓦解，士无斗志。为了迅速瓦解敌军，刘伯承、邓小平向四川、贵州、云南、西康四省国民党军政人员提出忠告，要求国民党军停止抵抗，停止破坏，听候改编，给以改过自新、立功赎罪的机会。经过长期的酝酿，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在昆明、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在雅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等地宣布起义。在续后的战斗中，包括中央系（黄埔系）将领也纷纷停止抵抗。

为了统一指挥进军四川的战斗，11月25日，军委同意林彪的意见，“以七个师交刘邓指挥入川作战”，（即第四十七、第五十、第四十二军等部七个师）。11月27日军委又决定贺龙、李井泉所部十八兵团及其他部队，“应受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指挥，我们不直接指挥贺李，以免分歧”⁽⁴³⁾。12月3日，刘伯承、邓小平电告贺龙：二野和四野一部已经渡江，十军已到合江，十六军即到泸州南岸，十八兵团可加速前进，形成南北钳形攻势。5日，贺龙即下令第十八兵团和第七军分三路猛追逃敌。于是，北路各军于7日起，从慢慢跟进，变为以日行百里以上的速度挺进。12月6日，刘伯承、邓小平命令第五兵团及第十军，抢占乐山、井研、荣昌等地，强调指出：“这个战役的关键在于占领乐山，完全截断敌人退往西昌、会理、云南的公路线。”命令第三兵团第十一、十二两军向西延伸至铜梁、大足、内江，与第十军靠拢，互相策应。命令第五十军在垫江集结待命⁽⁴⁴⁾。续后，又命令第三兵团主力迅即攻占简阳、邛崃、大邑等地，从成都东西两面向敌人推进，合围成都地区集结的数十万国民党军。各部队在崎岖的山路上，以日行60—90公里的速度连续行军，神速推进，超前追击，迫敌在溃退中无法集结整理组织抵抗。

解放军第五兵团第十六军于12月16日占领乐山，前锋于19日在金口河地区渡过大渡河，歼灭宋希濂残部，宋本人被俘，20日占领浦江地区。是日第十军占领眉山。第三兵团第十一军于12月15日占领简阳，第十二军于20日占领大邑、邛崃，第五十军前出遂宁。自东、南、西三面包围成都。第十八兵团等部于12月14日占领广元，17日占领四川门户剑阁，20日进抵巴中、绵阳、江油一线，自北路威胁成都。解放军各部完成了追击任务，将敌军包围在成都周围地区，12月21日，刘伯承命令各部准备围歼被包围的胡宗南部，他要求各军“千万不可进行无准备无把握的战斗”。为此，命令第十一军停止进攻新津，决定由杨勇、杜义德统一指挥第三、第五兵团，协同作战⁽⁴⁵⁾。

在解放军的四面包围下，胡宗南已无力抵抗，12月22日，他在新津举行军事会议，部署于23日22时开始突围，以李文的第五兵团向西昌突围，以李振的第十八兵团向昭通突围，以罗广文、陈克非两部向东突围，经泸州向毕节前进，实际上是作为主力突围的牺牲品。他本人于23日由成都飞往海南岛的海口，未奉统帅部命令，擅自逃离战场。军心全盘瓦解。第二十兵团司令官陈克非回忆说：“这时我思想上又起了一个急剧的变化。顶在我头上直接指挥我的上司都飞跑了，剩下的只有我和罗广文这两个替死鬼。”⁽⁴⁶⁾他和罗广文商量的结果，都不愿做枉死鬼，决心停止战斗，举行起义。李振也回忆说：“当时我很难过，很愤慨，心想：你们高高在上，情况一急就远走高飞，老祖也不再做傻子了。”⁽⁴⁷⁾23日晚，裴昌会在德阳率第七兵团起义。25日，罗广文、陈克非率第十五、第二十兵团残部在郫县一带宣布起义。川鄂绥署副主任董宋珩、第十六兵团副司令曾甦元于21日率四个师脱离兵团司令孙元良，从广汉撤至什邡，并于26日正式宣布起义。27日，李振率在成都以东的第十八兵团等部起义，鲁崇义的第三十军也同时起义。仅第五兵团司令李文率残部七个军分两路西逃，于25日攻击解放军邛崃一带阵地，遭到坚强阻击。26日，各路解放军发起总攻，李文率残部放下武器，仅一部逃往西昌。27日解放军占领成都，30日贺龙率部举行入城式。

在成都战役期间，贵州省主席兼贵州绥靖公署主任谷正伦逃到晴隆，第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逼谷正伦把绥靖公署主任一职让给他。谷正伦设计杀了刘伯龙，自己经昆明逃往香港，躲避开了蒋介石对他的处分。12月下旬，第十九兵团代司令官王伯勋在普安、盘县地区宣布起义。贵州全境解放。

解放军进军川黔一役，共歼敌（包括起义部队）90万人。

云南省主席卢汉在“九九整肃”时，设计放走了中共地下党员和反蒋骨干，对于军统特务、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提出的杀人方案，一再借口拖延，不予执行。11月3日，代总统李宗仁到云南与卢汉联络，尚希望与云南联合，把云南作为桂系撤退之地。卢汉一方面虚与委蛇，一方面乘机组织人民团体，请愿从宽处理“九九整肃”被捕人士。李宗仁给了一个顺水人情，在请愿书上批了“交卢主任从轻处理”。于是，卢汉即将被捕人士一一无保释放⁽⁴⁸⁾。卢汉不稳的消息传到在成都的蒋介石那里，12月7日，蒋派张群到云南安抚卢汉，并要求把政府迁到昆明，对此，卢汉大发牢骚：“保卫云南所必需之各项请求，皆未获解决，云南即无法保卫，且有作向西撤退打算，政府迁昆实为徒劳。”⁽⁴⁹⁾张群当时已辞去西南军政长官职务，答应商请有关主管予以解决。8日，张群奉蒋介石之召，偕同云南三军长李弥、余程万、龙泽汇（卢汉系统）返回成都，由蒋介石予以召见。9日，张群与三军长同回昆明，卢汉即将张群软禁，并以张群的名义于当晚召集会议，将余程万、李弥及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等七人扣留，联名宣布起义。12月11日，毛泽东、朱德即复电表示欢迎。同日，刘伯承、邓小平建议军委，以汽车运输，令陈赓率先头军提早入滇，令在贵州的第十七军派一师护送宋任穷与第四兵团先头军会合，配合行动⁽⁵⁰⁾。

卢汉起义后，于第二天即礼送张群去台湾。李弥部第八军即进攻昆明，营救李弥、余程万。16日卢汉释放李弥，希望策反第八军，但李弥回部后，即策动所部继续进攻昆明。当时，撤往台湾的“国防部”已命令汤尧为陆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指挥进攻昆明。19日拂晓，第八军、第二十六军协同进攻昆明，卢汉在昆明人民支持下指挥所部抵抗，陷入苦战。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出击扰乱敌之后方，予以支援。中共中央军委于12月13日曾命令第十七军第四十九师暂时停止前进，而命令第四野战军第三十八军占领金平、河口，断敌向越南逃跑之路，命令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向蒙自前进，迂回包围⁽⁵¹⁾。由于昆明形势严重，20日，解放军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才令第四十九师兼程驰援昆明，至22日进抵曲靖。卢汉因国民党中央系军队攻击猛烈，于20日下午释放余程万，并给了他4万银元⁽⁵²⁾，余回部后，即将第二十六军撤退。第八军孤立，不得不也向后撤退。昆明形势缓和。28日，解放军滇桂黔边纵进驻昆明。

第二十六军、第八军从昆明先后撤到蒙自一带。1950年1月8日，“国防部”命令第二十六军空运台湾，并以汤尧兼第八兵团司令官，指挥滇南残部⁽⁵³⁾。这时，解放军第三十八军于1949年12月26日起，由百色一带向老街以北前进，于1950年1月11日进抵河口、屏边，断敌向越南的退路，继续向北挺进。第四兵团第十三军于1月1日从南宁出动，向开远、蒙自前进，兵团部和第十四、十五两军于5日出动，向昆明前进。正当空运第二十六军之际，解放军第十三军以强行军赶到蒙自，于15日夜发起攻击，16日占领蒙自。李弥率第八军向思茅方向撤退，中途遭到袭击后向元江方向逃跑。25日，解放军于元江歼灭汤尧所部主力，汤本人被俘。李弥率残部渡过红河后于2月间为解放军歼灭大部，仅一小部逃出国境。

胡宗南飞逃海南后，蒋介石派人在三亚找到了他，即令胡飞回西昌，胡不得已，只好于12月30日飞回西昌，收拾残部。西昌系抗战时期备用的迁都之地，原驻有西昌警备司令贺国光的一个多师，胡宗南到达后，即收容川西突围部队，并扩军备战。1950年3月12日，解放军西南军区集中了十三个团的兵力，进攻西昌。27日，胡宗南、贺国光乘飞机逃离西昌，残部向山区逃跑，不久即被歼灭。至此，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有组织武装，被全部消灭。

这时，国民党军残部仍据有台湾、澎湖、舟山、海南等海岛。海南于1948年8月升格为海南特别行政区，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之后，为联络粤系将领，于3月初任命一直赋闲的粤系宿将陈济棠为海南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兼海南警备总司令。白崇禧向海南撤退的计划失败后，仅率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残部撤往海南，华南军政长官公署于广州失守后已先期撤往海口。国民党军在海南的指挥系统和部队系统庞杂混乱，10月28日，蒋介石派陈诚到海南，策划撤销广州绥靖公署和海南警备总司令部，另设海南防卫总司令部，以薛岳任总司令，于12月1日成立。薛岳即将所部各军编成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路防卫军。桂系既未能将主力撤往海南，也就无力控制海南岛，零零落落撤往海南的号称五个军八个师11万之众，战斗力已十分薄弱。

林彪于广西战役基本结束后，即于12月10日，命令第四十三军东移廉江、信宜、化县地区休整，准备攻取海南岛，命令第四十军向钦州、防城、合浦地区集结休整，准备协同第四十三军攻取海南岛的作战⁽⁵⁴⁾。毛泽东在访问苏联期间，得到林彪报告后，即于12月18日特别指示林彪要吸取金门作战失败的经验教训，根据渡海作战的规律，进行准备和部署。尽管估计海南敌军战斗力比较差，但毛泽东仍强调“不可轻敌”⁽⁵⁵⁾。不久，解放军即组成渡海作战兵团，由第十五兵团首长邓华、赖传珠统一指挥，在雷州半岛集结。是年底，邓华制定了旧历年前进攻海南岛的作战方针，毛泽东虽然表示同意，但特别指示：“以充分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避免仓卒莽撞造成过失。为此，邓（华）赖（传珠）洪（学智）应速到雷州半岛前线亲自指挥一切准备工作，并且不要希望空军帮助。”⁽⁵⁶⁾此后，即推迟了出击的时间。林彪于1949年12月中旬从衡阳前线返回中南局驻地武汉，攻取海南岛的任务由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剑英统一领导。1950年2月上旬，叶剑英于广东召开了作战会议，考虑到渡船十分困难，确定了“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战役指导方针⁽⁵⁷⁾。

当时，解放军在海南有冯白驹领导的琼崖纵队，人数达1.5万余人，以五指山为革命根据地。薛岳为阻击解放军的进攻，策定作战指导如下：“本部应把握当前外匪（系诬指雷州半岛一线的解放军正规军——引者）与内匪（系诬指冯白驹部——引者），尚呈分离之不利态势，依各个击破要领，一面以海、空军协力巩固海防；一面以陆军有力之一部，尽速歼灭本岛土共，彻底消灭内在之威胁，安定内部，再举全力，歼灭来攻之外匪。”⁽⁵⁸⁾1950年1月25日起，薛岳开始围剿冯白驹部琼崖纵队，一个月内进行了八十六次搜剿和扫荡，均遭失败。3月1日，动员了第一、第二、第三路军，进行了历时十天的最大规模的扫荡，也未成功。这时，从3月5日起的一个月内，解放军组织了四次偷渡，在琼崖纵队的接应下，成功地向海南岛输入了约一个师的兵力，与琼崖纵队会合，加强了解放军在海岛内的力量。4月16日下午，琼崖纵队主动向大云、板桥等地发起进攻，接应大军渡海。

4月16日夜，解放军渡海兵团主力两个军，以木帆船为主，配以部分机帆船，分东西两路发起强渡，以两翼船队担任掩护，与敌海军舰艇作战。17日凌晨，突击部队在海口市以西至临高角一线突破敌军防御阵地，在岛内部队接应下顺利登陆，占领滩头阵地，掩护后续部队登陆，并向纵深发展，于18日在福山与琼崖纵队会合。20日，薛岳调第六十二、第三十二军各一部，在美亭地区向解放军登陆部队实施反击，被解放军击溃。薛岳受岛内解放军的牵制，缺乏纵深间接配备部队，解放军登陆成功，士气立即瓦解。当薛岳向台湾要求增援，但蒋介石的答复是让他撤往台湾。22日，薛岳下达了“放弃琼北，退守琼南，再策后图”的撤退命令，准备撤离海南⁽⁵⁹⁾。23日解放军占领海口，24日解放军第二梯队在天尾港登陆，同日占领文昌，控制了海南北部海岸线。海南残余各部不顾薛岳退守琼南的命令，纷纷转向港口撤退，不经组织抵抗，希望尽早逃离海南，沿途遭到解放军的袭击，损失严重，撤至港口的部队仓皇登船向台湾撤退。薛岳也飞逃台湾。至5月1日，解放军全部控制了海南，战役结束，共歼敌3.3万余人。

在海南作战的前后，解放军先后解放了担杆岛、万山群岛、南澳岛和南澎岛等岛屿。1950年5月，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准备进攻舟山定海本岛，蒋介石为集中力量据有台湾，调集载重15万多吨的舰艇44艘，于5月13日起，秘密将舟山国民党守军全部撤退。19日，解放军进占舟山群岛。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向台湾海峡派遣了第七舰队，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原承担的攻取台湾的任务，旋被解除。于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军残部即据有台澎金马诸岛屿。

在国民党政府逃离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期间，西藏地方政府在外国势力策动下，出现了分裂倾向。1949年7月8日，西藏摄政大札（又译达扎）在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里查逊（Hugh Edward Richardson）（英国人）策动下，突然切断了与外界的电讯联系，以西藏噶厦政府名义，通知中央政府驻藏办事处主任陈锡章，以西藏境内的汉人中有共产党为由，限期驻拉萨的中央政府办事处人员撤离西藏，完全封闭汉族学校，驱逐汉民，其中包括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平措旺阶（汉名闵志成）。这就是著名的“驱汉事件”。7月17日，中央政府驻藏办事处以及学校、电台、医院均被关闭后，130余名驻藏人员开始撤离拉萨，并于8月底到达印度。广州国民党政府接到了西藏噶厦公所于7月9日自科伦坡转发的要求中央驻藏人员撤退的电报，8月6日，行政院院长阎锡山电复噶厦公所，强调其要求“于法于理，殊多未合，即希体察目前形势，撤销前议，迅再通知各驻藏人员仍回拉萨，执行职务”。同时，阎锡山就此事发表声明：“切盼西藏地方当局体察目前情势，一本过去团结精神，勿为他人利用，迅予纠正此项措施。”⁽⁶⁰⁾9月2日，新华社发表社论：《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揭露英国、美国、印度策动西藏7月8日事变。

这时，第十世班禅于8月10日在青海塔尔寺大金瓦寺诵经堂举行坐床大典，广州国民党政府派出了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为专使、马步芳为副使（由马继融代）主持大典，宣读总统命令后即行颁赐礼。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进军西北的时候，毛泽东就指示彭德怀，要与班禅取得联系。不久，青海解放，10月1日，班禅致电毛泽东、朱德，表示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期望西藏早日解放。11月23日，毛泽东、朱德复电班禅：“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⁶¹⁾同日，毛泽东即指示彭德怀作出经营西藏的计划。

彭德怀经研究后复电毛泽东，认为由青海、新疆入藏有很大困难。1950年1月2日，毛泽东自苏联致电中共中央和彭德怀，并转发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就进军和经营西藏问题作出建议和指示，他强调：“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同时，确定由西南局承担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任务⁽⁶²⁾。1950年1月间，组成以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为书记、政治委员谭冠三为副书记的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西南局和西北局决定以第十八军、云南军区第一二六团、青海骑兵支队、新疆独立骑兵师分别承担由西康、云南、青海、新疆向西藏进军的任务。5月17日，中共中央又确定了在军事进攻的同时，进行政治争取的工作，力争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西南局草拟了与西藏谈判的十项条件，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其中包括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军事制度及达赖喇嘛的地位职权不变，西藏改革事宜采取协商方式解决，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巩固国防，等等⁽⁶³⁾。但西藏地方当局仍企图抵抗解放军的进军，拖延派遣西藏代表团前往北京谈判，扣留和驱逐中央人民政府派往西藏联系的人员，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前往觐见达赖喇嘛，刚到昌都即被软禁，旋即被英国特务福特毒死。

担任进藏任务的解放军各部及有关方面，进行了充分的军事、政治、后勤保障等方面的准备，至1950年10月初，各部向第一线推进。西藏地方当局将藏军十四个代本（每代本约500人）扩充为十七个代本，以十个代本布防于昌都地区，凭金沙江以扼进藏咽喉。10月6日，解放军以六个团的兵力，分南北两集团，分多路迂回包围昌都，至19日截断了昌都藏军的退路。20日，在解放军的争取下，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率部停止抵抗。是役，包括起义部队，解放军共歼敌十个代本5700余人。

藏军主力被歼灭后，西藏地方当局一片混乱，决定由达赖喇嘛亲政，藏历10月8日，举行亲政典礼。经过多方联系和大量的工作，西藏地方当局终于派出了一个五人代表团，于1951年4月间先后到达北京。4月29日，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同以李维汉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开始谈判，至5月23日，双方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宣告和平解放。5月25日，毛泽东发出了关于进军西藏的训令，命令各军以“战备进军”入藏⁽⁶⁴⁾。1951年八九月间，进藏部队分批出发。10月26日，第十八军进驻拉萨，其余各部也先后到达指定地域，胜利完成了进军西藏的任务。

二　蒋介石退据台湾" class="reference-link">二　蒋介石退据台湾

李宗仁自衡宝战役中桂系主力遭到损失，广州失守，进退失据。广州失守之前，程思远曾向李宗仁转述了顾孟馀的建议：“德公不要到重庆去，应改往柳州或南宁‘组府’，务必同蒋划分界线，另搞一套。”但是，财权仍在蒋介石手中，李宗仁没有办法，他回答说：“如果我不去重庆，白崇禧的三十万兵就没有饭吃。”⁽⁶⁵⁾同时，据李宗仁对程思远说：“吴礼卿行前来见我，问我‘有无知难而退之意’？我对他说：‘我不准备引退，如果蒋先生要复职，那就由他自己决定。’吴不得要领走了。看来吴是受蒋之命前来试探的。”⁽⁶⁶⁾但据蒋经国说：“（10月9日）下午吴礼卿先生来见父亲，报告与李宗仁谈话经过，李希望父亲‘复位’。吴先生亦以为一旦广州失守，政府迁渝，情势更为混乱，父亲倘不复出，将使国家前途陷于不可收拾之境。”⁽⁶⁷⁾

重庆是蒋介石系统控制的地区，台湾更是蒋介石控制的地区，蒋介石又正在谋求复职。李宗仁在广州尚且无法有所作为，在重庆更难以有所作为，如在大陆失败，又无法退往台湾，因而心情十分苦闷。他曾对一些立委表示，“蒋先生以国事困难，令其出而负责，但又不令管事。彼自己既不来，亦不交出钞与权。如行政院何敬之时尚于不能做的明言不能做，阎先生则一切不回复。汤恩伯事至今无下文，广州市长原说以薛岳兼，渠迟回多日，至于濒失广州时方解决。国防部问题亦然。参谋总长事究竟如何，亦在搁置。广州失守之责，行政院长应负责。时局至此，令人愤闷不已”⁽⁶⁸⁾。而且，他已到了不顾身份，唠唠叨叨，逢人便说的程度。

阎锡山从广州到台北时，台北方面，张厉生等一些人举行了一次座谈会，主张蒋介石复职，继续担任“总统”⁽⁶⁹⁾。10月18日，据蒋经国记载：“上午十一时，父亲与张晓峰先生谈及出处问题，旋即召集中央设计委员会议，研讨‘复行视事’问题之利弊……大多数皆主张父亲‘复行视事’。晚间，父亲又约党国元老丁惟汾、于右任、吴礼卿诸先生，商讨此项问题，佥认必须李宗仁出于至诚，自动退职，再行‘复位’。”⁽⁷⁰⁾显然有所顾忌，不敢太无法无天了。据《徐永昌日记》所记，大概是同一天的事，蒋介石亲自出面召集的座谈会，把上次座谈会上不赞成蒋介石复出的张道藩排除在外⁽⁷¹⁾。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之后，完全倒向蒋介石一边，与李宗仁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他也是主张蒋介石复职，只是不能出两个总统。白崇禧对李宗仁没有魄力解决和蒋介石的矛盾，也已感到不耐烦，从部队实利出发，桂系既无法同蒋介石决裂，他在蒋介石的拉拢下，也愿意缓解同蒋介石的矛盾，因而也开始主张蒋介石复职。他认为：“总之出而复职，可，不露面的牵线亦可，唱双簧即然，不能两人皆露面，不成体统，腾笑国际。”⁽⁷²⁾白曾请“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要李宗仁就此时机让蒋复职⁽⁷³⁾。但蒋介石对于复职的时机，还是有顾虑的。一是重庆、成都眼看保不住，二是担心得不到美援。美国公使克拉克曾对人说，“失败了的马，再跑无人买票”，暗示美援看人而施⁽⁷⁴⁾。当时，陈纳德正在活动援助国民党，准备以大部援助白崇禧和海南岛的陈济棠⁽⁷⁵⁾。不久即向白崇禧提交了98万港币，约合15万美元⁽⁷⁶⁾。

四川与广州不同，粤桂在历史上曾多次联盟，而桂系对四川是无法插手的，蒋介石的军队部署在整个四川境内。李宗仁有职无权，百无聊赖，10月23日，曾致电蒋介石，促蒋来重庆商讨军事、财政、外交等问题，但蒋介石一时还不愿意去重庆。李宗仁担心蒋介石复职，先于11月2日让夫人郭德洁飞往香港，11月3日，他自己也就躲离重庆，与张群一起去了昆明。本来，李宗仁与桂系想把云南划为桂系的控制区域，去卢汉而代之以鲁道源，作为桂系撤退的根据地，但蒋介石对卢汉采取了安抚政策，把云南作为自己的后方。李宗仁在万般无奈之中，又想和卢汉联络，为桂系找一个退身之地，但卢汉正和中共接洽起义，只是让李宗仁在昆明游山玩水。

白崇禧仍想调和蒋、李矛盾，于11月3日晚提出了一个方案：“一、蒋介石宣布复职；二、李宗仁回任副总统。但因李患胃溃疡，亟需赴美就医，并借以在美国进行外交活动；三、白崇禧以行政院长兼任国防部长。”但蒋介石不赞成李宗仁出国，同时也不同意白崇禧以出任“行政院长”作为蒋、李合作的条件⁽⁷⁷⁾。这样，白崇禧的方案就被蒋介石否决了。

11月11日，军事吃紧，阎锡山连电要求蒋介石来重庆处理。同日，李宗仁离开昆明，前往桂林。阎锡山电请他回重庆处理总统公务，但李宗仁以巡视各地鼓励士气为由，拒绝回去。12日，李宗仁在桂林召集桂系骨干商讨时局对策。据程思远回忆：“会上提出了两个做法：积极的作法是桂、黔、滇和海南岛自成一个局面，自力更生，同蒋介石划清界线；消极作法是李宗仁出洋，西南残局由白崇禧妥筹善后。”⁽⁷⁸⁾李决定赴美就医，13日，曾复电重庆方面说：“拟赴各地巡视，以激励士气民心，请速电总裁促驾，不必候仁返渝。”⁽⁷⁹⁾

这时，解放军向川黔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形势吃紧，11月14日，蒋介石从台湾飞往重庆，亲自出马指挥四川的作战，并电约李宗仁返回重庆。但李却于是日前往南宁，并一度往海南岛巡视。蒋介石系统对李宗仁和桂系的失败，不免幸灾乐祸。蒋经国在回忆录中连桂林失守的时间都搞不清楚，11月14日记道：“本日桂林失守，李宗仁自桂林飞至南宁。”⁽⁸⁰⁾其实，这一天攻广西的解放军中路部队，尚在全县、东安一线的湘桂边境地区集结，至22日才攻入桂林。真不知道蒋经国是怎么记录的，这也表明国民党内派系利益倾轧之激烈，两派均不肯顾及大局。

11月20日，李宗仁以十二指肠溃疡出血，飞往香港就医，并准备出国治疗，托白崇禧到重庆向蒋介石报告。他在发表的书面谈话中表示：“在治疗期间内之中枢军政事宜，已电阎锡山院长负责照常进行，总统府日常公务则由邱昌渭秘书长及刘士毅参军长分别代行处理。”⁽⁸¹⁾李不放弃“代总统”职务，而以治病为正当的理由，拒绝回到他不能有所作为的重庆。蒋介石得报后，对此大感意外，十分被动，21日约白崇禧谈话，表示“决不于此时‘复行视事’”⁽⁸²⁾。但桂系方面谁也不敢再相信蒋介石的承诺了。是日，蒋派居正、朱家骅等五人带了他的亲笔信到香港，劝李回到重庆。李对来人很淡漠，甚至连信也不想回。但他想出国，据外交人员回复，须对方同意，美国国务院亚洲司方面则表示要请示。于是，他不能不留有余地。11月24日，李宗仁约见朱家骅、洪兰友，表示：“其胃疾施行手术，绝非一二周内可以痊愈，或须两三月后始可健复。惟中枢不可久陷于此一状态，益增总裁负责之困难，拟请总裁即日复位，主持大计。如就个人健康计，虽副总统一职冀能容辞脱，第恐国人疑涉意气，拟取消代字，仍为副总统，今后愿以副总统名义赴美，一面疗疾，一面接洽美援，希为代达此行同来诸同志，会同转陈总裁许诺，再商进行步骤。”⁽⁸³⁾

于是，蒋介石拟定了三个对策：“一、仍请李归，二、行政院长代行总统事，三、复职。”⁽⁸⁴⁾11月27日，国民党举行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委员们主张蒋介石早日复位，蒋介石原则上同意复位，但认为时机问题尚要研究⁽⁸⁵⁾。而阎锡山则坚决拒绝代行“总统”职务。会议只好决定先仍促请李宗仁回渝视事。这时，重庆已无法坚守，国民党残部的政局只好僵持在那里。反正，蒋介石以国民党非常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早已在前台指挥残部抵抗解放军的进攻。与此同时，中常委议决“中央政府”迁至西昌，但可暂先移至成都办公。

与此同时，在重庆的国民党当局濒临最后失败的命运，对中共党员和革命志士进行了疯狂的屠杀。9月6日，军统特务在中美合作所杀害了参与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及其一子一女、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夫妇以及他们的儿子。10月28日，重庆警备司令部于大坪杀害了中共党员陈然、陈善谋、王璞等十人。11月24日至27日间，军统特务对囚禁在白公馆、渣滓洞的中共党员和革命志士江竹筠等三百多人，进行集体屠杀。

还在11月23日，阎锡山在“行政院”会议上提议政府实行战斗体制，缩编人员，随军行动⁽⁸⁶⁾。把政府部门的人员，一部分编入军队，一部分遣散。11月28日，一直要自杀殉职的阎锡山又早早地逃离重庆，飞到成都。当时，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已经无法从容撤退，各部门丢弃部下不管，甚至遣散费都没有着落，引起职员们的强烈愤怒，纷纷包围待逃的主管人员，造成一片混乱。11月29日，解放军兵临重庆城下，蒋介石怆然离开住地，前往机场，一路上残兵败将拥塞道路，一度不得不步行前进，旋改乘吉普车，才到达白市驿机场，距解放军先头部队仅十公里。11月30日飞抵成都。蒋介石已经丧尽人心，四面楚歌，他自记道：“国内则李德邻勾结共匪与滇卢，国外则艾其逊利用桂系，史达林笼络毛匪，其共同目标，不惟欲消灭余之革命历史，且欲彻底毁灭我党而后已。”⁽⁸⁷⁾

朱家骅、洪兰友再次到香港要求李宗仁先回重庆，安排好政务后再行赴美，但这时李宗仁已安排好赴美事宜，不愿自投罗网，再回重庆，也拒绝先辞去“代总统”职务，坚持以“代总统”身份赴美治病，并争取美援。12月3日，国民党中央临时常会作出决议，“决定依照本会十一月廿七日临时会议之决议，接受李宗仁同志十一月廿四日对朱家骅、洪兰友两同志之表示，恳请总裁复行总统职权，李同志以副总统地位出国就医，并致力于外援之争取等语”，并通知了李宗仁⁽⁸⁸⁾。于是，国民党党政系统纷纷再次要求蒋介石复任“总统”职务。但蒋介石还要再看一看美国方面的态度，他于12月4日在对美联社记者发表谈话时仍表示：“此次入川，系应李代总统之邀。正值共匪渗入川东，陪都危急；余为国民一份子，并负领导国民革命之责任，惟有竭尽一切力量，不避任何艰险，协助政府与军民共同奋斗。”⁽⁸⁹⁾12月5日，李宗仁赴美就医，并致电阎锡山：“成都阎院长百川兄勋鉴：亥江电诵悉，仁以胃病剧重，亟待割治，不得已赴美就医，以一个月为期，即当遄返。在仁出国之短暂时期，请兄对中枢军政仍照常进行，至于重大决策，仍可随时与仁电商，来电所云，似未明了仁之本意，特再电达，仍希就兄职权范围处理一切，中枢军政情形，并随时电告。李宗仁亥微。”⁽⁹⁰⁾李宗仁不放弃“代总统”头衔，尽管这个头衔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但它仍可以牵制蒋介石，不让蒋为所欲为。

这时，解放军正迅速向成都地区挺进，成都地区的地方部队正酝酿起义，国民党残部在成都地区也已很难立足。12月7日，阎锡山主持“行政院”会议，通过“政府”迁设台北，在西昌设大本营指挥作战。同日，以顾祝同兼任西南军政长官，以胡宗南为副长官，贺国光为西昌警备总司令。12月8日，这位要组织战斗内阁、随军行动的“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又早早地逃到了台湾。他在寓所招待记者，宣告“政府”今起移台办公，并表示：“战时内阁，系重庆弃守后，考虑战略问题，咸认应实行面的战略，决定组织战斗内阁，以一〇七人组成，随军行动。战斗内阁由各部会人员组成，配合作战之需要，政府组织仍为总统府、五院及各部会。七日晚，为各方与政府联系便利计，决定政府迁设台北，由军事人员组织大本营，指挥作战。今后，政治中心移至台湾，军事方面将加强游击战，实行面的战略。”⁽⁹¹⁾这个战斗内阁在哪里？西昌大本营又在哪里？真是天晓得。这位言行不一、苛责部下和同僚、爱恋权位和生命的老军阀，已经脸面扫地，在国民党系统中也遭到了多方面强烈的谴责。

蒋介石在成都势单力薄，难以颐指气使，命令不能生效。他仍尽力企图笼络川中将校，但以往与川中将校积怨甚深，何况今日一败涂地之时，因而并无成效。12月9日，卢汉、刘文辉、邓锡侯等分别宣布起义。解放军尚未兵临城下，蒋介石在成都就已无法立足，12月10日，即黯然飞离成都，到达台北。1950年3月1日，蒋介石终于排斥李宗仁而自行复职，再任“总统”，割据台湾地区。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国民党统治下解放了除台湾省之外的祖国全部领土，国民党在大陆的军政势力被彻底消灭。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过程中，于1912年1月1日创建了中华民国，中经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和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中华民国时期结束。中华民国三十八年的历史，统治集团一再更替，但孙中山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始终未能实现，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国家走上了独立、民主、繁荣、富强的道路，开辟了中国历史伟大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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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1948年11月25日），《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211—214页。

(2)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4页。

(3) 《黄炎培日记》（手稿）1949年6月11日。

(4) 《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6月15日），《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244-248页。

(5)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0页。

(6) 雷晓霞译：《1949年司徒雷登同陈铭枢的会晤》，《党史研究资料》第3期，第27页，1991年5月20日。

(7) 非正式出版的铅印本。

(8) Б．Кулик：США и Тайвань КНР．1949-1952，Новая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No．5，1995，ctp．24-26．

(9)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2-1425页。

(10) 《人民日报》，1949年9月2日。

(11) 见《中央日报》（重庆），1949年6月2日。

(12) 李维汉：《新政协代表名单协商经过情形》（1949年8月18日），《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292-293页。

(1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诞生纪事》，《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64—65页。

(14) 刘少奇：《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国家性质与政权性质》（1949年7月4日），《共和国走过的道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专题选集（1949—1952）》，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58页。按：斯大林的批语，见俄文杂志《远东问题》1996年第4期所刊刘少奇报告的俄文本。——笔者。

(15) 《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288-289页。

(16) 《周恩来年谱》，第838页。

(17) 参《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80页；《周恩来年谱》，第839页。

(18)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3页。

(19)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68-369页。

(20) 《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520页。

(21) 《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65页。

(22) 《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479-491页。

(23) 《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562-563页。

(24) 《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560页。

(25) 《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565—566页。

(26)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9页。

(27) 参《中央日报》（重庆）1949年10月20日第3版报道；赵秀昆等：《罗广文在四川编练新军和率领第十五兵团起义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

(28)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388页。

(29) 《徐永昌日记》1949年11月4日。

(30) 据《徐永昌日记》1949年11月8日记，白崇禧已得约15万美元。

(31)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389页。

(32)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389页。

(33) 《第一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在西北西南地区的作战部署》（1949年10月1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24—25页。

(34) 按：《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说刘、邓率有第三兵团，但第三兵团应已在常德一带集结，不可能从徐州出发，当系率第三兵团司令部之误。——笔者。

(35) 《刘伯承、邓小平等关于向川黔进军的方针致杨勇、苏振华、陈锡联、谢富治等电》（1949年10月23日），《从延安到北京》，第566-567页。按：原文渐南系思南之误。——笔者。

(36) 参《林邓谭萧赵关于广西作战计划报毛泽东电》（1949年10月18日）；《毛泽东关于川、滇、桂、黔作战给林叶陈的电报》（1949年10月19日），《广西战役》，第51-54页。

(37) 《毛泽东对两广战役及国防部署的意见》（1949年10月31日），《广西战役》，第63页。

(38) 《林谭萧关于广西作战部署报军委电》（1949年11月4日），《广西战役》，第71—72页。

(39) 《林谭萧关于阻歼敌鲁道源、张淦及余汉谋部的电报》（1949年11月22日），《广西战役》，第120页。

(40) 宋希濂：《我在西南的挣扎和被歼灭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第39页。

(41) 《进军西南总结》（1950年1月），杨国宇等编注：《刘伯承元帅大军指挥手记》，海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419页。

(42) 占领南川日期，据刘伯承1949年11月26日电，《刘伯承元帅大军指挥手记》，第419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为24日。

(43) 《军委关于四野以七个师入川作战问题的电报》（1949年11月25日），《军委关于贺龙、李井泉所部受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电报》（1949年11月27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164页。

(44) 《刘伯承元帅大军指挥手记》，第420页。

(45) 《刘伯承元帅大军指挥手记》，第421页。

(46) 陈克非：《我从鄂西溃退入川到起义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77页。

(47) 李振：《起义前的几点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32页。

(48) 参杨肇骧：《解放前夕的滇局风云》，《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第220页；沈醉：《云南解放前夕军统在昆明的特务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129页。

(49) 《张群委员对云南局势演变情形之报告》，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第2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960页。

(50) 《刘伯承、邓小平等关于我军应提早入滇致军委、林彪并陈赓等电》（1949年12月11日），《从延安到北京》，第570页。

(51) 赵晓澜、蔡惠霖：《昆明起义》，《百万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纪实》下册，第1190页。

(52) 曹天戈：《蒋军残余流窜云南被歼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5辑，第183页。

(53) 曹天戈：《蒋军残余流窜云南被歼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184页。

(54) 《林谭萧关于战后休整问题给各部队的电报》（1949年12月10日），《广西战役》，第218-219页。

(55) 《关于渡海作战等问题给林彪的电报》（1949年12月1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191页。

(56) 《关于同意争取在旧历年前进攻海南岛的方针的电报》（1949年12月3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03页。

(57) 参见《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442页。

(58)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448页。

(59)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455页。

(60) 《中央日报》（重庆），1949年8月7日。

(61) 《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4日。

(62) 《关于由西南局筹划进军及经营西藏问题的电报》（1950年1月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08页。

(63) 参《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第2卷，第342-343页。

(64) 《军委关于进军西藏的训令》（1951年5月2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279页。

(65) 《李宗仁先生晚年》，第127页。

(66) 《李宗仁先生晚年》，第128页。

(67) 《风雨中的宁静》，第247页。

(68) 《徐永昌日记》1949年10月23日。

(69) 《徐永昌日记》1949年10月20日。

(70) 《风雨中的宁静》，第250页。

(71) 《徐永昌日记》1949年10月29日。

(72) 《徐永昌日记》1949年10月29日。

(73) 《徐永昌日记》1949年11月8日。

(74) 《徐永昌日记》1949年10月28日。

(75) 《徐永昌日记》1949年10月20日。

(76) 《徐永昌日记》1949年11月8日。

(77) 《李宗仁先生晚年》，第134页。

(78) 《李宗仁先生晚年》，第135页。

(79) 《风雨中的宁静》，第258页，系据张群电转告。

(80) 《风雨中的宁静》，第259页。

(81) 《中央日报》（重庆），1949年11月21日。

(82) 《风雨中的宁静》，第261页。

(83) 《居正委员等代表中央赴港敦促李宗仁早返陪都情形报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第2册，第957页。

(84) 《徐永昌日记》1949年11月27日。

(8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11月27日条。

(86)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六），第2359页。

(8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11月30日条。

(88)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第2册，第965页。

(8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12月4日条。

(90)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六），第2362页。

(91)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六），第23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