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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二节 张勋复辟" class="reference-link">第二节 张勋复辟
张勋复辟事件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如同袁世凯的恢复帝制一样，是有它的历史原因和阶级、社会基础的。所不同的，一是要建立新的袁家王朝，一是要恢复爱新觉罗氏的清王朝。
如前所述，自民国建立后，张勋一直没有停止复辟清王朝的阴谋活动，并且在他的周围逐渐聚集了一些赞成复辟的前清遗老和部分督军，形成为一个复辟集团。1913年和1916年，以张为首的复辟集团两次策动复辟叛乱，均未得逞。袁世凯帝制失败，张勋从反面总结了它的“教训”。他认为恢复帝制是应该的，但不应建立袁家王朝，而应该复辟清王朝。袁世凯曾受恩前朝，而自己却来做皇帝，未免“辜负皇恩”，有失忠义，其失败的原因也就在这里。因此，在袁世凯帝制失败后，张勋的复辟阴谋活动，不仅未加收敛，反而更加猖狂起来。
一 北洋八省“独立”和国会解散" class="reference-link">一 北洋八省“独立”和国会解散
1917年春，府院关系因对德问题再度恶化后，段祺瑞和黎元洪争相拉拢拥兵徐州的张勋，以为奥援。4月中旬，段策划召集各省督军“军事会议”时，就企图把张勋引进北京，借张之手压制国会，推倒黎元洪。为了诱张进京，段不惜以日后实行复辟为钓饵。当时，倪嗣冲对在京代表张勋与各方联络的阮忠枢说，此次会议由他发起，“东海（徐世昌）、芝泉（段祺瑞）均极端赞成，曾电约大树（指冯国璋）。大树不来，我辈亦不强其必至，正可推定武（指张勋）作一领袖，执坛坫之牛耳”。他还声称，一定要改组内阁，“如黄陂（黎元洪）不以为然，即可借此推倒黄陂，倒黎排冯，即可拥戴东海。此系千载难逢之机会，断断不可错过。……如东海得居首席，一二年后，将内政整理，国势略定，再由东海之手，归还旧主（指溥仪），其势由顺而易。凡此种种，从现在地位、声望、魄力而论，均非待定武前来解决不可”(105)。
在段祺瑞积极拉拢张勋的同时，黎元洪也竭力争取张勋的支持。张勋在对待国民党人和国会、内阁等问题上虽与段态度一致，但在“参战”问题上却由于复辟派与德国的关系(106)，与段大相径庭。黎元洪就企图利用段、张在参战问题上的分歧，把张拉到自己一边。在段召集军事会议前夕，黎即通过阮忠枢、金永等向张勋示意。4月19日，阮函告张，黎对于此次军事会议，“深恐各省督军受芝泉之运动，赞成与德宣战，而亟盼我公来京，反对此举。因令郛郑（唐浩镇，总统府秘书，黎元洪的亲家）往告小松（张寿令），意欲使小松赴徐劝驾。小松则推荐道坚（金永），电约道坚到京，由郛郑介绍私谒黄陂”(107)。不久，金永应邀至京，唐浩镇代黎接见。唐向金表示，黎“实处孤危之地”(108)，希望张“维持大局”，并说，张如到北京参加军事会议，应反对向德宣战，“主张大计”。金表示张不拟进京，唐又请张“发一直截电文”反对参战(109)。5月，黎元洪又派亲信哈汉章等南下，游说张勋。
阮忠枢与另一在京、津为清朝复辟集团与各方联络的重要人物张镇芳，完全了解段祺瑞、黎元洪争相拉拢张勋的用心。他们一面与双方周旋，一面秘密写信给张勋，力劝张暂不进京。阮忠枢指出：段祺瑞欲借张勋之名，分散西南各省和国民党人的攻击，“保全”自己；黎元洪则欲借张勋之口，“昌言”反对参战，“因之倒阁而去段”；双方“概置大局于不顾，各挟私意以私争”。张如到京，必将为难，“何如置身局外，作壁上观”(110)。张接信后，依计而行，拒绝段、黎双方的邀请，蜷伏在徐州作复辟的准备。4月19日，张勋密派心腹商衍瀛到天津活动。商到津后，与复辟分子张镇芳、雷震春详细商讨了发动复辟后如何控制北京的计划。20日，商衍瀛函告张勋，“大约西苑、南苑、通州、廊坊、北京游徼队、警厅等处，皆可呼应。”(111)
张勋一面在京津布置力量，一面争取北洋各省的支持。5月，他多次写信与冯国璋商讨时局。19日，在北京开会的北洋督军们联名呈请黎元洪解散国会。张勋得讯后立即发表通电，表示赞成。他在电报中表功说，他于国会“去岁召集之初，固已早持另组之说”，并声称：“今者诸公决议以宪法种种弊端为言，而有解散之请，词严义正，一秉大公……勋虽无似，敢不力持正义以盾诸公之后。”(112)
如前所述，督军团要求黎元洪解散国会的呈文被黎拒绝。嗣后，倪嗣冲等便纷纷南下徐州。21日至22日，段祺瑞的代表徐树铮、曾毓隽，安徽省长倪嗣冲、山东督军张怀芝、湖北督军王占元、河南督军赵倜、福建督军李厚基与奉天等省的督军代表十余人先后抵徐。
5月23日，张勋与抵徐各省督军和督军代表举行所谓第四次徐州会议。徐树铮、倪嗣冲参加会议的主要目的，是鼓动张勋领头解散国会，驱逐黎元洪。是日，黎元洪发表罢免段祺瑞国务总理的命令，倪嗣冲闻讯后立即在会上借题发作，顿足大骂，声称要“首先发难，请诸君随后继起”。张怀芝也随声附和，并提议与会各省份由京奉、津浦、京汉三路进攻北京。张勋则乘势提出，推倒现政府后，各省共同拥戴清帝复辟(113)。徐树铮为达到解散国会和驱黎的目的，当场表示，段祺瑞虽然不能公开支持复辟，但只要达到解散国会和驱黎的目的，其他—切在所不计(114)。倪嗣冲、张怀芝等也表示支持。张勋、万绳栻见徐树铮和各省督军都赞同复辟，非常高兴，当场要与会者签名为信。
24日，张勋致电黎元洪，声称：“民国定制，适用责任内阁制度，凡任免官吏，向由国务院发出，非经国务总理副署，不能发生效力，历办有案。秘书厅掌司机要，类于幕职，本无责任可言。今忽逾越职权，擅发通电，宣布命令，殊属旷例，当然不能认为有效。旋接段总理以前项命令未经副署不能负责为言，其违法更无待言，群情益复愤激，以为共和国家首重法制，如果任意出入，人民将何适从。今中央既首先破坏法律，则各省惟有自由行动。……如无持平办法，必将激生他变。”(115)这个电报，一方面气势汹汹地斥责黎元洪罢免段祺瑞为非法，挑唆北洋各省“自由行动”；另一方面又说此违法令为秘书厅逾权“擅发”，要黎元洪“持平”，以免“激生他变”，为充当“调人”埋下伏笔。
研究系议员也对黎元洪罢免段祺瑞坚决抵制。5月31日，汤化龙辞去众议院议长。嗣后研究系议员也纷纷辞职南下(116)。
在北洋各省督军和研究系政客的抵制下，黎元洪一筹莫展。开始，黎竭力拉拢北洋派元老徐世昌和王士珍出任国务总理，但徐坚决不肯应召。24日，黎派吴笈荪、饶汉祥赴津，促徐出山，徐以“杜门谢客，不能入京”为辞，拒不见面。受到直系军阀拥戴的王士珍与徐世昌的态度略有不同，对黎元洪的处境表示同情，但他为人一向谨慎小心，不肯冒风险。25日下午，黎亲自到堂子胡同王的私宅劝驾，王称与段交谊甚笃，不能取而代之，婉言谢绝。经黎再三恳求，王最后答应出任陆军总长。在这种情势下，总理职位便落到李经羲身上(117)。李经羲，字仲仙，一作仲轩，安徽合肥人，李鸿章之侄，清末曾任云贵总督，辛亥革命时被蔡锷礼送出境。1913年为政治会议议长，次年改任参政院参政。1915年袁世凯称帝时，把他摆到“嵩山四友”之列，以示优待。黎之所以任李为总理是因李一向注意与淮军将领拉拢，与张勋有些瓜葛。
5月25日，黎元洪向国会提出咨文，要求批准任命李经羲为国务总理。27日，黎又发出通电，诉说组阁之难。电报说：“初议东海（徐世昌）出山，未获允诺，遂坚请聘卿（王士珍）担任，专使络绎，继以亲往，瘏口哓音，再三敦劝。聘卿终荐先生（李经羲），自愿居陆军总长之职，时机危迫，不得不曲徇其请。”(118)是日，众议院破例开会，通过李经羲为国务总理的提案。次日，参院也通过此案。李经羲这个老官僚能为国会通过，主要是因为国民党议员投了赞成票。黎元洪和国民党议员希望李经羲能在影响张勋方面发挥作用。
但是李经羲还未就职，倪嗣冲即在蚌埠宣布安徽“独立”。通电声称：“群小揽权，扰乱政局。……政府几乎一空，宪法又系议院专制，自今日始，与中央脱离关系。”(119)旋下动员令，并截留津浦路车辆，运兵北上。在此前一日，奉天督军张作霖已通电要求解散国会及段祺瑞复任，否则即与北京政府“断绝”关系(120)。继皖、奉之后，河南督军赵倜、省长田文烈，浙江督军杨善德、省长齐耀珊，山东督军张怀芝，陕西督军陈树藩，直隶督军曹锟，黑龙江督军毕桂芳等也先后宣布“独立”。
皖、奉等八省的“独立”，是段祺瑞和徐树铮一手策划的。段“下野”回津后，皖系军人和研究系、交通系政客，每日聚在段府，密谋推倒黎元洪，解散国会(121)。皖、奉宣布“独立”后，徐树铮立即密电倪嗣冲说；皖、奉均已“独立”，天津“须有主持之人，方能与中外官长交接办事”。“前在徐议，有朝彦（雷震春）总司令名目，似宜早日商明各省，通电揭晓，俾便进行。”(122)于是，6月2日，“独立”各省在天津设立“各省军务总参谋处”，推雷震春为总参谋长，并宣布要另立“临时政府”和“临时议会”(123)。
美国对北洋各省在段祺瑞煽动下脱离北京政府很不满，并曾予以干涉。6月4日，美国务卿令公使芮恩施持照会告北京政府外交部，内称：“中国对德开战抑或仍守与德绝交之现状，乃次要之事件”，“美国尤为深切关心者，在中国之维持中央统一”(124)，并特别指示芮恩施将上述内容通知“反对总统的军人派领袖”(125)。与此同时，美国还向日、英、法等国提议，以上述内容向中国提出联合劝告，以稳定总统黎元洪的地位。美国此举立即遭到日本的有力反击。日本外务省明确照会美国政府：“日本坚持其早已声明的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故日本政府坦率相告，没有理由参加美国政府提议的对华一致劝告。”(126)由于英国明确支持日本，美国企图制止北洋各省叛乱的企图失败了。
对北洋各省督军在段祺瑞煽动下纷纷独立，冯国璋也不以为然。6月1日，他致电各省，力主“调停”(127)。但是，段祺瑞和“独立”各省对冯根本不予理睬。
北洋各省的“独立”，使李经羲吓得躲在天津租界中，不敢露面。黎元洪再三派人催请，他提出必得有张勋进京“保驾”，才能就职。在此之前，张镇芳等已多次向黎“献策”，请张勋率军进京“保护”。黎别无他路，只好采纳他们的建议。5月31日，黎元洪向张勋发出邀请电。电报说：“倘承移驾津门，与仲轩总理慎密筹商，并即联袂来京，立图解决，执事之功，民国之福。”(128)次日，黎又发布请张进京“调停国事”的总统命令。有人曾提醒黎元洪，张勋进京“恐加入复辟文章”，不要上当(129)。但是，事态的发展已不容黎有其他选择。6月7日，张勋率辫子军步炮兵十营四千三百余人由徐州登车北上(130)。行前他还致电北洋各省，望“坚持原旨，一致进行”(131)。
8日，张勋的辫子军进入北京，但张本人却在天津停留下来。他在津停留有两个目的：一、等待黎元洪解散国会；二、征求徐世昌、段祺瑞和各列强对复辟的意见。是日晚，总统府秘书长夏寿康奉黎元洪之命，到天津迎接张勋进京。张当即提出“调停”的六项条件：一、实行责任内阁；二、解散国会；三、解散省议会；四、改定宪法；五、惩办群小（指总统府军事幕僚处处长哈汉章及金永炎等人）；六、特赦政治犯(132)。黎元洪不敢怠慢，当天下令撤销总统府军事幕僚处(133)。但张的主要条件是解散国会。在张的武力威胁和冯国璋“两害取轻”的劝诱下，黎终于答应立即解散国会(134)。次日，他拟好解散国会令，交代理总理伍廷芳副署发表，但遭到伍的坚决拒绝。
10日，张勋气势汹汹地威吓伍廷芳：“兵临近畿，旦夕即可横决，设以一人之梗议，致大局之全隳，责有专归，悔将何及？”(135)但伍廷芳不为所动，坚定地表示：“约法无解散国会明文”，非得全国一致赞同，不能“遽然从事”(136)。黎元洪、冯国璋等见伍廷芳不肯向张勋妥协，敦促李经羲“即日进京就职”，副署解散国会的命令。而李也躲闪不前。黎元洪怕激变张勋，只得于12日下令免去伍廷芳的代总理，改任步兵统领江朝宗暂代。次日，由江朝宗副署，发布解散国会令(137)。同时，黎元洪又发通电，表明为保留民国名号，下令解散国会的苦心所在。通电说：“皖奉发难，海内骚然。……各路兵队，逼近京畿，更于天津设立总参谋处，自由号召，并闻有组织临时政府与复辟两说。人心浮动，讹言繁兴。安徽张督军北来，力主调停，首以解散国会为请。迭经派员接洽，据该员复述，如不即发明令，即行通电卸责，各省军队自由行动，势难约束等语。亡国之祸，即在目前。元洪筹思再四，法律事实，势难兼顾。……为保存共和政体，保全京畿人民，保持南北统一计，迫不获已，始有本日国会改选之令。”(138)是日，张勋也通电全国说：大总统已颁明令解散国会，“拟即复命入都，共筹国是”(139)。次日（14日），张勋偕新任国务总理李经羲及刘廷琛、胡嗣瑗等乘车进京。
二 张勋集团与皖系军阀的角逐" class="reference-link">二 张勋集团与皖系军阀的角逐
张勋复辟集团与皖系军阀虽都主张解散国会，驱逐黎元洪，但两派想要达到的目的并不一致。前者要推翻民国，复辟清室；后者要拥戴段祺瑞重新组阁，继续皖系军阀的统治。当事态进一步发展时，两派的矛盾也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在张勋设下“调解”的圈套，诱黎邀请他进京时，段祺瑞和徐世昌也另外布置了一套推倒黎元洪、解散国会的计划。如前所述，6月2日在津成立的“各省军务总参谋处”，是由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在幕后策划组织的。按照段祺瑞和徐世昌的计划，各省“总参谋处”仅是他们另组政府的第一步。当时，他们已与皖、奉、鲁各省暗中议定：一、废除约法；二、迫使黎元洪退位；三、在北京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四、召集临时参议院，制定宪法。6月3日，曹汝霖入京将此计划报告日本驻京公使林权助(140)。日本内阁对此计划立即表示理解和支持。次日，日外务大臣本野约见驻日公使章宗祥，表示深信徐世昌出山即能“收大局重谋建树”，并进一步指出：应“先事消灭”北京现政府，再谋建立新政府(141)。8日，日本首相寺内的心腹西原龟三化名山田宪三秘密抵达天津，筹划“促使徐（世昌）、段（祺瑞）出山”(142)。
然而，当徐、段等人将另组政府计划电告当时尚在徐州的张勋时，遭到张的强烈反对。张坚决主张乘机推翻民国，复辟清室，并警告段、徐等人“不得于通常名目之外，别立名目”(143)。日本政府得知张勋态度以后，大不以为然，即通知章宗祥：“复辟万非所宜，日当局深信徐能主持大局。对于前电宣言，均甚首肯。若徐不能统率，分裂可虞。……务请俟张（勋）到津后，详细劝阻”；“并望告以万勿为无责任之日人所惑”(144)。这里所说的“无责任之日人”，是指当时在中国活动的陆军参谋次长田中义一。5月，田中在徐州与张勋会见时，对复辟问题“语多游移”，张遂以为日本亦赞成复辟。日本内阁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电令田中派员向张勋声明，日本不同意复辟清室(145)。
日本当局自1916年10月寺内上台，便改变了原大隈内阁纵容“宗社党”复辟清室的方针，全力扶植段祺瑞。徐世昌之所以不支持张勋复辟清室，是由于已清楚日本的意图。民国成立后，徐世昌一直与张勋为首的复辟集团保持密切联系，人们都认为他是清朝遗老的领袖。1916年袁世凯死后，徐确实有过乘机推翻民国、拥清室复辟的打算。但他富有政治阅历，深知没有列强特别是邻国日本的支持，难于成功。因此在1917年初，他派心腹陆宗舆以接收交通银行借款名义东渡，试探日本当局对复辟的态度。当时，外务大臣本野明确表示：清室复辟，“时机”不到，“以十余龄之幼主，又有种族问题”，“致乱有余，为治不足”(146)。徐摸清日本意图以后，遂打消了拥清室复辟的计划。3月26日，日本陆军大臣大岛也曾训令日军驻青岛司令大谷转告清室复辟集团的另一个重要头目升允：清室复辟“目下尚非其时”(147)。6月8日，张勋抵津后，日本外务大臣本野又电令驻京公使林权助以“适当方法”向张直接表明不支持复辟的态度(148)。
在日本政府的干涉和徐世昌等的劝阻下，张勋复辟的决心也一度有些动摇。当时，他打算先把李经羲内阁扶植起来，作为控制中央政权的工具，至于复辟，观望一个时期再说(149)。13日，张勋通电独立各省“撤回军队，效顺输诚”(150)。次日，又通电宣称国会“既经解决，则组阁断难延缓”，吁请各省支持李经羲组阁(151)。
日本政府和段祺瑞对李经羲组阁都持反对态度。6月11日，日本首相对中国公使章宗祥表示：中国时局“宜速解决。宜乘此兵权在手，组织纯粹之强固政府。俟政局大定，然后再议调和，兼收并蓄。若现在即行迁就，恐仍非根本解决之道。”(152)寺内的话清楚地表明，日本是反对李经羲出组内阁的。于是，在日本当局和段祺瑞、徐世昌的操纵下，北洋各省纷纷通电反对李经羲内阁。14日、15日，张怀芝、倪嗣冲、赵倜，张作霖相继通电反对李经羲组阁，并称能收拾大局者，只有段祺瑞。与此同时，曹锟致电张勋，声称现时“势必军人内阁，乃能统一兵权，大振国威”，主张由王士珍出组内阁(153)。嗣后，浙江、山西、山东等省督军相继通电响应，推戴王士珍组阁。
张勋面对这种局面，虽然内心很恼火，但也无可奈何，只好吁请冯国璋体谅“调停之苦衷”，出面为李经羲捧场，并向北洋各省疏通(154)。冯国璋虽对张勋妄自尊大早有不满，并看到北京政局尚在混乱中，李经羲即使上台，也一定会短命，但为保持对北京和各省的影响，于16日、17日致电各省，为李内阁疏通(155)。这时，段祺瑞已另有打算。研究系熊希龄等向段祺瑞献策，利用张勋复辟，赶走黎元洪，然后再以讨伐复辟为名，重掌北京政权。因此，段于22日撤销了天津的“各省军务总参谋处”(156)。“独立”的各省也相继宣布“归附中央”。同日，李经羲宣布就职，声言“断以三月为限”(157)。
对李经羲内阁，日本的态度仍然是，力促北洋督军拥立徐世昌、段祺瑞，迫使李内阁流产(158)。在徐世昌、段祺瑞的授意下，各省督军以李经羲内阁阁员李盛铎、龙建章、江庸等“不孚众望”为辞，仍取不合作态度(159)。有的督军仍推王士珍组阁。
对李经羲内阁，复辟集团内部也有人拆台。张勋在日本劝阻下，复辟的决心动摇。张勋的参谋长万绳栻和他周围的遗老们焦虑不安。遗老的首领刘廷琛斥责张勋“欺君卖友”，与张闹翻。升允、王宝田等复辟骨干分子见势不妙，先后离去(160)，还有的躲闪不前。为了挽回复辟“事业”，万绳栻与遗老们终日策划，“搜索枯肠”(161)。据陈曾寿事后披露，万绳栻等经多次密谋，决定搞垮李内阁，使张勋无脸下台，逼其走复辟一途。于是，他们背着张密电各省，“令反对李经羲之内阁，利其纠纷不解，以为复辟之机。不数日，反对李内阁之电果纷纷出矣”(162)。
张勋维持李内阁不成，已无退路，遗老们乘机鼓噪。陈曾寿以天津诸遗老名义写信，催张行动。信中说：“今统一之局已经破裂，牵就调停万难息事，非申明大义，复子明辟，不足以镇服颠危。……内蒙独立，龙旗已树；东省联合进兵，势难中止；乱党勾合东南，行将蠢动；若复依违两可，必致进退失据。……称兵各省，已与乱党结不解之仇，非归命朝廷，依附义旗之下，无以自处。……是公进有万全，退无一是；进有不世之功，退有不测之祸。孰得孰失，不待智者而决矣。”张勋看了这一派胡言后，居然认为很有见地，为之“大动”(163)，于是决心不顾一切，发动复辟。
6月末，康有为在沈曾植鼓动下进京，为复辟推波助澜。早已由维新派领袖堕落为保皇党党魁的康有为，在民国建立以后更加反动。他与清朝遗老们沆瀣一气，诽谤共和，鼓吹君主制。遗老们多视康为异己，但又要利用其名声造复辟舆论，表面上对康备加推崇。沈曾植在沪得知张勋在日人和徐世昌劝阻下思想动摇，便一面写信要京津遗老切勿星散，一面急促康有为与他们一道北上参加复辟(164)。康一直对复辟抱莫大希望，张率兵进京后，他曾向人表示：张若能复辟清室，“一星期内可措国家于磐石之安”(165)。因此，他一经沈邀请，便欣然就道。
26日，康有为在沈曾植、王乃徵和弟子徐勤之子徐良三人陪同下，从上海登程北上。他眼见多年的梦想就要实现，非常得意，途经丰台望见西山时，特赋诗一首。诗中写道：“廿载流离逐客悲，国门生入岂能知。长驱津浦有今日，大索长安忆昔时。朝市累更哀浩劫，天人合应会佳期。西山王气瞻葱郁，风起云飞歌有思。”(166)复辟集团的遗老们原来以为，民国建立后，政局混乱不堪，只要他们起来“立建龙旗，宣言复辟，使薄海远近，望风兴起，忠义奋发，必将天旋地转，旦夕遂定”(167)。王公贵族，遗老遗少，部分看风转舵的封建军阀，再加上鼎鼎大名的保皇派康有为等人，这些就是张勋复辟的社会基础。但是，这个基础未免太薄弱了。尽管中国社会还未从根本上改观，但历史的车轮决不会倒转。经过辛亥革命以后，民主和共和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中国人民对于皇帝这个偶像已经不再顶礼膜拜了。复辟违背人心，因而也就注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
三 复辟丑剧和全国反复辟的斗争" class="reference-link">三 复辟丑剧和全国反复辟的斗争
6月28日，康有为一行抵京，下车后即被张勋迎至他的公馆。当晚，张勋、康有为与沈曾植、王乃徵、张镇芳、雷震春在张宅举行会议。康有为说，徐勤“自两广来归，悉南方诸帅，俱备响应”，督促张勋立即动手。会议当即决定了复辟计划(168)。
30日傍晚，张勋偕刘廷琛潜入皇宫，与溥仪的师傅陈宝琛举行“御前会议”，将复辟行动计划告知清室。会后，张勋装作没事一样前往江西会馆看戏。实际上，这时复辟的行动已经开始了。12时，张勋离开戏场，返回住处，王士珍、江朝宗、陈光远和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也被辫兵“请”至。张勋当即宣称：此次入京，实为复辟而来，现已定于明晨举进，并厉声诘问王、江等人态度。王士珍壮着胆问了一句：“各省及外交有否接洽？”张勋说：“外交确有把握，冯国璋、陆荣廷均表赞意，并有电来催。各省督军也一致拥护。”不等众人回答，他又说：“我志在必行，你们同意，则立开城门，放我兵马进来，否则请各归布置，决一死战。”在张勋的恫吓下，王士珍、江朝宗等面面相觑，不敢再说话。张勋遂命令吴长植等打开城门，放辫军尽入(169)。接着，张勋穿上蓝纱袍、黄马褂，戴上红顶花翎，率领刘廷琛、康有为、张镇芳、万绳栻、胡嗣瑗、陈曾寿、陈毅、商衍瀛、沈曾植、王乃徵和王士珍、江朝宗及几位辫军统领共五十余人，乘车进宫。这时已是7月1日凌晨。3时许，废帝溥仪在养心殿召见张勋等。张率领诸人，匍匐在地，向溥仪行三跪九叩礼。接着由张奏请复辟，他嘟嘟囔囔地说：“隆裕皇太后不忍为了一姓的尊荣，让百姓遭殃，才下诏办了共和，谁知办得民不聊生。……共和不合咱的国情，只有皇上复位，万民才能得救……。”溥仪说：“我年龄太小，无才无德，当不了如此大任。”张又说：“皇上睿圣，天下皆知，过去圣祖皇帝（指康熙）也是冲龄践祚。……”十二岁的溥仪便连忙按照他师傅陈宝琛的嘱咐说：“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吧！”(170)
张勋下去以后，其余各人也开始给溥仪叩头，有的请安，有的谢恩，有的连请安带谢恩。然后又有太监拿来了事先就写好的一堆“上谕”。这一天，溥仪一气就下了八道“上谕”，内容分别为：
一、下诏即位。这道诏书说什么“权衡重轻，天人交迫，不得已允如所奏，于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即1917年7月1日）临朝听政，收回大权，与民更始”。
二、锡封黎元洪为一等公。这道伪谕诡称“黎元洪奏请归还国政”。
三、设内阁议政大臣。这道伪谕宣布，其余官制暂照宣统初年，现任文武大小官员照常供职。
四、授张勋、王士珍、陈宝琛、梁敦彦、刘廷琛、袁大化、张镇芳为内阁议政大臣。
五、授万绳栻、胡嗣瑗为内阁阁丞。
六、授各部尚书：任命梁敦彦为外务部尚书，张镇芳为度支部尚书，王士珍为参谋部尚书，雷震春为陆军部尚书，朱家宝为民政部尚书。
七、授徐世昌、康有为为弼德院正副院长。
八、授总督和各省巡抚。（总督只授三人，即直隶总督张勋，两江总督冯国璋，两广总督陆荣廷。各省督军一般改授该省巡抚，原直隶省长朱家宝授民政部尚书，巡抚一职授曹锟；安徽因张勋离职，巡抚授倪嗣冲；江苏因冯国璋已授两江总督，巡抚授原省长齐耀琳。）(171)
当天，张勋还通电各省，攻击辛亥革命是“创改共和，纲纪隳颓，老成绝迹，暴民横恣。……”宣称中国只有实行君主制才能“享数百年或数十年之幸福”，并命令各地立即改用宣统年号，悬挂黄龙旗(172)。7月1日早晨，北京街头警察叫各户悬挂龙旗，居民没有办法，有的只好用纸糊一面龙旗应付(173)。
只有那些早就盼望着清室复辟的王公贵族和遗老遗少们非常活跃。他们兴冲冲地聚集在皇宫门前等候觐见“皇上”；那些没朝服的人则急忙到估衣铺去抢购朝服，没有发辫的人则到戏装店定作用马尾制的假发辫。他们穿着袍服马褂，晃着大辫子（有些人是假的）招摇过市，“有识者则指于道旁曰：此某尚书也，此某侍郎也。……在宫内，内务府的人员穿戴特别整齐。四个太妃几乎天天都去神佛前烧香，乐得不知怎么是好(174)。
张勋及其复辟集团的倒行逆施，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复辟消息传到上海后，孙中山极为愤慨，当即召集章太炎、唐绍仪、程璧光等在寓所会商，随即发表讨逆宣言，指出：“此次讨逆之战，匪特为民国争生存，且为全民族反抗武力之奋斗。”(175)并令各省革命党人“出师讨逆”，还派员北上策动。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一部接令后，即向天津方向移动(176)。当时，章太炎还提出迎黎元洪南下在沪组政府的建议。6日，孙中山偕廖仲恺、朱执信、章太炎等人乘军舰南下，谋在广州组织武力讨伐张勋。
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推动下，上海和南方许多城市相继掀起口诛笔伐、申讨张勋复辟的强大舆论。7月2日，上海《民国日报》发布《讨逆檄》，严正宣布张勋、康有为已成民国叛逆，“再有言调和者，国民当以国贼视之”。同日，《中华新报》也大声疾呼：“只有杀开一条血路，再无反顾之势。”上海其他各报，如《时报》、《民国大新闻报》、《新闻报》也都态度明朗。自7月3日起，各报每日都以大量版面刊登各界人士声讨张勋的通电，报道各地反对复辟的消息。支持复辟的报纸，只有康有为主办的《国是报》，但不久也因排字工人拒绝排印而停刊。各界团体也闻风而起。7月2日，上海中华民国公民会、学生救亡会、平民求治社等团体都召开紧急会议，到会人员异常愤激，一致主张“组织义师，扫灭妖氛”(177)。同时，学生救亡会、中华民国公会、上海神州女界协济社、中华政法学会、中华共和保障会、基督教公民等团体纷纷发表通电、公函，号召各界“投袂奋起，群策群力，共拯危亡”(178)。上海工商界也参加了反复辟的斗争。3日，沪北、沪南两商会邀集各业同人紧急会议，决定反对复辟，并致电冯国璋，要求“维持共和国体”(179)。商会还联合上海县教育会，在6日至8日“高揭共和国旗三天”，以示拥护共和，反对复辟(180)。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宣传反复辟别开生面，特创以五色旗为商标的“爱国牌”香烟，并将此烟捐献几十大箱，犒劳准备北上讨逆的军队。
两湖各界声讨复辟的舆论也非常激烈。长沙广益学校教师鲁赫喧听到张勋复辟，为号召讨逆，断指血书“护法讨贼”四个大字，以震视听(181)。3日下午，长沙市民万人集会，誓师拥护共和，反对复辟(182)。5日，华容商人李醉白谒见湖南督军谭延闿，表示愿意捐钱万串，帮助讨伐张勋(183)。次日，商轮公司同人决定，当湘军出师北伐时，该会同人每日从收入中提十分之二作为军饷(184)。在湖北，“武汉各界人士初闻复辟之说，皆不信”，及经证实后，“无论绅商士庶、贩夫走卒，皆表示一种反对态度。民情愤激，有过于袁氏称帝之时。……各政团党会莫不急祛私见，开联合会议，筹商救亡之策。各团体亦纷纷开会，文电纷飞，表示反对”(185)。
复辟消息传到两广后，各界发起组织“国民哭临大会”。“上至官长，下至舆夫，无不痛心疾首，表示反对”(186)。“哭临大会”后又改名为“国民护国后援会”，鼓吹武力讨伐张勋。
在复辟祸首张勋、刘廷琛和万绳栻等人的家乡江西，各界民众反对复辟的情绪也不稍逊于其他地方。南昌各报从复辟发生后，同声谴责张勋等，斥其为“祸胎”，给江西人民带来耻辱。在群众的谴责下，甚至刘廷琛和万绳栻的家属都不能在家乡安身(187)。
在北京城内外，辫子兵持刀禁谈“复辟之是非”，“对于没有辫子的人们，真是气焰万丈”(188)。复辟当日，李大钊愤然离京赴沪。3日，鲁迅（时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冒雨到教育部提出辞职，以示抗议。复辟后一、二日内，《国民公报》、《真共和》、《东大陆》、《大中》、《大中华》、《启明》、《六更公报》等大小十一二种报纸先后停刊，“以避不随心之言论”(189)。市民对龙旗“无欢呼，无庆祝，衙门中人皆垂头丧气”，“辄见频摇其首”(190)。
旅外公民、学生及南洋华侨也对张勋复辟表现了极大的义愤。7月7日，工商界侨民一万五千人发表讨逆通电，建议“各省区各盟旗尽量地组织”“平民自立讨逆军”，“杀除叛国之群贼，扫清帝制之毒根”(191)。8日，留日的中国学生一千余人在东京召开讨逆大会，戴天仇（戴季陶）在演讲中说，前清“遗孽一日不除尽，中华民国国基一日不能巩固”。何香凝挥泪疾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号召男女青年一致奋起，“尽国民一分子之责任”(192)。
人民群众的反复辟斗争，由于张勋的迅速垮台，历时很短，但这次斗争的广泛性、群众性却非常突出。它表明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要求民主共和，反对封建专制，已成为古老中国新时代的潮流。
张勋复辟集团原以为，只要他们在北京干起来，至少北洋各省督军们及陆荣廷会降心以从，然而形势的发展完全出乎他们的预料。
复辟发生后，各省军政长官，包括曾宣布独立的各省，响应者也寥寥无几。二十余省的军政大员，只有原直隶省长朱家宝在授任伪民政部尚书后，上折“谢恩”(193)；在天津养病的吉林督军孟恩远接伪谕后，派人到长春宣布接任吉林“巡抚”，并上表“谢恩”(194)；此外还有自立为绥远都统的王丕焕接到伪谕，率同官员“望阙叩头”。全国大多数军阀，在观望一阵以后，看见复辟不得人心，都相继表示反对。
7月1日，张勋派梁鼎芬去找黎元洪，要他在“奏请归还大政”的奏折上签字，遭到黎的严辞拒绝。次日，黎又采纳张国淦的建议，特任冯国璋以副总统代总统职务，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派秘书覃寿堃星夜赶往天津，将委任令交段祺瑞。当天，张勋逼迫黎元洪一日内交出总统府，并派兵更换原总统卫队。这时，黎得陆军部次长蒋作宾帮助，避入东交民巷，先投法国医院未被接纳，又折入日本使馆武官随员斋藤少将的宿舍。次日，日本公使宣称，黎元洪已进入日本使馆区，按照国际惯例，予以保护(195)。
段祺瑞在津得知张勋发动复辟后，立即集合左右商讨对策，决心利用这一时机，重新登台。3日，段祺瑞匆匆向全国发出反对复辟的通电。电文说：“天祸中国，变乱相寻。张勋怀抱野心，假调停时局为名，阻兵京师，至七月一日遂有推翻国体之奇变。窃惟国体者，国之所以与立也，定之匪易。既定后而复图变置，其害之中于国家者，实不可胜言。……民国肇建，前清明察世界大势，推诚逊让。民怀旧德，优待条件，勒为成宪。……今翻云覆雨，我国人虽不惜以国为戏，在友邦岂能与吾同戏者？内部纷争之结局，势非召外人干涉不止，国运真从兹斩矣。若曰为清室耶？清帝冲龄高拱，绝无利天下之心。……今兹之举，出于逼胁，天下共闻。……祺瑞罢斥以后，本不敢复与闻国事，……既已服劳于民国，不能坐视民国之颠覆分裂而不一援。且亦曾受恩于前朝，更不忍听前朝为匪人所利用，以陷于自灭。”(196)这个通电是梁启超为段祺瑞起草的，从电报的字里行间，可以清楚地看到“先朝旧臣”的本色。
复辟后第二天，研究系的机关报《晨钟报》，暂移天津出版。北洋派和交通系各报如《公言报》、《民言报》等停刊。
是日，冯国璋也通电反对复辟。电文指斥张勋“奉令入京，调停时局，忽以兵力包围清宫，逼勒清帝，擅行复辟”(197)，表示要“誓扫妖氛，恭行天罚，刻日兴师问罪，殄此元凶”。在段祺瑞、冯国璋通电反对复辟之前，已有湖南督军谭延闿、湖北督军王占元、浙江督军杨善德等通电反对复辟。继段祺瑞、冯国璋之后，直隶督军曹锟、贵州督军刘显世、广东督军陈炳焜、山西督军阎锡山、山东督军张怀芝、河南督军赵倜、福建督军李厚基等也相继发表通电，反对复辟。
南北军阀反对清室复辟，其目的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正如上海一国民党人组织的团体在致浙督杨善德的电报中所指出的，杨善德等北洋督军“前日与张逆一致行动，固为保全禄位，而今日之反对复辟，空言敷衍民党，亦无非保全禄位”(198)。
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帝国主义国家（荷兰除外），出于自身利益，对复辟也普遍持反对态度(199)。日本态度已如前述。6月，美国外交部也公开表示“不愿见帝制复现于中国”(200)。复辟发生后，英国、美国、法国、俄国和日本五国联合警告张勋，要他保证黎元洪人身安全(201)。此外，外国人办的报纸，反对复辟的态度都十分明朗(202)。
张勋复辟集团失去国内国外的支持，其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四 复辟失败和段祺瑞的乘机再起" class="reference-link">四 复辟失败和段祺瑞的乘机再起
张勋宣布复辟的次日（7月2日），段祺瑞与徐世昌略事商讨后，便偕同靳云鹏、张志潭、梁启超、汤化龙等人从天津乘汽车赶往马厂，组织武力，讨伐张勋。
段祺瑞要在天津附近组织讨张的军队，也有一番周折。当时驻京畿的军队除张勋辫军外，十一师（师长张永成）驻北苑，十二师（师长陈光远）驻南苑，十三师（师长李进才）驻西苑。此外还有近畿第一旅（旅长张锡元）、近畿第二旅（旅长吴长植）和江朝宗统领的京城卫戍军驻扎北京城内。这些军队的将领在复辟发生后态度暧昧。江朝宗、陈光远、张永成、李进才、张锡元、吴长植等人都在宣告复辟的通电上列名，段祺瑞不敢打这些人的算盘。除以上京畿驻军外，直隶北部还有：一师（师长蔡成勋）驻宣化，八师（师长李长泰）驻马厂，三师（师长曹锟）、二十师（师长范国璋）驻保定，十六混成旅（旅长杨桂堂）驻廊坊。上述各军队的将领除蔡成勋外，都未列名复辟通电，多数尚在观望，有的已表示反对复辟。但是这些军队大都非段祺瑞的嫡系，使段大费踌躇。段与左右再三商讨，最后确定运动驻马厂的八师发起讨伐张勋的军事。该师团长阎繁瑞、阎繁敏原系段的马弁，师长李长泰与段私交甚厚。与此同时，段还派人运动驻廊坊的十六混成旅。该旅旅长原为冯玉祥，4月初被段的心腹排挤，改任直隶巡防营统领。冯走后，十六混成旅旅长由原参谋长杨桂堂继任。杨平庸无能，冯的潜势力仍在。复辟发生后，张绍曾、陆建章都有所举动，段祺瑞深恐冯玉祥为他人利用，赶快重新任命冯指挥第十六混成旅。
3日，驻保定第三师师长曹锟，在密电征得冯国璋的意见之后，通电宣布反对复辟，参加讨逆，从而加强了段祺瑞讨逆军事的阵容。当日，段在马厂召集军事会议，组成“讨逆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研究系政客梁启超、汤化龙，交通系政客叶恭绰和段的亲信徐树铮、靳云鹏、傅良佐、曲同丰、陈文运、魏宗瀚、张志潭、曾毓隽、丁士源、张弧、任凤苞以及徐世昌派的陆宗舆、张国淦、吴鼎昌等人都参加讨逆军总司令部，分任各职(203)。
马厂会议决定：讨伐张勋的军事行动，分东西两路同时进行。西路由曹锟任司令，率三师、二十师沿京汉路北上；东路由段芝贵任司令，督八师和十六混成旅集合于廊坊，然后沿京津铁路西进。4日，段祺瑞、冯国璋联名通电，列举张勋等人破坏民国的八大罪状，宣布讨伐。同日，八师自马厂誓师出发，经天津赴落垡、廊坊。
讨伐张勋的军事自7月5日开始。5日凌晨4时，讨逆军东路军八师一部在廊坊、万庄之间与辫军首次接战。辫军无备，稍事抵抗，即退往丰台，讨逆军追至黄村（今大兴县城）以北。同日，西路军三师也乘火车北上，占领涿州、良乡，直抵芦沟桥(204)。6日，讨逆军东路冯玉祥部也参加战斗，与八师王汝勤部合兵追击辫军至丰台以东。同日，由南苑航空学校组成的讨逆航空队轰炸了丰台辫军的阵地(205)。7日，讨逆军攻丰台，东路先发起。辫军正在抵抗之际，西路会同新加入讨逆阵营的十二师陈光远部自西发起攻击，辫军不支，向西北逃窜。原依附张勋的近畿第二旅吴长植部在战场上倒戈。正午，讨逆军完全占领丰台。据曹锟报告，此役辫军仅死“数十名”，“我军人马一无损伤”，可见战斗并不激烈。同日，西路三师吴佩孚旅占领协寨、跑马厂等地(206)。自此，北京城东南要隘尽为讨逆军控制，辫军只得紧闭城门，龟缩在北京城内。
与进攻丰台同时，讨逆军航空队轰炸了北京城内辫军营地和清宫。投下的三枚炸弹，两枚落在宫内，炸伤轿夫一名，使辫军人人自危，惶惶不安(207)。清室不得已，才出面托日本公使林权助函劝段祺瑞停止轰炸(208)。
叶恭绰出任讨逆军司令部交通处长，对讨逆战事顺利展开作用颇大。经他运动，京奉、津浦、京汉三路局将大批客货车皮集中于天津和保定，载讨逆军北上；同时又将徐州附近各车段的空车皮完全调走，使徐兖地区的辫军不能北上增援张勋(209)。
研究系的重要成员几乎全体出动，为段祺瑞出谋划策，摇旗呐喊。梁启超、汤化龙直接参加“讨逆军总司令部”，这一时期段向外发布的重要文电，都是梁启超的手笔。熊希龄则躲在幕后为段祺瑞向四方活动。7月1日，复辟消息一传出，熊即致电上海赵凤昌，要他疏通国民党人与段祺瑞“速释嫌怨”，联合起来反对张勋。“万不可于北军范围内发起革命军，恐北方将领畏有萧墙之祸，反致团结一气，投入复辟漩涡”(210)。4日，熊希龄再电赵凤昌，请“设法运动海军……开赴大沽”，威胁辫军，并促使当时态度尚不明朗的陈光远、蔡成勋两部迅速加入“讨逆军”(211)。
随着“讨逆军”在军事上的进展，段祺瑞于5日将司令部自马厂移至天津，并通电宣布就任国务总理，暂以直隶省公署为办事处。
段祺瑞早于2日已收到黎元洪重任他为国务总理的命令，但当时他的左右意见不一：丁士源为首的一派，主张抛开黎元洪，自立旗帜；另一派以张国淦为代表，主张接受黎元洪的命令，就任总理，名正言顺，便于号召。段经过考虑，采纳了后一种意见。
张勋在北京发动复辟后三日，仍得不到外省响应，大为恐慌。4日，他致电参加徐州会议的各省军阀说，第四次徐州会议，首由张怀芝、倪嗣冲等人“揭出复辟宗旨，坚明要约”，自己“带队北上，临行通电，谆谆以达到会议词旨为言”，而现在复辟已实行，“诸公意怀观望，复电多以事前未商为言，闻之不胜悚愧”(212)，要求他们实践前言，赞助复辟。6日，他又有电致北洋各督军说：复辟之举，“凡我同袍各省，多与其谋。东海（徐世昌）、河间（冯国璋）尤深赞许，信使往返，俱有可征”(213)。但是，张勋的哀求与威胁，丝毫不能改变自己的困境。没有一个北洋“同袍”肯于此时为张解围，而原来附张的孟庆远、王丕焕等人见势不好，也都倒戈。
随着辫军的接连失利，龟缩在北京城内的复辟集团也动摇瓦解。当日鼓吹复辟最甚的张镇芳等人争相外逃。9日，张镇芳和雷震春在丰台车站被“讨逆军”查获。同日冯德麟亦在天津车站被拘获。
张勋见大势已去，只得一面向伪清廷提出辞职，一面央请北京公使团出面“调停”。8日，溥仪发布所谓“谕旨”，准张勋辞去“内阁议政大臣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内阁政务暂由王士珍“妥慎办理”，俟徐世昌来京，“再会同筹商善后办法”(214)。经徐世昌斡旋，段祺瑞派出讨逆军的交涉处长刘崇杰入京，与各国使团接洽。刘崇杰代表段向张勋提出了实行停战的三个最低条件：一、取消复辟；二、保全清室优待条件；三、在京定武军立即解除武装(215)。但张勋还企图带兵退归徐州老巢，不肯解散辫军，谈判破裂。11日晚，讨逆军通知外交使团，和平解决已无可能，但军事行动将竭力设法限制在不危及在京外国人的范围(216)。
继陈光远之后，十一师张永成部也参加讨逆军事，与十二师组成讨逆军中路，由陈光远任司令。东路、西路和中路讨逆军计达十八旅五万七千余人(217)。12日拂晓，讨逆军分三路向北京城内的辫军发起总攻。东路军八师和十六混成旅自城南经永定门直取天坛，西路军三师自城西占领彰仪门；中路军十一师、十二师占领了朝阳门。当时，辫军分两处设防：城外统领李绍臣率步兵六营守天坛；城内统领苏锡麟率一营卫队、一营炮兵和两营步兵驻守辫军大本营南河沿地区（当时辫军在南河沿张勋宅周围设防。南起前门，沿东华门向北一直到景山、北海、西四牌楼一线）。讨逆军发起进攻后，天坛辫军稍作抵抗，经段芝贵许以缴械投降不加追究，并发给三个月军饷后，即放下武器。南河沿地区直至中午才结束战斗。初时辫军恃天安门城门墙坚壁厚，进行抵抗，讨逆军无法前进。直至11时，讨逆军炮轰张宅，张勋始在外国人保护下逃往荷兰使馆，苏锡麟缴械投降(218)。这场讨逆战争也就到此结束。张勋的复辟丑剧，只经历短暂的时日，即以彻底失败而告终(219)。
段祺瑞能如此迅速地平息辫军的抵抗，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如前所述，寺内正毅的心腹西原龟三，于六七两月间一直潜伏于天津，为段出谋划策。在战争紧急关头，日本在华的金融机关及时向段提供了大笔军费。7月12日，直隶财政厅长汪士元以补助直隶金融费用为名，在天津向日本三菱洋行借款一百万日金。这笔钱实际上完全充作讨逆军的军费(220)。同日，讨逆军东路司令段芝贵通过日本公使林权助，向日本正金银行借款八万银元，用来收买驻守天坛的辫军(221)。段祺瑞重掌北京政权以后，急忙向西原表示：政局几经变化，再度出任总理，“中日两国如欲加紧协作……舍此当无更好的机会”(222)。此后，皖系军阀便有恃无恐地加深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勾结。
7月6日，冯国璋在南京宣布就任代理大总统，同日下令将李经羲免职，正式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祺瑞私下早已开始组阁的活动。张勋复辟不仅帮助段解决了总统黎元洪和国民党占优势的国会，而且为组织完全排除国民党人的内阁创造了条件。由于研究系为皖系反对国民党和黎元洪效了大力，段便起用不少研究系政客，组成段派官僚和研究系的混合班子。而研究系与冯国璋也一向有所拉拢，所以冯对段的内阁班底表示赞同(223)。14日，段由津入京。次日，冯国璋任命汪大燮、刘冠雄为外交、海军总长。18日，冯又任命五名总长：内务汤化龙，财政梁启超，司法林长民，农商张国淦，交通曹汝霖(224)。
冯国璋虽通电接受代理总统，但对于是否北上正式继任总统却犹豫了很久。当时，冯派、段派内部对此问题都有歧议。在段的左右，徐树铮、丁士源一派恐冯手握兵权，再加总统名义，比黎元洪更难对付，力主段自行摄理总统。张志潭、张国淦一派则主张黎元洪解职，由冯国璋北上继任，比较合乎情理；而且把冯调离南京，比较更容易对付。段派内部尚在酝酿之际，李纯、曹锟等纷纷通电拥护冯国璋北上就职。段祺瑞恐因此问题在北洋派内部闹起风波，便采纳张志潭等的意见，派靳云鹏南下劝冯北上(225)。冯国璋左右对冯是否应北上也意见纷纭。冯的女婿陈之骥等认为冯不能离开经营有年的南京和自己的军队，去北京做空头大总统；而冯的参谋长师景云等则认为，中央无主，元首虚悬，是冯扩大权势的大好机会。冯本人尚在犹豫，靳云鹏已衔命来到南京，向冯国璋表示：段祺瑞此次组阁，一定服从冯国璋，并以“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等语，力促冯、段合作。在师景云、靳云鹏等人怂恿下，冯国璋终于答应北上就总统职，但提出必须以调江西督军李纯接替他走后所遗的江苏督军职务为条件，此外，提升十二师师长陈光远为江西督军，接替李纯。段祺瑞原打算以自己的心腹段芝贵接替冯国璋出任江苏督军，但为了对付西南，稳定政局，只好答应冯的条件。同时，段也提出交换条件：任命傅良佐为湘督，段芝贵为京畿警备总司令，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冯国璋见段已同意李纯和陈光远的任职，也接受了段的交换条件(226)。冯、段幕后交易做成后，7月29日，冯国璋通电宣布：黎元洪“坚持引退，长此濡滞，则政令多歧，人心不定，进退维谷，负疚弥多。兹定于三十一日早自宁出发至京，亲造黄陂寓邸，固请复位，使国璋卸去代理职权，不胜大幸”(227)。
冯国璋所谓进京敦请黎元洪复位，当然是骗人的鬼话。8月1日，冯率警卫部队抵北京，当天上午到东厂胡同拜访事先特意从避居的法国医院中赶回来迎候的黎元洪。二人见面后，冯假意劝黎复位。黎当然明白冯的用意，坚决拒绝。冯敷衍了几句即欣然离去。4日，冯通电宣布代理总统。
北京政府表面上在冯、段合作的新体制下重新组成了。但是，这一体制仍是脆弱的。冯、段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利害冲突，实际上处于对立的地位。冯国璋上台前，二人在用人与地盘上的讨价还价已为新的府院之争埋下了伏线。
张勋复辟平定之后，对德国宣战一事再度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一次由于再不存在国会干扰的问题，因此宣战命令顺利发表，并且将宣战的范围扩大到德国的主要盟国奥地利。8月14日，北京政府发布《大总统布告》，正式宣布对德、奥宣战。布告声称：“我中华民国政府前以德国施行潜水艇计划，违背国际公法，危害中立国人民生命财产，曾于本年二月九日向德政府提出抗议，并声明万一抗议无效，不得已将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等语。不意抗议之后，其潜水艇计划曾不少变，中立国之船只，交战国之商船，横被轰毁，日增其数。……遂于三月十四日向德政府宣告断绝外交关系，并将经过情形宣示中外。……乃自断交以后，历时五月，潜艇之攻击如故。非特德国而已，即与德国取同一政策之奥国，亦始终未改其度。既背公法，复伤害吾人民，我政府责善之深心，至是实已绝望。爰自中华民国六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时起，对德国、奥国宣告立于战争地位。所有以前我国与德、奥两国订立之条约及其他国际条款、国际协议属于中德、中奥之关系者，悉依据国际公法及惯例，一律废止。”(228)该布告由段祺瑞及各部总长汪大燮、汤化龙、梁启超、刘冠雄、林长民、范源濂、张国淦、曹汝霖联名副署发表。
是日，外交部照会各协约国、中立国驻华公使以及德国驻京代表（中德断交后，德国委派一名代表照看在华利益）、奥地利驻华公使，通告中国对德、奥宣战。美、英、法、日、意、俄等国公使当即复函外交部，对中国参战表示欢迎。然而奥地利公使则在复函中声明：“此项宣战，本公使以为违背宪法，当视为无效。盖按黎前大总统之高明意见，此项宣战之举，应由国会两院同意赞成，方可施行。”(229)外交部认为，中奥已为敌国，不能接受这一公文，当即将公文退还奥地利公使。其实，由于段祺瑞根本不愿恢复旧国会，因此宣战案也无法提交国会。该宣战案是在一年之后，仅仅于战争结束前数日，才为安福国会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以协约国胜利、德国战败而告终，中国自然也忝居于战胜国之列，段祺瑞因对德宣战有功而捞取了一笔政治资本。
宣布对德宣战后，段祺瑞为了进一步控制军队，并筹建自己的嫡系武装，以便同南方作战，消灭异己，便以参战为名，于1918年3月1日成立了参战督办处，由他的心腹干将靳云鹏任处长（后又由段亲自任处长，故当时人称“段督办”）。参战督办处和随后用日本借款建立的参战军（后改为国防军、边防军），成为皖系军阀统治的一大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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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复熊铁崖、刘希陶电》（1916年7月18日），《护国之役文电稿》。
(2) 《宪法（案）研究会之先声》，《晨钟报》，1916年8月23日。
(3) 《组织宪法研究会》，天津《大公报》，1916年8月24日。
(4) 《晨钟报》，1916年9月2日。
(5) 《宪法研究同志会开会》，《大公报》，1916年9月3日。
(6) 《致熊铁崖、刘希陶电》（1916年8月21日），《护国之役文电稿》。按，梁电中所说某党稳健分子系指谷钟秀、张耀曾、李根源等人；流氓草寇指中华革命党议员马君武、居正、田桐等及孙洪伊为首的韬园系议员。
(7) 《中华新报》，1916年7月29日。
(8) 李根源：《雪生年录》卷2，第15页；《我与政学会》，《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参见韩玉辰：《政学会的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9) 国民党人在国会恢复后各派分合概况，表解如下：
(10) 《晨钟报》，1916年9月14日；《大公报》，1916年9月15日。此后，进步党即被世人称为研究系。
(11) 《民国日报》，1916年10月21、23日。
(12) 《晨钟报》，1916年10月21日；《民国日报》，1916年10月23日。
(13) 《民国日报》，1916年12月11日；《晨钟报》，1916年12月9日。
(14) 《民国日报》，1916年12月10日—15日。
(15) 《晨钟报》，1916年10月17日。
(16) 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17) 《民国日报》，1916年7月20日；《中华新报》，1916年7月19日。
(18) 《民国日报》，1916年10月20日。
(19) 《中华新报》，1916年6月14日。
(20) 《晨钟报》，1916年9月25日。参见《中华新报》，1916年9月29日。
(21) 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22) 重庆《商务日报》，1916年10月9日。
(23) 《中华新报》，1916年9月27日。
(24) 《政府公报》，1916年9月30日，第266号。
(25) 《民国日报》，1916年10月4日。
(26) 邹鲁：《查办张勋案》，《回顾录》卷2，第96页。
(27) 邹鲁：《查办张勋案》，《回顾录》卷2，第96页。
(28) 《徐树铮致张勋函》（1916年8月29日），《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6页；曾毓隽：《忆语随笔》，《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22页。
(29) 邹鲁：《回顾录》卷2，第95—96页。
(30) 邹鲁：《查办张勋案》，《回顾录》卷2，第86页。
(31) 北洋政府国务院档案。参见《民国日报》1916年11月26日。
(32) 《中华新报》、《民国日报》，1916年9月29日。
(33) 重庆《商务日报》，1916年10月13日、19日。
(34) 《新青年》第2卷第6号：《国内大事记》。参见曾毓隽：《忆语随笔》，《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22—23页；《张君劢致梁启超函》（1917年1月5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02页。
(35) 《张勋藏札》，《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22页。
(36) 哀：《政府之所不为》，《民国日报》，1916年9月4日。
(37) 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近代史资料》总40号，第124页。
(38) 《大公报》，1916年8月29日。参见《民国日报》，1916年11月14日。
(39) 张国淦：《黎元洪与段祺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未刊稿。参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第46页。
(40) 《大公报》，1916年8月29日。参见《民国日报》，1916年8月29日。
(41) 北洋政府徐树铮档案。参见《政府公报》，1916年8月29日，第235号。
(42) 《大公报》，1916年9月2日。
(43) 周震鳞在1916年11月4日致孙中山信中说，孙洪伊“自二次革命至今，早与真正之国民党愈接愈近，较之国民党中新官僚分子品格固相霄壤矣”，并说孙“崇拜先生，久出至诚”。《国父年谱增订本》下册，台北1969年出版，第659—660页。
(44) 《徐树铮作祟史》，《民国日报》，1916年8月31日；《徐树铮七大罪案》，《民国日报》，1916年11月14日；《胡瑞霖查办案之索隐》，《晨钟报》，1916年9月20日；《申报》，1916年8月31日。按孙洪伊原为众议院议员，议员法规定，凡议员不能任政府官职。孙任内务总长后，曾辞去议员。
(45) 《府院间权限问题》，《申报》，1916年8月31日。
(46) 《晨钟报》，1916年9月22日。
(47) 《汤化龙启事》，《晨钟报》，1916年10月25日。
(48) 《民国日报》，1916年10月29日；《晨钟报》，1916年10月24日。
(49) 北洋政府国务院档案。参见《民国日报》，1916年11月12、14日。
(50) 《黎大总统请徐东海来京各电》，《文电汇选》，1915—19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未刊稿。
(51) 梁启超：《致籍忠寅转徐世昌》，《护国之役文电稿》。
(52) 《芮恩施致蓝辛电》（1917年2月6日、7日、26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参见芮恩施著，李抱宏、盛震溯译：《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20—21章，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53) 芮恩施著，李抱宏、盛震溯译：《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21章，第188页。
(54)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24页。
(55)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26页。
(56) 《西原借款回忆》，《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136页。
(57) 转引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之参战》，《人文月刊》第7卷第1期。
(58) 《英国驻日大使致日本外务大臣本野照会》（1917年2月16日），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72、73页。
(59) 《日本外务省档案》，第25号，第8228页；第27号，第10369页。
(60) 《蓝辛致芮恩施》（1917年2月10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61) 《蓝辛致芮恩施》（1917年3月2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62) 《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21章，第189页。
(63)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27页。
(64)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29页。
(65) 《西原借款回忆》，《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135—137页。参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11页。
(66) 《节略》要点为：一、停付德、奥两国赔款，暂缓十年偿付协约国赔款；二、同意中国将进口税增至百分之七点五，待裁撤厘金后，增至百分之十二点五；三、取消辛丑条约关于不允许中国在天津驻军等条款。见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芮恩施致蓝辛电》（1917年3月18日）。
(67) 《中华新报》，1917年3月8日、9日；《民国日报》，1917年3月8日。
(68) 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69) 《汤化龙在宪法研究会上演说》，《晨钟报》，1917年5月4日。
(70) 《致段祺瑞函》（1917年3月7日），中华书局藏手抄本。
(71) 《中华新报》，1917年3月9日。
(72) 《中华新报》，1917年4月1日。
(73) 许田：《对德奥参战》，《近代史资料》总2号，第68页。
(74) 指伍廷芳、陈锦涛、王正廷和陈友仁等，这些人也可列入国民党范围之内。
(75) 《张勋藏札》，《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44—45页。
(76) 北洋政府国务院档案一〇〇二，485。
(77) 许田：《对德奥参战》，《近代史资料》总2号，第65页。
(78) 《冯国璋致北洋各省密电》（1917年3月21日），原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79) 《冯国璋电稿》，北洋政府零散军事档案。
(80) 《冯国璋致禁卫军铣电》（1917年4月16日），《近代史资料》总40号，第66页。
(81) 《晨钟报》，1917年5月2日；《中华新报》，1917年5月3日；《民国日报》，1917年5月3日。
(82) 《中华新报》，1917年5月3日；《民国日报》，1917年5月3日。
(83) 《日本与中国——大正时代》，第115页。
(84) 《中华新报》，1917年5月11、12日。
(85) 《中华新报》，1917年5月4日。
(86) 《民国日报》，1917年5月5日；《中华新报》，1917年5月5、7日。
(87) 《众议院公报》第2期，第112号，1917年5月13日。参见《雷震春、张镇芳函》（1917年5月11日），《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49—50页。
(88) 《晨钟报》，1917年5月11、12日。
(89) 《傅良佐致吴光新电》（1917年5月9日），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90)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20页。参见《张勋藏札》，《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49—50页。
(91) 《晨钟报》，1917年5月18日。
(92) 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93)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20页。参见《晨钟报》，1917年5月13日。
(94) 《专电》，《民国日报》，1917年5月16日。
(95) 顾敦：《中国议会史》，苏州木渎心正堂1931年版，第255页。
(96) 《民国日报》，1917年5月22日。
(97) 《民国日报》，1917年5月23日。
(98) 《张勋藏札》，《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51页。据1917年5月26日端纳致宋发祥函称：“外交团之意见，皆于违犯宪法举动，极力反对。段若竟施强力，必归失败。”见《近代史资料》总40号，第70页。
(99) 《民国日报》，1917年5月24日。
(100)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21—822页。
(101) 许田：《对德奥参战》，《近代史资料》总2号，第75页。另据1917年5月23日《晨钟报》报导，段祺瑞委派张国淦向黎元洪提出的人选为：内务总长范源濂、外交总长高尔谦、交通总长汪大燮、财政总长李经羲、海军总长萨镇冰、教育总长蔡元培、农商总长夏寿康。两说有很大出入。
(102) 《政府公报》，1917年6月23日。
(103) 许田：《对德奥参战》，《近代史资料》总2号，第76页
(104) 《革命文献》第7辑，台北1969年版，第29页。
(105) 《张勋藏札》，《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44、45页。
(106) 辛亥以后，张勋与许多清朝遗老和王公贵族，在德国帝国主义支持下进行复辟活动，章宗祥所著《东京之三年》、西原龟三所著《梦的七十余年》，以及《郑孝胥日记》中，都有德国人供应张勋金钱、枪炮的记载。分见《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71页；总38号，第49、144页。
(107) 《张勋藏札》，《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44页。
(108) 《张勋藏札》，《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47页。
(109) 《张勋藏札》，《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46页
(110) 《张勋藏札》，《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47页。
(111) 《张勋藏札》，《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36—37页。
(112) 《民国日报》，1917年5月24日；《晨钟报》，1917年5月24日。
(113) 《徐州特别通信》，《中华新报》，1917年6月1日。
(114) 当时徐树铮对王郅隆说：“张勋是复辟脑袋，先让他去做，我们机会就来了。”见曾毓隽：《忆语随笔》，《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23页。参见《张勋揭露段祺瑞电》（1920年7月20日），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115) 《晨钟报》，1917年5月26日。
(116) 《晨钟报》，1917年6月2日—5日；《中华新报》，1917年6月5日。
(117) 《提出李经羲为总理之经过》，《民国日报》，1917年5月28日。
(118) 《黎元洪致李经羲电》，《民国日报》，1917年5月31日。《政府公报》，1917年5月28日。
(119) 《中华新报》，1917年6月1日。
(120) 《张作霖上大总统电》，《中华新报》，1917年6月2日。
(121) 许田：《对德奥参战》，《近代史资料》总2号，第77页。
(122) 北洋政府国务院档案一〇〇二，233。
(123) 《天津之总参谋处》，《晨钟报》，1917年6月4日；《中华新报》，1917年6月5—7日。
(124) 《蓝辛致芮恩施电》（1917年6月4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参见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44页。
(125) 《蓝辛致芮恩施电》（1917年6月4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参见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44页。
(126) 《美国提议对华劝告经过概要》，《日本外务省档案》，第24号，第8158页。
(127) 《中华新报》，1917年6月7日。
(128) 《夏寿康往来函电》，《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180—181页。
(129) 《夏寿康往来函电》，《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182页。
(130) 张勋于1917年6月6日通电各省督军：“奉命入京调停国事，规定本月七日首程北上．特闻。”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一〇一一，45。
(131) 《晨钟报》，1917年6月9日。
(132) 《晨钟报》，1917年6月9日、10日。
(133)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
(134) 1617年5月，黎元洪曾驳回北洋督军团要求解散国会的呈文，并表示为维护《临时约法》和国会，“不违法、不盖印、不怕死”。《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186页。
(135) 北洋政府国务院档案。
(136) 北洋政府大总统府档案。
(137) 《政府公报》，1917年6月13日。
(138) 《政府公报》，1917年6月14日。
(139) 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140) 《日本外务省档案》MT80号，第5407—5409页。
(141)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43—44页。参见《中华新报》，1917年6月7日。
(142) 西原作为寺内特使，曾于1916至1918年数度前来中国与皖系军阀勾结。关于他经手的借款问题，第五章还有专节述及。1917年5月段祺瑞被免职下台后，他潜来中国，为段棋瑞出谋划策。详见西原龟三：《梦的七十余年》，第198—200页。
(143) 许田：《对德奥参战》，《近代史资料》总2号，第77页。
(144)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44页。
(145)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44页。另见《林权助笔下的张勋复辟》，《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115页；王武：《张勋复辟逸史》，全国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王文说，张勋率军北上，“田中乃急派日人中岛比多吉在半途追阻，议缓期举行，故张勋到天津遂屯兵不前”。另有《张勋与佃信夫》一文说，田中在徐州会见张勋时，也面谕张勋，复辟“时机尚早，希慎重考虑”。《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126页。
(146)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43页；《林权助笔下的张勋复辟》，《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113—114页。
(147) 《张勋与佃信夫》，《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126页。升允，字吉甫，清末曾任陕甘总督，辛亥革命时顽抗失败，逃窜哈尔滨，在满蒙王公支持下，勾结沙俄和日本，招收马贼，组织各种复辟武装，与张勋相呼应。
(148)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2册，第28页。
(149) 冷汰：《丁巳复辟记》，《近代史资料》总18号，第111页。参见赵星缘：《张勋与宣统复辟》；王武：《张勋复辟逸史》，全国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150) 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151) 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152)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46页。
(153) 《中华新报》，1917午6月21日。
(154) 北洋政府江苏督署档案。
(155) 北洋政府江苏督署档案。
(156) 许田：《对德奥参战》，《近代史资料》总2号，第77页。
(157) 《中华新报》，1917年6月24日。另见同日《民国日报》。
(158) 《西原借款回忆》，《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143页。
(159) 原李经羲提名的内阁阁员有张謇、严修、赵尔巽等“名流”。但这些“名流”不肯应召就职，李只得任命李、龙、江等人为阁员。
(160) 据冷汰《丁巳复辟记》载，“张（勋）既闻日人言，到津后，沮之者尤众，意稍移。刘公（刘廷琛）愤其失信，语侵之。退草一函以贻之，责其欺君卖友。张亦怒，事遂中挫。”（《近代史资料》总18号，第111页）；据陈毅记载，“张公（张勋）军过天津，顿而后进，饴山（王宝田）托病去，潜楼（刘廷琛）愤甚，交几绝，予亦谢不前。”（陈毅：《丁巳同难图记》，《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95页）刘廷琛，字幼云，别号潜楼，江西德化人，光绪甲午科进士，为翰林院编修。1906年任陕西提学使，后任学部右参议、京师大学堂总监等职。辛亥后往来于上海、青岛之间，积极策划复辟，为遗老首领。王宝田，字饴山，山东人，清末曾任兖州团练使，辛亥以后留居山东，1913年在刘廷琛鼓动下，参与复辟清室的活动。
(161) 冷汰：《丁巳复辟记》，《近代史资料》总18号，第111页。
(162) 冷汰：《丁巳复辟记》，《近代史资料》总18号，第111页。
(163) 冷汰：《丁巳复辟记》，《近代史资料》总18号，第111—112页。
(164) 《沈曾植函稿》，《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88页。
(165) 王益知：《康南海史料商榷》，《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第248页。
(166) 王益知：《康南海史料商榷》，《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第251页。
(167) 《郑孝胥丙丁日记》，《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笫74—75页。
(168) 王武：《张勋复辟逸史》，全国政协未刊稿；冷汰：《丁巳复辟记》，《近代史资料》总18号，第113页。
(169) 冷汰：《丁巳复辟记》，《近代史资料》总18号，第113页；《陈光远报告张勋在京复辟活动致冯国璋电》（1917年7月8日），北洋政府大总统府档案；上海文艺编译社编：《复辟始末记》卷上，第49页。
(170) 溥仪：《复辟的形形色色》，《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第15—16页；冷汰：《丁巳复辟记》，《近代史资料》总18号，第113—114页。参见《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第36页。
(171) 《内阁官报》第1号，1917年7月2日（旧历五月十四日）。
(172) 《内阁官报》第1号，1917年7月2日（旧历五月十四日）。
(173) 溥仪：《复辟的形形色色》，《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第17页，
(174) 溥仪：《复辟的形形色色》，《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第17—18页。
(175) 邵元冲：《总理护法实录》，《建国月刊》第1卷第3期。
(176) 杨虎：《革命缀言》，桂林力报馆1943年版，第17页。
(177) 《中华新报》，1917午7月3日。
(178) 《民国日报》，1917年7月4日。上述团体电函均见7月3日—5日《民国日报》和《时报》。
(179) 《民国日报》，1917年7月4日。上述团体电函均见7月3日—5日《民国日报》和《时报》。
(180) 《时报》，1917年7月4日。
(181) 长沙《大公报》，1917年7月8日。
(182) 长沙《大公报》，1917年7月5日。
(183) 长沙《大公报》，1917年7月8日。
(184) 长沙《大公报》，1917年7月7日。
(185) 《复辟实现后之湖北》，《时报》，1917年7月9日。
(186) 《复辟声中之广东》，《复辟始末记》卷下，第32页。
(187) 《复辟声中之江西》，《复辟始末记》卷下，第33页。参见长沙《国民日报》，1917年7月29日。
(188) 《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鲁迅全集》第6卷，第189页。
(189) 《民国日报》，1917年7月5日。
(190) 《时报》，1917年7月6日。
(191) 《旅外公民讨逆通电》，《民国日报》，1917年7月16日。
(192) 友周；《记留东学生之讨逆大会》，《时报》，1917年7月16日。
(193) 《民国日报》，1917年7月5日。
(194) 《旅外公民讨逆通电》，《民国日报》，1917年7月16日。参见《日本外务省档案》第129号，第2114—2118页；《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139—140页。
(195) 《民国日报》，1917年7月3日。
(196) 《民国日报》，1917年7月5日。
(197) 《民国日报》，1917年7月5日。
(198) 《中华民国护国军后援会致浙江杨督电》，《民国大新闻报》，1917年7月8日。
(199) 这时中国已与德国绝交。
(200) 《顾维钧电报》（1916年6月12日），北洋政府国务院档案。
(201) 《复辟中之京讯》，《时报》，1917年7月5日。
(202) 《西报之评论》，《民国日报》，1917年7月4日。
(203) 《晨钟报》，1917年7月7日。
(204) 《段祺瑞关于廊坊、黄村等地进剿讨逆军战况通电》，《段祺瑞致冯国璋电》（1917年7月6日），北洋政府总统府档案。
(205) 《秦国镛致冯国璋等电》（1917年7月8日），北洋政府国务院档案。
(206) 《曹锟致冯国璋电》（1917年7月8日），北洋政府总统府档案。
(207) 《秦国镛致冯国璋等函》（1917年7月8日）。参见《东方通信社电》，《民国日报》，1917年7月9日；《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第21页。
(208) 《梁节庵先生年谱》，台湾艺文书馆印行，第335—341页。
(209) 陈文运：《复辟之役马厂誓师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42页。
(210) 《熊希龄致赵凤昌函》（1917年7月1日），《赵凤昌藏札》（原件藏国家图书馆善本室）。
(211) 《熊希龄致赵凤昌函》（1917年7月4日），《赵凤昌藏札》（原件藏国家图书馆善本室）。
(212) 《革命文献》第7辑，第76页。
(213) 《晨钟报》，1917年7月9日。
(214) 《紧要新闻》，《晨钟报》，1917年7月10日。
(215) 《东方通信社电》，《民国日报》，1917年7月10日。
(216) 《东方通信社电》，《民国日报》，1917年7月14日。
(217) 《丰台电话》，《晨钟报》，1917年7月11日。
(218) 《段芝贵详报讨逆情形致冯国璋电》（1917年7月12日）；《讨逆军总司令部收复北京致冯国璋电》，（1917年7月12日），北洋政府总统府档案。参见苏锡麟：《我在复辟之役中的亲身经历》，《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
(219) 1923年9月，张勋病死于天津。
(220) 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第152—153页。
(221) 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第152—153页。参见《林权助笔下的张勋复辟》，《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116—117页。
(222) 《西原借款回忆》，《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146页。
(223) 徐树铮反对段吸收研究系入阁，曾向段、冯表示，组阁不宜“偏重党会”，但未被段、冯采纳。见《徐树铮档案》，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参见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近代史资料》总40号。
(224) 内阁共九席，陆军总长由段祺瑞兼任，教育总长为范源濂。《政府公报》，1917年7月15—19日。
(225) 曾毓隽：《忆语随笔》（三），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张国淦：《近代史片断的记录》，《近代史资料》总37号，第166—167页。
(226) 曾毓隽：《忆语随笔》（三），文史资料未刊稿；陈之骥：《冯、段矛盾的焦点及冯联南议和的经过》，文史资料未刊稿；张国淦：《北洋军阀直皖系之斗争及其没落》，《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第44—45页。
(227) 《冯国璋艳电》（1917年7月29日），《近代史资料》总40号，第101—102页。
(228) 《政府公报》，1917年8月14日。
(229) 《东方杂志》第14卷第9号，第215页。
