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各省地方实力派的纷争" class="reference-link">第三节　各省地方实力派的纷争

南京国民政府以蒋主军、汪主政的联合执政形式虽然暂时调和了矛盾，但各派势力之间的斗争依然存在。中央有蒋、汪两大派的明争暗斗，地方有各割据势力之间的争夺。“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在停止内战的强大呼声压力下，各地纷争有所缓和。蒋、汪上台后，虽曾号召“团结御侮”，要求各地暂息争战，但当蒋介石着手统一军制时，因牵涉到各地方实力派的实际权益，各地方实力派的火并又相继再起。1932年4月，广东省主席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与海军司令陈策两派之间首先发生武装冲突；同年9月间，山东省主席兼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与驻胶东的二十一师师长刘珍年发生了激烈的战事；继而四川两实力派刘湘、刘文辉发生争夺统治权之战；新疆也发生盛世才、马仲英之战，等等。本节以上述四例简述当时各省地方实力派互相火并的情况。

一　陈济棠与粤海舰队之战" class="reference-link">一　陈济棠与粤海舰队之战

1932年初，南京成立以林森为主席，由蒋介石主军、汪精卫主政的国民政府。但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仍维持半独立状态，表面上拥戴胡汉民为西南领袖，实际上是陈济棠、李宗仁分掌两广实权，而且陈济棠成了独霸广东的“南天王”。蒋汪联合上台之初，陈济棠仍任广东省主席兼第八路军总指挥，但广东的空军与海军各有政治背景，陈指挥不动，当宁粤对立时期，在汪精卫、孙科的安排下，张惠长、陈策分任空军和海军司令，形成广东军事力量陆、空、海三军并立的局面。南京政府企图利用粤省军队的内部矛盾，暗中支持空军与海军，以牵制陈济棠。陈为巩固在广东的统治，则要统一广东的军队，由此导致与张惠长、陈策之间的矛盾日渐尖锐。

1932年春，蒋介石着手统一全国军队编制，将第八路军改编为第一集团军，任命陈济棠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兼西南绥靖主任、湘粤赣“剿匪”副总司令，将陈部调往江西“剿共”。陈与居住在香港的胡汉民磋商，确定对南京当局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从而引起蒋汪的不满。4月30日，陈济棠以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名义，宣布裁撤广东空军总司令部，原有空军由第一集团军接管，任命黄光锐代理粤空军总司令，改任原空军总司令张惠长为第一集团军高级顾问。海军司令陈策为防备陈济棠乘机改组海军，将驻省河的舰只开到黄埔港集中，进入战斗状态。陈济棠电邀陈策到广州议事，陈策为防备不测，遂令飞鹰、福安、海瑞、平南、海虎、广金等舰开赴海南岛集中候命，所有内河各舰大小数十只由“中山”舰舰长陈涤（陈策之叔）指挥，集中内伶仃岛候命，福安、海瑞、平南、飞鹰等舰先行驶出。

5月3日晨8时，中山、海虎、广金三舰驶近虎门，企图出口，不服炮台制止，开炮袭击，三舰还炮，中山、海虎二舰驶出了虎门，引起了虎门事件。当日，陈济棠又以西南政务委员会名义，宣布撤销海军总部，改隶第一集团军管辖。陈策改任一集团军高等顾问。当日下午，陈济棠又派第五师师长陈达部赴黄埔收缴海军陆战队军械，但陆战队已登舰他驶，双方发生了激战。广金舰长李锅熙被扣。当时陈济棠与南京政府矛盾加深，陈策通过海军参谋长黄仲瑜表示：“海军改隶如确系维护和平统一，为粤省谋休息，为人民谋幸福，则极端赞成，个人去留不成问题。若以海军改隶于独裁割据的军阀，则认为不可，退往安全地方，以待解决。”⁽⁵¹⁾同月5日，粤海军将领陈鼎等暨中山、飞鹰等二十余舰长通电拥护陈策，谴责陈济棠拥兵自固，对海军蓄意剪除，并表示为避免陈济棠暴力压迫，将舰队移驻琼崖和唐家湾。5月7日，张惠长、陈策反对粤空、海军改组，在港商议投靠南京政府，并派代表赴桂林联络李宗仁、白崇禧要求声援。同日，陈策致函海军同学，揭露陈济棠操纵把持广东，改组海空军是为军阀割据，呼吁主持公道，力抗强权。5月11日，陈济棠委邓龙光为海军司令，即日视事接收粤海军司令部，并加委各舰舰长。同时，召集广东陆军各将领余汉谋、李扬敬等到省城开军事会议，共商大计，决定讨伐陈策，广东内战遂起。陈济棠决心用武力压服海军，调动刚接管来的空军，悬赏轰炸开往海南岛的海军，又在雷州半岛聚集大军，征集大批木船，打算渡海作战。

与此同时，陈策、张惠长等在海南岛成立海军与空军司令部。陈策任陈庆云以海军第一舰队总司令部总参议名义，与参谋长陈鼎主持中山、飞鹰、福安、海瑞、海强等较大军舰开赴海南岛，有些舰艇则停在唐家湾。陈策等决定截留十三属税收，将海口中央银行扣留，撤换县长，还成立了航空处隶属于海军部，委周伯成为处长，准备对抗。陈策在海口设立司令部，提出“息内争”、“抗日本”、“不参加内战”，同陈济棠相抗衡。他在海口市发布告，声称：“敬告国人，矢以不参加内战，一致对外……率所部陆战队、舰队移驻琼崖，努力抗日剿共工作，以待党内公判。”⁽⁵²⁾同时向全国发出通电。

陈策的通电迎合了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军制的要求，顺应当时全国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舆论，给陈济棠很大压力。6月11日，在上海的国民党中执委派马超俊乘轮抵粤，拟调解这次纷争，但遭到陈济棠拒绝。陈决定对海南岛用兵，令第一集团军准备出动，并于12日电复在沪中委，声称西南政务委员会之令海军改隶，纯为积极整顿海军，指责陈策昧于私见，致有抗命之举，须知军舰改隶整理，并非阋墙之争。马超俊见调解无望，遂于13日赴香港，候轮北返。

6月中旬，广东陆军开始对海军进攻。17日，陆军梁公福部与海军四艘兵舰在唐家湾附近激战约一小时，舰队因不敌陆军攻击，撤退转移，唐家湾为梁部占领。在内伶仃各舰因逃避空军轰炸，分散驶往附近小岛以及澳门、香港逃避。19日，陈济棠派海军司令李庆文会同舞凤舰长丁培龙、北安舰长李芳等率各舰驶往澳门，商议招收各逃舰事宜。29日，陈策代表黄仲瑜向汪精卫报告广东海军情况，汪于次日在国民党中常会上提出讨论此事，决定以中央名义电劝二陈即日停止战事行动，并电请留粤各中委调解海军风潮。7月2日，陈策通电，接受南京中执委调解，电称：“敬读陷电，感动弥深，粤省不幸，在国难当前、共乱日亟之际，竟突有海军改隶事件发生，策遇变之下，悲痛填膺，每念我国频年内战，民不聊生，更因此而屡招外患，苟有良知，何忍再作阋墙，贻国家无穷之祸。唯有全军退处海隅，努力剿共，静候中央处置，诸君热诚接受。尤期南针时赐，俾有遵循，海天在望，无任神驰。”⁽⁵³⁾

开往海南岛的海军舰只，分泊在白马、海口等处。7月5日，陈济棠派飞机向飞鹰、福安等舰轰炸，弹多落入海中，且遭高射炮还击，粤机改向海口各机关及海军陆战队轰炸，殃及不少商店住宅，死伤惨重。6日，粤机从雷州半岛不断起飞，向海口方面的飞鹰舰轰炸，曾遭到舰上和岛上秀英炮台的高射炮还击，互战约一小时。飞鹰舰中弹，挂起救生旗，但粤机仍将受伤军舰炸沉，死伤二十余人。

陈济棠由于受到各方面的压力，不得不寻求结束广东陆海军内争的办法。胡汉民曾提出调解方案，将广东海军分为海防舰队与江防舰队，海防舰队司令由南京中央政府委派，江防舰队司令由第一集团军委任，海军陆舰队调黄埔集训，其司令也由第一集团军委任。7月上旬，陈济棠召开西南政委会，商定按上述方案解决纠纷。这时蔡廷锴也到广州参与调停，在各方面催促下达成了协议。7月中旬，原赴琼崖的福安、海瑞、安北各舰由陈庆云率领驶往厦门驻守，陈策调任福建省任绥靖处长，其他舰只由南京政府改编；琼崖行政由陈济棠派陈光汉前往接管。至此，粤省内战终于结束。

二　韩复榘与刘珍年之战" class="reference-link">二　韩复榘与刘珍年之战

广东陈济棠部与海军的军事冲突甫告平息，山东的军事纷争又起。1932年9月中旬至11月间，山东省主席兼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与驻胶东的第十二师师长刘珍年又发生冲突，导致激烈的内战。

韩复榘原为冯玉祥的部将，1929年叛冯投靠蒋介石，随后在中原大战中与冯、阎军队作战，为蒋立下汗马功劳。1930年9月5日，国民政府改组山东省政府，韩被蒋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1931年6月，任国民政府委员，1932年先后兼任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委和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但蒋介石对韩复榘虽表面信任，暗中则处处牵制，除将青岛交给张学良的海军驻防外，又将张宗昌直鲁联军的降将刘珍年摆在胶东，刘珍年所部被蒋编为第二十一师，也称第十七军，驻烟台及胶东蓬莱、福山、黄县、招远、栖霞、文登、掖县、莱阳、牟平、海阳、荣城、平度12县。刘部辖三旅四团，约三万余人，武器精良，装备齐全。山东省政府改组时，蒋介石委刘珍年为省府委员。蒋此举意在以胶刘监视、钳制鲁韩。韩复榘虽为山东省主席，但所辖地区比较贫瘠，鲁南和鲁西又多土匪，农村经济遭到极大破坏，特别是缺乏海口，无法将土产输出换取武器装备。在韩统治区之南有刘峙指挥的蒋军嫡系部队十余万人控制于徐海、开封。因而韩蒋之间矛盾重重，为摆脱孤立，韩也暗向张学良拉拢合作。首要问题是，韩要谋求统一和称霸山东，自难容“一山二虎”，因此胶刘成为韩的心腹之患。况且刘还时刻梦想冲出胶东，取韩而代之。这两个军阀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兵戎相见。

刘珍年所据之胶东，是山东省的富庶地区又有出海口，收入较多。刘在辖区内自行收税，拒绝向省府上缴分文。刘又将其辖区视为独立王国，自派任县长，拒绝接受省政府委任官吏。刘部还曾与国民党特务合伙，计划分化韩的部属，对南京拨给山东军队的一些协款的分配问题，也常与省府弄成僵局。这些都加深了韩刘之间的矛盾。最关键的问题是韩要统一山东，独据全省，不容许有异己军队占据其间。韩复榘在给南京的通电中曾公开声称：“防区（即刘辖区）亦称山东之辖地，其人民亦山东之部民，复榘责任所关，义无旁贷，焉敢放弃，自取愆尤？”⁽⁵⁴⁾

韩刘之战是韩复榘首先发动的，却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刘珍年为准备战争，对胶东人民强派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加重了对人民的搜刮。田赋附捐多至几十种，甚至用绑票的方法榨取勒索巨款，还在辖区内强拉壮丁，招兵买马，民众怨声载道。其实在韩的统治区内也有类似情况，中共山东省委曾揭露说：刘珍年“连年来是横征暴敛，招兵买马，不独在烟台称王称霸，并且时时想冲开胶东。他们（指刘、韩）时时有火并的可能与准备，因此，他们不得不加紧（对）人民的剥削，近来山东的苛捐杂税较之张宗昌时代为尤甚。”⁽⁵⁵⁾韩复榘找到了刘珍年可供借题发挥的口实，大肆渲染，在给南京政府的通电中宣称：“复榘为民请命”，“为解除人民痛苦起见，誓当驱逐此獠，以救民命”⁽⁵⁶⁾。他的省政府所属厅长们在通电中也罗列刘珍年的五大罪状，即“把持民政“、“扰乱财政”、“破坏建设”、“摧残教育”、“朘削实业”⁽⁵⁷⁾。

1932年八九月间，胶东民众酝酿揭起反抗刘珍年苛剥的斗争，韩故意饬令镇压。此时，胶东土匪也乘机而起，韩以协同剿匪为名，派部队前往胶东。刘珍年看出韩复榘来者不善，也调兵遣将，准备迎击韩部的突然袭击。于是韩部到刘防区“剿匪遭拒”便成为韩刘之战的导火线。

9月中旬，韩复榘在潍县、高密一带聚集了第三路军约五万余人，作出准备进攻的态势。9月16日晨，韩由济南亲赴潍县督师。与此同时，刘珍年部在沙河、平度、昌邑一带布防，严阵以待。1932年9月17日夜间，韩部在昌邑首先向刘部发起进攻，韩刘之战爆发。韩军兵分两路：韩亲率第二十师三个主力旅为左翼，沿烟、潍汽车路前进，直扑掖县；曹福林任右翼总指挥，率其第二十九师三个旅渡莱河进攻平度，拟与韩至烟台会师。韩、刘两军9月17日在昌邑、潍河沿线接触后，刘军很快退守掖县与平度，韩督师追抵掖县。

韩复榘对刘珍年用兵是“先斩后奏”，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即9月18日，韩向南京政府发出“巧”电，以“为民请命”为由，状告刘珍年。19日，刘珍年则急电蒋介石、何应钦报告挨打，请求中央做主。韩刘战争突发，蒋事先并未察觉，19日特电令双方立即停战，“静候中央处置”。2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召开第六十五次会议，何应钦在会上报告韩刘军事冲突经过，决定“严令制止军事行动，听候中央解决”，并电蒋“迅电韩、刘，切实告诫”⁽⁵⁸⁾。蒋介石唯恐刘军败北，急电调刘峙部由徐州向北移进，商震部由河北向南移动，准备南北两路攻韩援刘，压制韩的军事行动。当南路军黄杰部进抵鲁南郯城时，张学良在北平发表援韩通电，并派一个炮兵团增援韩部。蒋、张的军事介入意味着战争有可能扩大，国内各界纷致电国民党中央，强烈要求“和平解决鲁争”，防止日本再次乘机扩大侵华，蒋介石决定“停兵调停”。21日，他派蒋伯诚、熊斌等赴济南转潍县、掖县等处，分别会晤韩、刘进行调解。

韩复榘此次用兵旨在驱刘，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并不理会蒋、何的电令，继续进攻。9月23日，韩、刘两军主力在掖县外围激战，随后刘军退入城内固守。曹福林率右路军与刘军在平度开战后，刘军也收缩战线退入莱阳城固守。但双方为争取舆论支持，都作出一些和平姿态。9月23日，韩向南京发出“漾”电，表示愿意停止军事行动，听候中央处理。24日，韩撤回一些部队，并于当天回到济南。27日韩又发出“沁”电，声称此次行动乃为“应胶东人民之请命，为国家弭此乱源，仓促间实出万不得已”，“为进兵攻刘自请处分”⁽⁵⁹⁾。刘珍年也于23日晚将兵力撤出烟台，收缩至栖霞，利用当地四面皆山，极宜固守的条件，伺机再战。9月24日，张学良的海军进驻烟台，韩复榘也派骑兵驰烟台接防，并委派了胶东八个县的县长。至此，刘军的地盘仅有栖霞、莱阳、掖县、牟平四县。同时韩派省府委员张钺赴庐山晋见蒋介石，商请解决山东问题的具体办法。

蒋介石向张钺提出山东问题的三项办法：缩小刘部的防区；刘珍年将胶东行政权交山东省政府；由山东省府每月拨刘师14万元军饷。韩得悉后，于9月27日夜致电蒋，说明刘师已损失殆尽，无保留必要。30日，蒋以军事委员会名义决定：令刘军缩小防区，韩军后撤，由中央派蒋伯诚赴前线监督执行。双方因胜负未见分晓，均不愿善罢甘休。10月上旬起，韩刘两军不断在掖县、莱阳激战，双方炮战甚烈，当韩部得到张学良重炮支援后，刘部渐感处境险恶，难以坚持，10月初，何应钦电促韩、刘“切实停战”。并电请蒋介石速示处置办法。6日，军政部派代表范毓璜等到济南转往胶东前线调查战情，监督两军停战。11日，韩发表《致胶东父老书》，强硬声称：“一日不去刘，良心所不安，已下除刘万分决心，决不半途中止。”⁽⁶⁰⁾18日，韩特向记者表明他是否撤兵，以刘部是否撤出山东为条件，否则断不撤防。

10月19日，南京当局拟定鲁战解决办法，以何应钦名义发出皓电，规定莱阳、牟平、福山（烟台）、掖县、栖霞等五县及龙口为刘军驻地，所有政权交还山东省政府，刘部让出其他防地，交“民团”负责守备，韩部所属第三路军限即日起撤回潍河以西原驻地，26日前撤完，移防兵应各整饬军纪，静候中央处置。这个方案，在韩看来于己不利。方案限令韩部撤出已控制的除栖霞以外其他胶东地区，还要将其已占领的烟台（福山）、龙口划归刘部防区，至于将刘部外调问题只字不提。对此，韩复榘感到不能同意和容忍，转而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21日，韩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张学良等发出马电，“仰恳准辞山东省政府主席本职。复榘生性坦直，言必由衷，久隶帡幪，谅蒙洞鉴，果尚有一线可行之路，决不作无端烦渎之辞”⁽⁶¹⁾。韩还对记者说，划五县为刘师防区，使他在“精神上颇受刺激，辗转莫决，提出辞职”⁽⁶²⁾。24日，山东省府的厅长们又联署致南京号电，为韩陈述“苦衷”，并敦促中央“迅赐解决办法”。同日，蒋介石、张学良电劝韩“打消辞意”。韩坚持不听，而以军职名义继续调兵遣将，加紧围困掖县。22日，韩部击退刘部副军长何益三从莱阳派兵增援掖县的部队后，并进而进攻莱阳城。

韩的辞职通电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影响，军政界要人张学良、张群、刘峙、宋哲元等纷纷电韩慰留，多数主张挽韩调刘，以息争罢战，并敦请中央重定解决鲁争办法。山东商民代表苗世远等致南京的通电，言词激烈，质问：“中央自不惜一韩主席，独不为山东地方计乎？即不为山东地方计，独不为大局计乎？”⁽⁶³⁾至此，南京方面感到，山东问题要妥善解决，除将刘部他调外，别无良策。同时，蒋介石见刘军败局已定，其部留鲁必为韩部收编，将导致扩充韩的军事实力，遂决定将刘部调离山东。刘珍年见大势已去，10月25日电呈南京，表示愿将该师调离鲁境，另谋发展。南京政府答复照准，28日起，蒋介石先后派河南清乡督办张钫及蒋伯诚赴鲁斡旋和平，与韩磋商解决鲁事途径。他们转达蒋意：要韩将包围掖、莱军队撤至潍河以西，并将烟台、龙口让出，由东北海军暂驻，以便调刘部从海道离鲁。韩复榘见目的已达，即打消辞意，表示“唯中央命令是从”，只是要求撤军期限展期至11月8日。经南京同意，并派蒋伯诚、熊斌、高凌百等监督执行。11月2日，蒋介石授命何应钦下达《对胶东韩复榘、刘珍年冲突事件处理命令》：

（一）韩军先让出烟台、龙口，暂交海军维持治安；该两地俟刘军借道开拔后，仍由刘军交海军接防，以免治安无人负责；

（二）除指定刘军暂住之掖、莱等五县外，其余昌邑、平度两县，可各驻韩军一营，文登、荣成可留鲁东民团八九百人驻守，韩军撤至汇河以西。

（三）监视韩、刘两部人员，以蒋伯诚留济，高凌百在烟台，熊斌赴掖县⁽⁶⁴⁾。

上述命令得到贯彻，终于使全国关注的胶东战事宣告平息。由于刘珍年部第二十一师声名狼藉，几经周折，才确定了新的驻地。11月17日，刘部开始由掖县等地陆续开拔。23日由烟台登轮离鲁南下。12月19日，全部抵达浙江温州，其中一部驻浙东，一部开闽北加入反共战争。经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军政部电令刘部缩编为乙种师，刘任师长。同时，蒋介石策动了该师驻福建浦城的独立旅脱离刘部，交鲁涤平指挥，归中央军所属。对此，刘珍年极为愤怒，暗中离开驻地到杭州进行反蒋活动。1933年5月被蒋扣押，1935年5月于南昌以“纵兵殃民”等罪名将刘枪决。刘珍年被逐离鲁后，胶东各县悉归韩属。他在各县委派县长，组织胶东民团军，并设局征税。韩复榘统一山东的愿望终于实现。但蒋、韩之间限制反限制的矛盾和斗争并未就此了结。

三　四川各派军阀之间的混战" class="reference-link">三　四川各派军阀之间的混战

1932年10月四川爆发了刘湘、刘文辉为争夺统治权的战争，是民国以来四川各军阀进行的四百余次混战中最大的一次，同时也是最后的一次大混战。

四川省自民国以后，省内的军事头目依其各自独特的经济、地理条件，在境内拥兵自固，割据地盘，划分防区，在其防区委官收税，敲榨剥削人民。防区之间，视为敌国，并为扩大防区，不断互相火并，形成长期军阀割据和混战局面。

1926年秋，北伐军进军武汉告捷，四川各主要军事将领易帜自保，先后宣布支持国民革命，接受改编。但他们没有参加北伐，而是继续互相混战，逐渐形成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四巨头”分割四川的局面，进而形成二刘为首的两大派系的对立。因刘文辉同邓、田共同占有成都，亦称蓉派；刘湘占据重庆，亦称渝派。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虽对四川相机采取一些措施，但未能改变该省各防区民财各政自行其是的格局。

蒋介石早有染指四川的企图，无奈鞭长莫及，鉴于川省各派系各拥有实力，难以强取，于是采取了“利用矛盾，分而治之”的办法，以谋逐渐达到控制四川的目的。1928年11月蒋任命刘文辉为四川政府主席。刘文辉雄心勃勃，谋求统一四川，进而问鼎中原，但他在蒋唐战争和中原大战中两次借机反蒋均告失败。刘湘则一直采取拥蒋态度。1931年2月，四川省政府改组，蒋介石继续委刘文辉为省主席的同时，任命刘湘为国民政府委员兼四川省善后督办公署督办，将“所有川军归刘湘全权编遣”⁽⁶⁵⁾。这样就加剧了四川省内一山二虎猛烈争夺的局面。

刘文辉与刘湘是堂叔侄关系，刘湘虽属侄辈，但约长刘文辉五岁。当刘文辉1916年自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回川时，刘湘已任川军旅长，后在军阀角逐中先后升任师长、军长、总司令等职。他因家族关系，对刘文辉有所援引、扶持，因此刘文辉职位迅速上升，20年代初一跃为混成旅长。刘文辉对刘湘在政治上、军事上以及财力上也曾有过支援。二刘在四川军阀的争战中曾经互为依赖，共图生存，同谋发展。但当他们形成可以左右四川的两大势力时，各自图谋独霸四川的野心迅速膨胀起来，二刘的合作随即被彼此对立、争战所代替。

自1928年下川东之战后，刘湘据有川东二十八县和鄂西十八县。控制夔门，扼长江上游咽喉，并占江运之便利，购买飞机、炮舰及大量枪械，拥兵十余万人，实力大增。1931年2月改任四川善后督办后，更是以四川盟主自居，曾口吐狂言：“中国历史上四川没有出过投鞭黄河、饮马长江的人物。”刘湘身边的江湖术士刘从云亦煽动说：“一林不藏二虎，一川（四川）不容二流（二刘）。”进一步助长了刘湘独霸四川的野心。

1920年还只是一个混成旅长的刘文辉，经过八年的经营，到1927年已身居二十四军军长，1928年11月，又当上南京政府委派的四川省政府主席，据有上、下川南，上川东及川西的崇庆、双流、新津、华阳等县，其势力扩展到顺庆、遂宁、西康十几县，共七十余县，拥兵十万以上，其实力居于其他四川军阀之上。刘文辉不仅要“统一四川”，而且要“问鼎中原”。1932年夏，刘文辉在重庆问刘湘的谋士刘航琛：“你看四川要如何统一？”刘航琛针对二刘互不相容的局面，巧妙地回答说：“统二好了。”⁽⁶⁶⁾但刘湘、刘文辉都不肯容忍四川长期存在一山二虎的局面。一场叔侄之间的战争就难避免了。

二刘既都企图独霸四川，他们均采取各种手段削弱对方实力，竭力整垮对方，因而两方矛盾日趋激化。刘湘对刘文辉独占资中、内江盐税、糖税，不履行收入分成之约十分不满，心存报复。1931年刘文辉以200万之巨款从国外购买飞机、武器，散装从上海运往成都，途经万县，被刘湘师长王陵基扣留没收。刘文辉亲赴重庆交涉，无功而返，更是怀恨在心。1932年，刘文辉以吊唁刘湘母丧为名到重庆，趁机用重金收买刘湘部下师长范绍增和兰文林，还命驻防江津的张清平师截断重庆粮源。更有甚者，刘文辉之兄刘文彩派其副官胡化鹏潜入重庆李子坝刘湘宅行刺。刘湘将刺客活捉后，不露声色地送交刘文辉，又以重金收买刘文辉部师长张志和、旅长陈鸣谦等。二刘明争暗斗，彼此都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刘湘决定以武力除掉刘文辉，还得到蒋介石暗中的支持。1930年初，刘湘曾向蒋的四川党务特派员曾扩情表示要对刘文辉用兵，希望中央给予支持，并授意张文果、张梓芳、余惟一等草拟所谓“安川计划”，交蒋介石核定。其主要内容有：“江西剿共军事虽暂有不利，但只要能确保四川不遭侵袭，使工农红军囿处江西一隅。”“惟要达到这一要求，就得先求四川军民财政的统一。这一要求之所以不能实现，完全由于刘文辉从中作梗。”刘湘要求中央“假我以权责，对邓、田两军予以相当利益，就能形成对刘文辉夹击之势，从而解除其武装，占领其戍地，去掉其主席，达到军民财政的统一。这不仅能防止共匪之乱萌，而且还绰有余力，以备中央剿共军事之调遣。”蒋介石看到计划后，即嘱曾扩情密电刘湘：“如能有把握，在短的期间内解决刘文辉，可便宜行事。”⁽⁶⁷⁾刘湘取得蒋介石支持后，便积极筹划向刘文辉进攻。

刘文辉为准备对付刘湘的进攻，由成都赴简阳、乐至、遂宁等地检阅部队，在顺庆召集属下林云根、陈鸿文、陈鸣谦、黄锡煊、王元虎等师、旅长商议对刘湘用兵事宜，制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分兵合攻重庆之策。

二刘各拥兵十余万，在军力上旗鼓相当。四川其他军阀邓锡侯、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罗泽洲、刘存厚各拥有一定兵力，虽无法与二刘抗衡，但他们合起来拥兵达15万人以上。不论他们倒向哪一边，都将成为二刘各自称雄四川必争的力量。

杨森、李家钰、罗泽洲兵败于“后顺庆之役”后，投靠了刘湘。刘湘还主动助以粮饷械弹，使他们为自己效力。他们也想借助刘湘力量夺取防地，因而愿与刘湘联合出兵攻打刘文辉。

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三人同属“保定系”，1925年以后同驻成都，曾组合“三军统率办事处”、“三军联合办事处”作为联合机构。刘文辉虽属后起之辈，但发展甚迅，声威煊赫，成为“保定系”中心人物，其占有欲也随之膨胀起来，总想吃掉邓、田以扩充自己实力。刘文辉亲自制造了1930年夏的“兵工厂之变”和1931年春的“寇溥渊事件”。邓、田实力受损，对刘文辉时思报复。

1931年，田颂尧派心腹师长曾宪栋、李蕴华等赴重庆，秘密会见刘湘并表示与刘文辉决裂，二者订盟结约共图刘文辉。刘湘许诺必要时出兵相助。邓锡侯也派人到重庆表示合作诚意。田、邓各派代表常驻重庆，与刘湘关系越趋紧密。

刘湘与邓锡侯、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罗泽洲、刘存厚结成联盟后，军力对比占压倒优势，刘文辉已陷入了孤立境地。二刘之争，刘文辉凶多吉少。

1932年9月29日，李家钰部在刘湘的指使下，向周口镇集中，罗泽洲驻武胜部队向李渡移动。10月1日夜，罗泽洲驻武胜新二十三师熊玉璋向驻南充的刘文辉部林云根部打响了第一枪，揭开了二刘大战的序幕。战争自1932年10月开始，到1933年9月止，先后经历了泸州、省门（成都）、荣（县）威（远）、毗河、岷江几次大的战役，战争以刘文辉大败而结束。

10月1日，罗泽洲部在李渡挑起战火。10月2日，蒋介石致电二刘双方，名为制止川战，实为挑起战乱，从而达到削弱四川军阀的目的。刘湘将驻宜昌、沙市进攻洪湖红军的部队调回四川，集中力量对付刘文辉，同时命令所部分向永川、江津方面驻防。10月3日，刘文辉部陈鸿谦旅长在烈面溪向罗部熊玉璋旅进攻。罗泽洲急电蒋介石，指责刘文辉“素怀囊括全川野心，今既悍然破坏和平，大举来犯，其处心积虑，昭然若揭”，要求蒋介石除就近请善后督办刘设法制止外，迅赐最有力之制止。蒋介石于6日复电刘湘、罗泽洲等：“连电均悉。退让因顾全川安，即系以维护国家，望一本初衷，竭力避免冲突。刘文辉方面，亦严电各守原防，制止侵犯矣。”蒋此电明确表示支持刘湘而指责刘文辉。刘文辉复电在汉口的蒋介石进行辩解，表示“辉亦负西防半壁之任，敢冒不韪自弃国人？”

在刘湘的授意下，1932年10月12日，由师长唐式遵纠集全川军师、旅长九十四人，发出“治川纲要十六条”的通电，以骗取人民信任，从政治上孤立刘文辉。10月19日又发出通电声讨刘文辉：“独有主席兼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重权轻义，素怀猜恨。在个人非载福之器，在国家非任重之材，自隶戎行，好出心机，因缘时会，操纵两端，遂有今日之势。彼据地半省，经济极充……乃彼两任省主席，对于治川大经大法从未提及，而于分化他军，收买队伍，钳制部属，强为奴用，则又自诩多能。言之津津，道之凿凿，甚至分遣无赖，阴谋暗杀；嗾使匪类，扰人防区，花样极多，变法层出……弟兄叔侄，遍据要津；家奴养子，横行廛市。……此外叛上作乱，卖友害邻……式遵等于文日通电时，对于文辉尚复曲予涵容，隐示微意，冀其或有悔悟。今果怙恶，故违众意，是彼已自绝于人。”⁽⁶⁸⁾

刘文辉请其长兄刘升廷赴渝向刘湘寻求妥协落空后，于10月13日以叔父身份电责刘湘：“近日道路传言，渝军将向成都攻击，并已分途并进，即主其事者吾侄也；被攻者，则为文辉也。一时腐旧之伦，不免诧为奇变。而乡曲耕农，市廛商贾，则惴惴焉若大祸之将至，不知痛苦流离，将至何境地。测以常情，度以庸理，初不为意也，乃数日之间，遍传海内，各方劝阻文电，纷至沓来。蒋总司令介公，且于冬日专电诘责，其中所持理由，指陈利害，吾侄度已共鉴之矣。人藏其心，不可测度；士各有志，未可强回。吾侄若果决心，辉纵为民而请，亦将目我为愚。即令驰赴渝中，长跽辕下，或反以为言甘胆怯也。”⁽⁶⁹⁾同日，刘文辉电呈中央指责刘湘：“鼓动战乱，竟于本月东（一日）日密令罗泽洲、李家钰两师突然大举越境称兵，攻击文辉驻之顺庆李渡……文辉懔遵明令，步步退让。……并阅二十一师长唐式遵等窃捏多名之文电，创造规条，征求各军同意，目无中央，故不惜穷兵黩武，更已情实昭然。……恳祈迅颁严令，责成刘军长湘……勿得借口兴戎，扩大战局。”⁽⁷⁰⁾

10月23日，刘湘通电斥责刘文辉“反复以无常，好乱称兵”，“为弭兵计，惟有倾身捍患……衔血忍痛，简励师徒，誓与我友军左右提携，全力制止”⁽⁷¹⁾。次日，刘湘再次通电，称今晨潼南、永川、江津及候入巴县园明寺之二十四军，实行分头进攻，为正当防卫计，不得已与之周旋，并指责刘文辉“一意孤行，擅开兵衅”，声称要“联合各军、民众，予以制裁”⁽⁷²⁾。

以刘湘为首的联军即全面展开进攻，其首战的主要目标是攻取川南重镇泸州。

泸州位于沱江、长江汇流处，三面环水，西有龙透关屏障，为兵家必争之地。刘湘联军合力并进，采取攻势。刘文辉取守势，但因防线铺得太长，北起顺庆，东迄永川、江津，绵亘数百余里，兵力分散，故交战不几日，即下令战略转移，全线后撤，退守沱江防线，以资中、内江、富顺、泸州等沱江沿线县城为主要据点。刘湘联军自后紧追不舍，分道攻取。24日，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罗泽洲等部合攻并夺取遂宁；潘文华、王缵绪分取江津、潼南。27日，联军占永川。31日，刘湘部又占荣昌、合江。11月1日，杨森部进抵安吾。11日，邓锡侯部占崇庆。

11月18日，刘湘军越过沱江，王缵绪部攻克内江，唐式遵、潘文华进占富顺、自流井。刘湘集海、陆、空三军及“神兵”联合围攻泸州，逾半月不克，后采取武力威逼和金钱收买手段，迫使固守泸州的杨尚周、田冠五旅开城降顺。21日，刘湘部进驻泸州，随即以重兵溯江而上，直取宜宾，进逼乐山，并调集其主力转向荣（县）、威（县），寻求时机与刘文辉决战。

二刘战争酝酿之初，刘文辉为了解除后方的威胁，原拟与田颂尧谋求妥协，由于双方均缺乏诚意，妥协破裂。刘文辉决定先击溃田军，再回师迎战刘湘。于是从前线驻顺庆的第二师九旅十七团、二十三团，川康的二师四旅十团、十一团，星夜赶来成都。顿时成都市内战争气氛越来越浓，南门地藏庵、磨子街、红照壁一带岗哨密布，交通断绝，商店关门，学校停课，市民十分惊惶。

刘田成都之战一触即发。刘文辉以冷寅东为前敌总指挥，唐荣为副总指挥，将五个旅的兵力布防在城东南一带。市内以东南角少城至皇城和东大街南面为防线，市郊以杜甫草堂至青羊宫、南台寺、农学院附近为防线，调手榴弹队、炮兵集中在皇城、四川大学，在煤山架大炮对准山西会馆田颂尧的司令部，外南至簇桥20里一带布防大量部队。

田颂尧则以孙震为前敌总指挥，曾南夫为副总指挥，调集五个旅的兵力，从东门至糠市街、新化街、新东门、东校场、四圣祠至北门，再由山西会馆、后子门、青年街延伸至少城为城内防线；城外则从东望江楼至对岸莹华寺及四川兵工厂附近，再由牛市口环绕东北门及猛追湾、西马市至老西门为防线。

1932年11月14日，刘、田两军在成都巷战打响。先是二十九军以刘汉雄、何瞻如、黄正贵三部，与邓锡侯二十八军黄隐师、刁文俊旅和刘高槐旅（均换成二十九军旗帜番号），联合进攻城南红牌楼一带刘文辉部，切断二十四军南路交通线，以图困死成都。但刘文辉早已重金收买田部报务员，获悉田、邓两部作战部署已作好迎战准备，结果田、邓全线溃败。邓部师长黄隐落水而逃，旅长刁文俊下落不明，双方死伤官兵三千余人。这次成都巷战又经过煤山争夺战、兵工厂战斗、北门簸箕街战斗等，自西到东，横亘全城，无街不战，无巷不争，残酷惨烈，结果田军大败，被困城北一隅。邓锡侯见田军被围，败局已定，不敢出兵助田，出面调解。刘文辉得知当前主要对手是刘湘，所谓“两利相权从其大”，故同意邓的调停。田、刘相继发出响应邓锡侯调解停战通电。田表示不再敌视刘文辉，率军于11月24日退出成都，至25日刘田成都巷战结束。

1932年12月9日，刘文辉结束省门之战后，撤出成都，军队集结于荣县、威远，设总指挥部于川南眉山，准备与刘湘决战。

荣威决战，刘文辉明白自己的命运及成败在此一举，故部署四路总指挥和两个预备总指挥：一路为夏首勋，二路为张清平，三路为林云根，四路为陈鸿文。第一预备总指挥冷寅东，第二预备总指挥唐英。以荣、威为重点，将主力集中于乐山、井研、仁寿、威远、荣县之间。

刘湘恐老巢重庆有失，电调驻鄂西的张邦本、罗君彤、佟希赞、杨勤安等部回川布防于大足、邻水、永川。又调驻夔府、万县的部队拱卫重庆。12月3日到内江部署荣、威大战，兵分四路：一路总指挥唐式遵部结集于自流井、荣县、威远一线；二路总指挥王缵绪与三路总指挥范绍增在资中、内江一线，四路总指挥潘文华在富顺、宜宾一线。

二刘荣、威大战，于12月4日在宝马场打响。10日，两军全面展开战斗，刘文辉调集七万兵力，刘湘亦集中五万兵马，战斗以荣县的老君台、老林口、犍为城和仁寿之江家场等地最激烈，双方伤亡惨重。争夺老君台之战，双方官兵死伤多达三千多人，仁寿江家场战斗，死亡士兵达七千多人。双方激战五天，刘湘在荣、威大战全线失利。刘湘见刘文辉决心死战，为避免两败俱伤，保存自己威慑四川的军事力量，遂采取三项应急措施：一是向刘文辉表示请和，二是致电邓锡侯、田颂尧出兵援助，三是先后争取了刘文辉部陈鸣谦、张长和、陈书农师倒戈。

刘文辉也感到在荣、威大战中不能取胜，只能率残部退至贫瘠的西康，如此则十万人马也将随之瓦解，故抱与刘湘拼死的决心。不料在战斗中连续发生重大失密，一再丧失战胜之机，加之发生部下倒戈事件，不但失去了军事上的优势，反而陷入被动的局面，刘文辉不得已同意与刘湘讲和停战。

二刘两军于12月21日在老君台签订停战书：刘文辉前线部队移至乐山属地笋子山及井研一线，其他部队驻原防地，军部回驻省城。刘湘前线部队移驻荣县属地白石沟、老林口、文昌宫一线。两军隔岷江对峙，结束了军事冲突。荣威大战实质上以刘文辉败北而休战。

经泸州、荣威之战后，刘文辉失去了川北，上川东和川南许多防地，部属第三旅旅长杨尚周、第七旅旅长田冠五、独立旅旅长邓国璋、第九旅旅长陈鸣谦等先后倒戈，可谓损失惨重。他深恨邓锡侯不讲信义，抢占川北地盘，又伙同田颂尧从背后出兵袭击，乃决定与邓厮杀一场。荣威之战休兵后，刘文辉回师成都，占城东南。为解决因地蹙财短兵饷缺乏的困难，刘文辉决定用武力兼并实力远不如己的邓锡侯。

刘文辉暗设擒贼先擒王之计，企图先扣留邓锡侯，然后改编其部队，吞并其地盘，不意计谋泄露，邓闻风逃出成都至新都，并急调所部沿毗河布防。

刘文辉于1933年初在眉山改编部队后，此时已拥有八个师、九个司令，一百个团，总兵力十一万余。而兵力不足三十个团的邓锡侯难以与之抗衡。同年5月7日，刘文辉兵分三路向崇庆、双流、华阳等地推进，后又进兵资阳，乐至、简阳。5月15日，刘、邓两军激战于郫县、灌县。邓军退守毗河，与刘文辉隔江对峙。

毗河河西狭窄，宽处不过四丈，窄处仅丈余，水又不深，可涉水而过。邓军为便于防守，砍断都江堰上内江分水码槎，毗河水位陡涨。刘文辉部久攻不下，强渡不成，又获悉邓锡侯与刘湘勾结，并获得十万大洋和六个团士兵子弹的消息，急于抢先突破毗河，令所部协力打垮邓部，但是刘文辉部师长陈鸿文本为邓锡侯的旧属，出于“新恩旧德”，按兵不动。刘文辉部师长唐英、张清平、林云根等与邓锡侯、田颂尧均系保定军官学校学生，认为老同学之间不应自相残杀，因此在对邓作战中不愿出力。

当刘文辉再度下令发起攻击时，师长张清平、林云根等和邓部保定同学陈书农、黄隐等在三河场开会，提出保定系内部停战“议和”，静观二刘火并，刘文辉再次处于被动不利的境地。

刘湘见到刘文辉、邓锡侯双方相持久而不决，认为彻底打败刘文辉时机已到，欲图一举实现称霸四川。1933年7月2日，刘湘由重庆到内江指挥“联军”向刘文辉进攻。7月上旬，刘湘军攻占井研、仁寿；邓锡侯反攻毗河，夹击成都，固守岷江防线。刘湘步步进逼，于8月13日下令各军分道进攻。迄15日，各军先后突破多处防线，渡过岷江，攻占乐山、眉山、新津、崇庆等县。刘文辉部十万之众溃不成军，退守雅安，终因敌不过“联军”环攻，率残部退至双源。

岷江之战，刘文辉惨败，面临山穷水尽，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岂料刘文辉大哥刘升庭向刘湘以“家族情谊”劝说，刘湘也念叔侄情分，不忍陷刘文辉于绝路，更为重要的是想以刘文辉来牵制邓锡侯、李家钰、罗泽洲等对手。当时蒋介石也有意保留刘文辉残部，以制约刘湘，故电令二刘停火“言归于好”。蒋同意将雅安、荥经、天全、芦山、宝兴、洪雅等县划作刘文辉的防地。1933年10月8日，刘湘下令所属部队撤出该地区。24日，刘文辉重返雅安。

自1932年10月起至1933年9月，刘湘与刘文辉之战前后经历一年，战地绵亘川西、川北和川南数十县，纵横千余里，投入兵力二十余万，几乎四川大小军阀都参与混战。士卒死伤数以万计，耗资五千余万元。四川人民惨遭战争浩劫，其生命财产损失更难以数计。二刘之战是四川军阀数百次混战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也是最后一次混战。其后，蒋介石集团的势力进入四川，旧的军阀防区制逐渐解体。

四　新疆政变，盛世才统治的确立" class="reference-link">四　新疆政变，盛世才统治的确立

新疆在民国时期经历了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三个地方军阀的统治。盛世才于1930年进入新疆后，逐渐取得金树仁的信任，培植了一定的个人势力。1933年4月乘第一次“新变”之机，当上了新疆边防督办之职，继而经过与马仲英等的战争，并假借罪名诛戮异己，攫取新疆军政大权，于1934年5月确立了在新疆的统治，直到1944年9月被迫离开新疆。

盛世才（1897—1970），字晋庸，原名振甲，字德三，辽宁开原人。早年留学日本，进入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19年入韶关讲武堂，毕业后进入奉军，历任排长、连长等职。1924年二次东渡，入日本陆军大学深造。1927年赴南京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参谋本部第一厅第三科上校作战科长。盛不甘任此闲职，多方谋求升迁。1930年秋，受新疆省政府主席金树仁之聘入新。经过辽宁时，对其密友说：“此行乃破釜沉舟之举，有进无退，吾必远到边疆另创一局面。”⁽⁷³⁾到新疆之初，只被委为督办公署参谋处中校参谋、上校参谋主任等闲职。他以韬光养晦、等待时机的策略，唯金之命是从，不久被委任为新疆军校战术总教官。他以军校为基础，培植个人势力。后来军校毕业生大都成为盛的心腹及军中的重要骨干。

1931年2月，爆发了在新疆历史上起重要作用的哈密事变，成为以后新疆政变的前奏。在此之前，金树仁政府借机对哈密维王领地实行改土归流，名义上要废除哈密的农奴制，但仍继续执行民族歧视政策，引起了维吾尔族农民的极大不满。1931年2月，哈密东部发生了小堡边防卡官连长张国琥，要强娶维吾尔姑娘的事件，诱发了小堡农民爆动。各地民众也相继起来驱逐当地官吏，建立反金的武装。前哈密王府侍卫队长和加尼牙孜和大都统尧乐博斯乘机率众掀起东疆暴动，是为哈密事件。

哈密事件首领和加尼牙孜虽然两次挫败省军的镇压，但其力量仍对付不了省军，于是决定联合甘肃地方军阀马仲英，共同推翻金树仁的省政府。1931年5月，马仲英率部入新，迅速攻占哈密的黄卢冈，击溃哈密外围的省军，进而威胁省城。金树仁派秘书长鲁效祖为东路剿匪司令，盛世才为参谋长，率军前往支援，与马仲英部战于奇台。金还急电驻伊犁师长张培元率队增援，并允许招募白俄退伍军人二百余人，组成一支“归化军”，率领来省。张培元旋改任为东路剿匪军司令，盛仍为参谋长。张、盛二人指挥省军和“归化军”与马仲英部在马塘激战，因盛指挥得宜，“归化军”军官巴品古特率领的骑兵三团作战得力，省军首获大胜，盛世才初次展其所长。继而张、盛率部深入南北山中与和加尼牙孜作战。马仲英因受腿伤，无心恋战，9月率部退回甘肃。

和加尼牙孜失去了马仲英的支援，战斗力锐减，转入山里等待时机。1932年7月，金树仁提升盛世才为东路剿匪军总指挥统率“归化军”，往剿和部。经过大小四十余次激战，攻破八大石山，摧毁和部主要根据地，迫和部逃亡外蒙。盛率部转战于吐鲁番和鄯善等地，被誉为常胜将军，进而掌握了更多的军权，一跃成为新疆拥兵号令的最高军事首脑。

哈密事变后，天山南北的民众纷纷响应，组织反省军武装暴动。南疆除喀什由省府控制外，和田、洛甫、于阗、皮山、叶城和泽普等地频频告急。整个新疆仅有北疆西部的伊犁、塔城稍微安定外，均已陷入大动荡中。自1933年1月末起，迪化（今乌鲁木齐）几乎成了一座死城，街上除军警和组织起来的宁城商民外，行人稀少，大多数商店关门停止营业。由金树仁与公安局开设的粮店，趁机提高粮价，谋取暴利，平时存粮不多的民众更是恐慌。省政府所能控制的地盘，只剩下迪化及以西数县，且完全处于被围的绝境，金树仁在新疆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

1933年2月，马世明等率领反政府军包围迪化，城防司令白寿之无力反击，只得龟缩于城内。是月19日，马全禄联合各地维吾尔民众攻占了迪化西部夭魔山，不断地在迪化四郊进行骚扰和攻击，同省军互相炮击。迪化城内中炮三枚，形势十分危急。21日，马全禄又率维吾尔、回族民众千余人，攻占迪化西北的红山咀，驻守的省军全部被歼，并依山向城里开炮，同时攻打迪化北门外高地“一炮成功”（地名）。此时的迪化城中，终日枪声不断，炮声震断屋瓦。守城的军队仅有省军官及归化军一千多人。

1933年1月，马仲英率主力第二次入新。2月初攻占哈密及镇西。3月下旬，兵分两路，一路由尧乐博斯率部沿天山南路向迪化进攻；另一路沿木垒河、奇台西进。迪化已经危在旦夕，金树仁却毫无对策，他的统治已经无回天之力，终于酿成了新疆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新疆“四一二”政变，亦称“第一次新变”。

这次政变的策动者是金政府督办公署参谋长陈中和迪化县长陶明樾，参与者还有张馨、赵得寿、李笑天、李凤翔。据包尔汉回忆“四一二”政变原因时说：反金人士认为，“金政府再没有力量来维持他的权力了。这个政府如果被现在反抗它的武力推翻，至少乌鲁木齐（迪化）的汉族官民将同归于尽”。“如果金树仁政府的内部有人起来把金树仁赶走，或许可以缓和各地方反金政府的运动”。当然，发动者“不单纯是以发动政变来自救”，而是“还想通过政变来掌握政权”⁽⁷⁴⁾。陈、陶等人派李凤翔、张得寿联合归化军充当政变的武装力量，决定政变时间定在4月12日。

12日晨，陶明樾、赵得寿假借操练为名，将参与政变的部队汇集各重要地区。下午1时，由巴品古特和安东诺夫分别率400名归化军充当政变先锋，突入东门，一部分直趋督署，一部分分头抢占各处城门。省军仓促应变，招架不及，城防司令白寿之、军务厅长金树信被活捉。当归化军打进督署三堂时，遭到卫队狙击，金树仁趁机携带家眷越墙而逃，后经昌吉、塔城，假道苏联逃亡内地，结束了他在新疆5年的军阀统治。

归化军控制了城内和南梁后，教育厅长刘文龙召集各界有声望人士及各法团代表在归化军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出席会议者有省教育厅长刘文龙、财政厅长朱瑞墀、迪化行政长李溶、新疆党务特派员宫碧澄等二十余人，决定成立临时维持委员会和临时军事委员会。推举刘文龙为临时主席，原东北民众救国军第十五旅旅长郑润成为临时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刘文龙即席提出了三项要求，自称这是约法三章：第一是保障全省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第二是保障金主席全家生命财产；第三是保护苏联领事馆。出席的人全体签名承认了”⁽⁷⁵⁾。

新疆发生了“四一二”政变，金树仁垮台，盛世才终于等到了“宏图大业”的机会。时盛世才正屯兵离迪化30里处的乌拉拜。政变者深知盛手中握有一定兵权，要保持政变成果，必须争取盛的支持，乃于政变当天派人向盛通报政变情况。与此同时，金树仁也急令盛火速回师迪化。此时此刻，盛已成为双方必争的举足轻重的人物。盛世才审时度势，决心倒戈反金，乃毅然回师迪化，在迪化东北制高点“一炮成功”处，按兵不动，拥兵观望。

4月12日午夜，金树仁调集杨正中部及白寿之部向归化军反击，在城内省军的接应下，向城中推进。4月13日，杨部反攻占优势，归化军逐渐无力支持，盛世才调转炮口，轰击杨正中部，与东北军郑润成部联合，在“一炮成功”击溃金反攻军，金树仁仓皇西逃昌吉。

4月14日，盛世才率部凯旋入城，随即参加刘文龙召开的临时委员会和临时军事委员会联席会议。盛命令其部队包围了会场，在会场周围及屋顶上架起机枪。会议在武力胁迫下进行，会上增选盛世才、阎毓善、张培元等人以及维吾尔、回、蒙古、哈萨克、锡伯等少数民族代表为临时省府委员。会上，原拟施行军事委员会制之议被压制，恢复督办制。郑润成本来就无意卷入新疆政治旋涡，且盛系东北同乡，政变时盛妻邱毓芳已与东北军达成协议，东北军许诺在夺权斗争中支持盛，故表示附议盛任督办。在武力震慑下，联席会议决定撤销临时军事委员会，推盛世才任新疆边防临时督办，陈中任督办公署参谋处长，陶明樾任省府秘书长，李笑天任航空处长。这样，盛世才依靠枪杆子取得了新疆的军政大权，登上“新疆王”的宝座。

盛世才初掌政权，新疆局势依然混乱。南北疆战乱尚未平息；和加尼牙孜还控制着鄯善、吐鲁番，迪化附近南山的马全禄等经常出没袭扰，迪化仍处于被围之中。盛为稳定局势，巩固既得的统治地位，一方面宣布施政纲领八条：实行民族平等；保障信教自由；澄清吏治；改良司法；整理财政；实施农村救济；扩充教育；推行自治⁽⁷⁶⁾，以求赢得各族人民的好感。另一方面拉拢各方人士，盗用民意，促使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定承认。4月15日，朱瑞墀、阎毓善等致电南京中央，称刘、盛二人“均系党国贤达，有功新疆，此次推举出于民众之意，理合电请中央准以任命，以顺舆情”。4月19日，省政府又派陈中假道苏联去南京报告政变经过，敦请中央及早任命省府主席、督办及各委员之职。

南京政府对新疆政变，因情况不明，只取静观局势变化的态度，同时也企图趁新疆局势未定之机打入新疆，实现对新疆的直接控制，故对新的致电请求，不作答复。

1933年4月20日，马仲英以南京政府正式任命的第三十六师师长名义，第二次率兵入新，迅速占领哈密、木垒河、奇台等地，声势大振。盛于5月26日率军五千余人迎战。

当盛、马两军相持之时，6月10日，南京政府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率宣慰团来新“宣慰”，成员包括党务、民政、军事、建设、教育、宗教、交通运输等方面人才，在迪化设立宣慰使公署，准备从盛手中夺取对新的统治权。

黄刚入新，即向盛提出两条要求：（一）立即停止讨马军事行动，和平解决双方矛盾；（二）取消督办制，改组为军事委员会，仍以盛为委员长。盛世才岂肯将既得权力拱手交出，于6月10日与黄作短暂会晤后，即率东北军和归化军赴阜康迎战马军，14日马仲英不敌盛军，败退吐鲁番、鄯善一带。

盛世才击败马仲英后，实力增强。即于15日致电蒋介石，指责马助长新乱，涂炭东疆，现已被击溃，请蒋指示机宜⁽⁷⁷⁾。不料蒋复电告盛：“一切新省善后，应秉黄宣慰使，勿懈勿骄”⁽⁷⁸⁾，仍必须一切听从黄的安排，这又进一步激起了盛对南京的抗拒心理。

当盛马激战之时，黄慕松在宣慰使公署与各方人士接触，听取刘文龙、吴蔼宸、马仲英代表杨清波及张培元代表徐文舫的汇报，并积极拉拢刘文龙、陈中、陈明樾、李笑天等，组成一个反盛核心。陶在新多年，成为黄的助手，日夕往来，策划南京政府如何在新疆立足，深得黄的信赖。陈、陶、李也私下密谋，酝酿取消督办制。这一切政治上的动向，被盛的耳目一一探清。当盛得到破译黄打给南京关于取消督办制以及如何控制新疆的密电后，决心下手解决心目中的内患，遂放弃追歼马仲英计划，于6月25日班师回迪化。次日，盛世才以在督办公署东花园召开紧急会议为名，请陶明樾、陈中、李笑天赴会。当陶、陈、李进入东花园的南便门时，被卫兵逮捕，盛不经审讯将三人枪杀，并在会上向大家宣布：“陶明樾、陈中、李笑天三人，阴谋推翻现政府，显有谋叛行为，业已置之于法。”⁽⁷⁹⁾接着出示所谓陈中、李笑天秘密诱惑他部下卢、马两团叛变的信件，并表示不恋居高位，特向大家辞职，率部开赴塔城。临时省府主席刘文龙深感自危，亦表示恳辞。与会各委员见此紧张局面，不知所措，只有对盛、刘两位表示挽留。

是时，黄慕松已被软禁，迫于压力，不得不于6月28日呈请南京政府：“查临时督办盛世才，临时主席刘文龙，辛苦维持，业经数月”，请求南京政府早日宣布任命，“庶名位即正，责任更专，有裨时局，殊非浅鲜。伏祈鉴核，迅赐发表，以定人心”⁽⁸⁰⁾。7月7日，国民政府致电刘、盛，表彰他们“维持秩序，巩固后方，平定叛乱之劳绩”，要他们“仰体中央意旨，共济时艰”⁽⁸¹⁾，并于8月1日发布电令，任命盛世才为新疆省督办，刘文龙为新疆省政府主席，张培元为新疆省府委员、伊犁屯垦使及新编第八师师长。黄慕松摆脱“软禁”处境，于7月21日悄然东返。

1933年8月16日，南京政府派外交部长兼司法部长罗文幹入新视察，出席刘、盛就职宣誓典礼，行监誓之责。实际上罗这次入新的主要任务是：为南京政府造成有利于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条件，当南京无力西顾的情况下，竭力促成盛世才、伊犁屯恳使张培元和马仲英三实力派的鼎足之势，以利南京待机控制新疆。

9月9日，罗文幹赴吐鲁番，调解盛马之争。马表面上接受调解，但拒绝赴迪化与盛会晤，于11日在吐鲁番举行就职典礼。盛对马此举大为不满，遂举行军事会议，指控马仲英“煽惑省军哗变”，“勾结回匪，分拢西路”，故不得不“率师出发”，“以张讨伐”⁽⁸²⁾。罗文幹调解失败。

10月7日，罗在伊犁参加张培元就职典礼后，企图说服张培元对盛“捐弃成见，不计前嫌”，但张执意反对盛任督办。罗又一次调解不成，南京政府企图使新疆之实力派平衡牵制的政策至此完全破产。

盛世才继诛杀政变发动者之后，为实现独掌新疆军政大权，1933年10月以毒刑迫刘文龙的卫队长，诬供刘企图推翻现政府的罪名，将刘文龙软禁，捧出高龄的老官僚朱瑞墀为省主席，接着又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借口东北军在达坂城与马仲英的作战中失利，当场以“临阵脱逃”罪名，将东北义勇军十五旅旅长郑润成、十七旅旅长应占彪、督署参谋长杨跃均等将领二十余人逮捕，并于后来秘密处死。东北义勇军余部从此也落入了盛的控制之下。只剩下张培元、马仲英两实力派，仍然威胁着图谋登上“新疆王”宝座的盛世才。

时张培元、马仲英在罗文幹从中斡旋下，结成反盛联盟。实力变化使盛处于劣势，陷入张、马东西夹击之中，局面十分危险。盛世才不得不放弃依仗南京政府以号令全疆的愿望，改走投靠苏联的一着。10月间，他派外交处长陈德立和航空队长姚雄去苏联争取军事援助，迈出了最终确立其统治新疆的重要一步。

1933年12月，张培元与马仲英相互策应，举兵反盛。张培元部属杨正中旅迅速攻占乌苏，进军绥来。当时盛在东面迎战马仲英，无法西顾，乃请苏联出兵援助。苏联政府立即派驻守边境的两个红军师团入新。苏联“塔尔巴哈台军”进入伊犁，很快攻占了惠远城张培元大本营。杨正中部在呼图壁被东北军刘斌部击败，张培元陷于苏联援军和东北军夹击之中，大势已去，自杀而亡。

1934年1月12日晚，马仲英率部强攻迪化三天便攻占了东门外机场和无线电台，盛世才孤军守城，形势十分危急。双方激战至2月3日，由塔城南下的苏联“阿尔泰军”赶到，以飞机、大炮的猛烈攻势，迫使马军撤出达坂城，败退南疆。6月，盛世才夺回喀什，马仲英遭重创后亡命苏联，其残部由马虎山率领退入和田。

当盛、马、张三派激战时，南疆也处于一片混乱局面。哈密事变后，南疆各地农民也纷纷起义，反对金树仁政府。1933年1月，马世明部攻打库车，当地马行行头维吾尔族铁木尔趁机起事，与马世明部联合攻占库车。不久，马世明部不费一弹一卒进驻阿克苏汉城（今属温宿县），铁木尔进入回城，拟继续南下攻喀什。

泛土耳其主义者（民族分裂主义者）穆罕默德·伊敏趁机在墨县暴动，攻下和田，自封为和田王，并推举从阿富汗、印度留学归来的学者沙比提大毛拉为领袖。5月2日，伊敏、铁木尔与喀什驻军乌斯满暗中联合，攻下喀什汉回两城。8月以后，铁木尔被马占仓伏兵所杀；沙比提与铁木尔残部联合击败马占仓；伊敏又借机吞并了乌斯满的势力，推举沙比提组织南疆独立政府。沙比提勾结在维吾尔族中有声望和势力的和加尼牙孜在英帝国主义的策动下，于1933年11月12日成立“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推选和加尼牙孜为总统，沙比提大毛拉自任国务总理，定喀什为首都。

1934年2月6日，马仲英部马世明进军喀什，双方在阿图什血战。和加尼牙孜的部队不敌马世明部的猛攻，逃入山区，转往英吉沙。喀什落入马仲英的手里，“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随之崩溃。1934年7月，马虎山部退往和田，“和田王”企图抵制而被击败，“和田王”伊敏逃亡印度。

和加尼牙孜在英吉沙接受盛世才条件，回省城任新疆省副主席，随从和归顺的人员均被委任为高级官吏，盛同意和加尼牙孜的主要部队留在南疆。盛如此安排和加尼牙孜，对稳定新疆局面，巩固盛政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至此，盛世才借助苏联援军消灭了张培元，赶走了马仲英；借助反对派内部矛盾消灭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招安了和加尼牙孜，终于实现了全疆的统一，稳住了“新疆王”的宝座；新疆已完全置于盛世才统治之下。1934年8月1日，盛世才在迪化举行盛大集会，宣布新疆战乱结束，把8月1日定为“新疆和平统一纪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