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抗战" class="reference-link">第二节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抗战

一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建立" class="reference-link">一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建立

长城抗战的失利和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义愤，同时也在国民党内部的一些爱国将领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他们希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著名将领冯玉祥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一直批评国民党中央的内外政策，主动设法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寻求救国道路，矢志抗日。

中原大战后，冯玉祥隐居在山西汾阳，与其旧部及两广等方面仍有联系，随时准备东山再起；同时还与中共北方组织派来的代表萧明等直接会晤，商讨中国革命有关问题。“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不断谴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依赖国联的错误方针。1931年底，冯玉祥为实现自己团结御侮的愿望，去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及至淞沪战起，冯又参加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出席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在这些会议上，他怀着满腔热忱，提出了一系列抗日救国的方案。但蒋介石、汪精卫等人顽固坚持对外妥协、对内“剿共”的误国政策，使他的愿望落空，郁抑不申，于1932年3月24日前往泰山重新隐居。

冯玉祥在泰山期间，继续加强同两广方面、冯的旧部及共产党的联系，阅读进步书籍，总结政治斗争经验，探寻抗日救国的途径。他认识到抗日反蒋必须并举，而要抗日反蒋必须集结实力，否则，将无法实现自己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由于山东的韩复榘不支持冯的抗日活动，适逢冯的旧部宋哲元出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察省地处抗日前线，又是过去西北军活动的地盘，冯于是决心在宋的掩护下开展抗日活动，于10月9日从泰山移住张家口。

1932年底至1933年初，热河及华北的局势急剧恶化，察哈尔省受到日本侵略者的严重威胁。这时冯玉祥已经与中共北方组织取得了联系，在共产党的推动下着手集合各方抗日力量，准备反抗日本对察哈尔省的进犯，进而为收复失地而斗争。中共北方组织应冯玉祥之邀，于1932年12月至1933年1月，先后派张慕陶（张金刃）、武止戈（胡之康）、吴化之（吴畸）、张存实（张振亚）、宣侠父、许权中等到张家口，负责推动和指导筹建抗日同盟军工作。为了加强抗日同盟军的组织和发动工作，中共河北省委于1933年5月成立前线工作委员会（简称前委，书记柯庆施），具体负责党在张家口地区的工作。中共北方组织还从北平、陕西等地抽调谢子长、刘仁、阎红彦等到同盟军各部开展工作。

与此同时，冯玉祥加紧军事上的准备。1933年2月，冯电召汾阳军校教育长、共产党员尹心田到张垣，面谈抗日建军事宜。尹心田回到汾阳后与副校长支应遴一起扩编了队伍，于4月末带领该校三千多师生全部开到张家口。随即扩编成师，任命支应遴为师长，拨归佟麟阁指挥，成为冯的基本队伍。3月下旬，冯又派高兴亚赴津与旧部吉鸿昌取得联系，请吉去察共图大事；吉热烈响应，表示“决心以身报国，万死不辞”⁽³²⁾，随即在天津变卖家产购置军械，于4月1日赴张家口。方振武也在冯的联络下，于5月20日率所部从山西到达张家口。此时冯的旧部高树勋、孙良诚、张凌云等也先后抵达张家口。冯还收编了一些从东北、热河退入察省的抗日部队李忠义、邓文、黄守中等部，蒙古自卫军德穆楚克栋鲁普等部，以及察哈尔地方武装张砺生部。到5月，由冯玉祥出面联络的军队已达数万之众。这些武装力量尽管政治主张不同，原来的指挥系统不同，却都一致拥护冯玉祥统率，领导他们抗日。

冯玉祥积极准备抗日活动，引起蒋介石的注意，蒋多次派人访冯，企图“劝导”和诱骗冯离开察境。从1933年1月至4月，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等曾派王法勤、黄少谷、李烈钧、黄绍竑、熊斌等人，陆续到张家口向冯游说，劝冯离察进京，均遭冯拒绝。冯对左右表示：“宁为抗战而死，也不愿离开此地。”⁽³³⁾正当冯拒绝蒋要他离开张垣之际，察哈尔形势日趋紧张。4月下旬，日军第八师团进攻南天门阵地的同时，也开始对察省重镇多伦的进攻。4月25日，日伪军从围场出发向多伦进犯，并于29日攻陷多伦。接着，日伪继续南犯，于5月24日占领沽源，察省全境行将不保。值此形势垂危之际，冯玉祥于当日在张垣主持召开有中共代表参加的各军各地代表会议，决定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推举冯玉祥为同盟军总司令。26日，冯玉祥通电全国，宣告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正式成立。通电指出：“日本帝国对华侵略，得寸进丈，直以灭我国家，奴我民族，为其决无变更之目的。握政府之大权者，以不抵抗而弃三省，以假抵抗而失热河，以不彻底的局部抵抗而受挫于淞沪平津。即就此次北方战事而言，全国陆军用之于抗日者，不及十分之一，海空两军则根本未出动。全国收入用于抗日者，不及二十分之一，且扣留民众之义捐，禁其使用。要之，政府初无抗日之决心，始终未尝实行整个作战计划，且因待遇不公之故，饥军实难作战，中间虽有几部忠勇卫国武士，自动奋战，获得一时局部胜利，终以后援不继而挫折。迩者长城前线不守，敌军迫攻平津，公言将取张垣，不但冀察垂危，黄河以北悉将不保。当局不作整军反攻之图，转为妥协苟安之计，方以安定人心自欺欺人。”“玉祥深念御侮救国，为民众所共有之自由及应尽之神圣义务，自审才短力微，不敢避死偷生，仅依各地民众之责望，于民国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以民众一分子的资格，在察省前线，出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率领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结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求取中国之独立自由。”“凡真正抗日者，国民之友，亦即我之友。凡不抗日或假抗日者，国民之敌，亦即我之敌。所望全国民众，一致奋起，共驱强寇，保障民族生存，恢复领土完整。”⁽³⁴⁾

随后，冯玉祥先后公布了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的组成人员和编制序列。总司令为冯玉祥，总参谋长为邱山宁，下辖：第一军：军长佟麟阁、参谋长何章海，辖两师一旅；第二军：军长吉鸿昌、参谋长崔贡深，辖四师；第五军：军长阮玄武，辖两师；第六军：军长张凌云、副军长徐福胜，辖两师；第十六军：军长李忠义，辖三师；第十八军：军长黄守中，辖五师；第五路军：总指挥邓文，辖三师两旅；骑兵挺进军：总指挥孙良诚、参谋长傅同善，辖两军；察哈尔自卫军：军长张砺生，辖三师；抗日救国军：总指挥方振武，辖三师两旅；第四军：军长米文和，辖一师；蒙古军，辖三军；以及总部直辖各部队，共约十万人⁽³⁵⁾。

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成立，促进了张家口（张垣）以及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在张家口，5月27日由“各界御侮救亡筹委会”召开了工人、士兵、学生、市民共三千多人参加的民众大会，决定正式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御侮救亡大会”，推选共产党员杨波等为执行委员，负责筹备召集全省的抗日御侮救亡大会。同时，创办了《抗日前线》、《民众日报》、《民国日报》，积极开展政治宣传活动。为动员民众参加抗日同盟军的爱国斗争，中共张家口特委成立前敌委员会。前委领导了平绥铁路工人参加斗争，并在电灯、电话、汽车等行业普遍建立工会，组织工人纠察队。同时，在农村组织了救亡会。在同盟军北征期间，动员农民参加运粮、募捐、慰劳等支前活动。张家口工农群众运动，对察哈尔抗战起了支援作用。

在全国，民众的抗战精神因此而振奋。北平、天津、上海、河北、山东、广州、武汉等地抗日团体和爱国人士，纷纷致电冯玉祥，声援同盟军。5月31日，山东全省民众抗日会电贺冯玉祥组成抗日同盟军，表示“誓从公后，湔雪国耻”。6月1日，广东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大会、西南各省国民对外总会、国民党广州特别市党部分电祝贺冯玉祥率师抗日，表示竭诚拥护。6月20日，东南五省民众抗日救国会在贺电中盛赞冯玉祥誓师抗日为“起九死之国魂，系千钧于一发，无待还我河山，功已不在禹下”⁽³⁶⁾。总之，抗日同盟军的建立，打破了当时的沉闷空气，在全国引起了广泛重视和巨大反响。

二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抗日斗争" class="reference-link">二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抗日斗争

抗日同盟军组建后，冯玉祥加速整顿、训练部队，以迎敌抗日。刚成立的同盟军的人数虽多，但情况复杂。有许多是转战经年的疲惫之师，不仅弹械缺乏，有的甚至连军装、给养都无着落。原东北义勇军的相当多的士兵还穿破烂冬装，无夏衣更换。有的刚组成的队伍，尚无军事经验。虽然各部人员出于爱国热情，愿意齐集于冯玉祥的抗日旗帜之下，但思想水平有较大差距，政治素质不纯，组织松散，无法与敌人抗衡。冯玉祥为使这些部队恢复与增长战斗力，一面每天巡视部队，组织操练，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以鼓舞士气；一面多方筹集，补充械弹、给养，更换一部分装备，使疲劳之师焕发出战斗精神。同时，冯玉祥在共产党人帮助下，于6月15日在张家口土尔沟新村，召开“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第一次军民代表大会”，由冯玉祥、王化一、张砺生、武纯仁、张慕陶、张允荣、方振武、吉鸿昌、邓文等九人为大会主席团，陶新畲为秘书长，到会代表共61人，历时五日。会议商讨了两项工作：第一项，通过《关于民众抗日同盟军纲领决议案》，明确规定同盟军为革命军民之联合战线，以外抗暴日，内除国贼为宗旨；否认一切卖国协定，并反对任何方式之妥协；誓以武力收复失地；主张对日断绝国交；联合世界反帝国主义共同奋斗，以完成中国之独立自由；实现抗日救国的民众政权；取消苛捐杂税，改善工农、贫民、士兵生活；释放爱国政治犯；保障抗日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武装之自由⁽³⁷⁾。同时，还通过关于军事、财政、政治工作、组织等一系列决议。大会根据军委会组织法，决定组织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作为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领导机关，负责处理同盟军的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等重大事务。会议选出军事委员35人，候补军事委员29人。尔后又推举冯玉祥、方振武、孙良诚、吉鸿昌、张允荣、邓文、佟麟阁、张人杰、邱山宁、宣侠父、张慕陶11人组成常务委员会，冯玉祥为常务委员会主席兼总司令。

同盟军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冯玉祥立即重新部署军事，并组织收复察东的战役。6月20日，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邓文为左副指挥，李忠义为右副指挥。随后又派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统率大军北进，收复察东失地。6月21日，吉鸿昌率同盟军主力兵分三路北上，集结于张北县附近，准备作战。22日，同盟军先头部队张砺生部进逼康保，经三小时激战，守敌崔兴武部向东败退，同盟军收复康保。23日，吉鸿昌亲率左路军邓文、张凌云、张砺生部直趋宝昌，李忠义率右路军挺进沽源。26日，沽源伪军刘桂堂部通电反正，同盟军乘势将沽源张海鹏之一部伪军击退，沽源遂告克复。7月1日，左路军在宝昌外围痛击伪军张海鹏、崔兴武等部，残敌弃城逃往多伦，宝昌亦被收复。

察东三县相继克复后，同盟军士气大振，乘胜进军多伦。多伦是察哈尔省的门户，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具有极重要的战略地位。它位于滦河上游，北是内蒙锡林郭勒盟，不仅是内、外蒙的中枢，也是张家口通库伦的孔道。日军侵陷多伦后，视之为攻掠察、绥两省的战略据点；为巩固该城防务，调日军骑兵第四旅和伪军一部固守，城外筑有八排炮台32座，及内外交通壕和电网等工事。并调第八师团一部进驻丰宁，互为犄角，便于策应。根据敌情、地形，7月4日吉鸿昌在大榆树沟主持军事会议，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方针，兵分三路，迅速进攻多伦。其部署是：以张凌云部为左路，以李忠义部为中路，以刘桂堂部为右路，吉鸿昌亲率邓文所部为总预备队。7日，同盟军各路开始向多伦发动总攻，日伪军凭借坚固工事与优势的火力拼命顽抗。经过两天三夜激战，至10日晚，吉鸿昌见久攻不下，乃亲率敢死队，袒臂匍匐前进，爬城三次，只因敌人火力猛烈未能攻下，同盟军伤亡团长以下官兵二百四十余名，牺牲极为壮烈。11日拂晓，同盟军又数度攻城，突遭日机轰炸，伤亡甚重，乃暂退原阵地待机。12日晨1时，吉鸿昌利用夜暗再次组织猛攻，先期潜入城内的同盟军数十人鸣枪响应。敌闻变大乱，同盟军乘势从北、西、南三门攻入城内。经三小时巷战，日伪军残部从东门逃窜。至此，失守72日的多伦终于被同盟军收复。在察东战役中，同盟军收复康保、宝昌、沽源和多伦四县，共歼灭日伪军一千余名，同盟军亦伤亡一千六百多名。

抗日同盟军北征的胜利，特别是血战多伦的壮举，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地抗日组织、爱国团体和爱国人士纷纷致电祝贺，并组织慰问团，捐款捐物，支援前线。7月13日，张家口各界举行庆祝收复多伦大会，军民高举抗日旗帜，高呼抗日口号，进行声势浩大的游行，并向前线战士发出祝捷电，谴责国民党当局“唯知失地辱国，颜事敌”，赞扬抗日同盟军战士“义旗奋举，志切报仇，誓师兼旬，连克要塞，干城卫国，薄海同钦”⁽³⁸⁾。7月14日，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致电冯玉祥和吉鸿昌，称赞说：“政府之所不敢为者，而公等为之。政府之所不能克者，而公等克之。荩筹硕画，岂惟大快人心，直使今后之欲为石敬瑭、秦桧者，将有所畏惧，而不敢径行其私。”⁽³⁹⁾平津各大报都以醒目标题刊登了吉鸿昌收复多伦的消息，盛赞同盟军。国民党高级将领李烈钧、程潜、蒋光鼐、蔡廷锴、李宗仁、李济深、陈铭枢等也先后电贺冯玉祥克复多伦，并强烈要求蒋介石授冯以重任，供给粮弹，兴师收复东北四省。冯玉祥顺应全国人民的要求，积极进行规复东北的准备，7月27日在张家口成立以冯玉祥为委员长的“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并发出成立通电。电文称：“慨自东北覆亡，普天同愤”；又称“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同时表示“职责所在，全力赴之。”⁽⁴⁰⁾

三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失败" class="reference-link">三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失败

正当抗日同盟军为收复察东失地而浴血奋战的时候，蒋介石、汪精卫等却在密谋策划，加紧扼杀抗日同盟军。还在7月3日即同盟军总攻多伦前夕，全力忙于“剿共”的蒋介石即从江西致电汪精卫，称冯玉样“为共产荧惑”，“实行赤化组织”，“赤色旗帜已益鲜明”，要求行政院“速筹军事之彻底解决办法，并电百川、明轩，一致觉悟协力”⁽⁴¹⁾。7月6日，何应钦向南京报告集结优势兵力进攻察哈尔的方案，拟任命庞炳勋为“察哈尔剿匪总司令”，并令庞率领第四十军、冯钦哉率领第七军、万福麟率领第一一九师、关麟徵率领第二十五师、何遂率领第五十五军一部及冯占海部，于13日前分别开赴下花园、涿鹿、沙城、怀来和独石口、龙关等地集结待命。7月12日，多伦收复的消息传到南京，汪精卫立即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商讨对付同盟军的办法。会议决定增派部队，又命令宋哲元、王以哲、傅作义等部入察。至7月底，国民党入察部队已达十六个整师，共十五万余人，形成大军压境之势。

此时，日本与南京政府暗相呼应，也乘机向冯玉祥和同盟军施加压力，企图重占多伦、沽源等地。日本于同盟军克服多伦后，即由驻平日使馆武官柴山兼四郎于14日面见何应钦，提出口头警告，指为违反《塘沽停战协定》；同时对冯玉祥驻平代表提出严重抗议，亦指为破坏协定。22日，日机两架侦察多伦后，并沿多伦、张家口大道直飞康保，散发传单，声称同盟军如不退出多伦，日军将大举进攻，并投重弹轰炸，使成焦土⁽⁴²⁾，同时派日军两个旅团及伪军张海鹏部共二万余人，向察哈尔边境移动，伺机进犯。

抗日同盟军处在国民党、日伪的环攻夹击之中，形势日趋严峻。冯玉祥一面对日本的武力讹诈和威逼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7月16日，冯玉祥在接到日本关东军军部提出取消抗日、退出多伦的“觉书”后，立即以日军退出东三省的反要求答复。翌日，日又提出如“三日不答复，即以全力取察省”。冯又复以限日本“三日内速觉悟，否则即以全力夺热河”，同时命令吉鸿昌、张凌云严加戒备。19日，复令吉鸿昌向多伦、沽源增兵防敌。接着，续调乜玉岭、姚景川、任平治三个师前往协守，严令寸土不得轻易丧失。一面通电全国和西南当局，说明因抗日而“获罪于政府”，呼吁各方主持正义，阻止国民党入察各部队继续推进，并给予同盟军以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

冯玉祥的呼吁立即得到全国各方的响应。7月17日，国民党西南政委会电请北方各省当局各将领，“均应仗义直言，解此纠纷”，并劝庞（炳勋）、关（麟征）、冯（钦哉）等，“应以国家为前提，以民意为向背，不宜为个人所利用，为乱命所操持”⁽⁴³⁾。7月20日，国民党中委胡汉民、陈济棠、白崇禧等，以强硬态度致电国民党中央与政府，指责当局派重兵入察，要求速停入察之师，“若仍一味冥顽，抑内媚外”，“我西南为党国生存计，为民族前途计，决取断然处置”⁽⁴⁴⁾。7月22日，上海废止内战大同盟会致电南京政府，指出：“外侮未已，匪乱日炽，而对察又闻有用兵之说，曷胜骇惧。敝会之愚，以为冯氏果志切抗日，则保障察境应予容纳，设或别有主张，亦当以政治手腕解决，避免武力。”⁽⁴⁵⁾7月30日，全国民众救国团体联合会致电冯玉祥，鼓励“坚持到底，力排魔障”，表示“敝会当再通电全国，一致拥护，藉申民意”⁽⁴⁶⁾。

全国既反对对察省用兵，国民党一部分中央委员又公开为冯玉祥鸣不平，迫使南京政府未敢立即言战，但仍坚持其取消政策。7月28日，蒋介石、汪精卫联名发出俭电，以最后通牒方式向冯提出解决察事的四项原则：“（一）勿擅立各种军政名义，致使察省脱离中央，妨害统一政令，寝假成为第二傀儡政府；（二）勿妨害中央防边计划，致外强中干，沦察省为热河之续；（三）勿滥收散军土匪，重劳民力负担，且为地方秩序之患；（四）勿引用“共匪头目，煽扬赤焰，贻华北之无穷之祸。”⁽⁴⁷⁾冯玉祥也于7月31日发出通电，对蒋汪俭电所谓“抗命”、“割据”、“赤化”等诬蔑，严厉批驳，指出：抗日“胜虽不足言功，但胜亦何至获罪？……此真千古奇闻”⁽⁴⁸⁾。

蒋汪发出俭电的同时，还派遣蓝衣社特务潜入察省，利用同盟军成分复杂、政治态度不一的弱点，进行分化瓦解。包刚、冯占海、张人杰、李忠义等先后被收买，魏宗普、邓文等被暗杀，造成同盟军思想上的混乱与动摇。而且，北平军分会令平绥路局停止张家口、宣化通车，切断察省与外面的弹药、粮食运输。面对此种困境，冯玉祥于8月3日、4日两次召开同盟军军政人员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冯玉祥考虑到如与国民党军开战，不利于整个抗日大局，遂希望原察省主席宋哲元回察，以便在二十九军的掩护下，保存一部分力量，于是决定取消同盟军名义离察出走。8月5日，冯玉祥发表通电，宣布自即日起“忍痛收束军事”，要求政府令宋哲元回察接收一切；并表示“抗日雪耻之念，愈挫愈坚，一息尚存，此志不渝”⁽⁴⁹⁾。6日，宋哲元发表复职通电。7日，宋哲元部冯治安师接防张家口。9日，宋哲元派秦德纯接收察省军政各机关。当天，冯玉祥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辞去同盟军总司令职务。12日，宋哲元到张家口。14日，冯玉祥抱恨离开张家口，再上泰山隐居。

由于冯玉祥出走，抗日同盟军发生严重分裂。在南京政府的高压和重金收买下，同盟军大部分被宋哲元部收编或瓦解。中共河北前线委员会联合方振武、吉鸿昌等部继续高举抗日同盟军的旗帜，将方、吉两部和中共掌握的部队共1.5万人转移到张北附近，准备会师商都，创建察绥抗日根据地。8月16日，方振武发表通电，宣布就任代理同盟军总司令职，后将所部改称“抗日讨贼军”。方振武率部到商都时，因国民党军已先行到达，难以立足，且南下道路亦被国民党军占据，遂东开独石口，后转战于丰宁、独石口、怀柔、密云等地。10月上旬，方、吉等部在小汤山地区被商震、关麟徵、庞炳勋等部堵截包围，部队伤亡惨重，最后仅剩四五百人，且弹尽粮绝。10月16日，方振武、吉鸿昌为保存抗日力量，另谋抗日出路，忍痛接受北平慈善团体的调停建议，离开部队。方振武被迫流亡国外⁽⁵⁰⁾。吉鸿昌乔装潜回天津，继续进行抗日活动。不久，他被南京政府逮捕、审讯，于1934年11月24日在北平英勇就义。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失败，其主要原因是日本的进攻与国民党的阻挠；而同盟军一些将领的动摇和中共前委后期工作的失误，也是失败原因之一。抗日同盟军虽然失败了，但它所产生的影响却是很大的。同盟军将士将近半年的英勇斗争，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当局残内媚外的行径，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推动了北方各省以及全国各地的抗日反蒋斗争。同时，它也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推迟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大举进犯。察哈尔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同盟军将士的斗争业绩必将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