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汉浔英租界事件与列强的两手政策" class="reference-link">第五节　汉浔英租界事件与列强的两手政策

一　中国人民占领汉浔英租界与英国的对策" class="reference-link">一　中国人民占领汉浔英租界与英国的对策

1926年末，北伐战争胜利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华中地区的人民反帝斗争迅速高涨。英、美、法、日等国纷纷在汉口、九江等地租界置沙包、布电网、设路障、架机枪，不时派兵登岸，企图以武力威慑，遏制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维护租界和其他特权。

1927年1月1日至3日，武汉各界民众连续欢庆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迁汉，集会游行，盛况空前。3日中午，有宣传员数人在汉口江汉关前临近英租界的空地上讲演，听众极多，肩背相接，但秩序井然。英租界工部局深恐民众进入租界，马上动员巡捕和侨民义勇队荷枪持械，沿街布防。又于12时30分急请驻汉口的英国海军长江分舰队司令卡梅伦（J．S．Cameron）派兵支援。卡梅伦陆续将英水兵和陆战队全部调派上岸，试图驱逐中国民众。积愤已久的民众奋起抗争，被英兵刺伤数人，内二人重伤，被称为“一·三”惨案。当时民众越聚越多，毫不畏缩，以砖石抗暴。卡梅伦见事态严重，下令英兵除救命所需外不得开火。英总领事葛福三次打电话请求中国当局速派军警前来“平息骚乱”，“驱逐暴民”。

事件发生时，武汉联席会议正好开会，陈友仁认为如果要求双方同时撤退，未免示弱，应取比较强硬的态度。徐谦主张以军队包围租界，先使群众散退。鲍罗廷则力主先劝群众散去。会议最后按鲍罗廷提出的办法议决：一、立即推定徐谦、蒋作宾去向群众说明：政府将在24小时内决定办法，防止以后再有此等事件发生，并为人民报仇雪耻。在政府未决定办法时，望人民离开租界，以免危险。二、外交部立即与英租界当局交涉，要求撤退武装水兵，保障秩序安全；并对英方切实声明，如不撤退水兵，政府不负保障英人安全责任⁽²⁰⁷⁾。下午5时，国民政府派来大批军警试图维持秩序。公安局长要求英方先将水兵、义勇队等撤到路障后面去，然后又劝民众后退。在此过程中，愤怒的民众动手拆除了租界边缘的路障工事，后在国民政府代表和军警的劝阻下，未入租界而散。当晚，陈友仁召见葛福，告以英人若不检束，则民众将使英租界成为无价值之物，并要求从速撤退水兵。

1月4日上午，葛福和卡梅伦分别同陈友仁和汉口市公安局长会晤。中方保证：如果英兵完全撤走，国民政府可保租界安全。双方达成协议，英方撤兵上舰，中方负责维护租界临江地区秩序，保护英人生命财产。当日中午，农工商学各界代表在汉口总商会议定8项对英办法，如要求英界巡捕缴械，由政府管理英租界等。旋又派代表要求武汉政府据以向英领交涉，限于72小时内圆满答复，否则即请武汉政府封锁并收回英租界，收回关税，通知英政府，不负在华英人治安责任⁽²⁰⁸⁾。中国共产党赞同各团体联席会议所提条件，主张引导群众与政府一致合作，绝对制止对外国人个人的暴行以及侵害外国人住宅、商店，极力避免一切原始暴动的状况⁽²⁰⁹⁾。下午，英兵撤离后，愤怒的民众自发涌入租界，拆毁沿街路障。租界巡捕自动放弃职守。傍晚，中央临时联席会议决定全部接受各界代表要求，并应英方之请，加派军警开入租界，维持秩序。国民政府代表随即向人民团体代表宣布了上述决定，希望民众整齐步骤，共争最后胜利，民众遂逐渐散去⁽²¹⁰⁾。

5日，武汉30余万市民举行对英示威大会，李立三任指挥。大会一致议决，自即日起严厉禁止买卖英国货。又强调：“民众应一致团结，服从政府，谨守秩序，誓为政府后盾。”⁽²¹¹⁾会后游行时，虽然李立三宣布不进租界，但群众再次冲入⁽²¹²⁾。英工部局巡捕及公务人员逃避一空，租界顿呈混乱状态，英方只得将治安管理事宜交国民政府负责⁽²¹³⁾。联席会议遂决定设立以陈友仁为首的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接管英租界的行政治安。当日下午4时，天降大雨，民众散去。英方忙将妇女、儿童撤上兵轮，男侨集中于亚细亚火油公司。事后，国民政府努力恢复秩序，安定人心，但英侨和其他外侨已如惊弓之鸟，纷纷关闭在汉口的银行、工厂、商店，抽走资金，准备离汉⁽²¹⁴⁾。

紧接着，九江人民也占领当地英租界。

1月3日下午，英人控制的九江海关扣押中国小船，引起民众愤慨。民众冲开与海关相连的英租界铁丝网，虽因英国水兵和闻讯赶来的中国军警阻止而散，但九江的气氛由此紧张起来。汉口英租界事件的消息传来后，英人更加不安，5日，将妇孺撤上英轮。6日下午，英海关人员打伤阻止英人雇工搬运行李上舰的罢工纠察，民众再度冲开英租界铁丝网。江中英舰发两响空炮示警，留在租界的侨民极为恐慌，纷纷逃上英轮。中国民众闻炮更加愤怒，群起涌入英租界。英水兵和中国军警、工人纠察队协力阻挡。当时，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因公经过九江，应英国领事请求，出面到堤岸上劝解民众，并命驻守九江的贺耀组部派兵“平息骚动”。宋向英方许诺，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汉口的“暴乱”不重演于九江。次日，租界发生抢劫，大部分系贺部乱兵所为。英领事和水兵撤上军舰，请贺耀组负责看管租界财产⁽²¹⁵⁾。国民政府随后派人组成九江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予以接管。

英国当局一反常态，未放一枪就撤离两地租界，原因很多，武汉、九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教育和影响下，在国民革命胜利形势鼓舞下，民族觉悟和革命积极性空前提高，敢于对侵略者的野蛮行径进行如此英勇顽强的反抗，这是一贯骄横的英帝国主义者始料不及的。前一阶段，英国方面在软化革命的政策支配下，从伦敦主管部门到现地文武官员，对汉、浔人民反帝风暴的骤然降临，缺乏思想和军事上的准备，对扩大武装干涉的后果，也顾虑重重。

早在1926年11月下旬，英外务大臣张伯伦即不赞成增调英军赴华，认为这可能被看成是对国民党明显的不友好举动。他还认为，租界遭公开进攻的危险性很小，至多有些反英宣传和工潮⁽²¹⁶⁾。11月29日，汉口人民示威时，英水兵在租界登陆布防，结果激起武汉地区反帝运动更猛烈的发展。张伯伦连电嘱咐驻华官员，宁肯暂时中断英国在汉口的贸易，也不要武装干涉反帝运动，“煽动集团的目的很可能就是要造成英中之间的武装冲突，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防止这种危险”，“任何进一步武装冲突的后果都可能是灾难性的”⁽²¹⁷⁾。这时，恰逢长江枯水季节，大型军舰不能开到汉口。尽管蓝普森、葛福等人曾请求增兵加舰，以防不测，但在上述指导思想和客观条件限制下，直至汉、浔事件发生，英国在汉口仅泊有三艘小型军舰，可用于登陆的士兵一百余人，侨民义勇队不足二百人。在九江则只有小舰两艘，可登陆的水兵五十余人⁽²¹⁸⁾。

这一时期，英国有关使用武力原则的训令，也是尽量避免同革命力量尤其是国民党军发生大的武装冲突，留有必要时撤离租界的余地。12月6日，英外务次官蒂雷尔（E．G．Tyrrell）电示即将访问汉口的蓝普森：“英政府和其他列强准备支持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唯一目标是保护英人和外人生命，保卫外国租界和居留地不受攻击。”⁽²¹⁹⁾然而五天后海军部却重申其常效训令是：“对英国国民生命财产的保护，应限于有预先估计采取撤离措施的必要时，向他们提供在轮船上避难的地方，用舢板将他们从岸边救出。只有当他们实际上处于不能用其他办法控制的暴力危害之中时，才诉诸武力干预。”⁽²²⁰⁾张伯伦也再三强调，只能把武力用作保护外国人生命的最后手段，而避开了财产和租界问题⁽²²¹⁾。蓝普森访问汉口时，曾指示葛福和卡梅伦：如果广东政府军有组织地进攻租界，我方唯一的办法是撤离；如果是“暴民”冲租界，则应毫不犹豫地派兵登陆，坚决对付，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²²²⁾。

在汉浔英租界事件中，英国现地文武官员都判断中方有预谋、有组织，“极端派”希望激英兵开火。他们认为：兵力单薄的英军如果开枪，势必激化矛盾，成千上万的中国民众和军队会从四面八方冲入租界，英人将遭到可怕的屠杀，租界外和长江中上游各地的英侨也将受害。在取得国民政府官员关于只要英兵撤走，便负责维持秩序，保护英人生命财产的承诺后，英官员认为不放一枪撤离租界，是避免更大灾难的唯一正确的选择。英外交部、驻华海军总司令和蓝普森先后肯定了他们的处置⁽²²³⁾。

当然，英国当局决不会善罢甘休，它要另寻应付危机的良策。蓝普森提议，只要不引起国民政府军参战，就应立即派出足够的兵力夺回租界。1月6日，伦敦训令蓝普森：“租界的撤退已经确定地改变了局势，在没有对整个态势作进一步认真考虑之前，不应采取强硬行动。”⁽²²⁴⁾

英政府也考虑过以武装夺回租界，结果认为，在长江枯水季节，无法调集重型军舰和足够的兵力到汉口作战；即使能够夺回，也没有力量长期坚守；即使能够长期坚守；也不能挽救因中国民众的封锁、排货而造成的贸易瘫痪。英国在华经济活动毕竟不能只在租界警戒圈里进行，更何况英国在租界之外的投资贸易额早已远远超过租界，汉口英国的主要公司也大都设在租界之外，英军无论如何无法对之加以有效的保护。总之，英国决策者认识到，此时武力解决不了经济困难，只能促使中国人民更加“过激”⁽²²⁵⁾。

另一方面，英政府认为更值得一试的是，保持同国民政府的接触，通过谈判，继续软化革命，拉拢“温和派”。它企图以在租界行政管理权上的让步，来迎合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合法愿望”，诱使国民政府明确保证，今后不经过谈判协议手续，不以任何方式变更租界地位和其他不平等条约特权。同时，它还企图以汉口为试验场所，检验国民政府有无“能力与诚意”制止民众运动，兑现维护秩序的诺言，最终摆脱鲍罗廷和共产党人的影响⁽²²⁶⁾。

1月6日，英国外交部专家按照制订《英国对华政策声明》时的设想，拟出了修订英中条约的方案。该方案建议通知中国南北政府：英国方面将立即采取步骤，调整在华治外法权和租界治安权问题，其中将通过地方协定，把九江、镇江、厦门英租界的治安权完全交出，天津、汉口、广州英租界的治安权则在一定条件下交出⁽²²⁷⁾。

同日，英驻华使馆头等参赞欧马利和汉文秘书台克满离京赴汉口谈判。蓝普森命他们通知陈友仁：“在任何政治性会谈前，必须把租界的完全控制权归还英国。”但英国外交部同日发给蓝普森的训令，却表示不妨同陈友仁讨论包括租界地位在内的调整条约关系问题⁽²²⁸⁾。1月8日，张伯伦进一步训令欧马利同国民政府谈判放弃汉口、九江英租界事宜⁽²²⁹⁾。外交部专家还拟定了方案，认为租界已成过时之物，由中国人接管其行政和治安责任，对所有人都更好，但上海公共租界例外⁽²³⁰⁾。

汉浔英租界谈判就是在这一情形之下进行的⁽²³¹⁾。

二　列强的两手" class="reference-link">二　列强的两手

英国被迫放弃了汉口、九江的租界，但是，却决心保卫它在上海的利益。当时，上海居住着3万外国侨民，公共租界的外国资产总值近2亿英镑，其中英国资产为六千三百余万镑，约占英国在华资产总额（除香港外）的三分之一。如果英国从上海撤退，不仅既得利益受到巨大损失，而且其东方殖民体系将产生灾难性的连锁反应⁽²³²⁾。英国政府宣称，各国应从汉浔事件中吸取教训，“如果中国当局不能或不愿控制暴民，暴民一旦失控，国民党军队就会和他们一道行动”，“在其他租界也如法炮制”。英国政府鼓动列强以行动表明：现地外国军队兵力不仅足以“控制暴民”，而且足以对付汉口那样“以武装部队作后盾的暴民”⁽²³³⁾。上海是列强在华利益最集中的地区，英国的鼓动自然易于获得响应。

还在北伐军主力向长江下游进军，上海工人阶级起义响应之时，列强便加紧筹划上海租界防卫问题。1926年12月8日，在有领事团和英、日、美、法、意五强驻华海军最高长官参加的会议上，上海公共租界总董费信惇（Stirling Fessenden）提出，一旦北伐军到达，各国必须协力环绕租界设立防线，为此须调来4000名援兵⁽²³⁴⁾。美国总领事和海军长官持不同意见，认为此时耀武扬威地向上海调集大量外军，并非明智之举。国务卿凯洛格也不赞成同北伐军发生冲突，特意下令：“本政府不准备使用驻沪海军保卫租界完整”；又称：“本政府行动目的是保护上海美侨生命财产。”⁽²³⁵⁾英国决定提供1300名海陆军部队，增调3艘巡洋舰，但陆军及巡洋舰暂留香港待命。张伯伦担心陆军赴沪将引起中国“广泛而严重的反应”。他指示驻华使馆：北伐军占领上海后，可能建立永久性政权，但外国贸易却不可能长久地在外军警戒圈内进行，因此必须尽一切努力同上海未来的国民党政权建立融洽的关系⁽²³⁶⁾。日本外交当局密切注视着“极端派”与“温和派”之间的分裂，并接待了国民党“温和派”派到东京的密使，听其解释国民党的政策，决定暂不出兵上海⁽²³⁷⁾。

汉浔英租界事件后，列强深恐自己在上海的巨大利益遭到同样的命运，英、日、美、法驻沪总领事立即达成协议，共同调集四五千兵力保护上海租界，其中日兵1500名、美兵1400名，英兵1300名，法兵250—500名⁽²³⁸⁾。不过，他们在登陆时机和保护范围等问题上有分歧。英国支持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请求，立即派兵登岸，并越出租界设置防线。美国总领事认为不到“骚乱”迫在眉睫，不宜令外兵上岸，否则，“将被这里的鼓动家抓住把柄，作为煽动更大的反帝舆论的口实，演成星火燎原之势”。美政府也再三重申前令，不肯对租界防线和其他外侨的安全承担明确责任。日本同意与英国分守租界防线，但认为派兵登陆为时尚早⁽²³⁹⁾。法国拟调两连越南兵驰援上海，防守法租界，但暂不登岸，也不准备抵御来自“暴民”之外的军事进攻⁽²⁴⁰⁾。

尽管有以上分歧，美日仍按协议调兵赴沪。1927年1月7日，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威廉士（C．S．Williams）上将奉命从马尼拉赶赴上海，并陆续将所属舰艇调入中国水域。至2月末，美国到沪水兵达850名，陆战队300名。另有1500名陆战队正从关岛等地开赴上海，3艘巡洋舰和500名陆战队在檀香山待命，1540名陆战队在菲律宾待命。美国摆出这种引弓待发的架势，用马慕瑞的话说，是为了“使国民党领导人确信，外国列强的忍耐已达极限”。他坚信，“唯一可能避免使用武力的办法，是公开作好使用武力的一切准备”⁽²⁴¹⁾。为使这种威慑政策发生效力，麦耶于1月20日通过秘密渠道，再次怂恿蒋介石等：“我们要的是行动，不是辞令。国民党人在我们眼中恢复名誉的唯一办法，是采取具体行动，证明他们愿意并能够在其控制区内保护美国人生命财产。”⁽²⁴²⁾

日本除原在上海停泊的军舰和300名陆战队外，又在佐世保、横须贺等地准备了十几艘军舰和1200名陆战队，陆续开往上海，同时在中国东北、华北、台湾及朝鲜等地集结重兵待命。1月14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关于汉口帝国租界的文件》，决定不在中国人民的革命压力下放弃汉口租界⁽²⁴³⁾。文件要求当地日本总领事就治安问题同中国有关当局保持“特别密切的联系”，并且要让国民政府领导人了解：“万一中国官方和民众，依照收回英租界的经验，采取轻视日本租界、危害租界宁静的盲动”，日方决心“采取断然处置”。文件还制定了汉口发生“群众运动”时，防卫租界和疏散侨民的若干具体对策，例如以领事馆警察和陆战队专任保护侨民，命上游各地领事立即撤侨，在上海增加相当兵力等。阁议通过前，币原即迫不及待地将这一文件的精神，通知了驻沪总领事高尾亨，随后又通知他：汉口等地若有紧急事态，可从上海调兵⁽²⁴⁴⁾。这就为日后屠杀中国人民的汉口“四三”惨案埋下了伏笔。

英政府却认为原计划已经过时，防卫上海租界将不仅针对“暴民”和北军溃兵的骚扰，完全可能要抵御国民政府正规军的进攻，因此只派海军陆战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增调大批陆军，才能防止汉浔事件重演于上海。英国军事当局重新研究了新形势下的上海公共租界防卫计划，认为至少需要一个师的兵力，才能遏制国民党军可能对租界发动的进攻，但这个师最好是以日本为首的国际部队，英军只占三分之一⁽²⁴⁵⁾。

英国政府虽然考虑到大举出兵可能引起的诸种不利后果，如中国举国一致的反对，同国民党军发生冲突等，但为利益所驱使，权衡之后，仍决计出兵。对不利后果，则另图补救。1月17日，英国内阁批准调一个陆军师赴上海。由于说服日、美参加的希望不大，英国决心独力承担上海防卫，从印度、地中海和本土各派一个旅，加上辅助部队和海军陆战队，共约1．6万人⁽²⁴⁶⁾。此举构成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在海外采取的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月下旬，英国外交部继续努力，争取列强合作。日本首先拒绝了派一个旅团赴沪的请求，也不肯保证在万一发生紧急事件而英远征军尚未到达上海的情况下，先派足够的兵力保卫公共租界⁽²⁴⁷⁾。美国总统柯立芝（Calvin Coolidge）发表演说，声称英美对华政策有所不同，美国在中国领土上没有自己的租界，保护美侨不须调遣大批军队⁽²⁴⁸⁾。然而，日、美两国并未停止增派海军部队来华。

日、美政府拒绝追随英国向上海调派陆军大部队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各国在华利益不完全一致，英国一贯把长江流域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美、日则一直企图削弱这个竞争对手的地位，因而此时除以必要兵力维护自身利益外，不愿为英国火中取栗⁽²⁴⁹⁾。第二，各国国情不同，美国国会和舆论此时仍保持孤立主义传统，强烈反对在海外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这是制约美国政策的重要因素。日本占有地利，其陆军随时可从本国、朝鲜和我国东北、华北、台湾等地开到上海，不必像英国那样提前兴师动众⁽²⁵⁰⁾。第三，美、日政府得知国民政府及蒋介石关于不以武力收回租界、负责保护外侨的保证后，权衡各自在华利益，认为派海军部队便足以遏制“暴民骚乱”。若再以国民党军为假想敌，派遣大批陆军赴沪，不仅可能导致同国民党人不必要的对抗，而且势必激起中国人民更汹涌的反帝怒潮，使自己在上海以外地区的利益遭受更大损失⁽²⁵¹⁾。第四，美、日皆已洞悉革命营垒内部的矛盾正在激化，将“维持秩序”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和“温和派”身上，因而尽量避免采取使他们难于得势和妥协的行动⁽²⁵²⁾。

英国还请法国提供必要兵力，保卫上海法租界，并同上海英军合作，保卫共同利益。法国答以将在“中立”、“不干涉”原则下，采取适当措施保护法国利益，当危险来临时，将与英国及列强合作，但现在尚不必采取更多的预防措施，也不打算脱离列强，单独追随英国行动⁽²⁵³⁾。

列强虽然在出兵种类与数量、登陆时机、保护对象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武装保卫侵华权益和威慑革命力量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尽管美军总司令威廉士宣称：仅奉命保护美侨，不负责保卫租界完整和抵抗国民党军可能对租界发动的进攻，但当2月下旬，国民党军逼近上海，工人阶级准备再次起义时，美军仍与英、日分工合作，在租界内负责镇压“骚乱”，使英、日部队得以集中兵力守卫租界防线⁽²⁵⁴⁾。

帝国主义列强一面挥舞大棒，一面又频频摇动橄榄枝。1月17日，英政府内阁会议在批准派遣大军去上海的同时，决定“向国民党人作出宽大让步”，以补救因出兵而带来的不利后果⁽²⁵⁵⁾。

1月27日、28日，英国政府分别向中国南北政府提出备忘录，表示准备作单方面的让步，对治外法权、租税、租界管理、教士购地等条约权利，进行七点具体修改⁽²⁵⁶⁾。一二月间，张伯伦和首相包尔温（S．Baldwin）等头面人物也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说，宣称出兵上海只是为了保护英人生命财产和英国利益，此外没有其他目的。而且这也只是英国对华政策的一个方面，英国不改变“忍耐与和解的政策”，不放弃同国民政府谈判达成妥协的努力。张伯伦甚至扬言：准备帮助陈友仁先生和其他任何表示有意以政治家和解方式处理问题的中国当局⁽²⁵⁷⁾。

英国政府坚持实行“忍耐与和解”的政策，不仅是为了缓和国内、国外舆论对它大举出兵的强烈抨击，也不仅是为了平息中国各界的反英声浪，更主要的是为了继续贯彻其分化革命阵线，拉拢国民党温和派的战略意图。

英国政府此时已经获悉，去年10月，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区及海外党部代表在广州举行联席会议，议决请汪精卫销假复职，从而表明了对蒋介石的不满⁽²⁵⁸⁾。但国民党中央在北迁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却下令压制工会和纠察队的活动⁽²⁵⁹⁾。1926年末至1927年初，国民党温和派人物及其同情者不断向英方密报革命阵营内部的分歧⁽²⁶⁰⁾。英国驻华官员之间也广泛讨论了对国民党的政策问题。意见虽有不同，但主要倾向是，认为国民党的性质不同于共产党，它有自己的主义和社会基础，出于一定的目的而利用苏俄。国民党政权是中国未来的统治者，虽然不能断定这一天到来时是右派还是左派掌权，但这两派间存在着斗争和分裂的可能性。一些对国民党了解较深的官员力主同国民党和解并给予适当鼓励，至少应同情和支持国民党右派，以此削弱共产党人的影响。同时应将武力作为不许其损害英人生命财产的最后武器⁽²⁶¹⁾。

英国政府这时也关注蒋介石的动向，但情报不够灵通。2月上旬，外交部获悉蒋介石两个多月前发表的将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讲话，判断蒋“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但不能忍受布尔什维克的控制”⁽²⁶²⁾。同月中旬，驻华公使在呈送外交部的《中国名人录》中，认为蒋“内心里不是共产主义者”⁽²⁶³⁾。3月4日，伦敦得到来自上海的机密情报：“蒋介石的公开演讲使他颇像一个极端共产派”，“但可以料想，他不得不说一些鲍罗廷及苏俄同伴硬塞给他的词句”。情报称蒋介石对汉口的局势厌恶极了，尤其憎恨工会“无法无天”的活动⁽²⁶⁴⁾。五天后，蓝普森进一步报告：蒋介石“现已显示出国民党温和派领袖的本色。看来他和他的朋友们终于走到挫败极端派及其俄国顾问的转折点”。蓝普森认为这是英国长期坚持分化政策产生的果实，所以应“尽我们的力量增强这些温和分子”⁽²⁶⁵⁾。但是，这一时期，英国政府基于过去从白利安和伍朝枢等处得到的情报，仍然不很信任蒋介石，继续将国民党武汉集团作为分化的重点⁽²⁶⁶⁾。汉浔租界协定签字后，台克满继续以英国公使代表的身份留驻武汉，以示对国民政府的重视⁽²⁶⁷⁾。

3月中旬，蒋介石集团进占上海前夕，曾派伍朝枢同英国领事馆秘密谈判，英官员旋即劝告上海报界，小心避免对蒋介石有任何批评⁽²⁶⁸⁾。同月20日前后，诺曼（Robert Norman）、柯亨等人也受蒋介石集团派遣，向英国驻广州总领事介绍蒋介石即将同共产党决裂的详情，探询“列强能否给蒋介石某种支持的保证”，可是这份重要情报4月30日才到达唐宁街⁽²⁶⁹⁾。美国则在继续分化武汉政府的同时，积极和蒋介石集团发展关系。

英国提出《对华政策声明》后，美国不甘落后，也打算发表一项声明，表示愿在关税和法权等问题上让步，并准备在重开关税会议之前，便允许中国各地立即征收华盛顿条约规定的附加税⁽²⁷⁰⁾。武汉国民政府外长陈友仁得到消息后，于12月29日紧急约见美国总领事罗赫德，要求暂缓发表这项声明，武汉政府将于48小时内电告华盛顿一份重要宣言，坚决反对目前实行华约附税，因这等于向北洋军阀提供数百万美元的军费⁽²⁷¹⁾。美国政府显然考虑了国民政府的要求，从声明稿中删去了有关文句。汉浔事件后，凯洛格国务卿赶紧于1月27日抛出这项对华政策声明，并特意补充了两点重要内容：美国准备单独与中国各方协议任命的共同代表谈判修约；美国海军驻华系履行保护美国公民生命财产的基本义务⁽²⁷²⁾。

1月23日，美国驻福州领事普赖斯（Ernest B．Price）秘密会见了蒋介石的主要干将何应钦，探听虚实。何应钦为福州刚发生的反帝事件“由衷道歉”，透露已处决了一批肇事者，撤换了一批共产派官员。普赖斯乘机以撤侨相要挟，怂恿何“通过赔偿过去，保障现在的具体行动，毫不含糊地表明国民党当局对美国人生命财产和合法权益的态度”⁽²⁷³⁾。

为免遭汉浔英租界同样的厄运，美国还力图实现上海租界“中立”方案。凯洛格原拟分别照会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陈友仁，请他们保证上海租界及附近地带为非军事区。恰在此时，传来消息：蒋介石已向美国驻沪领事馆建议，各方皆不派兵开入上海，以防发生中国内地美侨和传教士正面临的那些危险⁽²⁷⁴⁾。这正好符合美国的心意。原来，王正廷事先征得蒋的意见，于1月26日与美国驻沪代总领事高斯秘密会谈。双方愿今后经常保持联系，互通情报。王正廷告诉美方；国民政府的控制权并未落入极左派手中，国民党军也不是布尔什维克，可以不进驻上海地区，以免与外国军队发生冲突。他还透露，正在设法收买守卫上海的军阀，上海可能不战而易手，届时将成立一个委员会进行统治。必要时，用警察和某些“志愿人员”来“维持秩序”。王强调：“在这种情况下，最大的威胁来自工人和学生。”⁽²⁷⁵⁾通过这次密谈，王正廷向美国交了底。美国政府下令，将要求支持上海租界中立的正式照会改交蒋介石和张作霖二人，以示器重，而只将抄本送陈友仁等⁽²⁷⁶⁾。

2月6日，罗赫德向蒋介石委派的武汉行营参谋长朱绍良递交了这份照会，朱当场保证立即电告蒋介石⁽²⁷⁷⁾。不难看出，在提高党权运动高涨之际，美国当局这种违反外交常规的行动，从精神上、政治上鼓励并支持了蒋介石。

陈友仁接到照会抄本后，严厉谴责美国当局直接同蒋介石联系的做法“极不正当”，是故意分裂国民政府外交，助长军事独裁⁽²⁷⁸⁾。国民政府拒绝支持上海租界中立，命令蒋介石制止王正廷的非法活动⁽²⁷⁹⁾。蒋借故推诿，拒不执行⁽²⁸⁰⁾。朱绍良经国民政府追查，不得不将美国照会呈送外交部，但旋于2月7日暗赴南昌，向蒋汇报⁽²⁸¹⁾。鉴于国民政府已公开驳回美国的建议，蒋介石暂不便表态，但他的嫡系部队一开入上海，就宣布要严惩扰乱租界的“不法之徒”，终于履行了先前的诺言。

蒋介石出于反共的政治需要，也急于同美国政府建立联系。2月15日，蒋介石的亲信柯亨拜访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向詹金斯诉说，蒋介石同鲍罗廷已严重不和，造成两人间“几乎是永久性的破裂”，“列强若想将俄国人赶出中国，他们现在就应与蒋将军建立明确的联系”。柯亨强调“蒋恨俄国人，只是因为苏维埃政府给他提供武器弹药，他才勉强与鲍罗廷合作”，如果列强肯承担俄国人正在做的事情，“蒋将军将立即同鲍罗廷决裂，制止其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的暴力活动”⁽²⁸²⁾。3月初，蒋介石的美国朋友诺曼又向美国官方表示了同样的意向：“除非美国和其他列强能以某种方式重新确立国民党内温和分子的自信心，俄国在华势力将强大到可能多年无法消除的地步。”⁽²⁸³⁾

美国驻华代表迅速将蒋介石的这些信息转报华盛顿。马慕瑞公使等一再提醒美国政府，注意正在酝酿中的政变和武汉革命阵营内部存在的严重裂痕⁽²⁸⁴⁾。在这种形势下，美国政府谨慎而圆滑地处理同中国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它既不放松对国民党武汉集团的分化拉拢，又特别注意支持蒋介石集团的利益，而这一切又都在“中立”、“不干涉”的外衣下，不露痕迹地进行。

3月中旬，为进一步笼络武汉国民党人，美国政府拟仿英国先例，委派麦耶为“公使代表”常驻汉口。马慕瑞权衡利弊之后指出：此举会被看成美国“有意支持和鼓励激进派亲苏分子，反对温和派及几乎注定正要同集结于汉口的极端势力分道扬镳的民族主义者”。美国政府顿时省悟，欣然收回成命⁽²⁸⁵⁾。

与此同时，何应钦、伍朝枢等人正秘密同英、美等国驻沪领事馆联系，以求避免蒋军到上海后同列强发生冲突。至于怎样才能确实保障这一目标实现，高斯用外交辞令指出：“相信随着国民党军到达上海，对国民党左右两派的真正考验也将来临。”⁽²⁸⁶⁾

除美国而外，1926年冬至1927年春，日本政府同蒋介石集团的关系也有相当深入的进展。

日本政府根据前述各方面的情报和建议，决心利用革命阵营“内部萌发的暗斗”，继续“选派有志奔走者”进行分化活动，劝说蒋介石和以奉系为中心的北洋军阀妥协，实现“和平统一”⁽²⁸⁷⁾。一时间，日本政客、军官、浪人纷至沓来。1926年11月，参议员藤村义朗和池田长康到南昌拜访蒋介石，劝蒋派人去日本政界游说。他们回东京后鼓吹：日本“当以平等之友谊对待南北两方及各有势力者”⁽²⁸⁸⁾。前首相清浦奎吾也于这年冬天到武汉窥探，公开主张日本“对于南方势力应予相当之考虑，本此意义，对华政策须大革新”⁽²⁸⁹⁾。众议员大内畅三则南北奔忙，于1927年1月向国民党驻北京的代表李石曾提出中日妥协的六条纲领，并企图促使南北合流⁽²⁹⁰⁾。二三月间，日本最大在野党政友会的议员山本条太郎和森恪等人游历上海、南昌、汉口等地，遍访鲍罗廷、陈友仁、孙科、蒋介石和西山会议派，探查底细⁽²⁹¹⁾。蒋介石向山本表示，要“坚决贯彻三民主义”，希望“日本朝野人士对革命军的真意善加谅解和同情”，并流露出期望日本援助之意⁽²⁹²⁾。

1月18日，外相币原喜重郎发表对华政策演说称：“南军向长江沿岸进军，高揭以政治及社会变革为目的的旗帜，使中国内战的性质为之一变。”他表示，日本“同情中国人民的合理愿望，协力助其实现”，但是，他又同时表示，将尽力维护日本“正当且重要的权益”⁽²⁹³⁾。

蒋介石感到要抛弃同苏俄的联合，镇压中国共产党，就必须与日、英两国“首谋谅解”，因而决计委托戴季陶赴日，为他作“转风试探”⁽²⁹⁴⁾。1926年底，蒋介石特邀与日本颇有瓜葛的换帖兄弟黄郛南来相助。黄郛和币原在华盛顿会议上相识，彼此对中日关系见解相投。在北京关税会议期间，黄又与币原的心腹佐分利贞男过从甚密，引为知己。当佐分利奉币原之命，于1926年末到长江流域考察时，黄郛充当了他同蒋介石联系的中间人⁽²⁹⁵⁾。

1927年1月，黄郛奉蒋介石派遣，到汉口进行经济和外交方面的活动。他向日本总领事高尾亨通报了蒋介石的反共真实意向，表示“对日本的方针十分谅解”。他还代表蒋介石向日本保证：“国民党军断不会对租界发难”，“目前只希望对租界组织实行改良（例如给中国人参政权等）便可满足，并打算采取缓进的、合理的、和平的手段实现这一目的”。他们甚至承认：“在发生汉口这样的不良事件的情况下，日本派陆战队上岸保护本国人是必要的。”⁽²⁹⁶⁾

日本军部势力也在积极设法破坏中国革命。陆相宇垣一成认为，中国如果赤化，日本将陷于困境。因此特于1926年底命令久留米步兵联队大队长铃木贞一前往游说蒋介石反共。铃木先到汉口找老朋友黄郛商量，黄立即通过蒋的总参议张群，安排铃木到九江同蒋介石会见。铃木转达了宇垣对蒋的希望：“断绝和共产党的关系，搞纯粹的国民革命。”蒋介石当即保证：“我打算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请放心！我到南京就正式表明态度，你等着瞧吧！”⁽²⁹⁷⁾

日本海相财部彪的老相识、蒋介石留日时的老师小室静也于1月底来到庐山，探询蒋介石的立场。蒋再度保证：“我们不欲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如果由于工人跋扈，造成国际关系危机时，我们可能采取紧急措施。”他告诉小室：“我不知道俄国援助是出于对革命的理解，还是为了利用我们。”又称：“苏俄不可能重现于中国。”“如果日本正确评价我们的主义和斗争，我将乐于同日本携手。”⁽²⁹⁸⁾

蒋介石既同日本军部的势力联络，又同日本外务省接触。1月25日，他接见日本驻九江领事大和久义郎，说明自己奉行的外交方针是：尊重历来的条约，不采取非常手段和直接行动加以废除；一定负责偿还外债；充分保护外国企业。他通知日本外交当局：将派戴季陶为代表，去澄清“革命军的真相”。他表示相信：“通过各种了解，日中亲谊毫无疑问。”⁽²⁹⁹⁾从1927年2月14日至3月31日，戴季陶受蒋重托，在日本到处宣讲国民革命的“真义”。2月26日，他拜访了日本外务次官出渊胜次⁽³⁰⁰⁾。

2月中旬，币原的特使佐分利回到东京，他断定蒋介石是温和派。币原以前曾认为蒋介石是“理论上的极端派，实际上的温和派”。听取佐分利的汇报后，他将这一看法作了少许修正。3月1日，币原告诉英国大使，他现在认为蒋介石是温和派，如果共产党人做得过火，这位寡言的将军将进行干预⁽³⁰¹⁾。

以上大量事实表明，列强此时都已不同程度地获悉革命阵营内部矛盾激化和蒋介石可能采取反共行动的情报，因而在武装保卫重要侵华权益和威慑革命力量的同时，力争从内部攻破革命营垒。它们各以不同的手段和途径来拉拢软化国民党上层势力，分裂国共统一战线。

这时发生的南京事件，成为列强与蒋介石等进一步结合，破坏革命的契机。

三　南京事件与汉口“四三”惨案" class="reference-link">三　南京事件与汉口“四三”惨案

1927年3月24日，南京发生排外抢劫。停泊在下关江面上的英、美军舰以此为借口，违反国际公法，悍然炮轰南京，制造侵略暴行，使中国军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事件经过如下：

3月23日，中央军江右军攻抵南京，直鲁联军战败后退入城内，大肆劫掠，然后逃往下关，争抢渡江工具，未能渡江的溃兵当晚又折回城内抢劫。不过，此时除两名在街上走动的外侨及两所外侨已撤走的空房之外，各国领事馆及其他侨民住宅并未遭抢⁽³⁰²⁾。24日凌晨，江右军各部开始入城。他们沿途鸣枪搜索，认真清查了英、美、日领事馆附近的街区，并曾进馆询问有无战犯藏匿。至7时许，江右军所属第二、六、四十军主力部队未经激烈巷战，便顺利占领了全城及下关⁽³⁰³⁾。此后不久，忽然发生大规模的排外抢劫，从上午8时延续到下午5时，城内各处外国领事馆、侨民住宅及外国教堂、商店、学校等都遭抢劫，下关趸船上的外侨也被抢⁽³⁰⁴⁾。据江右军将领和某些人士报告，抢劫者为残留城内的直鲁溃兵和地痞流氓，并疑有反动分子煽动⁽³⁰⁵⁾。可是各国驻南京领事馆人员和绝大多数外侨却从抢劫者的口音、军服和抢劫发生的时间、规模等方面判断，抢劫者是湘、粤、赣籍国民党军士兵及下级军官⁽³⁰⁶⁾。据中国记者事后前往调查，主要肇事者是江右军各部违纪乱兵⁽³⁰⁷⁾。

当23日晚直鲁溃兵劫掠时，即有外侨见到许多有组织的工人到各处去制止骚扰⁽³⁰⁸⁾。24日排外抢劫发生后，江右军第二军第六师党代表、共产党人萧劲光曾赶到日本领事馆，逐退正在抢劫的乱兵，布置卫士保护领馆，又贴出布告：“外侨住所，不准入内，如有侵犯，立予枪决。”⁽³⁰⁹⁾某政治部接到美国领事馆求助的消息，也立即派多名政工人员，持书面命令前往美孚油行，竭力劝阻正在抢劫的违纪乱兵，但他们的力量不足以控制局势，自己反遭乱兵洗劫⁽³¹⁰⁾。

英、美、日驻南京海军当局早有应付“排外骚乱”的合作方案，3月7日又制订了《南京联合警备计划》，相约“彼此协力进行部署”。他们估计可能发生以下几种情况：北军败退时，会有危及外人生命财产的掠夺；南京变成战场；南军占领南京后，鼓动“排外热”。因此他们计划逐步撤侨，在军舰和领事馆之间设立视觉通信装置，组织登陆分队，必要时联合行动，夺门入城，掩护外交人员和侨民撤出⁽³¹¹⁾。

各国驻南京的海军官兵共267人，有英舰绿宝石（Emerald）号，美舰诺亚（Noa）号，普雷斯顿（Preston）号，日舰榛、桃、桧、滨风等。3月21日战事迫近南京后，英、美、日皆派出小股陆战队携枪弹、电台等潜入城中，到领事馆等处进行戒备⁽³¹²⁾。可是，24日发生的排外抢劫之大，完全出于他们的意料。他们更没想到，江右军主力入城后有许多军人参加抢劫。他们认为，在此情况下派兵冲城，将导致同中国正规军队开战，由于兵力悬殊，因而未敢实行原计划。下午3时许，英、美军舰按照逃到美孚油行所在小山上的美国领事戴维斯（John K．Davis）的信号，炮轰南京⁽³¹³⁾。江右军总指挥程潜一面采取措施制止抢劫，一面托红卐字会代表同英、美军舰联络，请其停止炮击。英、美军舰开炮一个多小时后停射，抢劫风潮至下午5时基本上平息。据各方调查，中国军民在外舰炮击下死39（一说36）人，伤数十人，房屋财产被轰毁十几处⁽³¹⁴⁾。在抢劫风潮中，英国死2人，日、美、法、意各死1人，英、日各受伤2人，美伤3人，财产损失无算，另有一英水兵在炮轰南京时被还击的江右军击毙⁽³¹⁵⁾。

日本政府虽然也有在“必要场合”以武力护侨的政策，但南京日侨普遍害怕从前武装干涉苏俄时发生的尼港事件重演，再三泣请日本领事和海军长官不要开炮，避免城内的日本人全部遇难。日本现地官员接受了这个请求⁽³¹⁶⁾。然而十天之后，日本水兵却在国民革命的中心武汉大打出手，制造了又一起杀害中国人民的血案。

自中国人民占领汉口英租界后，日本政府便担心汉口日租界遭到同样命运。1月14日，内阁会议通过《关于汉口帝国租界的文件》，决定不放弃汉口租界，并制定了具体的对策⁽³¹⁷⁾。

经武汉政府调查，“四三”惨案经过如下：

据住居日租界市民等佥称：日人自本政府收回英租界后，对于我国民众时有挑衅之事。当惨案发生前三数日内，侨汉日人稍有重资之家及妇孺等辈，均搬入军舰，似早已有所准备。适4月3日午后4时半，车夫刘丙戌即刘炳喜，引空车至日租界燮昌小路，突有日水兵两名硬欲共乘其车。丙戌以违背警章不允，该水兵一人将其车踢翻，一人即抽刺刀猛刺其胸倒地，血流如注，顿时晕绝。群众见状，义愤难遏，大呼日兵杀人，集者渐众。除凶手中之一人由租界副巡捕长姜柄瀛、12号巡捕徐利常扭送入警署，交副署长小川要之助看管外，余一凶手逃往日本小学校内潜匿，由日警署部长鹭山赶入，未知如何下落。当时因日水兵陆续赶到，形势汹涌，群众冒死徒手擒获日水兵6名，并嫌疑者4名，其余日人分赴日领署及军舰报告，日水兵蜂涌登岸，从大新街、新新街及江岸各口均布满，初放步枪，继放机关枪，群众闻枪奔避。该日兵等越界追杀，其日界侨商军警，凡有手枪、猎枪者，亦争先出门射击。故被杀之地，不只一处，枪声亦至6时半始息。兹以死伤地点论，如刘丙戌系在燮昌小路被杀；熊四元、刘亨惠之身死，陈海子之中枪，均在同仁医院侧；张泽文、李寿堂及不知姓名之一人等身死，均在本愿寺侧；杨海清、江心海之身死，在大正街；王秋生中枪，在华界三元里茶馆内；刘志元即刘之元、周勇伢、杨文藻等中枪，均在华界铁路孔。地点不一，相距甚远，而三元里、铁路孔均在日租界范围以外。该日人如非故意挑衅，蔑视中国国权，何至越境杀人？对于徒手民众，何故开枪射击？时间何以许久？此皆证明其确非登岸时误会者可比⁽³¹⁸⁾。

据此项调查统计，日本人在“四三”事件中，打死中国民众9人，打伤8人。死伤者年龄在17岁至42岁之间，均为男性。

四　列强对蒋介石的诱迫" class="reference-link">四　列强对蒋介石的诱迫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和南京事件相继发生后，英、日、美、法、意等国政府更为恐慌，分别训令驻华南各地的领事馆，进一步“劝告”本国侨民，迅速全面地撤出国民政府辖区。同时，它们加紧向上海等地增调大批援兵和军舰，保卫租界，威胁革命。据当时调查，至3月下旬为止，列强在上海已集中重兵约二万人，军舰近六十艘⁽³¹⁹⁾。3月21日，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宣布戒严，将全部“防卫计划”付诸实施。同时，列强仍在力争从内部攻破革命营垒，以各种方式诱迫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温和派”动手反共。

蒋介石等也加快了和帝国主义结合，发动政变的步伐。3月22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一到上海，就派人会见美国总领事高斯，邀请他于次日来访，但高斯却不肯与白见面，他请来人转告说：“武装的工人、煽动家和学生正在实行恐怖统治，中国当局却没有采取措施恢复秩序和控制局势的任何迹象。”他要求白崇禧“毫不拖延地行动”，声称“一旦形势变为和缓，法律与秩序得到维护，我很乐于有机会会见白将军”⁽³²⁰⁾。次日上午，英、日、法等国领事在上海总商会长陪同下访问白崇禧，法国总领事弦外有音地问：商会业已开市，“惟罢工不知究于何日始能恢复原状？”白崇禧答：“余意明日当可复工。”各国领事听后，“均露满意之色”⁽³²¹⁾。

白崇禧到上海前，便已发出布告，声言要严惩“假借名义、藉端煽动”的“不法之徒”。他要上海工人阶级“认清楚时势和环境”，“在这军事时期，第一是不要破坏秩序，妨碍军事进行”⁽³²²⁾。得知高斯等人的意图后，白崇禧便命令罢工工人复工，并开始收缴部分工人的武装⁽³²³⁾。

3月24日上午，日本驻沪总领事矢田七太郎一接到南京出事的消息，即警告前来回访的白崇禧：“希望该事件不要波及本埠，阁下应以全力维持目前的秩序。”白崇禧连称：“一定维持上海治安。”⁽³²⁴⁾当晚9时，正在芜湖的蒋介石派代表向当地日本代理领事藤村表示：关于南京事件善后问题，蒋亲自负完全责任，请转告英、美当局停止炮击。藤村立即将此事转报矢田和日本驻沪海军司令。11时，蒋听说有南京日本领事馆人员在芜湖，又派人重申上述意向，许诺将亲赴南京解决这一事件⁽³²⁵⁾。次日凌晨，正在南京的美国长江分舰队司令豪夫（Henry H．Hough）也收到蒋介石的口信，称蒋将赶到南京，负责控制局势，保护一切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于是，英、日、美驻华海军总司令一致决定：“尽可能避免采取进一步的激烈行动，直至蒋介石将军有机会履行他为所有外国人提供充分保护的诺言。”⁽³²⁶⁾

3月25日中午，蒋介石乘舰抵达南京。他没有登岸，只在舰上接见了江右军总指挥程潜等将领，令其追查南京抢劫的责任⁽³²⁷⁾。下午2时许，程潜派第十七师师长杨杰，陪同前来交涉的日本第二十四驱逐舰队司令吉田，到日本领事馆视察实况。杨杰竟对日本领事说：“此次事件诚为遗憾，但这决不是党军干部的意思，而是军队内部一部分不良分子与共产党南京支部成员串通谋划和组织进行的”，“已下令解散南京党支部，并以诚意交涉善后措施。”⁽³²⁸⁾这番毫无根据的诬词，为帝国主义与蒋介石集团合谋反共提供了借口⁽³²⁹⁾。

3月26日下午，蒋介石乘舰抵达上海，旋即住进上海交涉公署。法国租界当局马上派黄金荣等人与蒋联系，并与公共租界当局一起给蒋颁发了“特别通行证”，准其自由穿行租界⁽³³⁰⁾。

美国政府在蒋介石到沪的前一天接悉两项重要情报：一、柯亨再次拜访美国驻广州总领事，解释蒋介石与汉口激进派的妥协只是权宜之计。蒋急于知道，若与鲍罗廷决裂，可从列强方面得到什么支持。柯亨促请美国政府“看清时局真相”⁽³³¹⁾。二、白崇禧将要袭击被民众武装占领的警察署，但他并没有流露将采取强硬而严厉的措施的迹象⁽³³²⁾。3月26日，美国国务院获悉蒋介石关于南京事件的口信，随即又收到驻福州总领事的报告：“控制军事部门的温和派与控制政治部门的激进派之间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分裂已在蒋介石和鲍罗廷之间发生了。”报告以大量事例证实，已开入上海的蒋系东路军是一支反共并能认真保护外国利益的军队。国务院对于在关键时刻收到的这份报告极为欣赏，赞扬它“有特殊的帮助”，“好极了”⁽³³³⁾。于是，美国继续以圆滑的伎俩，“假他人之手进行干涉”。

3月26日，上海领袖领事奥尔（N．Aall）受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威廉士之托，往见白崇禧，以有“工人纠察队将袭击租界”的流言为由，要求白制止可能危害租界安全的行动。白当即保证：“国民党军无论如何无意进攻租界”，“已下令严禁任何人携械或送枪进入租界”。他还通过奥尔宣告：“极愿尽力维持秩序，且有办法做到这一点”，他对国民党和工会“负完全责任”⁽³³⁴⁾。

这时，美国舆论主张除保护美侨生命财产外，不宜采取将会导致战争的强硬措施。美国总统柯立芝于3月26日表示，目前再向中国增兵没有什么好处⁽³³⁵⁾。3月29日，他又宣称，中国迄未发生对美国人有组织的军事进攻，但时而发生零散袭击，这绝非出于任何“郑重当局”的唆使，纯系“暴徒”所为⁽³³⁶⁾。

同日，日本外相币原命矢田设法劝告蒋介石：日本朝野对南京抢劫均感意外，同情南军的日本舆论已有发生巨变之兆，英、美两国也说不定将采取“非常手段”，事态颇为严重。蒋应尽早处理此事，自动实行令各国满足的解决⁽³³⁷⁾。矢田当夜即与黄郛联系，次日会面时向黄转达了币原的劝告。黄郛告诉矢田：蒋介石急来上海，就是为了承担南京事件的交涉，同时决心集中全力维持上海的秩序⁽³³⁸⁾。黄郛与蒋商讨后，又于27日晚上答复矢田：蒋已接受忠告，28日即派代理交涉员到各“被害国”领馆道歉，一俟查清事件真相后，便负责进行处罚和赔偿⁽³³⁹⁾。

币原3月27日获悉杨杰的诬告后，决心进一步利用“宁案交涉”来促使蒋介石镇压革命。3月28日，他训令驻北京公使芳泽谦吉，命他与各国公使商量条件，协调推进有利的共同交涉⁽³⁴⁰⁾。当天下午，币原又向美国驻日本大使通报：“南京暴行是广东派中企图使蒋介石丧失信誉的激进派造成的”，“日本已提醒蒋介石，他和广州政府的前途有赖于维护秩序，镇压暴乱。如果维持不住秩序，便意味着蒋介石和广州政府完蛋。”他表示相信，“蒋介石既愿意也能够维持秩序”，“目前任何强国采取压制手段都是错误的，因为这只会帮助蒋介石的敌人，并使广东派中的激进派能够取得广州政府和军队的控制权。”⁽³⁴¹⁾

与美、日不大一样的是，英国力图以武汉作为交涉重点。3月24日晚，台克满接到南京急电后，立即会见陈友仁，要求国民政府马上采取一切措施，保障南京外国人的安全，并在汉口提供保护，维持秩序。次日，他再访陈友仁，威胁称：若不尽最大努力保障南京外侨撤出，英国将再次开炮；如果英国对国民政府维持汉口秩序的保证感到怀疑，将自行采取措施⁽³⁴²⁾。驻北京的蓝普森于28日拜会日、美公使，磋商解决宁案办法。蓝普森称：陈友仁听到台克满转述的南京事件消息时，“表现出真诚的不安和震惊”，尽管他不相信这是南军所为，但答应调查，并承担政府应负的责任。他建议，关系列强派代表同武汉政府联合调查，以便“给国民政府一个表示诚意的机会”。日使芳泽反对同武汉政府交涉。他转述了杨杰的诬告和矢田对蒋的工作，认为“可以期望蒋介石方面对于惩办肇事者采取令人满意得多的迅速行动”。三国公使商定，向蒋介石提出通牒，随后又将法国和意大利公使拉入行列。通牒草案要求蒋惩办肇事者、赔偿损失、书面道歉并保证制止“一切形式的暴行和骚乱”，还拟定由各国总领事通知蒋介石：列强将限定时间；逾期不办，列强将保留“采取自认为适当的措施”的权利。对此，蓝普森主张写明期限是几天，美、日公使都认为留有余地为好。但他们一致认为：“各关系国政府应下狠心贯彻这些要求。”⁽³⁴³⁾

美、日政府都赞成借“宁案交涉”之机，要求蒋介石迅速处理局势，但它们又都不愿意逼得太紧，所以反对通牒草案中有关限定时间的提法⁽³⁴⁴⁾。英政府决策层意见不一，有人力主制裁，也有人主张适当照顾蒋介石的特殊处境，避免危害他反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前者的意见略占上风。英内阁通过了上述通牒草案，决定如得不到满意答复，就实行制裁。具体措施包括封锁长江和广州，禁止汉口、南京的铁路渡口通行，扣押国民党军舰等⁽³⁴⁵⁾。法国倾向于美、日，意大利追随英国，于是，列强间进一步磋商。

3月28日夜，黄郛密访矢田，诉说上海的“共产派”工人、学生已夺得武器和粮食，如果蒋介石目前发表为南京事件“惩凶”和赔偿的声明，就会给他们一个发动反蒋暴动的良好口实，希望列强谅解蒋介石的“苦衷”⁽³⁴⁶⁾。30日上午，矢田到上海交涉署与蒋秘密会谈。矢田称：“今日实为千钧一发的重大关头，弥漫着某些细小事端都可以引起重大事件的危险性。”他要求蒋“深刻考虑”上海的“治安问题”。蒋介石回答：“业已谅察尊意，一定严加取缔。”⁽³⁴⁷⁾

30日晚，币原训令芳泽公使：日本政府同意和英、美、法、意联合向蒋介石发出“宁案通牒”，迫其接受四项条件，但应删除有关限期照办的措辞。训令称：蒋介石目前正处于困境，列强若持强硬态度，正迎合了武汉共产派的倒蒋计谋。“最佳方案莫如通过中国人之手维持中国治安”，让蒋介石等“健全分子”有施展身手的机会⁽³⁴⁸⁾。

实际上，日本当局对蒋介石反共的决心与能力并不完全信赖。驻华武官本庄繁认为：日本固然希望蒋介石与张作霖携手，镇压共产党，“但从时局对帝国的重要性着想，不应依赖这种不确实的事”。他建议日本立即采取“积极自卫政策”，派陆军进驻中国各枢要地点，派海军夺取扬子江上的制航权⁽³⁴⁹⁾。币原本人也认为：“蒋氏对于取缔共产派的跋扈缺乏决心，惧怕内部和外部的压力”，“不了解我方的苦心”。共产派搞垮蒋介石的意图现已甚为明白，上海和其他地方都有同南京事件类似的“阴谋计划”。“现已到了决定国民军自身和蒋介石及其一派命运的重大关头”。“蒋今欲取得内外普遍信赖，只有成功平定时局之大业。”3月31日，币原命矢田向蒋转达这些意见，促蒋“深刻反省与决意”⁽³⁵⁰⁾。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做好了与各国共同实行武力镇压的另一手准备。外务省与海军达成协议：决定分三期进行战争准备：第一期，暂不提出限时通牒，争取时间从汉口上游撤侨；第二期，提出限时通牒，同时从长江中下游和广东、福建撤侨；第三期，限期一过，便与列强联合行动，占领上海、汉口等地。海军方面特别提出：鉴于长江上游水量至4月中旬才能通行炮舰，所以采取强硬行动前，绝对需要两三周的余地，完全同意删除通牒中的时限⁽³⁵¹⁾。

4月1日夜，矢田向黄郛传达了币原3月31日训令的精神，黄称明晨即转告蒋介石。他解释说：“蒋之诚意不必怀疑，唯其实行能力尚可疑虑。”蒋目前需要断然处理的紧急事务为：紧急解决南京事件；解除上海工人武装。但是蒋“唯忧虑汉口共产派”，希望列强将关于南京事件的第一次正式抗议也向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提出，并向汉口集结军舰，加以威压。共产派正在对英、美炮击南京作夸大宣传，给蒋加上帝国主义走狗的恶名，蒋必须考虑以什么方法解决，才不至于给他们提供有利的攻击口实。黄郛透露，蒋介石“特别注意解决工人武装的时机和方法”⁽³⁵²⁾。经过这番推心置腹的恳谈，币原充分了解到蒋介石的策略考虑，一切疑惑都消失了。4月2日，币原令芳泽劝说英、美公使，将通牒提出的时间推延数日，以等待蒋介石方面采取行动⁽³⁵³⁾。英、美公使虽感到遗憾，但还是同意了⁽³⁵⁴⁾。

同日，英国驻日大使奉命与币原磋商“宁案通牒”和制裁问题。币原称：日领矢田正在劝说蒋介石自动声明，承认惩凶、赔偿、道歉、保障等四项解决条件。如果这时列强提出最后通牒式的强硬抗议，蒋就只有或屈从或拒绝这两条路可走。如果屈从，便完全破坏了蒋的立场，将使他被逐出国民党。因此蒋势必拒绝列强的强硬抗议，而列强却没有任何有效的制裁手段。何况实行武力制裁只能摧垮国民政府及其军队，不能使共产派和“暴民”屈服，不如用“和平”的方法，通过蒋介石去收拾时局。英大使询问，列强可否给蒋介石等稳健分子提供物质支援。币原认为，那样就太露骨了，蒋会因此被斥为“卖国奴”而引火烧身⁽³⁵⁵⁾。三天后，币原又将这番谈话的要旨转告美国驻日大使⁽³⁵⁶⁾。

就在4月2日夜间，黄郛通知矢田：“蒋已下定决心整肃国民政府内部，刻下正召集将领仔细商议”，“一俟准备就绪，即当断然实行，其时间当在四五天以内。”黄郛还透露，蒋介石的大致计划是：由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执委和监委对武汉派发难，公开排斥共产党。而在这之前，“第一件事是解除工人武装”。在整肃共产党之后，便着手解决南京事件。蒋打算仿效土耳其的凯末尔，驱逐鲍罗廷。并称：今后希望日本援助云云⁽³⁵⁷⁾。

日本政府得知上述信息后，决定不再催促蒋介石发表接受列强宁案四条件的声明。同时，币原同意英国的意见，下令将“宁案通牒”也向武汉国民政府提出，以施加“重大压力”⁽³⁵⁸⁾。4月3日，日本水兵在汉口借端寻衅，疯狂杀害中国民众。日本当局先后调集十余艘军舰到武汉示威，扬言“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租界”⁽³⁵⁹⁾。

美国驻华官员提出了许多制裁方案⁽³⁶⁰⁾。马慕瑞力主向京津地区和上海大举增兵，准备封锁华南一切港口⁽³⁶¹⁾。威廉士提议，必要时以炮轰江阴要塞和南京军事要地为报复手段⁽³⁶²⁾。4月初，美陆军参谋长萨莫拉（CPSummerall）在专备应付中国“紧急事件”的《黄色方案》基础上，拟定了依次从菲律宾、夏威夷、旧金山派遣大批陆军驰援上海和天津的计划。但他不主张立即实行，认为“我国目前在中国带头增加外国军队，尤为不智”⁽³⁶³⁾。美国政府同意这一看法，认为“花费如此巨大的人力、财力，实不值当”，遂令马慕瑞在必要时撤出外交人员和侨民⁽³⁶⁴⁾。

美国政府只想用通牒的方式来敦促蒋介石迅速行动，而不愿实行武力制裁。4月2日，凯洛格接连训令马慕瑞，同各国一道向蒋介石和陈友仁分别提出不带时间限制的通牒，要求他们迅速解决南京事件所造成的局面，同时通知蒋介石：“如果他不能令人满意地表明，他打算迅速答应这些条件，关系列强将不得不采取自认为必要的措施。”训令强调：“本政府不希望该通牒含有最后通牒式的限定时间的措辞”，“美国政府对于实施何种制裁，将保留意见”。凯洛格随即向马慕瑞和英、日等国说明，上述保留意味着美国不承担实行制裁的义务，甚至不准备讨论制裁问题⁽³⁶⁵⁾。

英国政府在美、日政府同意以武汉政府为“宁案通牒”的主要对象后，试图继续说服美、日，在原则上赞成通牒要求被拒绝时，就实行武力制裁。4月3日，英国纠集列强驻华海军最高司令官在美舰匹茨堡号上开会，讨论制裁问题。由于美、日将领事先没有取得政府的授权，这次会议没有达成协议。英、美、法海军将领先后提出的制裁措施有：炮轰吴淞炮台、江阴炮台、汉口兵工厂和其他某些军事要地，扣押南军舰艇和中国商船，封锁长江，没收上海关税收入。到会的日本海军将领表示保留意见。美、日政府都没有批准上述方案⁽³⁶⁶⁾。

英国政府不甘心放弃制裁，但也不愿伤害蒋介石。4月5日，又向美国表示：“有理由相信蒋介石正在努力组织与国民政府内部的极端派相对立的温和派核心，这个核心将会成为中国未来的希望。目前不适当地使蒋介石受辱是违背列强利益的。”所以英国力主向武汉政府提出正式通牒，而将抄本交蒋。但是，“万一国民政府最终拒不满足要求，列强原则上赞成实行制裁，根据此种理解，英国政府同意省略前方案（即通牒草案）B款中的时间限制”⁽³⁶⁷⁾。凯洛格立即电训马慕瑞：英、美政府间根本不存在上述谅解，“美国政府不承担实施制裁的义务，也不准备讨论制裁问题，对此不容有丝毫含糊”⁽³⁶⁸⁾。

在美、日政府的共同抵制下，英国虽不愿放弃必要时实行武力制裁的主张，但更不愿联合阵线发生破裂，于是不再坚持原议。4月7日，英、日、美、法、意五国驻华公使达成协议，联合向武汉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分别提出不带时限的通牒，要求迅速解决南京事件所造成的局势⁽³⁶⁹⁾。9日，五国公使训令各自驻汉口和上海的总领事，务于4月11日向武汉政府和蒋介石分送“宁案通牒”，同时发表由美国公使马慕瑞起草的一项声明，宣称列强关于南京事件的各种要求是针对“中外之一种势力”而发⁽³⁷⁰⁾。

武汉政府外长陈友仁拒收联名通牒。五国总领事于4月11日分别向陈友仁递交了同文通牒⁽³⁷¹⁾。蒋介石的代表白崇禧在上海不仅接收了五国联名通牒的抄本，而且通过郭泰祺向日领矢田保证：“上海时局可望顷刻之间彻底安定。”⁽³⁷²⁾

果然，通牒送交后不到十小时，蒋介石集团就发动了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