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全国一致迫袁世凯退位和袁的败亡

第一节　全国一致迫袁退位" class="reference-link">第一节　全国一致迫袁退位

一　川南停战与广东浙江独立" class="reference-link">一　川南停战与广东浙江独立

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之日，蔡锷尚在川南发动猛攻，广西陆荣廷也正秣马厉兵，准备攻湘图粤。因此，他取消帝制后的头一件事就是企图利用全国人民和护国军将士的强烈爱国热情，借口“阋墙御侮”，胁迫护国军停战议和。起初，他以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的名义致电蔡锷、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陈炳焜、梁启超等人，提出“公等举兵，原系反对帝制，今目的已达。而国家大局危急，不宜同室操戈，应先行罢兵，然后商量善后之办法”⁽¹⁾，并电令广东将军龙济光、巡按使张鸣岐负责与陆荣廷等进行具体“斡旋”⁽²⁾，以期达到滇黔桂三省取消独立的目的⁽³⁾。接着，又于3月30日以政事堂、统率办事处名义再次致电蔡、唐等人，说什么“在诸君目的已达，帝制永无复活之期。而外顾大势，内顾民生，渔利纷乘，哀鸿遍野，阋墙御侮，正在此时。若以爱国始，而以祸国终，诸君明达，当不其然。务望诸君罢兵息民，恢复元气”⁽⁴⁾。

然而，民国四年以来，袁世凯翻云覆雨，背誓食言，“专操权术以侮弄万众”的事实，毕竟太昭然了；他祸国殃民的罪恶行径所给人们的教训，也太惨痛而深刻了；因此，蔡、唐等人没听他这一套。4月2日，蔡锷复电黎元洪等三人说：“国是飘摇，人心罔定，祸源不清，乱终靡已。默察全国形势，人民心理尚未能为项城曲谅。”⁽⁵⁾表示不能继续承认袁世凯为总统。4日，唐继尧也复电指出：“今袁氏虽取消帝制，实已构成叛国之罪名”，倘若“真诚悔祸”，即应“毅然引退”⁽⁶⁾。至于梁启超，则早在3月28日赴桂途中便电告过陆荣廷：“龙（济光）、张（鸣岐）来使所商，不知何事？但若以取消帝制为取消独立交换条件，务乞坚拒勿许。袁之无信而阴险，中外共知。若彼仍握政权，将来必解西南诸镇兵柄，再施伎俩行专制。如此非特义军诸将校遭其荼毒，且地方治安亦不克保。今日之事，除袁退位外，更无调停之余地。”⁽⁷⁾陆这时刚刚宣布独立，正垂涎湘粤，本无议和之意，接梁告诫后，当即拒绝了龙、张的调停，并于4月17日正式电请北京政府“依据约法转陈项城速行宣告退位”⁽⁸⁾。结果，袁世凯所企望的全国范围的停战议和终因其不允退位而未能实现；仅由四川将军陈宧和蔡锷单独达成了川南、湘西战场的停战协议。

陈宧在云南护国军和四川人民的打击下，实际上早已存心谋和，只是没有适当机会而已。现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请求罢兵，机会终于到来了。3月27日，他致电蔡锷要求即日停战，妥筹善后⁽⁹⁾，同时又两次密遣信使晤蔡，面告他将与护国军“一致倒袁而取联邦之制，并推举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为继任总统”⁽¹⁰⁾，“并谓已派人联络湘、鄂、赣三省，已得赞同等语”⁽¹¹⁾。蔡锷见陈宧愿与护国军“一致倒袁”，而自己的部队于激战后也急待休整，遂于31日复电陈，同意所率滇、黔护国军自即日起停战一星期。这明明是蔡锷满足了陈宧的请求，可是陈却于4月1日呈报黎、徐、段等，谎称：“蔡锷近有悔祸之意，顷来函提议停战七日，以便协商平和办法等语”⁽¹²⁾。袁世凯于绝望之中，忽闻蔡锷同意停战议和，自然大喜过望。他当即指示徐世昌照准停战，并立即举行国务会议，讨论议和具体条件。就这样，陈宧的求和活动得到了袁世凯的正式批准，只是议和条件由按袁的意旨修改为“须仍一致承认今大总统袁世凯”⁽¹³⁾了。

4月6日，一星期停战限满，应陈宧之请，蔡锷同意自7日起继续展限一月，双方于川湘境内一律停战至5月6日下午12时止。9日，陈宧所派议和代表刘一清、雷飙到达永宁，接受蔡锷所提停战规约三条：1．两军暂守防线，无论大小部队不得进出步哨线外一步，如违约冒进，格杀勿论。2．军使及信差出入，以两军高级军官所指定之道路为限。军使除特别许可外，以二人为限，且不得携带军器。军使以两尺见方之白旗为标记，如军使无故被伤害者，依刑律治罪。3．凡有着便服，携带器具，徘徊于两军步哨线之间者，准予射击擒捕⁽¹⁴⁾。后来，由于袁世凯于停战期内借口“剿匪”，疯狂镇压川湘各地起义民军，蔡又补充规定：“各地起义之民兵，其有指挥官而有一定标志者，亦应与护国军视同一律，在停战期内彼此均不得相犯。”⁽¹⁵⁾这样就有效地保护了各地的起义民军。对于议和条件，陈宧首先提出草案八条，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仍须一致承认袁世凯为总统。据陈供认，刘、雷二位议和代表出发时，他曾特地交待：“此条如得赞同，其余不妨迁就。”⁽¹⁶⁾接着，蔡锷提出修正案十条，其中一至九条是：1．仍暂以袁世凯为总统。2．限两个月内召集已解散的民国元年参、众两院议员在上海解决总统问题。3．务期实行民国元年约法。4．起义各省将军以下各级官长，在袁世凯暂任总统期间不得更换。5．大赦党人。6．在袁世凯暂任总统期间，为维持国会起见，将起义各省军队编为二师，分驻于北京附近。7．起义各省军队所用军费应由中央协济。8．任段祺瑞为湖北将军驻武昌，仍任冯国璋为江苏将军驻南京。9．护国战争爆发后开拔至各省的北军一律撤回原防⁽¹⁷⁾。但是，当他通告独立各省征求意见时，除桂、粤（龙济光已于4月6日宣布广东独立）两省因电线梗阻未复外，云贵两省，特别是贵州刘显世却对仍认袁世凯为总统一条极力反对，致使议和陷入僵局。

陈宧见协议难成，无法向袁交差，只好于19日撤回代表，并借口“望浅言轻，实难独膺艰巨”，请求黎、徐、段准其“联合宁、浙、赣、鄂、湘、鲁各省共同担任”⁽¹⁸⁾，实际上就是撂挑子不干了。此后，陈宧虽继续与蔡锷保持联系，并于5月6日第二次停战期满后，再次议定展限一月，自7日起至6月6日夜半止为第三次停战期限，但所商议的事已不是什么仍认袁世凯为大总统，而是联合各省迫袁退位了。

蔡锷独自同意与陈宧停战议和，遭到中华革命党乃至护国军阵营内部很多人的反对。4月2日，《民国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议和二字，在今日不成名词，且亦绝无可以议和之余地。”⁽¹⁹⁾7日，李烈钧更直接致电蔡锷等人说：“窃谓停战之约，于袁有大利，于我军则不利”；袁可乘此时机维持内部，缓和人心，“割让乞怜，谀媚求逞”；而我则因此“朝锐顿挫，后难为继”；北方准备积极反袁的良将劲卒，也必因此而复怀观望，反为袁世凯所“羁制”。他希望蔡锷等人能“奋志扫除妖孽，建立新猷，永奠邦基，以解时危，以餍民望”⁽²⁰⁾。15日，黄兴也自美国通电唐绍仪及全国各界，表示“不去袁逆，国难无已，望力阻调停，免贻后累”⁽²¹⁾。最后，连梁启超也以袁世凯“未有退位决心”而电嘱蔡锷：“蜀湘续停战之议，切勿许之。”⁽²²⁾但是，如前所说，由于护国军屡经激战，极需切实整理，而各路敌军又“较我为优，势非得新援及将器械、人员、弹药补充完备，决难移转攻势”⁽²³⁾。因此，蔡锷终究还是不顾各方的“责言”⁽²⁴⁾，同意了陈宧的停战请求。

至于后来一再宣布停战延期，除有陈宧再次转向同意迫袁退位，决心宣布独立等客观情况外，也是唐继尧“增援计划迄未能见诸事实”，和李烈钧“率所部违命入桂，致令全般计划为之牵动”的结果，而这些恰恰是蔡锷所深为“扼腕”的⁽²⁵⁾。他虽同意过仍暂认袁世凯为总统，但正如他自己所说，不过是“交换意见，借以为探刺各方面情形及运动联络之地”，是一种过渡性的策略措施⁽²⁶⁾。就在他对陈宧所提议和条件提出修正案，“征请众意，以供研究”之时，他还曾“迭电二庵（陈宧），力辟首条之万不可行，促其联合各省迫袁退位”⁽²⁷⁾。

其实，蔡锷对停战议和并不存在什么幻想。早在3月底，他就表示过：“吾侪既揭义旗，自须贯彻始终，方肯罢休。”⁽²⁸⁾为此，他告诫唐继尧“不宜以一隅之小利害而易其喜戚，尤不可因小故而竞意气”⁽²⁹⁾，力促他“赶派增援，分赴川湘，并补充弹药”⁽³⁰⁾；同时催促他从速决行以下各事：1．派妥员分赴各省切实联络，促其速速举义，或守中立；2．对粤宜促桂积极进行，赶速攻下羊城；3．速向日本订购军火及制造弹药器械，火速运滇；4．派专员驻日，并请唐绍仪、伍廷芳等以半公半私资格赴欧、美各国接洽一切。候政府成立，即任为驻外代表；5．组织举义各省总代机关，以资提挈；6．赶行筹划军备，以图大举。至于他自己更未因停战议和而放松继续作战的准备。3月31日，他下达首次停战令，但同时又命令前线各将领：“停战期中，逆军难保不破约乘虚以袭，我所有前线各部队仍应固守现阵地，严密警戒，万不可稍有松懈。”⁽³¹⁾4月7日，他通令续行停战，同时命罗佩金等人：“饬所属前线各部队，于原有阵地扩张强固工事，严密防守，不得稍有疏虞”，“并加意教练新兵，整理一切”⁽³²⁾。随后，又电告刘显世等：只要敌有机可乘，对我可操胜算，便“不妨借端开衅，痛予打击”，绝不可一味“拘守停战规约之意”⁽³³⁾。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展开了敦促陈宧宣布独立，以迫袁退位的活动。事实证明，蔡锷“护国倒袁”的立场并没有因停战议和而有所改变。

川南、湘西虽已停战，但从全国来说，反袁斗争却仍在向前发展，所不同的只是斗争形式有所改变而已。在此之前，主要表现为军事斗争，而此后即主要表现为政治斗争。广东、浙江等省的独立就是这一斗争形势的产物。

广东为广西近邻，广东不独立，广西独立即无保证。因此，广西独立后，陆荣廷所最关心的就是如何解决广东的问题。当时，护国军内部多主由陆直接派兵东下，攻克羊城，驱逐龙济光。连梁启超也说：舍龙、张（鸣岐）退职外，对广东无调停余地⁽³⁴⁾。但陆荣廷却“别有规画”⁽³⁵⁾。他既不愿损伤龙济光这个昔日同僚和儿女姻亲的情面，也不愿广东落入讨袁驱龙的民军之手，更不愿将自己的实力消耗于羊城一拚之中。他深信，凭他握有百色所俘龙觐光这张王牌，兼以利诱势迫之策，和平解决不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主张以维持龙济光的都督地位为条件，促其自动宣布独立。梁启超开始不以为然，后来为避免地方“糜烂”和“专力规复中原”着想，随即也表示“首肯”，并同意派汤觉顿以陆荣廷代表身份赴粤协商一切⁽³⁶⁾。

为实现上述“规画”，陆荣廷一面利用龙觐光以兄弟之情动员龙济光“赞同共和”；一面频电龙、张速下决心，与滇黔一致行动。直至4月5日广东独立前夕，他还致电龙、张说：“至北京进军一层，原在意中。荣廷既勉从军民之要求，则成败利钝在所不计，其多寡强弱自亦无所容心，要在两公一转念耳。”⁽³⁷⁾与此同时，他还派大批桂军集结梧州等地，扬言将以龙济光态度决进止。至3月底，他见龙仍无独立表示，遂于27日夜命朱超群为司令，率部斩木越界，向广东廉州灵山县进发，迫该县知事于次日宣布独立。在此形势下，钦廉镇守使隆世储也于同日辞去镇守使职，改就安边都护使，并致电陈炳焜，表示以后一切进行，“唯广西之命是遵”，愿“整饬军旅，直捣黄龙”⁽³⁸⁾。此外，龙济光的老上司岑春煊和唐继尧、刘显世等人，也纷纷致电龙济光，或责以护国大义，或相约以讨袁为唯一宗旨，造成一股强大的迫龙独立声势。

但是，对龙济光来说，更为可怕的还是广东内部各派讨袁驱龙民军的进攻。龙原本不是袁世凯的嫡系，自1913年二次革命期间被起用入主广东后，开始成为袁的忠实代理人。他不仅在政治上残酷镇压革命党人和无辜群众，而且在经济上横征暴敛，肆意勒索。据《中华新报》徐傅霖揭露：他“一方面自行卖烟（指鸦片烟土），一方面纵令兵士搜烟；一方面得贿包赌，一方面纵令兵士捉赌，以致全粤九十四县无一人不受其祸，无一处不遭其灾”。其杀人之多，“比诸前清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亦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杀人之惨，“或者湖南之汤屠户（指汤芗铭）可及其十分之五六”。因此，广东“三千余万同胞，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一人不痛恨龙氏者”，即使二次革命期间首先迎他入粤的广州总商会，也转而主张“非去龙不可”了⁽³⁹⁾。这虽是护国军舆论机关的宣传，某些具体事实难免夸大，但它所揭示的人心向背却是无可争辩的。

广东讨袁驱龙民军可大别为中华革命军和护国军两部。中华革命军奉孙中山为大元帅，主要领导者除总司令官朱执信外，还有邓铿、叶夏声、古应芬等人。南海、新会、江门、新宁、高州等地是他们主要活动的地区。护国军又有自成系统的三大支：一支与朱执信中华革命军一样同奉孙中山为大元帅，实际上是打着护国军旗号的中华革命军。活动于香山等地的任鹤年部，即属这种性质。另外两支分别以前广东都督陈炯明和康门高足、原进步党重要成员徐勤为首领。陈炯明在林虎、何海鸣、唐蟒、文群等人的赞助下，自称广东大都督，并组成一支以林海山、陈国强，陈月侨、董伯群、叶匡等人为支队长、号称“十路十八支队”的庞大队伍，在惠州、博罗、增城、淡水、顺德等地积极展开讨袁驱龙斗争。徐勤自称广东全省护国军总司令，以著名会党领袖王和顺为副司令，吕仲明为南路司令，王伟为北路司令，关仁甫为东路司令，专力夺取省城广州。朱执信、陈炯明、徐勤等军虽因党派关系而各树旗帜，“向少提携”⁽⁴⁰⁾，甚至明争暗斗，时有竞争，但在讨袁驱龙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他们或联络绿林发动武装起义，或策动军队实行反正与独立，彼此都在为这个大目标奋力进击。

3月26日，驻潮州陆军团长莫擎宇在陈炯明、林虎、何海鸣和汕头少年再造党的运动下，首先命其军需科长莫序云在潮阳宣布独立。接着，又调饶平、澄海之军，迫潮安知事秦恩述与省城脱离关系。然后致电龙济光、张鸣岐说：“团长受全潮绅商重托，担任军饷，爰于二十七日率师占领潮城，宣布独立。地方秩序，安堵如常。务望顺从民意，克日宣布独立。”⁽⁴¹⁾30日，汕头警卫军也响应独立，各方一致推举莫擎宇为潮汕护国军总司令。4月3日，莫分兵两路向梅县进发，守军闻风逃窜。旬日之间，整个潮梅地区已非龙有。与此同时，徐勤在运动海军方面也大获成功。徐原定3月27日进攻省城，由于叛徒出卖，计划流产。随后，他一面“改易方针，从各属起事，以牵制省城”，一面“运动水师，再图大举”。在谭学夔、魏邦平的“斡旋”下，“宝璧、江固等兵舰首先反正。徐乃以护国军正司令名义，任魏邦平君（为）攻城司令，统率舰队，进迫珠江”，准备于4月7日拂晓，以水陆两军向广州发动总攻击⁽⁴²⁾。至于各民军所发动的地方零散起义就更计不胜计了。据《中华新报》驻粤记者梅公说：除羊城一隅外，几遍地皆民军，广州“官僚眷属，富商大贾，迁徙一空，不独龙氏蜷伏观音山不敢越雷池一步，若张鸣岐、凌润台、蔡伯浩诸无赖亦靡不倚观音山为兔窟”⁽⁴³⁾。

在外有桂军压境，内有民军突起的情况下，龙济光又因禁烟督办蔡乃煌告发他与陆荣廷密电频传，“要与独立有关”，因而受到袁世凯的疑忌。袁一面“饬驻沪第十师长卢永祥率师赴粤”，一面命他“亲督师旅出屯肇庆，进规梧州”⁽⁴⁴⁾。龙被逼得走投无路，进退失据，终于在4月6日选择了陆荣廷等人为他设计的以独立“保全地位”的道路。这天下午7时，他答复请他宣布独立的警察厅长王广龄说：“时已入夜，出示恐不及，可先由警厅通知各界，然后出示宣布。”王当即“转知报界，并谓尚有都督告示登报，请留版稍待”⁽⁴⁵⁾。于是，广东独立的消息即刻传遍了羊城的大街小巷。

龙济光的独立，当然不像他自己表白的那样是为了迫袁退位⁽⁴⁶⁾。他发布的所谓《独立布告》，就是证明。《布告》说：“本都督身任地方，自以维持治安为前提，刻经通电各省各机关各团体及本省各属地方文武，即日宣布独立。所有各地方商民人等及各国旅粤官商，统由本都督率领所属文武担任保护，务须照常安居营业，毋庸惊疑。如有不逞之徒，假托民军，借端扰害治安，即为人民公敌，本都督定当严拿重办，以尽除莠安民之责。”⁽⁴⁷⁾这表明他的“独立”主要是为了缓和人民的反抗。但在袁世凯的大厦将倾之际，龙济光宣布广东独立，对袁又是一次不小的打击。据袁的亲信团长索崇仁说：袁世凯“自粤浙相继独立后，大约即受肝疾，饭量亦减”⁽⁴⁸⁾。可见，广东独立还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袁世凯的灭亡。当然，这是龙济光始料所不及的。

浙江独立几乎与广东独立同时发生，仅晚六天而已，但宣布方式却不同于广东，是通过浙军的武装起义来实现的。正如当时的《民国日报》所指出：“浙江独立，与他省不同，他省为将军独立，浙江则人民起义也。”⁽⁴⁹⁾

浙江军队除警备队外，计有陆军一师一旅，多数官兵参加过辛亥革命时会攻南京的战斗，是一支富有革命民主精神的军队。对于袁世凯称帝，除兴武将军朱瑞、巡按使屈映光、参谋长金华林、警备队司令官徐乐尧等少数人甘于同流合污外，其他中下级军官如十二旅旅长童保暄、警察厅长夏超、水警厅长徐则徇等莫不持反对态度。因此，云南护国起义爆发后，他们很快就展开了响应滇黔独立的准备活动。童、夏两人不仅多次借机亲往上海与各派讨袁志士接洽，而且还在杭州暗中充当反袁志士的保护人。据朱瑞说，警察总厅就是他们秘密会商起义事宜的机关部⁽⁵⁰⁾。

在策动浙江独立的过程中，革命党人投入的力量最多，所起作用也最大。孙中山说：“浙江独立，以吾党势力为多。”⁽⁵¹⁾袁世凯的军事咨议吴金声也证明：“查浙江方面独立，实由国民党人运动下级军官，成斯变局。”⁽⁵²⁾具体说来，即是王文庆、莫永贞、阙麟书、郑康甫、陆翰文等人长期联络运动的结果，其中王文庆尤起了主要的组织和领导作用。王文庆又称王军、王钧、王文卿等，早期参加过广州“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后任浙军营长，后退役闲居。袁世凯称帝后，他与莫永贞等人相约倒袁，因而“对于浙事，早有计画”⁽⁵³⁾。他一面派阙麟书、项霈、汤榕甫、陆翰文、郑康甫等人赴杭“主持一切”；一面嘱王赞尧运动军队，林柔远联络警界⁽⁵⁴⁾。经过他多方努力，独立时机，渐趋成熟。袁世凯取消帝制后，仍继续抓住总统权力不放。广东独立后，他又准备移南下入粤受阻的卢永祥第十师和陈光远第十二师于浙江，以巩固他对江南的统治。消息传开，全浙人民，特别是浙军中下级军官无不愤慨异常。竞相要约：“如北军果入浙境一步，即以武力拒之。”⁽⁵⁵⁾王文庆因势利导，决定于4月10日夜发动武装起义。后因准备不及，临时决定推迟至11日夜举行。

10日晨，阙麟书等率炸弹队三十余人自沪抵杭。次日，召集童保暄、夏超和军警两界多数中下级军官举行军事会议，对起义事宜作最后抉择。与会者一致决定：起义于明晨4时举行，由倪遇开凤山、候潮等门，迎接二十四团；由吴骏开艮山门，迎接二十三团；并设临时司令部于报国寺。12日晨，起义如期发动，二十四团以阙麟书、郑康甫等人组成的炸弹队为前导，迎着黎明的晨曦，直扑将军署。当时，将军署卫队大部因故他调，所剩仅朱瑞新招海盐家乡亲兵百余人。这些未经战阵的兵卒，一闻枪声，即缩作一团，毫无抵抗力。朱瑞见势不妙，偕金华林匆匆逃去，将军署迅即为起义军民所占。接着，起义诸要人在此举行了第一次善后会议。首由主席莫永贞提议先举都督，继由郑康甫提出推举都督的四个条件：1．素有德望者，2．有联络各民党能力者，3．与北京无特别关系者，4．对人民无恶感者。紧接着，阙麟书提议举王文庆为都督。这表明莫永贞等革命党人在力图争取独立后的领导权。但这一提议，遭到以童保暄为首的军界实力派的反对。童针锋相对地提出：“目下宜变通办理，都督以屈巡按使为宜。”⁽⁵⁶⁾莫永贞等虽为此辩论多时，但由于军界坚持甚力，不管屈映光本人如何“誓死不从”⁽⁵⁷⁾，最终还是通过了童的提议，王文庆仅被举为参议会会长。事实证明：革命党人没有自己直接掌握的武装，单靠运动军队反正，是难以掌握领导权的。

当日下午，在军绅各界头面人物的“合词恳吁”下，屈映光勉强同意以浙江巡按使兼浙军总司令名义维持全省秩序。他一面布告各方，声称：“本巡按使兼浙军总司令，一切军政民政照常办理”，“凡尔各色人等，务须各安生业，共遵法令。倘有私自招兵及假托独立名义，煽惑人心，扰乱秩序者”，“定以军法从事，决不姑宽”⁽⁵⁸⁾；一面致电袁世凯，力陈其不得已而从“军绅各界之请”的苦衷。袁为了稳定人心，立即于14日全文公布了屈映光的呈文，并发布命令说：浙江巡按使屈映光“识略冠时，才堪应变”，“功在国家，极堪嘉尚，着加将军衔兼署督理浙江军务”⁽⁵⁹⁾。这就反映了浙江独立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革命党人和浙江人民是不会同意这种“只闻维持秩序，不闻有反袁声调”的状况长期存在下去的。王文庆得知屈映光仍以巡按使名义发号施令，“乃勃然大怒，宣言与屈氏誓不两立”⁽⁶⁰⁾。一个不愿公布姓名的人也致函独立各要人说：“试问诸君，名为独立，而总司令乃由袁政府任命，且曰巡按使兼任云云，天下滑稽可笑之事，宁有甚于此者乎！”⁽⁶¹⁾原浙江省国会议员杜士珍等人除号召各界另推贤者维持治安外，还直接向屈映光提出：“非公退让，蔑以明志桑梓，恭敬墟墓财产。”⁽⁶²⁾已于13日宣布独立的宁波独立旅旅长周凤岐，更派兵两营开进杭州，直接用刺刀逼屈交出政权。屈映光见此情状，只好赶紧宣布正名为都督，以缓和人民的反抗，但暗中却继续与人民为敌，残杀中华革命党人夏次岩就是突出的事例。人民忍无可忍，终于重新摘下他的都督桂冠，并“派兵一连送其回籍，阳为保护，阴实监察”⁽⁶³⁾。5月6日，新举都督原嘉湖镇守使吕公望宣布正式就任，“浙事从此大定”⁽⁶⁴⁾。

浙江独立虽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但由于它地居“濒海要冲，形势颇胜，交通最便，又为财赋素著之区”，因此，其影响和作用却是其他独立省份无可比拟的。一个袁世凯死党说：“查滇黔桂粤相继独立，时局艰难，已渐呈尾大不掉之象。第各该省远在西南，其势力仍限于一隅，譬犹手足之疾，而非腹心之患。自浙省有四月十二日之举，于是变生肘腋，迫在眉睫，而长江下游治安，遂为摇动。”⁽⁶⁵⁾

二　军务院的成立及其初期活动" class="reference-link">二　军务院的成立及其初期活动

继广东、浙江宣布独立之后，独立各省为统一军事和“对外取得战团承认”⁽⁶⁶⁾，又进一步联合起来，在广东肇庆正式成立一军务院，与北京袁世凯政府相对抗。

军务院的成立，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最初，唐继尧等云南首义领导人以为云南一动，各省必然响应，袁世凯很快就会垮台，本不打算在战争进行过程中建立政府，只待袁世凯推翻后，再举黎元洪为总统，行内阁制，以梁启超为总理，“届时发表，庶不失先后程序”⁽⁶⁷⁾。可是，首义一月有余，除贵州刘显世外，“各省将军仍复拥兵观望，未即望风响应。虽有蒙古称兵，又闻其以拥护清室为帜者”⁽⁶⁸⁾。加上驻滇外人又屡讽以“既与袁政府断绝关系，当然自树”⁽⁶⁹⁾。于是，唐继尧于2月中旬致函上海梁启超，提议略变前计，“按照约法，将举黄陂为总统一层，及组织中央政府大概情形，先行发表”，并要他尽快撰一稿寄滇，同时“寄登上海、日本各报，一以引起各省之响应，一以消弭蒙古之异谋”⁽⁷⁰⁾。但是不久，随着广西宣布独立和袁世凯取消帝制，形势开始发生新的变化，护国军不但渡过了它最困难的时期，而且似乎胜利也在望了。于是，唐继尧对先行组织政府一事又不那么以为然了，转而同意刘显世的意见，“我辈为收拾全局，巩固国基计，但使袁氏引咎退职，国家无恙，自宜与段（祺瑞）、冯（国璋）两公联络一气，速谋根本解决之法。似不必别设临时统一机关，蹈分立之嫌，成相逼之势，致段、冯两将军与各方镇各自为谋，转生种种障碍”⁽⁷¹⁾。

然而，梁启超却与此相反，他早在天津策划反袁起义时就怀有组织临时政府的主张，所以接唐继尧函后，立即开始了紧张的策划活动。他先与上海各有关方面协商，大家都赞成“早立”。3月8日，他应邀赴桂，到达香港时，又与李根源、杨永泰、林虎、文群等人进一步“商及元首问题，决定拥戴黎公”⁽⁷²⁾。他们认为设立临时统一机关与联络段、冯并不矛盾：“吾辈即欲联络段、冯，共襄国事，亦须速谋发展实力，至少须以先达扬子江流域为第一步，俾南方位置日益巩固，然后居间转移之，段、冯始有所恃，以与袁氏周旋。”⁽⁷³⁾随后，梁启超在密赴海防的日本运煤船妙义山丸上，起草了护国军军政府宣言、致黎元洪电、致各国公使团和领事团电及军务院布告与组织条例等文电。接着，他一面派遣随员黄群带着他的“手书及计划组织临时机关各稿”，前往云南征求唐继尧的意见；一面致电陆荣廷，告以他在沪、港与各方面熟商，拟组一军务院，“执行军国重事”⁽⁷⁴⁾。3月底，唐勉强复函表示：“组织军务院条例诚为过渡时代不二办法，均可照行；所尚待研究者，地与人之问题耳。现在成、渝未下，我之范围只滇黔桂三省，究以何者为合宜？抚军长一职，究推何人为适当？同人几经研究，均尚未得正确之解决。仍恳先生与干公（干卿，陆荣廷字）切商提出，再征求各方面意见，方能确定。”⁽⁷⁵⁾

正当梁启超准备就人地两问题继续与各方面交换意见时，龙济光突于4月6日宣布广东独立。这固然使独立省份增加到四省，壮大了筹划中的军务院的力量，但由于乘海容舰南下的北军一旅将到，而广东独立后，城厢内外欲乘机蠢动者又颇多⁽⁷⁶⁾，梁不得不暂时中止这一计划，转而与陆荣廷先谋广东内部的调停和统一。4月8日，陆、梁应龙济光与讨袁民军各方之请，由南宁启程赴粤。出发前，他们一面劝谕广州各官署、团体和报馆“戮力同心，协助各官厅维持秩序”；一面告诫陈炯明、徐勤、朱执信等讨袁民军要顾全大局，捐弃小忿，勿以“义愤太过，流于躁进”，致“为人借口生事，陷粤境于糜烂”⁽⁷⁷⁾。显然，他们幻想通过牺牲民军利益来求得广东局势的稳定。

可是，当他们13日行抵梧州时，忽闻广州发生海珠惨案，梁启超多年挚友，以他和陆荣廷代表身份先期抵粤的汤觉顿和陆军少将谭学夔、警察厅长王广龄、徐勤所部护国军中路司令吕仲铭⁽⁷⁸⁾、广州商团团长岑伯著等人，在12日徐勤召集的海珠联席会议上竟遭到龙济光警卫军统领颜启汉等人的狙击，汤、谭当场殒命，王、吕也未及救治而亡。这是他们所始料不及的。但是，陆、梁并未从中吸取到什么教训。事后，他们仍向龙表示，如果他能答应下列几项条件，将仍维持他的广东都督地位：1．交出蔡乃煌、颜启汉；2．分调警卫军出省；3．整顿济军军纪，解散侦探；4．陆抵广州住所临时酌定，由龙来陆所会晤，陆不上观音山；5．将来济军以一半自卫，一半出师征赣；6．定东园为桂军屯所。虽然他们也曾致电广州总商会和报界公会，扬言将率桂军万人“星夜东下”，“为乡邦挽此浩劫”⁽⁷⁹⁾，却不过是虚张声势。事实上，陆荣廷、梁启超到达广东肇庆后就驻足不前了，其前锋莫荣新也仅仅到达三水。

19日，岑春煊偕温宗尧、章士钊、李根源、周善培、杨永泰等由沪、港同至肇庆。他与梁、陆一样，认为“龙之独立，如出于伪，则与袁之关系必未绝。操之过激，将取消独立，回复奉袁之状态，江西、福建两省之北兵必乘机而入，吾将何以应之？”因此，“龙恶固所必去，惟俟大问题解决后，再作处置”⁽⁸⁰⁾。但是，陈炯明、徐勤、朱执信等讨袁民军认为海珠惨案乃是龙济光“伪独立”的大暴露，力主“排而去之”。且还有别的反龙势力，“其驰电反对龙济光督粤者几于应接不暇，就中若魏邦平、李耀汉、陆兰清诸人为最力者”⁽⁸¹⁾。在这样的情况下，陆、梁无法，不得不续向龙提出如下三项条件，以调和民军的反抗：1．让广东都督于岑春煊，限十日内交代清楚；2．筹集军饷二百万元，由龙率师北伐；3．所有退伍济军，由龙遣散回籍。龙济光在民军和桂军的压力下，只好稍示让步，于20日早复电陆、梁：“愿率济军赴赣，粤督敬烦西林担任。”⁽⁸²⁾接着又同意陆、梁意见，划地而守，马口及西南以上归魏邦平、李耀汉、陆兰清防守；马口及西南以下由龙派兵防守，彼此不相逾越。龙既已表示让步，陆荣廷遂将善后交由岑春煊、梁启超等驻肇庆处理，自己回梧州布置征湘事宜去了⁽⁸³⁾。

其实，龙济光并不准备兑现他许下的诺言。陆回桂之后，他“以肇庆兵力不足畏，遂谓辞职北伐之事，必二月后方能实行，此为龙氏第一次食言”。接着，他又表示“粤都督一席决不辞去”，甚至要他“出一自将北伐之宣言”也办不到⁽⁸⁴⁾。他一面利用自己控制的宣传工具，公开捏称“岑春煊以都督相让”的谎言，以蒙蔽舆论：一面于4月18日和23日派兵“进剿”新会江门和佛山石湾两地，镇压反对他窃据都督地位的朱执信中华革命军。稍后，他又拟定一个全面“进剿”各地民军的恶毒计划，企图彻底解除各地民军对其都督地位的威胁⁽⁸⁵⁾。以上事实表明，陆、梁逼龙让位于岑的计划，由于内无实力保障，外不依靠民军助力，终于不可避免地破产了。

为了尽快结束广东内部的混乱局面和出师北伐，梁启超等人又煞费苦心地提出成立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的新方案，并拟推岑春煊为都司令。根据《都司令部组织令》的规定：两广护国军都司令统辖广东、广西两省军队，管理一切军务，兼筹政务、财政。显然，这主要是针对龙济光拒不肯让出都督一席而设的。《时报》菊庄通信指出：“明明都督之任（指广东都督）不能接收，故特设此都司令之名，使都督亦受其节制，此提高一级以图可以驾驭，特一委曲求全之术而已。”⁽⁸⁶⁾据当时参预其事的吴贯因说：“首持此议者为广西军界，而广东各独立地之司令和之。龙氏见桂军及广东独立军皆推戴岑、梁，不敢立异，亦赞成此议。”⁽⁸⁷⁾

4月27日，龙济光率段尔源、郑开文、李嘉品等人与陆荣廷联名电奉岑春煊为两广护国军都司令。5月1日，都司令部在广东肇庆正式宣告成立，岑宣誓就职。其下设有参谋部、秘书厅、参议厅、外交局、财政厅、盐务局、饷械局、副官处等机关。公推梁启超为都参谋，李根源为副都参谋，章士钊为秘书长，冷遹为参谋厅长，温宗尧为外交局长，杨永泰为财政厅长，曾彦为饷械局长，杨其礼为副官长⁽⁸⁸⁾。盐务局本专为收广东财权而设，因龙济光不肯撒手，不特虚有其名，“且并职员也无之”⁽⁸⁹⁾。本部之外，还“设有将校团，专以搜集各级军官。初以孔照度为之长，后孔赴汕头任第一师参谋长，以独立团长张习兼任之”⁽⁹⁰⁾。两广都司令部直辖军队四师二混成旅一独立团，以莫擎宇、李耀汉、莫荣新、林虎为师长，程子楷、魏邦平为混成旅旅长，张习为独立团长。从此，龙济光虽仍牢牢把持着广东军财两权与西南护国军貌合神离，但名义上毕竟是在都司令部节制之下了。这就为军务院的成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龙济光宣布拥岑春煊为两广护国军都司令后，梁启超立即向各有关方面重新提出了军务院组织计划。首先讨论了抚军长人选和军务院所在地问题。在此之前，唐继尧曾通过黄群向梁表示：“拟先定军务院设置地，即以所在地之抚军代表，暂不设抚军长名目，较觉圆融”⁽⁹¹⁾，实际是暗示他要当抚军长，因为他心里明白：云南作为首义省份，定为军务院所在地将是不成问题的。事实也正是这样，据李根源说：“军务院所在地，初议云南。继以广东濒海，策应较易，佥谓广东便。”⁽⁹²⁾这是护国战争发生后，唐继尧野心家面目的首次暴露。李根源以乡土关系，附和唐意。上海陈叔通等人则认为“领袖何人不敢下一断语，然总不可使有总统嫌疑之人为之，以为袁氏利用，转坚他派忠于袁氏之心”；并指出：如以陆荣廷为领袖，“便无何等嫌疑”⁽⁹³⁾。梁启超初主岑春煊，“意以年高望重，非此莫属”⁽⁹⁴⁾；后根据各方意见折衷提出：“抚军长一职，以滇省首义之勋劳，自非蓂公（唐继尧）莫属，黔桂粤当无异辞。惟为交通计，其地点似不能不在粤。蓂公既不能来粤，拟增设副长摄职，推西林（岑春煊）任之。”⁽⁹⁵⁾这一折衷办法为军务院的实际组织奠定了基础。蔡锷起初以为设立军务院将与大总统问题“并为一谈”，本不赞成，后接阅梁启超所草各宣言及军务院组织条例，知是“将大总统之推举及军务院之设立移花接木，联为一贯”，才勉强采取支持态度。这固然说明他没有争权的欲望，但同时也反映出了他害怕因此引起北洋军阀反对的怯弱心理⁽⁹⁶⁾。

5月7日，滇、黔、桂、粤四省都督以护国军军政府名义宣布：为统一对袁军事和筹画建国方策计，“今由继尧等往复电商，特暂设一军务院，直隶大总统，指挥全国军事，筹办善后庶政。院置抚军若干人，用合议制裁决庶政，其对外交涉，对内命令，皆以本院名义行之。俟国务院成立时，本院即当裁撤”⁽⁹⁷⁾。《军务院组织条例》也同时公布，共十条，其中关于抚军的规定是：“军务院置抚军，无定员”，“以各省都督或护理都督，两省以上联合军都司令、都参谋及各独立省确已成军有二师以上之军总司令任之。凡新取得前项资格者，同时取得抚军资格”⁽⁹⁸⁾。这是一个有意“避大元帅制，免贼借口”，对所有尚未宣布所谓“独立”的军阀、官僚、政客均预留余地的八面讨好的方案。所以，“于与段、冯接洽，固毫无滞碍也”⁽⁹⁹⁾。

8日，酝酿两月有余的军务院，在龙济光拒绝于广州提供办公地点之后，不得不在肇庆宣告正式成立，由唐继尧任抚军长，岑春煊任抚军副长，梁启超任政务委员长。因唐不能驻院，其职权由抚军副长岑春煊代摄。推唐绍仪为特任外交专使，温宗尧、王宠惠为副使，范源濂、谷钟秀为驻沪委员，钮永建为驻沪军事代表。抚军初由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岑春煊、梁启超、蔡锷、李烈钧、陈炳焜、吕公望十人组成。后蔡锷“为取得发言权，贯彻其主张计”⁽¹⁰⁰⁾，又坚持补入罗佩金、戴戡二人。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还不断增加，但直至军务院最后撤消，也没有增补一个中华革命党的代表。

军务院成立前后，曾发表一系列宣言和通电，对袁世凯展开政治攻势。早在4月18日，唐继尧等人便以护国军军政府名义发表了第一、二号宣言，严正声明：“袁世凯因犯谋叛大罪，自民国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下令称帝以后，所有民国大总统之资格当然消灭”⁽¹⁰¹⁾；依法“恭承现任副总统黎公元洪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领海陆军大元帅”⁽¹⁰²⁾。军务院成立后，当即于5月9日通告各国公使、领使：“以后除地方商民交涉，照例仍由各该省军民长官与各国驻近该地各官厅就近办理外，其中央外交事务，一概改由军务院办理。”⁽¹⁰³⁾这样就从内外两方面否定了袁世凯政府的合法地位。11日，军务院发布第二号布告，宣布“此次举义之真精神，一言蔽之曰：拥护国法而已”；号召“各省国会议员迅速筹备集会程序及地点，俾一切问题得以解决，各种法定机关得以成立”⁽¹⁰⁴⁾。它于云南首义后，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拥护“约法”、保障国会的主张。次日，针对冯国璋否定“约法”的谬论，梁启超再次声明：“约法”者，民国之生命也。项城毁之，国人争之。国人以爱护“约法”，故不惜糜顶踵以为之殉。项城虽自绝于“约法”，而“约法”未尝因此而损其毫末也。项城所以失去总统资格，全因其犯“约法”上之谋叛罪，并非“约法”消灭，总统名义消灭，而彼之资格随而消灭也⁽¹⁰⁵⁾。梁氏的这一声明，进一步表达了他捍卫“约法”的决心。

与此同时，军务院还督率大军，分湘、赣、闽三路，加紧对袁世凯进行军事“围捕”。5月7日，陆荣廷乘湖南零陵镇守使望云亭宣布独立之机，亲督陆裕光、马济、林俊廷、沈鸿英等部三十余营入湘北伐，由祁阳进迫衡州（今衡阳市）。为配合陆、望作战，岑春煊命龙济光饬原驻粤北连县、乐昌、阳山等处军队移扎出境，向郴阳、桂阳方面前进。而刚由昆明经贵阳抵达湘南靖县就任护国军湖南总司令的程潜则集重兵于武冈，压迫宝庆（今邵阳市）。在大军齐发的形势下，湖南北军倪毓棻、唐天喜、刘跃龙等部望风而逃，不战自退。据林俊廷等5月16日电称：“前派赴衡州委员回报倪毓棻确即退兵，现已陆续开发起程。”⁽¹⁰⁶⁾24日，望云亭也报告说：衡州“倪军全部退出。长沙、湘潭唐天喜之兵，日内亦完全出境。至宝庆刘旅长（指刘跃龙）迭次函称：‘大局危急，力求和平’”，“日内决意全行退出”⁽¹⁰⁷⁾。至此，湘南几已无北军踪迹。

赣闽两路，由直隶军务院的滇桂粤护国联合军直接担任。早在军务院正式成立之前，岑春煊即已开始筹组军务院直辖部队。他征得唐继尧同意，调李烈钧所率云南护国第二军至肇庆“拥护根本”⁽¹⁰⁸⁾。李部自广西百色出发，经南宁、梧州，于5月12日到达广东肇庆，受到岑春煊、梁启超以下全体军务院成员的热烈欢迎。这月下旬，除龙济光济军一军尚暂未任定司令官外，其他各军皆已编组就绪，正式组成了直隶军务院的滇桂粤护国联合军。他们是：云南护国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部，两广新编第三、四、五、六军总司令莫荣新、李耀汉、谭浩明、林虎部，两广新编第一师师长莫擎宇、第一混成旅旅长程子楷部、独立团张习部和粤军一军，总计九军，经唐继尧同意，由岑春煊就近直接指挥。其作战计划分四期进行：第一期，扫除赣闽边界敌兵；第二期，驱逐福建、江西境内敌兵，占领福州、南昌；第三期，集中湖北，进驻武汉；第四期，直捣幽燕，绝敌根据。

5月27日，岑春煊命滇军李烈钧部和桂军莫荣新部两团于6月2日集中肇庆，15日前经三水、琶江口出韶关，向江西赣州前进，并以方声涛梯团向福建方面运动，协同广东潮军进行；林虎所部于6月10日集中肇庆附近，加入江西方面作战，务于20日前到达江西虔南（今全南县）。粤军于6月20日前由广州出发，取道惠阳，于和平集中，经江西安远、雩都（今于都）向南昌前进；潮军莫擎宇部待李烈钧所派方梯团进抵福建边界之后，以一部防诏安之敌，一部协同进逼福州。程子楷旅于6月20日以前由肇庆出发，向湖南方面前进，掩护入赣滇军作战。6月1日，岑春煊等人郑重宣布：1．我军为讨袁而起，袁不退位，绝无调停可言；2．袁氏退位，我军务院恭承继任黎大总统正式就职；3．非至袁退位，黎大总统正式就职时，决不停止军事进行；4．拥护约法，保障国会，俟前参众两院议员依法集合时，国家大计交其解决。5日，滇桂军入赣先锋队张开儒、申葆藩、江永隆各率所部由肇庆出发。同日，岑春煊发表宣言，正式宣布出师北伐。

此外，广东局势长期纷乱不堪，对大局影响甚大。因此，收拾粤事就成为军务院的又一大任务。岑春煊、梁启超也明白，粤局不稳，纯属龙济光之流所为。梁就说过：“吾为粤事亦吞声呕心，卒无善果。海珠之变，歼我之良，虽非龙主谋，而粤局内容可以想见，悍将蟠于上，私党哄于下，浩劫终无幸免，所争早暮耳。”但他们又认为：“以围攻观音山双方相消之兵力，足举湘赣闽而有余，龙灭而桂亦疲，更何挟以御贼？况糜烂后之收拾，非期月可奏功，而独立省份内讧之丑声，徒令老贼匿笑，友邦藐侮”，因而决定仍以“饮泪言和”为收拾粤事方针⁽¹⁰⁹⁾。他们应龙要求，责令各路讨袁民军司令剀切劝谕所部，“务轻权利与私心，并即列册报名，听候编师北伐”⁽¹¹⁰⁾，并拟定改编办法四条：1．确有枪枝者方为合格；2．合格民军首领或委为统领，或委为营、连、排、棚长；3．不愿北伐者，准其归农，但枪枝须作价缴官；4．自出示后，如有不报名请编，始终负隅抗拒，意图扰乱治安者，即以土匪论，当调集大军严加痛剿。对这名为改编、实则取缔的所谓改编办法，各讨袁民军当然不能接受。朱执信针锋相对地提出：1．各路民军必俟龙济光离粤始允停战；2．中华革命军编为北伐军，饷械由粤省供给；3．仍用中华革命军旗帜。可是，这些正义的要求却为军务院主要负责人岑春煊所一一否定⁽¹¹¹⁾。军务院对讨袁民军如此苛刻，而对龙济光的倒行逆施却一味迁就、隐忍和优容，“宁蒙养奸之讥而不辞”。连岑春煊自己都承认：李烈钧出师北伐，由粤出赣，龙济光一面假托各界名义电拒经过，一面调重兵于西南狮子窦一带以示威，“我当时力劝李协和委曲求全，改道琶江。龙初驻兵韶州不过两营，及知李将赴韶、北江方面，龙即加派六营以待李。至李军既到，龙阴令朱福全闭城绝道以困李军，并开炮轰击。我闻耗惶急，力为调停”⁽¹¹²⁾。这就是军务院收拾粤事的真相和内容。

以上事实说明：尽管军务院一再声明它“并非政府性质，且为临时机关”⁽¹¹³⁾，但其组织过程和成立后的活动已证明它是一个具有临时政府性质的机构。当然，它还只是一个不“完备”的政府雏形。李根源说它远逊于辛亥革命时期的南京临时政府，是符合实际的。就其组织成分来说，则是进步党人、国民党人和西南地方实力派的临时联合机构，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讨袁各派的联合机构，因为以孙中山为首的反袁最早且最坚决的中华革命党人，始终被排斥在外。梁启超、陆荣廷、唐继尧等人无论在成立过程中还是在成立后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表明其领导权实际上掌握在进步党人和西南地方实力派的手里。

然而，军务院的成立还是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和历史作用的。它在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玩弄和谈阴谋，企图继续窃据总统位置之时宣告成立，这本身就是对袁世凯最沉重的打击，何况它成立后还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对袁发动了一系列的攻势。上海《时报》记者彬彬为文指出：“北京政府所惧者，南方军务院之组织已俨然一临时政府。从前南方势力虽大，尚无统一机关，北方尚有城社可凭。今如此，则所谓中央政府已无复奇货可居。又连接紧要报告，南方一面依约法戴黎，一面通告驻京各国公使废止北京政府，此等消息较之某省独立、某战失败之惊报，何啻十倍。”⁽¹¹⁴⁾李根源也说“此举于军事、外交上收效颇巨”⁽¹¹⁵⁾。特别是它屡以“拥护约法，保障国会昭示天下”，把反袁斗争由“护国”引向“护法”，其意义就更非一般可比了。这不仅为护国战争补充了新的纲领，树立了新的旗帜，而且为它赢得了更加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孙中山为此郑重宣布：“今独立诸省通电，皆已揭橥民国约法以为前提，而海内有志后援、研求国是者，亦皆以约法为衡量，文殊庆幸此尊重约法之表示，足证义军之举，为出于保卫民国之诚。”“文与袁氏，无私人之怨，违反约法，则愿与国民共弃之。与独立诸省及反袁诸君子，无私人之惠，尊重约法，则愿与国民共助之。”⁽¹¹⁶⁾可见，军务院已将护国战争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但是，军务院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除其内部各方面为种种私利而相互竞争之外，最主要的就是对军阀、官僚、政客的信任与依靠，远在人民之上。虽然这在最大限度地孤立与打击袁世凯方面也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留下的后患是无穷的。以广东龙济光为例，由于军务院对他姑息，结果反使军务院处处遭到刁难与掣肘，以致出师北伐也难以顺利进行。当然，这并不是军务院任何个人的责任，而是中国整个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的表现。即如孙中山这样的革命党人，也曾一度认为“大敌当前，而内纷不息，事实无谓”，并电令广东中华革命军勿与济军相持，“俾泯猜疑，并力求事实上之一致”⁽¹¹⁷⁾。

三　北洋军阀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 class="reference-link">三　北洋军阀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

随着护国战争的发展和袁世凯失败前景的明朗化，北洋军阀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分裂也进一步加剧，袁政府最终陷入了众叛亲离、土崩瓦解的境地。首先是段祺瑞、冯国璋这两员北洋干将已不甘心作袁世凯的工具，转而野心勃勃地企图效法他辛亥年的老戏法，准备乘护国军和全国人民迫其退位之机，取而代之。

4月中旬，袁世凯眼看和谈阴谋破产，为巩固其总统地位，决定任命在北洋军阀集团内部享有一定威望，而又为护国军所注重的段祺瑞为国务卿，以代替3月21日上任以来在挽救危局方面迄无成效的徐世昌。他满以为段是他一手提拔的，这点面子总不至于不给。万没料到段会向他提出改政事堂制为责任内阁制的要求。袁意识到，这是四年前国民党人限制其权力的老法子，心里不免窝火。但一想自己所处的地位已今非昔比，也只好忍气吞声于21日公布政府组织令，宣称将“委任国务卿总理国务，组织政府”，“树责任内阁之先声”⁽¹¹⁸⁾。次日，他下令准徐世昌辞职，特任段祺瑞为国务卿。23日，任段兼陆军总长，陆徵祥为外交总长，王揖唐（原名王赓）为内务总长，孙宝琦为财政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章宗祥为司法总长，张国淦为教育总长，金邦平为农商总长，曹汝霖为交通总长，王士珍为参谋总长，以段祺瑞为首的新内阁宣告成立。5月8日，又公布《修正政府组织法》，正式宣布撤消政事堂，恢复国务院和总理名称。但是，段祺瑞所要求的是名副其实的责任内阁制，因此他接任后不久，即要求袁世凯“裁撤总统府机要局、统率办事处、军政执法处三机关”⁽¹¹⁹⁾，明目张胆地逼他交权。然而，袁的让步也是有限度的，不但“三机关之裁撤终未实行，且暗嘱梁士诒以掣其肘”⁽¹²⁰⁾，从而更加深了段祺瑞的不满。

正当袁世凯为段的背主自立而大伤脑筋之时，4月18日，冯国璋突然会同新任督理安徽军务张勋、江苏巡按使齐耀琳通电各省，提出总统留任、大赦党人、惩办奸党等八项主张，请求同意⁽¹²¹⁾。袁世凯对此虽不尽满意，但总统留任一条却是他求之不得的。相比之下，他觉得还是冯国璋可用，因而“颇欲置段而倚冯”⁽¹²²⁾。蒋雁行5月4日向冯透露：“现在大总统及北方同人，均深信我叔决无他项意见，并相望甚殷。侄看上边意思，颇欲我叔说强硬之话，力为维持，以救大局。”⁽¹²³⁾

然而，冯国璋对袁世凯并不比段祺瑞更忠实。帝制取消后，他不但继续与梁启超等护国人士保持联系，反对袁世凯“以武力为后援”，甚至要求他“敝屣尊荣，预作退计”⁽¹²⁴⁾，而且一直在利用护国军和袁世凯双方对他的依赖心理，积极联络、组织第三势力，以夺取国家最高权力。4月25日，他致电未独立各省，提议“各省联络，结成团体”，“扩充实力，责任同肩，对于四省（指南方独立各省）与中央，可以左右为轻重”，并露骨地表示：“若四省仍显违众论，自当视同公敌，经营力征；政府如有异同，亦当一致争持，不少改易。”⁽¹²⁵⁾5月1日，他又在先前与张勋、齐耀琳联合所提八项主张的基础上，依据所谓“法律”与“国情”，重拟关于总统、国会、宪法、经济、军队、官吏、祸首、党人等八项主张，作为他们的共同纲领。关于总统问题，他荒谬地提出：“民国四年以后，大总统固已失其地位，副总统名义亦当同归消灭，中国目前实一无政府无法律之国。”“今舍去大总统而以副总统行使职权，牵入约法条文，殊为【与】事实不合。不如根据清室交付原案，承认袁大总统对于民国应暂负维持责任，以顾大局；并回复副总统名义，强其出任国事，方可补济法律之穷。一面迅筹国会锐进办法，提前召集，仍由袁大总统于事前宣布明令，一俟国会开幕，即行辞职。是未来之大总统可以依法产出；而实行内阁制，组织新政府，皆得次第建设。”⁽¹²⁶⁾可见，冯国璋所以承认袁世凯暂负总统责任，不过是为了抵制黎元洪以副总统资格继任大总统；而他所以抵制黎继任，正是因为他自己要当总统。

为此，冯国璋于5月5日亲赴徐州疏通张勋；过蚌埠时，又邀新任长江巡阅副使兼署安徽巡按使倪嗣冲同行。6日晨，冯、倪抵徐，与张勋晤商，一致同意发起南京会议，以决国是。同日，他们一面急电袁世凯，请他“切勿轻听流言，灰心退位”⁽¹²⁷⁾；一面电请未独立各省各派全权代表一人，于15日以前齐集南京，“开会协议，共图进止，庶免纷歧，而期实际”⁽¹²⁸⁾。但是，他们对会议所抱的希望却各不相同。冯国璋意在借此确立其盟主地位，为提前召集国会，选举他为总统奠定基础。当时舆论指出：南京会议“表面上系为维持现总统袁氏，其实黑幕中实为冯华甫利用此会……笼络未独立各省结一大团体（各将军为自己地位起见，亦无〈不〉趋而拥戴冯氏），以为将来执牛耳，提出条件，效辛亥袁氏之故事”⁽¹²⁹⁾。张勋则企图乘冯国璋承认袁世凯的总统地位为清室所委任之机，妄图复辟清朝废帝，而倪嗣冲却是“洪宪”王朝的孤臣孽子。这就注定了南京会议不会有什么结果。

袁世凯对冯国璋的这一阴谋早就看在眼里，他私下对王士珍说过：“此次南京会议，明为北方势力，实不啻由予手中攘夺大柄，其结果予早洞悉。”⁽¹³⁰⁾因此，他表面装作对冯十分信任，许以特权三端：“1．和局之解决，准其有自由断决之权；2．政府关于和局提出之议案，准其有酌核之权；3．和局不成，倘出以决裂，准其有参预重要军政之权。”⁽¹³¹⁾他甚至假惺惺地电冯等说：“予自退隐田园，无心问世”，“近日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等以退位为要求，陈宧亦相劝以休息，均之实获我心。予德薄能鲜，自感困苦，亟盼遂我初服之愿，决无贪恋权位之意。然苟不妥筹善后，而撒手即去，听国危亡，固非我救国之本愿，尤觉无以对国民。目下最要在研考善后之道，一有妥善办法，立可解决。该上将军等现约同各省代表，就近齐集讨论大计，无任欣慰。时局危迫，内外险恶相逼而来，望将善后办法切实研求，速定方针，随时与政府会商，妥定各员责任，使国家得以安全，不致立见倾覆，幸盼曷极。”⁽¹³²⁾但他暗中却一面指派蒋雁行前往南京监视会议，一面派阮忠枢等人前往徐州搬弄是非，扩大冯、张矛盾，极尽操纵、破坏之能事。

南京会议本定5月15日召开，由于袁世凯的干预与破坏，张、倪日渐消极，各省代表，所到无多，延至18日才举行第一次会议，出席代表二十三人，公推冯国璋为主席。讨论的第一个议题就是袁世凯的去留问题。山东代表丁世峄首先发言说：“大局危迫，宜吁请总统暂弃尊荣，使天下早日息兵，以救危亡。”⁽¹³³⁾接着，湖南、山西代表表示赞同，其他代表也相继附和，主张袁氏退位之说占了上风。袁世凯见势不好，急命倪嗣冲亲自出马，力挽危局。倪率卫队三营于当晚赶到南京，次日抢先发言，主张维持袁的总统地位，并力图变南京会议为“征剿”护国军的军事动员会议。在倪的讹诈与威胁下，原主张袁世凯退位的代表，大都噤若寒蝉，有的甚至改变初衷，反主袁留任了。为挽救败局，冯国璋借口退位问题本会无权表决，提议由国会解决。接着又接过丁世峄的建议，提出电邀南方独立各省派代表出席会议，以解决总统问题，幻想借助护国军之力打击倪嗣冲等人的嚣张气焰。岂料南方独立各省早已不满于他5月1日所提仍承认袁世凯为过渡总统的八项主张，断然拒绝派代表赴会。而张勋、倪嗣冲二人则有意散布他也是拥袁留任的主战派，大违冯的本心。冯以希望落空，遂于30日宣布保境安民，解散南京会议。

但是，北洋军阀集团的内部争夺，并没有随南京会议的解散而结束。正如李大钊当时所指出：“南京会议虽无结果，冯之态度仍有希望，其部下尤为鲜明。看此情形，长江流域战云漫郁，倪、张与冯已隐成敌国。”⁽¹³⁴⁾这种争夺极有利于护国事业的进行，而对袁世凯则十分不利。他沮丧地供认：“滇黔反侧，远在边地，尚非紧要。浙粤之变，余亦另有把握。冯乃我手下最有力量之人，彼竟公然宣布叛言，遂使各省皆为摇动，大事益为棘手，令予进退维谷。”⁽¹³⁵⁾

与段、冯逼袁交权的同时，曾自命为袁世凯“屏藩”的陕西将军陆建章，为了自身的生命财产，竟也不顾袁的总统地位岌岌可危，而听任陕北镇守使陈树藩自任护国军总司令，宣布陕西独立。

陆建章入主陕西以来，“除奉迎袁政府及贩卖烟土外，殆无余事”⁽¹³⁶⁾。他一面适应袁世凯的需要，大力撤换与裁遣受过辛亥革命战斗洗礼的陕西陆军官兵，扩充随他入陕镇压白朗起义的北洋军；一面仿效袁世凯，大搞特务统治，“以多数皖人为侦探，多方罗织，冤狱屡见”，“极力摧残民党”⁽¹³⁷⁾。袁世凯称帝后，他是最早几个俯首称臣者之一。1916年1月5日，他与帮理陕西军务刘承恩、巡按使吕调元等联名上奏说：“唐继尧等怙恶不悛，断非口舌所可感化，伏恳速即登极，以定名分，而慰人心，并明降谕旨，声罪致讨。臣等谨当整饬劲旅，以为前驱。”⁽¹³⁸⁾3月18日，他一次就残杀在西安密谋响应云南护国起义的王绍文、南南轩、陈德卿、郭子余、吴鹏、赵贞吉、姚南熏、李桂森、袁守礼、焦林、杜守信、南风熏、胡德明、杨景震、章雨苍、张镇方、陈宗卿、齐子乾十八人，真不愧为“陆屠户”。

但是，4、5月以后，全国和陕西的形势都发生了对袁世凯更为不利的变化。就全国而言，如上所述，独立省份已发展到滇、黔、桂、粤、浙等五省，并成立了与袁政府相对峙的临时统一机构军务院，坚持袁世凯不退位，即不罢兵。就陕西而言，广大人民群众非但没有被陆建章的屠杀政策所吓倒，而且在全国讨袁形势的鼓舞和陕西革命党人及其他进步人士的领导下，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袁逐陆斗争，仅渭北一处就集结会党、“刀客”和退伍军士两万余人。他们分编为两个军，公推郭浤为第一军总司令，萧荣绶为参谋长，焦子静为第二军总司令，曹世英为参谋长，于4月1日传檄讨袁，布告四方，并先后占领了朝邑、郃阳、韩城和富平、蒲城、白水等县。不到两月，“自三原以北，东至黄河，西至陇境，北尽绥米，此数十县中，几无一为陆建章势力所能及”⁽¹³⁹⁾。

1916年5月初，陆建章派其子陆承武率混成一旅前往渭北镇压曹世英、郭坚、杨景娃等部讨袁民军，7日，陆承武行至富平，与陕军陈树藩旅胡景翼营遇。陆部“行为素暴”，陕人本恨之入骨。加上当时有人传言，“谓承武之行，名为拒敌，实欲收回胡之枪械”⁽¹⁴⁰⁾。胡景翼愤恨之余，遂与开战，恶斗竟夕，“大获全胜，竟生擒陆承武，虏其全部炮械”⁽¹⁴¹⁾。接着，胡营所在旅长陈树藩也宣布独立。消息传到西安，陆建章惊惧万状，为给自己留条后路，只好弃袁自保，与陈“舍战言和”。

陈树藩，字伯生，陕西安康人，保定军官学堂毕业生，与段祺瑞有师生关系。辛亥革命时任陕西东路招讨使，民国成立后为陕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因镇压白朗起义有功，1915年初升任为陕南镇守使。但是，北洋军阀对异己势力的信任毕竟有限。云南起义后不久，陆恐陈“不稳，由汉中捣四川，且渭北民军已将动，陆自知棘手，乃欲委之于陈”，遂改调陈为陕北镇守使。陈“知己之遭忌，故自保之心，无时或忘”⁽¹⁴²⁾。他表面奉命唯谨，对陕北之任毫无异言，但暗中却利用渭北民军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到达陕北后，“阳奉政府，阴与民党联络，资给军械，补助军费”⁽¹⁴³⁾，甚至对手下两名团长王飞虎和严锡龙加入民军也毫不介意。及至所部营长胡景翼活捉陆承武后，即于5月9日在蒲城自任护国军总司令，宣布陕西独立。并以陆承武为人质，一面会合郭浤、焦子静所部，分别由三河口、渭桥、草滩渡河，摆出三路围攻西安的架势；一面电请陆建章“俯顺舆情，改称都督，为地方保护治安，与中央脱离关系”⁽¹⁴⁴⁾。陆感于袁世凯二十年豢养之恩，虽“不敢赞同”，但摄于讨袁民军的威力，也不敢反对。在多次向袁“乞休未允”的情况下，陆遂派代表至三原与陈树藩达成如下协议：陕西全省治安，由陈树藩“以都督兼民政长名义，担负完全责任”，陆建章“当遄返都门，束身待罪”，而陕西护国军总司令一职即由“建章长子陆承武任之”⁽¹⁴⁵⁾。16日，陈树藩率部进驻西安，18日“以陕西都督兼民政长名义布告大众”⁽¹⁴⁶⁾。25日，陆建章雇车二百余辆，满载其入陕以来所搜刮的民脂民膏，在陈树藩所派军队的护送下离开西安，最终放弃了袁世凯对陕西的统治。

陈树藩的“独立”，并不能与陕西人民的护国讨袁事业相提并论，只不过是地方小军阀利用人民群众的护国讨袁热情，在胜利可望的条件下所发动的一场个人权利之争。但是，陕西毕竟是云南起义后继起独立的第五个省，而且是袁世凯所恃为根据地的北五省之一。陈树藩虽怀个人野心，毕竟未另树旗帜，因此其影响同样是不可低估的。当时《时报》评论说：陈树藩“宣言陕西全省独立，其与云、贵、两广稍异其趣，固可勿论，而非为自树一帜，如世上所传，乃系加入于南方派者，则将开潼关，以临中原。以陕西之地势易守而利于进取，则进出河南当不甚难，一旦进出河南，则中断延长达八千里（实际是二千四百余里）之京汉铁路亦复易易”。“由此以观，则陕西之独立固与北京政府以莫大之打击已”⁽¹⁴⁷⁾。正因为如此，所以黄兴、肇庆军务院和各有关方面对陕西的独立，都十分重视，不仅纷纷致电祝贺，且要求蔡锷就近“设法救济”⁽¹⁴⁸⁾。

四　四川和湖南“独立”" class="reference-link">四　四川和湖南“独立”

陕西独立后不到半月，陈宧又于5月22日宣布与袁世凯个人断绝关系，四川成了脱离北京统治的第七个省。

陈宧（1870—1943），字二庵，湖北省安陆县人。湖北武备学堂毕业生，初任武卫前军管带，后经袁世凯推荐，随锡良辗转四川、云南、奉天等省训练新军，颇得锡良赏识，先后任过四川常备军统领、川滇两省新军协统、第二十镇统制等职。辛亥革命后，受袁世凯倚重，任参谋部次长，代理黎元洪统率办事处办事员事。1915年袁准备称帝，虑滇黔“反侧，乃以安陆陈二庵将军镇蜀”⁽¹⁴⁹⁾。3月12日，陈以会办军务名义率伍祥祯、冯玉祥、李炳之三混成旅离京“西征”。关于这天离京情况，其军务处一等参谋季自求在日记中写道：凌晨2时，车站已“军警密布，送行者纷集，京中文武显要无弗至者，不独民国以来空前之盛举，即后亦无继美者”。“五时许，安陆将军至，万头攒动，簇拥登车，真有大丈夫当如是之感”⁽¹⁵⁰⁾。由此可见袁世凯对他是何等的宠信。而陈宧的确也没有辜负袁的期望，5月31日，他到达成都第三日，即“拜成武将军兼巡按使之命”，积极充当袁氏万年基业的“开路先锋”。8月，帝制运动开始后，他曾不止一次地恳袁世凯“迅择吉辰，举行大典”⁽¹⁵¹⁾。袁世凯做梦也没有想到，五个多月后，陈竟那么绝情，公然宣布和他“断绝关系”。

四川独立，几经周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酝酿过程。蔡锷早在入滇之日，就曾致电陈宧，促其“立揭义旗，共灭国贼”⁽¹⁵²⁾。他内部的帝制反对派将军署顾问刘一清、副官长邓汉祥、巡按使署总参议杨穆生、旅长雷飙等也力劝他“同蔡切取联络，共策进行”⁽¹⁵³⁾。但陈宧这时正追随袁世凯，昏昏然处在“帝制热”中，不仅未接受蔡锷的忠告，反“一面出示晓谕，详述利害，严禁造谣；一面于叙、泸、永宁、重庆、会理等处，拨驻可靠重兵，节节联络，接近滇边，分扼要塞”⁽¹⁵⁴⁾，妄图阻挡云南护国军进入四川。直至接连在叙州、泸州附近吃了几个败仗之后，才不敢“十分表示反抗”⁽¹⁵⁵⁾，转而通过刘、邓等帝制反对派与蔡锷暗通声息。但这也不过是一种投机取巧的两面政策。事实上，他同时又通过军署参谋长“张联棻与曹锟、张敬尧等取联络”⁽¹⁵⁶⁾，长期“抱骑墙主义”。

陈宧搞独立，发端于帝制取消后与蔡锷谈判停战议和期间。当时，袁世凯的大厦将倾，摇摇欲坠，他自己在四川的统治也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川南早已入护国军之手，川东涪陵、忠县、酆都、石砫各县到处是“党人队伍”。建昌属内大小相岭、宁远披沙等地，活跃着起义川军王先导、瞿豹岑部和当地彝族人民以及团总刘鸿章与都龙光土司相结合的武装。川西自2月27日起，哥老会大爷、前保路同志军首领吴庆熙、孙泽沛等人，即在温江县召集旧部，成立四川护国军司令部，郫县、温江、大邑、邛崃、崇庆、灌县等十余县尽失控制。整个四川，除省城和川北外，几无“净土”。为稳固统治，他不得不请求蔡锷停战议和。而蔡锷即乘机促其一致迫袁退位，一面电陈坚“主急进”，并“派代表陈光勋至省接洽”⁽¹⁵⁷⁾，一面力促冯玉祥、伍祥祯迫其宣布独立。

在蔡锷的推动下，冯玉祥一边电劝陈宧俯顺独立舆情，一边派参谋长张之江与陈光勋同行赴省。伍祥祯也于4月25日由自流井回到成都，共同对陈施加压力。与此同时，四川各界人民一致行动起来，先是吴庆熙、谭创之等人上书请陈“从速宣布”独立。接着省议会议员郭湘等七十六人又函陈说：“议员等为七千万同胞请命，为全蜀父老昆弟救危，势非请钧府明白宣布独立，与袁氏脱离关系，不足以镇人心而消疑畏，维现状而弭后灾。”⁽¹⁵⁸⁾继而向称稳健派的前清状元骆成骧也函称：“省议员前有郭湘等数十人上书，刻又有傅春萱等数人续上，皆请早定大计者，人心所希望如是，当道宁能反其前日所谓和平之计画乎？”⁽¹⁵⁹⁾至于成都报纸所持论说，更是“一致讽当道从速解决此问题”⁽¹⁶⁰⁾。结果，连陈宧的参谋长张联棻也“自以与项城亲近，虑一旦有变，祸及其身”，而日夜“欷歔，甚至泪下”，冀早日“脱武城之险”了⁽¹⁶¹⁾。在这种形势下，陈宧“独立之心萌矣”。

恰在这时，陈宧于2月间派往南京联络冯国璋的胡鄂公，也于4月24日回到成都，使他“得闻南中事甚悉”，因而“意志为之冲动不少”⁽¹⁶²⁾。他一面“密令周骏所部于东大路一带防曹（锟）”⁽¹⁶³⁾；一面要求蔡锷借给护国滇军四梯团，由刘一清、雷飙统带，以外拒北军，内安反侧。蔡锷明知陈宧请援，主要不在“防袁军”，而是为了“自卫”，因为“道路传言，谓川人一般心理对陈感情甚恶，欲以对赵尔丰者对陈”⁽¹⁶⁴⁾，他所统护国滇军也总共只有十三营，且兵不足额，其中持新械者只九营，但为了促成陈宧独立，仍毅然允拨十营，委雷充第一梯团长，刻日赴叙。陈见“大势所趋，皆不满于袁”⁽¹⁶⁵⁾，“虽有大力者，不能逆天以挽之矣”⁽¹⁶⁶⁾，又有蔡锷切实为其后盾，遂于5月3日致电袁世凯劝他退位，并表示“应如何优待条件，宧与各省疆吏亦必力争以报”⁽¹⁶⁷⁾。

然而，陈毕竟与袁私交甚深，而当时曹锟又虎视眈眈，镇守渝江，威胁蓉城，因此，陈的行动也仅止劝袁退位，未有“进一步绝交之表示”。紧接着，他还唯袁命是从，将其巡按使兼职奉献给袁的心腹黄国暄，并于7日晚与黄会衔出示说：本将军“业已电恳大总统退位”，“自今日始，军民人等如有假托名义，倡言独立，扰害治安，以及造谣惑众，意图破坏者，实为地方之公敌。本将军、巡按身任地方，负有维持安宁之责，对于此等扰乱地方之人，当适用惩治盗匪之法，并准由各该地方军民长官查拿究办”⁽¹⁶⁸⁾。由此可见，他劝袁退位不过是为了缓和人民的反抗。

但是，四川人民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4月30日，萧德明独立于大竹，自称中华护国军四川东路总司令，檄告全省，明令邻县。5月1日，某警备队长独立于广安、岳池，逐走知事，截收税款。5日，熊克武旧部龙少伯联络川军独立于隆昌，知事被拘。6日，川军连长王靖澄利用押解武器之机，起义于风洞子，自任讨袁军总司令。12日，川军混成旅长钟体道独立于南充，以罗纶为民政厅长，张澜为总参谋，自任川北护国军总司令，电告各独立省，劝陈宧迅即宣布独立。13日，吴庆熙所部护国军千余人出发围攻成都。15日夜，其前队进抵青羊宫，成都当局彻夜未眠。此外，荣昌、达县等地驻军也纷纷举义，风声所播，全省趋向独立，谁也不能阻挡。

在四川人民的催促下，陈宧左右急进派杨穆生、邓汉祥等人奉刘一清为“盟主，愈怂恿川省独立”。他们悉心研究时局，屡以轻重利害向陈宧进言，并声称“苟有人更事阻挠，便当杀却”⁽¹⁶⁹⁾。冯玉祥也于19日由自流井遄行返省，向陈宧表示：“某此来，系向军宪陈情。曹锟小儿与某有素仇，军宪纵不校，某亦将自告奋勇。”⁽¹⁷⁰⁾接着，冯又约同伍祥祯、丁鹏九在成都青年会发表演说，表示：“此次奉调回省，只知维持秩序。浅识者对北人则言川人不相容，对川人则言北人有异志，致生恶感。不知同是中国，有何南北之分？尚望于此等谣言，力为解释。”⁽¹⁷¹⁾其间，冯国璋也再次来电，支持陈宧迫袁退位。蔡锷则以湘将独立，“在湘黔军不能拘守停战规约”⁽¹⁷²⁾相要挟。

在此形势下，陈宧“非常之谋复动”⁽¹⁷³⁾。18、19日，他先后两次通过刘一清等致电蔡锷，一面表示日内即宣布独立，一面要求除雷飙一梯团外，再借两梯团，且一须真正滇军，二须刘云峰亲率，速开赴叙府，以便雷部移扎自流井。19日，他召集军事官长会议，征求意见，“各军官皆称善”⁽¹⁷⁴⁾。20日，他又收到蔡锷复电，告以“已飞饬晓岚（晓岚，刘云峰字）率领最朴勇善战之何（海清）支队先行来叙，后续部队俟抽选就绪，再行续派”⁽¹⁷⁵⁾。这样，陈的安全有了保障。于是，四川独立，千回百转，终于告成。22日，陈宧致电北京袁世凯政府，宣布：“自今日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¹⁷⁶⁾意思是说，他的独立仅对袁世凯个人而言，并非和北洋派脱离关系，这在独立各省中是独一无二的。难怪蔡锷指斥他“此次独立，亦在四处讨好，面面俱到”，纯系“取巧”⁽¹⁷⁷⁾。

陈宧独立既属勉强，所起作用自然有限，要他以实力与护国军共同倒袁，那是不可能的。正如蔡锷所说：“观其致京两养电，殊有奉旨独立意味。以此种心理而独立，而欲迫袁退位，不其左耶（第二电竟谓以大独立而取消各处之小独立）？”⁽¹⁷⁸⁾虽然如此，他毕竟为护国军增加了“一省独立之声势”，加速了袁世凯的灭亡。据袁亲信索崇仁说：“陈二庵末次与元首断绝关系之电，（袁）阅后半日，未出一言。由是则发显病情两次。”⁽¹⁷⁹⁾

继陈宧叛袁独立之后，湖南将军汤芗铭也于5月29日宣布独立，使湖南成了脱离袁世凯统治的第八个省。

汤芗铭（1880—1975），字铸新，湖北省蕲水（今浠水）县人，早年受学湖北文普通中学堂，1903年秋中乡试，选送法兰西留学海军⁽¹⁸⁰⁾。毕业归国后，历任镜清舰舰长、海军部参议等职，1912年4月任袁世凯政府海军部次长，次年10月，改调湖南都督兼民政长，从此成了袁世凯在湖南的忠实代理人。他治湘三载，横征暴敛，疯狂屠杀革命党人和无辜群众，“据其呈报中央者已达一万一千余人”⁽¹⁸¹⁾。有“汤屠户”之称。在支持袁世凯称帝方面，各省地方长官，唯他出力“最早最勇”⁽¹⁸²⁾，其机关报《大中报》自筹安会发生后，“日日排二号大字，鼓吹君宪不遗余力。‘一人有庆’、‘万寿无疆’、‘皇气郁葱’、‘圣德汪洋’等种种奴婢口吻，连篇累牍，触目皆是，而捏名劝进，制造民意，亦无所不用其极”⁽¹⁸³⁾。正因如此，所以时人又称他为袁世凯的“屠户干儿”。

但是，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和独立省份的日益增加，汤芗铭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大中报》“昔之称皇帝、道圣上等尊严名字倏改为袁逆、袁贼，最可笑者孙中山、黄克强、岑云阶、钮永建等该报素称之曰乱党、乱党，至是忽尊之曰伟人，称之曰先生”⁽¹⁸⁴⁾。他虽也曾为袁世凯的总统地位表示过要“誓当激励所部，以备前驱”⁽¹⁸⁵⁾，那不过是一种姿态，连他自己也不相信究竟有什么实际意义。事实上，汤芗铭这时抱的是“旁观主义”，“其用意所在，直坐观成败而已”⁽¹⁸⁶⁾。造成他这种不即刻抉择独立的主要原因有二：首先是由于他杀戮太多，害怕独立后革命党人不见信，以致进退失据；其次是，当时湖南衡州、湘潭、岳州、长沙等地，驻有北军不下三万余人，而他自己的兵力却不过万人，因而不敢“冒昧从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湘省因袁军全力压境，遂致本省行动不能自由。”⁽¹⁸⁷⁾

为此，汤芗铭一面要求袁退位，以讨好革命党人，一面派人前往上海，请跻身护国行列的长兄——进步党人汤化龙，代为疏通与湖南革命党人的关系。汤化龙一面通过蔡锷，“迭电湘中健者，务与铸新互相提携，力戒龃龉”⁽¹⁸⁸⁾，一面请前湖南都督、原立宪派谭延闿为居间调人。谭先与欧阳振声、唐蟒、陈复初、曾继梧等国民党人达成谅解，接着又约中华革命党人覃振以及前湖南民政长龙璋等人会谈。覃初以公义私仇，表示与汤芗铭无调和余地。后经唐蟒、陈裕时往返斡旋，兼以龙璋“亦不欲重拂调停者好意”，覃才“强制感情作用，忍痛苦以就妥协”，与汤化龙等人在谭宅拟定如下“妥协独立条件：甲、民党承认汤将军为湘都督；乙、汤将军先拨枪械完备之军队三营以上至五营交民党接收；丙、设民政府管理民政全权，民政长由民党公推；丁、组织北伐军时，总司令由民党推任；戊、军事厅长由民党推任”⁽¹⁸⁹⁾。汤芗铭得知湖南独立后革命党人仍可承认他的都督地位，一颗久悬之心才算落了地。

为了取得个人行动自由，汤芗铭一方面精选老兵，筹备添募，扩充实力。据驻湘安武军司令倪毓棻调查，其募兵“数目在株洲招三营，衡山两营，湘潭三千人，湘阴二千人，湘乡五千人……大约共招一万八千人，均分驻株洲、湘阴、益阳、沅江等处”⁽¹⁹⁰⁾。另一方面他又多方设法，请袁世凯将倪毓棻、唐天喜两军撤离湖南，以消除障碍。他向袁表示：如将倪、唐两军撤出湘境，他即全权布置，“使湘省属地不复有独立之事，并使南军亦不能侵入湘境，以中立的态度保全地方，卫护中央”⁽¹⁹¹⁾。接着，他又派代表陶德瑶前往南宁与陆荣廷协商和平，借陆之口迫袁撤军。最后甚至不惜实行“武力迫挟”。在汤芗铭软硬兼施和陆荣廷等人的压力下，袁世凯不得不于5月9日复电与汤：“允将倪军退回皖境，唐军亦一律撤退”⁽¹⁹²⁾。次日，汤芗铭电告上海陈裕时：“日内正在布置，使其出境。此种绝人障碍幸得解除，嗣后操纵之权可由己出。”⁽¹⁹³⁾并一面促其“来湘相助”⁽¹⁹⁴⁾，一面要他“火速设法电致桂省，于倪、唐两军未撤尽以前，万不可进兵，使中央有所借口添增兵力”。他表示：“湘南北军退去湘境以后，湘省定可以与桂省一致进行。”⁽¹⁹⁵⁾

其时，湖南各县独立纷起。4月26日，原陆荣廷部下游击、零陵镇守使望云亭在陆的督责和广西护国军的声援下宣布独立，自任湘南护国军总司令。5月10日，前湘南检查使张学济自署湘西护国军总司令，在乾城（今乾州镇）独立。12日，湖南郴县、宜章、资兴、汝城、桂东等县同时宣布独立。18日，湘西镇守使田应诏自任湘西护国军总司令，在凤凰宣言独立。19日，湘南镇守使汪学谦乘倪毓棻撤退之机，在衡阳宣布独立。至此，“湖南自表面上观之，尚未正式独立，其实内容实情已经正式独立者实有五十余县之多，归汤芗铭节制者只有二十余（县）”⁽¹⁹⁶⁾，而且西有护国黔军，南有护国桂军，内有以程潜为总司令，以湘南靖县为根据地的护国湘军，与之互为声援。汤芗铭的统治，岌岌可危，自省以下各级官吏恐慌万状，纷纷潜逃。首开纪录的是湘江道尹张官劭，接着财政厅长严家炽效法而去，连赫赫大名的巡按使沈金鉴，也借故溜之大吉。随后，湖南银行监理官吴藩、长岳海关监督兼交涉员刘道仁及各属县知事也都纷纷卷款潜逃。各署虽复经汤芗铭派人接任，“而被派者均恐慌悚惧，借故推辞”。汤无奈，不得不随即下令“以后不论何人何职，均不准辞职”⁽¹⁹⁷⁾。此外，湖南进步党首领施礼鉴、李诲、陈光耀等，也一再催促汤芗铭独立。至巨绅刘人熙、陈树藩、殷怀安、汪颂年等则发起湖南共济会，专事筹备独立及独立后种种善后事宜，并得到谭人凤、唐蟒等国民党人的“襄赞擘画”。

在此形势下，汤芗铭自知大势所趋，倘不速定向背，急谋独立，恐湖南全省将不等他宣布独立，“而已慴伏于民军之势下”了。于是，他一面于5月27日致电张勋，痛责他和倪嗣冲无理驱逐在南京会议上主张袁世凯早日退位的湘、鄂、鲁、赣四省代表；一面于28日召开重要军事会议，并柬请刘人熙等人入会旁听。汤陈词说：“鄙人本亟主张独立，徒为种种所掣肘，致未实行。现在唐、倪两军悉已退去，望镇使业已与鄙人和衷共济，全省秩序得不棼乱。然近日蜀、鲁、秦、晋奋起独立，广西陆荣廷又有督师入湘之耗，鄙人始终以保全地方为宗旨，今鉴于袁氏无退位之决心，若再不独立，其隐患何堪设想？故鄙人拟明日宣布独立，诸君以为何如。”⁽¹⁹⁸⁾全体军政要人暨绅界代表莫不赞成，当场推举汤芗铭为都督，并一致通过致袁世凯与未独立各省等通电。次日上午11时，汤芗铭正式宣布湖南独立，“与云贵粤浙陕川诸省，取一致之行动”⁽¹⁹⁹⁾。

汤芗铭的“独立”，与云、贵独立特别是云南首义，当然有本质的区别。当时舆论就指出：汤是在“各县纷纷独立，若不宣布与中央脱离关系，则将来之地位难以保全”的情况下宣布独立的⁽²⁰⁰⁾。“汤氏之所以急急乎图谋独立而固其禄位者也”⁽²⁰¹⁾。他在宣布独立的同时又宣布：“本省各道县，凡已经宣布独立而未经本都督认可者，均须服从本都督命令，听候检查处分，不准自由行动，违者按军法治罪。”⁽²⁰²⁾这说明与四川陈宧一样，汤芗铭打的也是以“大独立取消各处小独立”的如意算盘，难望他在倒袁中贡献什么力量。但是，他毕竟长期受到袁世凯的“特别超擢”和“异常信用”，因而对袁精神上的打击也就格外沉重。据索崇仁说：汤芗铭宣布湖南独立之电到达北京时，他恰进谒袁世凯，“仰望神气，大失常态，面带愁容矣”⁽²⁰³⁾。不几天，袁就病死。时人有“催命二陈汤”（陈宧、陈树藩、汤芗铭）之说，语虽尖刻，倒也符合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