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重庆谈判" class="reference-link">第二节　重庆谈判

一　重庆谈判的背景" class="reference-link">一　重庆谈判的背景

如何处理国共关系一直是国民党面对的中心问题之一。第二次国共合作成立之后，国共在两党关系如何定位、中共军队与政权的地位等问题上始终存在分歧，两党多次谈判均无定论。国民党内对中共问题的处理，自抗战后期起出现了两种不同思路。以陈立夫为代表的CC系党务系统、以邹鲁等前西山会议派人物为代表的国民党右翼势力以及以陈诚为代表的黄埔系军人，沿袭传统的看法，主张对中共以强硬为主。陈立夫认为，与中共谈和就是玩火，终必自焚，而且一方面要求军队在前方准备与中共作战，一方面在后方谈和，将会大大影响部队士气。他批评主和派自命为自由派，他们以为有足够的精明对付中共，实际则对中共一无所知⁽⁵⁰⁾。以张群为代表的政学系和当时主政的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等人，更多地看到国民党正在走下坡路，用传统方法很难与中共相争，因而企图以和的方法拘束中共，同时不无借此刺激国民党改革的意图，以最终维持国民党的执政地位。作为国民党的最高领袖，蒋介石内心更倾向于军事解决中共问题，但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考量，主要是国民党军事准备不足和美苏两强对国共和谈的支持，以及国内的和平呼声，使蒋认为动武时机尚不成熟，因而在表面上较多地考虑到后一批人的意见。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后一批人多与蒋有较深的个人关系，又身居重要岗位，他们的意见因而更易于影响蒋的决策⁽⁵¹⁾。

战后国共关系首先发生的戏剧性变化，是蒋介石连发三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此举究属何人所建议，现并无确切记载。日本决定投降后，国民党高层连续几天开会，讨论有关重要问题，但并未见提及邀请毛赴渝一事。有说法称此事出于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的建议，如陈立夫在其回忆录中说，毛泽东赴渝“由吴文官长鼎昌为蒋委员长去电邀其来的，此事关系甚大，未付中央常会讨论，遽尔去电，似乎疏忽”⁽⁵²⁾。蒋此举未经国民党中央讨论当为事实，是否出于吴鼎昌献言尚需更为可靠的材料证实⁽⁵³⁾。倒是蒋介石的侍从室六组组长唐纵拟订的《日本投降后我方处置之意见具申》非常值得注意。该份文件拟于日本投降前后，于8月12日交给蒋介石。关于中共问题，此件建议：“中央表示统一团结战后建设之殷望，并重申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之诺言，同时表示希望中共领袖来渝共商进行。如毛泽东果来则可使其就范；如其不来，则中央可以昭示宽大于天下，而中共将负破坏统一之责。”⁽⁵⁴⁾蒋介石对这个建议有何反应，唐纵未予记载，但该文件其他各项建议大多实行，而蒋在两天后即电邀毛赴渝，恐不是偶然的。何况该建议对国民党邀请毛泽东赴渝的原因及利害表述得非常清晰，无论其起到作用与否，它所反映的内容应该是当时国民党的真实想法，即以和谈压中共就范。

由于国民党的体制决定，邀请毛泽东的决定只能由蒋介石作出。无论这个过程如何，外界关注的是其结果。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三次致电中共领袖毛泽东，称：“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并表示“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⁵⁵⁾态度执著，语气谦恭，大有毛不赴渝、如苍生何之慨。

蒋介石邀请中共领袖赴重庆谈判的消息传出，在国内政治上似乎得了一分。战后中国人民和民间舆论最关心的就是国共是否会打仗，大家都希望中国能够和平，能够建设，能够让大家不再受战火的折磨与摧残。蒋两电公布后，社会舆论的喉舌《大公报》在社评中说，“在胜利的欢欣中，人人都在悬注延安的态度”；“日前得见蒋主席致毛先生的寒电，大家为之兴奋，希望得由此启开政治解决之门。现在又读到蒋主席致毛先生的哿电，更感到一片祥和之气，真使人既感慨，又兴奋”；“我们相信全国同胞的心情，都与蒋主席相同，殷切盼望毛先生不吝此一行，以定国家之大计”⁽⁵⁶⁾。国民党内主张与中共谈判的一派人还频频与各界人士接触，希望得到社会各界与舆论的支持⁽⁵⁷⁾。

中共对于国共谈判早有考虑。1942年林彪赴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即考虑“到适当时机，我准备出去见蒋，以期谈判成功”。1944年11月赫尔利到延安，毛又对他表示，“我很愿意和蒋介石先生见面，过去有困难，没有机会，今天有赫尔利将军帮助，在适当时机我愿意和蒋先生见面”⁽⁵⁸⁾。潜藏在毛泽东这样表示背后的考虑，是毛提出并经中共高层认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战略。1942年，毛泽东在一份给从华中启程回延安的刘少奇的密电中提出：“我们的方针是极力团结国民党，设法改善两党关系，并强调战后仍须合作建国。整个国际局势战后一时期仍是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局面，中国更必须经过民主共和国才能进入社会主义。在此国际总局势下，国民党在战后仍有与我党合作的可能。虽然亦有内战的另一种可能，但我们应争取前一种可能变为现实。”⁽⁵⁹⁾在这样的方针之下，虽然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不断地有摩擦，甚而在抗战后期中共一度有另起炉灶的打算，但就中共的根本战略而言，仍然大体立足于毛的判断。抗战胜利后，在美苏两强合作、国内人民反战的形势下，中共的基本战略是边打边谈，以打促谈。

8月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举行第二次会议，着重讨论苏联参战后的时局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谈到中共在新形势下的任务之一即继续国共谈判。11日，中共在日本投降后发出的第一份党内指示中便谈到，“国共谈判将以国际国内新动向为基础考虑其恢复”⁽⁶⁰⁾。只是由于日本投降后，在受降等问题上国民党摆出了一副独占姿态，中共对内战形势估计较为严重，所以蒋的第一次电邀被中共认为“请毛往渝全系欺骗。目前蒋之一切宣传均为内战做文章”⁽⁶¹⁾。

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共对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谈判的态度有了变化。蒋的第二电发出后，中共决定先派周恩来去谈。8月23日，蒋的第三封电报到延安，当天毛泽东在延安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国共谈判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说明了中共将采取的方针和对策。他认为：抗日战争阶段已经结束，进入了和平建设阶段。国共各有有利不利之处，但因为国民党本身的困难（兵力分散、矛盾很多、实力不足），解放区的存在，共产党不易被消灭，国内人民和国际上反对国民党打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和必须避免的。我们党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是有现实基础的，能得到国内外的广大同情。“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所以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上述各种条件的存在，他还需要医好自己的创伤，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将来消灭我们。我们应当利用他这个暂时和平时期”。“以后我们的方针仍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到团结，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摆出内战是不好打的姿式给蒋介石和美国看，以便在谈判中取得比较有利于我的解决”。“现在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可能成立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中国如果成立联合政府，可能有几种形势。其中一种就是现在的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存在相当长的时期。对于这种形式的联合政府，我们还是要参加进去”。与会者同意毛泽东的分析。周恩来认为，我们要争取主动，迫蒋妥协。也可能边谈边打，或者打打停停。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个总任务没有变。朱德说：和平对中国人民是有利的，这次去谈判是必要的，蒋介石可能作些让步。毛主席去谈判是有利的。有无危险？看来比过去保险得多了。彭德怀说：要把打与争两者结合起来。我们今天所提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是主动的、适合的，今后解放区一切工作要作长期打算。毛主席出去，我们是主动的，给全国人民很大兴奋，对民主运动是个推动。在会议结论中，毛泽东认为：“国民党有很大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大的内战，和平是可能的。”“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在数量上作些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以局部的让步换取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养精蓄锐来迎接新形势。对这种让步我们要有准备。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准备在合法工作中去进攻，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要学会作合法斗争。”关于谈判，“今天的会议决定还是去，而不是不去。但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为了谈判期间的中共领导不至受影响，会议还决定在毛泽东外出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补选陈云和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⁶²⁾。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方针在这次会议上已经基本决定了。

对于毛泽东赴渝谈判，中共党内也不是没有阻力的，这种阻力更多地来自对于毛赴重庆安全上的担心。据李维汉的回忆，“开始，大家没有估计到毛泽东会去重庆，消息传开后都很紧张，许多解放区负责同志为他的安全计，或者口头劝说，或者打电报来，认为不去为好”。为了缓解这种担心，周恩来经过分析对大家说，毛去有利，同时在中共力量和美方调解的保证下，毛的安全是有保障的⁽⁶³⁾。

8月25日晚，毛泽东、周恩来等和从重庆回延安的王若飞最后商定了毛泽东去重庆一事，并于当晚复电魏德迈：“鄙人承蒋委员长三电相邀，赫尔利大使两次表示愿望来延，此种诚意，极为心感。兹特奉达，欢迎赫尔利大使来延面叙，鄙人及周恩来将军可以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往应蒋委员长之约，以期早日协商一切大计。”⁽⁶⁴⁾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一事。毛泽东再次谈到：“去。这样，我们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去重庆，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作城下之盟的可能性，但签字之手在我。谈判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只有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和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重庆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⁶⁵⁾会议并决定中共在谈判中可作一定让步，第一步为广东到河南地区，第二步为江南地区，第三步为江北地区，但从陇海路到东北地区一定要占优势。当天，中共中央发出党内通知，向全党通报并解释了重庆谈判问题。通知说：“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通知强调，“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总之，我党面前困难甚多，不可忽视，全党同志必须作充分的精神准备，但是整个国际国内大势有利于我党和人民，只要全党能团结一致，是能逐步地战胜各种困难的”⁽⁶⁶⁾。

重庆谈判得到了美国和苏联的支持，这是战后雅尔塔体系达成的默契。8月15日，蒋介石会见美国大使赫尔利，向其通报中苏谈判的情况，对中苏条约的签订表示满意，认为苏联将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赫尔利不失时机地向蒋建议，这时为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适宜时机，但他从蒋处得知蒋给毛的邀请已经发出。过后他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表示，他向蒋提出这样的建议时，并未对蒋的决定承担责任⁽⁶⁷⁾。由此可知，美国人事先并未对蒋的决定作出建议。当然，美国关心国共两党接触的情况，这是因为美国在中国的重大政治经济利益和美国与苏联争夺战后世界霸权的需要。

苏联在重庆谈判前后起了什么作用，现在仍然不是十分清楚。从已经公布的资料看，中共确实考虑过在国际大背景下解决国共关系问题。毛泽东在8月9日的中共中央会议上谈到，在苏、美、中协定的基础上准备继续国共谈判，国共谈判要在国际的基础上（不是一切）来解决⁽⁶⁸⁾。曾经有这样的说法，中共同意参加重庆谈判，是因为斯大林来电压迫的结果。由于目前无法见到这份电报的原文，很难得出确切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共决定参加重庆谈判是综合各方情况作出的决定，斯大林的电报可能对中共的决定起了一定作用，但未必就是决定性的作用⁽⁶⁹⁾。根据美方资料，8月29日，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与斯大林会见，斯大林告诉他，他相信国共双方为了自己的利益，会达成一项协议，如果中国有两个政府，那就太愚蠢了。此处透露的含义是暧昧不明的，并未明确表示支持哪一方。这与苏联在中苏条约谈判中的立场是一致的，即既支持国民党作为合法政府的地位以协调苏联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又保留对中共的支持以显示其意识形态色彩。这样的立场体现了苏联对外关系的特点，保持国家政策的灵活性以最大限度地有利于其国家利益⁽⁷⁰⁾。而据毛泽东当时的秘书胡乔木回忆，“在考虑赴重庆谈判的问题时，毛主席在国际方面更为关注的实际是美国的态度和反应，而不是苏联的态度和反应，这是因为美国的动向对中国政局的影响更为直接”⁽⁷¹⁾。这是一个符合当时实际的看法。毛泽东自己也说：“中国防止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比早先大得多）依靠外国影响，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美国。美国在中国和远东的力量日益增长，它是能够起决定作用的。”⁽⁷²⁾

二　重庆谈判的过程" class="reference-link">二　重庆谈判的过程

1945年8月28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一行，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自延安飞抵重庆九龙坡机场。毛泽东在机场发表书面谈话称，本人此次来渝，系因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⁷³⁾。重庆以及全国的舆论都对毛泽东到渝和即将开始的国共商谈表示了极大的欣慰和期待。《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在社评中写道：“现在毛泽东先生来到重庆，他与蒋主席有十九年的阔别，经长期内争，八年抗战，多少离合悲欢，今于国家大胜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认真的演这幕大团圆的喜剧吧，要知道这是中国人民所最嗜好的！”⁽⁷⁴⁾这一段文采斐然、激情洋溢的文字，可以说代表了全国大多数人民的心声，他们饱经战争的创伤与折磨，祈求中国的和平、建设、强大与繁荣，反对一切内战和动乱。他们寄希望于国共两党的商谈能够得出人民满意的结果。

蒋介石虽然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但对谈判并无准备，在他的内心或许这不过是一种策略。据中共获取的国民党情报，蒋介石的战略部署是：“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⁷⁵⁾国民党代表张群曾在谈判中告诉中共代表：你们所提的办法，事先经过你们党的决议，而我方事前党内并未有何讨论，亦未准备任何方案与中共谈判⁽⁷⁶⁾。而按国民党的公开说法，没有提出方案是因为，“我们只希望听取中共的意见，倘若政府先提具体方案，也许使中共方面认为政府已有一种定见，而有碍会谈的进行”⁽⁷⁷⁾。直到毛泽东已经到了重庆，蒋介石才决定谈判方针是：“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政府改组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也。”⁽⁷⁸⁾这是以国民党军事收编中共部队，从而换取中共一定程度的政治参与的交换，与中共对谈判的立场有重大差别。国共两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后来被概括为，先行军事国家化，再行政治民主化，还是先行政治民主化，再行军队国家化。

毛泽东到重庆后，在正式谈判前后，与蒋介石有多次会见。因为有些谈话只在他们两人之间进行，内容如何不得而知，但他们的会见无疑为谈判决定了原则，国共谈判实际是在两人指导下进行的。

重庆谈判最初几天为双方交换意见阶段，也就是“先培养谈话的良好情绪”，“因为过去不幸的事情太多，不先有良好的情绪，就谈各种具体问题，解决一定很困难”⁽⁷⁹⁾。9月2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与王世杰会见，双方先就需要商谈的问题初步交换了意见。毛建议，当双方会谈有结果后，再由政府邀请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及中共举行政治会议，讨论诸问题⁽⁸⁰⁾。9月3日，周恩来将中共的谈判方案正式交给国民党方面。该方案首先提出：“在和平、民主、团结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现三民主义”，“拥护蒋先生，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领导地位”；具体内容有承认各党派合法，承认解放区政权及部队，严惩汉奸，重划受降地区，停止武装冲突，结束党治，保障人民自由等。方案中最关键的内容是九、十两项——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必要办法。前者包括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会议，讨论建国大计、施政纲领、改组政府、重选国大等问题，实行地方自治和普选，承认中共解放区政权的地位，陕甘宁边区及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委任中共推选之省主席，绥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浙江、广东七省与北平、天津、青岛、上海特别市委任中共推选之省副主席或副市长，参加东北行政组织；后者包括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中共部队编为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驻地集中在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中共参加军委会及其各部工作，设立北平行营及北方政治委员会，委任中共人员为主任⁽⁸¹⁾。

蒋介石得知中共的要求后，自感“脑筋深受刺激”，事情的进展不如其所愿。他认为：中共“提出之方案，实无一驳价值，倘该方案之第一、二两条，具有诚意，则其以下各条在内容上与精神上与此完全自相矛盾者，即不应提出”。9月4日，蒋召见国民党谈判代表，归纳了他的谈判条件是：1．军队问题，中共军队最多编十二个师，驻地由双方商讨决定；2．解放区问题，此为事实所绝对行不通者，只要中共做到军令政令的统一，则对县级行政人员酌予留任，省级行政人员亦可延引中共人士；3．政治问题，拟改组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政治会议，由各党各派人士参加，中央政府俟国大后再予改组；4．国大问题，已选国大代表仍然有效，中共方面可酌增代表名额⁽⁸²⁾。4日，他在与毛泽东会见时告以，“所提方案与态度，皆应根本改变”⁽⁸³⁾。国民党代表根据蒋的指示，拟定了对中共方案的答复，对第一、二项拥护三民主义和蒋介石的内容表示“甚佩”，对于其他各项多表示原则上“绝无问题”（实际仍各行其是），但对关键性的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具体办法则不予接受，尤其是对解放区和军队问题，提出解放区名词“已成过去”，倘必指定由中共推荐某某省主席，则即非真诚作到军令、政令之统一；中共军队编为十二个师实已为可允许之最高限度⁽⁸⁴⁾。国民党的态度预示着国共谈判前景之不容乐观。

自9月4日起，国共谈判正式开始进行。国民党方面参加者先后有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叶楚伧和张厉生，中共方面参加者始终为周恩来和王若飞。谈判以中共所提方案为基础，双方唇枪舌剑，进行了激烈的争辩。第一次会谈主要涉及国共之间广泛的未决问题。国民党代表邵力子首先表示，中共方案中第一、二两项（即实行三民主义和承认蒋的地位）态度甚好，不胜赞佩⁽⁸⁵⁾，然九、十两项（即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具体办法）实令政府为难，没有顾及对方的困难，实有重加考虑的必要。张群称，中共此次所提条件，距离实在太远，因此亟须确定谈判之态度与精神。周恩来表示，中共此次不提联合政府、党派会议问题，对国大代表重选虽保留意见，但亦不反对参加，凡此让步，皆为此次谈判之政治基础。我等以上述之让步，政治既可安定，各党派间亦可和平合作。毛先生有此决心，党内异议，均所不顾，毅然来渝。如果不希望解决问题，毛先生何能远来。邵力子答称，他承认中共此次商谈已有若干让步，但中央之让步，亦已达最大之限度。张群称中共所提九、十两项意见，实为问题之症结所在，关于军队问题，与前此所谈距离甚远，而解放区问题如照中共意见，非致导国家于分崩离析之局不止。王若飞提出，解决问题必须根据事实，中共所要求于政府者，亦无非在于事实之承认，承认中共的政治地位，必须承认中共军队与解放区政权存在的事实⁽⁸⁶⁾。此次会谈可谓主要务虚，双方未多接触实际问题，但从双方的发言可知，解决国共之间的问题绝不会是一件轻松的任务。

9月8日，双方进行第二次会谈，主题仍是上次悬而未决的问题。周恩来首先表示，希望国民党能对中共所提各项予以答复。张治中答称，中共所提九、十两项的内容，国民党不能接受，因此要求政府答复实在困难，希望中共重新考虑。王若飞表示，今要解决国共两党问题，必须承认两党皆有军队和政权的现实，否则便无法再谈了。双方在军队和政权问题上反复争辩，未能一致。张群遂建议，今后应讨论具体问题，以期一次会谈有一次之进步，得到周恩来的赞成⁽⁸⁷⁾。此后的会谈即围绕各项具体问题展开。根据中共给各地的通报，在谈判的第一阶段“国党毫无诚意，双方意见相距甚远”；“蒋表面上对毛周王招待很好，在社会上造成政府力求团结的气象。实际上对一切问题不放松削弱以致消灭我的方针，并利用全国人民害怕与反对内战心理，利用其合法地位与美国的支持与加强他（保障美国在远东对苏联的有利地位），使用强大压力，企图迫我就范，特别抓紧军队国家化问题。因此在谈话态度上只要求我们认识与承认他的法统及军令政令的统一，而对我方则取一概否认的态度”⁽⁸⁸⁾。

10日、11日、12日，双方连续进行第三、四、五次会谈，主要涉及政治问题⁽⁸⁹⁾。首先谈政治会议，中共建议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会议，即党派协商会议，协商解决和平建国、施政纲领、各党派参加政府、国民大会和复员善后问题，这样可“在训政结束之过程中，使各党派由协商而趋于合作。一改过去一党在野一党在朝之方式，亦非以此党代替彼党之方式，乃求党派合作，共同参加政府，以求全国政治之安定”。此建议得到国民党的原则赞同，张治中并建议此会议称政治协商会议。双方并就会议的组织、地位与范围问题达成了初步妥协⁽⁹⁰⁾。继谈国民大会问题。中共主张国大延期召开，代表重新进行选举，国民党则坚持国大尽早举行，原选举代表有效，可在此基础上增加若干代表。最后双方达成妥协，第一次国大只进行制订宪法的工作，适当延期举行，第二次国大再通过普选代表赋予行宪权。关于国大代表问题，中共对原代表有效问题没有松口，但国民党提出可在当然代表240名（国民党中央委员）、遴选代表240名和未选出代表240名的基础上，由各党派适当分配，因此此一问题虽未解决，实际为以后的妥协留下了活动余地。

军队问题本为国共之间一大难题。在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对中共军队的地位不能不予以承认，但对其应编数量双方意见不一。国民党起先只同意中共军队编十二个师，但过后感到此一提议很难为中共接受，因此12日蒋与毛会谈时，表示原则上可以考虑中共编二十个师，“唯必须保证共军确能接受国民政府之统率权为前提”⁽⁹¹⁾。中共也在19日的第七次会谈中表示，军队数量可考虑占全国军队总数的七分之一，如果国民党军队缩编至一百二十个师，则中共保留二十个师。这样，双方在军队问题上的距离有所接近，剩下唯一谈不拢的问题就是解放区的地位问题。

9月15日，第六次谈判主要涉及解放区地位问题。张群自始即表示，他们经请示蒋介石后，认为蒋之提议（即在军令政令统一后，中共可推荐省级行政人员，中央择予任用）为解决问题之唯一办法，中共的方案与国家政令之统一不符，碍难考虑，我等亦想不出任何方法。王若飞认为，中央依照政令统一之原则，处理各项问题，尽可不必否认地方之现存事实。今我方提案，规定解放区各省市，由中共推荐人员请中央任命，并不有违政令统一之旨。周恩来继提出，我党对于国民党，已作重大之让步，军权政权，中共皆承认国民党为中国第一大党，然国民党亦不能抹杀共产党，故国民党亦必须为我党打算，方能使我两党各得其所。我们所提之办法，乃目前过渡时期之必要办法。张群又称，蒋主席此次之所主张，尚未提经党与政府讨论，蒋主席须对党与政府负责，吾人不能不体谅其困难，我等实不能再作任何主张，或者蒋主席与毛先生直接商量，较易获得结果⁽⁹²⁾。张群摆出甩手不干的架势，既为胁迫中共让步，也为国民党内可能的反对意见预留地步。

9月19日，双方进行第七次谈判。中共主动表示，中共军队数量可减至占全国军队总数的七分之一；南方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湖南、豫南等八个地区的军队可以撤退至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第二步再将上述地区的部队撤退，集中驻防于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山西之大部分、绥远之小部分，与陕甘宁边区等七个地区；解放区亦随军队驻地而合一，即鲁、冀、察、热四省主席，晋、绥两省副主席，及平、津、青三市副市长由中共推荐，较之中共原提方案有了较大的减少。中共以此作为对国民党的又一重大让步，借以推动谈判的进行。张群对此没有准备，因而只能表示俟转呈蒋介石请示后再议⁽⁹³⁾。

然而中共的让步并未得到国民党的回应。在9月21日的第八次会谈中，反而出现了谈判期间争论最为激烈的场面。此次会谈重点谈军事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立场本已有所接近，但在此次会谈中，张治中起始即表示，政府军事上各部门负责同志对中共之过分要求，尤深为愤慨，政府殊难予以考虑。他提出中共军队最多只能编十六个师，至于解放区问题，他提出中共如觉何人堪任省、厅、县长，尽可开列名单，送请中央量才任用，但切不可指定何省应划归中共。他认为解决两党间问题须首先培养信心，接着指责中共方案有碍信心之培养，何异乎割据地盘。此时，王若飞激动地质问，那末，中央将我党军队都消灭好了！也许是考虑到张治中与中共有长期友好关系，周恩来出面为其解围，他赞成张治中所言，双方应设身处地，推己及人，以互让互谅之精神，求问题之解决。接着批评国民党之观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视我党为被统治者，投降者，自西安事变以来，即一贯如此。但他巧妙地将这一批评引导到真正反对国共和谈的陈立夫一派身上，以陈之言为例，说明必惹起我党之愤怒。王若飞继而说明，军队国家化，所谓国家乃人民的国家，而非一党的国家，如能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则一切军事政治皆可解决。他并质问你们国民党做了些什么？今日的问题，要看全国的民主实行到何程度，如能实行民主，问题即易解决。在这个问题上，他与张群、张治中和邵力子又有激烈的争论⁽⁹⁴⁾。此次会谈气氛紧张，结果导致谈判停顿，陷于僵局，而且连双方已经达成默契的若干问题，也被淹没在争论之中。而美国人的插手，更使问题复杂化了。据胡乔木的回忆，恰在此时，赫尔利企图在回美前见到谈判获得成果，对中共施加压力，提出军队编二十个师，但不能按国军比例缩编，必须放弃任命省主席的要求，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发公报。他最后威胁中共，要么承认由国民党统一，要么谈判破裂。说完要求周恩来立即请示毛泽东，做最后决定，而张群就坐在隔壁的屋子里等待答复，情况十分紧张。毛泽东当即决定会见赫尔利，告诉他中共的态度是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虽然目前有很多困难，但总可以想出合理的办法解决，不会向分裂的方向走⁽⁹⁵⁾。

9月21日谈判后，会谈停顿，照其后邵力子的说法，“当时的情形，几乎使会谈搁浅”。他认为这一由于多年以来的事实造成的困难，二由于两方面的立场本不相同，各有不能让步之处⁽⁹⁶⁾。中共在给各地的第二次通报中称，谈判“基本上无若何进展，即起草联合公报事，亦为蒋所阻，谈判乃遭受挫折。三星期来，我方调子低，让步大（允逐步退出陇海路以南），表示委曲求全，彼方乘机高压，破坏联合公报。因此我方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一切中间派均为我抱不平，认为我们已做到仁至义尽，同情我们主张（提议各党派参加谈判），谈判将坚持原定方针转入第二阶段”⁽⁹⁷⁾。毛泽东在会见国社党领导人蒋匀田时告他：“商谈了近二十日，时间白费，毫无结果，已面临僵局了”；“我们触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军队分配的比例问题，一个是我们管理的地区自治问题。现在没有一个问题得到协议，可说商谈已经失败了”⁽⁹⁸⁾。作为国共谈判的旁观者，青年党领导人李璜在从美国写给重庆总部的信中认为：“敌人忽然投降，高君（指蒋介石——作者注）得美助力，收复各要地，高兴之余，必骄而难说话。毛则到处有兵，横亘南北东西，势亦不弱，虽苏允独支高君，毛有十年内战经验，亦不愿随便妥协也。……恐谈去谈来，仍是一个先统一军权，一个则先改组政府。美总统杜鲁门今日谈话，仍如前几日，说是中苏协定，苏联既承担蒋为正统，则中共黯然无光，势须妥协。杜总统看法未免简单。杜不知中共根本看不起国民党人，认为不是敌手，对蒋势力毫无所恐惧，且苏联表面不助中共，骨子里有无另一套，亦不可知。”⁽⁹⁹⁾李璜的看法不无道理。作为两个各有政权和军队并经过多年对立的政党，在没有互信的情况下，很难设想可以以几天的谈判便解决多年的积怨。亲历谈判的王世杰认为，蒋介石和毛泽东“在性格及信念上似不能合作”，他并且将此看法告诉了毛本人⁽¹⁰⁰⁾。此一看法恐非一时心血来潮，其间多少透露出国民党内对国共关系的预期。说到底，这不仅是两位领导人个人，也不仅仅是单独两个政党之间的较量，这是各有各的基础、各有各的支持者、从而也各有各的不同利益的两大力量之间的较量。

据胡乔木回忆，9月21日前后几天“是谈判期间最紧张的几天，因为当时看起来双方最后能否达成协议很成问题”。而且中共还得到情报，国民党中统要员私下透露，不宜让毛泽东和周恩来返回延安，表面是蒋常有国事咨询，实际是此举可动摇中共军心，有利于国民党军进攻⁽¹⁰¹⁾。延安得知后，在2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认为谈判没有结果，形势可能逆转，蒋介石要共产党屈服，否则就准备武力对立，毛泽东再留重庆似无必要，建议毛泽东争取快回延安⁽¹⁰²⁾。但毛泽东既然亲自到了重庆，说明国共谈判有其内在和外在动力，也不可能轻易中断。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国共双方打的是心理战，谁都不愿承担谈判破裂带来的政治责任。所以毛泽东决定仍留在重庆，以取得最大限度的政治主动，而国民党也会给自己找台阶下。谈判又出现了转机⁽¹⁰³⁾。

在重庆谈判进行过程中，蒋介石感觉“目前最重大的问题，为共毛问题，国家存亡，革命成败，皆在于此”。但他对美苏的态度没有把握，“俄是否因此藉口毁灭其盟约义务？促使蒙疆内侵与久踞东北？果尔，则国际形势犹能容忍否？又美国舆论与政策，是否因之改变，弃绝我国不再予以接济乎？”因此蒋只能决定“不能不为国相忍”⁽¹⁰⁴⁾。在整个谈判期间，国民党内部仍然有争论，据王若飞说，参加谈判的“国方代表都承认解放区的力量，认为国共不能打，一定要和，他们是倾向民主和平方面的。其中，最肯想问题的是王世杰；邵力子愿意解决问题，但怕负责任；张治中坦白直爽，连CC派指责张群‘联共坍党’的事情也讲了出来”⁽¹⁰⁵⁾。而中共则始终表示拥护国民党的领导，发动政治攻势，争取中间派，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好评。毛泽东特别告诉《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我们对国民党，只是有所批评，留有余地，并无另起炉灶之意⁽¹⁰⁶⁾。

9月27日，谈判恢复，张治中首先提出，军队问题的解决，需要经过相当的程序和步骤，技术上的问题可否由军政、军令部同中共派员另组小组会议，共同商讨。此提议得到周恩来的同意。这样，谈判的难题之一军队问题得以暂时解决，剩下解放区的问题，仍成为双方反复争论的焦点。中共提出的解决方法，从重划省区到任命省级长官再到民选，均为国民党所拒绝，最后周恩来只好提出暂时维持现状，留待政治会议解决。张群表示，暂维现状非问题之真正解决，提出国民党的省政府与中共的县政府互相承认，俟宪法颁布后，省政府再行选举。对于这种使中共政权限制在县一级的办法，中共当然不能同意。28日双方的会谈中，就军事小组的成员达成了一致意见，国民党方面由军政部次长林蔚和军令部次长刘斐参加，中共则派出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为代表⁽¹⁰⁷⁾。

10月2日和5日，国共双方主要就解放区的问题进行了最后二次会谈。张群先提出中共解放区不过六十余个县，问题不难解决，但周恩来指出经过日本投降前后的战斗，解放区已有二百八十余个县。张治中提出了行政专员区的方案，即中共统治地区如数县连成一片者，可由中共推荐行政督查专员，显示国民党愿意再退一步，但始终不同意给中共省一级的行政权。周恩来提出，华北冀、鲁、热、察四省，大部分甚至整个省区均在中共治理下，不可与行政专员区相提并论。如中央必欲置一省府，岂非等于虚设。他批评国民党不同意解决解放区的问题，仍旧是心理的问题，以为地方如归中共治理，而军队又驻在当地，则一切归中共包办，中央将永不能插足矣。中共则以为解放区之成立，乃多年奋斗所得之结果，政府何必阻止地方行政之进步。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又有一番争辩。张治中认为解放区乃战时的产物，中共的要求不论基于何种理由，均将怀疑为中国之分裂矣。邵力子指责说，中日战争发生之近因，乃因日本要求华北五省特殊化，今中共又有此要求，政府将何以向国民解释。周恩来立即指出邵之比喻之不当，解放区问题与华北特殊化根本不同，中共所要求者不过实行民主而已。王若飞则指出，解放区虽为战时产物，然不能说民主制度在战后即须取消，其他莫不如此，政府不可不维持之。中共方面感觉这样的争论不会有结果，遂提议将商谈的结果整理发表，而毛泽东来渝已逾一月，拟于下周回延安。国民党方面表示同意⁽¹⁰⁸⁾。国共历时一月之会谈告一段落。

三　双十协定的签订" class="reference-link">三　双十协定的签订

10月10日，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和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纪要共十二条，主要内容如下：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一致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双方又同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双方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自由、承认党派合法、限制特务机关活动、释放政治犯等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在实行地方自治、惩处汉奸解散伪军、重划受降地区等问题上，政府方面表示实行地方自治不应影响国民大会之召开，惩处汉奸要依法律行之，中共参加受降在其接受中央命令之后自可考虑⁽¹⁰⁹⁾；关于国民大会问题，双方未能达成协议，同意提交政协解决；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中共提出将部队缩编至二十个师，自八个地区撤出部队至陇海路北和苏北皖北，政府方面表示，此次商谈各项问题果能全盘解决，则中共军队数目可以考虑，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提出方案，双方同意组织三人小组，由军令部、军政部及第十八集团军各派一人组成，进行具体商谈；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中共先后提出四种方案，政府方面均不同意。政府方面以政令统一，必须提前实现，此项问题久悬不决，虑为和平建设之障碍，仍亟盼能商得具体解决方案，中共方面表示同意继续商谈。对于未解决的问题，双方表示将在互信互让之基础上，继续商谈，求得圆满之解决⁽¹¹⁰⁾。

“双十协定”列出了国共两党对于战后中国各项待解决问题看法的异同之处。对于国民党而言，最大的收获是中共承认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对于中共而言，最大的收获是国民党承认了中共及其军队的地位。对于双方一致之处，实际国民党以后并未能完全实现其诺言，如保证人民自由和限制特务机关权力；对于国民党原则同意的各点，国民党有其前提条件，因此实际基本没有实行，双方仍是各说各话；对于国民大会和军队整编问题，双方虽未达成协议，但实际已有了妥协方案，可以通过进一步的谈判达成协议；因此双方最大的分歧实际是如何解决中共解放区政权的地位问题。对于国民党来说，中共的地位可以承认，军队可以整编，但如果军队和地盘结合，则国民党就无可如之何了，因此它在这个问题上始终不肯让步。周恩来在总结国共谈判成果时曾说：“武装固然重要，但武装毕竟是保持根据地的工具，武装脱离了根据地就无法生存。蒋看清了这点，他也特别懂得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因此，他无论如何不承认。”⁽¹¹¹⁾

10月8日，张治中举行盛大宴会，欢送毛泽东回延安。张在会上报告双方大部分意见已经一致了，就是“和平、民主、统一、团结，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剩下不到百分之三十的距离，我们很有方法来接近”。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的一切打算都是错的。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统一，这个方针，符合于全国人民的要求，也符合于全世界人士与同盟国政府的要求。和平与合作应该是长期的。大家一条心，不作别的打算，作长期合作的计划⁽¹¹²⁾！

10月9日，蒋介石与毛泽东相见，蒋一方面表示“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否则不仅于国家不利，而且于共党有害”；但又要求中共“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与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唯一之出路”。在毛泽东临行前，蒋又告以“所谓解放区问题，政府决不能再有迁就，否则不成其为国家之意，坚决表示望其了解也”⁽¹¹³⁾。据胡乔木的回忆，毛泽东说蒋在这几次谈话中表示，我们两人能合作，世界就好办；国共两党，不可缺一，党都有缺点，都有专长；我们都是五六十的人了，十年之内总要搞个名堂，否则对不起人民；共产党最好不搞军队，如你们专在政治上竞争，那你们就可以被接受。毛并未正面回应蒋的谈话，但表示赞成军队国家化，军队不为党派服务，党则全力办政治；解放区的努力应该承认，应该帮助。正因为蒋的这些表示，毛泽东对国共和谈前景一度较为乐观，认为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兵散了，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十八年来未有之事。说他坚决反革命，不见得⁽¹¹⁴⁾。

10月11日，毛泽东飞回延安，当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了谈判经过。他认为，会谈纪要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解放区问题，还要经过斗争。会议批准了这个会谈纪要⁽¹¹⁵⁾。次日，中共中央下发给各地的指示，着重强调：“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我方必须提起充分注意，战胜这些进攻，绝对不可松懈”；“解放区问题未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还须经过严重斗争，方可解决。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不解决，全部和平建国的局面即不能出现”；“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目前伪军未解散，敌军未缴械，解放区问题未解决，谈不到编整部队问题。即将来实行编整时，我方亦自有办法达到一枪一弹均须保存之目的。过去中央指示各地扩大军队整编主力计划，继续执行不变。”⁽¹¹⁶⁾

全国舆论对于国共会谈结果的评价不尽一致。国民党为了呼应舆论的和平要求，对会谈结果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赞同。《中央日报》认为，“这一结果固然还有不能尽满人意的地方，但内战之不至发生，却已有确实的保障，我们总也可以普告国人和关切中国问题的友邦人士，请其不必为和平将在中国遭遇危机而担忧了”。中共则对会谈成果予以积极评价，《解放日报》认为，“此次会谈获得了重要的成果，表示了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在中国人民及抗日党派面前还有很多困难，走向光明的道路上还有荆棘，还有曲折，还有障碍。但是我们坚信，这些困难是能够克服的”⁽¹¹⁷⁾。社会舆论在肯定会谈成果的同时，又表示出相当的担心。《大公报》认为：对于双方一致的问题应该至诚至速地付诸实施，对于关系建国根本的政治上的大问题希望由政协商得共同的办法，对于现实的军政问题，复杂难决，但必须求得解决，才能真正避免内战的危险。目前似可从求安定着手，但求不决裂，力求妥协，尽力增加向心力，力避割据争夺现象，以求得一个过渡的办法。《新民报》的评论更为低调，认为双方一致之处在谈判的比重上却不是最重要的，现实的问题不是堂皇的原则所能解决的，假如这些现实的问题得不到最后的结果，即使不至于推翻已有的成果，也可能阻碍已有成果的实施。提出民主政治是消灭问题的惟一途径，民主的进程愈快，问题消灭得也愈快⁽¹¹⁸⁾。现实也确实如此。国共最高会谈结束后，双方围绕一些现实问题的分歧远未解决，导致双方之间的冲突不仅没有停止，反有越打越大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