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走向“一边倒”的中共外交政策" class="reference-link">第四节　走向“一边倒”的中共外交政策

一　中共争取苏联的援助" class="reference-link">一　中共争取苏联的援助

早在大战期间，美国领导人就在勾画战后世界的蓝图。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总统希望中美两国在战时结成的同盟关系在战后继续下去，希望一个统一的、稳定的、亲美的中国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盟国，成为亚洲的主要稳定因素，而蒋介石则是中国的领袖。为了实行这种政策，美国需要在国际上孤立中共，需要苏联的合作。这种合作是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美国同意苏联恢复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东北的权益，并实际同意东北与新疆是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同意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并实际同意中国的长城以南部分是美国的势力范围。按照雅尔塔协定的框架，苏联与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结束时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还保证，苏联政府的道义支持与物质援助（尤其是军需品），“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也就是说，苏联只支持国民政府，不支持共产党⁽¹⁰⁵⁾。

这样，美国、苏联与执掌国民政府权力的国民党协调各自的政策，联手对战后中国的政治与外交作出了安排，其中没有共产党在国际外交上的地位。按照这个安排，共产党只能对国民党进行合法斗争。这种安排在战后头半年中的主要表现是：美国支持国民党垄断受降权，苏联迫使中共与国民党进行谈判。

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是解放了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拥有1亿以上人口，组织了100万正规军和220万民兵的实力雄厚的大党，尤其在抗战末期，中共已经明确地向国民党的一党统治提出了挑战，中共是不可能接受美国、苏联与国民党所达成的安排的。中共坚信：“我们自己的命运完全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掌握。”⁽¹⁰⁶⁾它决心不让它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半途而废，而要把革命继续进行下去，并通过这场革命给中国一个新的光明的前途。

要这样做，首先就要突破雅尔塔协定的框架。而主要的是要使苏联相信，中共领导的革命战争不仅不会导致美苏在中国迎头相撞，不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恰恰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毛泽东在对战后世界形势及中国局势进行全面的观察与严肃的思考后，于1946年4月到1947年2月发表了一系列指示、谈话和文章，包括8月6日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 Strong）的谈话，系统地、深刻地阐述了这样一些观点：一、美国和苏联之间隔着极其辽阔的中间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这也就是“中间地带理论”；二、美苏之间必定妥协，新的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三、美苏之间的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斗争；四、这些国家反对美国扩张及本国反动派的斗争是世界民主力量增长的表现，是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的因素；五、美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他们的样子是可怕的，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他们的强大仅仅是暂时的，他们的进攻是可以粉碎的⁽¹⁰⁷⁾。这就告诉苏联，中共是不会受雅尔塔格局的限制的，苏联不仅不应反对中国革命，而且应当责无旁贷地支持中国革命，因为只有像中国这样的中间地带国家和人民的反美斗争取得胜利，苏联的安全才有保障。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共的斗争也是为着世界和平，为着苏联的安全的。这样，毛泽东精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与美苏之争的关系，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打破了大国体系的束缚，使中国革命能根据其内在的规律，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走上独立自主争取胜利的道路。“中间地带理论”的提出对于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意义至关重大。

中共明白自己的处境，在战后初期谨慎地处理对外关系，在对蒋斗争中努力实行中立美国的方针，在马歇尔调处的初期尽力配合调处，中共代表与马歇尔的关系也处得很好，中共一度对马歇尔给予很高的评价。但美国一边进行调处，一边却继续给蒋介石以各种援助，以致使蒋介石有恃无恐，终于在1946年中发动大规模内战。中共对马歇尔调处十分失望，一种强烈的上当受骗的感觉油然而生。八九月间，毛泽东分别接见美国记者斯特朗与斯蒂尔（Steel），强烈谴责美国援蒋内战的政策，对马歇尔调处进行公开的严厉批评，指出：“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借所谓‘调解’作掩护，以便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并经过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压迫中国民主力量，使中国在实际上变为美国的殖民地。”⁽¹⁰⁸⁾中共通过其机关报昭告国内外：中共抱着美国执行中间政策的希望，“一年之久，试验了两次，第一次是赫尔利、魏德迈时期，第二次是马歇尔时期。经过了这两次试验，现在对于美国政府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是没有怀疑了”⁽¹⁰⁹⁾。这可以看作中共放弃中立美国的政策的公开宣言。从此以后，中共在反蒋斗争中必然连上美国，必然美蒋并提，把蒋介石作为美国在华利益的代理人，而且把蒋介石出卖中国利益给美国、以换取美国支持其进行反共内战，作为动员人民的一个重要根据。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对于1946年1月10日以后，由国民党政府单独成立的一切对外借款，一切丧权辱国条约及一切其他上述的协定、谅解……本党在现在和将来均不承认，并决不担负任何义务。”⁽¹¹⁰⁾这里所说的丧权辱国的条约等等显然是针对着《中美商约》及国民党政府与美国之间在1946年、1947年签订的其他条约和协定的。这不仅表示中共否定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否定这些条约的合法性，而且表示中共已经下定决心与美国决裂，与美国斗争到底。

与此同时，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不断地密切起来。中苏两党的传统关系和意识形态的一致是联结两党的纽带。苏联在东北给予中共的实际援助是中共把东北建成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所不可或缺的条件。苏军向中共提供了它在进驻中国东北后所控制的大量武器。据华西列夫斯基（Α．Μ．Βасилевский）元帅的回忆，“仅我们两个方面军转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就有3700门大炮、迫击炮和掷弹筒，600辆坦克，861架飞机，约1．2万挺机枪，将近680个各种军用仓库，以及松花江分舰队的一些舰艇……苏军司令部还关注使全部武器保持完好以适于作战使用”⁽¹¹¹⁾。正是苏联留下的武器弹药装备了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使其成为中国各解放区装备最好的部队。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辽南中共军队时，驻旅顺口的苏军与国民党军达成协议，在旅大苏军辖区以北八至十公里处划出一条“安全线”，政府军不得越过。苏军则让中共部队自由出入，从而使该线至旅大辖区之间八至十公里的地带成为辽南中共党政机关进退自如的后方。苏军还将旅大地区（包括旅顺、大连、金县）的行政管理权完全交给了中共，使旅大地区成为苏军控制、中共领导的解放区。这样，辽东半岛南端就被封死了，美军和国民党军不能插足这一战略要地，无法在这里登陆，抢运部队，也不能由此撤兵。而中共却得以充分利用旅大近代化工业基础和交通运输的便利条件，建立起一块稳定的可靠的后方战略基地，不但对东北战场，而且对华北、华东战场进行源源不断的后勤支援。中共旅大地委在大连建起一批兵工厂和其他工厂，生产了大量武器、弹药、药品和各种重要物资，使旅大成为各解放区重要的供给基地。中共还在这里培训各类干部和技术兵员，如通讯兵、装甲兵骨干等等，使旅大成为各解放区的后方培训基地⁽¹¹²⁾。中共与苏联关系的这种发展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性。首先，苏联所给予的上述种种帮助，对中共在东北的几十万军政人员度过1946年春至1947年上半年的困难时期不啻雪中送炭；其次，不使苏联支持中共原是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结盟的根本目的，现在中共通过发展与苏联的关系动摇了这个同盟的根基；第三，苏联在中国的利益逐渐与中国的革命事业结合了起来。

1947年3月美国提出了杜鲁门主义，遏制共产主义正式成为美国外交的指导方针，只要美国认为哪里出现了“共产主义的威胁”，它就可以进行干涉。接着，美国又提出了马歇尔计划。面对美国的外交攻势，苏联进行了坚决的反击，促使东欧国家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并加强与东欧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9月，苏联等九个欧洲国家的共产党代表举行会议，通过《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分裂成两个阵营，号召各国共产党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同帝国主义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10月，欧洲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成立。美苏之间的冷战在欧洲全面展开。

国际形势的上述发展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把革命推向前进是一股难得的东风。虽然还不能因此就说苏联已经完全放弃了与美国谋求妥协的政策，放弃了远东的雅尔塔格局，但这至少表明，苏联已经开始放弃仅仅通过谋求大国妥协来维护力量平衡的政策。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推进中国革命的行动不仅与苏联在中国的具体利益是吻合的，而且与苏联的全球革命战略也逐渐一致起来。但对这一点，中共党内并不是马上就完全一致地领悟了。在1947年12月下旬举行的中共中央会议上，关于国际形势就有不同看法，在中央委员会中意见也不一致。有的与会者认为，国际形势或者是和平，或者是战争，“全世界人民力量尚不足以制止战争”。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国际形势发展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机遇，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不仅明确表示接受关于两个阵营的提法，并且对情报局的宣言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篇檄文，振奋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精神，指示了他们的斗争方向，巩固了他们的胜利信心。全世界的反动派，在这篇檄文面前惊惶失措”。毛泽东进而对宣言中的观点加以发挥，指出：“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优势是在我们方面，不是在敌人方面。”因此，“我们应当在自己内部肃清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一切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¹¹³⁾。这样，毛泽东因势利导，使党内对革命战争的最终胜利更充满了信心，也使中共与苏联结盟有了新的基础。

苏联在欧洲与美国对抗的同时，也发起外交上的攻势，强烈要求美国从中国撤军，要求美国停止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在1945年12月的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上曾经达成协议，美苏两国在最短期内从中国撤军，盟国促成中国停止内战，成立统一的民主的国民政府。但美国迟迟没有从中国撤军，而且公开干涉中国内政，支持蒋介石进行反共内战。在1946年9月下旬的联合国安理会上，苏联代表葛罗米柯（А．А．Громыко）以美国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大量材料说明，美国使中国问题复杂化，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1947年4月初，参加莫斯科会议的苏联外长维辛斯基（А．Я．Вышинский）在给马歇尔的信中表示，苏联仍然坚持1945年12月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公报中确认的原则，并强调履行包括“在最短期内”从中国撤出外国军队等规定“具有重要的意义”。信中还说，苏军全部撤出中国已经将近一年，而美国何时履行从中国撤军的义务，现在尚无迹象⁽¹¹⁴⁾。11月，莫洛托夫（В．М．Молотов）在联大会上发言，指出美军继续留驻中国使中国内部问题复杂化了，也给中国造成了特殊的国际地位，美军驻华问题成了一个突出的国际问题。他质问，是什么理由使中国政府非有外国军队不可？苏联的上述表态使美国不能不有所顾忌，因为本来美国政府内就有一种意见，即“避免使中国问题成为美苏关系中的主要刺激性因素对美国是至关重要的”，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之一⁽¹¹⁵⁾。所以苏联的这种态度也就对美国对华政策形成制约。

美苏在欧洲对抗的加剧以及两个阵营的形成，从客观上限制了美国对中国事态的干涉能力。美国的战略重点是在欧洲，美国决策者中的主流派，如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乔治·凯南等都是重欧轻亚的，他们认为，西欧与美国休戚相关，如果失去西欧，美国自身的生存也就受到威胁。相反，即使失去整个亚洲大陆，美国仍能生存，或许能重整旗鼓把它夺回来。在1947年，美国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中，美国决策者逐渐把美国对华政策从鼓励国共两党实行联合转变为对国民党的反共内战实行有限度的支持。这种支持离国民党及美国院外援华集团的要求相去甚远。

苏联与中共东北根据地的关系在继续发展。及至1948年春，东北的力量对比已发生有利于中共的变化。中共中央决定东北野战军于8月南下至锦州、山海关一线作战，但当时东北连降暴雨，铁路和桥梁破坏严重，恢复交通成为当务之急。应中共请求，苏联派出以茹拉夫廖夫为首的大批铁路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携带必要的技术设备来到东北，帮助修复铁路。至同年12月共修复了1500公里的铁路线和9000多米大中型桥梁，保证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的顺利进行。苏联还与东北民主政权互通有无，进行经贸合作，于1946年底、1948年2月和1949年7月签订了两个贸易合同及一个换货协定，总交易额为4.49亿卢布，东北向苏出口粮食和土特产，进口各种军用和民用物资。这对辽沈战役的顺利进行及东北经济的恢复起了重要的后勤保障作用⁽¹¹⁶⁾。

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是否是“真正无产阶级性质”的，一直抱有疑虑。1948年夏的苏南冲突为中共消除这种疑虑提供了契机。6月，欧洲共产党情报局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严厉谴责南共的对内对外政策，认为南共已经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将南共开除出情报局。中共主动站在苏联一边，随即作出反应。7月10日，中共中央通过决议，坚决拥护情报局的决定，并表示要从南共领导人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在党内加强阶级教育和国际主义教育。中共随即在党内展开了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加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教育工作，要求全党“认清苏联是世界反帝的和平民主阵线的主力军与领导者……中国人民必须与苏联结成巩固的兄弟联盟，中国革命才能彻底胜利”⁽¹¹⁷⁾。稍后，毛泽东利用纪念十月革命三十一周年的机会，撰文盛赞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高度评价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论，严厉批判关于“中间路线”或“第三条道路”的主张，指出：“三十一年的历史难道还没有证明：一切既不满意帝国主义、又不满意苏联的人们，一切企图站在帝国主义者的反革命战线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人们的革命战线之间的所谓‘中间路线’、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彻底虚伪和彻底破产吗？”毛泽东强调，中共“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决不会走南共的“第三条道路”⁽¹¹⁸⁾。11月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刘少奇的《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其中指出，在两大阵营紧张斗争时期，“人们不是站在这一边，就是站在那一边”，中立是不可能的，“或者联合苏联，或者联合帝国主义，二者必居其一，这是爱国与卖国的界限，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而反对苏联，必然只符合帝国主义的利益，背叛自己民族的利益”。中共的这些表示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斯大林对中共是否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路线的怀疑。

斯大林接纳中共为其盟友的一个重要表示是米高扬（А．И．Микоян）1949年1月30日至2月8日对西柏坡的秘密访问。在访问期间米高扬每天向斯大林汇报情况，苏共政治局也经常及时进行商讨，或给以指示。毛泽东首先给米高扬讲中共党史，讲王明的错误路线给中共造成的危害和他本人长期受王明打击的情况。米高扬没有对王明作任何议论，实际认可了中共对王明路线的清算。米高扬出发以前便已决定不与王明发生接触，他在西柏坡时确实与王明并无往来。毛泽东谦逊地说，他是斯大林的学生，他只是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没有作什么理论上的丰富。米高扬表示不能同意这一意见，指出中国革命本身是一个伟大的事件，它对于亚洲国家具有高度的理论意义，实际上承认毛泽东的路线是正确的，从而消除了毛本人与斯大林感情上的隔阂。毛泽东说，对他来说，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指示以及对南斯拉夫外长希米奇的批判是特别珍贵的，从而又一次表示中共要与南斯拉夫划清界限。关于旅顺口，毛泽东表示，苏联在那里保留军事基地是为了防止日本侵略，苏联的军事基地可以继续保留下去。斯大林得知毛泽东的这一表态后，于2月5日致电毛泽东，其中说：“随着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形势发生根本变化。苏联政府决定，一旦对日和约签订，美军撤离日本，苏联就废除这一不平等条约，把苏军从旅顺口撤出。但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立即从旅顺口撤军是可取的，苏联准备满足中共的这一愿望。”苏联这一表示对于中共与苏联结盟是至关重要的，中共将可以在全民族面前表明，中共与国民党不同，它不是靠让与国家主权来与外国结盟，反之，中共与苏联结盟的直接结果是把国民党丧失的国家主权收了回来。关于新疆问题，米高扬担保说，苏联不赞成新疆独立，对新疆没有任何领土意图，新疆无疑应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关于蒙古，毛泽东问道，苏联对内外蒙古合并的问题持何态度，米高扬答道，这会使中国失去大片土地。毛泽东说，如果合并后纳入中国版图？米高扬称，这不可能，因为外蒙古已经独立很久了。毛泽东表示，中共把对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关系置于对外政策的中心位置，希望在中共建立新政府后，苏联能立即带头承认。对于别的外国，中共表示不急于求得它们的承认，但若它们表示愿意承认，也不加以拒绝。米高扬向中共领导人建议，要尽快攻下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然后立即成立政府，那样中共就不仅是以爱国者的身份行事，而且是以政府出面了，在国际关系中是需要这样的。在会谈中双方还确定了两党之间的联络方式，中共建议王稼祥任首任驻苏大使，应中共要求，与米高扬同来的科瓦廖夫（И．Ковалев）被斯大林派作私人代表留在毛泽东身边⁽¹¹⁹⁾。可以认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与苏联的同盟关系这时已经有了雏形。

二　中共的反美斗争" class="reference-link">二　中共的反美斗争

米高扬对西柏坡的访问表明，中国革命得到了斯大林的正式支持，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得到了斯大林的正式承认。这无疑大大增强了中共的信心，使中共在反美斗争中采取更坚定的立场。此后，中共把与外国建交的方针具体化，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原则，即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与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要在新的基础上，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而其前提是这些国家首先不能帮助国民党⁽¹²⁰⁾。如果美国能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中共也考虑与其建交。但中共估计这样做的可能性极小，美国政府决不会很快改变敌视中共的政策，因此，与美国建交的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¹²¹⁾。

中共不但不急于与美国建交，而且为了贯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中共通过对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Angus Ward）事件的处理实际确定了挤走美国外交人员的政策。

1948年11月初沈阳解放，美国国务院指示驻沈阳总领事华德告知沈阳当局，他以领事身份留在该市仅为帮助保护美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决非表示承认中共政权⁽¹²²⁾。中共中央对此的反应是于11月10日指示东北局，美、英、法等国既然不承认我们的政府，我们当然也不承认他们的领事。为此我们有必要利用目前的军事管制，达到封锁和孤立美、英等国在沈阳外交机构的目的，不给他们自由活动的余地，只要坚持这样做，相持日久，他们自然会被迫撤走⁽¹²³⁾。20日，沈阳军管会没收了美国总领事馆的电台，随后总领事馆各类人员及家属立即被分别软禁起来。11月25日，东北局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报告了在沈阳破获的重大美国间谍案的情况，该间谍组织的任务是刺探和传递有关苏联、外蒙古和中国解放区的各种情报，且与美驻沈阳总领事馆有关⁽¹²⁴⁾。美国国务院曾经多方设法试图与沈阳总领事馆取得联系，均无结果。1949年5月底，国务院宣布关闭驻沈阳总领事馆⁽¹²⁵⁾。鉴于美国政府拒不放弃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并考虑到包括司徒雷登在内的美国驻南京、上海、北平的外交人员通过各种方式试图指责中共违反国际法，要求解除对沈阳总领事馆人员的软禁，中共的反应是于1949年6月19日公布了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人员从事间谍活动的情况。24日，毛泽东亲自批准公开广播《英美外交——特务外交》一文。

中共虽然确定了“挤走”西方外交人员的方针，并在1949年1月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再次明确规定：坚决否认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在华外交人员和外交机构的地位和权利，留在被解放城市的外国记者概不承认其为新闻记者，只给予外国侨民待遇⁽¹²⁶⁾。但中共对这个问题的处理还是留有余地的。上述指示发出后不到一个星期，1月2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外交工作的补充指示中就作了两项变通规定：一是对平津两地的外国领事馆的所有电台，包括美国领事馆在内，“暂置不理”；二是对平津两地的外国记者，连美国记者在内，亦暂取放任态度⁽¹²⁷⁾。

自1949年1月上旬以来，中共中央不断收到来自美国方面的讯息，似乎表明美国尚有曲折承认未来新政权的可能性。3月下旬，中共中央得知美国大使正式出面与中共方面谋求疏通和解。陈铭枢派人从上海到北平报告说，司徒雷登曾专程从南京到上海，于3月25日、26日与陈密谈，希望陈向中共解释美国政策，“俾得与中共化仇为友，与苏联合作建设世界，制止第三次战争”。司徒雷登表示对中共有两点顾虑：“一、美国怕中共站在苏联一边与美国为敌，助长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危险性；二、怕中共武力统一后放弃民主人士及民主联合政府，而实行赤化亚洲，独裁中国。”司徒雷登并表示，美国希望中共即日停止战争，实现和平，只要中共真正实现民主，成立一个真正和平独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改变对美之态度，制止反美运动，美国定愿与中共实现友好并援助新政府复兴与建设新中国⁽¹²⁸⁾。紧接着，毛泽东又接到斯大林关于新中国有关政策的复电。斯大林建议，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只要正式放弃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中国民主政府就不要拒绝同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和进行正常的贸易往来，这样做将有助于使美国放弃其分裂中国的计划⁽¹²⁹⁾。

司徒雷登的试探与斯大林的建议使中共得以在适当时机运用其外交政策的灵活性。五六月间，担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长的黄华根据中共中央及南京市委的指示，数次会见司徒雷登及其秘书傅泾波。在这几次谈话中，黄华强调的是美国继续援助国民党是干涉中国内政，美国应立即停止这种援助，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撤退驻华军队，以实际行动表明与新政权建立外交关系的诚意；而司徒雷登按照艾奇逊的指示称，现在国共各占一部分地区，美国对很多地方情况很不了解，按照国际法，美国还不能断绝与旧政府的关系，等以后产生了为中国人民拥戴的政府，这个政府也证明了愿意并有力量担负其国际义务，问题自然解决。司徒雷登还一再强调，希望中国新政权尽量吸收一切民主开明人士参加。黄华答道，中国政府的人士组成纯系内政，不容外人干涉⁽¹³⁰⁾。

黄华与司徒雷登的接触进一步表明，中共与美国之间在根本立场上相距甚远，几乎没有和解的可能。尽管如此，当傅泾波表示司徒想在回国之前访问燕京大学时，中共仍然认为可以考虑。但这一动议为美国最高当局所否定。而在6月30日后，中共也明确表示，对于司徒雷登访问北平已不再有任何兴趣。

由于美国步步为营，试图阻挠中共解放全中国，而且迟迟不撤出它在华北的主要海军基地青岛⁽¹³¹⁾，中共一直把美国直接出兵进行干涉这种可能性估计在内，并从具体的战略部署上采取相应的对策。中共制定了乘美国举棋不定，集中主力，先东南沿海，后西南西北内地，大纵深迂回，抢占沿海地区，封闭主要海口的战略。在渡江战役以后，中央军委指示二野屯兵江西，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干涉，在三野解放上海、福建、青岛等地，美国直接出兵中国的疑虑消除后，再向西南进军。5月28日，毛泽东又指示各大野战军首长：近日各帝国主义国家有联合干涉革命的某些迹象，我们的“对策的主要方面是，我各路野战军，按照预定计划前进，歼灭国民党残余力量，使各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上完全丧失他们的走狗。第二方面是力求经济上的自足自给，准备着海上被封锁时，我们仍然有办法……第三方面是在华北、华东部署充分兵力，以防美国海军协同国民党海陆军，向我后方的袭击和扰乱”⁽¹³²⁾。

在具体行动上，中共采取了十分谨慎的做法。1948年9月济南解放。由于美军驻扎在青岛，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未向青岛进军。渡江战役以后，4月28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指示山东军区，可对青岛举行威胁性攻击，其目的是迫使敌人早日撤退，我们早日占领青岛，但又避免与美军作战⁽¹³³⁾。上海战役时，一部分美军又撤向青岛。5月13日，黄华在会晤司徒雷登时，后者表示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并说美国不愿参与中国内战。黄华乘机提出，既然这样，就应将美国在青岛等地的海军舰只和陆战队撤走，以免发生冲突。司徒雷登答应转告有关方面⁽¹³⁴⁾。5月21日美国舰队撤离青岛，驶往日本和其他地方。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即于6月初解放青岛。在解放上海前夕，毛泽东也于4月29日指示有关部队：“到吴淞后避免和外国军舰发生冲突。不得中央命令，不得向外国军舰发炮，至要至要。”5月6日又再次指示：“在占领吴淞时，极力注意避免和外国兵舰发生冲突。”⁽¹³⁵⁾在解放战争中基本情况是，解放军打到那里，美军即从那里撤退。解放军没有与美军发生军事冲突。在整个解放战争中与外国军队的唯一正面军事冲突是在长江与英国军舰“紫石英”号的小规模炮战。

4月20日凌晨，正是在渡江战役开始前一天，从吴淞口溯长江西行的英国军舰“紫石英”号驶入江阴以西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地。在“紫石英”号此次航行之前，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已经发出报道，国共军队在长江地区已有战事。“紫石英”号也作了各种准备。8时许，“紫石英”号驶过江阴解放军阵地，不顾解放军鸣炮警告，强行闯入作战地区，受到解放军炮火打击。9时半，英舰驶到三江营附近解放军阵地，双方展开炮战，英舰中弹三十余处。英舰被迫停在新坝岛西150码的泥岸中。下午1时40分，英国驱逐舰“伴侣”号由南京方向驶来救援，与解放军发生激烈炮战。在解放军的猛烈炮火下，救援没有成功，“伴侣”号乃驶往江阴。入夜，“紫石英”号进行了抢修，并把所有可以丢弃的东西都扔下舰去，以减轻重量，终于在半夜得以从淤泥中冲出，继续溯江而上，停在镇江附近江面。

英国远东舰队获悉“紫石英”号的情况后，副总司令梅登（Alexander Madden）海军中将立即乘旗舰“伦敦”号并率驱逐舰“黑天鹅”号全速驰援，并与21日晨驶过江阴解放军阵地。英舰置解放军警告于不顾，双方发生炮战。“伦敦”号与“黑天鹅”号被迫放弃救援企图，掉头驶回上海⁽¹³⁶⁾。4月30日，毛泽东亲自为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声明，批驳英国保守党领袖丘吉尔（W．Churchill）和首相艾德礼（C．Attlee）为英舰所作的辩护，指出：“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人民解放军要求英国、美国、法国在长江黄浦江和在中国其他各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项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土、领空，不要帮助中国人民的敌人打内战。”⁽¹³⁷⁾此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镇江前线司令部与“紫石英”号舰长克仁斯（John Simon Kerans）进行了长达两个多月的谈判，其中心问题是，中方要英方承认侵犯中国的内河及解放军的阵地，并向解放军道歉；英方竭力回避，并以种种借口推脱责任。7月30日，“紫石英”号乘一客轮经过该舰下驶之际，尾随逃脱。“紫石英”号事件虽然只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但英舰明知长江正有战事，却又冒险驶入，足见其仍然抱着老殖民主义的态度，盛气凌人，无视中国革命战争的形势。解放军捍卫自己的领水和防区，给了英国军舰和所有外国人一个明明白白的信号：外国炮舰可以在中国水域任意游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尽管如此，在美国政府以及美国舆论界，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共可能走南斯拉夫道路，毛泽东可能成为中国的铁托（И.Тито）抱有希望。1949年上半年，《新共和国》、《堪萨斯城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波士顿捷报》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等大量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或专栏文章，认为中国不会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中共与苏联之间将在许多方面产生摩擦⁽¹³⁸⁾。斯大林对中国革命胜利的疑虑也没有完全消除。中国国内也有一部分人幻想“向美苏两面靠”。为了在美苏两大阵营的对立中清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批驳和澄清国内一部分人的思想混乱和错误，并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教育，毛泽东于1949年6月30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全面阐述了新中国对两个阵营的不同态度，提出了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方针。新政权的外交格局大致确定下来。

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中关系白皮书》。中共对此十分重视。艾奇逊在致杜鲁门的信中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人民大革命的胜利诬蔑为是“中国人民的一大部分……残酷地处于为外国帝国主义利益而效力的一个政党的剥削之下”，而且写道：“我们仍然相信……中国悠久的文明和民主个人主义终将最终胜利，中国终将推翻外来制度。我认为我们应当在中国鼓励现在和将来能促进上述目标的一切发展。”⁽¹³⁹⁾这就表明，虽然美国支持的蒋介石的反共内战是失败了，但美国并不甘心，并不就此罢休，它还要继续干涉中国的内政，而且美国恰恰寄希望于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也就是所谓“中间道路”，或曰“第三条道路”，这不能不使中共格外警惕。8月12日，毛泽东指示新华社社长胡乔木：“应利用白皮书做揭露帝国主义阴谋的宣传。”⁽¹⁴⁰⁾毛泽东在规划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筹建新政权的百忙之中，亲自执笔，从8月12日到9月16日接连为新华社撰写了六篇社论，以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之势，酣畅淋漓地揭露和批判了一百多年来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剥削和压迫，揭露和批判了美国出钱出枪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行径，似乎要把中国人民在一个世纪中积郁的愤懑统统地倾倒出来。毛泽东特别指出：“先进的人们……有责任去团结人民中国内部的中间阶层、中间派、各阶层中的落后分子、一切还在动摇犹豫的人们”，“用善意去帮助他们，批评他们的动摇性，教育他们，争取他们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争取了他们，帝国主义就完全孤立了，艾奇逊的一套就无所施其伎了。”⁽¹⁴¹⁾

中共对白皮书的批判成为一场中国国耻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教育运动，成为一场意识形态的教育运动，成为肃清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帝国主义影响的“打扫干净屋子”的运动。整个八九月份，在已解放的各大城市的机关工作人员、工人、知识分子、各民主党派中掀起了批判白皮书的高潮，学生举行了抗议示威游行，《人民日报》隔两天就以大版大版的篇幅刊登有关的消息和文章。毛泽东十分关心这个学习运动的进展，尤其是为艾奇逊所瞩目的对美国民主尚有一些好感的人们的反应。8月24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发表了题为《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的声明，其中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基本利益的矛盾决定了它对一切帝国主义（包括美帝在内）的态度”，“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凭哪一条也不会变成美帝发展‘民主个人主义’的资本或条件。只有新民主主义，才是他唯一的光明幸福的道路”⁽¹⁴²⁾。毛泽东看到这个声明十分兴奋，当即函告胡乔木：“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请予全文文播、口播，并播记录新闻，当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起很大作用。”同日，毛泽东致函民建领导人黄炎培，高度评价民建声明说：“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起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¹⁴³⁾如果说“一边倒”方针的提出是表明了即将建立的新政权的政治取向，那么对白皮书的批判则是表明了新政权的价值取向。中共利用白皮书的发表加强了中国广大阶层、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反美情绪，使他们从思想上与美国拉开了距离，接受和支持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方针，这大概是艾奇逊始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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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RUS，1947，Vol．7，pp．1045-1054，1085．

(2) William W．Stueck，Jr．，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Korea，1947-1950，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1，p．41．

(3) China White Paper，p．746．

(4) FRUS，1947，Vol．7，pp．790，800，843．

(5) FRUS，1947，Vol．7，pp．788，791-797，802-804．

(6) ibid，pp．786-789，792，804，834-848，846-847，851．

(7) 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p．42．

(8) Authur H．Vandenberg，Jr．，ed．The Private Papers of Senator Vandenberg，Boston，1952，p．523．

(9) Tang Tsou，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1941-1950，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3，p．448．

(10)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7》，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6页；Arthur Schlesinger，Jr．，The Dynamics of World Power．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1945-1973，V01．2，pp．309-313．

(11) FRUS，1947，Vol．7，pp．813，823-824．

(12)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131—135页。

(13)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p．449；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p．44．

(14) John F．Melby，The Mandate of Heaven．Record of Civil War in China，1945-1949，Garden City，New York：Doubleday and Company，Inc．，1971，p．275；W．S．Swanberg．，Luce and His Empire，New York，1972，pp．252-254，265-267．

(15) FRUS，1947，Vol．7，pp．957-960．

(16) FRUS，1947，Vol．7，pp．833-834．

(17)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154-160页。

(18) China White Paper，p．255．

(19) Albert C．Wedemeyer，Wedemeyer Reports，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958，p．388．

(20) FRUS，1947，Vol．7，pp．682-684．

(21) FRUS，1947，Vol．7，pp．713-715．

(22)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193页。

(23) China White Paper，pp．772-774，808-814．

(24) FRUS，1947，Vol．7，pp．777-781；Wedemeyer Reports，pp．388-397．

(25) “A Repor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on China”，Life，Vol．23，No．15．

(26) FRUS，1947，Vol．7，p．892．

(27) FRUS，1947，Vol．7，pp．917-918．

(28) FRUS，1947，Vol．7，p．932；（China White Paper），p．975．

(29) China White Paper，pp．348-350；Ernest May，The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China，1945-1949，NewYork，1975，p．26．1948年3月，马歇尔又批准顾问团去南京训练中心，7月，批准其去广州、汉口、成都等地训练中心。

(30) John Campbell，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Affairs，1947-1948，NewYork，1948，p．471；《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275、278页。

(31) China White Paper，pp．376-377．

(32) ibid，pp．379-380．

(33) ibid，p．1006．

(34) China White Paper，pp．380-384．

(35) China White Paper，p．436．

(36) ibid，pp．1011，1030．

(37) FRUS，1950，Vol．6．pp．351-352．

(38) China White Paper，pp．1042-1044．

(39)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945—1947）》，北京1961年版，第77-78页。

(40) FRUS，1945，Vol．6，p．609．

(41) FRUS，1945，Vol．6，p．256．

(42) 人民出版社编：《对日和约问题史料》，北京1951年版，第17-19页。

(43)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3页。

(44) 《对日和约问题史料》，第20-30页。

(45) 转引自蒋立峰主编：《日本政治概论》，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500页。

(46) FRUS，1948，Vol．6，p．1011．

(47) 《对日和约问题史料》，第39-40、277-278页。

(48) 《对日和约问题》，第6-8、13-14、22—23、25等页。

(49) 《对日和约问题》，第68、73、76—80、84页。

(50) 《对日和约问题》，第81—90页。

(51) 《国民政府对日和约审议会谈话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62页。

(52) 《对日和约问题》，第73、76页。

(53) 《对日和约问题》，第183、185、190、195等页。

(54) 《对日和约问题》，第180、186页。

(55) 《对日和约问题》，第182-183、186页。

(56) 《对日和约问题》，第187页；参见《中华民国外交史》，第664页。

(57) 《大公报》（上海），1947年10月19日。

(58) 档案号十八，314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按：关于对日和约问题，美国于1950年9月再次提起，1951年9月4日在旧金山召开了五十二国参加的对日和会。由于美国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国被排除在和会之外。9月8日，会议举行和约签字仪式，苏联、波兰、捷克拒绝签字。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旧金山和会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因而是非法的、无效的。1952年4月28日，日本和台湾当局签订所谓和平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在中日关系正常化后，中日两国于1978年8月12日在北京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笔者。

(59) 台北“国史馆”藏有关档案，转引自郭希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损失调查及赔偿问题》，《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

(60) FRUS，1945，Vol．6，pp．997-998．

(61) ibid，p．1007；《对日和约问题》，第146、174页；参见刘士田：《战后日本对华赔偿问题》，《当代亚太》1996年第6期。

(62) FRUS，1945，Vol．6，pp．1006，1012．

(63) 《对日和约问题》，第138-139页。

(64) 参见《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这一统计显然是很不完全的。首先，“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期间的损失没有统计在内；其次，东北地区、台湾、澎湖以及广大敌后根据地的损失没有统计在内。据1991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的《中国的人权状况》一书刊布，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直接经济损失达62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为5000亿美元。——笔者。

(65) 行政院新闻局：《日本赔偿》，1948年3月版，第8-9页；《对日和约问题》第141—142页；FRUS，1947，Vol．6，pp．395-396．

(66) 《日本赔偿》，第4-6页。

(67) 《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届第四次全体会议军事报告》，1947年9月9日国防部编印，档案号七一一（5），12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参见：FRUS，1947，Vol．6，pp．376-380．

(68) 参见于群：《美国对日政策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2-85页、114-115页。

(69) 《对日和约问题》，第145—146页；《美国对日政策研究》，第115页；《中华民国外交史》，第668-669页。

(70) FRUS，1948，Vol．6，pp．1009，1015．

(71) 1949年5月美国停止实施先期拆迁计划，原定拆迁计划只实施了10％。在旧金山和会期间又重提赔偿问题。美国当时为应付朝鲜战争，急需扶植日本，力主盟国放弃对日赔偿。台湾当局的生存本身也有赖于美国支持，对于美国的这一主张难以反对。1951年1月22日，台湾当局代表顾维钧在向杜勒斯递交对美国关于对日媾和七原则的答复时表示，台湾准备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但必须以其他国家也同样放弃为条件。和约谈判过程中，台湾当局提出放弃其他赔偿，只要求日本提供劳务补偿。日本坚持在华财产作为赔偿已经足够，拒绝台湾当局要求。1952年3月20日，美国国会批准对日和约。台湾当局被迫作出全面让步，放弃包括服务补偿在内的一切赔偿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台湾当局放弃赔偿是“慷他人之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对不予承认。1972年，在中日关系正常化过程中，中国政府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笔者。

(72) 参见《中华民国外交史》，第670-671页。

(73)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775页。

(74)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488页。

(75) Papers of Mathew Connally，Box 1，Harry S．Truman Library．

(76) FRUS，1948，Vol．8，pp．146-155．

(77) FRUS，1949，Vol．9，pp．826-834．

(78) White House Summary of Telegram，November 8，1948，RG 59，Records of Office of Executive Secretary，State Department，NARS．

(79) China White Paper，pp．286-287，888-889．按：巴大维只领少将衔。

(80)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593页；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pp．491-492．

(81)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p．499；Dean Acheson：Present at the Creation．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New York：W．W．Norton and Company，Inc．，1969，p．402．

(82) China White Paper，pp．1053-1054．

(83) 《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71页。

(84) 《顾维钧回忆录》，第44-48页。

(85) FRUS，1949，Vol．9，pp．1368-1369；Present at，the Creation，p．397．

(86) China White Paper，pp．265-266，896．

(87) China White Paper，pp．920，922．

(88) China White Paper，pp．291-292；《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611—614页。

(89) 参见本书第七章。

(90) 参见薛衔天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45—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90页；并参见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73页。

(91)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集》下卷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87-488页；并参见《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第773页。

(92)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948-949页。

(93) FRUS，1949，Vol．9，pp．699-721；《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127-155页。按：“我是密苏里人”的意思是，我是讲求实际的；而杜鲁门恰恰是密苏里人，因此在这里是一句双关语。——笔者。

(94) FRUS，1949，Vol．9，pp．1369，1373，1385-1390．

(95) 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August4，1949．Papers of Willington Koo，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y．

(96)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238页。

(97) 《风雨中的宁静》，第227页。

(98) 参见梁敬：《美国对华白皮书之经纬与反应》，《传记文学》（台北）第33卷第1期。

(99) Statement by Willington Koo on White Paper on China，August7，1949．Papers of Willington Koo，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y．

(100) 《大公报》（重庆），1949年8月17日。

(101) Dorothy Borg and Waldo Heinrichs，eds．，Uncertain Years．Chinese-American，Relations，1947-1950．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p．159．

(102) 《中央日报》（重庆），1949年7月12日。

(103) 《中央日报》（重庆），1949年8月9日。

(104) Fisher to Butterworth：Chiang Quirino Proposal for a Pacific U-nion．Chronology and Developments，July 15，1949；Ogburn to Butter worth：Chiang Quirino Proposal for a Pacific Union，and Quirino Romu-o Proposal for a Southeast Asia Union，August24，1949，Melbey Papers，Harry S．Trumen Library．

(105)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327-1328页。

(106)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04页。

(107)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5—1161页；并见陆定一：《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1947年1月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713—726页。

(108) 《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1946年9月29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46页。

(109) 《解放日报》，1946年9月12日。

(110) 《解放日报》，1947年2月4日。

(111) Ю．В．ЦуАбдеев，реяд.По лоротам Кцтая（1937-1945），338．ctp.1989．

(112) 韩光：《旅大人民的支前工作》，《辽沈决战》上册，第585页。

(1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6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03-1204页。

(114) 葛罗米柯等主编、大连外国语学院俄语系翻译组译：《外交史》第5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81—186页。

(115) FRUS，1947，Vol．7，p．786．

(116) 参见薛衔天：《战后东北问题与中苏关系》，《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

(117) 《中共中央关于批转东北局关于学习南共问题决议的指示》（1948年8月11日），参见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2-273页。

(118) 《中苏友好文献》，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4-57页。

(119) А．Ледовский：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И．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1-2，1949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ънего Востока，No．2-3，1995．

(120)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00-1404页；《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周恩来选集》下卷，第85-87页。

(121) 《中央军委关于对英美侨民和外交人员态度问题致总前委等电》（1949年4月28日），《党的文献》1989年第4期；《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3页。

(122) FRUS，1948，Vol．7，p．826．

(123) 《周恩来年谱》，第796页。

(124) 参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125) FRUS，1949，Vol．8，p．960．

(126) 《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卷，第44-49页。

(127) 《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补充指示》（194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卷，第78-79页。

(128) 前引《历史研究》1994年5期杨奎松文；FRUS，1949，Vol．8，p.174．

(129) И．Ковалев：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Цзэдуном，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No．1-3，1992г．

(130) 《黄华与司徒雷登谈话内容》（1948年6月7日）；黄华：《南京解放初期我同司徒雷登的几次接触》，外交部外交史编辑部编：《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22-32页。

(131) 参见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476—477页。

(132)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06-507、510-511页。

(133)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90页。

(134) 《新中国外交风云》，第26-27页。

(135) 《新中国外交风云》下卷，第491、497页。

(136) Malcolm H．Murfett，Hostage on the Yangtze．Britain，China，and the Amethyst Crisis of 1949．Annapolis，Maryland：Naval Institute Press，1991，pp．50-76；康矛召：《英舰“紫石英”号事件》，《新中国外交风云》，第33-35页。

(137)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1949年4月30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84—86页。

(138) Nancy Tucker，Patterns in the Dust．Chinese 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Recognition Controversy，1949-1950.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p．149．

(139) China White Paper，XVI．

(140)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48页。

(141)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5页。

(142)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编：《中国民主建国会历史文献选编（一）》，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12—214页。

(143)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54—5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