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湖南、江西、安徽三省独立" class="reference-link">第四节　湖南、江西、安徽三省独立

一　湖南" class="reference-link">一　湖南

武昌起义的炮声，似阵阵春雷，唤醒了全国，不到两月，内地十八省中便有十四省举起了义旗，宣告独立，使清政府迅速地陷于土崩瓦解的局面。而在这十四省中，首先起来响应武昌起义的，便是湖南。

湖南与湖北密迩相连，两省革命党人一直保持着互相支持的亲密关系，共进会和文学社等革命团体的出现，实际上是两省革命势力的结合。早在1911年5月两省革命党人就互相约定：“中国革命以两湖为主动，如湖北首先起义，则湖南即日响应；湖南首先起义，则湖北即日响应。”⁽¹²⁸⁾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湖南革命党人便分三路进行武装起义的组织准备：杨任负责西路，焦达峰负责中路，邹永成负责南路。同时，在长沙设立了半公开的机关多处，借以联络和策动绅商学军各界人士，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处：

湖南体育会，在中太平街贾太傅祠内，主要负责人吴作霖，与革命党有联系的教育界人士经常在此聚会。焦达峰回湖南时，多以此为据点。

定忠客栈，在落星田，主持人袁剑非。此处为同盟会湖南分会机关所在地，焦达峰指派会计赵缭住此，负责联络各地革命党人和洪江会会党人士。

李培心堂，在寿星街，主持人为李安国、李藩国。革命党人陈作新被革去新军排长职务后，便寄居在这里，以教书为掩护，进行运动新军的工作。

作民译社，在南阳街，由邹永成、谢介僧经营，进行推销革命书刊等活动。

此外，文明绣业女校、富训商业学堂、铁路协赞会、同仁西医诊所、抱真书屋以及明德、修业、广益各学堂都是革命党人活动的场所。

革命党人最有成效的工作是联络新军。湖南军队分为新军和巡防营两部分：巡防营是由旧军改编而成的，分前、后、中、左、右五路，中路驻省城，其余分驻岳州、衡阳、常德各属。中路统领黄忠浩，思想守旧。湖南巡抚余诚格对新军有怀疑，遂依靠黄忠浩“若长城，军事悉取决焉”⁽¹²⁹⁾。新军有第二十五混成协一协，辖四十九、五十两标，另有炮兵队、马队，都驻扎在长沙城外近郊。新军的下级军官和正副兵目大都是有一些文化的农民子弟，经革命党人陈作新、刘文锦等宣传鼓动，许多人都接受了“排满革命”的思想，日益革命化；并且有了初步的组织，各标、营、队、排都有代表，全协各级代表共六十余人。

武昌起义后，因交通不便，湖南革命党人直到10月12日才得到正式消息，而湖南巡抚余诚格于武昌起义的当天就接到了警报。余诚格深恐武昌的战火烧到湖南，当天与黄忠浩密谋应变之策，决定把受革命党人影响的新军调离长沙：四十九标一、三营开赴岳阳、临湘，五十标一、二营开赴宁乡、益阳，以分散革命力量。同时，又把原驻扎各府县的巡防营十余营抽调来长沙布防。正当新军调动之际，湖南革命党人得到了湖北首义的准确消息，于是焦达峰、陈作新乃策动新军代表，向余诚格提出要求说：新军“子弹过少，不能成行，如行，非发子弹三倍不可”⁽¹³⁰⁾。余诚格断然拒绝了新军的要求，焦达峰、陈作新等立即约集新军代表在贾太傅祠开会，议决18日由城外新军炮队营举火为号，发动起义。届时，炮队营虽然举火，但因城内余诚格防范甚严，各营未能发动，以致起义不成。

这时，长沙形势非常紧张。对清政府绝望了的立宪派士绅也竞相附合于革命。这些人以谘议局、自治公所等公开机构为地盘，积极展开活动。他们提出“文明革命”的主张，极力反对暴烈的革命行动。谘议局议长谭延闿是这个派别的首领。谭延闿（1880—1930），字组庵，号无畏，湖南茶陵人。其父谭钟麟原是清政府的封疆大吏，历任陕甘、闽浙、两广总督等要职。谭延闿依靠自己的门第，年纪轻轻便已成名，1904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以后，回湖南倡办学堂、实业及各项新政，成为立宪派的首领，并当选为湖南谘议局议长。他积极参加“国会请愿”，继汤化龙之后，于1911年担任了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主席。由于武昌起义的成功和长沙形势的突变，谭延闿遂附和革命，但认为“文明革命与草窃异，当与世家大族、军界长官同心努力而后可”⁽¹³¹⁾。他企图在尽少破坏旧秩序的情况下，取得地方政权。

10月19日，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等召开会议，再次筹划起义。立宪派士绅黄锳、左学谦亦出席，他们要求革命党人“勿扰乱秩序”，“勿杀官吏、旗人”，甚至公然提出推举黄忠浩为都督。这个意见当即遭到革命党人的驳斥。会议研究了起义计划，议定等浏阳和醴陵一带洪江会会党潜抵长沙，便于24日发难。但是，20日情况突然变化。新军第五十标代表姚运钧被捕，当标统审问他时，他直告以联络各军，准备起义。余诚格获得新军准备起义的消息后，立即限令驻长沙新军于22日一律开赴株洲；同时拟将姚运钧斩首示众。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革命党人遂决定于22日发动起义。

10月22日晨，新军四十九标士兵以吹哨为号，迅速集合，打开军械库，取出枪械弹药。革命党人安定超首先演说革命的意义，接着宣读了焦达峰和陈作新等预先拟定的起义动员令：

一、彭友胜率领第四十九标第二营后队，会同第五十标和马队由北门进城，占领荷花池军装库。

二、安定超率领四十九标第二营前队、左队、右队，会同辎重、炮兵、工程三营，由小吴门进城，占领谘议局。

三、李金山率领炮兵营进城后，即到军装局领取炮弹，威胁抚署。

最后鸣放信号枪三响，起义队伍便分路出发。

由北门攻城的军队，一路未遇抵抗，进展极为顺利。当他们逼近北门时，守门的巡防营全部倒戈，敞开城门，让他们长驱直入。因此，不到上午十点钟，他们便先后占领了军装局和谘议局。由小吴门攻城的一路，则稍费周折。当安定超抵达城门口时，发现城门紧闭，安高喊开门，城上却不加理睬，相持到中午，最后义军佯装轰城，守城的巡防营才被迫开了城门。安定超带队直奔谘议局。这时已是下午三点，焦达峰、陈作新等也都来到谘议局。他们立即指挥各路队伍，进攻抚署。深居简出的余诚格，没料到巡防营倒戈和新军不放一枪就进了城，当他听到起义军逼近抚署的消息时，吓得心惊胆落，急忙挂起“大汉”白旗，表示降服，作为缓兵之计，随后即化装潜逃，乘轮船避往上海。黄忠浩没有逃脱，被押上小吴门城楼，斩首示众。同时，起义军还逮捕了长沙知县沈瀛、营务处总办申锡绶、帮办王毓江等。这几个顽固官吏，一向仇视革命，都被处以死刑。

起义军占领抚署后，立即宣告成立“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¹³²⁾，发布“讨满清檄文”，指出此次革命是要“驱胡虏于关外，定霸图于亚洲。内洗三百年灭国之辱，外当六十国逐鹿之势”。表明革命党人不仅有“排满革命”的雄心壮志，而且也企望国家强盛起来，以抵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檄文中还特地告诫群众说：“须知为国复仇，并非许民作乱，守万国公同之约，勿害邦交。”在军政府的告示中又强调“对军、民、学、商各界，极行保护主义”，“倘有不轨之徒，乘间肆行，就地立斩”⁽¹³³⁾，等等。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避免帝国主义的直接干涉，革命党人在取得政权之后，出示维持社会秩序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他们不承认被压迫群众自发反抗斗争的正义性，同时，在上述告示中，又宣布“承认外人关于清政府之借款、赔款”，准许“一切衙署照常治事”等，则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斗争中的软弱态度。

在起义胜利的当天傍晚，各界代表在谘议局集会，公举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立宪派士绅主张推举谭延闿为都督，由于革命党人和新军代表坚决反对，未能得逞。以焦达峰、陈作新为首的革命政府获得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人民团体纷纷“陈列牺牲，鸣鞭赛兴”，表示庆祝。长沙城里的革命秩序初步稳定下来之后，焦达峰便委刘崧衡为南路招抚使，杨任为西路招抚使，分别赴衡阳、常德等地。各州县人民闻风响应，相继宣告光复。

10月25日，驻岳州新军第四十九标一、三两营起义，光复岳州。

宝庆革命党人谢介僧、邹永成等得到长沙起义的消息后，立即联络策动驻五峰铺的巡防营管带张贯夫响应。10月30日，革命党人率领张贯夫的军队攻入宝庆城，府县官吏逃避一空，于是成立军政府宝庆分府，推举谢介僧为都督，邹永成为副都督，谭二式为参都督。11月1日，邹永成又率领军队光复新化县。

10月31日，衡阳革命党人周果一发动洪江会党起义，将知府禄显赶跑，光复衡阳。衡阳府所属各州县会党纷纷举义，“佥谓焦大哥作都督，今日吾洪家天下矣”⁽¹³⁴⁾。

10月30日，杨任率领湖南陆军小学堂等校学生五十余人抵达常德，“商民皆悬白旗以示欢迎，并献牛酒”⁽¹³⁵⁾。杨任遂在常德设立招抚使署，宣告光复。驻扎在当地的巡防营右路统领陈斌升迫于革命党人的声威，不得不表示顺从。

与此同时，在各地革命党人的策动下，郴州、桂阳州、永州各属亦先后光复。

湖南起义的胜利发展，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不仅稳定了武汉的后方，使首义之区无后顾之忧⁽¹³⁶⁾，而且隔绝了清政府与粤、桂各省的联系，有力地推动了各省的起义。由于长沙起义胜利，正值汉口战事日趋激烈的时刻，所以焦达峰就职之始，便集中全力支援湖北。他连日出示招募军队，会党和青年学生应募者十分踊跃，数日之间即达六万人。首先，他命令以新军四十九标各营为骨干，加上新募之兵和巡防营的部分士兵，组成湘军独立第一协（共五营），由王隆中统率于10月28日出发援鄂。10月30日，正当焦达峰、陈作新筹划派出第二批援鄂军时，立宪派策动部分军队，突然发动政变，推翻了以焦、陈为首的革命政权。

原来，以谭延闿为首的立宪派对焦达峰和陈作新担任正副都督心怀不满。当10月22日焦、陈当选正副都督时，他们就登台声明“都督是临时的”⁽¹³⁷⁾，企图否定焦、陈的领导地位。此后更有计划地施展了一连串的阴谋活动。

10月23日，革命政权刚刚成立，立宪派便以“模仿英国立宪之精神”为名，迫使焦达峰同意成立了一个由他们控制的参议院。谭延闿亲自担任议长。参议员大多数是原谘议局议员。参议院规则规定：“参议院规划民军全局、行政用人一切事宜。”“都督之命令，必经本院决定，加盖戳印，请都督盖印，由本院发交各部执行。”⁽¹³⁸⁾这样都督的权力受到严格限制。但是，立宪派并不以此为满足，25日，他们又决定仿照湖北军政府的办法，实行“军民分治”，目的是要进一步削弱都督的权力。于是，在都督之下分设军政、民政两部，谭延闿担任民政部长，黄鸾鸣为军政部长。民政部下辖六司（民政、财政、教育、司法、外交、交通）、一院（会计检查院）、一处（盐政处），军政部下辖四处（参谋、军需、军法、副官），各司（处）长，多是立宪派。至此，正副都督形同虚设，立宪派实际上控制了湖南的政权。为了把革命党人排挤出政府机构，立宪派还从政治上打击焦达峰的威信，挑拨焦与新军的关系。他们诬蔑焦达峰为“会匪”、“土匪头子”。同时，以会党群众纷纷应召加入军队为口实，造谣说焦达峰要用会党代替新军。此外，还煽动黄忠浩所统率的巡防营军官为黄复仇，企图借军队之手杀害焦、陈。

对于立宪派的一系列进攻，革命党人不仅没有给以有力的回击，相反，却一直用妥协让步的办法来维持与立宪派的“合作”关系。焦达峰和陈作新在政治上都很幼稚，因立宪派赞成革命，而模糊了自己和立宪派的界限，天真地以为“排满革命”成功，汉族一家，失去了警惕性。当有人建议挑选可靠的新军担任都督府警卫时，陈作新不以为然，他说“吾族奴于鞑虏垂三百年，今日复见汉宫威仪，如家人聚首耳，尚何戒备之有”⁽¹³⁹⁾。在立宪派的逼迫下，焦达峰也曾想辞去都督职务，率兵援鄂，一走了事。这一切都表明革命党人对保持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10月26日，同盟会中部总会负责人谭人凤回到湖南后，看到都督大权旁落，便主张取消参议院，由都督府总揽全权。10月30日，同盟会邀集立宪派士绅在谘议局商议都督府组织法，谭人凤的提案获得多数通过。因而焦达峰的态度也坚决起来。次日，在全省军、政、商、学各界代表会上，焦达峰宣布了取消参议院和军政部的决定，谭延闿被迫辞职，怏怏退席。焦达峰以为与立宪派的矛盾暂时解决了，便集中力量筹备派遣第二批援鄂军；然而，他却没料到，立宪派暗中加紧了夺取政权的阴谋活动，而且于第二天就发动了血腥政变。

前此，王隆中率领新军四十九标援鄂，军中的革命分子几乎全部随军出发，省城防务由原驻扎在宁乡、益阳的五十标一、二两营接替。这两营军队没有参加过长沙起义，所受革命影响较小。第二营管带梅馨更是一个只知升官发财的人，一到长沙，他就去见焦达峰，要求提升他为旅长，被焦拒绝。因此梅馨怀恨在心，立宪派又乘机挑拨煽动。10月31日，梅馨分兵两队，一队埋伏于北门外和丰火柴公司附近，一队准备围攻都督府。然后指使一些流氓制造了和丰火柴公司纸币挤兑风潮⁽¹⁴⁰⁾，作为发动政变的引线。风潮发生后，立宪派绅士请求军政府弹压。陈作新即单骑前往视察，他刚走到北门铁佛寺，便被伏兵乱刀砍死。随后，梅馨指使变兵借索饷为由，冲进督署。当时，焦达峰正和革命党人曾杰等人讨论派援鄂军的问题。曾杰力劝焦达峰暂时躲避，以防不测。焦达峰后悔自己养痈遗患，愤愤地说：“安用避为！我为种族革命，凡我族类之附义者，不问其曾为官僚，抑为绅士，余皆容之。今谘议局绅董，煽动黄忠浩残部叛乱，既杀副都督，又欲杀余，悔不用谭石屏（人凤）之言，先除若辈，今竟为若辈所算。余惟有一身受之，毋令残害我湘民。且余信革命终当成功，若辈反复，自有天谴。”⁽¹⁴¹⁾说罢，他挺身走向大堂，两旁签押房突然枪声四起，他受伤后倒在前坪照墙石狮子下，被变兵用刺刀戮死，年仅二十五岁。

当晚，梅馨迎接谭延闿至军政府担任都督。谭假惺惺地推辞一番，便欣然接印治事。对于立宪派发动的夺权政变，各阶层人士表现了不同的态度。省内外的立宪派大加喝彩，湖北黎元洪表示：“但贺新都督，不问旧都督。”⁽¹⁴²⁾汤化龙拍贺电绐谭说：“闻公出，欣喜无量。”⁽¹⁴³⁾一部分革命党人和会党群众则表示出极大的愤慨。“焦、陈部下万人汹汹谋复仇，声言放火屠城”，“攻扑督署，锄元恶”⁽¹⁴⁴⁾。在武汉作战的第四十九标官兵“闻变皆泣不成声，徒以汉上战事方急，未便回师讨贼”⁽¹⁴⁵⁾。洪江、澧州等地会党群众纷纷骚动，誓言为焦、陈复仇。但是，大部分革命党人，尤其是与立宪派接近的上层人物如文斐等，则认为汉口陷落，大敌当前，湖北“恃湘为后盾，脱有内乱，则革命前功尽废”⁽¹⁴⁶⁾，而主张委曲求全。他们四出奔走劝焦，陈部下说：谭既然做了民国的都督，就得革命；他既革命，就要支持他。黄兴在湖北得到消息，也给湖南革命党人写了一封长信，说明湖南方面不能再乱，否则其他各省就要观望。湖南当务之急是援鄂。由于革命党人的软弱，谭延闿迅速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为了消除革命党人对焦、陈被杀害的义愤，谭延闿继续耍弄两面派手法。他把这次谋杀案诿罪于“乱兵”，并亲自至焦、陈灵柩前祭奠，下令公署一律下半旗志哀，为焦、陈建祠铸铜像，抚恤家属，等等。同时，他又极力扩张立宪派的势力，瓦解革命力量。首先，他改组了军政府，立宪派士绅纷纷膺任要职，排挤了革命党人。为了控制军队，他又下令解散了焦、陈招募的国民军，并将新军和巡防营改编为五个师，提拔梅馨为第五师师长。对有革命倾向的各营，则编为援鄂军，派甘兴汉率领开赴湖北前线，借以排除异己力量。经过这种种措施，谭延闿控制了长沙的形势。接着，他又把势力伸向各州县，相继推翻了各地的革命政权。

11月3日，谭延闿勾结驻常德的巡防营右路统领陈斌升，杀害了西路招抚使杨任，同时被害的还有参谋长余昭常及余化龙、涂鉴衡、锺杰等十余人。不久，谭延闿任命龙璋为西路巡按使，领兵一标驻于常德，将湘西各州县置于立宪派的控制之下。同时，谭延闿借故将焦达峰所委派的南路招抚使刘崧衡调职，而改委立宪派唐维藩为衡永郴桂安抚使，率军巡视南路各属，革命党人纷纷逃避，会党群众遭到残酷镇压。宝庆一带情况也是如此，谭延闿收买革命党人谭心休为“宝靖招抚使”，令其率领梅馨所部一营前往宝庆，取消军政分府，革命党人邹代烈被杀害，邹永成被迫出走。这样，湖南的革命果实便完全被立宪派所攫取了。

二　江西" class="reference-link">二　江西

武昌起义的一声炮响，与湖北毗连的江西省立即震荡起来。在同盟会员的策动下，九江新军首先于10月23日起义响应。

九江是紧接武汉下游的第一个大商埠，也是军事要地，江防重镇。清政府派江西新军五十三标驻扎在这里。革命党人林森等曾组织了一些进步团体，借以联络新军、商团和会党，准备发动起义。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九江，一夕数惊，全城轰动。恰在这时，革命党人蒋群从武昌抵九江，革命党人遂于10月16日秘密集会，决定分头策动新军、警察、炮台守军和各进步团体，准备起义响应。新军五十三标标统马毓宝是一个没有革命思想的人。当蒋群前去劝他起义时，他以实力不足为借口，表示不能发动；及至起义准备就绪时，他也附合了革命。同时，经新军中的革命党刘世钧（队官）、顾英（排长）、何燮桂（排长）等人联络，五十三标第一、二营管带范增福、黄焕章，炮台司令徐世法，统领戈克安等都表示赞成革命，并约定在一星期内完成准备工作，即行发动。

10月23日晚，岳师门外金鸡坡炮台台目陈庭训发炮三响，吹响了起义的号角。五十三标各营立即集合出发，向道府两署发动进攻。九江道保恒和知府璞良，都闻风丧胆，携眷潜逃，起义军兵不血刃就占领了九江城。同时，驻瑞昌的五十三标第三营也回到九江，参加革命。于是，按蒋群拟定的九江军政分府组织大纲，在道署成立了军政府，公举马毓宝为都督。蒋群帮办军务兼参谋长，负实际责任，刘世钧为参谋次长，吴铁城为总参议官，徐世法为炮台司令。九江巨绅罗大佺为民政部长，商会会长舒先庚为财政部长。林森仍在九江海关任职，负责对外交涉。不几天，革命党人李烈钧抵九江，蒋群慨然让参谋长一职给他，“一时谦让之风，人多称之”⁽¹⁴⁷⁾。李烈钧（1882—1946），字协和，别号侠黄，江西武宁县人。1902年入江西武备学堂，1904年被派赴日本留学，入日本士官学校。留学期间加入同盟会。1908年回国后，先后担任江西新军五十四标第一营管带、云南讲武堂教官及陆军小学堂总办等军职。李烈钧担任参谋长后，立即下令严密控制金鸡坡炮台，封锁长江，拦截上行船只，断绝了汉口清军的水路供应，不仅支援了武昌革命军，也使清廷大为震动。

这时，驻泊在武汉江面阳逻的清政府海军正酝酿起义。九江爆发革命和金鸡坡炮台被革命军占领，使海军的供应线受到威胁，舰队统制萨镇冰见人心倾向革命，大势已去，便以赴沪就医为名，离开舰队。海筹、海容、海琛、江贞各舰管带，推举海筹管带黄钟英为总司令，即挂白旗下驶，于11月13日上午抵九江。九江军政府派林森、吴铁城登舰联络，决定组织陆海军联合委员会，以九江招商局客厅为会所。不久，应湖北都督黎元洪要求，海容、海琛各舰驶回武汉青山附近江面停泊，协助革命军作战。海军起义使革命声势大振，有力地推动了沿江各省起义。

九江军政府成立后，立即派蒋群和刘世钧率领革命军支援南昌，沿途经鄱阳湖，内河水师闻风归附。11月1日，当革命军到达王家渡时，南昌已于前一日（10月31日）光复了。

南昌的光复，是在革命党人的策动下进行的，新军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清末江西编练新军，成立二十七混成协一协，协统吴介璋，下辖步队两标，第五十三标驻九江，五十四标驻南昌。同盟会派了许多会员投入新军，因此新军几乎全操在革命党人手里。武昌起义前夕，巡抚冯汝骙怀疑五十四标不稳，就命该标移驻袁州。同时改编巡防营为五十五标，由巡防营统领庄守忠担任标统，驻扎南昌。武昌起义后，第五十五标一部分开往九江，至九江光复时，大都逃散，不能成军。因此，在南昌城郊的驻军仅有二十七混成协马、工、炮、辎各营队。武昌、九江起义的消息传到南昌后，新军各营队及陆军小学堂、测绘学堂的学生均跃跃欲试，酝酿响应。省城《江西民报》等报纸，报导武汉和九江光复的消息，把各界人士都激动起来了。冯汝骙及兵备道总办张季煜等日夜筹商应变之策，企图扼杀革命。他们调上饶巡防营统领刘懋政率所部赶到南昌，监视新军。又收缴陆军小学堂学生的枪械子弹，软禁吴介璋等。这些反动措施更加激起了新军的义愤，加速了起义的到来。这时，湖北革命党人派来的丁立中（笏堂）也到达南昌，要求党人起义，声援武汉。经革命党人蔡公时等策动，各营队官兵多赞成发动起义。骑兵营管带方先亮、排长蔡森、工程队官蔡杰、排长韦兆熊、米洛宾、司务长沈鹤年、辎重队官宋炳炎开会商议，决定由方先亮、蔡杰、宋炳炎担任司令，于10月31日发动。

10月31日晚，蔡森首先率队缒城而入。城内陆军小学堂学生、测绘学堂学生及测量司学员群起响应，驱逐守城士兵，打开城门。起义军很快地占领了各衙门，没有遇到抵抗。各官吏大都事先闻风逃跑，只有冯汝骙未逃脱，仍留在抚署⁽¹⁴⁸⁾。当晚，上饶刘懋政率队赶到南昌，经彭程万等人联络，也归附革命。南昌就这样兵不血刃地光复了。

第二天，军、民、商、学各界代表在商会集会，一致推举吴介璋为都督，刘凤起为民政部长。吴介璋字复初，江苏无锡人，曾任江西武备学堂教官，新军军官多数是他的学生，都拥护他任都督。但是，他却不肯答应，因为冯汝骙仍在抚署里，他主张请冯担任。后来，几经劝促，他才勉强应允了。于是，军政府就在高等学堂组织起来。吴介璋任命吴宗慈为都督府秘书长，夏之麒为参谋厅长，朱寿同为军务厅长，王之禄为总务厅长。并以铁血十八星旗代替龙旗为国旗，下令剪辫，废除作揖、跪拜等封建礼节。又决定组织义勇队，增援湖北，下令查抄反动官吏财产，以充军饷。但对于社会经济制度，却没有任何变革，而且扩军购械，还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九江、南昌光复后，萍乡也接着宣布起义。新军五十五标驻在袁州、萍乡一带，他们得到九江起义的消息后，第三营队官余辉照（革命党人）便召集本标郭懋仁、周维刚等密议响应。不料被标统齐宝善发觉了，密电冯汝骙。冯正自顾不暇，复电说：“官心已不可靠，民心复不可恃，萍乡不能遥制，望体贴兵心民心办理。”⁽¹⁴⁹⁾新军官兵看到这个电文，兴奋异常，立即全体剃去发辫，于11月3日宣布独立。萍乡兵备道杨会康、标统齐宝善都潜逃无踪。军民遂推第二营管带胡谦为都督，余辉照为参谋长，在萍乡道署成立瑞临袁都督府。与此同时，革命党人张周垣（赣州法政学校监督）策动赣州独立，推巡防营统领刘槐森为都督。鄱阳光复，推黄金台为都督。革命党人蔡锐霆在宜丰发动巡防营起义，被推为袁瑞临三路都督。至此，江西省全告光复。

革命党人在推动和领导江西起义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散处各地的同盟会员在武昌起义爆发以后，都在当地积极地发动军队和会党起义，促使革命在全省蓬勃发展。但是，由于同盟会江西支部组织涣散，缺乏统一的领导，加上军队里派系斗争尖锐，致使独立后的江西一度形成了五个都督分立，各不相属的局面；而且在短短的时间内，南昌就四易都督，政局很不稳定。

吴介璋长期担任新军高级军官，资望很高。他出任都督，得到大多数新军官兵的拥护。但是，由巡防营改编的五十五标标统冯嗣鸿则反对他。在冯嗣鸿的鼓动下，各巡防营统领联合一些新军军官暗中活动倒吴。因此，吴上台仅二月就辞职他去。冯嗣鸿等便拥戴彭程万为都督。彭程万是革命党人，原为江西陆军测绘学堂教官。在新旧军的矛盾斗争中，他一直采取调和态度。当上都督后，他立即派冯嗣鸿部开赴武汉援鄂，派刘懋政部开赴南京援宁。因为这两支队伍由旧军改编，纪律废弛，他担心发生兵变，乃设法乘机调开。出发前，他召集两部训话，晓以大义，并从优发给薪饷、弹药及开拔费等。不料因此引起起义新军各营的不满，因为新军原已组成义勇队，由蔡森统率援鄂。于是，新军军官秘密开会，酝酿倒彭。

彭程万本来没有实力，得悉方先亮等去九江欢迎马毓宝来南昌的消息，便自动取消都督名义，并电劝胡谦、蔡锐霆、黄金台三都督一同取消，拥护马毓宝为都督，以统一江西军政。因彭程万以身作则，胡、蔡、黄三氏一致复电赞同。马毓宝遂担任了江西都督。

九江光复后，马毓宝极力扩充自己的嫡系队伍，军事实力日渐雄厚。到南昌后，即行改组军政府，军政要职大都由他的老部下担任。又与洪江会各首领联为一气，实力更为扩大。但是，他的老部下和洪江会首领多是起义有功人员，恃功自傲，骄纵豪奢，目无法纪，他又不能加以约束，以致民怨沸腾。于是，江西省临时议会开会议决，派欧阳武等赴湖北前线请李烈钧回省当都督，并电请南京临时政府任命。前此，海军在九江起义后，李烈钧就率领赣军一部赴安庆援皖，后来武汉告急，他又统率赣皖联军援鄂。一到武汉，黎元洪就委任他为北伐军第二军军长，协助保卫武昌。当他接到担任赣督的任命时，正值南北议和成功，他立即统率江西援鄂军回省，接任都督。在同盟会支部长贺国昌、省议会议长刘景烈等人的支持下，他积极罗致人才，改组省政府。又裁编军队、镇压洪江会，使江西的政局迅速稳定下来。

三　安徽" class="reference-link">三　安徽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安庆，革命党人吴春阳（号旸谷）、韩衍、管鹏等欢欣鼓舞，立即在城内萍萃楼秘密集会，商议响应。当时，新军第三十一混成协各标营的中下级军官，有不少是革命党人。他们也都派代表前来参加会议，如六十一标代表柏玉田、张保德，六十二标代表阚鼎泰、李乾玉，测绘学堂代表胡万泰、刘松龄，陆军小学堂代表夏斌等。会议推胡万泰为临时总指挥，约定10月30日晚先由六十二标举火为号，六十一标和马炮营、工程营继起响应，先攻标本部，夺取子弹，再合力攻省城。

这时，安徽巡抚朱家宝惊恐万状，连夜召集文武要员开会，磋商防范革命党起义的办法。他感到安庆没有他可依恃的军队，便急电两江总督张人骏，调驻扎在浦口的张勋所部江防营来皖。同时，又想利用新军，特意提前发饷，每人发给七九步枪子弹五十粒。但是，他对新军总不放心，随后又下令将新军各标营的弹药一律收缴存库，并调二十三营（管带桂丹墀）开赴英山驻防，以分散新军的力量。当江防营两营抵达安庆时，朱家宝自认为有恃无恐，又拟下令解散省城新军。革命党人得知这个消息，便加紧筹备起义。正在紧要关头，胡万泰却畏葸潜逃，革命党人被迫改变了原定的起义计划。但是，新军六十二标一营排长李乾玉激于义愤，单独发难，10月31日率领所部新军袭击安庆城，不幸失败。

安庆新军的起义虽然遭受挫折，但是安庆的上游九江已经建立起革命军政府，下游淞沪各地也告光复。省内各州县民军风起云涌，高揭革命旗帜，朱家宝的命令已经不能出安庆城门。

先是，武昌起义之前，寿州革命党人张汇滔、张纶、绅士王庆云等，即以办地方保卫团为名购买武器，以农会为总机关，筹备武装起义。武昌起义后，张汇滔、王庆云等立即召集邻近各县革命党人开会，筹划响应。当时，驻扎寿州的清军共二千余人，革命的武装力量与清军不相上下，而士气高昂，则远胜清军。会上经过反复研究，确定11月15日发难，首先光复寿州。14日晚，寿州城内外革命军一齐发动，声势浩大，地方文武官吏闻风潜逃，清军慑于革命军声势，不敢出而抵抗，经过劝说，均缴械投降。第二天全城悬挂白旗，商店照常营业，寿州遂告光复。

寿州光复后，立即成立淮上军司令部，着手改编军队，最后编定步兵十八营，马队一营，炮队二营。推王庆云为总司令，张汇滔、张纶、袁家声为副总司令。淮上军除留一部分守卫寿州外，其余分兵三路向皖北各州县推进，很快光复六安、怀远、凤阳、蚌埠、霍丘、阜阳、涡阳等地。

与此同时，合肥也宣告独立，成立军政分府。合肥是庐州府首邑，文教事业一直比较发达。1906年，吴春阳从日本回到合肥后，创办模范小学和速成师范等学校，并以此为活动基地，宣传革命，发展同盟会会员，革命工作大有进展。武昌起义后，同盟会员孙万乘、王善德等十余人由沪、宁各地纷纷回到合肥，组织秘密机关部，一面联络各地同盟会员，筹组民军，一面策动清军反正。当时驻合肥巡防营管带季光恩和知县李维源，看到清廷大势已去，经几度劝说之后，终于赞成革命。11月9日，孙万乘等在合肥大书院召开群众大会，季光恩、李维源都到会。当场宣布庐州独立，组设军政分府，公推孙万乘为总司令。群众欢声雷动，鞭炮齐鸣，全城悬旗庆祝军政分府成立。

在合肥独立的同一天，皖南芜湖也宣告独立，成立军政分府，公推吴振黄为总司令。此外，田仲扬、田叔扬兄弟发难于临淮。方玿舟等起义于定远。程恩普、卢镜寰则组织民军联合淮上军光复颍州。总之，各州县民军四起，省城安庆“已同孤注”⁽¹⁵⁰⁾。

这时，新到安庆的江防营，自恃镇压新军起义之“功”，到处骚扰，使人心更加惶恐。谘议局议长窦以珏遂召开谘议局会议，要求朱家宝撤退巡防营，宣布独立，以安人心。朱家宝断然拒绝了谘议局的请求。之后，继任谘议局议长童挹芳、立宪派绅士洪思亮等便联合商会等团体于11月7日在谘议局开会，决定次日由谘议局自行宣布独立。朱家宝见势不妙，遂改变态度，接受立宪派的意见，企图保全地位，以待时局变化。童挹芳等也担心宣布独立后，素无纪律的江防营难于控制，便决定利用朱家宝羁縻之。于是，在谘议局立宪派士绅的支持下，朱家宝于11月8日宣布安徽独立，自为都督。

朱家宝宣布“独立”后，遭到革命党人的激烈反对。11月11日，革命党人召集军、学等界代表开会，自行宣布独立，推同盟会员王天培为都督，管鹏为军务部长，吴春阳为全省经略。次日在督练公所成立都督府。王天培号元辅，安徽合肥人，留日士官生，曾任安徽陆军测绘学堂提调。他下令强剪老百姓的发辫，犯众怒。朱家宝又乘机煽动巡防营以反对剪发辫为名哄闹。因而王天培只当了几天都督，旋即离去。安庆遂成群龙无首之局。

革命党人见朱家宝手握军权，难于对付，遂派吴春阳赴江西九江请兵援皖。九江都督马毓宝即派团长黄焕章率领赣军二千抵安庆。前此，江防营闻赣军将至，便撤回浦口。黄焕章部是九江革命后临时招募的军队，军纪不佳。入城后索饷不遂，便围攻都督府，抢劫军械所、藩库以及绅商富户，全城秩序大乱，朱家宝缒城逃跑。黄焕章取得安庆军政大权，俨然成为都督。不几天，吴春阳自武昌赶回安庆，见此状，不胜愤慨，便当面严词谴责黄焕章殃民之罪。黄老羞成怒，竟当场枪杀吴。吴春阳是同盟会安徽支部的领导人，奔走革命，十余年如一日，声望甚高。革命党人闻其被害，义愤填膺，纷纷电请马毓宝惩办黄。管鹏赴集贤关，调集各地新军，拟以武力驱逐黄部。新军六十二标第一营在桂丹墀的率领下开回安庆，原驻安庆的骑兵第一营和胡万泰临时招募的步兵一营，以及青年军等，都做好了战斗准备。战事有一触即发之势。正在这时，马毓宝派九江军政府参谋长李烈钧来皖查办。李统率兵舰两艘及步兵一营抵安庆。安庆各界遂推李为都督。经李调解，黄焕章部撤回九江。不久，李辞去安徽都督，率领赣、皖联军支援武昌。

李烈钧走后，安庆各实力派乃联合组成“皖省维持统一机关处”，设军政、民政、财政三部，以桂丹墀、洪思亮、黄书霖分别主持，秘书长为韩衍⁽¹⁵¹⁾，并规定一旦举定都督，此机关即行解散。

12月12日，安徽临时议会开会，选举孙毓筠为都督。孙毓筠（1869—1926）字少侯，安徽寿州人，清朝军机大臣孙家鼐的族孙，早年参加革命，风流任侠，曾捐私产十多万金，充革命军经费，在革命党人中颇有声誉。1907年被清政府逮捕后，一直关在监狱里，及至南京光复前方出狱。12月21日，孙毓筠由上海抵达安庆就职，正式成立安徽军政府。从此，安徽革命的局面才稳定下来。

军政府下设军、民、财、教育四司，以桂丹墀、洪思亮、史推思、邓艺孙分任司长。韩衍为参谋长兼青年军总监。青年军扩充为四大队，成为一支支持孙毓筠的武装力量。军政府成立后，立即誓师北伐，派段志超为北伐军司令，取道合肥抵正阳关，联合各地民军，首战告捷，败清军倪嗣冲部于颍州东乡。与此同时，为了统一全省军政，着手裁撤各地的军政分府。经过近三个月的磋商，庐州、芜湖等地军政分府先后遵令撤销，所有民军编为五个师。只有大通军政府都督黎宗岳拒不撤销，而且不承认孙毓筠的地位，并扬言袭取安庆。于是，南京临时政府遂于1912年3月命令驻浦口的陆军第一军军长柏文蔚统率水陆军赴大通，迫使黎宗岳逃走，安徽遂告统一。此后不久，柏文蔚代替孙毓筠，就任都督兼民政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