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清政府推行的“新政”和人民群众的自发斗争

第一节　清政府推行的“新政”" class="reference-link">第一节　清政府推行的“新政”

一　“新政”的实施" class="reference-link">一　“新政”的实施

以西太后为首的清廷顽固派本来是反对一切改革的，曾以血腥的手段镇压了1898年的维新运动。然而，事隔两年，在经历了义和团运动的冲击和八国联军的入侵，尤其是反清革命运动勃兴以后，他们迫于内外形势变化的压力，也不得不“改弦更张”，侈谈起变法来。1901年1月29日，西太后还在西安的时候，就下变法诏说：“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月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在这个上谕中，西太后还表示要“取外国之长”，“去中国之短”，“壹意振兴”，谋求富强⁽¹⁾。并要求各军机大臣、六部九卿、各省督抚及出使各国大臣“参照中西政治”，对有关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军制、财政等各抒所见，详尽议论，在两个月内提出意见，以便次第兴革。

同年4月21日，清政府成立了以奕劻为首的督办政务处，筹办“新政”。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大臣，刘坤一、张之洞（后来还有袁世凯等）为参予政务处大臣，总揽一切新政事宜。政务处并无实权，只不过是军机处的骈枝机关，它的主要任务是参酌中外的政治情况，列成条文，汇编成“政典”供西太后参考。在举办“新政”过程中起实际作用的还是各省督抚，主要是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和直隶总督袁世凯这三个实力雄厚的封疆大吏。

袁世凯于1901年5月最先提出新政意见十条，要点是充实武备力量，改进财政制度，开通民智，派留学生，等等⁽²⁾。七八月间，刘坤一、张之洞提出著名的变法奏议三折。第一折兴学四端，讲设立各类学校，改革科举制度等；第二折整顿中法十二端，讲提倡节俭，打破资格限制，停止捐纳实官，取消书吏，改进刑狱，裁撤屯卫、绿营等；第三折采用西法十一端，讲怎样吸收西法来补充中法的不足，如广派官员出洋考察，编练新军，提倡工艺制造，制订有关矿业、铁路、商业、交涉等法律和货币制度，多译外国书籍等⁽³⁾。这些提议，并没有超出戊戌维新派的变革主张。9月，清政府下诏批准了张之洞、刘坤一的奏议，命各省督抚“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同时，重申实行新政的决心说：“以朝廷立意坚定，志在必行”，“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⁴⁾

从上述新政奏折的表面内容看，清政府似乎是要完成1898年资产阶级维新派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而实质上这只不过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洋务派“自强”的老调重弹。新政的指导思想仍然是洋务派的理论纲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太后的变法诏中公然说维新派“妄分新旧”，“乃乱法也，非变法也”。而她的新政是要“严祛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并特别强调要在“三纲五常”之下实行改革⁽⁵⁾。由此可见，新政与洋务运动一脉相承，实际上是洋务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所以当时就有人称之为“第二次洋务运动”⁽⁶⁾。

从1901至1905年，清政府先后颁布了一连串的上谕，陆续推行“新政”。如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⁷⁾，停止捐纳实官，裁汰各衙门胥吏差役，裁汰绿营防勇，编练常备、续备、巡警各军，废弃旧式武科，建立武备学堂，派遣留学生出洋，开经济特科，停止乡会试及各省岁考，广设学堂，奖励工商业，准满汉通婚，以至酝酿实行立宪，等等。

在所有各项“新政”中，筹饷练兵是最重要的一项内容。从1901年起，清政府屡次颁发上谕，命令各省督抚严行裁汰旧军，挑选精壮，创建新军。在清政府的催促下，各省相继筹饷练兵。1903年12月4日，清政府在北京成立了练兵处，作为全国编练新军的参谋部，以奕劻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铁良襄同办理。接着，练兵处制定了一系列练兵规章和法令，在各省设立了督练公所，仿照资本主义国家的军制，编练新军⁽⁸⁾。

清政府把筹饷练兵放在最重要的地位，那拉氏本人对“练兵一事非常着急”，曾“因筹款事，几至寝食皆废”⁽⁹⁾。经她批准，练兵处成立后，立即向各省摊派了九百余万两的练兵费。1904年8月她又派铁良视察江南防务，乘机从各省搜括大量财富充作练兵经费⁽¹⁰⁾。又饬令各省无论报效巨细各款，均归户部另存，作为练兵费。1906年11月，兵部改为陆军部，将练兵处并入，以铁良为尚书。次年8月，清政府制定了全国编练陆军三十六个镇的庞大计划，并限期建成，不得延误。实际上，到清廷灭亡前夕仅编练新军十四个镇，十八个混成协，四个标，另一支禁卫军（两协）⁽¹¹⁾，兵力共达十五六万⁽¹²⁾。分述如下：

北洋六镇，1905年已编成，后划为近畿四镇和直隶两镇，1907年以后六镇陆续改归陆军部直辖。直隶又重新编成一混成协。

山东一镇，名义上编成一协（第四十七协），实际仅成一标（第九十三标）。

江苏两镇，编成第九镇及第二十三混成协一协。

江北一镇，编成第十三混成协一协。

江西一镇，编成第二十七混成协一协。

安徽一镇，编成第三十一混成协一协。

河南一镇，编成第二十九混成协一协。

湖南一镇，编成第二十五混成协一协。

湖北两镇，编成第八镇及第二十一混成协一协。

浙江一镇，编成第二十一镇。

福建一镇，编成第十镇。

广东两镇，名义上成立了第二十五镇，实际仅编成第四十九混成协一协。

广西一镇，仅编成两标，另桂林一标。

云南两镇，仅编成第十九镇一镇。

贵州一镇，仅成步队一标，炮队一队。

四川三镇，仅成第十七镇一镇。

山西一镇，仅成第四十三混成协一协。

陕西一镇，仅成一混成协。

甘肃两镇，名为练成一协，实际只成一标。

新疆一镇，编成第三十五协一协及伊犁一协。

热河一镇，只编成步队一标及炮队一队。

奉天一镇，编成第二十镇。

吉林一镇，编成第二十三镇。

黑龙江一镇，名义上成立混成协一协。实际仅步马各三营，炮队一队。

上述新军表面上是为“巩固国防”而建立的，实际上它并不真正用于防御外敌，抵抗帝国主义侵略，而是为了镇压国内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奕劻曾说：“北洋练军，为拱卫畿疆，弹压余匪，更无他意。”⁽¹³⁾1903年，户部在练兵筹饷折中也说：当前“各直省伏莽未靖，蠢动堪虞，非练兵无以卫国，非练兵无以保民”⁽¹⁴⁾。那拉氏曾密谕军机处：整顿练兵“以防内乱是为主要”⁽¹⁵⁾。事实上，在新军编练和成军过程中，从没有与外敌打仗的纪录；相反，全国几次较大规模的人民起义，都是被新军残酷镇压下去的。

同时，由于新军中留洋学生和知识分子接受了革命组织的宣传鼓动，对封建专制统治日益不满，他们组织了各种秘密团体，形成了一股反对清廷的革命力量。这种情况在南方各省尤为严重。江西巡抚吴重熹致军机处电中报告说：常备、巡防各军中，“多有哥老会及排满革命党匪匿于其中”，“军营官兵数逾七成”⁽¹⁶⁾。当南方各镇被派去镇压会党起义时，出现过“不击同胞”的反抗。这使统治者感到惊慌，不禁发出新军“不可用”的哀叹⁽¹⁷⁾。越到后来，在新军中反戈相向的“兵叛”事件越多。这说明专制统治的柱石已经不稳。清政府搬起“编练新军”这块石头，结果是砸了自己的脚。

在编练新军的同时，清政府还创办了巡警。1902年5月，清廷批准袁世凯的奏请，在保定创办警务学堂，训练巡警。同年8月，八国联军交还天津，但附带种种苛刻条件，其中一条规定中国军队不得在天津城周围二十里以内驻扎。为适应帝国主义的规定，袁世凯将保定新军三千人，改编为巡警，派驻天津，组成天津南北段巡警局。其中著名的头目就是赵秉钧和杨以德，他们“广购眼线，多派探访”，极力破坏反清的秘密组织，屠杀无辜，得到清政府的赏识⁽¹⁸⁾。这两人在民国以后仍盘踞警务部门，成为袁世凯手下的得力鹰犬。1905年清廷成立巡警部，以徐世昌为尚书，毓朗、赵秉钧为左右侍郎，制订了各种警务章程，普遍设立警务学堂。在各省中，直隶、四川、江苏、云南等省办警务成效“显著”。江苏巡抚陈夔龙在1907年的一份奏折中承认，江苏创办警政三年，“形式虽存，精神未具”，“卫民之政，转以扰民”⁽¹⁹⁾，说明了举办警务的真相。四川在岑春煊、锡良任内，委派留日学生周善培为巡警总办，因使用侦探手法强化治安，还得到了帝国主义分子的赞扬。1906年11月，巡警部改名民政部，在各省设立巡警道或警务总局，各县设立巡警教练所，加紧推行保甲和户籍措施。

清政府为争取资产阶级，于1903年9月设立商部，所有铁路矿务诸要政皆归其办理。商部的政策主要是倡导官商创办企业。该部成立后，陆续颁行了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如商会章程、铁路简明章程、钦定大清商法、公司注册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华商办理农工商业赏爵章程及改订奖励华商公司章程等。这些章程规定，允许自由发展实业，奖掖兴办工商企业，鼓励组织商会团体，等等。因此，国内工商企业一时均呈现发展的气象。以矿业为例，1904年向商部呈请办矿务的仅五宗，次年增至三十余宗。同时，商会迅速发展起来，资产阶级的组织程度有所加强。如，1903年仅上海、天津、开封、芜湖等几个城市组织了商会，1904年1月奏定商会简明章程颁布后，各城镇商会纷纷成立，次年就发展到六十多个，1908年更增至近三百个，全国重要城镇几乎都有了商会。商会对推动资产阶级的实业和政治活动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清政府推行鼓励工商业的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获得了微弱的发展，获利较多的是资产阶级上层。清政府对张謇、祝大椿、庞元济、许鼎霖、张振勋等大资本家和买办商人，给予各种特权，使他们取得了发展实业的有利条件。1904年，以张謇等倡办工商实业卓著成效，奏准赏给商部头等顾问官。张振勋为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兼督办闽广农工路矿事宜。但是，封建统治者并没有给他们政治实权，掌握商部大权的都是封建大官僚，如尚书载振，左右侍郎伍廷芳、陈璧，左右丞徐世昌、唐文治等。

为了推行“新政”，清政府需要军事、警务、政法及教育等各方面的人材，陈腐的科举制度已不能适应培养新式人材的需要。因此，改革教育成为“新政”的另一项重要内容。1901年，清政府就命令各省将省城书院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1904年1月（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又批准了张之洞等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法令形式公布并在全国推行的学制，通常称为“癸卯学制”。清末民初的学校教育制度，主要都以此为依据。这个学制把普通教育分为初等、中等、高等三段，如蒙养院四年不计在内，修业期限还长达二十五年。与普通教育并行的还有专业教育，包括师范学堂及各种实业学堂，在学制上自成系统。

在兴办学堂的同时，清政府也开始大批派遣留学生赴欧美及日本各国，留学生人数急剧增加。其中以赴日本者为最多，1901年二百八十人，至1905年已达八千人。次年更增至二万三千。其后因学生风潮迭起，数目略减，但在这一年底日本政府公布的数字尚有一万七千八百六十余人。这些学生当中，习速成者居百分之六十，习普通者百分之三十，中途退学辗转无成者居百分之五六，入高等专门学堂者百分之三四，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而已。他们或为官费，或为自费，以前者为多。

当时科举考试已经改八股为策论（1901年），但尚未宣布废除。由于科举是利禄所在，人们仍然趋之若鹜，因此学校的发展遇到很大阻力。1905年9月，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以兴学校。清政府诏准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及各省岁考一律停止，一切士子皆由学堂出身。至此，延续一千余年的科举制度，遂告废除。同年12月设立学部，管理全国学堂事务。

清政府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发展学堂，另一方面又接连颁布了《约束游学生章程》、《学堂管理通则》、《钦定教育宗旨》等，企图把学生束缚在对封建统治有利的范围内。《奏定学堂章程》明文规定：“立学宗旨，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沦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材，慎防流弊之意。”这充分暴露出清政府兴学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巩固其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但是科举的废除和学校的迅速发展在客观上有利于资产阶级新文化的传播。据学部奏报教育图表：至1907年全国各类学校共三万七千八百余所，在校学生一百零二万四千九百余人，教员六万三千五百五十六人，职员五万九千三百五十九人；次年学校激增至四万七千九百余所，学生达一百三十万零七百余人。这些学生和留学生以及教职员的大多数是与封建士大夫大不相同的新型知识分子。其人数的迅速增长，大大加强了新型知识阶层的政治力量。

从1901年到1905年，清政府推行的新政措施，虽然含有缓和民族矛盾和整顿自强的意思，但不过是巩固其专制统治的权宜之计。而且，有些措施根本就未认真实行。如裁汰官缺，裁革冗吏，“多以人言或格或缓”⁽²⁰⁾。该淘汰的旧衙门不仅没有裁撤，新的机构又不断出现，叠床架屋的现象，比以往更加严重。如军机处和督办政务处并存，兵部和练兵处并存，户部和财政处并存，礼部和学务处并存，京师步军统领衙门和工巡局并存等等。统治阶级内部也有人承认：“今官署公所日苦重迭，必致旧者安于废弛，新者亦多观望。”⁽²¹⁾1905年，在颁布废除科举制度后，军机大臣鹿传霖竟支持一些士大夫在京师倡议修复贡院，引起列强对清廷实行新政的诚意表示怀疑⁽²²⁾。这年7月的一份上谕也承认，“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但“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²³⁾。

清政府推行“新政”并没有达到它预期的目的。由于办“新政”而增加的负担，引起了广大人民的不满和斗争；由于办“新政”，也就必然加强了带资本主义性质的新生力量；由于办“新政”的目的和这种新生力量的发展要求截然相反，从而引起了新旧势力之间以及旧势力对新势力不同态度的派系之间的种种纷争。这样就不仅加剧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而且也使统治阶级中各种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进一步激化。

二　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崛起" class="reference-link">二　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崛起

在清末十年中，直隶总督袁世凯是推行“新政”最得力的人物。许多“新政”措施，往往先从直隶试办，然后再制定章程推广各省。如编练新军，创办巡警，开办学堂等，都是这样。而袁世凯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极力扩张自己的势力，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庞大的北洋军阀集团。

袁世凯（1859—1916），字慰廷，河南省项城县人，出身于大官僚世家，他的叔祖袁甲三（1806—1863）以在安徽办团练镇压捻军起家，曾任漕运总督。其嗣父袁保庆在袁甲三军中带兵立“功”，官至江南盐巡道。袁世凯年青时嗜酒，好骑马，不喜欢读书。1876年、1879年，他两次乡试落第，就把诗文付之一炬，自诩“大丈夫当效命疆埸，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²⁴⁾。1881年，他带领其家旧部数十人，前往登州，投靠其嗣父袁保庆的结拜兄弟、淮军统领吴长庆，受到不次之擢，充当庆军营务处会办。以后又随同赴朝鲜，在“甲申政变”中，因能随机应变，受到当时直隶总督李鸿章的赏识，被推荐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务。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身居交涉的关键岗位，却避祸回国。战后，他投靠西太后的宠臣荣禄⁽²⁵⁾，继胡燏芬之后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即“新建陆军”）。这支军队共七千余人，按照德国陆军的建制编成步兵五营，炮兵一营，骑兵一营，工兵一营，另外还有一支后勤部队。全军一律使用近代枪炮，装备精良，并延聘德国军官十余人担任教官，练德国操。各级军官大部分出身于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袁世凯在军制方面的改革，揭开了清末陆军近代化的序幕，同时也奠定了他一生反动事业的基础。接着，在戊戌政变中，他以出卖维新派而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在山东，又以镇压义和团和参与“东南互保”博得了帝国主义者的青睐；并在血洗义和团的过程中，将山东防练各军改编了二十营，共九千余人，名武卫右军先锋队。加上他原有的武卫右军一万人，总计一万九千余人，成为华北平原上最重要的一股武装力量。清政府流亡西安期间，他最早解送京饷十万两银子，向西太后效忠。在清政府筹划庚子赔款的时候，各省苦于无款可筹，有十一省督抚联名上奏，拟请在摊派数中裁减三成，唯独这个山东巡抚不仅能筹足赔款，还在加征烟酒各税中提取练兵经费，因此最得清廷的赏识。李鸿章又在遗折中附片奏闻：“环顾宇内人材，无出袁世凯右者。”所以，李鸿章一死，袁世凯就继承其衣钵，于1901年11月7日署理清政府中最显赫的职务之一——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2年6月8日实授）。自此以后，他先后兼任督办政务处大臣，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会议修订商约大臣，练兵处会办大臣，办理京旗练兵事务大臣，督办津镇路、京汉路大臣以及督办电报事务大臣等要职，成为清末权倾一时的重臣。

袁世凯最重要的政治资本是北洋六镇新军。在他升任直隶总督后，与铁良一起挑选八旗兵丁三千人，另派王英楷、王士珍在正定一带招募壮丁六千人，并改编保阳练军和裁汰淮军归并成步队、炮队等十六营，马队一标，先后成立京旗常备军和北洋常备军第一、二两镇。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袁世凯以“保卫疆畿”为名，奏请扩充新军三万。先募一万，成立了第三镇。以后又以武卫右军为基础，先后并入由江南调防来的自强军和扩大武卫右军先锋队，新编成第四、五两镇常备军。到1905年春，清政府统一陆军番号，袁世凯控制的北洋常备军也改称为陆军：即京旗常备军编为陆军第一镇，驻京北仰山洼；北洋常备军第一镇改称陆军第二镇，驻迁安；北洋常备军第二镇改称陆军第四镇，驻马厂；北洋常备军第三镇仍称陆军第三镇，驻保定；新编的第四镇改称陆军第六镇，驻南苑；新编的第五镇仍称陆军第五镇，驻山东济南、潍县。到此，这支拥有全国最精良装备的六镇新军正式编成，共约七万余人。

在编练新军的过程中，袁世凯还创办了一批新式陆军学堂，把培训军官的权力紧紧地抓在自己手中。1902年6月在保定开办“行营将弁学堂”，抽调直隶省淮、练各军营哨官弁为学员，进行训练。同时，山东、河南、山西等省也选送官弁来堂肄业。次年10月，又创办“北洋武备速成学堂”，后来这所学堂由练兵处接办，每年招收各省陆军小学堂毕业生六百名，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一所陆军学堂。此外，1903年至1906年间，还先后开办了保定陆军小学堂、姚村陆军小学堂、陆军军医学堂、陆军马医学堂、陆军军械学堂、陆军经理学堂、陆军师范学堂、宪兵学堂、北洋讲武堂以及著名的保定军官学堂等。通过这些学堂，袁世凯培养了一大批沾染北洋派系观念的中下级军官，作为他建军的骨干力量。

北洋六镇中除第一镇是旗兵，袁世凯不能完全控制，其余五镇都是由袁世凯一手培植起来的武装。它的重要骨干，大都是他在小站练兵时的亲信和追随者。如第一镇统制何宗莲，第二镇统制先后为王英楷、张怀芝，第三镇统制先后为段祺瑞、曹锟，第四镇统制吴凤岭，第五镇统制先后为吴长纯、张永成，第六镇统制先后为王士珍、赵国贤、段祺瑞。六镇新军虽都用洋枪，练洋操，并抄袭西方的营制，但内部组织在很多方面都沿袭了李鸿章淮军的旧传统，固守“兵为将有”的旧习。北洋集团自成一个封建的派系。其中武人有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勋、张怀芝、段芝贵、陆建章、田中玉、姜桂题、孟恩远、王占元、雷震春等；文人有徐世昌、唐绍仪、杨士琦、赵秉钧、张镇芳、孙宝琦、朱家宝、胡惟德、梁士诒等。这些人物在清廷灭亡以后，又是民国时期的军阀头目和官僚政客，他们篡夺政权长达十六年之久。

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崛起，与帝国主义的支持分不开，特别与英、德、日、美等国的态度密切相关。在义和团运动中，由于袁世凯着力保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开始受到洋人的重视。美国人在1902年初就称许说：袁是未经科举而跻入高位的“最有才干的政治家之一”⁽²⁶⁾。继李鸿章之后，列强都把目光集中到这个拥有实力的野心家身上。英国驻华使节萨道义（E．M．Satow）、朱尔典（J．N．Jordan），德使穆默（Freiherr Mumm Von Schwartzenstein）等人，都与他过从甚密。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曾透露：“袁世凯与我们的关系，比过去几年中任何官员还要密切，我们采用了骚乱（指义和团运动）前未有的办法进行磋商。”⁽²⁷⁾自镇压义和团以后，日本与英国结成联盟，在列强中逐渐取得侵华优势，它也企盼袁世凯做其利益的赞助者。因此，往北洋地区派出大批顾问、教习，支持袁世凯的“新政”。如1904年，在直隶一省的日本顾问、教习有八十五人，1908年增至一百七十五人⁽²⁸⁾。在北洋军中，日本的军事顾问和教习占有重要地位。如立花小一郎、坂西利八郎、寺西秀武等，都先后在北洋督练公所和北洋各学堂任过顾问或教官，控制了参谋和训练大权。

北洋系的另一个重要后台是庆亲王奕劻。奕劻（1838—1917），是清朝获得世袭罔替封号的少数亲王之一，享有特殊的恩宠。他从1884年（光绪十年）起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前后达二十年之久。辛丑和约后，外务部成立，他是管部大臣，1903年3月又入值军机处，继荣禄以后成为最有实权的领班军机大臣。在这期间，他还身兼督办政务处大臣，督办练兵处大臣，督办路矿大臣等要职。奕劻的昏庸和贪婪是中外闻名的，公开接受内外官员的贿赂。行贿者只要用红纸封装上银票，当面呈交给他，并说：“请王爷备赏。”奕劻接阅后则说：“您还要费心。”说毕塞进坐垫下，一场交易就算成功⁽²⁹⁾。而他却自诩为“澹如斋主人”，意思是说他为人澹泊如水；又取名“乐有余堂”，说是“留有余不尽之财以遗百姓”⁽³⁰⁾。袁世凯正是利用他爱财如命这一点，极力向他行贿，并和他结成一伙，把持朝政。在推行新政的名义下，袁世凯无论是扩大军事实力，还是夺取路矿和财政权力，都得到了奕劻的支持和默许。对一切重大问题，奕劻总是“无可无不可，一听命于北洋而已”⁽³¹⁾。梁鼎芬在弹劾奕劻袁世凯的奏折上说，当今朝廷“皆袁世凯言之，奕劻行之”⁽³²⁾，这话说得并不过分。

袁世凯在办“新政”过程中，不仅扩大军事实力，而且极力插手路矿、通商事务，以便获得扩大军力所需要的财源。这使他与另一个买办官僚盛宣怀之间发生日益严重的权力之争。盛宣怀（1844—1916），江苏武进人，与袁世凯一样，都以投靠李鸿章起家。1886年，他在山东登莱青道任内，主持李鸿章淮军的粮饷供应，靠经办李鸿章的洋务企业而发迹，控制了全国最大的近代企业招商局和电报局，并在以后发展成为拥有轮船、矿业、棉纺等庞大企业体系的盛氏官僚资本集团。1896年，他任铁路总公司督办后，不惜出卖权益，一手经办了大量的铁路借款。在矿务上，他主张“以开为守”，于1902年10月，成立上海勘矿总公司，独揽各省矿藏普查，以备日后招徕华洋商人进行开发。

袁世凯早就对盛宣怀独揽路矿财源表示不满。他任直隶总督后不久，首先接管了关内外铁路，并兼任督办大臣。1902年底，他借口招商局和电报局附属北洋，首先夺取了招商局，次年1月，又以电务督办大臣的名义，接管了电报局，派杨士琦为帮办电政大臣兼招商局总办，使盛宣怀顿时失掉了两大企业的控制权。盛宣怀的失败，与英国的反对有直接关系。英国中英银公司总办濮兰德与盛宣怀打过多次交道。他认为：“盛是公开的亲比派（也就是亲俄法派——引者），是反英的。”据他的观察，盛宣怀“唯一有力的支持者是王文韶”⁽³³⁾。显然，在袁、盛的斗争中，还包含两个对立的帝国主义集团俄法与英德的矛盾。1903年商部成立时，铁路和矿务统归商部经办。这个部的尚书载振是奕劻的儿子，侍郎胡燏芬、伍廷芳，陈璧等，都与袁世凯有密切关系。濮兰德听到成立商部的消息后很高兴，认为“这将把盛宣怀和他的同伙，排斥于该部之外”⁽³⁴⁾。事实也是这样，原督办路矿大臣王文韶、瞿鸿禨，铁路总公司总办盛宣怀，都没有参与商部事务。英国对袁世凯的支持，是他在这场权力斗争中取胜的重要因素。1905年11月，清政府再派袁的亲信唐绍仪接办沪宁路，使盛宣怀的铁路总公司完全成了空架子，不得不奏请辞职。不久，盛宣怀又自动奏请撤销上海勘矿总公司，到此，盛的势力进一步受到了削弱。

1906年11月，清政府设立邮传部，总管铁路航运等，唐绍仪、胡燏芬为左右侍郎，掌握“部中枢要”的就是梁士诒。梁士诒总办交通借款各事宜，又经手创办交通银行，把轮、路、电、邮四政从金融上控制起来。民国以后他能自成一交通系，实发轫于此。同时，袁世凯还派周学熙创办滦州煤矿公司，官督商办，共集资本银约三百万两。至1912年滦州矿与英国商人控制的开平煤矿合并，组成开滦矿务总局，由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任董事长，成为中国著名的煤矿之一。此外，袁世凯派毛庆藩创办户部银行（后改名大清银行，民国后改称中国银行），派周学熙、王锡彤、孙多森等人创办了启新洋灰公司、银元局、铜元局、北京自来水公司等。这些企业无论是官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大都依靠官府特权，垄断原料和销售市场，取得高额利润。

总之，在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过程中，袁世凯北洋集团得以形成并迅速扩张，不仅在军事、外交、路矿、财政、教育各方面拥有巨大的权势，而且控制了直隶、山东、河南、苏北等一大片地盘，连京师也在他的势力笼罩之下。袁世凯北洋集团成为清末统治阶层中实力最为雄厚的一个军事政治集团。

三　“预备立宪”的酝酿" class="reference-link">三　“预备立宪”的酝酿

清政府实行的“新政”是欺骗性的。黄遵宪批评清廷时说：“其所用之人，所治之事，所搜刮之款，所娱乐之具，所敷衍之策，比前又甚焉，辗转迁延，卒归于绝望。然后乃知，变法之诏，第为辟祸全生，徒以媚外人而骗吾民也。”⁽³⁵⁾梁启超表示了更大的失望，他说：“外国侵压之祸又如此其亟，国内种种社会又如此其腐败，静言思之，觉中国万无不亡之理，每一读新闻纸，则厌世之念，自不觉油然而生。”⁽³⁶⁾资产阶级改良派看出“新政”只是统治集团的弥缝之计，不能挽救严重的危机。他们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认为“专制政体之不能存于今世界”是“理势所必至”⁽³⁷⁾；“二十世纪之中国必改而为立宪政体”⁽³⁸⁾；“政体不更，宪法不立，而武备、实业终莫能兴”⁽³⁹⁾。这种议论，从1902年就开始出现，不但有梁启超等人在《新民丛报》等报刊上鼓吹，而且还有人上书提出要求。比如美洲华侨叶恩，1902年曾向清政府的赴英特使载振上书，提出设议院、定宪法的要求。同年，侍讲学士朱福洗曾上书朝廷，也提出立宪的建议。

因为以要求立宪为主要政治目标，所以此后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被称为立宪派。

这种立宪要求真正形成一种全国性的运动，是从1904年开始的。这一年在中国的领土上爆发了日本同俄国为争夺中国的领土和财富而进行的战争。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把东三省的土地人民任凭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屠杀蹂躏，宣布严守“局外中立”。这种耻辱给人民以很大的刺激，而战争的进程和结局更给资产阶级和士大夫以极大的震动。俄国是个非常凶横的军事帝国主义国家，曾给中国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而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朝反动统治集团却因畏惧而长期屈膝投靠于它。可是在这次战争中，它被小小的日本打得惨败。这一事实成了一种启示。立宪派便利用这一事实大力宣扬：日本不过“蕞尔岛国”，它所以能战胜俄国，是因为它实行了君主立宪制度；而一向被视为强大的俄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仍然是君主专制国家。立宪派因而断言，立宪则强胜，专制则败亡。这成了他们要求立宪的最根本的理由。《中外日报》发表文章说：“鉴于日本之胜而知黄种之可以兴……鉴于俄国之败而知专制之不可恃，数千年相沿之习庶几可捐。此二者之观念入人至深，感人至捷，数年之间必有大波轩然而起，虽政府竭力阻之，吾知其不能也。”⁽⁴⁰⁾《大公报》也载文宣称，立宪问题“其机已动，其端已见，其潮流已隐隐然而欲涌出”⁽⁴¹⁾。

立宪运动开始兴起了。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加强舆论的鼓吹，这年，有两家重要的立宪派报刊在上海出版，一个是《时报》，是梁启超协助狄楚青创办的；一个是《东方杂志》，是由出版业资本家、商务印书馆经理夏瑞芳创办的。夏也是立宪派，后来加入预备立宪公会。这两家报刊成了立宪派的重要舆论阵地。《东方杂志》除了本身发表鼓吹立宪的言论外，还经常汇登其他报刊，如《时报》、《中外日报》、《南方报》、《大公报》等宣传宪政的文章。当时立宪派控制的报刊几乎都以鼓吹立宪为中心。要求立宪的呼声遍于国中。《时报》评论说：“通国上下望立宪政体之成立，已有万流奔逐，不趋于海不止之势；失此不图，则泛滥为患，祸且甚于古昔之洪水也夫！一转移间利害若此，谋国是者，奈何不起而为之所也。”⁽⁴²⁾生动地反映了当时舆论的趋向。

立宪派一面大力制造舆论，一面展开实际活动。最著名的国内立宪派领袖张謇，在这年5月亲自出面劝促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魏光焘，要他们上折奏请立宪，并替他们草拟折稿。但一向以圆滑稳重著称的张之洞，要他探询当时最有权势的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意向。于是，张謇写信给袁世凯说：“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⁴³⁾劝他效法日本伊藤、板垣等人，促成立宪，以救危局。但当时袁世凯还没有看准风向，回信答称：“尚须缓以竢时。”⁽⁴⁴⁾是年7月，张謇与赵凤昌合刻《日本宪法》送达朝廷；9月，又刊印《日本宪法义解》、《议会史》等书，送给满族权贵铁良等。

在日本的梁启超，自从1903年游美归来，完全放弃了他的所谓“革命”、“破坏”之说。他和其他立宪派一样，感受到日俄战争的震动，认为“此次战役，为专制国与自由国优劣之试验场。其刺激于顽固之眼帘者，未始不有力也”⁽⁴⁵⁾。因而更集中致力于立宪的鼓吹。1904年，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好几篇讨论俄国立宪问题的文章。1905年，国内政界某些官员开始注意立宪问题。这时，梁启超极力加以联络，先后“为若辈代草考察宪政、奏请立宪，并赦免党人、请定国是一类的奏折，逾二十余万言”⁽⁴⁶⁾。这年夏天，侍讲学士朱福洗曾连次上书清政府，要求早决大计，宣布立宪。

立宪派急切要求立宪，同革命运动的发展有重要的关系。他们不相信革命能够成功，以为革命会遭致无休止的破坏和动乱，那就不但争不到新的利益，连现有的利益也难保住了。所以他们不赞成革命，反对革命。并认为，只要实行立宪，革命自然可以消灭于无形。在反对革命这一点上，立宪派同统治集团有一致性，所以他们奔走呼号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1904年春，驻外使臣孙宝琦等上折奏请立宪。这一举动受到立宪派的普遍赞誉，许多报纸专门发了社评。至1905年，官吏奏请立宪的便渐渐多起来。重要督臣张之洞、周馥、岑春煊都曾以立宪的建议奏闻朝廷。一年前还持观望态度的袁世凯，这时奏请朝廷派亲贵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以为实行立宪的准备。朝廷居然采纳了他的意见。因为这时连满族亲贵中也有一部分人倾向于做些较大的改革，来挽救内外危机。西太后本来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思想，她最关心的是紧紧掌握最高的权力。而她周围的一些较倾向于变革的大臣，都以日本为例说服西太后：立宪不但不会削弱君权，而且可保“君权永固”。立宪派虽然渴望通过立宪分享政权，但起初也着重于立宪有利于皇室的一面加以鼓吹。因为这个缘故，一向顽固的西太后，这时为了维护已经动摇的中央大权，为了对付革命运动，觉得不妨再作一次改革的尝试。

1905年7月16日诏命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27日又加派商部右丞绍英随同出洋考察。9月24日，五大臣启程，在火车站遇炸，载泽、绍英受伤，未能成行。革命党人吴樾则以身殉。嗣后，朝廷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随同载泽、端方、戴鸿慈出洋考察，迟至12月2日才得以成行。

立宪派对派遣五大臣出洋一举，感到非常振奋，以为这是“朝廷以实心变法之意宣布天下”⁽⁴⁷⁾。其实这时清政府仍未定下准备立宪的决心，只不过是做一个改革的姿态。然而由于总的内外形势所决定，清政府既已迈出了这第一步，它也很难半途停止或翻然改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