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 class="reference-link">第二节　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

在二十世纪最初的几年，农民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是暂时处于低潮的阶段。但是，由于引起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社会矛盾并没有缓和，在某些方面反而更加激化，所以整个社会仍然动荡不安。这一时期，广大农民的自发斗争之所以广泛、激烈，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勒索赔款和清政府推行“新政”，征收苛捐杂税而直接引起的。

义和团运动后，帝国主义列强通过《辛丑条约》向中国勒索了四亿五千万两银子的赔款，这笔赔款分三十九年付清，本息银总计九亿八千二百二十三万余两。从1902年起，平均每年要交赔款二千余万两。当时清政府的全年财政收入，包括地丁、盐课、关税等，总计才八千余万两，赔款竟占四分之一。这笔赔款当时一般称为大赔款。大赔款之外，还有各州县地方官和传教士议定的地方赔款。这种由地方自筹的赔款，据估计至少有两千万两。为了筹集这笔巨额赔款，清政府每年要向各省摊派二千三百万两。自1901年8月起，户部为筹划各省应摊的赔款，指令各省推广粮捐、房捐，盐斤加价，重征茶糖烟酒各税。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反赔款和反教会压迫便结合在一起，成为农民群众爆发反帝斗争最经常的原因和直接的导火线。

与此同时，各省奉命举办“新政”，清政府允许地方自行筹款，这样，对外赔款和新政费用，便都以捐税的名目直接或间接转嫁到广大人民身上。如山西省，从1902年起除钱粮附加而外，又增加货厘、斗银、畜税、牙税、盐税、油酒缸税、煤厘等十余种，以致物价上涨一倍多，大批手工业者破产。直隶省专门设立了筹款局，开办印花税、渔船捐、硝捐、妓捐、车捐等。从1903年起加征烟酒税和长芦盐引加价，只此两项每年即搜刮银一百五十万两。又多次提高田赋附加。如定县每亩地附加税增长指数1899年为100，至1903年增至137.78，至1907年竟达355.59。各州县田赋附加额的增长情况虽然不完全一样，但相差无几。因此，“民间负担之重，输纳之艰，日以加甚”。湖南省由于筹集赔款和办“新政”，一再增添新税，加重旧捐。如田赋，额外规定每正银一两加耗羡一钱，但不少州县层层加码，有的征至三四钱。从1901年起，盐每斤加价四文。田房契税每银一两加收二分，以后逐年增加，到1909年增至四倍。此外，又创办了铺捐、粮捐、落地税、销场税。名目繁多，不可缕述。

由于各省巧立名目而征收的苛捐杂税迅速增加，再加上各级官吏差役借机勒索敲诈，一些地区竟形成“一两之税，非五六两不能完”的局面⁽⁴⁸⁾。更加甚者，农民“一身而七八捐”，商民“一物而经六七税”；因此农民“弃田潜逃”，商民闭门歇业⁽⁴⁹⁾。1904年清政府不得不公开承认：“近年以来，民力已极凋敝，加以各省摊派赔款，益复不支，剜肉补疮，生计日蹙。”“各省督抚因举办地方要政，又复多方筹款，几同竭泽而渔，其中官吏之抑勒，差役之骚扰，劣绅讼棍之播弄，皆在所不免。”⁽⁵⁰⁾

由此可见，这个时期清政府的税收制度已极端混乱，税种和税率都没有统一的规定，各级地方官吏横征暴敛，恣意掠夺，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危及了人民最低的生活水平。人民群众无法生活下去，不得不起来反抗，许多地区出现了“一有首倡发难之人，即成星火燎原之势”的局面。

一　反赔款、反教会压迫" class="reference-link">一　反赔款、反教会压迫

反抗教会压迫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农民反帝斗争的重要形式。

帝国主义列强借《辛丑条约》规定：永远禁止中国人民进行反帝斗争。清政府秉承列强的旨意，也多次颁发“严禁仇教灭洋”的上谕。但是，由于产生反帝斗争的社会条件，即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压迫仍然普遍存在，所以不管是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还是清政府的三令五申，都不能消弭人民的反抗。事实上，就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中国人民针对摊派赔款和传教士的不法活动，于1902年就掀起了一连串的反抗斗争，给帝国主义教会侵略势力和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以有力的打击，表现出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这个时期的反教会压迫斗争与义和团运动以前比较，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各地群众不仅把反对教会压迫和抗捐抗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由于清政府的血腥镇压，往往发展成为武装起义。有些地方更公开提出“扫清灭洋”、“灭清、剿洋、兴汉”一类的战斗口号。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次就是直隶省广宗县景廷宾领导的起义。

直隶省惨遭八国联军蹂躏，人民的苦难特别深重。1902年，全省除摊派大赔款银八十万两外，还缴纳上百万两的地方赔款。广宗县知县和法国传教士议定广宗地方赔款为京钱两万串，折合纹银万余两，强迫各村农户按地亩摊派，知县又乘机额外多收，从中渔利，每亩地要缴纳“赔款捐”京钱四十文。这种做法不仅使广大贫苦农民极为愤慨，就是中小地主也怨声载道。广宗一带各村庄本来有联庄会的组织。东召村联庄会首领景廷宾遂传帖聚众，联络各村联庄会，首先倡议抗捐，声明“中国人不拿洋差”。景廷宾（1861—1902），是一个有百余亩土地的小地主，武举人，为人慷慨好义，喜打抱不平。他的抗捐号召获得了广大人民的拥护。邻近各县如邢台、钜鹿、南宫、内丘、平乡的人民，纷纷响应。直隶总督袁世凯闻讯，立即命令大名镇总兵何永盛与正定镇总兵董履高统率练军前往广宗县镇压。3月3日清军攻占东召村。景廷宾率领群众转移到钜鹿县厦头寺，竖起“官逼民反”、“扫清灭洋”的大旗，自号“龙团大元帅”，宣告起义。自从清政府依靠帝国主义绞杀义和团运动后，中国人民对清政府卖国残民的狰狞面目有了进一步认识。东召村被血洗之后，那一带地方的人民对清政府的仇恨倍增。这就促使景廷宾提出“扫清灭洋”的战斗口号。正是在这个客观上是反帝反封建的口号鼓舞下，义军迅速扩大，“一唱百应，不期而至者约三、四万人”⁽⁵¹⁾。基本群众是广宗及其附近一带的农民，也有不少义和团加入，起义军攻占威县张家庄教堂，杀死法国神父罗泽溥以泄愤，随后即转移到广宗件只村一带。

广宗数万农民揭竿而起，使中外反动派十分恐慌。帝国主义列强认为这是义和团重起。西太后命令袁世凯设法尽快扑灭起义。袁世凯一面宣布将广宗及其附近各县“所摊捐款豁免”，企图借此使所谓“安分之良民不至附从”，以瓦解起义队伍⁽⁵²⁾。一面又把所谓“疏防”的文武官吏分别参奏革职，改派自己的心腹段祺瑞、倪嗣冲指挥新编成的北洋军（当时称新练军）马步炮兵二千多人，由保定南下。同时从山东调集武卫右军先锋队数营，由马龙标统率从德州、济宁一线西进。两股清军大张旗鼓地合围广宗。各村庄农民沿村筑垒，英勇抵抗。5月初，清军围攻件只村，起义军使用刀矛土炮和持有快枪利炮的清军展开激烈搏战，遭到重大伤亡。景廷宾见势不敌，遂率领一部分人冲出重围，清军乘机焚烧抢掠，惨杀村民数百人，附近村庄俱遭劫难。景廷宾逃至成安县，秘密聚集力量，准备继续斗争，但不幸于7月被清军捕杀，余众四散，起义终于失败。

与广宗起义的同时，在直隶北部朝阳县也爆发了群众反抗教会压迫的斗争。1902年初春，朝阳县松树咀教堂无理“增索赔款”，驱逐附近村庄的老百姓，霸占田产，村民纷纷逃难。当地民团团长邓莱峰挺身而出，以“保卫乡民”为己任，在花子沟地方聚集难民万余人。花子沟群山环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沟内有百余村落。邓莱峰捉拿天主教徒二人为人质，提出“教堂退还地契，不取赎银，并退出平民房屋，始可了事”。但是，地方官认为这是“百姓聚众抗官”，并禀报直隶总督袁世凯。1902年10月，袁命令直隶提督马玉昆率兵前往镇压。群众沿沟“设卡二百余座”，节节抵抗⁽⁵³⁾。11月初，清军攻占邓莱峰驻守的卧佛沟，村民逃散。邓莱峰避往义州，不久被捕，惨遭杀害。

河南省摊派的大赔款是每年九十万两银子，加上“不肖州县挨户摊派，甚或侵蚀入己，而劣绅胥吏，需索中饱”，广大人民负担之沉重，就可以想见了。因此，群众性的抗摊派赔款的斗争时有发生。1902年3月，泌阳县农民首先掀起了风潮，并很快波及唐县、桐柏等地。南阳天主教主教安西满（法国人）向泌阳县勒索了一万一千元的“地方赔款”。当地知县百般搜刮，至1902年初已交大半，只欠二千元。安西满催逼不已，知县以“拖延赔款”被撤职。继任知县为博取安西满欢心，一到泌阳就召集四乡“诸绅至署，勒限催收”，并威胁说：“逾期不交，即当下狱。”因而激起四乡绅民的义愤。泌阳一带本来有“大刀会”活动，高店等地农民便与“大刀会”结合，成立“齐心会”，公开抗交摊派赔款，聚众痛殴下乡催交摊款的差役。知县前往弹压，肩舆被群众打碎，狼狈逃回县城。愤怒的群众二千多人在张云卿的率领下，乘势攻泌阳城，将西关教堂夷为平地，又攻打桐柏县乌金沟和唐县乔庄等地教堂，痛击教会侵略势力。当时社会上不少人对泌阳人民抱同情态度，上海《中外日报》的社论说：“泌阳之乱，非泌民之有意仇教也，非泌民之有意抗官也。实由教士自取之祸，地方官与疆臣自酿之患也。”⁽⁵⁴⁾5月间，河南巡抚锡良派南阳镇总兵率领清军至高店镇压。乡民英勇抗击清军，终因寡不敌众失败。清政府又向教堂赔款二万六千两，以屈辱的条件了结“泌阳教案”。

当北方各省反抗怒潮汹涌的时候，南方各省反抗教会压迫的斗争也日趋激烈。

1902年，浙江桐庐县农民自立乡团，抵抗当地教堂压迫。当地方官派兵镇压时，农民聚众二千余人，奋起反抗。宁海县焚毁天主教堂两处，影响及于奉化、象山、嵊县各地。广东南雄群众杀死天主教教士。同年9月，湖南邵阳爆发了贺金声领导的反教会斗争。贺金声在邵阳蛇林桥竖起“大汉佑民灭洋军”旗帜，发布《奉劝各国揭帖》，指出：“各国迫我太甚，滋酿祸端太多，而教堂尤为第一大宗。”义正词严地警告传教士“将所立教堂速自收除，用快人心以固和局”。同时，以灭洋军大元帅的名义刊布告示，分遣多人前往衡州、郴州、永州各地招兵。各地哥老会群众纷纷前来投效，数日之间聚众数万人。贺金声率领群众进驻邵阳城，要求知县交出传教士；又致函湖南巡抚俞廉三，要求他支持人民的正义斗争。狡诈的俞廉三派人将贺金声诱至省城，加以杀害；以后又将灭洋军的骨干粟道生、赵学奎等投入监狱。这次反教会压迫斗争遂致失败。

四川省人民反教会压迫的斗争尤为炽烈。1902年，四川分摊大赔款二百二十万两，仅次于江苏省，居全国第二位。为筹集这笔赔款，川督奎俊下令广辟财源，增征商税和亩捐，使人民的负担空前加重。不法教民又“恃势寻衅，肆意欺凌，遇有词讼，地方官不敢持平，十九屈抑”⁽⁵⁵⁾。再加上当年全省遭受旱灾，南充等二十四州县和简州等三十七州县春粮歉收，以至米价腾贵，人民痛苦不堪。因此红灯教、顺天教便迅速发展起来，这些秘密结社继承了义和团的传统，练习“神拳”，进一步提出“灭清、剿洋、兴汉”的口号，号召群众打教堂，“杀洋人，杀贪官，抗粮抗捐”。1902年初，安岳、永川、金堂、华阳等县“均有烧毁教堂及教民房屋情事”⁽⁵⁶⁾。5月，资阳著名首领李冈中在胡家沟聚众八百余人，进攻资阳城。川督奎俊派兵前往镇压，激战竟日，李冈中不幸被杀，余众退至龙头寨附近，不久复聚千余人，于6月间捣毁天鼓桥教堂。同时，资州（今资中）、安岳、仁寿、潼川、简阳等地都有拳民“灭洋仇教”，“教堂教民时有焚毁杀伤”⁽⁵⁷⁾。仁寿县拳民捣毁杨柳场、黄公场等地教堂，其首领李永洪、唐大通等率领群众，屡次打败清军。成都附近红灯教首领曾阿义和廖九妹，分别自称是罗汉和观音的化身，于7月在龙潭寺、石板滩聚众起事，大败清军于清江镇，并乘胜攻占金堂县苏家湾教堂，杀教士、教民数百。嗣后，红灯教声势大振，上万人在成都近郊活动，甚至持械潜入城内，袭击督署。地方官吏惊恐万状，在督署架巨炮，如临大敌。同时，彭山、眉山、射洪、新都、灌县、温江各县都发生群众打教堂、抗官军的事件。

8月间，清政府见事态严重，撤换了奎俊，改派岑春煊督川。岑一面派兵屠杀拳民，命令各州县办保甲团练，推行残酷的连坐法；一面暂时停止征收一部分苛捐杂税，以争取民心。至1902年底，各州县拳民先后被镇压下去。但是红灯教仍然秘密活动，在此后数年间，于邛州、嘉定、隆昌、富顺、彭县、犍为等地不时起事。直到1911年夏四川保路同志军起义，红灯教纷纷响应，有的加入同志军，汇入革命的洪流中。

1903年各地群众仍不断掀起反教会斗争。浙江桐庐一带“白布会”“仇教灭洋”⁽⁵⁸⁾，推濮振声为首，于桐庐、建德交界地方起事。富阳、龙游等地白布会准备响应。但濮振声不幸被捕，被关押在仁和监狱，部众瓦解。1905年初，革命党人陶成章、魏兰从事联络会党，曾至监狱访濮，“相谈颇洽”⁽⁵⁹⁾。宁海县附生王锡彤，为台州会党——“伏虎会”首领，曾率领北乡农民千余人，攻入县城，将天主教堂焚毁。直隶玉田县农民聚众抗官，“旗上大书扫清灭洋保真主”⁽⁶⁰⁾。江西新喻和清江会党号召群众拆教堂，官吏派兵镇压，会党“愈聚愈众，势不可遏”⁽⁶¹⁾。

次年6月，在会党的鼓动下，江西新昌县棠浦地方教堂被拆毁。8月高安县金塘、塘头两处教堂又被捣毁。直隶滋州、元氏、顺德一带有“在元会”活动，“以仇教灭洋为宗旨”⁽⁶²⁾。同时，湖北省利川、宜城，河南省武安、怀庆、彰德，山东省东阿，浙江省龙泉等地闹教事件纷起。1905年4月，四川巴塘藏族人民反抗教会压迫，焚毁教堂，驻藏大臣凤全率军前往镇压，群众英勇抵抗，击毙凤全及天主教司铎二人。同年7月，山西绛州因教士包庇不法教民，霸占农民产业，官吏又偏袒教民，激起民愤。农民聚众闯入绛州城，不久被清军镇压而失败。

二　抗捐抗税和武装起义" class="reference-link">二　抗捐抗税和武装起义

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的广大人民，不仅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并且也不断地给封建统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各地反抗苛捐杂税的斗争和武装起义，在这个时期发生的次数最为频繁、普遍，影响比较大的就有数十起。斗争的时间长短不一，有的旋起旋落；有的坚持数月以至一年以上。参加的群众有广大农民、工人、手工业者，许多地方的中小商人也积极投入了斗争。这种情况表明，随着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群众的自发斗争中增加了新的因素；这些新因素的发展，使群众自发斗争的涓涓细流，逐渐汇合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滚滚洪流中去。

1902年5月，江西德化县行商反对苛征厘金，聚众百余人捣毁卡局。7月，安福县爆发农民抗粮斗争。入冬，赣州商人掀起砸厘卡的风潮。

安徽省从1902年起加征酒捐、米捐、房捐和肉捐。全境人情汹汹，怨声载道。芜湖、铜陵大通镇等地接连发生商人抗捐罢市。

同年，福建开办新捐税，有粮捐、酒捐、赌捐等十余种，一些地方还让商人设局承包，层层盘剥，激起人民的普遍反抗。海澄县群众数千人闯进县城，要求免捐，不得允许，即将县署捣毁。同安县土药捐局派巡勇骚扰地方，苛抽膏捐，群众忍无可忍，遂捣毁捐局。漳州砖瓦窑业商人和手工业者聚集数千人，反抗砖瓦捐。仙游县设局抽捐，激起商人罢市。知县王某威胁说：“如不交捐，将罚款一倍。”群众义愤填膺，聚集千余人将捐局和办捐官绅的房屋付之一炬。

进入1903年，随着清政府新政的普遍推行和捐税的增加，各地群众的反抗斗争也日益激烈。

这一年，河南省改地丁征银为征钱，扩大浮收至一倍多。激起黄河北岸孟、温、武陟、河内等县民变。温县一带农民本来有“大刀会”的组织。在“大刀会”的鼓动下，温县农民首先聚众要求减免浮收钱粮。3月间，孟县东乡桑坡农民闻风响应，散发揭帖，结伙闯进县城，火烧衙署。温县西乡“大刀会”也活跃起来，砸抢大地主宅院，劫富济贫。4月，河内知县苗燮至城东泰山庙催逼钱粮，极其凶横。千余农民同声奋起，砖石齐飞，痛殴苗燮，苗抱头鼠窜。农民跟踪追击，直至城下，放火焚烧城门。

云南周云祥起义，也是1903年的一件大事。这一年5月上旬，为反对法国修建滇越路，周云祥召集会党矿工数千人于个旧起义。周云祥是临安人，著名的会党首领，在个旧锡矿做工。他率领起义军击败蒙自县知县孙家祥和分统魏荣斌所率的清军，占领个旧。由于他以“拒修铁路仇洋”为召号，不仅得到广大贫苦人民的支持，“即富绅亦从而附合，甚且助械捐资”⁽⁶³⁾。因此，起义军半月之内占领临安、石屏两城，发展至万余人。同时，阿迷、河西、江川、宁州、弥勒、元江各州县会党游民纷纷响应。云贵总督丁振铎急忙调集各地清军，派按察使刘春霖统率，由省城出发前往镇压，于6月底攻陷临安、石屏。义军首领不幸被捕牺牲，起义被残酷镇压下去。

同年9月，山西省永济县爆发了反对柿酒税的斗争。永济县以产柿闻名，农民以柿酿酒，从不纳税。1903年知县强令开征柿酒税，乡民数千人涌进县城，捣毁衙署，迫使知县停止收税。

此外，在吉林伯都纳，直隶省玉田、宝坻、三河、通县、房山，山东省日照、济南等地，1903年都发生过群众抗捐或抢粮事件。

1904年，山东省济宁州、郓城县农民暴动，反对屯田升科。原来，清政府沿南北运河设立卫所，以屯田的办法养兵，守卫运河交通线。这种制度早已破坏。至清末，土地多被官吏盗卖，屯丁也变为贫苦农民。清政府为搜刮民脂民膏，公然规定屯田每亩交价五千文，按田之上下酌量增减，这就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激起民变。3月2日，济宁屯户聚众冲入城内，将衙署付之一炬，迫使知州重定屯价，每亩减至千文左右，并缓至五至七年缴纳，事才平息。4月22日，郓城屯户二千余人在任青合领导下，反对屯田交价，围攻县城，东平、范县、汶上各地屯户纷纷前来助战。后来，任青合被捕杀，屯户遭到残酷镇压。同年，山东潍县农民聚众反对烟叶捐，潍县为烟叶产地。城内设烟叶捐总局，各镇遍设分局，规定卖烟一斤缴制钱三文。税吏又借端敲诈，使烟农忍无可忍，遂将凤凰山庄和辛东社两处捐局捣毁。

这一年4月，直隶省兴隆知县李国枫强迫乡民缴学堂和巡警捐，每亩地制钱四十文。乡民恳求免捐，未得允许。4月初，群众数千人企图进城，再次提出免捐要求。知县关闭城门，巡警开枪打死乡民九人，伤六人，激起民愤。乡民闯进城内，捣毁巡警局，打开监狱，释放囚犯。后来，不幸被清军镇压下去。

11月，河南省农民掀起反对丈量土地的风潮。清政府为了增加收入，决定丈量黄河泛区垦熟荒田，按亩升科。从而引起祥符、陈留、考城等县农民的骚动。在祥符县李庆元的率领下，三四万农民包围开封，断绝交通。不久，被河南巡抚陈夔龙派兵镇压。

和北方各省农民反抗同时，南方各省的反抗斗争也普遍展开。江苏省镇江农民数千人闯进县城，要求免漕粮，占据衙署，痛殴官吏。湖北宜城农民反对军户税契，“聚众揭竿，抵抗官军”。广东省香山、潮州，福建省云霄厅等地都发生农民捣毁税卡的骚动。

南方各省由于会党往往加入反抗斗争，成为核心力量或主导力量，所以斗争比北方更为激烈、持久。1904年《东方杂志》在“时评”中说：“广西会党近已入湘赣边界，江西东平会党又窜入皖，湖北恩施教案频仍，而蠢蠢欲动者所在多有。长江会党如青帮，如红帮，到处隐伏。要而计之，扬子江流域数省，如江苏，如江西，如安徽，如湖北，如湖南，如广东，如云南，如四川，皆不能免于乱事者也。”⁽⁶⁴⁾其中尤以江西乐平反对靛捐和广西农民起义最为突出。

江西乐平是靛青的重要产地，农民多以种植靛青为业。洋靛未输入前，乐平土靛畅销省内外，获利甚厚。自洋靛输入后，土靛市场渐渐缩小，价格日跌。再加上苛捐杂税名目繁多，靛农的生活日益困难，民怨日深。1904年，乐平知县杜磷光串通劣绅以筹集学堂经费为借口，抽收靛捐，规定每售土靛二元，缴捐三文。因此激起靛农的强烈不满。东北乡会党首领夏廷义遂乘机鼓动抗捐。广大靛农积愤已久，乃决心毁学堂，“以鸣其积不能平之心”⁽⁶⁵⁾。群众捣毁学堂，表现了落后性，但他们反对清政府的横征暴敛，却是正义的。7月21日，数百群众在夏廷义率领下冲进县城，捣毁小学堂；又至保甲局，夺取该局所存洋枪四十枝。两天后，县城内聚集抗捐群众三千多人，拆毁统捐局、厘卡、教堂及教民房屋，统捐局和缉私各卡委员也遭到群众惩办。江西巡抚夏时闻讯，非常惊慌，一面将杜璘光撤职，委冯用霖接任知县，冯未到任前，仍准杜留任，“戴罪立功”；一面委饶州候补道朱子春带兵前往乐平，借“查办”之名，布置镇压抗捐人民。

8月26日，朱子春命杜璘光下乡会晤夏廷义，企图利诱夏廷义自动投案。然而，杜一出城便被抗捐群众拘留。同一天，夏廷义率领三千多人再次冲进县城，杀伤官军六十余人，其余二百多人亦作鸟兽散。朱子春化装逃跑。抗捐群众将县署烧毁，打开监狱，释放囚犯，一时控制了乐平县城。西乡、南乡的地主团练武装也卷入抗捐斗争。邻县也频传警报，大有星火燎原之势。夏时急速调派九江道瑞澂，带兵千余人，向乐平进攻。官军沿途掳掠，人民纷纷逃避，当瑞澂进入乐平城时，“居民铺户，十空其五”⁽⁶⁶⁾，凄凉惨淡，不堪言状。各乡参加抗捐的地主武装见大队清军压境，都先后退出斗争，只有夏廷义领导千余人仍在上下睦两村一带构筑防御工事，进行抵抗。但是，由于寡不敌众，于10月被清军击败。瑞澂对抗捐农民实行残酷镇压，又勒索了二万八千两银子，作为对所毁衙署，学堂和教堂的赔偿。从此乐平人民又增加了一笔新的负担。

在乐平抗捐斗争如火如荼的时候，广西农民起义也达到高潮。广西地瘠民贫，官吏滥杂而贪酷。1901年以后，捐税猛增，苛派多如牛毛，加上左右江一带连年天灾瘟疫，死亡枕藉。大批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及被裁兵勇无以为生，天地会遂活跃起来。天地会是南方各省民间的秘密结社，源远流长，在广西有二百多年的历史，曾多次发动反清起义，都被镇压下去。1902年，在广西省西南部的左右江各县又酝酿大规模的起义。上思县天地会首领谢三首先发难，各地被裁游勇纷纷聚众响应。接着，百色、凌云、田阳、田东、西林、西隆、邕宁、柳州、郁林各州县的会党游勇纷纷起义，到处燃遍了农民反抗的烽火，“大者千余为一股，小者数十为一股”，仅左右江一带就有起义队伍数十股，约五六万人。

至1904年，起义队伍在广西腹地逐渐形成两大支，以陆亚发为首的一支最为著名。

陆亚发是游勇出身，曾一度被招安，隶属于驻柳州清军统领祖绳武部下。由于同时被招安的游勇被清军杀害，又值各地民变蜂起，陆亚发遂于1904年5月发动柳州兵变，攻占衙署，劫取藩库饷银二十万两和大批枪械，转移至四十八峒。从柳州撤出后，陆亚发联合黄九姑、侯五、覃老发等，先后攻占柳城、罗城及中渡等地，转战于迁江、上林、融安、永宁各县，影响达到贵州和湖南边境。几个月里发展至万余人。曾大败广西提督丁槐率领的清军，逼进桂林省城。后来，两广总督岑春煊督率龙济光、陆荣廷各部清军，以优势兵力，经过多次激烈战斗，至1904年底才把这支队伍镇压下去，陆亚发、覃老发等先后被俘遇害。

另一支队伍以黄五肥、王和顺、关云培为首，他们以南宁附近为中心，活动于隆安、武鸣、上林、宁明、上思、宾州、扶绥等地，屡败清军。1904年春，丁槐督率清军采取“剿抚兼施”的办法，终于使起义军内部分化，被各个击破，黄五肥、关云培先后战死，其部众多被丁槐“招抚”。王和顺所部三千余人也不幸战败，退入十万大山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后来，王和顺逃往南洋，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斗争，多次潜回两广云南发动武装起义。

广西农民起义虽然被岑春煊指挥的清军镇压而失败，但是，它对清政府在广西的统治是重大的打击。1902至1904年三年之中，广西督抚数易其人。巡抚王之春因“漫无觉察”，“酿成祸患”，于1903年被撤职。广西提督苏元春以纵“匪”罪被参革，充军新疆。清政府调动广东、湖南、贵州等数省十余万兵力，耗饷三百八十余万两，历时数载，才把起义镇压下去。

在这段时期内，由于全国厘卡林立和商业捐税的猛增，城镇手工业者和商人被扰不堪，接连掀起抗捐罢市。在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南方各省，斗争尤为激烈，仅1903至1904年就发生较大规模的斗争二十余起：

1903年，广东省佛山镇、三水西南埠、清远县、新会县等地商人，相继罢市抗屠捐。广州酒商反对收酒税罢市。增城群众数千人反对猪捐，并要求开仓平粜。江苏省扬州税吏勒索太甚，商人运米，农民卖菜都不能逃过其手，因而激成商人罢市。同时淮安县商人罢市，反对抽房捐。江西省各县设立统捐局以后，遭到群众激烈反对，全境骚然。景德镇和瑞昌、新城、宜春等地群众群起捣毁捐局。南昌蔬菜商罢市，抗议征收捐税。

1904年，广东省惠阳商人反对征收房捐和兵勇骚扰，举行罢市。潮州、从化、阳山、英德等州县都发生群众反抗屠捐的斗争，阳山和英德参加抗捐的群众都多达数千人。广州税吏抽收船捐，勒索船户，激起公愤，货船、米船、渡船一律停运抗议，坚持六天。广西省梧州商人罢市，拒绝缴纳统捐。江苏省镇江菜贩、摊贩等万余人到县署示威请愿，抗议巡警局新订规章，强迫摊贩每日交捐四十文。由于巡警鸣枪杀人，群众遂将巡警局捣毁，全城商店罢市。无锡米行罢市，抗议抽收米厘充学堂经费，并将学堂和学董住宅几乎夷为平地。南京下关二千多人砸毁税局。四川省成都由于抽收厘捐，发生罢市。10月初，重庆商号皆闭门歇业，抗议厘局差役在各城门盘查商人，敲诈勒索。地方官慑于群众的威力，只得答应此后厘捐按章抽收，不许额外勒索，如有违章，准赴局控告。

1905年，抗捐罢市仍然此伏彼起。江苏省清江浦商人罢市，抗议兵勇抢劫商店，要求惩办肇事首犯。扬州酒店罢市，反对加抽酒捐。如皋县石庄镇群众反对抽学堂捐，焚毁办捐绅士住宅。泰兴县群众反对抽牙帖捐修建学堂，聚众二千多人将小学堂捣毁。盱眙旧县镇商人罢市，抗议厘卡差役勒索。上海租界货栈业罢市，抗议巡捕骚扰货场。南市商贩结队至捐局，要求减捐。安徽省潜山县向屠宰商强征巡警捐，激成罢市。广西省梧州白马卡苛征过往船税，商人罢市抗议。梧州戌圩商人罢市，反对抽学堂捐。广东省南海县皮窑圩和花县商人罢市，反对征学堂捐。福建厦门群众二千余人捣毁税关，商人罢市声援。浙江省因大量鼓铸铜元，造成铜元贬值，仁和、宁波、余杭、桐庐等地商人罢市，居民骚动。

综观上述，1902年至1905年间，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南方各省，城镇手工业者和商人的抗捐罢市此伏彼起，日趋激烈，形成反对封建压迫的一条新战线，与广大农村中的骚动和起义互相呼应。作为民主革命主力军的广大农民，在“扫清灭洋”等口号鼓舞下，仍然前仆后继，英勇奋战。然而，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农民无法克服自身的落后性。他们所提出的“扫清”，缺乏建立共和国的目标，“灭洋”则更带有笼统的排外色彩。事实证明，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群众不可能在社会政治制度方面完成革故鼎新的艰巨任务。

但是，广大农民的英勇反抗，震撼了旧秩序，暴露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显示出农民中孕育着无穷的潜力。这对于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武力推翻清政府的计划是一个有力的鼓舞。义和团运动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人还没有认识到在农民的正义斗争中蕴藏着极其深厚的革命力量。而今，他们的认识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03年，正当广西烽火连天的时刻，章炳麟在《驳康有为书》中说：“义和团初起时，惟言‘扶清灭洋’，而景廷宾之师则知‘扫清灭洋’矣！今日广西会党则知不必开衅于西人，而先以扑灭满洲、剿除官吏为能事矣。”又说：“今之广西会党，其成败虽不可知，要之继此而起者，必视广西会党而尤胜，可豫言也。”⁽⁶⁷⁾次年秋，孙中山在《中国问题的真正解决》一文中写道：“满清王朝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腐败了。”他以广西人民起义为例证进一步说：“从最近的经验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满清军队在任何战场上都不足与我们匹敌，目前爱国分子在广西的起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他们距海岸非常遥远，武装弹药的供应没有任何来源，他们得到这些物资的唯一方法乃是完全依靠于从敌人方面去俘获，即使如此，他们已经连续进行了三年的战斗，并且一再打败由全国各地调来的官军对他们的屡次的征讨，他们既然有出奇的战斗力，那么，如果给予足够的供应，谁还能说他们无法从中国消灭满清的势力呢？”⁽⁶⁸⁾

这些事实表明，农民群众自发的反抗潮流，正在把资产阶级革命派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