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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二节 广州“非常会议”的召开" class="reference-link">第二节 广州“非常会议”的召开
一 反蒋派系的再度大联合" class="reference-link">一 反蒋派系的再度大联合
蒋介石囚禁胡汉民的消息甫一传出，社会舆论顿时哗然。这件事在国内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是不奇怪的：以胡汉民在国民党内地位之高，又担任着立法院院长，只因为政治主张和蒋介石不同，便可不经任何法律程序被剥夺自由，一夜之间成为阶下之囚。胡尚且如此，其他人如果对蒋持不同意见，其命运更可想而知。这件事自然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公愤，纷纷谴责蒋，要求恢复胡的自由。即使在国民党内，也引起众多要人的不满。据蒋的亲信陈布雷回忆：“此事几引起政潮，党外人士尤资为讥刺口实。”(86)
胡汉民被扣当晚，陈立夫为了不使事态恶化，于晚宴结束后拉着叶楚伧同见蒋介石，陈氏恳请蒋“就此罢手，千万不要走极端”，“再予监禁是不妥的”。但蒋并未接受陈的意见，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道：“已经做了，就没有办法再掩饰了。”(87)与此同时，孙科也找到同蒋介石十分亲近的戴季陶设法营救。出席当天晚宴的马超俊（时任国民党中央训练部部长）回忆道：“十二时散会，我步出军事委员会，警卫森严，如临大敌。孙哲生在我身后，两人相约同车至鸡鸣寺考试院访戴院长季陶，探讨胡先生被扣原因，并请其设法营救，戴氏泪涔涔下，谓：‘今日之蒋先生，非民国十三年前之蒋先生，我纵有所陈述，亦恐不易见听。’言下颇有伤感。三人再三商讨，并无办法，乃联袂往中山东路中央建设委员会招待所，拜见吴敬恒、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诸先生，大家在客厅见面。我们刚入座，吴稚老深知来意，乃大谈汉高祖忌元勋功高震主，大事屠戮，现代历史，似难例外，因将此类故事，古今中外，缕举历三小时，而对胡先生事，如何挽救，毫无主张。”(88)
其实，吴、张、蔡、李四老对扣胡一事，并非“毫无主张”。蒋介石如此大的举动，如没有得到党内元老的支持，他是很难做此独断的。2月24日，蒋介石即与四老“洽商展案”，并称赞“稚晖先生之见甚当”，“稚老实有政治见解也”(89)。最初，蒋介石计划用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胡汉民的方式对外解释此事。为此，蒋于扣胡当天事前“往汤山与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议事”(90)。会谈内容不得而知，但明显是蒋得到了“四老”的支持，且这“四老”皆中央监察委员。会谈当晚，蒋即扣胡于总司令官邸。随后，蒋向其他在座的党国要人解释时，“吴、李、蔡、叶、戴诸君皆附其说”(91)。
当时，最令蒋介石不安的是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及其所控制的十九路军和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的态度。为此，蒋于扣胡第二天致电当时在广东的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并转二陈，内称：“中央昨日密提弹劾展堂案，其大意谓本党遵奉总理遗教召集国民会议，意义重大……乃胡汉民同志以立法院院长之地位独持异议，对于国民会议之职权妄欲有所限制，尤坚不欲有训政时期之约法……是直欲总揽立法权于一己，藉便任意毁法，造行之私图，而置无数国民与同志之牺牲于不顾。不但摧残革命既得之成绩，且引起有约法与无约法之纠纷，重贻党国百年无穷之祸患。胡同志身负党国重任，而越位失职，不自检束一至于此。且胡同志最近之言论、举措多足阻碍革命之进行……将益引起本党无穷之纠纷，尤难姑息坐视，倘再不加检举，何以谢党国而安人心等语。对于此事中无法处理，惟有从保全耆硕，消弭纠纷方面以谋妥善。”(92)
此后，蒋发觉以胡汉民自动辞职对外解释更为妥当。3月4日，蒋再次致电古应芬等人，即改口表示：“胡展堂先生因对于国民会议坚决主张不得议及约法，中恐引起党国无穷之纠纷，俭晚特与详细讨论。胡先生自以政见不合，愿辞本兼各职。故于东日往汤山暂住。”(93)
同日，蒋介石晚宴立法院全体委员，也以同样方式解释，不再提及监察委员弹劾案了：“此次胡汉民同志辞职事，各位或有不了解真相者。故本晚邀各位同志来此略述大概……不料胡同志竟不顾一切，突于上星期由宣传部以胡同志个人名义，正式发表国民会议不当议及约法问题之言论。中央同志于此甚觉不满，监察院某君欲提弹劾案。余负有政治之责，不得不从中调解，免启政治纠纷，并对该委员声明政治问题由余负责解决，请君不必提起弹劾。故于上星期六日，邀集全体中委讨论约法问题。余谓：凡我中央同志尊重胡同志，固无事不可迁就，独于此大政方针，关于中国祸福与存亡问题，则不能不以去就力争。昔者总理常言：吾对汉民之主张事事可迁就到十分之八九，但对于主义与大政方针有关者，则决不迁就。此总理在日对中正与诸同志屡言之。中正视此约法大问题，决不能以私情迁就，故当时声明：如胡同志以为中正约法之主张不对，则中正可辞职引退。胡同志因自认其主张与中央同志相反，乃表示自愿辞职。”(94)
但蒋氏此举并没有得到党内元老的一致赞同。3月7日，原本一贯支持蒋介石的戴季陶即借口为超度阵亡将士诵经，离京赴宝华山暂居，以示消极(95)。8日，南京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致电南京请求辞职，立法院秘书长李文范也借口养病留粤不归(96)。甚至连蒋介石的亲信陈立夫对此也不得不承认：“从胡先生的观点来看，蒋先生只是一名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以党的风纪角度来看，胡先生是没有错的。假如我是一个法官的话，就法律上来看，我要说胡先生是对的。”(97)
胡汉民被囚后，蒋介石最初还想封锁消息，“自一日晨起，电报与京沪长途电话，皆严密检查，消息无法传出”(98)。“蒋介石二日在国府纪念周宣布胡汉民罪之演说词”，也由总司令部通知各报“不许登载”(99)。但纸是包不住火的。蒋介石的结拜兄弟黄郛在3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访畅卿兄，得悉廿八晚介石以请客为名已将展堂看管……本日公债大跌，或系受展堂事之影响。”(100)最先公开反蒋的是国民党海外党部，据《华东日报》3月9日广州专电称：“海外党部对胡颇有信仰，此次胡被监禁消息传出后，新嘉坡党部与其他三海外党部，于五日发出反蒋通电。”(101)
胡汉民被囚汤山后，并没有向蒋介石屈服。他只是向蒋要求允许常为自己看病的铁道部医官邓真德前来照顾(102)。他选择要邓来治病，自然是有其深意的。邓真德是铁道部长孙科的亲信，通过邓的联络，胡汉民先后同孙科、古应芬等取得联系，嘱咐他们一定要在两广建立反蒋局面。在胡的授意下，古应芬便积极策划驻防广东的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发难反蒋。
古应芬到广州后，一面暗中同孙科联系，利用孙科是孙中山儿子的声望，借以扩大反蒋派的声势；同时派人会晤已率军队攻入广西的陈济棠，希望他能与桂方息兵，共同反蒋。这时不属于蒋介石嫡系的地方实力派中只有陈济棠能够独立控制广东这样重要的省份，并且拥有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但他内心总是惴惴不安。特别是当时亲蒋的省政府主席陈铭枢，一直对他构成重大威胁。尽管此时十九路军已奉命北调江西参加“剿共”，但二陈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得到缓解。胡汉民的被囚，使陈济棠更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危险处境，如不反蒋迟早也会被蒋吞掉。为此，他于3月5日致电南京表示：请爱护胡汉民，以免内忧(103)。
除古应芬外，胡汉民的另一重要亲信、立法院秘书长李文范这时也来到广州，力劝陈济棠反蒋。“他是扣胡前以南京中央党部广东党务视察员的身份来的。在这一次广东省党部的集会上，李就提议电蒋质问何故扣胡，反蒋空气逐渐到了表面化阶段”(104)。
在古、李的影响下，陈济棠的反蒋态度逐步明朗。他明白此时没有其他力量可以单独举起反蒋大旗，他如果能率先反蒋，对蒋不满的各派政客和军事势力定会拥他充当盟主，从而扩大他的政治影响。因此，他决定先同正在对垒的张（张发奎）、桂联军停战，从广西撤军。他还亲自同张发奎会商合作(105)，并派心腹林翼中到南宁会晤李宗仁、白崇禧，表示愿意捐弃前嫌，联合反蒋。李、白、张在屡次战败之余实力大为削弱，已有岌岌可危之势，获此良机得以重整桂系，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因此峰回路转，两广化干戈为玉帛，又由敌对之局转而为合作了”(106)。
此时，担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陈铭枢虽然一贯亲蒋，但对蒋介石扣押胡汉民也曾表示不满。不过他同陈济棠之间的矛盾颇深，特别是此次反蒋的核心人物古应芬同陈济棠关系密切，他自知无法成为领袖，遂于4月28日悄然潜往香港。这样，广东的军政大权便完全置于陈济棠的控制之下。
古、陈之外，孙科是参加反蒋行动的另一大将。孙科当时担任着国民党中常委、国民政府铁道部长。他一向与胡汉民合作，并同“西山会议派”关系密切。1928年孙科随胡自欧洲返国后，尽管被增选为中常委，但在南京政权中并没有什么实际发言权，同宋子文、孔祥熙也有着利害冲突。胡汉民的被囚对孙科震动很大，自然引起孙科对蒋氏的不满，更使他产生兔死狐悲之感。
通过自己的下属、铁道部医生邓真德的联络，孙科立即着手策划救胡反蒋。在孙科的基本干部中，文人有马超俊、傅秉常、梁寒操，武人有陈策、张惠长等，又通过梁寒操吸引了“再造派”的王昆仑、周一志、钟天心等一批居于国民党中层地位又比较年轻的干部(107)。据周一志回忆：“大约是扣胡后的第四五天，马超俊、梁寒操、王昆仑、钟天心、陈剑如、麦朝枢及我共七人，奉孙命秘密计议。由马出面，代孙写了几封密函，决定王昆仑先去上海，钟天心回广州，麦朝枢同我去沈阳见吴铁城，叫他准备拉张学良反蒋。并且叫我同麦路过天津时会见扩大会议失败后在津闲住的邹鲁、覃振、傅汝霖等人，告以反蒋时机又到，请他们务必转达汪派人士，不必再骂胡，以便大家一同反蒋。”(108)
4月中旬，孙科、马超俊纷纷不辞而别，潜往上海。甚至连约法起草委员会召集人、具体负责制定约法的王宠惠，南京特别市市长刘纪文等人，也纷纷随孙科跑到上海，表示同蒋不合作的态度。此时，胡汉民被扣，汪精卫被排斥，国民会议的开幕日期已迫在眉睫，这一切骤然使孙科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政治天平上明显增强了分量。他的离去对蒋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蒋介石觉察到孙科等人有反蒋活动后，曾慨叹道：“王宠惠、孙科皆受展堂主使，改组派离间，希望在粤另组政府以倒中央，故其赴沪不回，余以镇静处之……粤方谣盛，余仍以小事视之。”(109)无论蒋是“以镇静处之”，还是“以小事视之”，但其内心绝对不敢轻视这股势力。为此，他于4月28日派吴稚晖、张静江、孔祥熙赴沪力图劝说孙科等人返京。29日再请吴稚晖“警告展堂，属其慎思，不可致粤叛离”。其实，蒋介石深知：“此事症结仍在胡也。”(110)
此时的孙科已不肯对蒋介石的逼迫轻易就范。他感到在这次反蒋救胡的党内斗争中，定能大大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为此，孙科对吴稚晖等人“提议以恢复胡先生自由为前提，然后再谈其他”(111)。“果然从那时起，国民党的政治市场中就在‘胡先生’、‘汪先生’之外，又加了一位‘孙先生’了”(112)。
由于胡汉民长期支持蒋介石而同汪精卫不和，汪精卫一派最初得知胡汉民被囚的消息后，曾一度表现出幸灾乐祸的态度。汪本人蛰居天津租界发表谈话时曾说：“胡数年来为武人专政之拥戴者，获此结果诚不足惜，惟蒋对立法院长之失职，不在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提出弹劾，而竟敢在私寓宴会之际拘押，形同绑票，毫无法纪，以如此之人，而言制定约法，更属厚颜。”(113)汪的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一度引起胡派人物的厌恶。“古应芬、黄季陆等反对最烈，以为与汪合作，则必须屈伏于汪氏之讨蒋主张，而粤方反蒋反居被动地位”(114)。亲胡的驻美公使伍朝枢也极力反对联汪反蒋策略，并以国民党驻美总支部名义致电陈济棠表示：“汪精卫等皆叛党国，久为全国民众共弃，更不应受其利用，自绝党国。特此忠告，惟慎择焉。”(115)
而此时陈济棠因感力量不足，且“既联桂，即不能拒汪”，故“力主迎汪”。“但古（应芬）及各将领以羊城浩劫由汪造成，迎汪何以平民愤。故开会时均不发言，示与汪不能合作。余（汉谋）、香（翰屏）旋谓余等无主张，惟总指挥是听。陈因大愤，遂发表只任军事，其意以为迎汪系政治问题也。”(116)
此时已加入反蒋行列的桂系和“西山会议派”的邹鲁等人，原本在扩大会议时就同汪派合作，当然欢迎汪精卫参加。同时，邓泽如等粤派元老也支持陈济棠的主张(117)，甚至连胡汉民都不惜同长期政见不合的汪精卫合作。胡通过邓真德同孙科、古应芬联络，表示：“目前舍汪无足与蒋对抗。”(118)
这样一来，古应芬等在考虑各方面的意见后，最终说服了胡派中的反汪人士，促成胡、汪两派之间的政治休战。不过，双方的休战不是无条件的。“虽迎汪，但却阻有不得带公博、孟馀、乃光等极左派人物条件”(119)。胡派只是希望联合汪精卫个人，而排斥改组派其他成员。古应芬、李文范等人在复伍朝枢的电报中，讲得很明白：“汪已声明彻底觉悟，与改组派脱离，而服从公意，共同倒蒋，故公意以为倒蒋则有联汪之必要，弟等亦以联汪倒蒋服从公意，非个人有所成见也。”(120)
扩大会议失败后，汪精卫已走投无路。因胡汉民被拘而引起的这场轩然大波，再次给了进退失据的汪精卫重整旗鼓的机会。他明知亲胡的广东军政当局不会真心替自己捧场，但也要抓住这个机会，捞回一些政治资本。“孙科到上海后，派梁寒操赴香港与汪接洽，汪正在无出路中，当然一拍即合，以孙亲来一同到广州下海为条件”(121)。在这样的形势下，汪到广东有孙科互相依托，也并不孤立。但在孙科尚未公开反蒋前，汪精卫先留驻香港，公开发表谈话称：“不赴广州，只局外接应。”(122)汪精卫深知此次广东方面不可能推他当主角，但在反蒋这一点上，双方的利益是一致的。为此，他致电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谓目标愈简，则用力愈专，而纠纷亦愈少”，主张首先在“军事上同粤方合作，党务政治，则依次进行，将来再以会议方法共同解决”(123)。
经过这样一番四面八方的奔走联络，胡汉民派、孙科派、汪精卫派、“西山会议派”、两广地方实力派以及其他反蒋势力便又联合起来，形成一股很可以同蒋介石相对峙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公开打出反蒋旗号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打响第一炮的是：1931年4月30日，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四人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名义发出弹劾蒋介石通电，历数蒋的罪行：一是起用政学系杨永泰之流；二是陷害许崇智；三是非法扣押胡汉民。其罪行“无一不以个人地位为前提，久置党国大计于不顾”，并披露胡被囚事件的真相，指出：“胡汉民同志以国民会议不应议及约法，与蒋主张不合，被其监视。蒋犹出席纪念周演讲党员自由问题，且公然指胡同志不能出京，其非法捕禁，已为中外人士所共知。”“蒋氏与胡同志为同列，究以何职权而得逮捕监禁中央重要人员？”“夫以一国之元首，不惜躬身毁法，乃以约法号召天下，其谁信之？”通电号召“爱护党国诸同志，急起图亡”，要求将蒋撤职查办(124)。邓泽如等四人都是在国民党内有着很久历史和相当地位的元老，又都是中央监察委员，林森还是胡汉民囚禁后被南京举为代替胡汉民做立法院长的人选。由他们四人联名正式提出弹劾，其影响自然远非一般人的意见所可比拟。受此影响，当日上海公债市场价格即暴跌(125)。
第二天，汪精卫首先通电响应，并表示：“此仍讨蒋之最后一着，吾人惟有相与戮力，以期得最后之成功”，“对于国事，宜以颠覆个人独裁，树立民主政治为唯一之鹄的”(126)。引起更大震撼的是，四监委通电后三天，以陈济棠为首的广东将领十数人在5月3日联名发表的反蒋通电。他们声称：“今蒋氏罪恶贯盈，神人共愤，四海之内，愿与偕亡。”“如蒋中正不亟引退，仍欲负固以暴力维持其地位，则济棠生性恬澹，权力意气之争，向所不屑，耿耿此心，只为党国争存亡，为天下留正气，正义所在，义无反顾。”(127)陈济棠还调集军队，沿边界布防。广东是国民革命的策源地，又是重要的财赋之区，陈济棠手握重兵，他这一通电发出，使全国为之震动。11日，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等也发表讨蒋通电，宣称：“蒋中正包藏祸心，自盘据【踞】南京中央以来，窃党祸国，无恶不作。”“粤方友军已仗义继起通电讨贼，揭破蒋氏历年祸国祸党种种罪恶。本军业经下令动员，尤望全国民众、党中同志及各方革命袍泽，乘时奋起，会师长江，底定金陵。”(128)
蒋介石收到四监委弹劾电后，曾感慨道：“通电对余声罪致讨，余始以其非军阀，为监委，故辞职引咎，以为自白之地。继思剿匪将士与国民会议二事，如余辞职，必受影响，国即绝望矣。”故决定坚不辞职，呈请中央监察委员会审查(129)。
5月1日，针对四监委弹劾电，蒋介石致函中央监察委员会，“请求中央彻底查办”，并表示：“如中正果有应得之罪，即请决议处分，提请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决执行。中正理当静候查办，服从党命，绝不稍有恋栈。”(130)同时，为了尽快平息反蒋势力，顺利举行国民会议，蒋介石于同日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临时会议，决议通过训政时期约法草案。“关于两粤事，因重要问题仍在展堂之自由问题……结果决定请展堂出席国民会议，并电粤解释误会”(131)。2日，吴铁城奉命致电粤方古应芬，表示：“展公（胡汉民）与介公（蒋中正）间知好，偶有违言，朝夕不难如故。现介公及中央同志，均决坚请展公，即日出席国民会议，共商国事，外间谣诼，当可不辩自解。……凡所陈报，弟负全责，望即释除误会，安定人心，共维大局。”(132)
当天，古应芬复电吴铁城表示只要释放胡汉民，“则南方决无乱事”(133)。而此时孙科仍滞留上海，尚未决心同蒋决裂。孙的态度至为重要。4日，吴铁城又奉蒋命到沪劝说孙科：“谓公（指蒋）对粤变决从党中解决，不用军事政治手段，并以（孙）科与党关系至深，于危急关头，不当消极相督责。”(134)从吴铁城转述蒋介石的态度中，孙科顿感身价倍增，一时又想充当宁、粤间的调解人，缓和双方的紧张局势，于是电蒋表示：“科意今日第一急着，即在先恢复展公之完全自由，则此后各事，自易解决。”同时，他也对蒋发泄了不满：“历代各国元首罪己事本寻常，况属革命党员自讼自劾，尤丈夫光明磊落之事。国难方殷，无任何一人所能独荷，必赖全党忠实同志本昨死今生之义，精诚团结，分工合作，共同负责。然后党国前途，统一建设，庶乎有豸。……鄙意倘蒙鉴纳，则后此奔走斡旋之劳，苟有驱策不敢辞也。”(135)随后，孙科致电古应芬、陈济棠表示：“弟思之再四，当此祸迫眉睫，苟利党国，汤火不辞，调停之责，再不容卸……务乞兄等在粤力持静默，安定人心，勿使时局急趋横决，至难收拾，是所盼祷。”(136)
然而，就在吴铁城赴沪的当天（5月4日），以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为首中央监察委员会复函蒋介石称：“邓泽如等三十日电，其语皆摭拾浮意，任意指斥，深可骇诧，且未合正式弹劾手续，业经本会集议，请蔡元培、张静江、吴稚晖等同志电复邓等，问是否失于检点，公暂勿深究。”(137)
由于有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明确支持，蒋介石对于四监委的弹劾案就可以有了交代。于是，“介石对于恢复展公（自由）又有变计”。对于此事，作为蒋氏亲信的邵元冲也无奈地感叹道：“百尔君子，不恒其德，或承其羞，其何能淑？”(138)而蒋则在当日国府纪念周演讲时信心十足地表示：“有许多反动分子也许想以广东一隅之地反抗中央，而形成其割据形势。他们以为本党自民二以后，都是以广东为革命的根据地，继续革命工作与军阀奋斗，所以也想拿着广东来反抗中央。殊不知现在的情形和以前完全不同。当年总理之所以能以广东为革命的，实在有许多原因……第一，过去的事实都证明，一切反动分子无论是桂系、改组派，都是为怎么自利而捣乱，绝对没有甚么主义；第二，过去叛逆都是在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分子，因一时利害，共同暂时联合起来，一旦利害冲突，立刻就会火并。我们试看他们过去的行为，时聚时散，忽合忽离，就可知他们无组织；第三，反动分子绝对没有像总理这样伟大的革命领袖。固然他们的行动全然是反革命的，不能算是革命。但是连反革命的领袖，反动分子也可以说寻不出一个。我们看看他们既无主义，又无组织，更无领袖。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要以广州一隅来反抗中央，绝对是不可能的，绝对是站不住的……即使或有人想利用这个机会阴谋叛乱，我相信他们不出数月也必会自己消灭的。”(139)
5月4日当晚（即国民会议召开前夜），蒋介石在吴稚晖的劝说下主动登门“拜访”胡汉民，请胡出席国民会议，但并未言及恢复自由和职务。胡汉民深知在这种情况下出席会议，无非只是为蒋粉饰太平，自然表示决不参加，并对蒋说：“国事非同儿戏，我更不是三尺童子，岂能听人吩咐。国民会议我要出席，用不着请，我不愿出席，虽请亦徒然。今日尚有我说话余地吗？”(140)双方会晤仅十五分钟。事后蒋在日记中写道：“始见似甚不悦，中则互相含泪，终则似甚勉强也。但为党国统一计，不能不刎颈以交也。但余未有请求其私语，亦不必要也。……访胡一事，为余一生之至难能的事，但访后自觉欢慰，忍人之所不能忍，耐人之所不能耐也。”(141)
蒋碰了这个钉子后，仍按自己原定计划在5月5日召开国民会议，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以此加强他对政权的垄断。蒋还借用国民会议作为打击反蒋各派的武器，痛骂陈济棠：“不服党的命令，借题违反中央，想联合张桂军、改组派，盘据【踞】广东，以谋反抗，丧心病狂，势将为陈炯明第二。”(142)他原以为不需要花费多少力气就可以将事态平息下去，很有把握地说：“古应芬等通电，似以监委资格劾本人，而手续不合……故本人对此电绝不计较。如仅用监委资格讲话，当不起其他纠纷。如有武人弄兵，相信中央可不用一兵，在最短期内平乱，不虞动摇时局。”(143)
在蒋的授意下，何应钦、何成濬、何键、鲁涤平四将领也致电陈济棠，要他“悬崖勒马”、“舍刀成佛”(144)。蒋还利用国民会议先后通过《拥护和平统一案》、《严重警告陈济棠促其悔悟以保和平统一案》、《慰勉国民政府蒋主席中正案》，假借民意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打击异己势力。在《拥护和平统一案》中宣称：“本会敢代表全体国民昭告中外：自今以后，凡个人或团体消极或积极谋破坏和平与统一者，即为违背国家根本大法之民贼。国民政府……当行使全体国民所授予之权力，用最迅捷妥善之方法，执行严厉之制裁。”(145)
从表面上看，反蒋各派前此虽已多次被蒋介石打败，蒋的地位似乎已很牢固。但蒋只是依靠武力和分化收买手段挫败他的政治对手，并没有真正赢得人心；相反，他在铲除异己方面无所不用其极，虽然奏效于一时，却使更多人感到寒心，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从而集结起一股更加强大的反蒋暗流。各派代表人物仍然散处各地，窥测方向，伺机再起。他们彼此间虽然存在着种种矛盾冲突，但在反对蒋介石集权，希望保持或夺回权力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
国民会议结束的第二天，5月18日，吴稚晖等人再次奉命赴沪劝说孙科、王宠惠回京(146)。此前，孙科原“拟随稚、石、静、庸诸公入都向介公直陈，务获先复展公自由，然后再与诸同志从长计议彼此相安之道”(147)。但是，国民会议已经闭幕，约法已经通过，胡汉民的自由却没有恢复，这一切也使孙科对蒋介石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于孙科此时的态度，吴稚晖曾亲笔致函蒋介石报告：“今与石曾、静江、亮畴自五时同往哲生宅谈至八时半……亮畴默不作声，看来彼知调停甚难，决计远离……哲生言中央制度，最好主席当如卡列宁，绝对不问事，责任在行政长官，主席不兼总司令，应设军事会为公平支配。大家言事实相去甚远……看彼情形知道粤方联汪已变了骑虎之势，彼亦感觉十分困难，毫无结果而散。”(148)
就在吴稚晖等人劝说孙科返宁的当天，邓演达、陈友仁也悄悄潜入孙宅，“力劝孙不可上蒋的圈套”，“主张坚决反蒋”。于是孙科不再犹豫，同陈友仁、许崇智三人秘密离沪赴粤(149)。当蒋介石得知孙科出走的消息后，立即电令在香港的欧阳驹：“此间只知哲生养（22日）晨由沪到港，未知其到港后之言行如何？请详告。”(150)蒋对孙科加入粤方的行为，极为愤慨，曾叹道：“生子莫生阿斗也。可叹。”(151)
5月24日，孙科、陈友仁、许崇智自上海到香港后，会合汪精卫等同赴广州(152)。25日，由任过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的唐绍仪领衔，邓泽如、古应芬、林森、萧佛成、汪兆铭、孙科、陈济棠、许崇智、李宗仁、陈友仁、陈策、林云陔、李文范等联名通电，列举蒋介石篡党窃国罪状，并以最后通牒的姿态限令蒋介石“四十八小时以内，即行引退”，并称：“如执事置若罔闻，仍欲凭藉暴力以遂私图，则执事一人实为破坏和平之戎首。何去何从，惟执事图之。”(153)
汪精卫、孙科等人抵达广州的当日即出席广东省党部纪念周，并针对南京中央和蒋介石个人分别发表了措词强硬的演讲。汪精卫的演讲以推翻南京独裁政权为中心，而孙科更在演说中指责蒋介石为“疫鼠”，称：“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之各种会议，均为老蒋一人所包办。”正式公开他同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立，并号召粤方武装反蒋：“和平方法，欲蒋觉悟，无异对牛弹琴；欲蒋下野，又无异与虎谋皮。兄弟以为和平已不可能，则不当投鼠忌器。因蒋不是寻常老鼠，而是一个疫鼠，传染甚速，倘我们不忍些痛，急扑杀之，举行大扫除，则非全国皆亡不可。故我们要认定正是大举扫除的时候，不是投鼠忌器的时候。广东方面的同志能举义声讨，决心努力进行，所以兄弟特由上海跑回参加。惟有一点重要者，则望各位同志对于以前之相左离合，概视为旧账不算，从新结合起来，一致倒蒋，重建党国。”(154)
至此，双方的对峙已无回旋余地，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二 广州“非常会议”的召开与宁、粤对峙" class="reference-link">二 广州“非常会议”的召开与宁、粤对峙
1931年5月27日，粤方责令蒋介石引退的期限一到，各派立刻在广州宣布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规定：凡是国民党一、二、三届中央执监委员，只要愿意前来反蒋的，一律为“非常会议”当然委员，并公开发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宣言》，宣称：“现在南京之中央党部，从前表示反对之同志，固不认其存在；曾经参加者，亦以此党部已为蒋中正个人势力所劫持，实无存在之价值。当此存亡绝续之际，唯有以革命之手段……一心一德，以戡大难，以为党国谋长治久安。”(155)第二天，反蒋派又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同南京国民政府相对峙。在他们联名发表的就职通电中，进一步申明他们的政治主张：反对武力统一、中央集权；当以建设求统一，以均权求共治；不主张以武力解决时局，如有以武力相压迫者，亦所不畏(156)。宁、粤分裂的局面至此正式形成。
这一次广州组织政府反蒋的办法，大致还是沿用了前一年北平“扩大会议”的老路，“集合各届中央执监委员、对党有历史宿著忠诚者，相与组织非常会议，以为本党之领导机关”(157)。“嗣后凡本党中央委员莅粤，均一律请其出席非常会议，共策进行。又谓扩大会议亦在谋本党精神团结，此次非常会议为再次之扩大，故扩委均为当然之参加者。惟因各方任务重要，暂不能完全来粤耳”(158)。
不过，这次集合的反蒋派却有明显的地域色彩。国民党元老中，一向以广东人为多，而视浙江籍的蒋介石为“新进”。这次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设常务委员五人：邓泽如、邹鲁、汪精卫、孙科、李文范，秘书长梁寒操，都是广东人。“非常会议”下设四个委员会：一、组织委员会，委员为孙科、古应芬、邓泽如；二、宣传委员会，委员为汪精卫、邹鲁、李文范，并任命王昆仑为“非常会议”机关报《中央导报》主编；三、海外党务委员会，委员为萧佛成、陈耀垣、刘纪文、邓青阳、陈树人；四、军队政治训练委员会，委员为黄季陆、林翼中、黄公度等。其成员大都为广东籍。广州国民政府同样设常务委员五人：唐绍仪、古应芬、邹鲁、汪精卫、孙科，秘书长陈融，国府下设外交、财政二部，分别任命陈友仁、邓召荫为部长，傅秉常、吴尚鹰为次长。他们也都是清一色的广东人。
与“扩大会议”不同的是，广州国民政府不设主席，依照组织大纲的规定，国民政府委员会议，由常务委员轮流主席。除外交、财政两部外，广州国民政府又设立军事委员会和政务委员会，任命许崇智、陈济棠、李宗仁、唐生智四人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主持军事；指定李文范、刘纪文、麦焕章三人为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负责办理军事、外交、财政以外的一切事宜。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整顿并扩充武装力量。6月2日，国务会议决定将两广各军队番号定名为“国民革命军”，任命陈济棠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为副总司令。此外又任命张惠长为空军总司令、陈策为海军总司令。陈济棠旋即将所部扩编为三个军一百五十个团，分别任命余汉谋为第一军军长、香翰屏为第二军军长、李扬敬为第三军军长；李宗仁也将张桂联军扩编为四个军七十二个团，任命张发奎为第四军军长、廖磊为第七军军长、李品仙为第八军军长、黄旭初为第十五军军长(159)。为了表示两广合作诚意，粤方主动“接济桂军子弹五百万、军费每月廿五万至卅万”(160)。而广西则表示愿代广东招募新兵。为此陈济棠特致电李宗仁表示：“募兵事此间颇感困难，兄允代募甚为感激。”(161)
在外交方面，陈友仁6月1日就任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后，首先致电北平各国驻华公使表示：“请贵国政府撤回对于南京政府之承认，并停止与该政府商洽一切。此后凡与南京各机关订立任何合同或条约……均一律不生效力，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概不承认。”(162)
6月10日，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又强行收回粤海关，此后粤海关税收每月250万两悉数解交广州政府(163)，同时发行1000万两公债扩充军费(164)。16日，广州政府针对南京政府公开发行8000万元公债一事(165)，致电上海金融界，表示：“自本府在广州宣告成立之日起，蒋氏如再以政府名义，用任何方式名目，举借内债外债，一概认为无效。”“如敢故违，不特甘受损失，且系有意助逆，一经查出，定当依照反革命论罪。”(166)粤方希望借此破坏宁方的财政收入。特别是自唐绍仪领衔通电反对南京政府后，上海“公债票等均奇跌”(167)。对此，宁方也以行政院名义发表通告：“以后凡粤方所发公债及其他收入，行政院概不承认。”(168)
为了扩大反蒋同盟，广州“非常会议”还发表《致全国各党部各同志书》，称目前主要任务是：一是在蒋管区“立即秘密组织，从事活动”；二是“共（产党）藉蒋为掩护，蒋挟共以自重，故剿共必须倒蒋，倒蒋必须剿共”；三是在军事上应与北方各省“亟谋合作，以竟成功”，“务使党务之发展与军事之发展同时并行”；四是各省反蒋党部无论是公开还是秘密机关，都要“取精神之团结，在合法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未开以前……加入共同工作，以期收群策群力、同心同德之效”(169)。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宁、粤双方在军事准备尚未周全之时，便不停地相互口诛笔伐。5月27日，蒋在复孙科的电报中首先强硬声称：“中正尽瘁革命，系受总理付托，所任本兼各职，均奉党国命令。既非赵孟之所贵，亦非赵孟所能贱。兄以为中正有负总理付托之重，应去职以谢党国，得以合法之手续向党部建议可也。党果决议令中正去职，中正决不敢稍须恋栈……中正个人之进退不足惜，其如党国之纲纪何？至谓中正平日对于政事独断自专，更不知何所指而云然。数年以来，国家重大兴革，无不受命于党，且无一不为兄等所共同主张。兄等既躬亲参加于前，奈何横加訾议于后，今昔矛盾，宛若两人，诚可异也。兄若以为前事应有更张，尽可以合法手续修正，凡党有令，谁敢不从。至少川先生等，不知以何种资格要求中正去职，惟有以一笑置之。”(170)5月30日，孙复蒋电，指责道：“今日南京之中央，实已为兄一手劫持。”并表示：“欲谋统一和平，必先去统一和平之障碍，实非请兄引退不可，所以毅然南下，正期与诸同志共同奋斗，以谋真正之统一和平耳！”(171)
此后，蒋对孙科也不再客气，在蒋的指使下何应钦等九将领联名致孙数千言长电(172)，指责孙科“不忠、不孝、不敬、不仁、不智”，并借孙中山之口教训孙科：“总理在时，同志中有劝以假兄较优之事权，俾资历练者，总理恒以兄下驷，不克重荷为言。或疑为示谦避嫌所应尔，不免为兄抱屈。及今思之，实佩总理之公明。知子莫若父，益信而有征矣。兄问世为日尚浅，然其行谊，则富感情而缺理智，好货利而昧大义，翻云覆雨，胸无主宰，乃其生平最大之毛病。”(173)广东方面的党国元老萧佛成致电蒋介石，攻击南京国民党中央，称：“以现状而论，今日之所谓统一者，不过独夫之专政统一，非民主政治之统一……望公听纳忠言，将党权交还党人、庶政交还国人，即日自动下野，当可保存数年来之革命历史。若贪恋大位，必效莽、操之所为，则其结果有非弟所忍言矣。”(174)
电报战虽然打得热闹，终究无补于大事，私下的分化活动是宁、粤双方此时最紧要的工作。5月15日，蒋分别密电陈济棠所部的三个师长。致香翰屏电称：“目前伯南已陷孤立，不惜以广东奉之张桂及改组派。故中正已决定免除其八路总指挥之职，请兄继任，以挽救大局而巩固党国。”(175)致李扬敬、余汉谋电则表示：“陈炯明当时以一念之差身败名裂，永为耻笑。其部下叶举、洪兆麟、林虎等亦随之陷入泥犁。今日亦为兄等成败存亡之关头，亟宜晓以大义，陈以利害……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自应即日脱离伯南，与之断绝关系，以促其最后之觉悟。而兄等之所以效忠党国，自保今名，厚爱伯南者，实无逾此。”(176)但香翰屏等人不为所动，香率先将蒋致他的密电公布，并复电蒋介石嘲笑道：“取伯公（陈济棠）之位而代之，用心虽工，而计亦拙矣”，“执事仍欲用其分化政策，亦多见其不知自量而已！翰屏……誓当随党国诸先进之后，统率所部，与执事周旋”(177)。蒋的这一打算归于落空。
当时，对陈济棠最直接的威胁，是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控制的十九路军。它同陈济棠的第八路军，原本都是由北伐时李济深第四军属下的两个师发展而成，同为广东部队。中原大战时，两军曾一度联合击破张桂军。此后十九路军北调为蒋介石效力，屡屡获胜，为此还赢取了蒋介石100万元酬赏(178)，是一支能征惯战的军队。此时，十九路军正在江西“剿共”，距广东省境最近。因此它的动向至为关键。虽然陈铭枢对蒋介石扣押胡汉民也曾表示不满，但此次反蒋的核心人物古应芬同陈济棠关系密切，他自知无法成为领袖，于是在四监委弹劾电发出前两天，悄然潜往香港。为了取得陈铭枢的支持，陈济棠先后三次派金曾澄、黄季陆赴港邀陈铭枢回粤合作，但都遭到拒绝(179)。
为了巩固后方，陈济棠趁陈铭枢自港赴沪转往日本期间，先后动用海、陆、空军围缴原陈铭枢组建的四团省保安队，分别将驻扎广州、惠州、黄埔、琼州的保安队数千人全部缴械(180)。同时，陈济棠还派香翰屏赴赣，希望说服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支持粤方反蒋。据蔡廷锴回忆：“时粤既驱逐陈铭枢，复围缴省保安队枪械，一面却派香翰屏为代表，欲与我军联络，此种矛盾举动，诚难使我军同情。香君与我在私人友谊上，确甚密切，但我不能因私而有所偏袒……及抵兴国，即同往晤蒋（光鼐）总指挥，公开谈判，商讨两日，均无结果。当时我虽不知蒋、戴（戟）心里如何决定，但我始终表示反对内争，投粤更属不能。香君不得要领，知无可联络，旋归去。当时大局如是，我们均心灰意冷，对于剿赤任务，亦只得放弃。我与蒋总指挥即决心回师赣州，静观时局之演变。”(181)
当时，十九路军军费仍由粤方按月供给，“其后方司令部，尚照常存在。颇闻蒋、蔡对陈军感情尚佳，对联桂则颇多微词，与张发奎部，感情最恶”(182)。正当十九路军无所适从之际，陈铭枢于6月初自日本秘密返国。尽管粤方曾积极酝酿迎陈返省，但因古应芬公开反对(183)，陈铭枢“即应蒋召入京”，“抵南京后，蒋见我（陈铭枢）欢喜异常，当天即将他悬而待决的腹案告我，即要我到江西重领十九路军，将部队集中吉安，并要我担任‘剿赤’右翼军总司令官。他并对我说：‘共匪不是短期所能消灭的，到进剿到一定阶段时，就要你担负起打回广东的任务。’不难看出，他要我到江西的主要目的，还在于图粤”(184)。
蒋光鼐、蔡廷锴得知陈氏回国消息后，于6月6日致电粤方，表示：“本军亟须回粤休养，请让出潮梅防地”，并“对粤设施多不满，对古应芬尤指摘，陈济棠接电颇焦急”(185)。陈铭枢一到赣州重领部队后立即通电拥护中央统一，并责问汪精卫等人：“试问蒋公即下野，公等以何术统一时局，弭消祸乱？”“又试问公等此时杂凑之内容与形势，以何术能求得本党之真正的民主政府之实现？”(186)13日，陈铭枢又直接致电陈济棠，要求：“一、古应芬交出政权；二、恢复保安队。”“自陈铭枢抵赣，蒋、蔡态度陡变，匪特无合作可能，且恐粤赣战祸一触即发。”(187)对此，陈济棠只好针锋相对，于18日下令财政厅“停发十九路军饷月百二十万，令宪兵及公安局解散该路后方办事处及募兵处”(188)。
和蒋介石一样，广东国民政府在对宁方口诛笔伐的同时，不断四出活动，联络各派反蒋势力，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两广军政同志，均主张武力解决”，于是共推邹鲁“北上和阎、冯及北方诸部联络”(189)。孙科也致电冯玉祥，鼓励他再次投入反蒋阵营。广东方面的努力，立即赢得冯玉祥的回应，并派“代表赴粤，报告一切”(190)。7月1日，“非常会议”为团结北方各派反蒋力量，“而收一致之效”，决议：“设立中央执监委员天津执行部，代表中央，指导一切。”“嗣后所有北方党政军各种进行方案，本执行部当负责办理。”并任命冯玉祥、阎锡山、柏文蔚、王法勤、谢持五人为天津执行部常务委员(191)。
冯玉祥积极响应，其最初的计划是“拟将敝部暂分为三个集团军暨两个独立部队。以宋哲元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至孙连仲、吉鸿昌拟俟发动时，任为独立部队司令官”。同时，冯玉祥也向粤方表示了自己的顾虑：一“惟各部官兵困苦异常，倘发动后，对于给养一层，尚有多少顾虑”；二、“至于北方党政事务，仍请诸先生筹商进行”(192)。
为了打消冯玉祥等人的顾虑，粤方立即“派李汉魂为代表来顺德对石友三进行联络，许以国府委员和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随后又汇来款五十万元”(193)。得到粤方的明确支持后，冯即踌躇满志地电告广州：“此间各将领经数度磋商，已趋一致，晋方亦表示同情。石（友三）若发动，晋军决取一致行动。（孙）殿英部现正准备出发。”(194)
7月18日，石友三正式就任广州国民政府委任的第五集团军总司令，20日在顺德誓师，公开发表讨蒋通电，指责蒋介石、张学良“先用军阀手段，瓜分冀豫察各省地盘，对于冀晋各军完全视为征服之残部，压迫挑拨，饥寒困顿，必欲其自溃而后快”。并表示：“友三等以身许国，宁敢后人，为整师旅，同申讨伐，沉舟破釜，义无反顾，成败利钝，在所不计。”(195)随后，石友三部“开始沿平汉路北进，第一作战目标是占领石家庄，第二作战目标是占领保定，然后进军平津”(196)。
21日，石部占领石家庄，继续向北推进至保定以南地区，28日同东北军发生激战。广州国民政府得知石友三反蒋的消息后异常兴奋，汪精卫特意通过天津执行部转电石友三，封官许愿，为其鼓气，并称：“国府日前已汇交我兄卅万元，日内拟再汇卅万以济急需。”(197)冯玉祥更是积极联络旧部，希望他们能够及时响应，支持石友三。冯致电宋哲元表示：“方今蒋逆已陷于四面楚歌，无暇北顾，而张（学良）逆则有心腹之患，无力难【南】犯，此诚讨蒋以来未有之机会。”(198)他竭力鼓动宋哲元等“即日全体联名通电响应友三”，“促其讨张倒蒋之大联合”(199)。冯还致电韩复榘，要求其“即日发动，协助汉章”，“万不可稍有观望，致陷汉章于不利，而吾弟亦有孤势之危”(200)。然而中原大战失败后，冯氏旧部不再像以往那样听从指挥，各将领为保存实力，心存异志，众人的首要目的就是保存实力，大都采取观望态度。
23日，蒋介石、张学良分别通电讨伐石友三。同日，华北各军将领由张作相领衔，商震、徐永昌等76人响应。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北路集团军总司令，于学忠、王树常为第一、第二军团总指挥，刘峙为南路集团军总司令，并调中央军顾祝同部“率第一、二、三师部队，经由平汉路北上进击石部，与张学良指挥的部队形成南北两路钳形的攻势”(201)。同时，蒋还密电刘峙：“我军以速灭石部为利，且速进一步则多得一步之益。……一俟顺德占领后，主力再向前推进，可不失夹击之机……晋军如无整个计划必不敢侧击我军也。”(202)
此时，稳住晋系、鲁韩，不与石同反，对蒋来讲至关重要。除了武力威慑外，蒋介石更不忘使用他最擅长的银弹攻势，且手笔远远大于他的对手广州政府。7月20日，蒋连发二封“万急”电致宋子文：一电“速筹交岳军兄洋卅万元，先汇商震为开拔之用。”(203)二电“请筹备五十万元汇山西调兵之用，务请从速”(204)。22日，又电宋“请另准备五十万元为山东之用，并望速筹，约三日内用”(205)。24日，再电宋：“杨爱源廿万元请速交庸兄即汇。”(206)同日还电询李石曾：“次辰兄如需用款，请转询电告，以便汇上。”(207)随后，蒋亲自致电山西将领表示：“晋军饷准自六月起由京月助二十万。”(208)
经过蒋介石这样一番软硬兼施的公开和暗地活动，石友三、阎、冯、广州国民政府所期望的北方反蒋势力大联合，完全化为泡影，整个局势于是急转直下。从28日起，东北军主力同石友三在保定一带激战三日。商震率部“从山西沿正太线，经娘子关出井陉到石家庄，自其左翼侧击”；南京中央军“刘峙、顾祝同自河南沿平汉线，经郑州过黄河北来，击其后路”(209)。31日，石友三部在三面围攻中，被迫总退却，撤向山东，依附韩复榘。石率残部逃到山东时仅剩四千多人。曾经拥兵六万、横行一时的石友三部从此土崩瓦解。
尽管北方军事反蒋的努力一时都归于沉寂，但南方的军事部署则迅速展开。
就在石友三通电反蒋的第二天，7月21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颁布北伐讨蒋令，指责蒋“轻视共祸，而亟亟于摧锄异己军队”，并要求全国军民：“剿共必讨蒋，讨蒋必剿共。”(210)汪精卫对粤方的这一举措特意在国府纪念周中解释道：“六月间国府曾通电表示，蒋如切实剿共，绝不加以一兵一卒。无如蒋对剿共绝无诚意，致匪势蔓延浙闽，且使刘峙等压迫异己军队，因复引起石友三、孙殿英等之反抗，造成北方战局，故国府不得不下令讨伐。”(211)同日，军事委员会在广州开会议决出师计划：“第四集团军集中桂林，全部入湘去武汉，第一集团军先调两军入赣策应。”(212)25日，汪精卫、孙科、唐生智、李宗仁、张发奎等又亲赴广西梧州出席广西军政会议，“决由粤助桂军饷、子弹、飞机，桂调兵一师入粤”(213)。此前十日，广西李、白部队刚刚“由港购运步枪四千支，迫击炮四十尊，机关枪一百架及子弹一百万发赴梧”(214)。
针对粤方的讨蒋令，蒋介石也不甘示弱。7月23日，蒋介石发表《公告全国同胞书》，强硬表示：“中正百战余生，义无反顾……必期于最短期间，剿灭赤匪，保全民命，削平叛乱，完成统一……叛乱一日未平，即中正之职务一日未了。”(215)于是，双方已形成剑拔弩张的局面。自29日起，粤方第四集团军第四军张发奎部及第八军李品仙部分别由广西全州、桂林动员入湘。8月2日，李品仙部先头部队已达湖南永州，第四军吴奇伟部开抵湖南东安，继续向衡州推进；第一集团军第一军余汉谋部、第三军李扬敬部由江北入湘北伐，同吴奇伟部会师，第二军香翰屏部则入东江兼顾闽、赣。粤方军事委员会还在韶州成立了总司令部行营(216)。
在军事布置的同时，粤方积极寻求外援。7月22日，广州国民政府派外交部长陈友仁秘密出访日本。陈友仁在日期间先后三次会晤外相币原喜重郎，“表示愿以东北权益博取日本军火”。南京国民政府得知此事后，外交部紧急照会日使，要求否决“陈友仁到日购军火及聘军事顾问”。结果，当陈友仁要求日方“履行奉平公司供给广州政府军火合同”时，“币原表示困难”，予以拒绝(217)。陈友仁在日本期间，还一度密访苏联驻日大使，企图寻求苏联的援助。刚从海外归来的宋庆龄曾对新任驻日公使蒋作宾讲：“陈友仁至东京，要求俄大使转达其政府，接济粤方军械、经济等。俄未应允。”(218)
虽然，陈友仁的外交努力没有取得实际效果，但冯玉祥继策动石友三反蒋后，再次成功策动甘肃驻军雷中田部反蒋，并一度控制了甘肃省政。雷中田原是冯玉祥旧部孙连仲的旅长，中原大战后被蒋介石收编。1931年2月，蒋委任雷为中央陆军新编第八师师长，驻防兰州。此后，雷始终同冯玉祥、吉鸿昌等保持密切联系(219)。自石友三失败后，冯玉祥深感“吾人今后作法”：“应在边远区域，另找根据地，以为将来发展之策源。”(220)于是“回到西北去”，重振西北军成了冯玉祥最大的希望，因此他积极策反雷中田。
如前所述，8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改组甘肃省政，正式任命马鸿宾为省政府主席，而雷中田未能列名省府委员。南京国民政府派到甘肃的视察员马文车原以为可获厅长以上官职，结果仅落为没有实权的省府委员。二人对此极为不满，于是秘密联合倒马，并积极同冯玉祥联络，寻求支持。冯玉祥则极力鼓动雷中田武装倒戈，并亲笔致函表示：“现在北方大局，虽石（友三）部未能成功，而两广大军业经北进。阎（锡山）总司令已返并（太原），倒蒋局面不久将可实现。深望同志与雷（中田）师长用暴动手段行之。”(221)
25日，雷中田等人发动军事政变，扣押马鸿宾，推南京视察员马文车为代理主席，雷自任全省保安总司令，与马文车联名致电广州国民政府表示反蒋决心，并汇报今后倒蒋计划：“第一步肃清反动部队，统一甘肃；第二步宣布独立，拥护革命政府；第三步会合义师直捣中原。”(222)为此，广州国民政府在第二十一次国务会议上议决：“特任雷中田为国民革命军甘肃驻军总司令……马步芳为国民革命军甘肃陆军第五师师长。”(223)粤方并请冯玉祥转告雷、马：“饷械困难，请求接济等情，业经转国府”，“至于省府各人选，仍请即与雷、马两同志征定示知，以便转达国府任命”(224)。冯玉祥还致电雷中田等人，明确要求：“甘省须与南京断绝关系，直属广东政府，并发出通电，明白表示。”(225)
此时，蛰居大连的阎锡山看到新一轮的反蒋局面再次形成，于8月5日请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安排，乘日本军用飞机秘密由大连返回山西(226)。阎锡山返晋后，马上引起蒋介石、张学良的恐慌。据徐永昌日记载：“山西之危运，可谓至极，某某日言阎回后之山西决不可靠。”(227)当时，阎的旧部中许多将领对商震投蒋都表示不满。傅作义甚至在一次晋军会议中要求徐永昌将商震扣押起来。因此，蒋、张极力要驱阎出晋。而南京国民政府新任命的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却公开反对，暗中保护阎留山西。“八月十六日，中央派葛敬恩航空署长来察看阎回山西后发生些什么情形，因葛与我（徐永昌）是陆大同学，关系亦好，他信任我的话，觉得阎先生不会有危害国家的行动，电报蒋先生说阎不走亦可，但因蒋先生曾与张汉卿有约，黄河以北归张主持，故张要阎走，蒋亦不肯留阎”(228)。徐永昌甚至私下致函阎锡山表示：“如外方非逼先生走不可……则我直谓先生之归，是我发起，我承认起来。万一无办法时，我与先生同走。”(229)
就在阎氏返晋的当天，“非常会议”天津执行部致电阎锡山、冯玉祥及所部诸将领，恳请二人继续领导北方反蒋，并鼓励他们：“蒋逆中正横行一时，非倒蒋势力之不足以制之，实乃倒蒋势力之不能集中，遂演成支离破裂之局。今幸广州建立中枢……时机迫切，恳诸同志即起图之。”(230)冯玉祥也表示：“事已至此，势非百川（阎锡山）先生出而主持，决无其他良法。”(231)
9月1日，粤方下总动员令，出师讨蒋(232)。为了统一北方各派反蒋武装，广州国民政府国务会议同日议决：“北方党务已有天津执行部负责。关于军事政务应有统一机关，以专责成。着在天津设北方军事政务委员会，以阎锡山、冯玉祥、韩复榘、王法勤、邹鲁、覃振、王葆真、傅汝霖、徐景唐、刘维炽、张文、胡宗铎、王懋功为委员。阎、冯、韩三同志不在天津，请派代表出席。”(233)2日，邹鲁致电冯玉祥表示：“两广军队业经出动，半月之内可至湖南腹地，两湖并有相当办法。华北各军务请公力为催动。甘省之举，并可直举讨蒋之旗，以张声势。”(234)3日，李宗仁再电阎锡山指出：“两粤大军已动员入湘，请与焕公密饬各同志务须勉持数旬，并积极准备，南北同时动作。蒋迭请张（继）、吴（稚晖）求和，此间业已拒绝。”(235)阎锡山复电时明确表示：“自当坚持并积极准备，以待大军进展。焕公处已密达矣。”(236)这一切都鼓舞了粤方的斗志，为此，李宗仁在广州联合纪念周演讲中，踌躇满志地说道：“我们相信的反蒋运动，决不因北方军事而停止，反天天扩大，我们可肯定的便是蒋中正必定倒台，不过时间问题而已。”(237)
针对粤方的军事行动，蒋介石急令在江西“剿共”的何应钦：“所有剿匪各军，除以一部就地监视匪军外，其余分别转进，主力向吉水、吉安、泰和、赣州集结，准备讨逆。”(238)当日，蔡廷锴、蒋鼎文、陈诚部即奉令移师，以阻粤桂军北进(239)。7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纪念周报告粤军入湘事，“略谓粤军犯湘，集兵郴州以南，已逾湘境二百余里”(240)。为此，蒋介石增调中央警卫军（新任军长顾祝同）“集中岳州、长沙、醴陵及萍乡等地”，“又手书致何键主席，令固守湘潭”(241)。并电宋子文“再汇发何键三十万元”，以安其心(242)。张学良也密电何键，向其建议：“敌人来犯时退至湘鄂界坚守为佳。”(243)何键原有三师兵力驻守衡州，得蒋命令后立即主动收缩。宁、粤双方原本“均拟在衡州一战”，湘军主动放弃宝庆后，李宗仁信心十足地电告天津执行部，表示：“现在宝庆之敌已逃，自当由永丰直指长沙。”(244)
13日，粤桂军分五路向湖南进攻。同日，蒋在南京首次公开宣称粤方为“叛军”，并表示“此一战是我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关头”(245)。当日，蒋得杨永泰报告“黄绍竑在桂方情势确与李、白异趣，力促分化桂军”的消息后，当即批复：“所谈甚赞成。请属黄即进行。”(246)
9月18日，蒋介石亲自从南京前往南昌督师。行前，蒋还连电张学良表示：“对粤和平解决计划已绝望，现决武力讨伐，惟械弹恐不足，请饬东北兵工厂加工赶造，以应急需。”(247)并指示张：“据报粤要人邹（鲁）、谢（持）等多名匿居津日界，希设法拿捕。”(248)但张学良复电时并没有正面答复是否接济军火，而是乘此机会开口向蒋要钱：“宋（哲元）、庞（炳勋）两部军费甚缺乏，请速接济，否则恐为阎、冯利用。”(249)
正当宁、粤双方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一触即发之时，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突然爆发。这就迫使宁、粤之间的对立冲突，再也无法沿着原有的轨道发展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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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央党务月刊》第10期（1929年5月），第20－21页。
(2) 蒋介石日记，1930年9月2日；另见《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8册（以下均简称《事略稿本》），第517页。
(3) 《中央党务月刊》第27期（1930年10月），第38页；上海《民国日报》，1930年10月7日。
(4) 《蒋请开国民会议之江电》（社评），胡适存剪报，《胡适的日记》第10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1931年10月7日。
(5) 《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27页。
(6) 孙科：《倒蒋的理由与趋势》，广州《中央导报》第3期（1931年7月15日），第56页；李宗仁也曾回忆说：“当时盛传，蒋先生将利用约法，出任总统。”《李宗仁回忆录》，第417页。
(7) 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页。
(8) 蒋介石日记，1930年10月6日。
(9)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一十二次常务会议速记录》（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铅笔原件），3.3/15。
(10) 胡汉民：《国家统一与国民会议之召集》，《国民会议丛刊》之一，中国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宣传部1931年编印，第64页。
(11) 蒋介石日记，1930年10月13日。
(12) 蒋介石日记，1930年10月11日。
(13) 蒋介石日记类抄，《省克记》卷4，1930年11月1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之“文物图书”，毛笔原件，以下均简称“蒋档”。
(14) 《大公报》，1930年11月14日。
(15) 《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第一日速记录》，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毛笔原件，3.2/36。
(16) 蒋永敬：《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第493页。
(17) 蒋介石日记类抄，《困勉记》卷16，1930年11月1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档”。
(18) 《约法案激辩留交国民会议》，《大公报》，1930年11月17日。
(19) 张群：《应否采纳蒋同志江电之提议及采纳后应有之进行办法案》，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油印件，3.2/20.43。
(20) 《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第三日速记录》，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铅笔原件，3.2/36。
(21) 《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第三日速记录》，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铅笔原件，3.2/36。
(22) 《主席团提召开国民会议原案》，《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记录》，南京中执会秘书处编印，1930年11月版，第24页。
(23) 胡汉民：《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开会词》，《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记录》，第543—547页。
(24) 蒋介石日记类抄，《困勉记》卷16，1930年11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档”。
(25)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第77页。
(26) 《胡委员汉民临时提议常务委员任务繁重以后各部部长不必由常务委员兼任案》，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油印件，3.2/18.26。
(27) 《中央党务月刊》第40期（1931年11月），第2499页。
(28) 《中全会何以慰吾民》（社评），《大公报》，1930年11月12日。
(29) 胡汉民：《遵依总理遗教开国民会议》，《民国日报》，1931年1月12、13日。
(30) 《总理伦敦蒙难纪念大会纪事》（1930年10月11日），《中央党务月刊》第27期（1930年10月），第38页。
(31) 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12月15日），第115页。
(32) 许锡清：《福建人民政府》，《广东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61年编印，第102页。
(33)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68页。
(34) 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10日。
(35) 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13日。
(36) 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14日。
(37) 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15日。
(38) 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16日。
(39) 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12月15日），第114－115页。
(40) 《事略稿本》第10册，1931年2月24日条，第167页。
(41) 胡汉民：《谈国民会议意义》，《中央日报》，1931年2月25日。
(42) 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25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0册，第169－171页。
(43) 《邵元冲日记》，1931年2月28日，第170页。
(44) 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28日。
(45) 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12月15日），第120－121页。
(46) 《邵元冲日记》，1931年2月28日、3月1日，第711页。
(47) 《邵元冲日记》，1931年2月28日，第710－711页。
(48)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三十次常务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油印件），全宗号七一一（5）62；另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1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3页。
(49) 孙科：《胡展堂先生被扣事件发生之经过》，《为什么讨伐蒋中正》，第100页。
(50) 蒋介石日记类抄，《困勉记》卷17，1931年3月1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档”）。日记原文为：“二星期余之公事，为胡案而积搁，其数百件，一旦理清，岂不快哉。”
(51)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一十六次常务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油印件），全宗号七一一（5）61；另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13册，第103页。
(52)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二十一次常务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油印件），全宗号七一一（5）61；另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13册，第328－335页。
(53) 《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国民会议选举总事务所编：《国民会议关系法规汇编》（南京：编者印行，1931年3月版），第35、38页；《国民政府公报》第663号（1931年1月1日），第1－5页。
(54) 《国民会议关系法规汇编》，第69－74页；《国民政府公报》第696号（1931年2月12日），第4－5页。
(55) 《国民会议组织法》，《国民会议宣言决议案宣传集》，第270－275页；另见《国民政府公报》第756号（1931年4月25日），第1－3页。
(56) 陈之迈：《中国政府》第1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4页。
(57) 蒋中正：《国民会议开幕词》，程天放主编：《国民会议实录》正编（纪事），国民会议实录编辑委员会编印，无出版时间、地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目录号573·551/6780，第12页。
(58) 《国民会议预备会议记录》（一），《国民会议实录》正编（会议记录），第1－15页。
(59) 约法具体内容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一节。
(60) 《国民会议第五次会议议事纪录》（1931年5月13日），《国民会议实录》正编（会议纪录），第117页。
(61) 《国民会议宣言》，《国民会议实录》正编，第4页。
(62) 叶楚伧：《国民会议的经过》，《国民会议宣言决议案宣传集》，第195页。
(63) 《国民会议丛刊》之一，中国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宣传部1931年编印，第276－278页；《国民政府公报》第697号（1931年2月13日）、第701号（1931年2月18日）。
(64) 《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国民政府公报》第663号（1931年1月1日），第1－5页。
(65) 《万耀煌将军日记》，1931年3月，台北湖北文献社1978年编印，第71－72页。
(66) 《国民会议丛刊》之一，第276页；《国民政府公报》第697号（1931年2月13日），第1页。
(67) 《万耀煌将军日记》，1931年3月，第72页。
(68) 陈之迈：《民国二十年国民会议的选举》，《清华学报》第11卷第2期，转引自张天任：《宁粤分裂之研究——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一年》，中坜宏泰出版社1992年版，第56页。
(69) 蒋中正：《纪念革命先烈的感想》（1931年3月30日），《中央党务月刊》第32期（1931年3月），第677页。
(70) 蒋中正：《努力完成训政之大义》（1931年5月17日），《国民会议实录》正编，第1－4页。
(71) 孔祥熙：《训政约法的要旨及特色》（1931年6月15日），《国民会议宣言决议案宣传集》，第215－216页。
(72) 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第632页。
(73) 《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国民政府公报》第768号（1931年6月1日）。
(74) 《太原扩会约法草案》，《大公报》，1930年11月1日。
(75) 《制定约法之完成》（社评），《大公报》，1931年5月14日，第1张第2版。孙中山在其《建国大纲》中，对于训政期限并未有明确规定，但在其早年所撰《军政府宣言》中则有三年完成县自治与全国平定后六年结束训政颁布宪法的希望。因此《大公报》社评中有六年完成训政说。
(76) 《国民会议第一次会议议事记录》附件五《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的约法草案》，《国民会议实录》正编（会议记录），第46页。
(77) 《国民会议第四次会议议事记录》附件三《约法草案修正理由》，《国民会议实录》正编（会议记录），第92页。
(78) 《邵元冲日记》，1931年6月15日，第743－744页。
(79)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68页。
(80) 《黄郛日记》第6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郭廷以图书馆藏，原稿影印件），1931年3月25日。
(81) 蒋永敬：《国民党实施训政的背景及挫折》，《百年老店国民党沧桑史》，第197页。
(82) 李时友：《中国国民党训政的经过与检讨》，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8辑“十年建设”，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27页。
(83) 孙中山：《与汪精卫的谈话》（1905年秋），《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90页。
(84) 蒋永敬：《百年老店国民党沧桑史》，第197－198页。
(85) 胡汉民：《军治党治与同志对中国政治应有的自觉》，王养冲主编：《三民主义与中国政治》，第50页。
(86) 《陈布雷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82页。
(87)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74页。
(88) 郭廷以、王聿均、刘凤翰：《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2年版，第141－142页。
(89) 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24日。
(90) 《事略稿本》第10册，1931年2月28日条，第175页。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终日在汤山修正致胡函，与吴、李、蔡等议事。”
(91) 《邵元冲日记》，1931年2月28日，第710页。
(92) 《蒋主席致古文官长并转真如伯南二兄东电》（1931年3月1日），《两广政潮卷》“统一时期第11册”，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之“革命文献拓影”，毛笔原件，以下简称“蒋档·革命文献”。
(93) 《蒋主席致古应芬等支电》（1931年3月4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94) 《事略稿本》第10册，1931年3月4日条，第212－215页。
(95) 《戴院长诵经超度》，上海《民友》第1卷第1号（1931年4月6日），第16页；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84年编印，第18页。一次，戴氏对前来向他请教营救胡汉民方法的马超俊表示：“‘胡先生所居双龙巷，为最大不吉之处。’一语双关，意指两雄相争。而其无意斡旋，亦由此可见。”《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46页。
(96) 《古应芬呈辞李文范留粤养病》，《大公报》，1931年3月8日。
(97)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70页。
(98) 《胡辞职经过》，《大公报》，1931年3月6日。
(99) 蒋氏之演讲后经修改好才允许发表，香港《华字日报》，1931年3月3日、4日。
(100) 《黄郛日记》第6册，1931年3月2日。
(101) 中国青年军人社编：《反蒋运动史》，第271页。
(102) 《邵元冲日记》，1931年3月2日、3日，第712页。
(103) 《陈济棠电京请加爱护》，《大公报》，1931年3月6日。
(104) 罗翼群：《西南反蒋的回忆》，《南天岁月》，第83页；3月11日，李文范同古应芬分别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辞职，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第19页。
(105)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第29页。
(106) 《李宗仁回忆录》，第418页。
(107) 孟曦：《关于“非常会议”和“宁粤合作”》，《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105页。
(108) 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85页。
(109) 蒋介石日记，1931年4月28日；另见《困勉记》卷17，“蒋档”。
(110) 蒋介石日记，1931年4月29日；另见《困勉记》卷17，“蒋档”。
(111) 《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51页；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第30页。
(112) 孟曦：《关于“非常会议”和“宁粤合作”》，《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104—105页。
(113) 罗翼群：《西南反蒋的回忆》，《南天岁月》，第86页；《汪精卫对扣胡案谈话》，《华字日报》，1931年3月6日。
(114) 《某致潼关顾祝同元电》（1931年5月13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79／2205－6。
(115) 《国民党驻美总支部致陈济棠电》，《国民党胡蒋内斗材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七一一（6）134。
(116) 《天津有日特讯》（1931年5月25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8／1208。
(117) 《某致潼关顾祝同元电》（1931年5月13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79／2205－6。
(118) 陈公博：《苦笑录》，第265页。孙科亲信周一志在《关于再造派》一文中，也曾记下了同样的内容，《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37页。
(119) 《天津俭日特讯》（1931年5月28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8／1212。
(120) 《古应芬李文范林直勉致国民党驻美总支部电》，《国民党胡蒋内斗材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七一一（6）134。
(121) 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85页。
(122) 《粤拟组机关在酝酿中》，《大公报》，1931年5月14日。
(123) 《天津佳日特讯》（1931年5月9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8／1178；《汪精卫致李白张冬电》（1931年5月2日），《大公报》，1931年5月9日。
(124) 《邓林萧古之卅电》，《民国日报》，1931年5月4日。
(125) 《黄郛日记》第6册，1931年4月30日。
(126) 《汪精卫先生通电》，《民友》第1卷第5号，1931年5月4日，第4页。
(127) 《陈济棠等粤军将领讨蒋通电》，《民友》第1卷第6号，1931年5月11日，第19页。
(128) 《李宗仁等桂军将领讨蒋通电》，《反蒋运动史》，第303－304页。
(129) 蒋介石日记，1931年4月30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0册，第491页；《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第98页。后两种资料均对日记原文有较大文字润色，但意思大体一致。
(130) 《反蒋运动史》，第289－290页；《事略稿本》第11册，第33页。
(131) 《邵元冲日记》，1931年5月2日，第729页。
(132) 《吴铁城复古应芬冬申电》，《中央日报》，1931年5月4日。
(133) 蒋介石日记，1931年5月2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1册，第31页。
(134) 《孙科关于“粤变”及恢复胡汉民自由等事致蒋介石电》（1931年5月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藏，孙科个人档案，全宗号三〇〇四·41。
(135) 《孙科关于“粤变”及恢复胡汉民自由等事致蒋介石电》（1931年5月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藏，孙科个人档案，全宗号三〇〇四·41。
(136) 《孙科关于调停宁粤之间矛盾给古应芬、陈济棠的电报底稿》（1931年5月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陈友仁个人档案，全宗号三〇〇五·25。
(13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第98页。
(138) 《邵元冲日记》，1931年5月3日，第729页。
(139) 《蒋主席五月四日在国府纪念周讲词》（1931年5月4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40) 《国内一周大事述评》，《民友》第1卷第6号（1931年5月11日），第14页。
(141) 蒋介石日记，1931年5月4日；另见《困勉记》卷18，“蒋档”。
(142) 《蒋主席在中央纪念周报告》，《民国日报》，1931年5月12日。
(143) 《蒋对粤事之报告》，《大公报》，1931年5月5日。
(144) 《何应钦等诰诫陈济棠电》，《中央日报》，1931年5月12日。
(145) 《国民会议第六、七、八次会议记录》，《国民会议实录》正编（会议记录），第144、214页。
(146)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第36页。
(147) 《孙科致古应芬等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陈友仁个人档案，全宗号三〇〇五·25。稚、石、静、庸诸公指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孔庸之（孔祥熙），介公指蒋介石，展公指胡展堂（汉民）。
(148) 《吴敬恒呈蒋主席函》（1931年5月18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49) 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86页。
(150) 《“欧阳驹致蒋主席五月养电”批语》（1931年5月22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51) 蒋介石日记，1931年5月23日。
(152) 《孙科态度渐明其意不在调解》，《大公报》，1931年5月25日。
(153) 《汪精卫唐绍仪等限蒋四十八小时下野电》，《民友》第1卷第9号（1931年6月1日），第15－16页。
(154) 《孙科在广东省市党部扩大纪念周之报告》（1931年5月25日），《为什么讨伐蒋中正》，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宣传部1931年编印，第102页。
(155)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宣言》（1931年5月27日），《中央导报》第1期，广州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1931年7月编印，第1－2页。
(156) 《国府委员就职通电》（1931年5月28日），《为什么讨伐蒋中正》，第49－52页。
(157) 《非常会议宣言》，《中央导报》第1期（1931年7月1日），第2页。
(158) 《反蒋运动史》，第336页。
(159) 《反蒋运动史》，第401－402、405页。
(160) 《某致潼关顾祝同元电》（1931年5月13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79／2205－6。
(161) 《广州陈济棠致南宁李宗仁佳午电》（1931年5月9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79／2187。
(162) 《陈友仁致驻平各公使通告》，《民友》第1卷第11号（1931年6月15日），第16页。
(163) 《反蒋运动史》，第387页。
(164) 《陈济棠发库券千万充军费》，《民国日报》，1931年5月24日。
(165) 5月30日，南京政府立法院审议通过“中央政治会议交议之发行统税公债八千万元”。《邵元冲日记》，第738页。宋子文在中政会上解释发行八千万的目的，主要就是为对付广东和石友三的缘故。《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二百八十一次会议速记录》（1931年7月22日），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毛笔原件，档案号00.1/125。
(166) 《反蒋运动史》，第387页。
(167) 《蒋作宾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26页。
(168)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二百八十二次会议速记录》（1931年7月29日），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毛笔原件，档案号00.1/125。
(169) 《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致全国各党部各同志书》，《中央导报》第1期（1931年7月1日），第60－61页。
(170) 《蒋主席昨复孙科电》，《中央日报》，1931年5月29日。
(171) 《孙科痛斥蒋介石电》，《反蒋运动史》上，第331页。
(172) 6月1日，何应钦曾电蒋请示：“转呈唐绍仪等十四人以伪国府委员名义电湘鄂赣剿匪各军将士，拟电各总指挥勿庸置复。可否？乞示。”蒋即批示：“请由兄处拟稿驳复为宜。”《“何应钦呈蒋主席六月东电”批语》（1931年6月1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73) 《何应钦等电箴孙科》，《民国日报》，1931年6月3日。
(174) 《萧佛成痛诋蒋介石函》，《民友》第2卷第1号（1931年6月29日），第17页。
(175) 《蒋主席致蒋总指挥转香师长墨林五月删电》（1931年5月15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76) 《南京蒋中正致蒋光鼐蔡廷锴李扬敬余汉谋删电》（1931年5月15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79／2233－2237。
(177) 《香翰屏揭破蒋中正挑拨离间电》，《为什么讨伐蒋中正》，第65－68页。香翰屏公布的《蒋中正致香军长电》同原电内容有一定出入，《为什么讨伐蒋中正》，第70页。
(178) 《蔡廷锴自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8页。
(179) 《粤挽留陈铭枢》，《大公报》，1931年5月4日。
(180) 《国议闭幕后之广东问题》，《大公报》，1931年5月19日。
(181) 《蔡廷锴自传》，第241页。
(182) 《粤传蒋蔡先发部队昨迫南雄》，《大公报》，1931年6月19日。
(183) 《广东酝酿迎陈铭枢》，《大公报》，1931年6月8日。
(184) 《陈铭枢回忆录》，第70页。
(185) 《大公报》，1931年6月10日。
(186) 《陈铭枢电汪精卫等》，《中央日报》，1931年6月14日。
(187) 《张继到京报告粤事》，《大公报》，1931年6月15日。
(188) 《陈济棠停发蒋蔡两师月饷》，《大公报》，1931年6月19日；《十九路人员离粤》，《民国日报》，1931年6月19日。
(189) 邹鲁：《回顾录》下，第327页。
(190) 《冯玉祥复孙哲生电》（1931年6月1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冯玉祥个人档，全宗号三〇〇一·382，以下简称《冯玉祥发电稿本》。
(191) 《冯玉祥致宋（哲元）、庞（炳勋）、孙（殿英）、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等电》（1931年7月22日），《冯玉祥发电稿本》。
(192) 《冯玉祥致精卫先生并许孙陈李古诸先生电》（1931年7月3日），《冯玉祥发电稿本》。
(193) 黄广源：《反复无常的石友三》，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年版，第222页。
(194) 《冯玉祥复邓仲知电》（1931年7月17日），《冯玉祥发电稿本》。
(195) 《石友三等讨蒋通电》，《民友》第2卷第5号（1931年7月27日），第16页。
(196) 唐邦植：《回忆石友三倒张之战》，《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第202－203页。
(197) 《广州汪精卫致天津胡宗铎、王懋功等俭电》（1931年7月28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8／1654。
(198) 指张学良叔伯兄弟张学成暗中同石友三联络反对张学良。此时，张学良已得知此事，并破译了张、石间的电报密码。于学忠：《东北军讨伐石友三的战争》，《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120页。
(199) 《冯玉祥致宋哲元电》（1931年7月23日），《冯玉祥发电稿本》。
(200) 《冯玉祥致韩复榘电》（1931年7月19日），《冯玉祥发电稿本》。
(201) 顾祝同《墨三九十自述》，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年版，第100页。
(202) 《蒋中正电刘峙有关攻击石友三逆军之作战计划》（1931年7月21日），《筹笔》第59册，“蒋档”，档案号04－0218。
(203) 《蒋中正电宋子文张群请宋速筹三十万元交张群即汇商震为开拔之用》（1931年7月20日），《筹笔》第58册，“蒋档”，档案号04－0205。
(204) 《蒋中正电宋子文速筹五十万元汇山西为调兵之用》（1931年7月20日），《筹笔》第58册，“蒋档”，档案号04－0207。
(205) 《蒋中正电询宋子文三十万元给商震事另三日内筹五十万元为山东用》（1931年7月22日），《筹笔》第59册，“蒋档”，档案号04－0234。
(206) 《蒋中正电宋子文汇杨爱源二十万元请速交孔祥熙》（1931年7月24日），《筹笔》第59册，“蒋档”，档案号04―0243。
(207) 《蒋中正电询李煜瀛如徐永昌需款可电告以便汇寄》（1931年7月24日），《筹笔》第59册，“蒋档”，档案号04―0246。
(208) 《晋军将领态度》，《国闻周报》第8卷第30期（1931年8月3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3页。
(209) 《戢翼翘先生访问记录》，第80—81页。
(210) 《国民政府讨蒋北伐令》，《民友》第2卷第5号（1931年7月27日），第14页；《反蒋运动史》下，第408页。
(211) 《反蒋运动史》下，第409页。
(212)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记》，《民友》第2卷第5号（1931年7月27日），第11页。
(213)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第60页；《民友》第2卷第5号，第12页。
(214)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记》，《民友》第2卷第3号（1931年7月13日），第11页；《李白购到军械一批》，《大公报》，1931年6月27日，第1张第3版。
(215)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第116页。
(216) 《反蒋运动史》，第410页。
(217) 在三次会谈中，币原代表日本提出的主要内容有：在广东政府成为中国被认可的政府之后，可以与日本缔结协定或条约，并以此结成同盟；该条约还必须包括赋予日本在满洲的诸多权益。陈友仁表示，日本的上述要求，在中国可以通过国民党等机关来实现，还可以通过全国大会批准此种条约。《币原大臣陈友仁会谈录》，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东京原书房昭和六十三年第6版，第172－180页；币原喜重郎：《外交五十年》，东京读卖新闻社1951年版，第146－150页；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第60、63页。
(218) 《蒋作宾日记》，1931年8月20日，第350页。
(219) 蔡呈祥：《“雷马事变”亲历记》，宁夏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编：《宁夏三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70—71页。
(220) 《冯玉祥致邓仲芝等函稿》（1931年8月19日），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冯玉祥个人档，全宗号三〇〇一·381，以下简称《冯玉祥发函抄本》。
(221) 《冯玉祥致李朝杰函稿》，《冯玉祥发函抄本》。李朝杰，字汉三，冯玉祥旧部，时任甘肃省政府委员。
(222) 《雷中田、马文车致（广州）国民政府电》（1931年9月11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223) 《邓仲芝、薛子长等致冯玉祥电》（1931年9月14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224) 《北方军政委员会致冯玉祥电》（1931年9月20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225) 《冯玉祥致兰州李朝杰、高振邦电》（1931年9月2日），《冯玉祥发电稿本》。
(226)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第63页。
(227) 《徐永昌日记》第2册（1931年8月23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0年版，第463页。
(228) 《徐永昌将军求己斋回忆录》，第224—225页。
(229) 《徐永昌日记》第2册（1931年8月23日），第463—464页。
(230) 《天津执行部致阎锡山、冯玉祥、徐永昌、宋哲元、庞炳勋、孙殿英、傅作义电》（1931年8月5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231) 《冯玉祥致王（法勤）、覃（振）、柏（文蔚）、邹（鲁）等电》（1931年8月1日），《冯玉祥发电稿本》。
(232)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第71页。
(233) 《汪精卫东电》（1931年9月1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234) 《邹鲁致冯玉祥电》（1931年9月2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235) 《李宗仁致阎锡山电》（1931年9月3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微缩胶卷，20／2164。
(236) 《阎锡山复李宗仁电》（1931年9月4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微缩胶卷，20／2167。
(237) 李宗仁：《北方反蒋新局面》，《中央导报》第8期（1931年8月19日），第6页。
(238)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编辑委员会：《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262页。
(239)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第72－73页。
(240) 《粤军侵湘情况》，《国闻周报》第8卷第36期（1931年9月14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2页。
(241)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第124页。
(242) 《蒋中正电宋子文再汇发何键三十万元〉》（1931年9月11日），《筹笔》第61册，“蒋档”，档案号04―0443。
(243) 《天津贾秘书长致阎锡山静密巧三电》（1931年9月18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微缩胶卷，21／0198。
(244) 《天津贾秘书长致阎锡山静密筱二电》（1931年9月17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微缩胶卷，21／0194。
(245) 《蒋主席昨在中央纪念周报告》，《大公报》，1931年9月15日。
(246) 《杨永泰呈蒋主席九月元电》（1931年9月13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247) 《天津贾秘书长致阎锡山静密巧二电》（1931年9月18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微缩胶卷，21／0203－4。
(248) 《天津贾秘书长致阎锡山达密筱电》（1931年9月17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微缩胶卷，21／0189－0191。
(249) 《天津贾秘书长致阎锡山静密巧二电》（1931年9月18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微缩胶卷，21／020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